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处于巨大的变革期。各种内外因素的交织，促进中国史学实现从传统向近代新史学的转型。周予同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中说：“转变期的中国新史学所以抬头，间接由于鸦片战争之社会的原因，而直接由于今文学派之文化的动力。”其中，这一学派以廖平《古今学考》《古学考》、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崔适《春秋复始》等为主要代表。可以说，近代今文经学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重要驱动力。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讨论这一论题。郭沫若（1892～1978），字鼎堂，四川乐山人，20世纪中国的著名史学家，其史学研究便是此说的一个例证，因为近代今文经学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毋庸置疑，郭沫若初次运用唯物史观探研中国古代历史，是与梁启超、胡适齐名的开风气之先的学术大师。人们通常视郭沫若为标新立异的新派史学家，而忽视他与传统学术的有机联系。综观他的学术路径，不难发现，近代今文经学的学术思想始终影响着他的史学事业。

一 郭沫若的经学背景：以廖平为代表的蜀地经学

1892年出生的郭沫若，比顾颉刚、范文澜年长一岁。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学者，大部分都受到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洗礼。中国的传统学术延续千余载，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域性学派，这些学派往往对地方教育产生深刻的影响，使得当地成长起来的学者不免被打上具有地域色彩的烙印。郭沫若的岀生地四川，一直存有重文学、重今文经学的传统，近代以来，由于廖平这位今文经学大师的存在，蜀地的经学大放异彩。廖平（1852～1932），字旭陵，四川乐山井研人，是近代中国学坛的佼佼者，他的经学体系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极具巧合的是，郭沫若出生的那一年，廖平因需要回乡敬养母亲，辞去尊经书院的教席，接受嘉定知府的聘任，到嘉定九峰书院执教，开始讲授他的经学体系，此举客观上为嘉定的尊经氛围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说，郭沫若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嘉定“尊经崇廖”的环境下度过的。

郭沫若七岁开始接受私塾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据他回忆：“我们家塾的规矩，白日是读经，晚来是读诗。”“小时四五岁起所受的教育是旧式的，四书五经，每天必读，虽然并不怎么懂，但毫无疑问，从小以来便培植下了古代研究的基础。”四书五经是郭沫若日常学习的主要内容，通过私塾老师们的培养，郭沫若习读了多部经书，初步掌握了经学的基础知识。

1906年，郭沫若入嘉定小学。嘉定小学的一位老师帅平均，是廖平的弟子，带领着郭沫若深入经学领域。首先，帅平均进一步激发了郭沫若的经学兴趣。郭沫若曾说道：“帅老师的授课比较有趣味的还是他的读经讲经。”“帅先生的功课就是这几门，但这几门是并不吃力的学问；就是应该很艰涩的经学也因为他的教材有趣，我是一点也不觉得辛苦的。”以学习《尚书》为例，郭沫若原来在私塾学习的是梅赜的《古文尚书》，帅平均以孙星衍《伏生今文尚书》为教本，一字一句地对其进行批驳，使之缺点暴露无遗，这样的讲解方式让郭沫若感受到了乐趣，并开始效仿。“受了帅先生的启发把家塾里的《皇清经解》来翻阅了一些的，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最感觉着趣味的是阎百诗的‘伪尚书考’（题名我不甚记得清楚），他把梅赜的《古文尚书》的伪撰，差不多一字一句地都把出处找了出来，把它暴露了。这真是一种痛快的工作，年青人是最爱挑剔别人的秘密的，这一点可以说恰如所好。”其次，帅平均渐渐将郭沫若塑造成新一代的廖平门生。其一，他运用对比今古文经两个版本典籍的方法来授课，使得郭沫若萌生经学的家派意识，并对今文经学充满好感。如郭沫若自己所说，“经他的解释我们才知道经学中有今文派、古文派的辨别”，“事实上帅先生所给我的教益是很不少的”。其二，帅平均几乎每堂课都会多次提及“吾师廖井研”，这促使郭沫若不自觉地将廖平视为“教祖”。其三，帅平均继承廖平的衣钵，用整整一个学期来讲授廖平《古今学考》主推的《礼记·王制》。经过这样的学术熏陶，郭沫若初具近代今文经学的素养。

