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建立“新中国”、为“新中国”而奋斗成为仁人志士不断高呼的爱国口号，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了不同的“新中国”构想。学术界以“新中国”命名的论文和专著颇多，但大多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来使用，而对“新中国”一词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相关研究对“新中国”概念的阐释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将“新中国”作为国家构想的研究，也为“新中国”话语的历史考察奠定了基础。但将“新中国”作为一个名词进行概念史的分析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对“新中国”话语的考察也缺乏思想文化史内涵的探讨。

一 、“新中国”一词的概念溯源及早期话语内涵

探究“新中国”一词的渊源和早期话语首先应该追溯“中国”一词的历史涵义。“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时期的铭文中，“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意思是武王攻克殷商以后，昭告天下将居此“中国”，在此治理民政。这里的“中国”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是指新占领的洛邑一带及周边区域，以此为天下的中心。秦汉时期建立了统一政权，“中国”开始代表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西汉时中央政权自称“中国”，陆贾曾言，皇帝“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元、明以来，“中国”作为国家名称正式使用，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对内一般以朝号自称，对外则称“中国”。传教士利玛窦在明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他在札记中记载：“这个国家还有一个各个时代一直沿用的称号，有时候别的名字就和这个称号连用。今天我们通常称呼这个国家为中国或中华。”这里的“中国”即是对外称呼。1689年，清政府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在拉丁文汉译本和满文汉译本中使用的国名均是“中国”。正如康有为所言：“中国向用朝号，乃以易姓改物，对于前代耳，若其对外交邻，自古皆称中国。”这说明，明清时期，“中国”已经成为王朝对外的名称，而且也用来表示几千年文明古国的通称，近代以来，“中国”作为国名的涵义一直沿用至今。

“新中国”一词是由名词“中国”和“新”字共同组成的。“新”字的意义在中国古代已经受到重视，如《大学》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晚清时期，康有为继承了古人对“新”的追求和倡导，求“新”求“变”成为其救亡图存的基本思路，维新变法运动即为力证。康有为曾在《孟子微》中指出：“孔子道主进化，不主泥古，道主维新，不主守旧，时时进化，故时时维新……伊尹日：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天下不论何事何物，无不贵新者。”这里的“进化”主要指“维新”，康有为用中国传统的进化观证明维新的必要性，号召“时时进化”“时时维新”。他对进化思想的认可和倡导，助长了他的求新热情，这是他最早提出建一个“新中国”的思想根源之一。

“维新”思想在晚清如一阵飓风将求“新”促成一股潮流，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更是极大地推动了这一思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被知识分子所接受，在维新和进化风行的时代背景下，求“新”与“进化”逐渐结合并具有了无上的生命力。“进化主义”使“新”“旧”矛盾激化朝着趋“新”的方向发展。中国传统的“求新”观念与西方的“进化”观念相辅相成，为“进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提供条件，而“进化”观念也为“新”字涵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新中国”一词即是在进化主义和维新思想共同推动下出现并得到传播和使用的，提倡“维新中国”和建立“新中国”呼声的高涨即建立在此基础上。严复指出：“国家为有机体，斯其演进之事，与生物同。”天演之理为国家求“新”提供了理论支持，极大地促进了“新”字与“中国”一词的结合。

