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辛丑回銮后，清廷为重树权威，裁抑东南互保的“抗旨”势力，同时为增强北洋实力以拱卫京畿，开始扶植袁世凯加强对江南财赋之区的控制；而袁世凯也借此将北洋势力逐步向南洋扩张，此一进程可称之为“北洋下南洋”。这使得两江总督的争夺白热化，严重冲击了南北派系平衡，积累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是酿成丁未政潮中统治高层激烈斗争的关键因素。除了清流浊流的分野外，瞿鸿禨和袁世凯交恶的重要原因是，北洋强势南下，湘人瞿鸿禨虽努力调护，南洋的湘系势力仍遭受重挫，瞿也因之孤立。岑春煊之所以发动政潮，反对奕劻、袁世凯，部分也是由于运动江督连续受阻，其与周馥、端方交恶，实有竞争江督的因素在。丙午官制改革后的政治安排，诱发了奕劻和瞿鸿禨的直接冲突，而瞿鸿禨公开揽权、奕劻病重、东三省用人等因素，都刺激了政潮的发生，但奕劻、袁世凯和瞿鸿禨的关系还可重新检讨。

 

 

 

 

【关键词】

　　两江总督　丁未政潮　袁世凯　瞿鸿禨　岑春煊

 

 

 

 

 

 

　　光绪三十三年（1907）发生的丁未政潮，是清季统治高层内部爆发的一次激烈政治斗争，严重损害了清廷声誉，加剧了南北隔阂，削弱了统治基础，值得仔细研究。自从袁世凯致端方的一通密札流传坊间后，徐一士、刘厚生、庄练先后据此论述过政潮的来龙去脉。在此基础上，郭卫东分三个阶段，并利用恽毓鼎日记，对政潮过程做了更细致的论述，指出政潮结局打破了满汉平衡，并使腐败势力失去制衡。侯宜杰则利用清宫藏端方档，进一步充实了关于政潮过程的论述。此外，康梁保皇派与政潮的关系，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澄清。

 

 

 

 

　　但对于瞿鸿禨、岑春煊与奕劻、袁世凯何以水火不容，以致酿成丁未政潮，历来多从清流与浊流（或洋务）的分野，或清廉派与北洋派的斗争框架中解释，而以1906年丙午官制改革为导火索。清流与浊流、清廉派与北洋派的斗争不可否认，但作为一种大体趋势和分析思路尚可，若揆诸辛丑回銮以来政局变迁的复杂史实，还是显得过于简单，解释力有限。一则清廉派未必那么清廉，瞿鸿禨自己虽然相对清廉，但其结合的湘系势力也很腐败；二则清流并不必然与浊流、洋务派对立，或明或暗的合作所在多有。所以，这一问题还可从南北地域的派系角度来观察。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书信、日记、档案、报刊等材料，从辛丑回銮后“北洋下南洋”的大背景下，探讨复杂多变的江督之争，如何导致派系矛盾的生成、积累和激化。同时，本文赞同丙午官制改革的政治安排，刺激了政潮发生的观点，但试图用史实说明，以往那种以奕劻、袁世凯为一方，瞿鸿禨为另一方，视丙午官制改革为第一轮争斗、丁未政潮为第二轮争斗的固定认识，是有问题的。由此，希望重新解释丁未政潮何以酿成并导致最终的结局。

 

 

 

 

一、 庚子事变后瞿鸿禨崛起的因素与派别

 

 

 

 

　　晚清军机处的每次更易，皆意味着朝局的重大变化。辛酉政变、甲申易枢、甲午战争中更换军机、戊戌维新前后调整枢垣，莫不如此。庚子事变后，载漪、刚毅、赵舒翘、启秀等枢臣或死或罢，军机旧人只剩老迈多病的荣禄和王文韶，而新近加入的鹿传霖亦年衰重听。于是，年轻一辈的儒臣瞿鸿禨适时进入军机处，至1907年在震动朝野的丁未政潮中败落为止，秉笔七载，“持躬清刻……锐于任事”，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瞿鸿禨何以能入军机？慈禧太后的欣赏自不可少，但入直之前，必系军机要人举荐援引无疑。瞿鸿禨后来忆称，辛丑年（1901）正月到西安后首次召见，慈禧就说：从前李鸿藻说你好，现在荣禄他们也说你好。瞿鸿禨系李鸿藻在翰林院的门生，而荣禄与李鸿藻义结金兰，荣禄确曾保举瞿氏。不过，瞿鸿禨的姻亲、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刘体智则坚持认为，瞿鸿禨入参枢府，实由王文韶举荐；因为王文韶、刘秉璋与瞿鸿禨之父瞿元霖，均系咸丰元年辛亥科举人同年。张佩纶亦称王文韶“引一瞿子玖为助”，以对抗鹿传霖。其实，王文韶两任湖南巡抚，与湘人多有联络。瞿鸿禨不仅是王文韶的年家子，而且王文韶确实收过瞿鸿禨的受业帖，对其赞赏有加。后来两人交往颇多，尤其是辛丑年瞿鸿禨到西安后，相互走动甚为频繁。当年六月，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奕劻任总理大臣，王文韶、瞿鸿禨分别为会办大臣。在此前后，王文韶任国史馆总裁，即以瞿鸿禨副之；王文韶督办路矿总局，则以瞿鸿禨为会办。瞿鸿禨得以入枢，既因荣禄举荐，亦离不开王文韶的援引。刘厚生说荣禄、王文韶两人保了瞿鸿禨，虽未注明依据，但无疑是正确的。

 

 

 

 

　　进言之，自1861年辛酉政变以来，军机处的常态是，亲王领班，满汉南北均有代表，形成“同治”局面。然而戊戌至庚子年，朝内江南汉人受到排挤，满族亲贵势力急剧膨胀。只是不旋踵间，亲贵纷纷获罪。庚辛之际，外人要求更换执政的声音颇为流行，清廷也有意推行新政，改变“顽固”形象。这时，荣禄的“祸首”嫌疑尚未完全排除，北人鹿传霖与荣禄交好，有守旧之目，南人王文韶反对与列强开战，西巡过程中又随扈有功，三人分享着军机处权力。此时援引旗人入枢显然不便，最好引用南人，以收人心。瞿鸿禨就此成为理想人选。

