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1—1926年，中共旅莫支部成员在国内和西欧渐次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革命者来源多样，入党情况各异，颇具代表性。入党前，他们普遍遭遇家庭和社会压迫、救国理想破灭、信仰迷失等情况；他们通过阅读书报宣传品、参加革命活动等渠道接触马克思主义后，逐渐产生共鸣，思想发生转变，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这些革命者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后，旅莫支部对他们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培养，使其马克思主义素养和实践能力得到提升。从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至大革命结束，依托旅莫支部经验，中共对组织予以改造。在新的方针指引下，中共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建立起权责明确的组织结构，党的规模得以扩长，中共的组织动员能力得到增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旅莫支部 海外支部 莫斯科东方大学

留学苏俄的归国干部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建设具有重要影响。派遣留学生与中共建党大致同步展开，1920年9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外国语学社”，为派员留苏做准备。次年10月，第一批就读莫斯科东方大学（以下简称“东方大学”）的中共留学生成立中国班，开启革命留学潮流。年底，中共依托中国班成立第一个海外支部——旅莫支部。它受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双重领导，负责训练和教育党团员，是中共早期培养重要干部的基地。

旅莫支部成员是从各地选拔而来。在中共早期历史上，很少有地方组织集中了如此多样的革命者。他们入党经历各有不同，颇能代表20世纪20年代觉悟青年的选择。已有研究呈现两个取向：一类研究强调时代背景促使先进知识分子建党或入党；另一类聚焦革命者本身，或认为其受社会关系网络影响入党，或认为精神世界的追求促使他们走向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但从青年人的境遇出发，结合中共吸收成员机制，揭示革命者入党和组织发展之间的关系，仍缺乏深入探讨。本文以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1—1938）”、“中国共产党成员个人档案”、“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5—1930）”卷宗为主，参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各地《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等资料，对旅莫支部成员入党和中共早期组织建设问题展开讨论，尝试提出新的论见。

一、旅莫支部成员群像

为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国际于1920年9月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东方大学，为包括苏俄境内的东方民族培养革命干部。次年4月，东方大学正式筹建。5月至8月初，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选派外国语学社的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20余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分别抵达莫斯科。10月，东方大学正式开学。这些人组成中国班，并建立“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年底，中国班已有学生36人，其中，罗亦农、刘少奇、吴芳等人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同时，鉴于学生俄语水平不高，难以和校方及教员顺畅沟通，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中共中央依托中国班成立旅莫支部。到1923年4月，旅莫支部的工作机制趋于稳定，党支部负责制定制度和宏观管理，团支部负责训练党团员，并一同受东方大学外国班党委会及其检查委员会较为松散的管理和指导，直至1926年5月旅莫支部按组织要求解散。

作为最早且极为重要的中共留苏学生培养单位，东方大学中国班的总人数并不多，1921—1928年前后共有400余名在籍学生。他们主要由中共中央从国内或旅欧支部分批选拔派遣。最初两年，中国班人数增长有限，1922年下半年仅有42人。从1923年起，随着中共选派留学生力度加大，中国班人数迅速增长。1923年3月，旅欧支部第一次派往东方大学留学的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12人抵达莫斯科。11月，旅欧支部选派的刘伯坚、李合林等10余人抵达莫斯科。次年9月，该支部又派遣聂荣臻、李林、熊味根、穆清等27人赴莫。这两年间，国内亦选派百余人赴莫，包括关向应、李求实、颜昌颐、武止戈等。到1924年12月，中国班人数达到122人，此后一直维持在百余人规模，占全校学生10%左右。

1925年7月，旅欧支部派往莫斯科的霍家新、陈声煜等22人进入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另有朱德、邱少元、武兆镐等30人到莫斯科郊外的军事训练班等机构进行短期工作训练，党组织关系编入旅莫支部。其中，朱德曾在中国班暑期学习两个月。该年9月至次年1月，共有72人抵达莫斯科，国内主要有10月派来的涂作潮、侯玉兰等大约20人，以及12月30日抵达的一批；1926年1月由旅欧支部派往莫斯科留学的有邓小平、傅钟等20人。此外，还有一些小批次的派遣。如旅欧支部1925年初派李富春、蔡畅等5人到莫斯科学习。是年夏，留法勤工俭学生赵毅敏（刘焜）在参加中共旅欧支部举行的工人运动，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后，旅欧支部临时安排他和另外3名中共党员赴东方大学留学。

旅莫支部成员男女比例较为悬殊。1924年秋季前，中国班只有男性，之后才有5名女生入学。1925年秋季学期女生入学人数增多，达到9名，在中国班占比近10%。这些成员入校时的年龄亦有较大差别。生于1886年的陈启修是中国班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学生之一，他在1924年夏抵莫时已有38岁。晚一年入学的朱德则为39岁。年龄较小者中，任弼时入学时仅有17岁，罗亦农不过19岁。旅莫支部成员入校时的个人情况也颇为多样。

首先，地域来源多元，以南方人居多。1920年11月上海外国语学社已有29—30人，均由南方的共产主义小组选派，其中湖南籍16人，浙江籍7—8人，安徽籍4人，江西、上海籍各1人。这与当时的留学取向有关，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中心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倾向于留学欧美，尚未接受留苏学习革命。这导致最初旅苏的中国学生几乎都是南方人。作为东方大学中国班生源基地的旅欧支部，主要成员是来自四川和湖南的青年，其余主要来自福建、安徽、贵州等南方省份。它派遣的留苏党团员同样以南方人为主，如1923年3月选拔的12人中，赵世炎、袁庆云、王凌汉是四川人，佘立亚和高风是湖南人，陈延年、陈乔年来自安徽，王若飞是贵州人，另有几人来自南方其他省份，仅有陈九鼎1人来自北方的河南省。从这年起，国内加大派员留苏的力度，北方人逐渐增多，但没有改变南方人为主的局面。1925年秋季学期入学的72人中，除刘月桂、傅汝霖2人籍贯难以查证外，其余70人遍布14个省份，比较多的省份有：四川（含重庆）籍15人，湖南籍10人，河北（含京、津）籍8人，安徽籍7人，湖北、浙江、江苏（含上海）籍各6人，其余来源省份均低于5人，包括台湾籍2人。不难看出，中国班的生源地逐步扩展，但北方人仍旧较少。