1907年秋，郭沫若受教于黄经华。黄经华是廖平四大得意门生之一，跟随廖平的时间最久。“廖平晚年学术方面的对外酬答也是由黄经华代笔，故有人称黄经华是廖平井研学派的入室弟子。”通过黄经华的讲授，郭沫若对廖平的学术思想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很喜欢我，借了不少的书给我看。在小学校对于今文学发生的趣味是他为我护惜着的。他教的是《春秋》，就是根据廖季平先生三传一家的学说。他很有把孔子宗教化的倾向，他说唐虞三代都是假的，‘六艺’都是孔子的创作，就是所谓托古改制。为甚么《左传》里面在孔子以前人的口中征引‘六艺’的文字？他说这便是孔门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通同作弊了。他怕空言无益，所以才借重于外，托诸古人，又怕别人看穿了他的伪托不信任他，所以才特别自我作古的假造出许多的历史。”至此，经过廖平两位传人的教化，郭沫若可以被称为廖平的再传弟子。

郭沫若跟随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廖平的弟子学习，经学造诣大幅提升，这对他后续的治史道路有着深刻的影响。例如，帅平均的解经方式为郭沫若步入史学领域提供了方法上的借鉴。“《礼记》中的《王制》是饤饾不可卒读的，但他把它分成经、传、注、笺四项，以为经是仲尼的微言，传是孔门的大义，注笺是后儒的附说。就这样把它分拆开来，也就勉强可以寻出条理了。”这种经传注笺分类的方法，直接被郭沫若当作治史的捷径。“记起来是一九二八年的事了。我第二次跑来日本，手里是一本书籍也没有的。开首耽读了一些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书。在七八月之交，忽尔想到幼小时候读得烂熟的《周易》里面，很有丰富的辩证式的意味，便在东京的一家旧书店里，花了六个铜板买了一部‘明治十四年辛巳新镌’的《易经》，是薄薄的两册，除了附有日本式的训点及卷头偶尔标注的反切和字义之外，完全是白文。但那书有点好处，是把经与传分开了的，读起来比一般经传合刊的本子来得便利。我就根据这个本子，费了八天功夫，草出了《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的那篇文章。”由此可知，郭沫若从帅平均处获得启示，直接购买经传分离的版本，迅速地展开史学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郭沫若的首部史学著作，《〈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第一篇，深厚的经学底蕴推动了郭沫若从传统学术走向现代史学的进程。对于帅平均的教益，郭沫若铭感于心。1939年，他在回乡探望病重的父亲之际，特意抽出时间拜访了幼年时的经学老师帅平均。谈话中，帅平均对当年这位学生所写的有关经学方面的文章极为赞许。面对老师的夸奖，郭沫若满怀敬仰并谨挚地说：“我在经学方面，能够有那样一点成就，都仰仗先生的教诲和赐予。”

再如，黄经华的经史见识对郭沫若的治史路径具有重要的形塑作用。一是汇通经史的教学示范为郭沫若由经学通向史学打下基础。“在嘉定府中学堂读书之前，郭沫若的老师仅仅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讲，而黄经华先生不一样，他讲解《诗经》时，是作为历史学的文献资料来讲解的，是用《诗经》提供的内容来研究历史文化，这打开了郭沫若的眼界，使他对《诗经》所产生的社会、文化生活、民俗风情有了一定的认识，为其以后治史铺平了道路。”二是指引郭沫若重视地下史料。“黄经华先生在讲授《史记》和《汉书》时，要学生既重视古籍记载，又关注地下掘出的文物。”

二 郭沫若的经学立场：“尊今抑古”

经过廖平两位弟子的熏陶，郭沫若成长为近代经今文学学术谱系的一员。远赴日本后，随着深入接触西方现代科学，他逐渐开启了从传统经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型之旅，不断撰写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等皇皇巨著。总的来说，郭沫若开辟了一条运用唯物史观，兼重传统文献材料和近代考古领域新材料的史学路径。传统经学素养是郭沫若治史的重要支点。他在使用传统文献材料时，体现出鲜明的近代今文经学立场。廖平是近代今文经学学派的大师，他的经学共有六变。青少年时期的郭沫若，跟从廖平的两位得意门生学习，间接受到其思想体系的深刻影响。从时间上来看，郭沫若主要受到廖平经学第二次变化时期的影响。“他的经学二变，即所谓‘尊今抑古’说，从一八八七年——一八九七年，前后经历了十年的时间。他的‘尊今抑古’说也就是对他前期所倡‘平分今古’说的自驳，其代表著作是他于一八八八年所著的《知圣篇》和《辟刘篇》。”

《辟刘篇》，后增补为《古学考》，全文旨在论述古文经为汉代刘歆伪作，进而阐发“尊今抑古”的观点。康有为是与廖平旗鼓相当的另一位今文经学大师，他的《新学伪经考》与廖氏的《辟刘篇》所见相同，二人的学术关系至今尚无定论。郭沫若曾在自传中说：“廖先生的经学多半就是这种新异的创见。他以离经畔（叛）道的罪名两次由进士革成白丁。就在宣统年间清廷快要灭亡的时候，他还受过当时的四川提学使赵炳麟的斥革，把他逐出成都学界，永远不准他回到成都。他在新旧过渡的时代，可以说是具有革命性的一位学者。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听说也是采取了他的意见。”这从侧面反映出郭沫若对廖、康二人学术关系的初步判断，他倾向于廖平影响康有为的立场。按照学术渊源来说，郭沫若的传统学术思想主要来自以廖平为先驱的蜀地经学。从郭沫若的史学论著来看，他曾接触过康著。目前还无法认定郭沫若是否受到康氏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郭沫若的史料观念体现出明显的近代今文经学派系的学术特点。

