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撰述的角度而言，民国取代清朝“实国史中最大之转机，而又错变丰伟，至有研究之价值者也”。正因此，总结与撰述清史成为当时学者关注的热点。自辛亥革命到20世纪30年代末，出现了19部清史专著，30年代后继之而起的是晚清史的撰述蔚为大观。这一时期清史修纂呈现的多样性、复杂性是中国史学史上比较特殊的现象：既有传统意义的官方史学，又有大量的私人纂修；既有传统的纪传体、编年体史书，又有新式的章节体史书；既有清代遗老本着效忠清室撰述整理清史，也有革命志士为清算“满清”而考述其史，更有利用唯物史观总结清代社会症结所在，为当下寻找出路的书写。这些著述既有承袭传统的循环论史观，又有当时最流行的进化史观、唯物史观，因此对于同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述甚至出现尖锐对立与矛盾。一个朝代的历史出现众多版本，众多截然相反的记述，在史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景象，这种现象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民国时期清史学也以其鲜明的转型期史学的特征，成为中国新旧史学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线。

一、为革命鼓与呼的清史

20世纪的清史编撰始于辛亥革命前后，突变的政治形势与复杂的社会现实，使清史的写作紧密反映时代潮流与思想，在短暂的时间内出现多部清史。如《清史纲要》（1913年）、《清史讲义》（1913年）、《清史纂要》（1914年）、《清史纪事本末》（1914年）、《清鉴易知录》（1917年）、《清鉴辑览》（1918年）、《清史要略》（1920年）等。这种新朝开国之初，私家撰述踊跃的现象在前代较少出现。

20世纪初是中西交汇的大时代，“以进化史观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的重要特征，已经开始成为许多史家自觉信奉并加以使用的基本观点。”这一时期的清史学者从进化史观出发，以通俗易懂的文字，新颖的体裁，在专制与民主，光明与黑暗，侵略与反侵略等问题上都能从革命者的角度出发，宣扬新思想以启迪读者。如华鹏飞的《清史》开宗明义，“历史学之要义，在使读者明于民族之进化，社会之变迁，邦国之兴衰，而政体沿革，与夫国家建设之根本，尤有关系焉”。《清史讲义》则称“历史之要义，在以钩稽人类之陈迹，以发见其进化之次第，务令首尾相贯，因果毕呈。晚近历史之得渐成为科学者，其道由此。”许国英在序中引申为“是编眼光直注于世界进化之公例，及外交上所受若何影响，隐然跃出专制范围外而树文明改革之竿影。”

进化史观跳出了中国传统史学历史循环论的窠臼，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将清朝的历史划分为开创期、兴盛期、衰弱期、灭亡期，并且在总结清朝灭亡的原因时，应用事物发展的起源、变化、衰亡的过程，说明清朝灭亡的原因。如《清史纂要》将清朝灭亡的原因分为远因与近因，认为清朝的灭亡从兴盛时期已经开始酝酿，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对满汉之间的民族问题与文字狱对思想的钳制，乃至列强的入侵都视为促使清朝走向灭亡的原因。《清史讲义》则认为“自嘉庆初年迄于咸同之际……内则教徒苗族，相继煽乱，而太平天王洪秀全以匹夫崛起，席卷中国本部之大半。更历清廷三朝，用兵十余年，卒已灭亡。外则欧人东渐之势力，日以扩张。自鸦片战争以来，数与外人搆兵，而每战必败，每败必丧失权利无算，实逼处此，已兆其端。于是西力之东侵，遂如洪水猛兽，一发而不可制。而革命潮流，亦与之俱长，专制帝国之命运，盖骎骎告终矣。”《清史纂要》说“今满清易为民国，种族一改革也。专制易为共和，政体一改革也。”这些清史，比起传统史书中的因果循环、天人感应之类的陈词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历史要向前发展，清朝的灭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虽然这些清史能够承认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进性，但是由于撰稿时间短，资料不够丰富，因此书中出现了许多荒诞无稽的传闻。正所谓“应急类清史书籍，虽然条理清楚，实则失之简略，大都仍不脱王朝政治史藩篱，无法全面反映清代社会实况，于波澜起伏的社会情态和风雨多变的中外关系，多所阙闻不载。因此民初写清史的人虽然不少，但始终没有令人满意的学术专著出现，对清史全局性的研究，尚待时日。”但是这些清史的修撰，在史学史上应该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在于它们是中国史坛上的新鲜事物，“它们是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第一批作品，属于中国近代历史科学的一部分，即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一部分。中国资产阶级性质的断代史著作，是从清史开始的。”

