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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史学观念中的史论关系

作者:李勇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发布时间:2021-09-10 字体: 打印
作者:李勇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发布时间:2021-09-10 打印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史学界一方面批判实验主义方法,另一方面开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学习活动。这原本是一场针对学术界的思想改造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占据史学主导地位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如何把握尺度和拿捏边界,确很困难。这既是史学界面临的共同问题,更是那时作为史学界带头人的郭沫若无法回避的难题。对于该时期的郭沫若史学研究,以往学界或论述其具体的历史著作、历史剧的写作,或探讨其身处思想改造、批判运动时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挣扎。这些探索非常可贵。但是,造成史论关系紧张的学理缘由是什么?为什么批判实验主义会突出郭沫若史学中实验主义与唯物史观之间的紧张关系?郭沫若又是怎样在史与论两极之间寻求平衡的?对于这些问题,现有研究未曾揭示,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一、批判实验主义引发史论关系的紧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史学界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这场运动从“破”的角度说是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从“立”的角度看则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学习活动。1955年5月6日,郭沫若给钱祖夫写信,明示二者的关系,他说:“批判胡适,主要目的在宣扬并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因有立必有破,从批判反动思想中更容易接受正确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者针对实验主义的批判活动,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并一直延续到50年代初。不过,大规模有组织的系统批判,是在1954年10月展开的。对于这一批判活动,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公开发文、积极参与,其他史学家也异常踊跃。正如吕振羽在《六年来的新中国的历史科学》中所总结的那样:“史学工作者积极地参加了这个斗争,写了许多有关文学史、哲学史以及其他有关历史科学和考古的批判论文。我们举办了多次胡适思想批判的学术会议,从各方面来批判胡适派的反动观点和反科学的‘历史方法’。”

 

这场批判胡适的运动是中央指示和国家行为,这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转向社会主义期间的确有其必要性。但是,在实践中因难以拿捏尺度和边界,结果又存在着扩大化趋势,主要表现为:从否定胡适政治思想扩大到否定胡适的一切,从否定胡适实验主义考据学扩大到否定一切历史考据,从批判胡适到批判一切与胡适有密切关系者。这些扩大化现象是教条主义和极“左”的表现,当时就有人这样认为。1952年8月3日,祝瑞开给顾颉刚的信中说:“考据陷入支离破碎的范围内,固然于事无补,脱离实际(所需批判者即在此),但是在根本上若无真实可靠的史料,单凭一些概念,即生硬的粗糙的解决历史上问题,此即违反马列主义。读毛主席《矛盾论》对一些教条主义的批判,我深感以往与目前历史界就有这种现象,特未被指出耳。我们这一治学精神并未违反马列主义。”

另外,据1953年6月21日顾颉刚日记,时为中共党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平心有言:“现在哪里是马列主义,直是形式主义。”顾氏评论道:“平心则共产党人,惟因有学问,不能盲从耳。”胡适史学被批判,引发顾颉刚和《古史辨》被批判,对此顾颉刚明显流露消极情绪。1955年3月5日,其日记写道:“近来批判胡适历史学、考据学的文字中,常常牵到我和《古史辨》……予老老实实研究学问,虽不能把握马列主义,究与胡适不同,而一般人乃比而同之,是予所不愿受也。”1955年7月16日日记又载:“读《历史研究》中范文澜、蔡美彪、梁从诫三文,渠等批判胡适,均联及余,为之不快。”那时非马克思主义阵营从事考史的史学家有顾颉刚这种情绪者当不是个别现象。这类现象表明,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本来是一场正常的学术活动,但出现一种偏差:对正当的重视史料的史学主张和论著也加以批判。这样,就引起中国大陆史学界关于史料与理论孰重孰轻的激烈争论。可以说,史论关系的讨论是批判实验主义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场运动的并发症,也可以说是自然的结果。对此,吕振羽说:“‘论’就是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史’就是史料。‘史’和‘论’的统一,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具体历史进行具体分析,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争论的结果是,主张重视史料者遭受进一步的批判。正如苏双碧所反思的那样:“史和论的关系五十年代在史学领域里是一个带有根本性问题的争论……史料即史学的观点和方法根深蒂固,很难消除。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又不是很快就能掌握的,况且有关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科学的基本论述理解也很难全面、准确……就酿成后来在史论关系上的大争论和大批判,即正当的重视史料的,或主张史料即史学的统统当成资产阶级史学批判,而这种批判的武器,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又是被简单化理解的或歪曲了的,这就造成了对我国历史科学发展的一次大破坏。”