早在1889年，康有为率先提出建立“新中国”，他指出：“欲行教于美，又欲经营殖民地于巴西，以为新中国。”这是目前所见近代以来“新中国”一词的最早使用。康有为因深感清王朝亡国灭种的危机，于是萌发“欲经营殖民地于巴西”、在巴西立“新中国”的想法。此时他所言的“新中国”还不是一个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特征的新国家，是指将中国人移往巴西之后所形成的一个中国人聚居的新地域。不过，康氏所言的“殖民地”不同于西方殖民主义思想下通过侵略占领的土地，而是指通过与巴西政府协商的方式移民于巴西，保存中国种族，也即是康氏宣扬的“保种”。康有为此时提出“新中国”的缘由、过程及思想内涵，已有专文阐释，不再赘述。1892年薛福成指出：“能新中国，并能新及遐方殊俗者，莫中国之圣人矣……降及近古，中国之病固在不能更新，尤在不能守旧。”其所言的“新中国”是指革新中国，他提倡的“新”是在旧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申报》的一篇文章指出：“所谓维新者，不过欣羡西法，目中国之事为陈腐而已……是直狂妄之徒，何足言维新中国。”该文中的“维新中国”，与薛氏所述的“新中国”涵义相同，都指革新“中国”。丘逢甲的一首诗中亦提到：“欲呼群力新中国，已失人间两少年。”这里的“新中国”仍指使中国革新、维新的意思。1900年1月，丘逢甲在香港、澳门结识了康有为、唐才常等保皇会人士。同年3月，他赴南洋时再次遇见康有为，又结识了参与和支持勤王活动的容闳、丘菽园，丘逢甲见识大增。丘逢甲提出“欲呼群力新中国”等应该是受到了维新派思想的影响。“维新中国”的号召是中国传统进化思想的体现，即“时时维新”“时时进化”。

清末，一些在华外国人也在报纸和书籍中谈到“New China”一词，如英国人创办的报纸《北华捷报和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1892年介绍了穆勒大主教的书“New China and OId”，这里的“New China”指的是基督教影响下发生变化的清王朝。西方传教士习惯将此时的中国称为“中华帝国”，这里没有沿用“The Chinese empire”，而是用了“New China”，一词，较为客观地表达了对“中国”的认识。1902年《字林西报》一篇文章分析了中国在1842、1860、1884、1895和1900年的逐渐衰落，同时中国人也接触到一些近代文明，推动了社会变革。文章称1902年为“the beginning of New China”，西方商人和政治家都在寻找新的方法来控制这个“新中国”。西人所言的“New China”指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发生变化的清王朝，这与国人所言的“新中国”涵义不甚相同，二者是否存在一定关联目前无从考证。西人语境中的“New China”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的新困难和威胁，故西人对“New China”持压制态度，这与中国人积极追求革新、维新中国的态度截然相反。

上述国人所言“维新中国”和“新中国”都是笼统讲清王朝的革新、维新，而容闳等人则进一步提出了建立“新中国”的构想。1900年的自立军起义中，容闳参与起草的公告称：“我等谓满州政府不能治理中国，我等不肯再认为国家。变旧中国为新中国……系我等义士所应为之责。”容闳是中国留美学生第一人，归国之后一直致力于革新中国的探索，戊戌政变发生后，容闳意识到清王朝这个旧中国已经腐败不堪，从而萌生建立“新中国”的想法。“新中国”一词的出现和使用与进化论思想的传播密切相关，“维新”思潮和进化思想使“新中国”概念逐渐得到认同。1900年庚子事变前后，“新中国”一词开始被频繁使用，这无疑受到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影响，也反映了国人对清王朝的彻底失望。

二 、20世纪初民族国家观念推动下的“新中国”话语

20世纪初，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使“救亡图存”和建立“新中国”成为时代主题。“新中国”逐渐成为国人普遍认同的流行词，爱国志士纷纷呼吁建立“新中国”。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推动下，“新中国”成为各党派表达国家理想的政治话语，从晚清时期简单的名词发展为知识分子的现代国家构想。

1900年以来，西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开始传入中国，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人对“新中国”构想的深度和广度。“国家”通常对应“State”一词，“State”含义的特定化从13世纪下半叶开始，直到16世纪末才基本完成，逐渐具备了关于国家的可公认为近代的概念的主要因素。这个时期，国家的权力而不是统治者的权力，成为政府的基础，从而使国家在独特的近代术语中得以概念化，“State”（国家）被看作是它的疆域之内的法律和合法力量的唯一源泉，而且是它的公民效忠的唯一恰当目标。现代国家观念一开始就以“民族国家”的姿态被国人所认知，丰富了“新中国”话语的内涵，“新中国”成为国人向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符号。