这与近代以来南方对外交往相对较多，重要社会变革多起源于此有较大关联，也与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多集中于南方相对应。1921年，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干部在长辛店宣传工人运动时，工人常质疑：“书记部大都是南方人，南方人为何要来北方革命？”这些干部不得不反复解释，“革命不分南北”，“南方人也自然可以在北方革命”，并奉劝工友要化除“南北界限”。可见，建党初期，即便在北京，来自南方的革命者仍占多数。因此，1925年9月共产国际批评中国革命“迄今为止仍局限于中国南部和部分中部的大的政治中心，而没有向各省扩展”。

其次，知识水平和阶层分布差异较大。中共早期党员多具备中学或相当学历文化水平。来自上海外国语学社和旅欧支部的革命者普遍为中等文化水平。后来东方大学在国内知名度提高，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入学，提升了中国班学生的学历层次。1923年夏入学的林可彝来莫前在北京高校任教授；次年入学的李季毕业于北大英文系，他先留学德国，后转入东方大学；陈启修抵莫之前则是北大法商学院的教授。

1925年，全国掀起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工人运动高涨，中共根据形势变化，开始增派工人赴莫留学。从1925年秋季入学的72名学生来看，工人出身者超过20人，如果将兼具学生和工人身份的留法勤工俭学生计入，人数将会更多。72人中33人有中学或师范等职业学校学历或在读，约占46%；24人有小学或私塾学习经历，约占 33%；两者可视为中小知识分子，合占79%；15人有大学经历，占21%，他们多数就读于上海大学、北京平民大学、北京中法大学等普通大学，来自上海大学的达7人之多。出身精英大学的仅有洪乃溥，他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和柏林大学的肄业生。不难看出，旅莫支部成员以中小知识分子为主，这与当时“国共两党同以中小知识青年为骨干”的情况吻合。与建党初期相比，此时中共的阶级构成已发生变化。

最后，革命者的家庭出身具有多样性，出身富裕家庭者居多。民国初年，教育远未普及，往往出身中等及以上经济条件家庭者方有机会读书。最早的成员中，罗亦农出身湖南湘潭县农村一个中等家庭；刘少奇家有60亩地，农忙时雇零工。他们的情况颇具代表性。由下表可获悉：第一，农村家庭出身者高达72.2%，出身于城市家庭的革命者仅占27.8%。第二，农村家庭中，相对富裕的中小地主和富农家庭出身者数量较多，超过总数一半；城市情况亦是如此，源于小商人家庭者居总数第2位。可见，这些人多出身于相对富裕的家庭。

应当注意的是，北洋时期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地方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据统计，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系消耗军费约2400万元，每天的军费约等于1918年一个月的军费；至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军费竟是两年前的2倍多。社会经济凋敝，不少旅莫支部成员的家庭深受冲击。邓小平之父在民初以进步党党员身份任四川广安县警卫团总办，生活“可谓丰满已极”。后因进步党势力在四川衰败，邓父下台，“逃难在外约七八年之久”，家庭“逐渐破产”。这种变动使青年的政治意识较为敏感。王同荣、王同根兄弟家本是大地主，土地由佃农耕种，不过税收畸重，加上家中有3人读书，每年学费高达1500元。由于王同荣参与政治活动被通缉，花费了大量活动资金，家庭几近衰败。

1920年前后，中国水旱灾害严重，尤其是1920年华北5省旱灾、1922年江浙皖3省水灾和1924年南北18省水灾，加剧了民生困难。来自浙江兰溪农村的张作民家有40亩地，家中5人有劳动能力，正常情况下每年能收40余石粮食，够“敷衍”家用。但“历年岁凶”，家庭“负债约计三百余元”。当时中国经济深受外国资本和商品冲击，亦影响了民生。江西修水县徐褐夫的父亲曾在县城经营50人左右规模的家庭手工业工场，后来受外国商品冲击破产，不得不回乡种田，结果没几年田产损失过半，又重新经营老本行。徐褐夫认为，在帝国主义国家商品冲击下，手工业和农村经济难寻生路，家庭经济终将彻底破产。

此外，受医疗条件限制，时人平均寿命不高，旅莫支部成员中出现家庭变故的情况较多。重庆青年何嗣昌之父是棉纱工厂主，每年收入“千元左右”，但其父病故后家庭只出无进，其母亦因“忧郁过度”去世，他与弟弟被分别寄养在姑母和姨母家，备尝寄人篱下之苦。这些悲苦经历影响了青年人对社会的认识。刘月桂家本有“数十亩田地”，12岁时父亲去世，田产被卖掉大半，其余被叔父“占领”。在叔父家生活的几年，她受到“虐待”，之后跑到工厂做工，已“无所谓家庭”。有些人甚至出现悲观厌世的情绪，陈醒华出身于小手工业者家庭，后在商务印书馆工作，1924年母亲去世加上工作不顺，其生活完全被“悲观”、“颓丧”占据。

旅莫支部成员在赴苏前，多数是新入组织不久的团员，只有朱德、赵世炎、陈延年等部分人是党员。进入旅莫支部后，他们中的多数人顺利转为党员，仅有赵毅敏、李德昭等人因旅莫支部解散等原因未能转为党员。不过，在他们的认识中，入团即是入党。中共旅欧支部在赵毅敏赴苏途中即批准其为青年团员，并强调入团“也就是入党”。这种情况在当时较为普遍。因建党初期的组织成员主要来自学生，存在党团不分情况，以至中共中央1924年5月批评党与团在青年运动上“未能分开”，故本文所说的“入党”亦包括“入团”。

旅莫支部成员未入党前，是当时万千青年中的普通一员，为何他们愿意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引起部分旅莫支部成员的思考。1924年10月，李林向同在支部的熊味根提出疑问：留法勤工俭学生生活在同一环境下，遭受同样的压迫，何以“有些毫不迟疑地走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之下”，有些则走到反革命或改良的道路上去？熊味根表示，无法把握未入党者的想法；他同时指出，“许多”已入党的同志接受马克思主义是“极缓慢”的，他对此种情况也存有疑惑。事实上，促使当时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是较为多样的。

二、旅莫支部成员的境遇及其革命追求

辛亥革命后，中央权威丧失，军阀政治兴起，思想文化和社会潮流处在剧变之中。生长于这一时期的旅莫支部成员不断冲破限制、反抗压迫，这些经历影响了他们此后人生道路的选择。正如在莫斯科刚入党不久、任中国班助教的瞿秋白1921年11月所感慨：“人生的经过，受环境万千现象变化的反映，于心灵的明镜上显种种光影，错综闪烁，光怪陆离，于心灵的圣钟里动种种音响，铿锵递转，激扬沉抑。”当时，旅莫支部成员面临的境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遭受家庭和社会的压迫