就当时而言,史学界存在一个疑虑:批判重视史料是否意味着历史研究者就不可以从事史料的搜集和考证?其实,从根本上说,任何一位严肃的史学家,都不会否认史料的重要性。例如,1940年5月,吕振羽撰写《本国史研究提纲》,指出:“在今日,进行本国史研究,在史料方面,便不只是搜集和选择,还同时要从事整理考证的工作。”即使在批判胡适的年代里,范文澜仍然强调:“研究历史,首先要把远古以来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画出一个基本的轮廓来,这必须依靠足够的资料……成为科学的历史,首先要求所用资料的明确性和具体性。在这样的基础上,正确的分析和正确的总结历史事件才有可能,也才有可能引导读者从历史的学习中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问题在于,一旦重视史料跟胡适实验主义发生意象关联,就可能被视作不重视理论;而不重视理论就可以被推论为反对唯物史观。最后,大家都用同一个腔调,那就是史料很重要,但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去整理和解读史料。说者借此以确保政治安全,而事实上人们却害怕一旦从事史料考证工作就会被视为不重理论。郭沫若同样处于这样一种困局中。

二、批判实验主义给郭沫若史学带来压力

郭沫若史学在方法论层面兼有实验主义和唯物史观。他持有怀疑态度,强调史料重要,慎言夏代史事,曾经否认井田制,且因发现新证据而不断修正自己的意见。在这些方面,他的做法与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毫无二致。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主张怀疑的态度。1921年,胡适在《“研究国故”的方法》一文中宣称:“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1936年5月22日,郭沫若在给金祖同《甲骨文辨证》撰写的序中有一段有意思的文字。他说:“怀疑辨伪乃为学之基阶,为学与失之过信,宁取其多疑;子舆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此终古不刊之论也。”这里的“失之过信,宁取其多疑”与胡适的“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有着惊人的相似。可以说,在提倡怀疑这点上,郭沫若与胡适完全无异。

 

二是强调史料的重要性。1928年,胡适谈到治学时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史家若没有史料,便没有历史。”1946年,他又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五分证据,只可说五分的话,有十分证据,才可说十分的话。”在这个问题上,郭沫若与胡适也没有差别。1942年,他就说过:“我们要把一切真实的史料搜集起来。若是没有材料而谈社会史,简直是笑话。”1954年,他又说:“欲研究中国古史,非先事资料之整理,即无从下手。”

三是慎言夏代史事。胡适认为夏、商史事证据不足,信史只能从周开始。他说:“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因此,他的《中国哲学史》空白夏、商而直接从孔子写起。因为没有证据,故对于夏代历史要存疑,在这一点上,郭沫若与胡适看法也是一致的。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从商代做起,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明言:“夏代渺茫得很,我们现在还不好多谈。”1952年,他写《奴隶制时代》时,坚持说:“关于夏代的情形,我们今天还不能够多说,且等待日后从地底下能有丰富的资料出现。”后来在《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中,他还说:“殷代以前的夏代,尚有待于地下发掘物的确切证明。”

四是最初否认井田制。胡适否定井田制说:“战国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没有证据证明井田制的存在。”郭沫若最初也否定井田制,他说:“最好是拿事实来证明,便是周金中有不少赐土田或以土田为赔偿抵债的记录,我们这里却寻不出有井田制的丝毫的痕迹。”他们当时否定井田制的存在,其原因是找不到证据,从本质上说是默证的体现,同时也表明他们对证据的倚重。