一是认为东汉王莽时期的史料不可靠。廖平在《古学考》中说：“考刘歆文集初年全用博士说，晚乃立异。欲知其年限，因考《王莽传》，乃知《周礼》之出，在于王莽居摄以后。”廖平认为刘歆伪作《周礼》是为王莽新政权服务。由于廖氏的影响，郭沫若对王莽时代的材料并不信任。他撰写《奴隶制时代》时，依据《史记·田儋列传》来分析秦时奴隶的状况，说道：“这是秦时的史料，比起《王莽传》在秦亡之后二百多年王莽所说的话要可靠得多。”1942年8月，郭沫若《论古代社会》进一步上升到辨别史料真伪的层面并做出总结：“中国的历史上，有两个时代的学者，发挥过伪造的大本领：一在春秋战国，一在王莽时代。”“王莽想篡汉位，刘歆利用可以进出皇家书库之便伪编假书，蒙蔽人民的认识。于是在中国的史事里面，又渗入了一大批假的货色。”郭沫若沿袭了廖氏的观点，指出刘歆作伪与王莽篡权直接相关。不同的是，廖氏是出于经学家的逻辑，追溯经学典籍的产生及其性质，而郭沫若作为现代史学家，跳出了经学的樊篱，专门评判刘歆作伪对后世治史的影响。

二是认为《周礼》《左传》系刘歆伪造、篡改。廖平最初怀疑《周礼》为周公所订，源于刘歆《颂莽功德文》“发得《周礼》，以明因监”一语。“我们从《古学考》中看到他一再引用刘歆这句话，和于篇后附《周礼删刘》一文，就可断定他的以《周礼》为刘歆作伪的信念，是引起他著《辟刘篇》的动机，也是他的经学思想从分辨今古转向尊今抑古的开端。”可以说，“刘歆伪造《周礼》”是廖平经学二变的思想起点，此后不断被揣度、阐发，逐渐发展成为刘歆造伪古学的学术系统。其中，《左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今定《左传》出于《史》前，《周礼》出于居摄以后。《周礼》未出，《左传》亦为今学。《周礼》出，乃将《左传》亦牵率入古学也。”言下之意，廖平将《左传》划入了古文经学的范畴。不仅如此，他还道：“初用刘申受说，以《左传》为传刘例，即本传所谓章句出于刘歆。”此言又为《左传》添加了伪经的色彩。总体来说，这两部经典遭到刘歆的篡改或经刘歆伪造是近代今文经学的主要观点。

《左传》记载春秋史事，是郭沫若研治上古史的重要文献。因今文经学的学术背景，他对《左传》的真实性一直持怀疑态度。关于《周易》的制作时代，他断定出于《左传》的“周公说”为谬论。治史之初，郭沫若对《左传》的怀疑便有所显露。1927年，他撰写《〈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试图通过《周易》来分析当时的社会生活。为了证明“《周易》是孔子所作”，他重点驳斥了源自《左传》的“周公说”。他说：“重卦说都不可靠，这当然更不可靠。周公呢？大约自《左传》上得来。”1935年，郭沫若专门考订《周易》的制作时代并成《〈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谈及“周公说”，他指出：“凡是《左传》上的解经的语句，如‘礼也’、‘非礼也’一类的文章，都是刘歆所窜加。观书的几句话直承在窜加语的‘礼也’之下，而把上下文的聘与享一联的事迹插断，作伪的痕迹甚为显著。故尔这一节不仅完全不能作为周公作爻辞的证据，甚且要想拿来证明《周易》或至少是八卦在当时已经存在，都是不可能的。”相较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举出的证据更加充分，不仅明确提出《左传》系刘歆篡改，而且对刘歆如何篡改《左传》加以详述。