近代以前的中国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即封建王朝。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是在外国入侵的情况下开始建构的，它首先是以民族主义为旗帜，要求建立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历程也正是国人的“新中国”构想不断清晰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美国学者列文森曾指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也即是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过程。所谓民族国家，是指“一种主权独立、从民族的角度加以界定的国家形态。具体来说，民族国家是由王朝国家发展而来，并取代王朝国家的一种国家形态”。梁启超是较早开始在国内介绍现代国家观念的代表人物，曾指出民族主义是组建现代国家的重要因素，“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他提倡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建立现代“新中国”。1899年，《清议报》连载伯伦知理的《国家论》，系统介绍了“有机国家论”。梁启超等人翻译的《国家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虽然对其版本来源方面存在不同观点，但毋容置疑的是，它对于中国人树立现代国家观念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家论》强调“民人之意志，即国家之精神。宪法为其体，官府议院为其四支（肢）五官，以成一活动体之国家也。由是观之，国家之要旨，曰无人民则无真国家”。这就把构成国家的“国土”“宪法”“人民”“政府”等因素及其作用进行了明确。

1900年，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号召建立一个“少年中国”。这个“少年中国”就是梁启超期望的“新中国”，是具有民权、法律和主权观念的“新中国”，也即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1902年，梁启超《新民说》中专列“论国家思想”一节，呼吁培养“新国民”，建立“新中国”。1903年，梁启超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再次详细阐释了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由此，伯伦知理的国家观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现代国家观念也逐渐在中国确立起来。

随着20世纪初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国人的“新中国”话语内涵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新中国”逐渐包涵现代国家意蕴。继康有为之后，“新中国”一词在维新派知识分子中得到继承和发展。谭嗣同曾与唐才常倡议在湖南浏阳兴算学以传播西方科学，以此为“新中国之萌芽”。1900年，康有为等人在檀香山创立《新中国报》。《新中国报》思想虽趋于保守，但以“新中国”为名，必然对“新中国”话语的传播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麦孟华1900年发文指出：“故今日欲存中国则惟有组立新中国而已，新国不立，则不和固亡，和成亦亡，瓜分固亡，保全亦亡。”唐才常领导自立军起义时立志建立“新中国”以取代清王朝。这表明维新派已经认识到清王朝的衰败无可挽救，提出建立“新中国”，表达用现代民族国家取代封建王朝。梁启超1902年发表《新中国未来记》，他设想的“新中国”，曰“大中华民主国”，第一任总统罗在田为清德宗光绪皇帝，第二任为黄克强。这个“新中国”成立的基础是“立宪期同盟党”，简称“宪政党”。“新中国”采用立宪政体，前期为君主立宪国，到光绪让权时转为民主共和国，它是一个和平过渡的新国家，“非到万不得已之时，必不轻用急激剧烈手段”。《新中国未来记》表明，“新中国”已经成为具有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话语符号，不再是“封建王朝国家”，它实行开国会、立宪法、兴民权等举措。从康有为呼吁建立“新中国”的殖民地空想发展到梁启超“大中华民主国”的国家构想，也说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推动了国人“新中国”话语的发展，《新中国未来记》体现了梁启超对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体制更替发展的认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体认知已经超出了维新派的君主立宪理想，开始接纳革命派的一些政治主张，但实现方式是和平渐进的。