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多数省份男性的识字率仍低于50%，女性识字率更低。旅莫支部成员相对幸运，均接受过教育，但受读书与仕途不再有直接联系，以及新式学校费用高和家庭经济不稳定等因素影响，家庭供应子女读书动力不足。1925年秋季入学的72名革命者中，50人有过辍学或接近辍学经历，占比约69.4%。出生于四川石柱县小商人家庭的郎明钦，最初读书是为将来“博得到贤妻良母的美名”，此后，她获取知识的欲望增强，即便初小肄业仍坚持自学，并在16岁时插班至县女子高小读书。但刚读一学期，家里就以经济紧张为由令其退学。家庭富裕者，求学之路也不免曲折。王若飞虽出身地主家庭，但父亲常年在外，庶祖母虐待他和母亲，其不得不在舅父创办的达德学校读书，却仍在16岁辍学。相对前者，贫困家庭出身者求学难度更大。家境“极其贫苦”的关向应只能入读日本在大连所办有美化侵略性质的小学，因为就读这所学校花费较低，他在高小毕业后辍学。然而，求知欲和上进心使青年人读书的意愿增强，他们利用多种方式争取求学的机会。

首先，与家庭抗争获取学习机会。孙发力来自湖南浏阳的地主家庭，在他读完6年私塾后，父亲认为读书没有出路，要其“业农”。他不想重复父辈的生命轨迹，“私自挑行李入小学”，“入学后经旁人劝解才得家中许可”。此后，孙在不断哀求中读完高小和中学，又在强烈坚持下赴法勤工俭学。生于浙江农村的女生王宝英家境极为困难，读完初小后，重男轻女的祖母阻止她继续读书。王宝英“抑郁不爽”，至17岁竟“卧床不能起”。她告诉父亲：“此生不能求学而自立，何必在世寄生，而为社会之蟊贼。”其父遂决心支持女儿复学，她得以在19岁“高龄”入读高小。

其次，选择免费或收费较低的中等师范、军事、农业、艺徒、工读学校就读。旅莫支部成员中不乏曾就读师范学校者。徐褐夫先入读修水县师范学校，后升学进入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原因是师范生免除学费。女子师范的出现为女性继续读书提供了可能。遭到家庭反对后，郎明钦通过个人努力，考入四川省立第二女师（位于重庆），成为一名官费生，得以延续读书理想。读免费的军校，成为军事统帅，也是一些年轻人的理想，但需要自费读完中学，方有机会考取军官学校。

最后，通过工读互助方式求学。五四时期，工读互助思想流行，时人不无夸张地称“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相关团体大量出现。陈国珍读到中学第4年时，家庭已无力提供学费，于是便和同学组织“工读互助石印部”，课余做工，勉强毕业。1919年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工学互助潮流的高潮，许多家庭多方筹借子女赴法路费，期待其拥有留学生的“金字招牌”和理想的前途。

但无论如何努力，旅莫支部大多数成员始终难以摆脱辍学威胁。王宝英后来在舅父、报人邵飘萍的帮助下入读北京平民大学，“但时觉经济困难，甚至房租膳费无着”。朱世珩的家庭曾能收支平衡，但在其到北京平民大学读预科后，平衡被打破，“家中每有不愿续学的表现”，长兄态度尤为决绝。预科毕业后，朱世珩家里认为其“应该停止”读书，拒绝提供任何学费，并以父病重为由限制他远行。最后，朱世珩以下南洋当小学教员为由，遵从党组织安排赴莫斯科留学。

包办婚姻是年轻人受到的另一层家庭压迫，旅莫支部成员亦无法摆脱。中国旧式婚姻“向来是听父母之命凭媒妁之言而成的”，儿女同意与否“简直不成问题”。然而近代婚姻自由观强烈冲击包办婚姻，在青年人心中埋下了反抗的种子。孙发力在18岁时家中就“替”他结了婚，而这和“大多数的中国青年，有同样的运命”。他曾“严格的反抗”，但被家庭“压服”，留下巨大的心理创伤，自称是“一生的痛苦”。其中，婚姻自主、个人幸福和传宗接代、家族利益产生剧烈冲突，部分人的反抗异常激烈，家庭在他们心中负面化、有罪化，有人称自己的“家庭是反革命”的。出身湖北崇阳县地主家庭的沈尚平是父母在40余岁之时才生下的唯一孩子，父母延续“香火”愿望极强，在其十七八岁时便为他娶了“没受过教育”的妻子。沈对婚姻“很不满意”，立觉看到没有希望的生命尽头，很快便离家出走。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包办婚姻面前的转圜空间极小，往往只能选择屈服或彻底反抗。出身小商人家庭的浙江临海县女生吴先清在杭州美专读书时，为拒绝包办婚姻与家庭断绝关系，随后“自己开始找面包”，生活极为艰难。内陆地区思想相对保守，对抗家庭的压力更大。四川女生张亮的理想是读书，但囿于“家庭非常困难”未能如愿。她15岁时被父嫁至巨富之家，丈夫“对于女子当玩具”，张亮被压迫得厉害，曾有逃离家庭的想法。在随夫到成都后，她受环境影响产生“思想革命”，开始“反对家庭压迫”。19岁时，张亮又随夫到上海读书，但丈夫于1921年弃其不顾回川。

即便走出家庭、步入社会的青年人，同样难以躲避沉重的社会压迫甚至剥削，在工厂做工者感触尤深。出身河北小农家庭的张晋卿13岁辍学，18岁之前一直想着“发财”，后在天津裕元纱厂做工两年，由于无法忍受工头和职员对自己和工友的“压迫”，愤而回家种田，但因水灾又不得不回纱厂工作，继续忍受压迫。现代工业发达的法国工厂管理较为规范，勤工俭学生在工厂却从事重体力劳动，收入较低，缺乏安全保障。王若飞发现，勤工俭学生做得比较多的制模（翻砂）学徒工种，需要亲自倒铁水，稍有不慎铁水溅身，“轻则坏衣，重则肌肉尽烂”，而做工收入仍不够学费，前途渺茫。这些在工厂勤工的学生“时刻都在愁闷里面过日子”，上班期间不是“数数”就是“看钟”，无不期待着早点下班。

（二）救国理想的破灭

民国前期国家危亡日蹙，各种救国思想流传甚广，正处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社会思潮极为活跃，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竞相传播，在青年人心中掀起思想巨浪，他们的价值观和理想被不断重塑。