 

 

 

 

　　其实，湘人瞿鸿禨作为南人代表进入军机处，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盖自同光以来，军机处的南方代表几乎都来自太湖周围的江浙人，沈兆霖、曹毓瑛、汪元方、沈桂芬、王文韶、潘祖荫、翁同龢、许庚身、徐用仪、钱应溥、廖寿恒莫不如是，可谓之“太湖圈南人”。湘人虽在江浙和西北地区势力雄厚，但在朝内实力有限。不过，由于平定太平天国后，湘人在长江下游地区拥有巨大利益，与江浙人士产生诸多联系，双方在京内外都有不同程度的结合。因此，随着王文韶在高层事务中逐渐淡出，瞿鸿禨继承了南人的领袖地位。王文韶和瞿鸿禨均对北洋大臣袁世凯权势日盛颇有戒心。

 

 

 

 

　　瞿鸿禨依靠的力量主要有二。其一是东南名士。瞿氏刚出道时曾任河南乡试主考官和河南学政，随后历任福建乡试主考官、四川学政、浙江学政、江苏学政，声望不断扩大。汪大燮、汪康年、汤寿潜、张元济、张美翊、姚文倬、王舟瑶、章梫等大批江浙籍官绅皆其门生。从《汪康年师友书札》和《瞿鸿禨朋僚书牍》看，一方面，瞿鸿禨利用这些人及其掌控的报刊媒体宣传政见，扩大影响。另一方面，这批人也经常向瞿鸿禨建言献策，希望利用瞿鸿禨的地位和权力，实现抱负。所以，江浙籍官绅及其掌握的报刊舆论是瞿鸿禨依靠的重要力量。

 

 

 

 

　　其二，更重要的是众多湘籍官绅，尤其是位高权重的湘系督抚。自曾国藩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后，湘人在东南地区的文、武、商、学各界均有巨大利益。至19世纪80年代以来，左宗棠、曾国荃、刘坤一连续出任两江总督。庚辛之际，湘人刘坤一、李兴锐、魏光焘、王之春、聂缉椝皆任南方督抚，尤其在两江地区实力雄厚。瞿鸿禨入军机后，在朝廷和湘系之间努力维持着微妙平衡。麦金农所谓瞿鸿禨是“‘湖南派’在朝廷的代言人”的说法，或许过于夸张，但瞿鸿禨与魏光焘、聂缉椝等湘系督抚千丝万缕的联系是非常显明的。他们内外相维，保持权势，是一个重要派别。当然，湘人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亲疏远近颇有不同，但对外则常常联合一致，以“吾湘”“湘岳英灵”“省运”相号召。

 

 

 

 

　　然而，辛丑回銮后，在“北洋下南洋”的冲击下，湘系在两江地区的势力不断遭受重挫。尽管瞿鸿禨努力调护，但湘人江督格局终至难以为继。1905年之后，随着湘系督抚相继开缺，朝内的瞿鸿禨也越发孤立无援。汪大燮在丁未政潮后，感慨“瞿（鸿禨）、袁（世凯）交恶非一日矣”。1902年刘坤一去世后，围绕江督之争的反复较量，实为双方交恶的远缘。

 

 

 

 

二、 北洋下南洋与湘人江督格局的难以为继

 

 

 

 

　　自太平天国被镇压至甲午战争爆发的三十年间，清朝国内局势大体稳定，主要依赖拱卫京畿的淮军、驻扎江南和西北的湘军、清流士大夫及满人统治集团四大势力，互相平衡，形成“同治”局面。其中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领导的淮系主导洋务运动，掌国防、办外交，势力尤大，但甲午战败，迅速衰落。清流势力也在甲午至戊戌日趋激进的变法运动中受到摧残分化。所以戊戌至庚子期间，满人势力颇见膨胀；而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领导的湘系，地位也相对凸显，故能抵制废立之谋，稍持正论。迨庚子事变，刘坤一更领导东南半壁发起“东南互保”，公然抗旨，实开民国时期各省动辄宣布独立之先河。

 

 

 

 

　　虽然时过境迁，事实证明东南互保避免了中国更大损失，但刘坤一、张之洞等外结列强、内联各省，公然不奉朝命的举动，实非寻常，难免令慈禧太后和清廷高层满怀忧虑。所以，庚辛之际，尽管仍不得不倚重、迁就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人，但驻跸西安的慈禧太后终言“洋人欺我实甚，恨诸臣不能同心攘夷”，心中芥蒂实深。故一旦外部威胁稍微减轻，就必然会处置东南督抚尾大不掉的问题。因此，辛丑回銮前后，清廷裁抑东南势力的政治暗流已经开始涌动。

 

 

 

 

　　进言之，这一政治暗流又是通过扶植和利用声名鹊起的袁世凯及其北洋势力来进行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辛丑年六月初三日，当和议已定、即将画押之际，清廷立即令两江总督刘坤一交出江南最精良的自强军，归山东巡抚袁世凯节制训练。刘坤一力争不得，只得从命。三个月后，李鸿章溘然长逝，已在练兵、交涉、吏治、洋务等方面展现出超强能力的袁世凯，几乎没有争议地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人选。

 

 

 

 

　　当然，站在清廷的角度，辛丑回銮后面临严重的内外挑战。一方面，面对京津及东北地区外人迫在眉睫的威胁，必须加强北洋的军备和实力，以拱卫京畿。所以不得不扶植和重用手握重兵、精明强干、善于外交的袁世凯。正如刘体智所言，“辛丑回銮后，朝廷惟惧外人图己，项城（袁世凯）近在北洋，手握重兵，尤为倚恃”。另一方面，对内必须尽快重树权威，扭转因庚子西狩、东南互保而急速加剧的“外重内轻，令出不行”的状况，故有必要对东南互保的势力有所裁抑。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加速练兵和推行新政，在在需款，也必须加强对南洋财赋之区的控制。

 

 

 

 

　　但是，此时清廷威望大减，其集权政策和意图并不容易贯彻，故亟需政治军事强人设法推动落实。深受慈禧太后和荣禄信任的新任北洋大臣袁世凯就是这样的强人。而善于揽权的袁世凯也借此强势南下，影响南洋地区的人事，控制南洋的财赋和军备，将北洋势力和北洋模式向南洋扩张。这一历史进程，可称之为“北洋下南洋”。

