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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同盟会内部，究竟是否存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这样三种力量的政治分野，也是一个需要重新考虑的问题。 就拿资产阶级自由派来说，这个提法本身就值得推敲。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或自由资产阶级，一般都是作为反动的阶级力量和政治派别看待的。正是在同盟会成立的这一年，列宁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就非常强调要把共和革命派资产阶级的民主和君主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民主区别开来。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再次强调要注意区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两种倾向，即自由主义倾向和民主主义倾向、妥协主义（君主主义）倾向和共和主义倾向。可见，他是把自由主义、妥协主义、君主主义看作同一种政治范畴的。列宁在一九一二年写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这篇重要文章，确曾提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自由派，但说的却是从自由君主派变成自由共和派的资产阶级代表袁世凯。在列宁看来，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特征就是：“拿革命来恐吓沙皇，设法避免革命，奴颜婢膝、低三下四地乞求实行小得可怜的改良来为改良主义道路打下基础。”(《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五四二页。)能不能说同盟会内部存在这样一个政治派别呢？显然不能。 阶级划分是政治派别划分最根本的基础，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我们过去笼统地说同盟会里面有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派，恰好是忽略了阶级划分这个最根本的基础。在辛亥革命时期，不仅已经存在着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划分，而且在民族资产阶级内部也出现了上层和中下层的划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他们的政治代表是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以君主立宪为宗旨的改良派（保皇派、立宪派），他们的政治特征同列宁所说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倒是非常相象。武昌起义以前，这些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完全是公开反对以同盟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因此很难说同盟会内部有他们的分店。 地主阶级反满派也是一个应该重新探讨的问题。李泽厚同志在《章太炎剖析》一文中指出：“所谓当时革命阵营中的‘地主阶级反满派’这一概念的含义、内容、性质、阶级利益，具体说……就并不很清楚，也似乎没人对此作过认真的论述。”(《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对此我有同感。 地主阶级反满派，确切地说，指的是明末清初主张“反清复明”，即力图恢复明王朝的那一部分地主阶级。尽管他们中间有些人思想上具有某些进步倾向，但总的说来并没有超越封建地主阶级的范畴。他们和清朝统治者的斗争，尽管存在着国内民族关系的是非曲直 但归根到底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权利争夺。到了同盟会成立的时候，中国的经济 政治 文化已经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很难设想，古老的封建政治派别会简单地再现，至少也不会原封不动地长期保存下来。 那么，又怎么解释辛亥革命时期反满思想弥漫全国这一历史现象呢？其实鲁迅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因此，他们除翻译东欧和亚洲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文学外，“则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鲁迅：《坟》。)这是由于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清朝政府已经完全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的忠顺走狗，并且在国内继续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反动政策，成为中国各族人民仇恨的焦点。所以，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不借用地主阶级反满派的口号和语言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甚至连孙中山这样的大革命家也不例外。 诚然，二十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当中有些人封建色彩确实浓厚得很。以章太炎为精神领袖，聚集在《国粹学报》、“国学讲习会”、“国粹保存会”周围的一批知识分子，也是“夷夏之辨”之类论调的狂热鼓吹者。我们过去在提到地主阶级反满派时，想到的往往就是这些人。但仔细研究一下，这批人虽然更多地受到地主阶级反满派思想的影响，更习惯于借用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思想材料和语言风格来进行宣传鼓动，但毕竟不能把他们与地主阶级反满派混同起来。