在众多主义和思潮中，民族主义的影响最为普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兴盛。刘光玉16岁读中学时，头脑被鸦片战争条约、《辛丑条约》、“二十一条”等国耻记忆填满，立志帮助国家“将外国人敢（赶）走”。国耻记忆激发出青年人的“复仇”使命感，意图建造比列强更强的新国家。刘光玉后来信仰国家主义，即是要让“中国比各国要强百倍，能使各国要年年来朝，可以使中国没有一个穷人”。

在民族主义的自强情感驱动下，随着军绅政权的发展，中国传统重文轻武的观念在近代发生转变，蒋智由有“吾国尚武之风零落数千年，至是而将复活”之预言。1922—1924年，民意调查显示武人平均得票率达到29.2%，背后蕴含着对国家统一和强大的渴望。部分旅莫支部成员入党前曾崇拜历史上力挽狂澜的英雄，体现出军事国家主义的思想倾向。徐褐夫曾将理想“完全集注在英雄主义上面”，当学校让他选择心中的历史伟人时，毫不犹豫选了班超和终军。

青年人怀有救国的崇高理想并为之努力，却因国内外环境影响时常承受理想幻灭之苦，留法勤工俭学生是较有代表性的群体。出国留洋后，许多人看到资本主义文明引起“思想剧变”，认为要振救中国，只有发展实业和科学。广西贺县的黄士韬曾游历日本，两国差距使其震撼，认识到“非把中国弄强不足以御外辱，欲求中国强盛更非努力求得工商业智识以发展中国富源不可”。1920年他赴法后积极学习法文，“为将来求得科学智识一点一滴的改造中国”，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头脑“完全为‘科学救国’四字所盘踞”。但因环境和经济问题，勤工俭学之路并非坦途。因经费不足，1921年1月，经济援助机构华法教育会宣布与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后者失去主要经济依靠。在赴法邮轮上每想到将实现“把中国救起来”理想便激动不已的周玠琏，从马赛港登岸便听到这个消息，福祸倒转，他“受了很大的刺激”。勤工俭学生利用社团发起群众运动表达诉求，以2月的“二八运动”影响最大，但遭到法国镇压，许多人被遣返回国。陈毅在归途中写下“袖手空归的我呀，怎好，怎好还乡？去国的壮怀，只如今头垂气丧”的诗句，显露出一批青年的绝望之情。蒲照魂为表达抗议甚至在医院自杀。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相当一部分人选择妥协。1920年7月，20余名在法新民学会会员开会，与会人员对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产生分歧。蔡和森主张激烈的革命，肖子升等主张无政府主义的温和革命，实际是坚持工学主义，本质是改良之路。后者的主张得到多数人认同。为改变国家现状，部分青年人积极创办新型社团，却频频遭受现实打击。1923年7月，商务印书馆工人陈醒华与有觉悟的几位工友愤恨于资本家的剥削，成立商务印书馆“中华劳动联合会”。因无经验，全凭几人热心张罗，组织不久即“水消瓦解”。陈不能理解工人为何不肯团结起来抗争，“愤激的情态”使其陷入痛苦之中。安徽省学运领袖王同荣17岁读中学时正逢五四运动爆发，曾积极参加援助大游行。进入安徽法政专门学校后，他频繁带领学生发起政治运动。1923年10月曹锟贿选，王同荣“领导群众捣毁猪仔议员住宅”，被安徽省政府通缉。逃亡上海期间，他经受了始料未及的冷漠，“教育界人们，以及旧识者，无一敢为营救，甚至反颜侍仇”，其中包括旧日共同斗争的同学。

（三）从崇信“主义”到思想迷茫

在郁郁不得志的现实中，青年人不断寻找精神依靠。晚清以来，儒家基本价值观念受到极大冲击，全社会面临文化取向危机。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界逐渐流行“对古今中外都质疑”的思潮，胡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主张客观上又加重了这一风气。受父亲影响，浙江温州农村的李德昭很小就成为基督徒，中学前两年课外看的也多是宗教书籍，牧师非常器重他，打算让其到南京神学院读书，毕业后回乡接班“宣扬圣道”。新文化运动之风吹到温州后，李德昭的阅读兴趣逐渐由宗教转向文学。中学毕业后，他曾在教会中学担任一年助教，生活的艰辛使其彷徨，对基督教产生怀疑。

国家和社会的惨淡现状，使“一般有血性有思想的国民正在陷于极端烦闷彷徨”的境地，尤其当偶像光环消失时，幻灭感会更强。安徽铜陵人朱世珩中学时崇拜胡适，深信其“少谈些主义，多研究问题”的主张，认为“现在社会如此的龌龊，政治如此不良”，当“趁此时机求学，将来国家总不至于照现在这样，求出来学问，总归有用的地方”。但他到北京平民大学读书时，目力所及都是不平等，感到茫然无措，“对于人类知道多数人是受少数人的压迫，意欲改造，但不知应该如何改造的法子”，开始怀疑胡适和“不满意”社会，变得萎靡不振，陷入思想“抱悲的时期”。

在上述背景下，无政府主义为悲观厌世的青年提供了心理依归，许多早期革命者曾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一部分旅莫支部成员亦是如此。正因民族压迫并非短期可扫除，国家强大不能一朝实现，一些怀有高远理想的青年试图从文学中寻找慰藉，无政府主义随之进入他们的视野。王同根的思想曾有“打推一切之势，脑筋里装满了主意，可是风俗、人情、政治、法律，社会上一切制度，都是如故。那些新思想处处不适用，处处受到‘此路不通’的困难”，此时家庭又逼迫其与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结婚，在反抗未果后，他的思想最终“流到消极的一条路”。王同根希望从阅读中寻找答案，积极研究泰戈尔、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的著作，表现出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西欧是现代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起源地，思想氛围浓厚。留法勤工俭学生傅钟偶然得到《克鲁泡特金思想》这本书，一读便“无抵抗的”相信了无政府主义，而后读了托尔斯泰的著作，开始坠入无政府主义的“黑雾”中。

由上观之，旅莫支部成员在入党前普遍为实现社会和个人价值而奋斗，如果用革命、改良来划分，几乎曾全部倾向于改良。这些青年的努力迭遭失败后，深感此路不通，开始陷入对个人和国家前途的迷茫。在此过程中，他们认识到个人或某个群体力量的渺小，“某个组织的份子，若无相当的训练，绝对无好结果的。”一位从事过妇女运动的旅莫支部成员便发出“做妇女解放运动，孤独的队伍是不可能的”之感慨。故而他们渴望通过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团体力量彻底改变现状，此时新生的中共正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吸纳有革命意识的青年入党。这些抱有奋斗理想的青年随之受到吸引，革命思想就此萌生。