 

 

 

 

　　在慈禧太后和荣禄的支持下，袁世凯首先拿坐镇上海的盛宣怀开刀，夺其控制的电报、轮船等利权。盛宣怀是东南互保的发起者，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东南官绅的利益。时任漕运总督的陈夔龙在给荣禄的密信中说得非常露骨：“电线改归官办，藉以收回利权，洵为善策。惟闻商股半系江、皖、浙豪绅强族蟠踞垄断，诚恐惟利是图，罔知大义，影射洋商，挟他族以胁我，致令收回为难，是在本初（袁世凯）之善为操纵矣。此外则招商局亦宜着意也。”既然电报局的股东多是“江、皖、浙豪绅强族”，那么清廷扶植袁世凯收回电报局，进而控制轮船招商局，就是对东南官绅势力的一大打击，也是北洋下南洋的重要一环。

 

 

 

 

　　如果说收拾盛宣怀，朝内共识较多、尚不甚难的话，那么要在维持东南大局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进一步推进北洋下南洋，则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人事安排就至关重要。恰在此时，担任江督十余年的湘军领袖刘坤一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九月初六日去世。两江地区失去了军事政治强人，作为东南第一要缺的两江总督顿时成为各方角逐的对象。

 

 

 

 

　　据说张之洞、魏光焘、聂缉椝、恩寿均是有力候选人。其中张之洞最受瞩目，但他此时不愿身陷漩涡，故向其姐夫、军机大臣鹿传霖推荐湘人李兴锐和张百熙。这说明在张之洞心目中，也默许湘人江督的“传统”。然而，很可能因为当时东南局势非常微妙，中外商约谈判也正在紧张进行之中，所以清廷稳妥起见，选择近在武昌的张之洞署理江督，以便乘坐军舰迅速东下坐镇。可是，张之洞到任两江后很快遭到各方反对。结果两个月后，朝廷最终选择湘系大将、云贵总督魏光焘接任江督。张之洞之所以未能留任江督，情形较为复杂。其用财如泥沙，引发江苏巡抚恩寿和江宁士绅尤其是湘人群体的反对，都是要因。

 

 

 

 

　　魏光焘之所以能够调任江督，主要是清廷延续湘人江督格局，以稳定江南局势。朝内主持此议者首为荣禄，而瞿鸿禨也是重要推手。该决策自然令在两江地区拥有巨大利益的湘人群体十分愉快。所以陈夔龙在给荣禄的密函中说：“当涂（魏光焘）督江，楚人大悦。”迨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魏光焘到任后不久荣禄即去世，魏氏在中枢的盟友正是其同乡瞿鸿禨。

 

 

 

 

　　然而，两江总督兼辖苏、皖、赣三省，海防、江防、营务、洋务、盐务、厘金、交涉皆其负责，地大事繁，实非文武兼资的大才莫办。加以该缺为各方所注视，容易动辄得咎。果然，魏光焘到任后屡次被参，主持军机处的瞿鸿禨都尽力助其渡过难关。光绪三十年（1904）初，京师大学堂副总教习张鹤龄对瞿鸿禨支持魏光焘出任江督，并在中枢种种调护的情形颇有议论。他说，去年张之洞之所以未能留任江督，“此中情形乃系一枢臣（瞿鸿禨）与魏有密切关系”。即现在魏光焘被参，“仍令本人查办，此其关切为何如乎”。又说：“两江以极大问题，枢廷意欲消弭之，仍派本督查办，荒谬极矣。”这时，奕劻新入军机，并无班底，虽系领班，实为新进，故内政方面常不得不尊重王文韶、瞿鸿禨的意见，瞿鸿禨在一定范围里也颇行其志。

 

 

 

 

　　魏光焘一方面竭力维护湘系势力，另一方面为抵制北洋南下，与湖广总督张之洞颇多合作，江南制造局的迁移问题就是显例。从历史渊源看，江南制造局实由北洋和南洋共管。因此，颇有人批评魏光焘不应撇开袁世凯而与张之洞共商此事。此外，魏光焘不仅在练军方面有独立倾向，而且在向练兵处筹解经费、提供军火方面，都难令其满意。由于练兵处由北洋大臣袁世凯与奕劻、铁良控制，这就迅速加深了南洋与北洋的矛盾。所以，尽管有瞿鸿禨在朝内调护，但延至光绪三十年七月铁良南下之时，魏光焘再次被参，清廷终于决定换人。不过，湘人江督格局仍然得以延续。张之洞曾经推荐的闽浙总督李兴锐走马上任，魏光焘则与李氏对调。然而，年迈的李兴锐到任不久，就于九月二十二日溘然长逝。

 

 

 

 

　　如果继续湘人江督的传统，则现任浙江巡抚，前江苏、安徽巡抚，瞿鸿禨的儿女亲家，曾国藩之婿聂缉椝最有希望。可是，这时清廷选择北洋系统的山东巡抚周馥南下署理江督兼南洋大臣。考虑到周馥乃安徽人，本应回避江督，这个决定就更加耐人寻味。所以，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之孙、浙江候补道李辅燿颇觉此事“出人意外”，同时也调侃聂缉椝空想了一番。

 

 

 

 

　　其实，周馥署理江督，“都人士颇以为非是”，但这是慈禧和奕劻的决定，“闻说勉帅（李兴锐）出缺奏到，邸堂（奕劻）在下并未议以何人上请，但云‘且上去再说’。讵料上去后，邸堂一人独奏玉帅（周馥），上（慈禧）即称可，群皆相顾愕然。是玉帅与邸堂之浃洽可知矣。”周馥在辛丑议和中多有出力，与奕劻合作良好，随后在收回天津交涉中也颇蒙赞赏。当然，这与其亲家袁世凯的支持也密不可分。因为周馥署理江督，正好可以配合北洋下南洋。果然，周馥到任后，在裁撤湘军、南北洋海军由北洋统一指挥、筹措练兵经费方面，均尽力支持练兵处和北洋的行动。至迟到1906年，吴人嘲笑周馥的《南京白字诗》就颇为流行，有云：“亲家袁世凯，恩主李鸿章。瞎子兼聋子，南洋属北洋。”尽管诗语刻薄，对周馥并不公平，但却反映了当时北洋下南洋的大势。