关键所在，就是这些人都具有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 以章太炎为例，他不仅把反满与反对封建王权结合起来，而且还把反满与反对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殖民主义压迫结合起来。甚至到一九○八年夏天，尽管他与孙中山的裂痕已经与日俱增，但对《民报》六条主义中最后两条的解释仍然是颇有新意的。他说：“所云‘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者，此本含混言之，要之列国政府必不赞成，唯列国之个人为可。所云‘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者，已明仞不维持世界之伪平和。真正平和云何？曰：使欧美人不得占领亚洲，使亚洲诸民族各复其故国而已。此条主义，往日尚未宣明，今仆始有意发扬之。”(太炎：《答祐民》，《民报》第二二号。)试问，如果他真是一个明朝遗老式的老古董，能够对国际形势作出如此明确的分析，提出这样强烈的反对殖民主义的主张吗？在民权主义方面，他的思想水平远远落后于孙中山，但也并不是主张向封建专制倒退。有的同志抓住《代议然否论》中“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这句话便大做文章，说章太炎一九○八年前后已经摒弃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这恐怕有点牵强附会。因为，《代议然否论》的主旨无非是反对实行议会制，而主要矛头又是指向清政府的假立宪(《代议然否论》后面附有《虏宪废疾》六条。)。议会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政体，但并非唯一的政体。作者说：“余固非执守共和政体者，故以为选举总统则是，陈列议院则非。”根据“恢廓民权，限制元首”的原则，他主张行政、司法、教育三权分立，总统只管行政、国防并充当外交代表，政府予算要公布，加税要取得人民同意，缔约、宣战要经过各县人民代表“与政府抗议”。此外还要保障人民集会、言论、出版等自由。作者在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政体主张之后，归结说：“如上所述，此政体者，谓之共和，斯谛实之共和矣。谓之专制，亦奇觚之专制矣。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这段话的意思本来很清楚，怎么能够解释成作者反对民主共和、拥护封建专制呢？至于民生主义方面，情况比较复杂，但章太炎自从与孙中山结交，直到建立中华民国联合会拥袁反孙以前，他都是主张平均地权的，只是办法与孙不同。有的同志说，章太炎反对“夺富者之田以与贫民”，所以他讲平均地权是假的。但类似的话，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也曾说过，我们怎能要求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正式提出“夺富者之田以与贫民”这样彻底的土地革命主张？如果说章太炎提出的那套限制田产办法解决不了土地问题，那么孙中山的定地价、单一税等等也同样行不通。所以孙中山以后追述他与章太炎的分歧时，指出：“两党（指同盟会与光复会）宗旨，初无大异，特民生之说稍殊耳。”(孙中山：《致陈炯明电》，《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一号。)这种看法比较实事求是，说明孙、章之间在武昌起义以前的分歧，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分歧。 在赞成反清而又标榜“国粹”的这群知识分子当中，确实有些人封建思想更为浓厚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比较淡薄。例如《国粹学报》的主持者邓实，就把反清斗争理解为：“是则吾儒所以致命遂志、杀身成仁、爱国保种、存学救世不刊之大义也。”(邓实：《国学通论》，《国粹学报》第三期。)在他写的许多文章中，怀古过于求新，缺少章太炎早期政论文章那种比较强烈的革命批判精神。他狂热地鼓吹：“故吾人今日对于祖国之责任，惟当研求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种种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学之声价，是则吾学者之光也。”(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九期。)这种迂腐的调子与当时的民主革命时代潮流显然是不协调的。还有一个南社的创始人陈去病，他可以列入鲁迅所说的那一种人：“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宫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鲁迅：《关于左翼联盟作家的意见》。)所以无怪有人说他只相信“一民主义”（即“反满”）。 能不能说邓实、陈去病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就是地主阶级反满派呢？也不能。一、说他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比较淡薄，但不等于说他们完全没有这种思想或反对这种思想。即令是邓实这样的古学崇拜者，他也把自己的事业看成是欧洲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的继续，反对独尊孔学、罢黜百家，并且注意把自己提倡的“国学”与封建统治者提倡的“君学”区别开来。他说：“学在利君而不利民（儒者之学对君言者十之七八，对民言者十之二三），故下流社会罕受其益。学在专制而不能包容，故九流诸子皆归罢黜，而无与比观争胜，是则儒学末流之弊也。”(邓实：《国学通论》，《国粹学报》第三期。)可见，从主观愿望来说，他还是想用资产阶级的东西来改造儒学，只是由于缺少有力的思想武器，以致自己以后反而成为儒学的俘虏罢了。陈去病也是一样。革命准备时期，他曾提倡过文化教育的资产阶级性的改革；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他又始终追随孙中山进行反袁斗争。