三、旅莫支部成员的入党历程

从共产主义小组时期开始，中共即着重在青年中宣传并发展成员，这源于俄国革命经验。1901—1902年，针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争论不休、“经济主义”斗争思想导致组织“混乱和动摇”的问题，列宁提出影响深远的职业革命家理论。他认为，工人不会自发产生阶级和革命意识，只能从外部宣传，执行任务者就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并由他们组成严密的革命党，也就是革命先锋队。这一论断也适用于发展知识分子和农民党员。故而，中共倾向利用多种方式吸收革命者。

首先，利用书报开展宣传。中共成立后，积极通过出版发行甚至赠阅报纸、小册子等宣传品的方式吸引革命者加入。1922年彭干臣在安徽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竭力”阅读图书室新到书籍，中共党员柯庆施得知情况后，主动送其《向导》。彭干臣看后想再看新杂志，柯庆施于是赠送马克思主义书籍和《中国青年》。通过反复阅读，彭干臣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愈深，表示：“若安庆有共产党的组织，我也愿意加入。”产业大工厂更是重点宣传之地。1922年，胡子厚在株萍铁路火车房工作时，就发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时时”寄给本厂宣传小册子。

一战后，西欧共产主义运动日益活跃。此氛围下，蔡和森、赵世炎等很早就在勤工俭学生中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工学世界社和劳动学会等马克思主义团体，使学习马克思主义成为潮流。1921年10月至次年6月，在比利时勤工俭学的聂荣臻很容易就能看到《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小册子，并经常翻阅《向导》杂志，其思想发生重大变化。这些读物对邓小平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亦产生关键影响，他称：“最使我受影响的是《新青年》第八、九两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

其次，通过熟人关系宣传。在学校受同学影响加入组织是常见现象。王同根和朱世珩在北京平民大学学习时，同时由同学杨善南介绍入团，王同根又发展了同班同学王宝英加入组织。亲友、同乡关系同样是发展同志的重要途径。加入组织后，邓小平转变为共产主义的传播者，积极向族叔邓绍圣和同乡陈家齐宣传。陈家齐出身四川巴县的地主家庭，在法国到工厂勤工后，他常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读物，也受到青年团员“不懈”宣传，但此时其思想中“小有产阶级的色彩”甚重，对主义仍难接受。1923年始，他在巴黎做工时与邓绍圣、邓小平住在一起。经过邓小平的推介，陈家齐开始接触共产主义，信仰逐步发生变化，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当确认陈家齐符合组织要求后，邓小平于1924年7月正式介绍他入团。

再次，派人到新地区发展革命者。通过熟人关系发展党员的局限较为明显。1926年6月，中共上海区委发现组织存在对有党员的工厂“就尽力的注意发展”，没有的“就不十分注意”的现象，导致党员多的工厂就“益发增多”，另一方则“永远不能发展”。即使在同一工厂的不同车间亦是如此，有的几乎全是党员，有的因没有党员“就永远打不进去”。这是一个追求普遍社会革命政党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共积极挖掘未发展地区的社会关系，以便发展组织。1925年9月，团上海地委将没有团员的学校称为“白点学校”，派在相关学校有“认识的人”之同志去发展组织。对完全陌生的地方，党组织常派特派员去发展成员。1924年春，中共中央特派员李震瀛到大连发展组织，经人介绍认识印刷工人关向应，遂介绍其入团，后者成为大连最早的团员之一，任青年团大连小组首任组长。

外力宣传的效果如何，关键要看宣传对象的内心是否能够产生共鸣。马克思主义从阶级斗争出发，追求公平正义，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并依靠执行“铁的纪律”的共产党予以贯彻实施。马克思主义具有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它使青年人看到彻底改变国家和社会的希望。从成长经历出发，旅莫支部成员被它吸引，进而要求入党，完成了与马克思主义相遇、产生共鸣并最终结合的过程。

改变国家的理想破灭后，青年人逐渐认识到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民族解放。勤工俭学生在做工赚取学费的同时，也在思考自己陷入困厄境地的根源，国家主义信仰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被推翻。1921年夏，北洋政府以滇渝铁路修筑权为抵押，向法国秘密借款。国人自清末起即对出卖路权极为敏感，“消息传出后，所有在法国的中国人都被激怒了”。勤工俭学生自然地将此事与自己无法上学联系起来，将根源归为政府腐败。他们召开“拒款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冲进驻法公使馆。许多青年认识到北洋政府是列强的代言人，抛弃了国家主义理想，产生革命思想。

结合做工经验，留法勤工俭学生认识到阶级压迫的存在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资本家唯利是图，“完全不顾及”工人健康，并统治着整个社会。有人在日记中写道：“人成的社会，岂能容有这样的怪物？要铲杀尽净。”傅汝霖20岁前“埋头读书不问世事”，到法后仅读书数月就被迫“勤工”，他在《自传》中坦陈：“以多年学校的生活习惯，忽然摔入劳动群众中，不惟身体感觉不安，而精神亦多懊丧。”他在这种状态下工作了一年半多，后到巴黎做工，生活比以前明显变好，但“求学欲望仍属不能”。当时，与其接触的朋友中有马克思主义者，经过多次谈话和认真阅读，傅汝霖理解了阶级划分等“社会构造”情形，结合自身经历，逐渐认识到“要求自身解放，须从社会上着手”，认同阶级革命，并很快加入中共旅欧支部。

中共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强大的组织力和行动力改变了时人对政党的认识。民初政党勃兴，仅武昌首义至1913年底公开的党会就有682个，其中政治性党会312个，但绝大多数因组织涣散很快消失，社会观感不佳，时人常以“党祸误国”予以抨击。中共的出现，让那些为改变国家而努力的青年看到希望，进而要求入党。因组织学生运动逃亡到上海的王同荣认识到，“智识阶级乃‘饭碗主义者’，非能为革命之勇将”，学生运动不可能实现“社会革命”，只有“解放被压迫群众”的革命才能推翻旧世界，“实有加入代表工农利益的共产党来活动之必要”。王同荣极为认同中共“铁的纪律”，认为“革命要有强固的组织”，于1924年6月正式加入青年团。工人陈醒华有同样的感悟。1924年底，中共党员徐梅坤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陈参与其中。全新的组织生活使陈醒华焕发生机，他“努力”在商务印书馆工人中进行宣传，实现利用理论将工人组织起来的理想。徐梅坤仔细观察陈的言行，确定其是“一个热烈革命者，马克斯主义的信徒”，于1925年2月介绍他加入青年团，此后陈担任了商务印书馆团支部书记。这被陈视为“走新生命路之开始”。