革命派在20世纪初也纷纷使用“新中国”一词。1894年，革命团体兴中会成立，“合众政府”是革命派国家理想的最早表述。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中对未来国家进行规划，定名为“中华共和国”。邹容倡导建立的“新中国”是美国式的。具有革命倾向的留日学生亦发文号召推翻专制政体，建立“新中国”，且“政府必以全国国民为范围，而专谋全社会幸福为目的”。1904年，柳亚子发表《哀女界》，宣扬“推倒旧政府，建设新中国”，实现自由、独立，女界也可共享民权。1905年，徐锡麟“毅然以光复为职志，知新中国非大破坏不为功”。邹容、柳亚子、徐锡麟等革命人士都表达了对专制政权的不满，期望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共和制“新中国”，而且这个“新中国”的建立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1904年，孙中山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提出“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这是“中华民国”一词的最早出现，作为革命派的“新中国”理想被正式使用。革命派提出的“新中国”构想反映了暴力革命、民主共和已经取代和平改良和君主立宪，体现了孙中山等革命人士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认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提出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的建立乃至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1903年《江苏》杂志刊登的小说，“将革命军中实事实人编成一部新中国的小小传奇”，提到《革命军》一书，“此唱彼和，风行沪上，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小说以《新中国传奇》为名，一方面反映了革命潮流已经势不可挡，另一方面体现了革命人士“新中国”话语的内涵。蔡元培1904年发表小说《新年梦》，也谈到“新中国”。他所塑造的“新中国”是一个“讲共和、讲平等”的国家，是一个实行共和制的民主国。他提出外交方面要恢复东三省，消灭各国的势力范围，撤销租界，外国人在中国居住需要遵守中国的法律等。蔡元培的“新中国”话语，体现了他对外国在华势力的极度不满。

预备立宪前后，梁启超代表立宪派发声，主张速开国会，实施宪政，同时宣扬合国内各民族组成一“大民族”。立宪派人士杨度1907年提出了“五族合一”的思想，于是汉蒙满回藏等诸民族为一“大民族”的观念逐渐流传。民国初建，《申报》发表《对于各界之新希望》一文，其中“新中国”话语代表了五族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

在立宪与共和政体的较量中，1910年，上海名医陆士谔写作小说《新中国》，又名《立宪四十年后之中国》，透过梦中的上海来预测1951年的“新中国”，反映了作者的国家理想，小说直接以“新中国”命名，表明“新中国”话语不仅在各党派中流传，在民众中亦有一定影响。《新中国》中还提到“我国人创业，纯是利群主义……差不多已行着社会主义了”。陆士谔的《新中国》之“新”体现在用现代化模式对未来国家进行规划，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生活面貌等方面，比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和蔡元培《新年梦》中的“新中国”话语更加具体和深入，而且提到了社会主义思想和国家的现代化面貌，体现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中国的深入发展，“新中国”话语也从讨论政体、国体扩展到现代化产业和社会生活观念方面。

20世纪头十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确立以及立宪、共和思想的传播，国人对“新中国”的政体、国体和民族观念表达了自己的主张，进而对“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设想，“新中国”成为国人现代国家理想的政治话语。从梁启超设想的“大中华民主国”，到邹容等人的“中华共和国”和孙中山提出的“中华民国”，体现了君主立宪、民主共和观念在20世纪初的接替发展。“新中国”话语内涵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转变，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变迁，体现了不同时期、不同派别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及各种思想之间的交替与融合。此外，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推动着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在下一个历史时期的新发展，使“新中国”话语进一步发展演变。

三 、五四新文化思潮激荡下“新中国”话语的演变

民国初年，“新中国”话语在知识分子的各种政论、言谈和文学作品中不断出现，如1911年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1912年康有为《拟新中国政府议章》，甚至报刊杂志和政党也以“新中国”命名，1919年《新中国》杂志创刊，1924年“新中国”党成立等。短篇小说《客窗闲谈》中提到：“通国之同胞，大声疾呼曰：新中国！新中国！口言新中国，耳闻新中国，时时言新中国，日日言新中国。新中国之名词，三尺孩童皆知之”。该文虽是文学作品，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新中国”话语之流行。