这些都说明，他的头脑中还是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满与革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象章太炎、邓实、陈去病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大多经历过从封建士大夫向资产阶级改良派转变，接着又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向资产阶级革命派转变的思想发展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反满思想和反满宣传是随着自己革命倾向的加强而不断升级的。我们在研究这些人的阶级属性的时候，必须把反满问题放在他们政治活动的总体中来考察，才可以获得比较确切的了解。三、不管这些人主观上以什么样的历史人物自命，他们的思想既然有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因素，又直接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行列，就不能再把他们看作地主阶级反满派。 有没有完全缺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反满士绅参加了革命行列呢？有的，但武昌起义以前为数不多，而且主要是会党头子。即使是这些人，他们也程度不同地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而从历史实际情况来看，也很难说他们曾经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有一个明显的原因，即满汉地主阶级在长期镇压人民起义的基础上，已经结成比较稳定的反动联盟，而且都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支柱（这是从整个阶级来说，不排除有少数爱国士绅的存在）。到二十世纪初年，他们共同的阶级利益，他们与满、汉等各族人民的尖锐对立，已经远远超过他们之间的权利争夺。因此，在地主阶级内部，就难以再次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反满派别。至于那些逐渐向资产阶级转化或有转化愿望的地主分子，他们参加反满斗争已经具有新的阶级内容，自然更不应该简单地称之为地主阶级反满派。 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提法既然都不确切，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说明同盟会内部的政治分歧呢？在这里，还得重温毛主席的教导：“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四二八页。)在同盟会内部，同样存在着左、中、右的分野，而区分左、中、右的标准则应着眼于“民主主义各种程度上的差别”(见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五四三——五四四页）。列宁提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存在着“民主主义各种程度上的差别”和“民主主义各种形式的性质上的区别”。我认为，区别同盟会内部的左、中、右分野，应根据前一“差别”；而区别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分野，则应根据后一“区别”。)。当然，这种左、中、右的政治分野，是在革命斗争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同盟会内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确实是存在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等。他们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最坚决，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原则最忠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承认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正义性和同情中国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他们是同盟会的左翼，也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左翼政治代表。但是他们人数很少，而且没有单独组织起来。孙中山虽然是同盟会的领袖，但他的政治主张并没有被人们全部理解和接受。 以宋教仁等为代表的多数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于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治方案是很信仰的，对于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反抗也是比较坚决的，但是对改良派和以后对袁世凯的斗争不甚坚决，表现出容易妥协的倾向。这些人在“平均地权”问题上程度不同地持保留态度，缺少孙中山那样的激进色彩，因此可以看作同盟会的中派，而实际上又是同盟会的主流派。他们的政治活动力高于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他们组织的共进会对于长江流域革命运动的发展很有贡献；但这个团体不仅把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而且在东京另行设立一个领导机构，对同盟会总部表现出明显的分离倾向。 黄兴的政治见解与宋教仁相近，但两者在同盟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又不完全一样。可以这样说，同盟会最初主要是以孙、黄为轴心建立起来的。从参加同盟会筹备会的成员来看，七十余人中，“与孙总理属旧相识者”不过十人（其中还包括三个日本人），其他大多属于华兴会、科学补习所成员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社，或与他们联系比较密切的长江流域各省革命知识分子。黄兴在这些留学生当中享有较高的威信，孙中山与黄兴的结合对同盟会的成立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黄兴对孙中山很尊重。