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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民卿:百年大党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与辉煌成就

作者:金民卿 发布时间:2021-06-21 字体: 打印
作者:金民卿
发布时间:2021-06-21 打印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既是一部成就辉煌的实践奋斗史,也是一部成果丰硕的理论创新史。在建党过程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辛的理论探索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着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创造性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创立并不断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并把这些理论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我们新时代条件下学习党的历史,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追随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汲取党的理论创新智慧,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一、创立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确立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领导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振兴、人民解放而斗争,致力于完成“站起来”的历史任务。但是,要完成这个重大历史任务首先就必须弄清楚:中国人要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具体实际究竟怎么样以及怎样改造中国的具体实际。 

第一,在挫折和磨难中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成功解决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问题。 

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全面正确的理解和运用,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出现了重大失误,在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之时陷于完全被动,大革命运动最终失败。在严重危机面前,八七会议提出要“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由此,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踏上艰难的“寻路”之旅。但是,因为当时的中央领导把马克思主义严重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俄国革命经验高度神圣化,党内先后出现了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重大损害,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党和红军遭遇严重困难,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其实,党内并不是没有清醒者,毛泽东就是杰出代表。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提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一论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原则,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涵。然而,这一正确观点不仅没有得到中央认可,反而被冠以“狭隘经验论”等污名而被打击。遵义会议上,历经磨难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的思想开始逐步在全党得到认同。 

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要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这就是说,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具体鲜活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反对照搬照抄、抽象空洞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创造性结合。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后所形成的理论自觉。有了这种自觉,党的理论创新就快速而稳健发展,创立并不断丰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二,在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过程中,科学回答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创立并不断丰富毛泽东思想。
 

 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正确分析中国具体实际即基本国情,“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揭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性质,准确把握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系统阐述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基本任务,成功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科学回答重大理论的过程中,创立并不断丰富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 

 大革命时期,他先后创作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初步阐述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不同阶级阶层在革命中的地位、态度和作用,强调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领导权和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触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键问题,毛泽东思想开始萌芽。 

 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果断转兵井冈山,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他又领导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他把丰富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提升,先后创作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阐述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条件和作用,人民军队建设与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等问题,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初步形成。 

 全民族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并日臻成熟。在领导革命实践和批判党内外错误思想的过程中,毛泽东创作了《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为系统回答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提供了哲学依据。他先后创作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深刻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首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之后再向社会主义发展。这些重大理论观点回答了长期困扰人民思想的重大问题,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与此同时,毛泽东创作了《论持久战》等大量军事著作,解决了创建新型军队的问题,规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阐述了人民战争的思想和战略战术,创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创作了《论政策》关于政策策略的著作,阐明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意义和丰富内涵,形成了政策和策略思想;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形成了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丰富思想;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整顿党的作风》等,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建党学说。这些内容标志着毛泽东思想日益丰富和成熟。 

 第三,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飞跃。 

 毛泽东的理论创新成果,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又“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成功运用于中国实践,而且把中国的独创性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科学回答了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重大问题,建构了系统完整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飞跃已经实现。 

 在此基础上,党的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历史地位和思想价值作出系统概括:“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并从九个方面具体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 

 党的七大明确提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行动指南写入党章,确立了它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革命进程加速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彻底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人民成功实现了“站起来”的目标,“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二、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站起来”的基础上实现“富起来”的目标,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任务。在此情况下,准确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统筹协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关系,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在实践中摸索、在理论上深思的重要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着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艰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第一,明确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科学命题和重要任务。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确立。但是,面临着新的任务和问题,毛泽东率先提出要以苏联为戒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1956年4月4日,他在中央会议上明确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思想贯穿在随后的道路探索之中。1962年,他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后再次强调,“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 

 在推进“第二次结合”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创造性地开展理论探索的任务。“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正是有了这种理论自觉,毛泽东等人撰写的党的八大报告、《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十年总结》《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形成了一系列重要创新思想。 

 第二,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具体国情,为理论创新和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提供总根据。 

 党的八大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发展阶段、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等作出新的分析判断,形成了比较准确的国情思想: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随后,毛泽东对国情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一穷二白”,人口多,底子薄,要赶上发达国家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他还作出了我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 

 第三,科学分析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关系,创立十大关系理论。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建设中各种因素的辩证关系,形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合力。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全面阐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方面,要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方面,要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方面,国防不可不有,但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方面,三个方面要统筹兼顾;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方面,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方面,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但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党和非党的关系方面,要做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方面,过去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现在反革命已经大为减少,今后要少抓少杀;是非关系方面,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方面,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要有批判地学习而不能照搬照抄,必须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十个方面的关系都围绕着“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针展开,着力“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十大关系理论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对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初步而较系统的思路,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典范,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对此,毛泽东后来讲道:“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第四,创立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面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毛泽东强调:“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他在1957年2月27日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经过反复修改完善后,于6月19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正式发表。他围绕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中心内容,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确立了哲学根据和方法论基础。 