 

 

 

 

三、 各方围绕江督的反复角逐

 

 

 

 

　　可以说，周馥署理江督后，北洋下南洋的态势已经相当明显。但由于回避原则，皖人周馥不太可能实授江督，所以他的地位并不稳固。随后，由练兵处结合起来的袁世凯和铁良，更进一步打击湘系势力，意图杜绝湘人再任江督的可能。铁良回京后，奏报各省营务情形，大赞湖北，小赞河南，严厉批评江苏、安徽、江西等省。结果，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二十日清廷明发上谕，痛斥“苏州、安徽之续备各军，江南之护军四旗、新湘五旗，如此废弛，殊堪痛恨”。瞿鸿禨再也无法庇护。次日，闽浙总督、前两江总督魏光焘和陕西巡抚、前署江西巡抚夏峕被追究责任，遭到开缺。李辅燿不禁慨叹：“吾湘一督一抚同日开去，未免减色矣”。魏光焘在刚到任闽浙总督后，就曾致信瞿鸿禨，解释其“在江南屡遭指摘”的缘由，同时以省运乡谊相号召，恭维瞿鸿禨与张百熙“并为吾湘一代伟人”，希望“为天下主持公道，为国家造就人才，既可匡救时艰，且使湘岳英灵日有起色”。迨奉旨开缺后，又写信力辩江南营伍废弛的指责，对铁良颇为不满。

 

 

 

 

　　其实，聂缉椝本来也很危险，只是在瞿鸿禨极力关照，并得到奕劻调护的情况下，才勉强保住位子。铁良不仅在奏疏中明言江苏、安徽军务废弛，而且面奏时对魏光焘和聂缉椝暗放冷箭。在接到瞿鸿禨微露内情的密信后，聂缉椝在复函中对袁世凯、铁良“专与湘人为难”，北洋下南洋及结党揽权极为不满。他说：

 

 

 

 

　　某人（铁良）与弟（聂缉椝）素昧平生，亦无交涉，不知其所言何事，求明示为叩。至其专与湘人为难，有人谓有一人（袁世凯）意图独揽，南皮（张之洞）好名，故彼（袁世凯）挤之。文侯（魏光焘）庸庸，故彼容之。迨文侯既去，彼以汝南（周馥）聋迈，且为彼所汲引，故推之。又恐汝南不久于其位，将来湘人继之，弟乖谬迂直，彼所夙知，故嗾某人（铁良）牵连及之。近年所用数大员，皆其党羽，外间啧有烦言。彼才学勋望，均不如文忠（李鸿章）远甚，而有震主之讥，所谓司马氏之心，行路人皆知之矣。彼方且以为得计，有识者皆为之可危。观近日杨（士骧）调其子办洋务，周（馥）调其弟练兵，陈（夔龙）又留其弟练兵数月，不知是何心肝，敢于如此欺饰。

 

 

 

 

　　在此前后，裁撤漕运总督引发了江淮分省问题，经过朝令夕改的一波三折后，最终以裁撤江北巡抚、改淮扬镇总兵为江北提督而收束。随后，袁世凯的心腹干将、练兵处军令司正使刘永庆以兵部侍郎衔署理江北提督，节制江北文武，镇慑淮徐一带。北洋下南洋的态势完全显现。所以张謇说：“公路（袁世凯）势力益扩，骎骎只手揽东南北半壁矣。”后来倒向袁世凯阵营的恽毓鼎，此时也感叹“北洋兵权并及南洋矣”。

 

 

 

 

　　北洋下南洋的持续推进，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牺牲东南地区湘系的利益。湘系岂能甘心？其反制措施随之而来。周馥任江督之初，即陷入江淮分省的纠葛之中。聂缉椝在给瞿鸿禨的密信中批评道：“若江督即有过人之才，但将洋务、盐务、海防、营务四事认真整顿，已虑精力不胜，更何必揽此二事（指藩司驻地、厘金），为位置私人地步耶。此诚不可解。至于杀岑姓家丁，无实在口供，竟当作游勇办，尤堪诧异，恐将来未必无人说话也。”果不其然，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湘籍御史黄昌年条列多款，奏参周馥“内政外交不能胜任”，奉旨交湖广总督张之洞查办。这起参案虽无瞿鸿禨授意的证据，但他至少是支持的。瞿鸿禨此时希望张之洞替代周馥，以抵制北洋南下。

 

 

 

 

　　很快，报纸纷传张之洞将再任江督。然而，张之洞因北洋持续南下，“南洋权限已为本初（袁世凯）包举”，不能“俛仰依人”，加以粤汉铁路交涉正紧，实不愿离武昌半步。五月十七日，张之洞急电瞿鸿禨，坚决反对出任江督。他说：“近阅报章，鄙人又有调两江之说，曷胜惶骇。……两江局面屡更，权分力绌，而纷纭交涉，倍难于前，断非病躯所能措手。”同时，张之洞又急电赴京觐见的新任江西按察使、瞿鸿禨的儿女亲家余肇康，请将湘人极力挽留的信息转达瞿鸿禨。此外，张之洞又授意曾国藩后人曾广镕致电王先谦等，以阻止他的调动。

 

 

 

 

　　张之洞不愿出任江督，瞿鸿禨转而力推张百熙。五月下旬，王先谦等恳留张之洞的电报传至京师。张百熙得知周馥难安于位，而瞿鸿禨有意促其接任，故兴致大起。余肇康致瞿鸿禨的密信说：“倾潜公（张百熙）来，因湘电，亦知公瑾（周馥）恐难安于其位，知公之意良厚，遂不免欲学武惠，一往勾当。”余肇康极力怂恿瞿鸿禨努力运作，盖如此既能接续湘人江督的传统，还可壮大湘系实力。他说，“邵阳（魏光焘）而后，已无嗣响之人”，若张百熙出任江督，“岂惟有裨大局，即吾湘之气，亦稍壮矣”。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张百熙从吏部尚书调任户部尚书，而户部满尚书为军机大臣荣庆，张百熙颇不如意，故甚愿外放江督。所以瞿鸿禨当时安慰他说：“公随人仰屋持筹，无往而非难境，可想而知。如能乞外，最为上策。”然而，此事谈何容易。因为这与北洋下南洋进程正相冲突。此前瞿鸿禨有意让张之洞接替周馥，奕劻已不甚“属意”。若调任没有督抚经验的张百熙，奕劻和袁世凯更不难反对。结果，瞿鸿禨终无能为力。据说张百熙与瞿鸿禨早先有谁任军机大臣，就设法为对方谋取江督的“誓约”，瞿鸿禨无力兑现，张百熙不得志，对瞿颇有怨言。不久，张百熙与袁世凯缔姻，适中瞿鸿禨之忌，瞿氏颇不谓然。“两家宾客，传言过甚，不无微隙”。瞿、张两人“交益疏远，神离貌合”。