他识大体、顾大局，在关键时刻能够坚决维护孙中山的威信和同盟会的团结。同时，在孙中山领导的历次武装起义中，他身先士卒、奋勇杀敌，表现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崇高品格。这些都是他高于宋教仁的地方。在武汉保卫战以前，他可以列为中间偏左；武汉保卫战失败以后，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立宪派分子和已经蜕化变质、甚至背叛革命的同盟会员，江浙一带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也不断对他施加影响，这些都使他的妥协倾向日益增长。但总起来说，他始终是追随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事业的，决不能把他列入右派。 章太炎的情况比较复杂。一九○六年以前，他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对清除保皇派的政治影响，都作出过重要贡献。《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苏报》案使地赢得了盛名，而他此后也就为盛名所累。他没有严于责己的习惯，更缺少能够正确解剖自己的武器。从与外界隔绝的监狱，来到革命思潮风起云涌的东京留学生界，他本来应该成为封建文化的批判家。但家庭的阶级烙印，旧营垒的长期薰染，以及极端傲慢的个性，严重地束缚了这个有学问的革命家前进的步伐。他很自然地和以《国粹学报》为代表的这些刚刚从旧学营垒中分化出来而且与封建文化关系极为密切的知识分子结合到一起。一九○六年以后，他虽然继续做了一些有益的革命宣传工作，但也散布了不少封建落后、虚无消极的东西。特别是在政治实践中，为经费问题对孙中山进行人身攻击，长期纠缠不休，最后终于闹成光复会和同盟会两个组织的分裂，影响极坏。因此，可以把他列为同盟会的中派，但有偏右的倾向。武昌起义后，他拥袁反孙，走向革命的反面，是有特定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国粹学报》周围那些人，除少数能够跟上时代步伐者外，思想大多偏右，不是好的革命者。至于象刘师培这样的人，虽然写过一些激烈文章，但骨子里是右的，所以很快就成为出卖革命同志的叛徒，是不折不扣的右派，不能与邓实、陈去病等相提并论。 还有以李石曾、吴稚晖等为代表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也应该看作同盟会的右派。他们是一批资产阶级政客，貌似激进，实则投机。对于他们来说，革命不过是一种时髦，调门唱得比谁都高，但流血牺牲的事情却让别人去干。尽管他们吹嘘什么“经济革命”，“平民革命”、“劳动革命”，但实际上却拼命反对暴力革命，反对建立革命政权，甚至反对孙中山(朱和中：《欧洲同盟会记实》。)。影响极为恶劣。当然，这里说的主要是把持《新世纪》的那些头面人物。至于一般容易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虽然自我标榜无政府主义而实际上与无政府主义并不相干的人，其中确有一些为革命献身的英勇战士，那要另当别论，不能与吴稚晖等混为一谈。与巴黎《新世纪》遥相呼应的，还有东京的《天义报》。《天义报》的台柱子不是别人，正是《国粹学报》的创始人和主要撰稿者刘师培。一个讲普鲁东、巴枯宁。一个讲孔孟和周秦诸子；一个是从“左”的方面干扰革命，一个是从右的方面破坏革命。这两种人终于滚到一个泥坑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左派没有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核心力量，中派有一定的组织，右派则很有组织，这是同盟会以后涣散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三）
同盟会既然有左、中、右的政治分野，那么它的内部到底有没有路线斗争？ “四人帮”的影射史学，捏造一个贯通古今的儒法两家路线斗争的荒谬模式，把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包括辛亥革命史糟踏得不象样子，必须彻底批判，肃清流毒。但是，同盟会内部有没有路线斗争，这本身毕竟是个学术问题，应该通过讨论逐步找出正确的答案。 什么是路线斗争？英明领袖华主席精辟地指出：“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集中反映”。根据我的粗浅理解，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立以前的历史来说，路线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在阶级、政党、领导集团内部的集中反映。所谓集中反映有三层意思：一、它反映的是社会两个营垒、两条道路的重大斗争；二、斗争必定是十分尖锐；三、斗争双方的政治主张都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纲领。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伟大的反右斗争中讲到路线斗争时，曾经提出三个问题，即：革命到底好不好？走哪条道路？应该由谁来领导？这对我们研究历史上的路线斗争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辛亥革命的历史情况来看，在民族资产阶级内部，也就是在它的中下层和上层之间，存在着革命民主与君主立宪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革命与反革命两个营垒、民族民主革命与半殖民地半封建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反映，它涉及到究竟要不要暴力革命、走什么样的道路、政权应该掌握在谁的手里等大是大非问题。双方斗争十分尖锐、延续甚久，而且各自的政治主张都已经形成纲领、制度、政策，因此可以说是路线斗争。 但是，在同盟会内部，至少是武昌起义以前，很难说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 从现象看，同盟会成立以后，政见纷纭，争执不断。比较重要的争论有：会名和党纲之争、对改良派是否“许其调和”之争、经费问题之争、武装起义地点之争等等。