另外，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与唐兰的学术探讨也曾述及《左传》的真实性问题。1935年3月，郭沫若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正考父鼎铭辨伪》，依据对正考父鼎铭文的考证回应唐兰反对他所提的“汤之盘铭于时为可能，于事为可有”。“信如《左传》所云，史公不至如彼糊涂，竟如‘病不能相礼’之语而不能通其读。且孟僖子死时孔子三十五岁，已成达人，曾为鲁之司空而与诸侯抗礼，何劳孟僖子更预言其将达？懿子与南宫敬叔于僖子死时均已成人，且如敬叔于孔子三十五岁之前曾请于鲁侯，从孔子适周问礼，则是敬叔早入孔子之门，何劳僖子于其死时始以子息就师事嘱其大夫？凡此均足证《左传》之文于事理不合。矧礼不在乎节文，相礼之事在春秋时有专门之儒者司其事以为‘衣食之端’，不能亦不足为病。乃孟僖子既病之，而孔仲尼更从而嘉其‘能补过’，许之以君子，显若后世硁硁者流之互相标榜，此更矫诬之尤者也。故《左传》文决为刘歆所窜缀无疑。然如《史记》所录亦系伪托，此由‘鼎铭’数语即足以破之。”《史记》与《左传》同为考察古代史实的重要文献依据。面对两书记述同一事件有较大出入的状况，郭沫若选择信赖《史记》，并以《史记》为参照，断信《左传》为刘歆所篡改。“史公未深考，误录其文以为史料，刘歆更矫诬，任意改窜以混经典，我辈幸勿为所愚，庶几彝器铭文及形象等系统之学，方有成立之一日。”郭沫若庆幸自己发现刘歆篡改，未被伪造的材料所蒙蔽，并且相信未来借助考古学的成果一定会寻得历史真相。1942年，郭沫若就《鼎铭》真伪一事再次进行深入探讨。“拿正考父的时代来说，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为宋襄公时代，《诗经·商颂》，就是他作的。《史记·宋微子世家》有这样一段话，‘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这就是说《商颂》系宋襄公时的正考父作的。我们知道《诗经》有三家，即鲁诗、韩诗、毛诗。鲁诗、韩诗是今文派。毛诗是古文派。《史记》所根据的是鲁诗。《史记集解》言‘韩诗，《商颂》亦美襄公’。又《后汉书·曹褒传》的注引《韩诗薛君章句》‘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颂》十二篇’。可见韩诗也这样主张。独毛诗说《商颂》是正考父汇录殷朝的旧诗。这是根据《左传》和《国语》。但是《左传》和《国语》都是经过刘歆改编过的书。”“刘歆在《左传》造假又怕孤证难为人信，于是他把这个话窜入了司马迁的《孔子世家》。可是没有考虑周到，把《孔子世家》改了，而忘了改《宋世家》。所以一部《史记》，弄出两个正考父，一是宋襄公时代，一是戴、武、宣时代；而同是与《商颂》有关系的，一说是做，一说是纂集。这明明是古文派捣鬼。我们根据口气、年代的不符与其文字来源几点，判定《鼎铭》是伪造。”这次，郭沫若从今古文经学的角度梳理了“正考父时代”两种看法的来源，他赞同今文经学派的观点，否定古文经学派的看法。究其原因，他发现古文经学派的观点主要出自《左传》和《国语》，而《左传》和《国语》恰是被刘歆篡改过的。或是出于对刘歆混淆事实的不满，郭沫若毫不客气地抨击古文经学派。郭沫若不仅肯定刘歆篡改《左传》之说，而且推测《左传》如何被伪造的过程也与廖平如出一辙。廖平《古学考》说：“传由国语而出，初名《国语》，后师取《国语》文以经编年，加以说微，乃成传本。”郭沫若《论古代社会》说道：“《左传》的材料，取诸《国语》，现存《国语》是遗留下来的残骸。”

“《周礼》系刘歆伪造”是廖平经学二变学说的基础。同样，郭沫若也认同此说。1936年5月，郭沫若写《甲骨文辨证序》，表示难以理解章太炎先生的甲骨文态度。“今先生于刘歆所改窜之《周官》信之，于《龟策列传》所著之‘略闻’信之，于邯郸淳三体石经信之，乃至荒唐如红崖碑之类者亦信之，而独于彝器甲骨则深深致疑而不肯多假思索，此实令人难解。”姑且不论二人对甲骨文态度的异同，他们的经学立场就大相径庭，章太炎是古文经学的殿军，郭沫若是近代今文经学派的传人。即使谈论甲骨文，郭沫若也不忘质疑章氏尽信古书的学术态度，特意以“刘歆伪造《周礼》”来反驳，这点足以表明郭沫若有很深的门户之见。1942年，郭沫若《论古代社会》明确提出：“《周礼》同《左传》一样，也出于刘歆的伪造。”为证明这一论断，他从细节着手考证。“古代的书籍，多系经过许多时间累积成的，没有先有计划，然后著书的。譬如《书经》，系由七零八落的公文汇集而成。《诗经》也是一样。《周礼》则不同，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每官六十职，共成为三百六十职。大家看看，中外历史上，那一国那一代的官制，有这样整齐？”“现今如此，何况是古代？那有整整齐齐、不易的官制呢？刘歆有天文学的头脑，所以做出这样的书来。我们知道黄道周天是三百六十度，每年是三百六十天，刘歆就以这个作根据编成三百六十个官。”“《周官》《左传》是否为刘歆所伪造”是晚清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焦点。显然，郭沫若的一系列看法都表明他分属近代今文经学阵营。