二、双峰对峙的清史

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两部风格迥异的清史——《清史稿》与《清代通史》。这两部著作可称为民国清史学的双峰，但是无论从思想到形式都风格迥异：《清史稿》被视为中国传统史学中馆局修史的殿军，集中了近百位史学名家的集体力量，历时14年，按照传统纪传体史书的体例，编纂出536卷大著；《清代通史》以萧一山一己之力，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撰写《清代通史》三卷五册，运用全新的章节体及大量的清代档案史料，被视为新史学的杰出成就。《清史稿》与《清代通史》都是瑕瑜互见的史著，在立论方面两部著作都有所偏颇。但是正是从这两部史学著作，可以看出近代史学的转型不是一蹴而就，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

1928年《清史稿》匆匆付梓，为纪传体官方史学画上了句号。《清史稿》编撰的目的是“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的遗老心态，因此《清史稿》的历史观基本继承了中国古代“天命史观”“循环史观”。但时代车轮浩浩荡荡，欧风美雨几十年，共和之风沐人心，较之以往旧史，《清史稿》在史观方面还是有一些变化。

《清史稿》的纂修者从遗民视角审清史，不奉民国为正朔，每位皇帝皆非等闲，极尽褒奖之词，如太祖“仪表雄伟，志意阔大，沈几内蕴，发声若钟，睹记不忘，延揽大度。”连光绪皇帝都评价甚高，“德宗亲政之时，春秋方富，抱大有为之志，欲张挞伐，以湔国耻……”对革命党的评价则从“正统论”出发极尽贬斥，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叛逆的变乱，对于辛亥革命进行反抗、报效朝廷的人则是忠义之士。《忠义传》里用大量笔墨铺陈殉清者的节烈，贬低革命军操守，渲染革命党人的残暴。对于清末为解决战败赔款以及经济面临崩溃的压力，采取的种种改革措施，则认为“新政繁兴，孳孳谋利，而于古先圣王生众食寡、为疾用舒之道，昧焉不讲”，对于新事物抵制的态度一目了然。《清史稿》对于列强的入侵、多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辛亥革命等大事均失之简略，可见在传统史观指导下编纂的《清史稿》难免诸多隐讳与疏漏，由此被众多学者诟病也是师出有名。

《清史稿》虽然被批评者视为“史观反动”，但是毕竟撰稿人的经历与学养都不相同，且他们处于急剧变化的时代，思想在潜移默化中逐渐转变。虽然在“依恋逊清”与“拥护共和”之间徘徊纠结，但是能够突破“天命观”，客观分析清朝的灭亡不仅是“运”与“势”，而是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多方面的原因。《清史稿》首设《邦交志》，第一次全面记录清代中外关系，基本上能抛弃陈腐的夷狄观念，不再将西方诸国视为附属国。蒋廷黻评价“主持《清史稿》诸公，能不为成法所束，而创《邦交志》一门，足证诸公之能审时察势，亦足证今日中国思想之进步也。”其次，在评价部分历史人物跳出成王败寇窠臼，不以成败论英雄。《清史稿》中称农民起义不是“匪”就是“叛”，但颇为吊诡的是《洪秀全传》却是篇幅最长的列传之一，为一代农民领袖立传，且远远超出大臣的传记，这是历代正史里比较罕见的现象。《洪秀全传》的执笔者是王树枏，作为《清史稿》的总纂官，王树枏是一位颇具世界眼光的遗民史家。他认为洪秀全创建太平天国导致的内乱是清朝走向衰败的开始，但是从字里行间却能隐隐看出对洪秀全的赞叹：“秀全以匹夫倡革命，改元易服，建号定都，立国逾十余年，用兵至十余省，南北交争，隐然敌国。”并且认为“成者王，败则寇，故不必以一时之是非论定焉。”农民领袖在《清史稿》中难逃“叛匪”之名，但作为官方史学对洪秀全的评价颇值得玩味。第三，对“五行论”质疑，在部分志书中体现科学态度。《清史稿》将《五行志》改为《灾异志》，这是中国历代正史中唯一有《灾异志》的官方史著。《灾异志》记载从1644年到1909年间发生的609次地震，平均每年2.27次地震。这些地震后面并没附上瑞应，可见《清史稿》对自然现象已具理性态度。《灾异志》将清代大量灾害史资料收集在一起，可以称得上是清代官方最完备的灾害档案，颇具史料价值。