当然,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随着整个学术的进步和他们个人治学的进展,其观点也在发生变化,胡适后来也承认夏、商历史,郭沫若承认夏代是奴隶社会,后来还承认井田制的存在。这个问题暂且不论。

正因为郭沫若史学观念中有浓厚的实验主义色彩,吕振羽提出了批评。关于殷代为“开幕期”,吕振羽认为资产阶级实验主义的史学家“固然一致认为中国社会系开始于有甲骨文字可征的殷代”,而“一些新兴的史学家,也一同在此种错误的影响之下,认中国社会从殷代开幕”。1940年,吕振羽又说: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从实验主义出发,断定中国史的开幕时代是殷,“对中国新史学研究有相当贡献的郭沫若,也同样把中国史截去一长节,以文化发展到相当程度的殷代为‘开幕期’……这正是郭氏历史理论中之实验主义的成分在作祟。”这里,吕振羽直接点了郭沫若的名。关于殷代兄终弟及问题,吕振羽直接批评郭沫若说:“这已完全在追随着实验主义者,郭先生自己或者还不知道哩!”关于殷代畜牧业繁荣问题,吕振羽批评道:“把畜牧的繁荣这一现象固定化之实验主义的说明,自不能不陷于这样不能解决的矛盾中……这在郭沫若也同样陷在这一不能解决的矛盾中。”关于井田制存在问题,吕振羽批评说:“近中郭沫若也认为金文中无井田制的存在,无条件的又作了实验主义的追寻者。”关于殷周制度不同问题,吕振羽在1933年的《中国上古及中世经济史》中批评说:“在我们的‘唯物论’历史学家的血液中的实验主义的成分……在西周和东周之际那一连续发展的进程中,反又认为是历史的一大变革期。”这又是不点名地批评了郭沫若的实验主义做法。

无论如何,胡适和郭沫若都强调证据的重要,所以前者研究《水经注》,一旦发现更好的版本,就主动推翻之前依据较差的版本得出的结论;后者也是这样,关于殷、周历史,一旦弄清《周易》《诗》的时代,就主动修改之前的意见。这都是信奉实验主义的学者在实践中的表现。正是由于在这些方面,郭沫若与胡适十分接近,因此,吕振羽批评郭沫若有些观点是实验主义的,且从以上所述来看,吕这样评价郭,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郭沫若毕竟不同于胡适,从学理上说,二者的最大区别是:胡适主张“我们没有什么共同的历史观”,郭沫若则说:“没有唯物证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轻谈。”他使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解读中国古史,终于跟实验主义划界分野。从此,其史学中种下实验主义与唯物史观之间张力的种子。20世纪50年代,大陆学界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史学观念,这对于早年认同实验主义治学方法,且一直使用实验主义作为技术性方法的郭沫若,不能不说是一种压力。

但是,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化解了这一压力。第一,《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写出来的;第二,他一直在批判实验主义代表人物胡适的一些学术观点;第三,在批判实验主义、讨论史与论关系问题期间,郭沫若一直明确主张,若建设科学史学,光有史料是不够的,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第四,明确自己过去的琐碎考证是挑战胡适之流的。

 

郭沫若为1954重印《金文丛考》写了弁言,表明其挑战胡适之流的用心:“我准备向搞旧学问的人挑战,特别是想向标榜‘整理国故’的胡适之流挑战……胡适之流代表着买办阶级的所谓‘学者’,在当年情况,更自不可一世”,“因此,我就要拿些他们所崇拜的‘东西’,来打这个狂妄的家伙。”同时又表明,他有一个担心,那就是这样考证金文可能陷入琐碎和枝节问题上去:“旧东西也是有它的麻醉性的,愈深入便愈沉沦……我自己也感觉着有这样的危险,觉得愈搞愈琐碎,陷入了枝节性的问题。”接着,他又说是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革命救了自己:“是时代拯救了我,是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拯救了我,使我临到了沉溺的危境,而没有遭遇到灭顶之灾。”他这样一正一反一转,最终实现一合,不仅为重印琐碎考释的《金文丛考》做好了舆论准备,并且在更大意义上为学术界既重理论又重史料做好了铺垫工作。