要之，郭沫若的史学呈现出鲜明的近代今文经学色彩。他不仅站在今文经学派的立场，而且论证、发展了近代今文经学体系的家学理念。然而，他毕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经学家，而是一个具有科学眼光的现代史学家。即使认定刘歆伪造《周礼》《左传》，他也尽可能严密甄别、发掘有价值的史料。“因为《周官》尽管是有问题的书，但只是经过刘歆的剪裁添削，割裂改编而已，其中自有不少的先秦资料。故《周官》和《左传》一样，固不可尽信，然亦不可尽不信，使用时须得有一番严密的批判。”这些都显示了郭沫若作为杰出史学家的远见卓识。

郭沫若批判地继承、发展了近代今文经学，体现出明显的“尊今抑古”的立场。不只史料观念，郭沫若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也直言不讳地批评古文经学派。经过考证，他得出“殷、周两代是实行过豆腐干式的均田法的”，而非孟子式的井田说的结论，并且推测古文经学派对孟子式井田说的形成有推波助澜之嫌。“自有这孟子式井田说出世，到汉代的《韩诗外传》与《谷梁传》便逐渐完整化了起来。”“《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税亩’，《谷梁传》也就根据了韩婴，而更加说得象煞有介事。”郭沫若特意标注“崔适与钱玄同认《谷梁》为古文家，乃西汉末年之书”，此举用意明显，那就是引用民国史坛疑古派的代表人物钱玄同的意见使自己的看法更有说服力。此外，1950年，在改版《十批判书》时，郭沫若意识到此前根据《韩非子·显学篇》写作“儒家八派”时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由于古文经学家们的误导。“法家多出于三晋，大体上是渊源于子夏的。韩非子的《显学篇》主旨是在骂儒、墨，而韩非子是法家，当然不好骂自己的祖宗，故把‘子夏氏之儒’从儒家中剔出了。至于‘子夏氏之儒’在西汉以后又成为了儒家的正宗者，那又是古文家们所玩弄的手法。”

此外，郭沫若不只是一位史学家，还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他常常利用对古文字的判读表达对古文经学派的不屑，以下三则材料便是明证。《禽簋》上的铭文：“王伐楚侯，周公某（诲）禽祝，禽又（有）臤（贤）祝，王易（锡）金百寽。”“‘金百寽’即铜一百寽。寽重十一铢又二十五分之十三。这个字在今文《尚书·吕邢》作率（见《史记·周本纪》），古文《尚书》误作锾（今本《书经》如是）。率是译音，亦或作律，锾是读了别字。东汉的古文家们古文程度并不深，时常爱读别字。”“古书上的民仪与黎民，黎、仪、鬲（?）是同音字。鬲是后来的鼎锅，推想用鬲字来称呼这种‘自驭至于庶人’的原因，大概就是取其黑色。在日下劳作的人被太阳晒黑了，也就如鼎锅被火槱黑了的一样。今文家的‘民仪’字样，古文家称为‘民献’，推想是古文家读了别字，把鬲字误认为甗字去了。”

三 近代今文经学对郭沫若史料观念的影响

《知圣篇》是廖平的另一部代表作，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异曲同工，主要阐述孔子改制之说，对近代今文经学思想体系的构建至关重要。以廖平为例，他认为孔子曾修改过六经，在《知圣篇》中说道：“六经皆经孔子笔削，有翻改旧文之处。”“修《春秋》，笔削全由孔子；修《诗》、《书》、《礼》、《乐》，笔削亦全由孔子。”郭沫若赞扬孔子的行为，并称赞孔子为“圣人”。“孔子为素王，知命制作，翻定六经，皆微言也。”郭沫若在《孔墨的批判》中亦有一番评价孔子改制的话。“孔子的基本立场既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因而他的思想和言论也就可以获得清算的标准。大体上他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的，他很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对于过去的文化于部分地整理接受之外，也部分地批判改造，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为新来的封建社会的韧带。廖季平、康有为所倡道的‘托古改制’的说法确实是道破了当时的事实。”尽管评价立场不同，但可以看出，郭沫若十分赞同廖平与康有为的看法，对孔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鉴于文章主旨，本节暂且不论郭沫若的孔子观，主要探讨“孔子改制说”对郭沫若史料观念产生的影响。