 

 

 

 

　　不仅如此，九月十二日，聂缉椝遭御史姚舒密参劾，经福州将军崇善查办，奉旨开缺。聂缉椝罢职后致函瞿鸿禨，既对袁世凯十分不满，又颇为瞿鸿禨勉强周旋而担忧：“近日用人新政，外间大都訾议，均谓枢府设在北门（指北洋），而事变之来，亟亟可虑……惟念及我公终日与不合心之人勉强周旋，则为之不快。”到1905年秋，随着湘系督抚迅速陨落，王文韶出军机，徐世昌、铁良入军机，南人领袖瞿鸿禨实已颇为孤立，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成为潜在的盟友。

 

 

 

 

　　与此对应，张之洞查办周馥的复奏迟迟未上，直至九月二十四日奉旨“周馥办理内政外交，尚无不合，即着毋庸置议”。但因原参折有周馥之子周学海在两江督署招摇的说法，奉旨“江苏候补道周学海回避改省，仍留署中，致滋谣诼，着迅速赴部改掣省分，领照到省，毋任逗留”。“致滋谣诼”“毋任逗留”云云，颇令人难堪。据说这正是瞿鸿禨添加之笔。周馥晚年自述，仍对此耿耿于怀。甚至周馥的曾孙周一良也谓瞿鸿禨“为人不足道”。这很可能源自周家长辈的看法，可见积怨之深。

 

 

 

 

　　不过，周馥虽然暂时渡过难关，但据说江宁将军又参劾多款，以致有周馥调补闽浙、端方补授两江的消息。当年十一月，周馥奏请开缺，朝旨虽然慰留，但已传闻将由铁良或端方继任江督。只是端方此时正在出洋考察，而且袁世凯也在京劝说奕劻慰留周馥。所以，周馥的南洋大臣之位终获保全，北洋和南洋合作的态势继续加强。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人考察宪政回国后，清廷于七月十三日宣布预备立宪，从改革官制入手，其中又以成立责任内阁为重中之重。次日，在派出厘定官制大臣的同时，与袁世凯深相结纳、在京力推立宪的端方突然补授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当时，端方正与袁世凯“同在都城，会定官制，互相标榜，正当有为之际，何肯轻于离京”。故此举颇为蹊跷，实乃“挤”端方出京，以分袁世凯之势。军机大臣鹿传霖的密信显示，这是瞿鸿禨、荣庆、铁良敦促奕劻做出的决定：

 

 

 

 

　　至立宪先从改官制入手，则袁（世凯）、端（方）之谋，而邸（奕劻）为所愚，袁又为端所怂恿，皆欲揽天下大权。两人合谋，内外一气。其本意端充副总理，佐邸总理［左右两副，其一为城北（徐世昌），袁党也——原注］，则玩邸于股掌之上，尽去各枢，因此犯众怒。二目（瞿鸿禨）、双火（荣庆）、大金旁（铁良）相约密谒邸，痛陈利害，邸（奕劻）始悟而急出端于外为南洋。

 

 

 

 

　　可见，尽管端方本来也是江督的候选人，但他此时更希望留京出任副总理大臣，外放江督实有一定突然性。当时袁世凯劝慰端方的密信说：“近闻执事有南洋之说，如不得已，在外胜于在内，但必须使内外划清权限，各专责成，方可稍得展布也。”不过，端方彼时固然不甚情愿就任江督，但这一突然的人事安排，不仅使岑春煊运动江督的希望顿时破灭，而且排挤岑春煊的痕迹甚浓。这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岑春煊放手一搏，发动政潮。

 

 

 

 

四、 岑春煊运动江督连续受阻与北上发动政潮

 

 

 

 

　　在北洋下南洋，湘人江督格局难以为继，瞿鸿禨节节败退的背景下，同样是在庚子事变中崛起的实力总督，号称“北袁南岑”的岑春煊，也不时窥测着南洋形胜之地，意图与北洋分庭抗礼，与闻朝政。这是既往未受注意的一个重要史实。不过，岑春煊的意图与北洋下南洋的进程实相冲突，所以奕劻、袁世凯绝不答应，双方矛盾不断积累。可以说，岑春煊之所以在丁未年（1907）北上发动政潮，表面上固然是因为岑氏时常批评的那样，奕劻、袁世凯揽权结党，政以贿成，而实际上也是岑春煊连续运动江督不成，有以激之。但岑春煊晚年自述，闭口不谈此事。然而，瞿鸿禨之子瞿宣颖却透露出重要信息：

 

 

 

 

　　春煊当光绪季年，以风力著称，又深得慈禧宠眷，见袁世凯权势日盛，乃蓄意与之为敌。朝野之士，凡不附袁者，皆归春煊，欲倚以为陶桓公。然春煊始终未得两江，不居形胜之地，不足以闻朝政。世凯亦深忌之，谋于奕劻，移春煊督云贵。春煊知一旦赴边，益无所凭借，遂称疾居上海，密谋相抗。适又奉督川之命，乃乘赴任之便，自汉口乘火车入都。

 

 

 

 

　　瞿宣颖的说法，虽然有为乃父联合岑春煊“开脱”的意思在，但不少材料显示，1905年湘人江督格局难以为继之后，岑春煊确曾努力运动江督，只可惜“始终未得”。

 

 

 

 