马克思主义挽救了处于空虚迷茫阶段的青年，促使其向中共靠拢。未能完全摆脱宗教思想的李德昭在阅读《向导》《中国青年》后，思想“放了一线曙光”。他认识到，文学只配资产阶级的青年男女赏玩，无产阶级青年的彷徨失落都是由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非有彻底的革命不可”。五卅运动时，李德昭供职的教会学校全体学生退学，他也辞职到了上海。李进而反省其信仰，认为外国人传教办学是侵略的一种方式，“博爱”本质是虚假的。此后，他和另外几个朋友请求同乡、中共党员谢文锦介绍入团，温州也因他们开始出现中共的组织。

盛行一时的无政府主义多是“感情用事”，并未使青年人找到出路，反使其走向颓废。在反复比较与印证下，不少人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徐褐夫后来陷入思想空虚的境地，整日抱着佛经“字斟句酌”，他回忆道：“这显然表示小资产阶级在这新旧社会嬗迁时期思想的反映”，直至信奉共产主义，思想才不再飘荡。留法勤工俭学的傅钟在工厂经受“实际的劳动生活”，阅读来自友人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后，方“从那空灵的、烦闷的、不落实的浓雾中苏醒”。不久，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发起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傅钟很快加入。当然，这一过程并不顺畅，孙发力曾钟爱“无政府主义”，对其研究了“一二年”，结果发现无政府主义是“大空想”，且“无具体的方法和组织”，转而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迁延至1925年6月方始入团。

正是由于共产主义高远的追求，秉持无产阶级正义立场，影响了生活无目标者的思想。陇海铁路洛阳东厂火车修理工李长福的理想是“维持生活”。1925年2月，他通过阅读《向导》，了解到“共产党是工人无产阶级的一个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受到强烈吸引的李长福请求党员王中秀介绍自己入党。安源路矿工人左振南同样被中共崇高的思想和行为震撼。他曾是个思想“很简单的青年工人”，一直“是普通工人之想”，当看到中共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动员罢工并取得“完全胜利”，自己的工资由10元增至15元后，他深受触动，“自己觉得要在社会上要做一翻（番）大有名的事业”。左振南自知“能力和智识不足”，决定通过加入中共实现理想。

还有许多青年在反抗压迫中加入党组织。经过马克思主义学习，青年人开始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待家庭和亲友关系。欧阳泰从公立师范毕业前为“不知经济时期”，为赴法勤工俭学，家庭“数年多方筹措”。他深切感到社会的残酷，称：“每与殷实戚友借措，被拒不理，我亦深恨切齿。”到法国后因经济问题求学梦想彻底断送，他最终“梦醒”，“爱国观念、留学梦想通通打破了”。经友人介绍学习马克思主义后，欧阳泰以阶级革命理论分析社会：“什么是我们戚友，什么是我们国家，无经济一切计划是泡影，通财产则一切戚友皆睥睨，国家的经济也全是少数和洋资本家买卖行为，人民个人经济有何关系？”他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非速谋世界经济革命不可”，随即加入旅欧支部。

对于承受求学压力和包办婚姻双重压力的人来说，革命的决心更为坚定，“要想改革家庭，非先要把社会改革了不可”。1923年，正在女师读书的郎明钦生了一场大病，生理病痛触动心理的“苦痛”。缺乏求学费用一直困扰着她，她认为家中不支持其读书的根本原因是重男轻女，以男女“不平的待遇都足以刺伤我的心”来形容其内心感受；而后，她被父母“许给一个富家子弟”，这是其“最不满意”的事情。经过长久思考，她认为人的不幸“都是社会的制度不良”带来的，“非有一种革命不能改善生活”。次年4月，郎明钦在听过中共重庆地方组织创始人童庸生讲解马克思学说后，感到共产主义革命十分符合自身追求，随即加入青年团。

一般而言，中共早期党员程序上入党并不意味着思想上已是党员，普遍对主义和党的认识较为模糊。关向应加入组织主要基于大连人民遭受日本殖民者的“压迫与污辱”，军阀“摧残”百姓的义愤，“然而怎样去革命，还是不明白”，也不能“彻底明了”共产主义。即使革命经历相对丰富，受过训练的党员也是如此。1924年，已入团、入党两年有余，在多地参与或领导革命斗争的工人党员胡子厚仍是“对主义稍稍知点”，“组织、训练、政策”等均不甚明白。他在安源党校接受“有组织的训练”后，始有改观，不过对主义仍不能“十分明了”。显然，他们尚未完成入党之路，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干部的能力，需要通过学习和训练成为符合革命要求的革命者。而旅莫支部在当时具备培养干部的优越条件。

四、旅莫支部发展对中共组织建设的影响

中共早期组织可分为国内国外两大部分，国外部分包括旅莫支部、旅欧支部、东京支部、南洋支部等组织，其中，旅莫支部和旅欧支部承担着为组织培养干部的重要使命。不过，旅欧支部频繁遭受法国、德国、比利时当局打压，难以有效训练党员。1923年初，陈独秀在莫斯科获悉旅欧支部的情况，与共产国际商定，有计划地选调其中的优秀分子到东方大学留学，旅莫支部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在当时国内组织“受敌人的压迫”情况下，旅莫支部在莫斯科颇受“保护”，它因此成为中共早期发展最为稳定的支部。依靠联共（布）经验，旅莫支部用马列主义政党的标准建设组织和训练干部，颇受认可。1926年初，有成员称旅莫支部在“训练方面、理论方面、实际方面”有非常成熟的经验，超过专为培养中国革命干部新建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旅莫支部干部培养和组织建设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入党教育放在首位。有些成员表示自己入党是“亲历的社会环境逼迫，生活不安使然”，“历史过程中的经济条件，证明我们除了此路，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也就是说，他们受外界的逼迫入党，并非完全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因此，旅莫支部告诫所属党团员：“只凭一时感情冲动，跑到革命道路上来，是靠不住的”，“要养成纯粹革命的人生观，自觉的训练”。