 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学说方面,他提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各种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二者之间既有基本适应的一面,又有不相适应的方面;不适应的方面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加以调整和完善,这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特点和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的矛盾,后者是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的矛盾,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解决敌我矛盾要采取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采取讨论、批评、说服教育等民主的方法;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为对抗性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新的团结。 

 他还根据经济发展、政党关系、文化发展等不同领域中矛盾的特点,提出有针对性的方针政策。例如,在经济发展方面要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上要坚持“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在文化科学发展方面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第二次结合”过程中的这些理论成果,在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作了理论准备。当然,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原因,以及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遭遇了重大挫折,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被教条化,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被误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富起来”的任务没有完成,需要在新的条件下进行新的实践和理论探索。 

三、创立并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事业,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任务。为此,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正确看待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发展阶段,探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现实路径,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适应国情特征和时代要求的科学发展,成为必须科学回答的重大问题。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紧紧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主题,与时俱进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等核心问题,创立并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功实现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飞跃。 

 第一,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为理论创新营造思想氛围,确立政治准则。 

 掀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营造理论创新的思想氛围。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迅速展开,并演变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了思想准备。在此基础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如邓小平所说:“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批判错误观点,廓清思想迷雾,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为推进理论创新确立政治准则和思想基础。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必须牢牢坚持而不能有丝毫动摇的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方向,是理论创新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 

 第二,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飞跃的理论前提。 

 1978年12月,针对有人提出要否定毛泽东,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他在三中全会上进一步讲道:“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勋,全面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指导思想地位,既纠正了对待毛泽东思想上的教条主义错误,又回击了“非毛化”的错误思想,避免了神化领袖或割断历史的错误,保证了理论创新的过程连续性、发展继承性和体系开放性。 

 第三,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主题,阐明了理论创新的主题、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重大问题。 

 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确立了新时期理论创新的主题。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个论断揭示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始形成的标志。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根本主题下不断深化实践和理论创新。 

 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枢纽,阐明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反复追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核心问题,要求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解放思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他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做了系统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科学论断是重大理论创新,把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科学判断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创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改革开放后,党继承毛泽东关于不发达社会主义的思想,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作出准确判断。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随后,党的十三大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论述了初级阶段的具体内涵、基本特征、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更加完善。 

 围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结合起来,创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辟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新路径,破解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难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4年,江泽民再次阐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特点,强调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并非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就体现在这里。 

 第四,创立并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飞跃。 

 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第一次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完备的科学体系。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作出高度评价: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六大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地位作了高度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国内外形势变化,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创立了科学发展观,深化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理论内涵、根本要求等作了系统阐述: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四、创立并不断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与此同时,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的历史时代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却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在新时代的条件下,判断当代中国的发展方位和发展阶段,科学研判时代本质和世界发展趋势,揭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任务要求,确定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明确党和人民的历史使命,合理制定战略布局和发展步骤,形成和贯彻新的发展思想和发展理念,把握战略机遇和应对风险挑战,成为必须深入探索的重大问题。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怎样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创立并不断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第一,科学判断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深刻揭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取得了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标志着社会主义中国已经站到一个新的历史方位,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的矛盾提出新的任务,就是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二,科学判断当今时代本质及其阶段性特征,明确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论断。 

 习近平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就是说,当今时代在本质上依然处于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两个必然”依然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正如习近平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虽然时代本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不变之中又有大变,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正在显现。资本主义世界问题重重,“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还面临重大挑战,但在“西高东低”“资强社弱”的总态势下,“社兴资衰”“东升西降”新趋势正快速发展。由此,旧的世界格局和经济政治秩序难以为继,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建构加速推进,世界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时期,“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变局之下,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等重大时代问题需要人们去认真思考和解决。 

 第三,深入分析和回答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新时代国际国内的新形势新局面,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当代中国向何处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何处去、当今世界向何处去等具有本质性意义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就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对这个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 

 习近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坚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精髓和活的灵魂,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结合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要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重大基本问题,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党和人民实践经验与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党全国人民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理论指针和行动指南,是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思想基础,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点和重大指导意义。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形成新的重大理论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要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新的境界。为此,我们既要善于从创新性的实践中提升出新的标识性概念、形成创新性观点,也要善于从党的历史中发掘和汲取党的理论创新智慧。党的百年理论创新不仅积累了丰富成果,而且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经验,给当代理论创新以极大的启示,我们要倍加珍惜,认真汲取,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丰富滋养。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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