　　先是，1903年广西匪乱四处蔓延，形势极为严峻。署理四川总督岑春煊刚刚平定蜀乱，便又临危受命，调署两广总督，督办剿匪事宜。岑春煊籍隶广西，本应回避两广总督，故此项任命实为权宜之计。志在天下的岑春煊也期待着很快克奏肤功，再进一步，则两江总督颇有可望。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广西匪乱大体平定，岑春煊奏请回驻广州，奉旨允准。此后，早已心猿意马的岑春煊开始不断奏请病假。二月二十八日，岑氏更奏请开缺，奉旨赏假两月。

 

 

 

 

　　不久，御史黄昌年参劾江督周馥，交张之洞查办，周馥地位动摇。岑春煊的亲密幕僚郑孝胥，随即听说岑氏将“移督两江”。五月初，据说军机大臣认为周馥署理江督“诸多不宜，非另易贤能不能当此大任”。同时，传闻岑春煊密参周馥不堪胜任江督。一个多月后，甚至有消息称岑春煊是周馥参案的“原动力”，很可能接替江督一席。

 

 

 

 

　　这时，清廷决定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六月，岑春煊再次奏请开去两广总督署缺，“抑或赏假一年，派员接署”，以便“出洋就医，兼可考察各国政学”。又明说“东三省正在用人之时，其艰难较两广尤甚”，待“病体稍愈，考查略有所得，拟恳恩以散员发往效力”。很快，香港报纸就传言岑春煊赏假三月，在日本就医后，“即赴署两江总督任”，周馥调署闽浙总督，张人骏调署广西巡抚，李经羲调署两广总督，连郑孝胥都感觉“其言似真”。然而，迟迟不见下文，汪康年在广东任职的族弟汪大钧也觉得“殊不可解”，因为“两江闻有更动，且传嘉州（岑春煊）之信极确”。

 

 

 

 

　　七月初六日，岑春煊奏请出洋未获允准，此后又赏假一月。九月三日，岑春煊又奏请“迅赐简员暂行署理两广总督”，俾其安心调治。不久，张之洞查办折递上，颇替周馥弥缝，周馥地位得保。在此前后，岑春煊之弟岑春蓂升任巡抚。因广西肃清，岑春煊也赏加太子少保衔，算是对他的安抚。所以，九月二十五日，岑春煊仍赏假两月，毋庸派署。到光绪三十一年年末，岑春煊只好奏请“病势轻减，谨力疾销假，并吁请陛见”。江督的争夺暂告一段落。

 

 

 

 

　　另一方面，不安于两广总督的岑春煊与粤籍官绅势如水火。光绪三十二年初，唐绍仪领衔广东京官奏参岑春煊，称其“刚愎自用，不恤人言，屡次乞休，志在去粤，益复倒行逆施”，奉旨交周馥查复。周馥复奏颇不给岑春煊留情面，有云：“应请旨训诫该督臣岑春煊推诚待人，屏除成见，慎毋意气用事，以尽维持保护之责。”岑春煊欲取周馥而代之，双方颇有心结，周馥复奏所言虽然不无根据，但措辞实令岑春煊难堪。次年丁未政潮中，岑春煊不仅明参周馥“贻误两江……败坏粤事”，而且私下对周馥切齿痛恨。这均可从此前争夺江督的宿怨中寻觅端倪。

 

 

 

 

　　转眼间五大臣将要归国，朝野皆知必有一番举动。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岑春煊再次奏请开缺，仍然奉旨赏假两月，命其毋庸固请开缺。迨七月十四日，端方被突然“挤出”京师，补授两江总督，周馥调补闽浙总督。然而奇诡的是，一周之后，又调周馥为两广总督，命岑春煊补授云贵总督，令云贵总督丁振铎调任闽浙总督。自恃资格更深、平乱有功的岑春煊不仅未能争得江督，竟不啻为端方、周馥腾缺，颇觉有失“公平”。岑春煊焉能接受，于是请假赴上海调理。虽然朝旨只赏假一月，而岑氏一直逗留，丝毫没有赴任之意，实则既筹谋入京，也在不断窥视和运动江督之位。

 

 

 

 

　　光绪三十二年秋，端方到任南洋后，竟然“名誉大损，以搜索革党，妄事株连，加以虐待征兵及江北饥民诸事，尤为大失人望”，时人估计他“恐难久于其位”。随后京师内部消息称“岑（春煊）十万谋南洋”。然而，岑春煊运动南洋大臣终未成功，丁未年正月十九日奉调四川总督，当时“岑愤郁不下楼”，甚至郑孝胥与汤寿潜拜访也不见。看来志在南洋的岑春煊颇不满于此，至迟在二月末，已决定借赴川督之任而突然入京觐见。

 

 

 

 

　　岑春煊坐镇沪上大肆运动江督之位，令端方如芒在背。他在致湖北按察使梁鼎芬的密电中愤愤不平地说：“西林（岑春煊）徘徊海上，久无佳兆，遂不能稍自忍耐。此等伎俩，真不置〔值〕一哂。近中如何运动？想公亦已能犀烛之。鄙人在此，筹办赈抚，改良弊政，不避怨谤，不皇〔遑〕寝食，自愧尚无成效，但愿此君（岑春煊）善自为谋，钟山一席（江督兼南洋大臣），正可举以奉畀也。”因此，端方对岑春煊的一举一动非常敏感，对其借赴蜀以入都的密谋了如指掌。端方和袁世凯的南、北洋合作也因此更加密切。三月初四日，岑春煊离沪当天，端方就密电袁世凯说：“此行名为入蜀，实则入都，有荐膝之陈。不知是否奉有秘密之慈旨，抑系自行北上。公有所闻否？望密探密示。”同时，端方又写信向郑孝胥打探岑春煊“入都造膝之陈”的谋划。

 

 

 

 

　　岑春煊入都后，端方颇担心被岑面参。所以，他给乃弟端绪的密电中说：“岑三（岑春煊）近日与兄意见益深，到京后如何举动，务须设法侦探，逐日电告，不可稍涉轻忽。要要。”同时，端方与袁世凯几乎日日密电往来，沟通消息。三月二十一日，袁世凯复电称：面参诸人中“未闻及公”；次日则云：“三见时参外、学、军等部，涉及南、北洋，力保武进（盛宣怀）。”说明端方也在被“涉及”之列。随后，军机章京杨寿枢也说，“现在朝局朝令夕更，两江一席谋者孔多”，颇有易人的可能。