从经学立场来讲，郭沫若对孔子改制之说的理解，充斥着近代今文经学的色彩。可见，郭沫若在青少年时期浸润于传统学术，他的历史论断不可避免地受到经学的影响。同时，郭沫若又是一位杰出的现代史学家，具备科学精神，以追求历史真相为旨趣。那么，如何接近历史真相呢？郭沫若深知必须依靠可信的史料。经是研究古史的重要材料，经过了孔子的主观删改，变得更加复杂。即便郭沫若称颂孔子改制对于历史的积极作用，他也不得不承认孔子改制对传世文献的影响。近代今文经学的思想体系中，无论是刘歆造伪说，还是是孔子改制说，都造成了郭沫若对经书内容的不信任，进而激发了他的疑经、疑古思想。岀于史学家的求真精神，郭沫若越来越发现，若想运用经书治史，必须进行严密的辨伪。一言以蔽之，近代今文经学派的主要分支——以廖平为主的蜀地经学是探求郭沫若史学思想不可忽视的思想因子。

无独有偶，民国史坛负有盛名的古史辨派与晚清今文经学派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台湾著名学者王汎森在《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中认为：“对于古史辨运动而言，这个关键性的因素是什么？——它是以康有为作为代表的晚清今文家的历史观。”“现存的古书莫不经汉人的排比，而汉人是一个‘通经致用’的时代，为谋他们应用的方便，常常不惜牺牲古书古事来迁就他们自己，所以汉学是搅乱史迹的大本营。这几段话不就是今文经师们（尤其是廖平、康有为）啧啧烦言的孔子创教改制，刘歆为佐王莽篡位而伪造古文经之说的翻版吗？”可见，民国时期的疑古思想与晚清今文经学派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郭沫若与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想有着共同的经学渊源——晚清今文经学。

与国内的顾颉刚、钱玄同等疑古学人掀起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不同，郭沫若身居海外，独立研究，他的疑古思想体现在史学论著之中。冯友兰在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序》里，将新史学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种趋势。郭沫若身为唯物史观史学的领军人物，自然被归为“释古”一派的代表人物，因此，他的疑古思想往往容易被人忽视。不过，也有时人意识到郭沫若较其他释古派学人具有疑古精神。“但郭等释古派亦犯了一些显著的毛病，如冯友兰在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序文中所说：释古一派之史学多有两种缺陷：第一种是……往往缺乏疑古的精神。……往往对于史料，毫不审查，见有一种材料，与其先入之意见相合者，即无条件采用。……第二种缺陷是……往往谈理太多……感觉他是谈哲学，不是讲历史。……我们应当以事实解释证明理论，而不可以事实迁就理论，冯氏所谓释古派的第二种缺陷，确乎是常见的现象，郭氏书中即不能免。至于第一种缺陷，郭沫若还犯得少，如《读书杂志》上的人物就难免犯到‘对于史料，毫不审查’的毛病。尤其是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史者犯这种毛病更多（例如俄国沙发诺夫的《中国社会发展史》，引《周礼》来解释中国上古社会，谬误处即蹈此弊）。按诸实际，他们并不是缺乏疑古精神，而是对于史料的认识不足。郭氏此书虽岀版最早，而取材则犹严谨，所以它的价值，自在后此的一些同样性质的著作之上。”并且，郭沫若自己也承认他与“古史辨派”的学术认知非常相似。他在《评古史辨》中说，“顾颉刚所编著《古史辨》第一册，最近始由朋友寄来，我因为事忙，尚没有过细地翻阅；但就我东鳞西爪的检点，我发现了好些自以为新颖的见解，却早已在此书中由别人道破了”。从郭沫若的自述来看，他曾感慨与国内“古史辨派”疑古思想的不期而同之感。“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从前因为嗜好不同，并多少夹有感情作用，凡在《努力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他所提出的夏禹的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还曾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辩自然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史坛首屈一指。郭沫若虽然有所耳闻，但当时醉心文学的他并未在意。进入史学领域后，由于今文经学的内在驱动，他逐渐走上疑古道路，对古史辨派的疑古言论表示赞同也就不足为怪了。