为此，旅莫支部用马克思主义重塑成员的入党动机。在支部的入党教育中，共产主义既是信仰，也与革命者的言行相关，“一切言论、思想、行动，处处不离共产主义及阶级的利益，并要引导群众奋斗”。这自然引申出对共产党员的具体要求，也就是如何实现无产阶级化的问题。经过学习，旅莫支部成员总结认为，做到在思想上是进化的、极革命的、共产的、集体的、实际的、阶级的，在行动上是勇敢的、坦白的、踏实的、有牺牲性的，在个性上对党是“赤裸裸的”、诚实的、刚毅的、直爽的，对本阶级是友爱的，方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接受入党教育后，旅莫支部成员普遍提升了对党的认识。1924年12月关向应进入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接受半个月的训练后，他认识到：“党是纯觉悟的份子与真有奋斗精神的作政治运动的先锋队，与无产阶级谋利益，率领无产阶级与资本家奋斗。”旅莫支部不久指出他存在对“主义认识薄弱”的突出问题。关向应继续提升自己。到1925年3月底，旅莫支部的阶段鉴定显示，他“对团体忠实明了，思想行动均大有进步，工作努力且有成绩，能虚心地且积极地研究与活动”。

第二，建有精密的组织。旅莫支部要求干部成长“必要有精密组织，严格严训的团体才可”。故而，它在成立之初即摒弃一些人按“普通的团体组织法”建设的建议，采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支部委员会制度，由罗亦农任负责人。1923年4月，随着赵世炎、陈延年等人的加入，旅莫支部加快组织建设，设置半年一次任期的支部委员会，换届需经支部大会表决，彭述之、罗亦农、赵世炎组成第一届委员会，彭述之任书记。同时，设置训练部，由彭述之任党训练部主任，赵世炎任团训练部主任。此后，旅莫支部不断完善组织结构。第二期增设研究部，第四期又增设了“中国共产党策略问题研究会”、“国际状况问题研究会”、“苏俄现状问题研究会”、“职工运动问题研究会”、“编辑委员会”、“审查委员会”等部门，服务于干部培养。

第三，实行制度化的组织生活。旅莫支部强调，“我们的团体是有组织的，我们的个人是这组织中一部分，一切行动应当‘集体化’”。支部成立之初，即将党团员分成5至7人的小组。之后，小组的作用逐步得到强化。旅莫支部认定“小组是团体的基本组织”，是精细化训练的关键，支部的方针政策要贯彻到基层，“非有小组的组织不可”。支部将成员全部划入小组中，要求党团员积极训练，“须多多活动，从活动过程中除去有意或无意表现出来之毛病，并须常将自己除病方法及病之真相告诉别人，来互相监督及改勉”。会议是旅莫支部组织生活的基本形式，分为小组会、小组联席会、组长会议、支委会会议、支部全体大会等。每次会议均有规范化的程序，如小组会一般先是对上次会议任务的反馈与总结，而后是对组员及组外人员的批评，然后进行专题学习和讨论，最后部署任务。

批评是旅莫支部最常见的组织生活方式，包括自我批评和批评同志，即后来国内组织所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列宁1904年即提出党员应“进行自我批评，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在封闭的环境中，旅莫支部进行普遍、坚决的批评运动，将“批评”视为训练“最要紧的一步工作”，指出党团员“固执、怀疑、自大、虚荣等毛病”都是绊脚石，督促其“在行动上去努力改正”。批评与团体训练杂糅互存，依托从小组到支部的各种会议和日常组织生活开展，以思想汇报、谈话、学习讨论为主要形式，言行举止成为发现问题的落脚点。旅莫支部强调“观察同志的方法”主要在“各方面谈话找得同志的错误”，而后给予正确的批评。

第四，执行铁的纪律。旅莫支部以“铁的纪律”管理组织，要求党团员“每天把自己的毛病结一次总账”，对改正不力者予以严厉惩治。1925年初，旅莫支部借鉴联共（布）对付托派的方法，每月将各小组相互批评结果制成图表钉于墙壁上，每名成员前后变化和改正成绩一目了然。此法使多数人受到刺激或激励。经过训练，旅莫支部成员以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潘锡光等人自勉道：“旅莫团体是革命的制造所，在严格批评之下，要努力求进步。”当时旅莫支部的训练在中共党内相对严格和系统。李季达等从西欧赴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接受训练后感慨道：“从前总感觉西欧团体的纪律太严，现在则以为西欧团体的纪律太宽。”为何严格的训练制度能够在青年革命者那里落地？来自国内的史静仪通过对比，认为旅莫支部的“训练都比国内团体好”，因为“莫中团是整个的，同志间都没意见”。

经小组会和支部会逐级评议的个人阶段或最终鉴定，颇能反映个体能力的提升情况。罗亦农是旅莫支部创始人之一，他的能力提升极为明显，1924年底支部对其阶段鉴定为：“富有革命性，对团体极忠实，对于工作极努力负责，且有很好的成绩，有研究且有研究能力，并且有煽动与宣传的才能，和组织的工夫，判断力很敏捷与决事坚决。”李蔚农接受训练刚满一年，同样进步明显，“对团体忠实明了，当组长负责，能引导同志，服务极热心且有成绩，研究有进步，活动积极。”旅莫支部同时批评其存在有时工作态度暴躁、做事欠灵活等问题。

此时，国内党组织发展却面临瓶颈，不仅规模有限，而且机构不甚健全。1923年5月，共产国际将“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定为中共的“首要任务”，但这一任务迟迟未能完成。秉持建党理念，中共在成立之初的几年坚持质量优先的发展组织方针，未积极主动地“努力去吸收工人”，体现出“过分严守，闭关主义”的特性，制约了组织规模的扩大。1925年1月，中共建党已3年有余，却仅有994名党员。青年团员人数相对较多，但增速缓慢，1923年约有2000名成员，到1924年10月也仅有2546人。党团员人数少影响了中共推动革命。1925年8月，维经斯基发现中共仍未达到对自发的群众运动进行控制和领导，更未达到“在斗争过程中把它组织起来的高度”，他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党员“人数不多”，党未完成群众化。同时，党组织轮廓在中共三大之前一直不甚清晰，作为志在建立强大群众性政党的中共，尚没有专门的宣传部和组织部，中央没有固定办公地点，中央会议常在蔡和森或瞿秋白住处召开。这导致中央的权责不清，诸多工作靠陈独秀个人的威望和干部的革命热情去推动。