1912年3月15日，《大陆报》发表一篇社论，将刚成立的中华民国称为“新中国”，分析了“The New China”的未来走向。《大陆报》的介绍和评论无疑推动了“新中国”话语的传播。不可否认，这篇社论很中肯，对“新中国”的分析较为准确，中华民国没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民主制度也没有得到真正推行。1916年1月2日，《大陆报》刊文称中华民国为“The new Empire of China”，即“新中华帝国”。“新中国”一度指刚成立的中华民国，但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使中华民国名不符实，国人期望的“新中国”又回到了“旧中国”，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仁人志士继续为实现真正的“新中国”而努力。1913年湖北志士向岩作《新中华民国》一书，声称要将“中华民国”改造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建立“新中华民国”。在政治变革无望的背景下，陈独秀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希望从思想文化领域入手，通过改造国民的方式再造“新中国”。新文化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影响波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掀起了一场新文化思潮。新文化运动时期，求“新”成为继晚清维新运动之后一股更加强劲的风气，新思想、新文学、新道德得到广泛传播。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不同的“新中国”方案，民主、自由、平等成为共同的追求，“新中国”话语的使用扩展到诸多领域。

首先，“新中国”话语被用于教育和思想文化领域。陈独秀主张革新思想、革新国民，尤其是革新青年来救国，提倡“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他提出从教育着手，以新学说介绍新思想，以新思想再造新国民，以新国民再造“新中国”，这一思路与梁启超20世纪初的新民思想可谓异曲同工。教育界主张推行新教育，建设“新中国”。胡晋接曾写信给陈独秀，指出：“以先生之大雄无畏，推翻数千年来盘踞人人脑筋中之旧思想，而独辟町畦，以再造新中国。仆深信大志《新青年》出版之日，乃真正新中国之新纪元也。”胡晋接和陈独秀等人将新教育作为再造“新中国”的重要手段，介绍新思想、培养新国民，构成“新中国”的思想和国民基础。1918年，江苏省一位青年表达了青年人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号召青年学习新的思想和知识，发扬爱国精神，勇做“新中国”的建设者。他指出了青年学生是“新中国”的理想建设者，也间接说明了新教育与“新中国”的内在关联。

1919年蒋梦麟等人创设《新教育》杂志，指出：“欲求此新时代之发达，教育其基本也。”认为20世纪的教育就是“教人人做一个好平民，使个个平民做堂堂底一个人”。平民教育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极为流行，它在向底层社会散播现代国民意识、介绍现代国家观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于新教育之目的，蔡元培指出，教育家要找到一种方法“能使国民内包的个性发达，同时使外延的社会与国家之共同性发达而已”，借此培养新国民。蔡元培的观点具体表现为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指导思想，这种兼容并包为各种主义和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土壤。1923年12月20日，《大陆报》刊载“Buliding The New China”一文，介绍了蔡元培先生的现代国家理念，即运用西方思想和方法结合中国传统特点建设现代“新中国”。新教育的主旨是平民主义教育，其实质就是塑造新国民，在各种平民教育课本中，几乎都有关于现代国家、国民、民主、平等、自由等观念的介绍和诠释，这些观念丰富了“新中国”话语的内涵，成为“新中国”追求的目标。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平民主义教育致力于向民众介绍现代国家观念，塑造国民意识，为建设“新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新中国”话语在报刊界得到传播，突出表现为求“新”之风的盛行。这一时期对新思想的传介汹涌澎湃，以“新”字命名的杂志也蜂拥而起，如《新湖南》《新浙江》《新国民》《新生活》《新潮》《新中华》《新中国》等。这些报刊致力于对新思想、新道德、新生活的宜传和介绍，极大地推动了“新中国”话语的演变，国人不再简单使用“新中国”这个名词话语符号，而是从真正构成“新中国”的各个方面着手，开展各种对“新”的宣传和实践。