自写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始，郭沫若就展现了疑古思想，随后愈加浓烈。首先，他对神话传说表示极大的不信任。“我们中国的历史素来没有科学的叙述，一般的人多半据古代的神话传说以为正史，这是最大的错误，最大的不合理。”传说通常会有不同的版本，这令郭沫若颇为苦恼、难以辨别。他说：“一样的传说有两种主人，这正是传说本身的一种特性。”其次，他认为儒家的伪托混淆了经书，使得历史真相更加扑朔迷离。“周、秦之际的学者苦于天下的争夺攘乱，在政治思想上便发生两种倾向：一种是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理想，一种是孔子的大一统的理想。《尧典》、《皋陶谟》、《禹贡》的三篇，特别是《禹贡》，可以说整个是这个大一统理想的表现。此外可举的证据还多不胜数，我们权且就举出这七点来作一个结论罢。就是《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完全是儒家的创作，在研究儒家的哲理上是必要的资料，但要作为古代的信史，那是断断乎不可！”进入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对之前颇为信任的《诗经》也产生了怀疑，他说：“凡《诗》、《书》中用朕为主格，用予吾尔汝等字，不是后人伪托，便是经过篡改的东西。”再次，如上所述，他痛斥刘歆造伪经书的行为，看待《左传》《周礼》等“古文经学派”典籍充满严厉的批判精神。总之，郭沫若史学著作中蕴含着的疑古思想，较之“古史辨派”有过之而无不及。

浓烈的疑古思想对郭沫若治史理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表现在两大方面。第一，从史料观念来讲，疑古思想促使郭沫若特别重视史料辨伪并且倚重考证的史学方法。1944年，郭沫若撰述《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反思近十五年的古史研究历程，他首先就资料问题做出检讨，并把资料批判、资料鉴别放到最重要的位置。“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接着，郭沫若感叹道：“研究中国古代，大家所最感受着棘手的是仅有的一些材料却都是真伪难分，时代混沌，不能作为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素材。”可见，郭沫若之所以如此强调材料问题，是因为现存的史料状况与他力求客观的治史宗旨相去甚远。经过十多年的学术磨炼，郭沫若愈来愈感到史料辨伪是治史的必需环节。

考证是甄别史料的途径，郭沫若希望通过严密的考证解决材料问题。他曾这样评价当时的考证工作：“关于文献上的辨伪工作，自前清的乾、嘉学派以至最近的《古史辨》派，做得虽然相当透彻，但也不能说已经做到了毫无问题的止境。而时代性的研究更差不多是到近十五年来才开始的。”清代乾嘉学派以考证闻名，民国时期的“古史辨派”是新考据学派的代表，尽管郭沫若推崇清代乾嘉考据学派，认可“古史辨”的辨伪功绩，但他认为史料考订依然任重道远。1954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又一次再版，这时距离《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初版正式刊行已经有二十余年了，郭沫若在《新版引言》中总结了他一直坚持的工作。“这是‘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的草创时期的东西，它在中国古代的社会机构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上虽然贡献了一些新的见解，但主要由于材料的时代性未能划分清楚，却轻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的结论。这些本质上的错误，二十几年来我在逐步地加以清算。在这一次的改排中，我也尽可能地进行了删改；有因变动太大，不便删改的地方，则加上了补注，以免再度以讹传讹。”二十余年如一日，郭沫若秉着求真的原则，执着地求证、考订史料，修正已有研究成果。

第二，从史学路径来说，疑古思想是驱使郭沫若寻求史学新路径的因素之一。《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郭沫若探究中国上古史的首部著作。郭沫若曾在开篇中说道：“我们要论中国的历史先要弄明白中国的真正的历史时代究竟是从那儿开幕。这点如不弄明瞭，简直等于是海中捞月一样了。我们中国的历史起源于甚么时候？《尚书》是开始于唐、虞，《史记》开始于黄帝，这些都是靠不住的。”他对中国旧有的经籍和史书充满了怀疑。随后，他列举出三项近代考古学的结论，并断言“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的起头”。这时郭沫若已经显露出信赖近代考古学的态度。特别是由经入史之后，他渐渐感受到真伪混杂的经学难以直接为准确地叙述历史服务。完成《〈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之后，他开始运用新发现的地下材料，著成《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不难看出，郭沫若的史学路径变得更为多样。为了探清真实的历史，尽可能确保材料真实可信，郭沫若并没有局限于传统的经学文献，而是拓宽史学路径，接受近代考古学发展以来的新材料。

