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赋予中共党史工作者的光荣使命，就是要梳理好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总结好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挖掘好党在推进伟大事业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光荣传统、优良作风，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使命，是学习、宣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发挥资政育人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史学习教育要“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当前，我们正处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节点，更需要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新时代赋予党史工作者的光荣使命，就是要梳理好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总结好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挖掘好党在推进伟大事业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光荣传统、优良作风，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述往事，思来者”，是中国史学深厚的优良传统。同样，党史研究也不是单纯的叙述历史，而是具有鲜明的资政育人功能。最初党内开展中共党史研究，就是为了解决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和自身建设的现实需要。1942年，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内发表题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明确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

党史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是以其学术性为基础的。事实上，党史研究的学术性越强，就越能从中汲取思想养分。毛泽东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坚持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性，就是要从基本的历史事实出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在回应时代关切中提炼问题，对党史的相关概念、历史进程、内在逻辑进行学理分析，把结论建立在严谨清晰的论证基础上。

挖掘丰富多样的史料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史料，就无从治史。党史工作者应该广泛发掘、搜集、考订新的史料。新史料的发现，可以弥补以往因资料不足而无法开展的研究，使人们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党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会议文件、各项决议、汇报请示和各类活动的原始记录，以及经过分类整理而成的档案，是研究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一手史料。报刊资料在深化党史研究中也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出版发行的《红旗》周刊、《向导》周报、《红旗周报》《红色中华》《革命与战争》等，载有党在不同阶段的方针政策、革命活动、组织生活等重要信息，是研究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的重要史料。作为重要历史事件亲历者的见闻录和回忆录，也是还原历史现场的重要途径，同样不能忽视。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密相连，收藏于部分国家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的档案文献、报刊资料、回忆录，是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补充史料。例如，《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在编写过程中，引用了《驻华外交官员备忘录（1941—1945）》中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戴维斯、谢伟思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它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而是他们的命运”。利用国外史料和局外视角分析问题，可以更加全面地展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真实形象和重要地位。对于海外中共党史史料，我们有必要投入更多力量予以搜集整理。

史料毕竟是一种精神产品，有记录者的主观意识渗透其中。我们在使用史料时，应当运用多重史料相互印证。学界普遍认为，学术研究中要慎用回忆录，这是因为，受作者的写作动机、身分和时间等因素影响，回忆录难免存在一些谬误，或因时间久而记不准，或有意掩饰、推责回避、移花接木，等等。然而，慎用不等于不用，回忆录可以为我们认识历史事实提供背景和参考，并在与其他史料的比较中辨明史实真相。

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

党史不是简单的文件史、会议史、生活史，而是纷繁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必须从对具体事件的分析归纳中作出理论概括与总结，得出规律性认识。运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方法，有助于拓展研究面向，增强研究的系统性、深刻性和独特性。张静如在《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一文中呼吁党史学界加强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并提出将社会史作为党史研究的基础。他指出：“怎样为基础？并不是说把党史改为社会史，而是说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大的历史事件和有影响的人物的思想及实践，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这种研究视角的转换，实际上是运用新方法对历史材料进行重新解读，而这需要在继承传统研究方法基础上，借鉴新的理论和方法，提出新的史学诠释。

进行跨学科的交叉融合，对我们跳出固有认识，多视角、多层次地审视历史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也要避免在研究中出现碎片化、边缘化、虚无化倾向。须知，党史的微观研究，绝非是告别“宏大叙事”，走向无关宏旨的“琐碎史学”，走向“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史”，而是主张将微观研究展现出来的历史复杂性和丰富性，与宏观研究的理论性相结合，最大程度地展现历史原貌。这一过程，正是考验史学研究者理论功力的试金石。如果没有理论分析，只是强调史料搜集、考据的重要性，那些个案就不能成为连接历史的桥梁，只能成为孤立的历史片段。

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科学总结和归纳中国取得脱贫攻坚历史性胜利的成功经验，是一项重大课题。对党史工作者而言，可以采取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方法，如将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应用于脱贫攻坚的经济史研究中，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乡村第一书记群体在脱贫攻坚中的角色研究中，将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参与和见证脱贫攻坚全过程的贫困地区民众的政治认同研究中，等等。这种跨学科研究，将会极大推动脱贫攻坚历史研究向多维综合的方向发展，更有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脱贫攻坚伟大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

在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且深刻影响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要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不断增强学术话语权，讲好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

第一，借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有益做法。中国学者要不断追踪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前沿，清楚掌握国外学者在研究什么、怎么研究、采用什么理论与方法、研究到何种程度。美国学者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关注。究其原因，在研究方法方面，作者除搜集整理公开出版的相关文件档案外，更多地采用了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他不仅多次到中国采访党史专家、革命后代，以及曾在邓小平手下工作过的干部，而且走访了邓小平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如广安、瑞金、太行山区、重庆与成都等地，以多种形式获取丰富的信息，奠定写作的史料基础。在研究视角方面，该书虽为传记，但集中反映了一段历史、一个时代，而不是局限于写邓小平一个人，因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记。在研究观点方面，国内学界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转折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该书则以谷牧代表团出访、国务院务虚会的举行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起点。这种观点虽存在争议，但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启发。在文字表述方面，该书虽为学术著作，但通俗易懂，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尽管国外学者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方法不一定适合我们，但他们的研究如同一面镜子，我们需要这面镜子来更加清晰地认识自我。

第二，与海外中共党史研究展开平等对话。由于价值立场、研究材料以及研究方法的影响，国外学者对中国问题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不乏偏见和误读。针对研究中出现的概念、表述错误，国内学者有责任站在历史和道义的制高点上，通过高水平的研究，引导国际社会更加全面、客观、理性地认识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和伟大实践，认识中国共产党为推进人类和平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的不懈努力。由谢春涛主编的《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书，从外国人关切的角度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绩，主动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产生广泛反响。德国汉学家、民族学家南因果认为：“对有些人来说，读完这本书，他们关于中国不久会走东欧国家类似道路的幻想可能会破灭。”这类高质量党史研究成果，对于海外学者了解和认识真实的中国，提供了重要途径，获得了良好效果。

第三，构建融通中外的学术话语体系。构建具有较强理论影响力和学术阐释力的中共党史分析框架和理论范式，是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好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成就的重要前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宏伟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丰富的智慧，为学界提炼标识性概念、构建标识性理论提供了深厚的沃土。例如，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展了一场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伟大抗疫斗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党史学者完全可以以此为研究样本，通过多角度的分析，系统阐释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制度优势和宝贵经验，使之成为既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又能与国际社会开展平等对话的学术议题。唯有如此，我们的研究成果及其所承载的丰富内涵才易于为国外受众接受，才能引导他们准确理解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经验是“我们党在历经艰辛、饱经风雨的长期摸索中积累下来的”。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历程，既无比波澜壮阔，又异常艰辛曲折，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为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提供思想启迪。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来源：《历史评论》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