 

 

 

 

　　岑春煊入京之初，本有入枢机会，但后来慈眷渐衰，局面一变。因此，他“始攻本初（袁世凯），旋见本初根深柢固，幡然变计，而与之联络”，与入京前的宗旨已有不同。因此，外放南洋也不失为一个选项。陶湘在致盛宣怀的密信中说：“南洋（端方）为西林（岑春煊）所劾，或云南洋一席，终为西林所有。”但考虑到端方卓然有力，“岂遑多让”，且岑春煊因病留京，避去云贵、四川之嫌，“倘畀两洋（整理文如此，南洋？）而即去，岂不为士论所讥”。众所周知，岑春煊随后就被排挤出京，仍授两广总督。

 

 

 

 

　　综上，岑春煊为何在丁未年突然入京发动政潮？尽管背后的动力不易完全探明，但他屡次运动江督不成有以激之，当无疑义。倘若岑春煊早获江督，虽不能说类似的政潮就不会发生，但至少丁未政潮不会这样发生，则可断言。岑春煊之所以始终未能如其所愿，当与北洋下南洋的背景密不可分。而岑春煊与周馥、端方竞争两江的关系，也促使后者在丁未政潮中更加坚定地站在袁世凯一方，打击岑春煊。

 

 

 

 

五、余论

 

 

 

 

　　丁未政潮何以发生？瞿鸿禨、岑春煊与奕劻、袁世凯何以水火不容？从政见而言，袁世凯和岑春煊都是厉行新政、鼓吹立宪的趋新总督，瞿鸿禨虽然相对保守，但也力推各项改革，支持预备立宪，故并非顽固派与改革派之争。从当时的舆论和后来的研究观点来讲，袒奕劻、袁世凯者，说瞿鸿禨忌刻阴险，联合岑春煊、林绍年，布置台谏，暗通报馆，妄图推翻奕劻，排去袁世凯，逼慈禧归政光绪；袒瞿鸿禨、岑春煊者，谓奕劻、袁世凯结党揽权，政以贿成，毫无底线，引段芝贵、杨翠喜案以为据。所以，历来多用清流和浊流（洋务）的分野，或者清廉派与北洋派的斗争加以解释。

 

 

 

 

　　本文试图说明，湘人瞿鸿禨之所以与袁世凯水火，还因为辛丑回銮后，清廷为重树权威，裁抑东南互保的“抗旨”势力，同时为增强北洋实力以拱卫京畿，开始扶植袁世凯加强对江南财赋之区的控制；而袁世凯也借此将北洋势力逐步向南洋扩张。这使得南洋地区的湘系势力遭受重挫，湘人江督格局难以为继。随着以江督为首的湘系督抚迅速没落，与之互为联络的瞿鸿禨在中枢也更加势单力薄，地位难保。所以，很大程度上，双方围绕江督的反复较量，最终演变成难以调和的矛盾。在瞿鸿禨之外，岑春煊之所以反对奕劻和袁世凯，突然入京发动政潮，表面上是批评他们引用私人，排挤异己，政以贿成，实则也是岑春煊争夺两江总督屡次受阻有以激之。自恃立有大功、有北袁南岑之称的岑春煊，希冀调任江督，控制形胜之地，影响政局，实现抱负，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如果岑春煊调任江督，就与北洋下南洋的现实相冲突，所以袁世凯极力反对。

 

 

 

 

　　政潮之所以在丁未春爆发，也与丙午官制改革后的权力格局相关。但并非如通常观点所言：奕劻和袁世凯在官制改革中是盟友，本来计划以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为副总理大臣，掌握实权，因瞿鸿禨暗中反对而作罢。瞿氏进而设法剥去袁世凯兵权和兼差，故袁对瞿恨之入骨，媒孽报复。前文所引军机大臣鹿传霖的密信清楚地说明，在官制改革中，奕劻绝非对袁世凯言听计从，将袁世凯的盟友端方挤出京师，正是奕劻最终做出的决定。袁世凯在官制改革中之所以失败，固然因为瞿鸿禨“暗阻”，但这是慈禧和奕劻默许支持的，且京内各大势力均反对袁氏改制。对此，都察院都御史陆宝忠总结得颇为到位：“此次厘定官制，项城（袁世凯）挟气吞全牛之概以来，嗜进少年及热心速化者，从而翼戴之，政府几不敢异同，意在推翻朝局。幸台谏封章迭上，昔所援引之枢臣亦渐反对，其锋渐挫。深宫（慈禧）亦略烛其隐，邸（奕劻）与善化（瞿鸿禨）、寿州（孙家鼐）合力维持，始成今日之局。”可见袁世凯遭到了自上而下程度不同的反对。

 

 

 

 

　　所以，奕劻和袁世凯的关系，绝非后来流行的说法那么简单：亦即奕劻被袁世凯用银子喂饱，一味听命于北洋。辛丑回銮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袁世凯不仅手握重兵拱卫京畿，而且内政外交能力出众，慈禧和奕劻当国，自然不得不重用袁世凯。从辛丑回銮到日俄战争时期，清廷和袁世凯实为互利共生的关系。故慈禧和奕劻必然尽量支持袁世凯。因此，袁世凯贿赂奕劻只是一个方面，他们需要相互合作是更重要的方面。但是，倘若外部压力减弱，内部形势稳定，袁世凯渐有尾大不掉之势，威胁到清皇室权力，慈禧和奕劻也会毫不犹豫地加以裁制。因此，丙午官制改革中袁世凯失败的命运有相当的必然性。因为此时日俄战争结束，外部压力缓解，正是慈禧和奕劻准备收回袁世凯兵权之时。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讨论是否要预定开国会年限时，奕劻单衔密奏，反对袁世凯和张之洞，也是类似道理。

 

 

 

 