三、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史学观念中的史论关系

在20世纪50年代批判考史的学术氛围中,郭沫若致信北京大学学生,论述史学基本任务,强调:“有了大量的资料,经过耐心地处理,从中揭发出历史的发展规律,这应该就是史学的基本任务。”说史学的基本任务是在精心处理史料基础上去发现规律,这一观点其实并不新鲜,新史学理论先驱者梁启超、李大钊就是这样主张的,甚至可以说这一主张差不多是实证主义影响下所有新史学家的共识。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九五四年新版引言”中说:“研究历史,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是不允许轻率从事的。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问题。”1954年1月,他为《历史研究》写发刊词,重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历史研究的主张,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强调“这就是我们所遵守的原则”。1959年3月21日,他撰写《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答〈新建设〉编辑部问》一文,指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用大量的史料来具体阐明社会发展的规律。今天我们很幸运,研究历史有了极重要的方便条件,因为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中已很扼要地说明了。”

 

郭沫若这样说,并非否定史料的重要。1953年,他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4年新版所写的“引言”中说:“假使没有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时代性不明确,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1954年1月2日,为《历史研究》写发刊词,他说:“只要能够‘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甚至只要能够提供出‘详细的材料’或新出的材料,也都是我们所一律欢迎的。任何研究,首先是占有尽可能接触的材料,其次是具体分析,再次是得出结论。只要是认真能够实事求是地做到这其中的任何一步都是有价值的工作。”1959年3月21日,郭沫若又说:“研究历史当然要有史料……占有了史料,就必须辨别它的真假,查看它的年代,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一番检查的功夫,也就是所谓考据。”

在郭沫若看来,有一点特别重要,那就是史学家研究问题无论大小,只要对于揭示规律有利均属宝贵。他说:“问题有大小,小问题乃至小小问题的解决,凡是对于规律的揭发有帮助,都是必要的。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来改造社会,即有意识地创造人类历史,那更是史学的灵活运用了。”郭沫若说这番话是有背景的,随着50年代思想改造、批判运动的开展,那些关注小问题、精心考证史料的史学被边缘化,甚至被认为是违背科学观念的。郭沫若能提出这一主张,足见其态度。

1951年,《文史哲》创刊号发表了郑鹤声的《天王洪秀全状貌考》一文,引发了学术界的批评。1958年,山东大学的大字报就说它的“烦琐考证是反科学的”。而且这种批判研究细小问题的意见不是个别。在这样的学术氛围里,郭沫若撰文表示:“有人考证洪秀全有没有胡子,这样的问题,当然不能认为是什么重要的问题。不过,如果有人要搞,我认为也可以由他搞去,这总比什么也不搞要强……当然,这种做法不能提倡,不能把很多的人力放在这些方面,要引导大家从大处着眼,把精力集中在大的事业上。”他的意思是,考证洪秀全有无胡须固然是小问题,但是不等于说没有价值,只不过不必提倡而已。这一观点实际是对琐碎考史的一种委婉的包容和支持。

无独有偶,1958年5月15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生给郭沫若去信,请他谈谈“厚今薄古”问题,他写了回信,发表在6月10日《光明日报》和第7期《考古通讯》上,文中说道:“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资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到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这个例子表明他不主张绝对反对细微考证,甚至内心深处流露对于陈寅恪那样占有史料的羡慕和向往。在舆论普遍推崇理论甚于史料的形势下,他能说出这样的话,足见其勇气。