这些争论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路线问题，如对党纲的争论涉及到政治路线问题，对改良派的态度涉及到策略路线问题，武装起义地点的选择涉及到军事路线问题，经费问题本来倒是意气之争，后来发展成为光复会闹分裂，就涉及到组织路线问题。但是严格地说，这些争执都没有形成正式的路线斗争。理由有三：一是这些争论仅仅涉及具体的个别的路线，并未涉及反清这个总路线、总任务；二是争论双方一般没有形成阵线分明的营垒，斗争并不十分尖锐；三是有时争论双方互有短长，很难说哪方代表正确，哪方代表错误（如武装起义地点选择问题）。 有的同志认为党纲问题之争是路线斗争，因为它涉及到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这样重大的问题。也有的同志认为经费问题之争掩盖着路线斗争，因为涉及到要团结还是搞分裂这样重大的问题。 我认为，对于这些问题，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说明。以“平均地权”为例，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令是它的左翼，也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何时曾经准备真正付诸实施。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看来，二十世纪初年的当务之急毕竟是武装推翻清朝，而不是“平均地权”，孙中山说得很清楚，定地价、单一税之类措施，都得政权到手以后才能推行。因此，同盟会内部从来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过一次严肃的全面的辩论，自然也就无从正式形成两条路线的斗争。 光复会的分立破坏了革命运动的统一，这确是事实。但问题是光复会自行成立总部以后，究竟是在搞革命还是搞反革命？以章太炎、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可以说是干了许多蠢事、错事、坏事，但一不能说他们在武昌起义以前就与立宪派同流合污，二不能说他们已经投降了清朝政府。他们和同盟会一样，干的都是利用部分会党、新军武装推翻清朝的革命事业。因此，他们与同盟会的分歧，毕竟是在个别的、具体的路线问题上的分歧，而不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组织分裂当然不好，但是我们又怎能用无产阶级政党的钢铁般的组织纪律来要求同盟会那样软弱而又幼稚的资产阶级政党？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光复会在上海、浙江、潮汕等地发动起义，为推翻清朝作出了贡献。但是它的主要领导人章太炎，错误地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完全适应了中外反动派和江浙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破坏革命的政治要求。他与立宪派、旧官僚联合起来，反对孙中山，反对同盟会，反对南京临时政府。因此，他与坚持民主革命原则的孙中山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两条路线性质的斗争；但章太炎既然早已从同盟会分裂出去，就不能再说是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和斗争。 武昌起义以后，同盟会内部存在着两种政治倾向：一种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左翼，包括广大中下层革命党人，坚决要求北伐，直捣清朝巢穴，并且力主按照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南京建立革命政权；一种是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右翼，主张南方向北方妥协，把政权交给袁世凯。这两种倾向，是当时两个营垒、两条道路在同盟会内部的集中反映，因此可以看作是路线斗争。但由于整个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都已趋向妥协，同盟会中以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中派，首先接受了右翼的影响，处于少数地位的孙中山顶不住内外压力，也只有交出政权。可以这样说，从“南北议和”到南京临时政府交权，妥协路线在同盟会内部占了上风。所以，宋教仁被刺杀后，许多老同盟会员对党的领导集团极为不满。他们当时自然不懂得什么叫作路线，因此只能抨击说：“此吾党敷衍政策之结果”。所谓“敷衍政策”，指的就是支配着同盟会（包括国民党）的妥协路线。 同盟会的社会基础民族资产阶级是非常软弱的，即令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左翼，也不可能对其内部的错误路线进行尖锐而彻底的斗争。以孙中山为例，他对改良派的斗争，诚然比较坚决。但一碰到同盟会内部的斗争，就显得缩手缩脚、软弱无力，而他自己却把这种无原则的迁就叫作“兼容并包”。当宋教仁把同盟会改组成为逐渐失去革命性质的国民党的时候，许多下层同盟会员强烈反对。据孙中山回忆说，他自己最初也是不愿参加的，“但一般旧同志，以为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长，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我当时亦不便峻却，只得答应用我名义，而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孙中山选集》下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四七七页。)所谓“纯然放任”，实际上就是向错误倾向或错误路线妥协。 显然，这种“纯然放任”现象的出现，决不是由于孙中山个人性格上的弱点。孙中山其实是个性格相当坚强的人，很富有斗争精神。但是斗争需要力量，任何一个阶级的政治家，不可能完全不受阶级力量对比的制约。辛亥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尽管是个富有生气的新兴阶级，但力量毕竟很弱小。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各类投资已达二十亿元左右。