　　同时，瞿鸿禨和奕劻的关系也并不像后来传说的那么水火不容，否则不可能共事多年。瞿鸿禨罢官后，曾言及与奕劻、袁世凯的三角关系。他说：“在政府时，与庆亲王本极水乳融洽，几于言听计从。每年年终，庆王赠自画山水一幅，以为年礼。自夫己氏（此处指袁世凯）当国，久存操、莽之心，路人皆知，深为所忌，极力以谗言交乱，终成水火。”其实，奕劻和瞿鸿禨不仅在承泽园比邻而居，而且在不少议题上意见相近。当日不少清议甚至因此严厉批评瞿鸿禨。“奕劻也会关照瞿鸿禨的亲友，聂缉椝和余肇康均曾“受惠”。但也仅此而已。瞿鸿禨希望维系湘人江督格局，则断做不到。故李兴锐去世后，慈禧和奕劻会果断用周馥南下接任江督。

 

 

 

 

　　瞿鸿禨和奕劻的矛盾逐步激化，是在丙午官制改革之后。这时奕劻、瞿鸿禨留军机，鹿传霖、荣庆、徐世昌、铁良均出枢垣，新加入世续、林绍年二人。此前军机处六人，尚有更多缓冲。而今世续、林绍年各自站队，奕劻、瞿鸿禨难免直接冲突。加以“四退枢谓瞿取巧，深衔之”，故瞿鸿禨一方面地位凸显，另一方面也更加孤危。所以，光绪三十二年年十二月就传言“铁良将复入军机”，瞿鸿禨“将不能自固”。汪大燮也听说奕劻举铁良再入枢垣，他在给汪康年的密信中说：“瞿（鸿禨）不能挺然作一政党魁首，终必受挤，能劝其组织一政党否？”

 

 

 

 

　　其实，瞿鸿禨此时为了巩固地位，也开始改变先前的韬晦策略，正在建立班底，甚至公开揽权。援引林绍年入军机，为曾广铨谋侍郎，调余肇康来京，都是其例。而丙午、丁未年之交，奕劻大病，几至不起，为瞿鸿禨提供了更多机会。奕劻于丙午年腊月二十五日之前患病，直至丁未年二月初七日方才病愈。奕劻的健康问题直接关系着领班军机大臣的继任人选，实为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故为各方所关注。当时京内密信说：奕劻年后虽略有转机，“然病入膏肓，终不久于人世”，七十老翁得此肝病，“多则半年，少则三月。此老去，政府必有更动”。汪大燮在致汪康年的密信中也说：“庆（王）病闻甚重，设有不讳，此席当属何人？此事极要，弟曷思之？能逆料否？”这一先前不太受注意的重要史实，也可以解释何以政潮会在丁未春爆发。

 

 

 

 

　　就在瞿鸿禨利用奕劻患病，扩张权势的时候，庆王府求医于北洋。袁世凯派段芝贵带北洋的西医官屈永秋（桂亭）日日伺候于奕劻之侧，救了奕劻性命，“于是庆、袁交益加密”。其实，面对瞿鸿禨的主动出击，从一反一正两个方面，奕劻和袁世凯也产生更多合作空间。在此前后，陷入低谷的袁世凯“竭意恭维乔梓（指奕劻、载振父子）”，尤其注重对瞿鸿禨意见颇深的载振。袁世凯甚至利用各种手段，包括伪造电报，以促使奕劻确信瞿鸿禨勾结岑春煊入京倒己。这样，奕劻与瞿鸿禨的关系日渐紧张，终至恶化到不能共事。

 

 

 

 

　　丁未年春，瞿鸿禨力主用湘人曾广铨任邮传部侍郎，奕劻坚决反对，竟用朱宝奎。瞿氏很是不满。随后，岑春煊来京，首将朱宝奎面参罢职，瞿鸿禨不免嫌疑，“庆、瞿交情益汲汲”。而此前简放段芝贵署理黑龙江巡抚之时，瞿鸿禨“本大不赞成”，迨湘人赵启霖参奏，瞿鸿禨指使的“嫌疑益重”。如此，奕劻与瞿鸿禨的矛盾表面化，军机处内已难相安，正常工作无法开展。故慈禧太后必须改组枢垣，排去一派实所必至。

 

 

 

 

　　那么，为何瞿鸿禨、岑春煊终被抛弃？除了奕劻系皇室亲贵，追随慈禧数十年，根深蒂固之外，瞿鸿禨和岑春煊揽权结党，让慈禧心生疑虑，也是一大原因。通常讲奕劻以瞿、岑联合康、梁进谗，导致瞿、岑落败的说法，还可再思。慈禧恐怕未必相信瞿鸿禨、岑春煊真会支持光绪，排斥自己。但揽权结党的瞿鸿禨令慈禧生疑，她历来对军机处内揽权者必痛下杀手。岑春煊四面出击，有违和衷之道，也让慈禧厌恶，并不适合在京任职。而且，如果推翻奕劻和袁世凯，也确实面临北洋由谁来任、交涉如何来办的问题。慈禧实不愿舍弃能干且受外人支持的袁世凯。况且袁世凯的兵权已被削弱，兼差也被解除，对清室的忧患实已大减。而结党嫌疑日重的瞿鸿禨和岑春煊，却明显缺乏外人支持。所以，宁愿舍弃瞿鸿禨一派。在瞿鸿禨开缺后，军机处缺少熟手，有密信传出慈禧一度想念瞿氏。袁世凯不放心，奏请病假的同时，借上奏言事而明劾瞿鸿禨、魏光焘和聂缉椝，在这种背景下也可理解。

 

 

 

 

　　但是，这样的结局无疑严重损害了清廷本已不堪的声誉和威望。此外，从南北关系的走向来看，表面上北洋下南洋持续加强，但实际上也造成南北的深刻隔阂。与出身江浙的“太湖圈南人”相比，来自湖南、福建、广西的瞿鸿禨、林绍年、岑春煊等可谓“边缘南人”。此前当权的“太湖圈南人”已纷纷被逐，现在“边缘南人”也相应失势。故清朝政权的代表性越来越有限，统治基础被进一步削弱。随后，载沣、鹿传霖、袁世凯和张之洞入军机，形成一个满人、北人联合领导体制。在南北关系已明显恶化的背景下，最高决策圈竟无南人代表。而张之洞的入京和岑春煊的去职，使得南方再无善于用兵、声威素著的实力总督，也影响了清朝对南方的有效控制。这些隐患在辛亥革命时彻底暴露。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