中共虽立志建立严密组织，但因党团员并不熟悉和适应“铁的纪律”，各地组织状况不尽如人意。1923年2月，中共中央特派员吴慧铭发现，济南地方团工作“无人过问”，“简直要令人痛哭流涕！”11月，陈独秀指出中国工人的“思想还完全是宗法式的，对政治持否定态度”，只有“极少数人”通过熟人间的“友好关系”入党，“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党的人则更少”。当时中共的工作重心在国共合作，对党组织建设缺乏必要投入。故中共四大提出干部不能以忙于国共合作“为满足”，要将发展组织视为“最重要的问题”。

尽管身在莫斯科，旅莫支部成员极为关心国内组织发展。1922年3月，罗亦农提出，中共“要赶快整顿起来”，扩大组织规模，“入党的党员，对于智识阶级可以严格，对于工人阶级只要有阶级觉悟就可以。”1924年7月，旅莫支部召开大会，确定向中共四大的提案，并委派代表回国参加四大。支部提出，党的工作范围扩大，但党员“非常之少”，应加紧“扩大党的数量”。至大革命结束，从苏联归国的彭述之、王若飞、任弼时等担任中央重要干部，上海区委（罗亦农）、广东区委（陈延年）、北方区委（赵世炎、陈乔年）等重要地方组织由旅莫干部任书记或实际负责人，他们以旅莫支部经验积极改善组织工作。

第一，中央明确分工，确立民主集中制。中央建立独立的组织部和宣传部，陈独秀兼任组织部主任；同时设立中央秘书部，处理中央和央地联系等事务，王若飞任主任。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上海区委贯彻民主集中制较有代表性。1927年1月，在罗亦农的推动下，上海区委召开全区代表大会，由所属的江浙沪各地按比例选出代表，投票选举区执委。此举具有首创意义，促进沪区成为上下贯通的整体，对中共地方组织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发展组织方针由质量优先向数量优先转变。五卅运动爆发出强大革命能量，推动中共发展组织方式转型。中共中央认为党组织处在“极须发展之际”，1925年8月改变四大制定的入党程序，推行“变通办法”：将入党介绍人由两名半年以上的党员改为一名不限党龄的党员，“尽量缩短”候补转正期。10月，中共彻底否定质量优先发展观，认为“这一错误观念乃是党的群众化之唯一障碍”，提出尽力吸收“社会上一切革命分子”，工人是“天然的共产党员，只要他有阶级觉悟及忠于革命，便可加入”，最终实现“数量上发展”。同时“对于革命的工人学生农民免除入党之手续上的繁重形式，工人农民候补期一月，智识分子三个月”。

第三，强化支部工作。马列主义政党强大的关键在于广泛分布的支部能够对所在地方产生影响。旅莫支部具有较强的支部工作经验，积极改变之前支部工作散漫的情况。为便于精细化运转，缩小支部规模，中共四大将之前“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修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1926年又提出“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强调“党的基础是支部”，“支部是党在各种社会中的核心”，支委会要承担任务发挥作用，每名支部成员都要有工作。

经过改造，中共的组织建设发生较大变化。全党实现了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民主集中制得以落地，组织规模明显扩大。旅莫支部1925年秋季入学的72名革命者中，26人在1925年加入组织，大部分在五卅运动后加入。1925年10月，中共党员达3000余名，比年初四大时的人数多出两倍有余；团员人数也达到9000余人。在革命中心上海，五卅前5年共有党员295名，放宽标准后，在短短4个月增加了785人，远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1926年后，中共提出“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口号，延续宽口径发展党员政策。在上年10月基础上，1926年9月党员数增加“三倍以上”。10月，陈独秀提出发展党员是组织和每位党员的义务，强调“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便是一种反动行为”。针对数量优先和质量优先之争，他提出“数量上的增加可以改善质量”的理念，大量工人和农民入党可“使党革命化”，可在实践中提高他们。故陈独秀要求到中共五大前，党员人数要由2万增加至“四万以上”，团员总数亦要增加1倍。1927年4月五大时，党员人数已达57967名，团员人数已从一年前的10072名发展至37638名，远超陈独秀的预期。

当然，组织改造之后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组织规模扩大提高了对党员教育的要求，但党的“工作与教育缺乏启发式的精神，都是由上级机关纯用命令执行”，下级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当时动员群众逐渐形成公式：“群众只要简单的口号”，甚至出现让党员死记硬背工作方法的情况，瞿秋白批评这是“看轻群众”，“收效很少”。旅莫支部归国干部王若飞亦深有感触，他在1928年中共六大时，批评过去几年的组织政策“搬了些莫斯科的东西回去，实际上是几个名词”，因此未能真正建立组织基础，“只是命令式委派式的工作”。

细加分析，这一问题与旅莫支部的训练有关。它严格训练干部，反对研究性学习，使成员对主义缺乏深入理解，助长了教条主义。莫斯科缺乏革命实践土壤，旅莫支部的批评运动陷入对成员生活琐事和个人品性的批评，最终使干部训练机械化。1925年秋，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办学，旅莫支部负责管理中山大学的中共选派学生。中山大学学生数量远比东方大学中国班多，他们认为旅莫支部的训练未能尊重学生，往往以个人批评名义控制学生日常生活，给很多人带来巨大心理压力。中山大学与东方大学不同校，学生有更多的表达渠道，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反对旅莫支部式的训练，使旅莫支部训练严格的问题被放大。共产国际于1926年5月取消中共旅莫支部，中国班归联共（布）东方大学党支部局管理，中山大学学生由联共（布）中山大学党支部局负责训练。

结 语

旅莫支部成员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虽有不同原因，但他们普遍遭遇家庭和社会压迫，有着救国理想破灭、信仰迷失等经历，这些情况是当时青年境遇的缩影。旅莫支部成员通过各种渠道接触马克思主义后，逐步产生共鸣，走上革命道路，彰显了觉悟青年的时代选择。面对这部分青年入党后普遍存在对主义和党了解不深的情况，旅莫支部进行入党教育，使其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处在莫斯科的旅莫支部按照联共（布）模式发展组织和训练干部。它建立精密的组织，执行“铁的纪律”，用制度化的组织生活训练党员。经过训练，旅莫支部成员的能力获得提升。1925年中共四大后，在旅莫支部归国干部担任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干部后，中共进行组织改造。尽管改造也存在命令主义等问题，给后续党组织的发展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但经过改造，中共中央的分工得以明确，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结构逐渐清晰，党组织规模显著扩大，党组织的动员能力得到增强，为之后党的发展壮大奠定良好基础。

（作者孙会修，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