以上表明,在理论层面郭沫若一方面提倡重视理论,另一方面又主张重视史料。实践上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这一时期,郭沫若自己在做《管子》的文献整理工作,就无法不考史。《管子》乃战国、秦汉时代文字总汇,是有关哲学史、经学史之资料。因为古写本不可复见,传世刻本简篇错乱,文字夺误,故以难读著称。如不加以整理,殊为可惜。最初许维遹以戴望《管子校正》为底本作《管子校释》,未成而逝;闻一多接着往下作,未精被杀。郭沫若接过这一工作,首先整补书稿缺漏之处,补录征引旧说未全者,然后誊录书稿,分由许、闻之旧友冯友兰、余冠英、孙毓棠、范宁、马汉麟等人校阅,最后由郭沫若总校,并加案语。为完成这一工作,郭沫若不得不四处调阅各种版本。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各地图书馆藏书或学者私藏都予以协助。他搜集到从宋杨忱本到明葛鼎《管韩合刻》本共17个本子。其征引的解读《管子》的文献,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到马元材《管子轻重篇新诠》等达43种之多。对此,郭沫若深有感触,他在1954年9月26日写的《叙录》里说:“欲研究中国古史,非先事资料之整理,即无从下手。”

此外,从其书信中也能看出郭沫若在史论关系上的倾向。1951年1月5日,郭沫若给王静如去信,表彰《史学集刊》上的王文“收集了不少的资料,值得钦佩”。同年5月31日,他给张汝舟写信,论《易经》成书甚晚,其理由是阴阳相推而生变化这种思想,殷周古器物铭刻及其他文献中无此痕迹,八卦于古器物、古文献中亦不见其痕迹。他说:“这是我理论的出发点。”1955年10月12日,《历史研究》编辑部请他审阅林寿晋的《东晋南北朝时期的矿冶铸造业》一文。10月14日,郭沫若给《历史研究》编辑部去信道:“这篇文章注意到新的研究方面,虽然主要是资料的搜集,但已难得,我同意备用。”这几例足以说明,50年代郭沫若为刊物审稿或评价史学论文,衡量论文水平高低时很看重材料,他自己的具体历史认识也还是以史料为依据,而不是以空洞的理论为尺度。

需进一步拷问的是,如何看待学术界批判考证学呢?郭沫若解答道:“我们反对的是为考据而考据,以史料代替史学。”他笔锋一转又说:“如有少数人一定要那样作,我认为也可以由他去,因为这总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要好一些。”可见,郭沫若要表达的是,历史研究最好是以唯物史观作指导,史学家不这样做而只是考史,那也无妨。

郭沫若说:“历史的范围很广,懂得一些正确的方法,必要的是要占有大量的资料。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等是必须尽力地艰苦工作,丝毫也不能偷巧。尽可能占有第一手资料,迫不得已时,有批判地接受第二手资料。在这儿最要实事求是,就是要老老实实地下苦工。”他还说:“固然,史料不能代替历史学,但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而没有史料,那是空洞无物的……没有史料是不能研究历史的。因而,对搜集、考察史料的工作,不能一概加以否定。”

他的这些主张恰好成为20世纪60年代初史学界纠偏的先声。1961年5月25日,郭沫若作《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提出:“我们要以批判的态度来从事史料的鉴别和使用。”1962年7月31日,他给《四川日报》编辑部写信,强调:“无批判地肯定一切与无批判地否定一切,都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就像60年代初翦伯赞等人就史与论关系展开纠偏一样,这两例又成为郭沫若纠偏主张的具体表述。

总之,郭沫若在20世纪50年代强调保持史与论之间要保持平衡关系,这不仅在其关于史论关系的论说中呈现出来,并且在其史学实践中也有所体现。他与翦伯赞等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道,为60年代在史与论关系上的纠偏做了准备工作;同时表明其对于不同史学范式有包容之心,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有自信之心,这就给人们认识当前史学形势,尤其为建立历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了一个宽广的视角和有益的参考。

作者李勇,系淮北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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