外国垄断资本控制了中国煤矿机器开采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九（一九一二年）、生铁生产的百分之百、棉纱市场的百分之七十六点七（一九○八年）、铁路交通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一（一九一一年）和内外航运的百分之八十四点四（一九○七年）。相形之下，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就显得资金短绌，规模很小，技术落后，而且对帝国主义还有依赖性的一面。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三年，历年设立的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五百多家厂矿中，资本在一百万元以上的只有十七家，为数最多的还是资本为一万元至五万元的小型厂矿。至于企业平均资本，一般华厂只相当于在华外商工厂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据统计，一九一二年全国两万多家“工厂”（包括手工工场、作坊）中，使用原动力的只有三六三家，而每家平均也只有六十多匹马力。这就说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是何等低下(实际上，这些不完全的统计数字还不足以说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低下的全貌。直到解放以后，经过全国工商管理局等单位的调查，在一九五四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中有百分之七十九点一是工场手工业户。民族资本主义商业更为分散落后，在一九五○年，私营商业户中约有百分之九十六点七是个体经营的小商小贩。由此可以上溯推见，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资本主义是何等幼弱。)。 由于自身的发展很不充分和中国封建主义势力的根深蒂固，民族资本主义又存在着另一弱点，即商业资本比工业资本占优势。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适应于帝国主义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需要，商业和银钱业畸形地发展起来，而民族工业资本反而备受摧残。以一九一二年全国登记的二十二省工厂资本与钱庄典当业资本相比较，前者一共不到五千五百万元，后者却接近一亿六千五百万元，约为一与三之比。至于陕西、广西等省则悬殊更大，工业资本只相当于钱庄典当业资本的五十分之一以至七十分之一(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三十页。)。当时商业资本虽然缺少具体统计数字，但根据解放后资本主义工商业调查情况往上作追溯性的估计，至少也要相当于工业资本的两倍以上。商业高利贷资本本来是封建主义经济的从属品，因此带有浓厚的封建性（鸦片战争以后又增加了买办性）。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在商业资本仍然支配着的地方，腐朽的状态就会支配着。”(《资本论》第三卷，中译本，第四○四页正文及脚注。)中国的情况正是如此。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商会，一般都掌握在钱庄高利贷和商业大资本家手中。不仅商会的总理、协理等重要职务大多由他们担任，而且近代化的商会还要受到封建性行邦的控制，这样就更增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封建性因素。 经济反映为政治。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人物，好些都是带着粗大的封建尾巴参加革命的。以平刚所著《贵州革命先烈事略》为例，八十人事迹中有十五人与辛亥革命无关，实际收入六十五个辛亥志士小传，而其中取得秀才以上封建功名者就有二十七人之多，超过了三分之一。章太炎早期政论文章之所以风靡一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恐怕是正好合乎这些刚刚从封建营垒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口味。这些人大批涌进同盟会，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列，但是在思想上往往是近代党派观念和封建的地域观念、宗派思想同时存在，而且封建的地域观念和宗派思想还往往掩盖了近代党派观念。作为同盟会前身的几个革命小团体，包括兴中会在内，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地域性。在联合斗争的过程中，虽然化除了不少地域界限，但在一部分人（包括某些重要骨干）头脑中仍然残留着封建的地域宗派意识。同盟会内部的争执，同盟会和光复会的长期纠纷，在武昌起义前很多并非出于原则性的政治分歧，而是封建地域宗派意识作怪。例如，孙中山与黄兴为旗帜样式发生争执，这本来是革命政党内部常有的情况，可是竟使宋教仁等产生了离心倾向，显然是华兴会作为“湖南团体”的地域宗派意识潜在起作用。章太炎与同盟会分裂以后，向陶成章大讲什么“粤人好利而无兵略，湘中朴气衰矣”，要陶成章“以光复会号召”，“自靖自献”(《太炎先生自订年谱》。)，这就更为明显地流露出以江浙人为中心的封建地域观念。这些封建落后的意识，往往掩盖了或冲淡了政治原则性的分歧，而有时又把一时的意气之争毫无节制的扩大化，因此也使同盟会难以形成壁垒分明、针锋相对的两条路线斗争。 同盟会存在的六、七年，可以说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最为发扬蹈厉的岁月，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已经充分暴露了它的软弱性格。同盟会的缺陷，不过是这个阶级的一个缩影罢了。研究同盟会的历史，可以使我们更加认识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经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四一页。)。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197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