安阳殷墟发掘是近代考古学发展史上的大事件，为治史者提供了不少第一手材料。“靠着殷墟的发现，我们得到一大批研究殷代的第一手资料，是我们现代考古者的最幸福的一件事。就靠着这一发现，中国古代的真面目才强半表露了出来。以前由后世史家所累积构成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已被证明全属子虚，即是夏代的有无，在卜辞中也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但至少殷代的存在是确实被保证着了。”殷墟发掘出土的地下材料，解开了一些历史的谜团。郭沫若也尝试使用卜辞材料验证原始文本记录的确切性。例如，“据古本《竹书纪年》，言‘文丁杀季历’，大约是实在的事。自此以后殷、周遂成世仇，周文王蓄意报复，没有成功，到周武王的手里公然也就把仇报了。但周武王之所以能够报仇雪恨把殷朝的王室颠覆了的，倒并不是因为殷纣王（帝辛）怎样暴虐，失掉了民心，而实在是有另外的一段历史因缘的。这段古史的真相也因卜辞的发现才得大白于世”。如此成功的尝试，提振了郭沫若对卜辞研究的信心。他说：“卜辞研究是新兴的一种学问，它是时常在变迁着的。以前不认识的事物后来认识了，以前认错了的后来改正了。我们要根据它作为社会史料，就应该采取‘迎头赶上’的办法，把它最前进的一线作为基点而再出发。”郭沫若已将卜辞研究作为未来史学发展的康庄大道。

除了卜辞，铭文也是郭沫若信赖的新史学材料。他这样评价铭文：“在古代研究上与卜辞有同等价值或甚至超过它的，是殷、周青铜器的铭文。”郭沫若客观评估了彝器铭文的价值，了解其缺陷之后，尽最大努力发挥铭文的史学功用，其中，“周人的彝器得到整理，于是乎周公制礼作乐之说纯是一片子虚”，颠覆了郭沫若一向的认知。王国维是郭沫若最为景仰的新史学家，其《殷周制度论》获得了海内外的一致认可，即使如此，郭沫若发现其中的材料问题后，还是毫不犹豫地做了反省。“我自己要承认我的冒昧，一开始便把路引错了。第一我们要知道，《殷周制度论》的价值已经不能够被这样过高估计了。王氏所据的史料，属于殷代的虽然有新的发现而并未到家，而关于周代的看法则完全是根据‘周公制作之本意’的那种旧式的观念。这样，在基本上便是大有问题的。周公制礼作乐的说法，强半是东周儒者的托古改制，这在目前早已成为定论了。以这样从基本上便错误了的论文，面（而）我们根据它，至少我们可以说把历史中饱了五百年，这是应该严密清算的。”

结 语

郭沫若是处于中国学术现代转型时期的一位史学家，他的身上体现出传统经学与现代史学相互交织的复杂现象。青少年时期的经学训练为他步入史学领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治史之初，郭沫若致力于经学史学化，但随着学术积累不断深厚，他渐渐发现被伪造或是被伪托的经书难以还原真实的历史情境。日渐累积的疑古思想促使他寻找解决方案，从而加速了他的转型进程。整体来看，他的学术转型依靠内外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来完成。他一方面主张严密的史料辨伪，继续经学史学化的步伐，另一方面借助新兴的近代考古科学，充分利用地下史料，然后将两方面结合起来，形成他认为稳妥的方法，即原始文献和地下材料互证。总括而言，近代今文经学学说在郭沫若的学术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其自身所生发出来的疑古思想，成为郭沫若学术转型的催化剂。

从郭沫若由经学向史学过渡的例子来看，经史关系是民国时期的学人们进行学术转型所必然面临的问题。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各种经籍中不乏对古代历史的记述。因此，经学也是现代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材料。可以说，民国时期，凡是颇有成绩的史学家无不具备深厚的经学素养。然而，史学作为现代学术的重要分支，与经学在本质上大相径庭。拿晚清今文经学家们来说，他们驳斥刘歆为王莽篡权而伪造群经，颂扬孔子顺应历史潮流而“托古改制”，这些言论实质上都是认定经学为政治变革而服务。另外，具有古文经学背景、深受“章黄学派”熏陶的范文澜也说：“封建社会本身变动着，写定了的经，怎样能跟着变动而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呢？这就必须依靠经学了。儒生解释经义，使它适合新需要。同样的经，经不同解释，就成不同的经，也就发生不同的作用。”现代史学则完全不同，它以追求客观真实的历史为治学旨趣。学人们治史既离不开传统经学，又执着于求真的客观史学，这就使他们必须解决与经学的相关问题，建立科学的经史关系，以使经学顺利地史学化。“民国史学界虽然承受了晚清学人的问题，沿袭了他们某些看法或治学的路径，但总的来看，二者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有不同的目的，以不同的观念和方式来处理它，尤其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在经今古文问题研究上的这种不同，最为典型地反映了经学没落、史学主位或经学史学化的趋势。”民国时期的史学家们是不同于传统经学家的群体，即使涉及诸多今古文经学问题的辨析，他们根本关注的还是史学，“一句话，民国经学今古文问题的研究讨论主要着眼于史料辨伪，它所要解决的只是‘史学’问题，并不是为了‘通经致用’”。表面上看，经学问题依然活跃于史学界，但实际上经学已经式微，而史学方兴未艾。

作者王舒琳，系中国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1年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