1923年，萧一山《清代通史》的横空出世，以彻底的民族革命史观为指导撰写了一部名为“通史”的清朝断代史，成为“新史学”的代表作。这部清史最突出的特点，在于青年学者萧一山强烈的民族革命史观，与富有激情的鲜明个人特点。萧一山的民族革命史观是他全部清史研究的核心。他曾经总结自己的史观：“我是主张民族革命史观的，尤其讲中国近代史，必须以它为骨干，为史心。”民族革命史观，直接指导《清代通史》中历史的分期。封建史学讲究一治一乱，无所谓分期问题。但是新史学讲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出现了历史分期。历史分期的研究，往往能体现出史家的眼界和学识。萧一山认为历史事变是互为因果、首尾相成、累代一贯的，如果割断历史，不考察历史内在的联系，就会失去历史的连续性与整体性。他将中国历史分成五期，分别为汉族成育时代（太古至秦统一）、汉族全盛时代（秦至唐亡）、蒙古族盛势时代（五代至明）、满族主政时代（清）、五族团结时代（民国以后）。有学者评价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根据中外史料，以阐明其事变演进之迹，并推求其因果相互之关系，斯真可达渔仲实斋所谓圆通之旨，而尽新史学有系统有组织之能事矣。”

《清代通史》以民族革命作为叙述线索，笔锋常带情感，热情肯定与歌颂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精神，充分肯定天地会、太平天国运动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对郑成功、天地会、白莲教，乃至太平天国、义和团，均不以“盗、匪”称之，这在当时的清史著述中别开新格局。萧一山将清朝建立之后的排满思想与运动单独列为一章，分析民族思想的产生渊源，有来自中国固有的民族思想与西方思想的输入两个方面。他总结排满运动的三种方式：“一曰革命之运动，二曰秘密之结合，三曰文字之鼓吹。”他认为“革命运动之发生，无不由秘密结社起，此一定之现象也。”因此对于从天地会开始的秘密结社，均大力鼓吹赞扬，称赞天地会替国民革命做了先锋，“三点五祖之说，罔不与近时革命有联络之关系。”充分肯定太平天国在历史上仍有相当之价值，在《清代大事年表》列出“清文宗亦詝在位十一年，洪天王秀全在位十四年。”这种排列方法，前所未见，有振聋发聩之功。

萧一山的民族革命史观引起学界极大的震动，胡秋原把“民族主义与经世之学之提倡为萧一山在学术上的三大贡献之一”，同时也引起过巨大争议。他的革命史观既独树一帜具有开创性，又有局限性与不完善之处，恰是这样的特点折射出近代史学在转型期的特色。

三、清史学大师的著述

孟森被誉为“我国近代清史学派的开山祖”，将民国时期清史学推到了学术高峰。孟森的历史观与史学思想的变化，是近代史学转型期学者最典型的范例。时人评价“孟君耆年宿学，而其意见明达，前后不变，往往出后辈贤达之上，可谓难得矣。”

孟森的《清史讲义》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清代全史，该书仅有五章内容，叙述了清朝从开国到咸同之间的重要史事，特别对康、雍、乾三代经营边疆做了较大篇幅阐述，运用新的撰述方法，自成一家之言。这部讲义，将孟森对清史研究的发明创建都糅合其中，“非一味抄掇史料，以文繁卷厚为胜者所可比拟，称得上是一部具有高度水平的著作。”