民国初年，新与旧的矛盾冲突激化。李大钊对民国社会新旧杂陈的现状极其不满，希望“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陈独秀发文驳斥了民初的共和政体，他将“民主”与“共和”观念截然分开，阐明了“共和”也不一定就是民主。据考证，1919年以后，“民主”一词开始取代“共和”成为西方政治制度的象征，“共和”的使用频率大幅减少。“民主”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被定义为“平等”“民治主义”“工人政治”等新涵义。这无疑对国人的“新中国”话语产生一定影响，“民主”“平等”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新中国”话语中。《新国民》《新生活》《新湖南》等报刊提倡从日常生活着眼，改造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处事准则，培养新的卫生习惯和新的道德风尚。《新国民》杂志从革新国民日常生活和精神心理的角度，督促国民形成一种新的生活状态。《新湖南》杂志“提倡新道德”“提倡男女平权、生活独立”。这些报刊在改造国民生活的同时还传播了“民主”“科学”“独立”“平等”“自由”的新理念，是国人对“新中国”的社会生活状态的期望和实践。尤需一提的是，直接以“新中国”命名的《新中国》杂志于1919年创刊，刊发文章提出各种建设“新中国”的方案，一度掀起了“新中国”建设热潮。《新中国》聚集了一批知名学者和各界名流，如胡适、高一涵、张君劢、王小隐、邵飘萍、瞿秋白等，他们大都受到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纷纷发文探讨各种“新中国”建设方案。《新中国》呼吁“以新思想为造新政治、为造新道德、为造新学术之前提，试循因以求其果，则灿烂光明之新中国，且不期而涌现乎大地之上……人人以造新中国自任”。《新中国》的作者多为北京大学等知名高校的教授、学者，他们对“新中国”的建设经过深刻的思考，提出的方案较为审慎和理性，为国人探索民族救亡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最后，“新中国”话语被民国初年的新政党使用和推广。1924年，留美的“新中国主义者”在旧金山成立了“新中国党”，指出：“‘五四’以还，贤士大夫，倡言新中国之创造，朝野从风，舆情所趋，内外响应……今国难待纾，不俟终日，而团体绸缪，尚费岁月，此组织新中国党之所为刻不容缓也。”“新中国”党人虽身在国外，却自觉接绩起建立“新中国”的国家理想，体现了对“新中国”话语的认同。他们制定了较为完整的党纲，明确提出以创造“新中国”为目标，按照“新中国主义”推行民主、自由、平等，并宜扬民族解放、人种平等、世界主义。“新中国党”主张采用四权并立之宪法。“新中国党”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提出了他们的政治主张，展望了他们构想的“新中国”面貌。他们的纲领明显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影响。由于可查到的“新中国党”的史料有限，很难进一步探究该党存在的时间和具体影响。但从目前史料可知，“新中国”话语已经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的影响，留学在外的中国人也参与到“新中国”建设的热潮中。

在新文化思潮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得到迅速传播。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担负起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重任，为建立“新中国”不懈奋斗。192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没收地主土地给农民，消灭剥削，推翻帝国主义，“统一中国，造成新中国”。中国共产党要建立的“新中国”是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是以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为前提的国家。这表明，新文化思潮对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新中国”建设目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推动了“新中国”话语的发展和演进。

四、 结语

“新中国”作为流行话语，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演变历程。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思想文化的不断变革，“新中国”一词的概念内涵和话语使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研究“新中国”话语要结合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还要考虑时代的局限性，比如康有为提出移民巴西的“新中国”方案，就反映了康氏的不切实际以及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思想的理解不够深入。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中，光绪皇帝任“新中国”的首任总统，说明了梁氏的保守，他多次强调非不得已不得使用激进手段，又体现了他对革命的惧怕，此时的梁启超还没有越过改良与革命的鸿沟。

“新中国”话语在进化论和维新思想的影响下，得到使用和传播。从殖民地空想到现代国家理想的话语变迁，受到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推动，同时离不开爱国志士对亡国灭种民族危机的体认。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确立、政治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新中国”的概念内涵和话语使用不断发展，立宪、共和一度成为不同群体的“新中国”理想，“新中国”话语不断唤醒着国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知。在五四新文化思潮推动下，国人纷纷从不同领域着手，倡导以新教育、新思想、新生活、新政党来建设“新中国”，向国民介绍和传播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新观念。在“新中国”话语的演进历程中，国人对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追求始终未变，被一代又一代爱国志士继承和发展。

作者王玉玲，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