孟森对于各民族报以平等的现代民族观念，在这一点上他的史观超越了萧一山的“民族革命史观”。他的清史书写“为保护清室之意少，而为维持史学之意多，故虽不信官书，亦不轻听世俗之传说，尤不敢盲从革命以后之小说家，妄造清世事实，以图快种族之私，而冀耸流俗好奇之听。”孟森认为清之先世作为明代的臣属，就是中国东北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并非外族，用了大量的笔墨书写关于多民族之间的冲突、融合，汉民族的传统与正统如何被满族统治者利用，以及清朝四周的边事包括清朝后期同各国之间的关系，在很多重要问题上能够发前人所未发之论，令人深省。如孟森认为女真不是一个先进的少数民族，但却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优秀民族，“顾其种族为善接受他人知识之灵敏种族，其知识能随势力而进，迨其入关抚治中国，为帝王之程度亦不在历朝明盛诸帝之下。若非死于安乐，以至亡国灭种，在女真之根性，实一优秀之民族也。”他认为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不能因其是满族建立的政权就割断历史的继续，书写清史是对中国历史的继承，“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员人材，皆有可观……革命时之鼓煽种族以作敌忾之气，乃军旅之事，非学问之事也。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此外，孟森从现代国家观点出发，认为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而非仅是汉族国家。他希望“使吾中华大国，得一位置于列强之间”，是“无汉无满，一视同仁，为国为民，务求在我，将泯贵贱亲疏为一大平等，即合行省藩属为一大共和”。孟森的清史能将为帝王提供借鉴的“资治通鉴”，发展为增强民族凝聚力与促进国家富强的“国民通鉴”。晚年孟森指导北大清代档案的整理工作，认识到“关于社会之风俗人情，以及民刑纠纷等等，均可以奏销册补充之。”此时他已经开始重视社会发展的更多方面，历史观有进一步变化。但遗憾的是天不假年，孟森于1937年过早离世。

孟森的历史观虽严守传统史学法度，“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知以为法戒，乃所以为史学”，但是他的“旧”史学已经装上了“新酒”，吸收了新的史料、观点、方法，即使与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何炳松等为代表的欧美史学相比较，也是各有千秋。

四、两种范式下的晚清史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越来越多的学者积极为民族寻找出路，将目光投向近百年来中华民族被列强侵略的历史，通过书写晚清以来的历史总结经验，找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方法与出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由于史家历史观的差异，对晚清史的书写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提出不同的社会改造实践方法。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代表了风靡一时的近代化史观，一经出版即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蒋廷黻接受过西方史学的严格训练与进化史观的影响，更多关注史事的内在联系。他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整体的进化，通过中西文化的对比，认为西方已经进入了近代文化，而东方世界仍然滞留于“中古”，因此中西文化冲突在十九世纪是必然的，进而构建了近代化的范式，把中国能否实现近代化，作为度过空前的民族危机、摆脱中古状态的历史主线。蒋廷黻的历史观，可以概括为以“近代化”为标准的史观，即晚清以来任何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以是否有利于“近代化”作为考量标准。蒋廷黻为晚清史构建了一个“近代化”的研究范式。但是蒋廷黻在晚清史的书写过程中，只看到了列强入侵后给中国带来的“近代化”成果，却忽视了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且对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认识不够明确，认为现代化是近代中国的首要问题，“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只有近代化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因素，才是中国摆脱被帝国主义侵略的状况。在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之前，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上、下）》（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也是风行一时的晚清史代表性成果，与蒋廷黻共同构建了晚清史书写的“近代化范式”。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代表了异军突起的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晚清史书写。《中国近代史》作为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第一部晚清史力作，观点鲜明，结构严谨，自成体系，该书指出1840年之后的近代中国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过程，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为晚清史研究构建了“革命史”范式，也为此后的晚清史书写指出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李鼎声重视史事发生之社会、国际背景与经济基础，每一重大事变之因果与过程必多方阐明，务使读者由此获得明确之历史概念，通过具体史实的剖析，说明“中国近代史为一部帝国主义侵略史”，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就是“说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所引起的重大变化，中国民族的殖民地化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阶级之分化与革命斗争的发展起落。”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一经出版，受到多方推赞，在八年内连续印刷了十余版。此后用唯物史观指导的晚清史著作又有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初版）、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香港生活书店1948年版）、华岗的《中国近代史》（东北书店1949年版）等，迅速推动“革命史范式”的晚清史书写走向成熟，并在1949年之后很长时间成为晚清史书写所遵循的基本学术范式。

五、余论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风云激荡，史学的转型与社会的转型息息相关，而历史观的进步，被视为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根本性质的进步，不论是进化、史观、民族革命史观、近代化史观、还是唯物史观，都是学者们追逐不同新思想的不同向度的结果。民国时期的清史，大多是在新的历史观指导下诞生的史学著作，即使是《清史稿》这样严格依照旧史书体例书写的著作，也能够看到时代思潮的印记。但是这些清史书写新旧杂陈，传承与创新并举，从传统的《清史稿》到新史学的成功典范《清代通史》，这中间的变化反映出20世纪初期中国传统史学转向的轨迹，体现出近代史学转型过程新光映幕但旧影犹存的特点。

清史学的出现同任何一个学科的形成、建立一样，初创时期有一个或几个代表性学者进行奠基性的开拓。“他或者他们用自己的卓越的文化成果，为整个学科、流派创制和规定了主要的内容、特点、风格，而成为该学科、流派的无可争辩的奠基人。”20世纪上半叶的清史学，汇集了几位开创性的代表史家，都对清史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研究，并且各自创造了具有鲜明个性的清史体系，从而为清史学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们走出的是一条以不失去传统史学精髓，又能融合西方史学思想的博通的治史道路。在西学奔涌的20世纪初期，如何以中国为出发点，构建中国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框架，而不是仅仅做为西方新史学的追随者，孟森、萧一山、蒋廷黻、陈恭禄、李鼎声、范文澜等都对这个问题做了有益的探索。无论是精细绵密的考证，还是才华横溢的议论，他们均能从不同的方向实现同一种博大。将西学的挑战，融入本国学术传统的脉络，既不顽固地拒绝，也不被外来文化所消解，这样的治史道路也许对于今天面临同样境地的中国史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同时也应该看到，作为新兴的断代史，清史同其他断代史比较成果相对薄弱，局限性也是不可避免的。民国时期从事清史书写的学者相对较少，学术影响力也不够广泛。这是由于清史在当时史学界被视为不古不今之学，再加上清代浩如烟海的资料，也使部分学者产生了畏难情绪。20世纪30年代之后，随着民族矛盾的加深，一些本来研究清史的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近百年的晚清史上。这一转变反映了史学与民族、国家命运的密切关系，但客观上将清史学者为分成两部分，不仅损害了清史研究的完整性，也使本来就不多的清史学者分流。在基本学术理论上，唯心史观限制了部分清史学者的视野。萧一山公开反对唯物史观，影响了其后的一些清史学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流行的科学史观，导致民国清史学者高度重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注意科学的推理和论证。但是理论的局限，使清史的书写过于集中在一些具体事件的考述，而对隐藏于历史表象之后的历史规律探求不深。传统的天命观、英雄史观也影响一些学者对历史事实的正确判断。在研究领域方面，帝王将相与文人名士仍然是民国时期清史的主要书写对象。而对于在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生产方式、阶级关系、农民问题等，则较少涉猎。在研究定位上，清史书写者很少将清朝置于世界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进行审视。清朝所处的时代正是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大变动的时代，因此清朝是中国历史中最应当置于世界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考量的朝代。但是一些学者受清末民初反清排满的思想影响，将清朝视为“满清”；另外一些遗老学者，则站在清朝统治者的立场上，认为清朝是“胜朝”。这两种态度下，学者们都不能对清朝历史进行客观评述，何谈以世界眼光研究清朝历史。

回望20世纪上半叶的清史书写，可以看到今天研究中国史学不能仅以西方史学为坐标，但是必须以西方史学为参照系，这样才能不至于厚此薄彼，轻重失当，才能更好地理解民国时期诸位学者的历史观与史学思想的复杂性，才能站在中西方交汇的坐标轴上，参照西方史学的发展，批判地重新整理中国传统史学的遗产，不断丰富中国史学的内涵，而后可望补西方史学之不足，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体系。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