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history）一词，在西文语境中包含两个层次，一个是作为时间进程的历史，一个是作为历史书写的历史学。人们一般把前者称之为历史（history），将后者称之为史学（historiography）。由此，关于前者的理论或哲学就是所谓的历史理论或历史哲学，而关于后者的理论或哲学就是所谓的史学理论或史学哲学。为了防止语义上的含混，也有学者指出可以用简化的“metahistory”一词来表示关于历史进程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history），用简化的“historiology”一词表示关于历史认识和历史书写的知识论或逻辑学（epistemology of historiography）。如此来看，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就泾渭分明了。但实际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并非那么截然分立，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再到当前重新整合的过程。本文通过梳理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历程，希求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关系作出探析。

一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曾明确区分了德语“历史”（Geschichte）一词的两层含义：一为过去发生的事情或活动事迹（res gestae），一为有关过去所发生事情的叙述或探究（historia rerum gestarum）。在开篇讨论世界历史的概念时，黑格尔总结了以往“考察历史的方法”，这个部分无疑是属于史学理论范畴。虽然《历史哲学》的主体部分是探究时间进程的历史，考察绝对的自由精神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发展过程，但是，“哲学的世界历史”这个概念也隐含着黑格尔关于历史认识的逻辑学思考。正如黑格尔所言：

历史在我们的语言中既统一了客观的方面，也统一了主观的方面，既是指Historiam rerum gestarum（对已发生的事情的叙述或描写），也是指Res gestas（已发生的事情）本身，既是指各有千秋的历史故事，也是指事情、事迹和事件本身。我们必须将这两种意义统一看作是比一种外在的偶然性更高的类型；我们必须这样来看，即历史故事是同时与原本的历史事迹和事件一起表现出来的；正是一种内在的、共同的基础，使它们统合在一起。

正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上信守“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坚持“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所以说，黑格尔虽然区分了历史与史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但他并没有将两者割裂开来，而是将其看作是一种内在的辩证统一。

众所周知，一方面，随着历史学的职业化和专门化，兰克式的职业历史学家更倾向于到图书馆和档案馆里去收集第一手的史料和考证史实，不再奢望一上来就用先验的理论概念对整体历史进行综合和概括。另一方面，随着新康德主义哲学的兴起，像文德尔班、李凯尔特这样批判的历史哲学家只对历史认识的形式问题感兴趣，从而就将历史进程的质料问题悬置起来存而不论。而且，克罗齐和柯林武德这样的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家也只是探讨关于历史思维的历史认识论问题。例如，柯林武德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严格来说，就是“一切史学都是思想的史学”。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柯林武德并没有像黑格尔那样讨论实质的历史进程，而是探讨了历史学这一思维形式在西欧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

不管怎样，黑格尔与柯林武德之间仍然存在连续性。回到柯林武德来说，他关于历史哲学内涵的思考先后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如果从1926年在牛津大学开设“历史哲学讲座”而撰写《历史哲学讲稿》为起点，到1928年《历史哲学纲要》发表为止，柯林武德在此期间明确模仿康德的批判哲学，试图探讨“历史认识是如何可能”的知识论问题，以此来完成一部“历史理性的批判”。在《历史哲学纲要》一文的前言中，柯林武德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称之为形而上学的历史哲学，“旨在建构一种关于历史事实的性质和结构的理论”，而将克罗齐的历史哲学称之为方法论的历史哲学，“作为逻辑或知识论的一个特殊分支”。然而，柯林武德并没有以此将历史学的知识论或史学理论与历史的形而上学亦即历史理论割裂开来，而是试图通过“历史的观念性”（the ideality of history）这一概念来弥合两者之间的鸿沟：“当方法论视角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的观念性学说结合起来的时候，所有反对形而上学历史哲学的理由都消失了……有关历史思想之必然形式的方法论上的理论，也是一种有关历史事实之必然形式的形而上学理论。”

1935年，柯林武德继任牛津大学温弗莱特形而上学教席教授之后，进一步开启了对历史的形而上学思考。在1936年写作的《历史哲学讲稿》中，柯林武德再次总结了历史哲学的多层次内涵。一方面，历史哲学家思考历史学家的思维过程，却不像心理学家那样仅仅关注历史学家的思想；另一方面，历史哲学家也思考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但不像历史学家那样仅仅关注过去发生的事件。易言之，心理学家只关注历史学家的思想，而不关心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之存在问题，历史学家只关注过去的事件，而往往不反思他自己的思想。与之相比，历史哲学家的重心则放在探讨历史学家的思想与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上，这就兼顾和统一了两者。柯林武德认为：

哲学家就其思考历史的主观方面而言，就是一个认识论学家，就其思考历史的客观方面而言，就是一个形而上学家；但是这种说法，由于提示他的工作的认识论部分和形而上学部分是可以分别对待的，将是危险的，而且它也会是一个错误。哲学不能把认识过程的研究和被认识的事物的研究分别开来。这种不可能性直接来自哲学是第二级的思想这一观念。

由此可见，柯林武德跟黑格尔一样，他并没有割裂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只是强调自己要进行狭义的历史哲学即史学理论的研究。在他看来，所谓狭义的历史哲学是指“一种特殊的探讨”，旨在研究“由有组织的和系统化的历史研究之存在而造成的哲学问题”。借助对狭义的历史哲学的研究，柯林武德进一步宣称广义的历史哲学是从历史性的角度来审查过往的一切哲学，从而将历史哲学的新康德主义阶段推进到新黑格尔主义阶段。

不过，黑格尔和柯林武德统合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思想遗产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继承。虽然斯宾格勒、汤因比、雅斯贝尔斯等人仍在尝试对人类的整体历史进行宏大的思辨和综合，“但是他们的缺点通常是都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观念的局限，缺乏严密的、科学的、语义学的与逻辑学的洗练……20世纪初，由于自然科学上各种新发现和新理论百花怒放，旧的意义上的自然哲学就悄然让位给了所谓科学的（或分析的）哲学，于是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也就随之而日益让位于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之势”。总而言之，自黑格尔以来，对历史理论的关注逐渐转移到对史学理论的关注上来，而且存在着将两者彻底分离开的趋势。

二

随着英美世界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强势崛起，历史哲学的研究就不再对标古老的形而上学，而是要对标最新的科学哲学或科学理论。分析哲学运动的旗手罗素曾激烈地批判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倡导用最新的数理逻辑来改造以往的形式逻辑体系。牛津大学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艾耶尔在《语言、真理与逻辑》一书中发起“拒斥形而上学”的宣言，声称只有两类有意义的命题：一类是逻辑或纯粹数学的“分析”命题，一类是经验中可证实的“事实”命题。“一个句子，当并仅当它所表达的命题或者是分析的，或者是经验上可以证实的，这个句子才是字面上有意义的。”除此之外，关于非经验的价值世界、意志自由、人有不死的灵魂、超验的上帝等形而上学命题都是毫无意义的。在艾耶尔看来，所谓的分析命题只能是类似A=A 这样的“重言式的命题”，这里的条件是百分百的“同一”，而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统一”。

在此意义上，分析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运用语言与逻辑分析手段”，从语词、句子和命题出发，来讨论历史知识的性质问题。阿瑟·丹图的《分析的历史哲学》正是运用这种进路讨论历史哲学的典范之作，并由此将分析的历史哲学与实质的历史哲学对立起来。丹图指出：“关于历史所可能的最大尺度的史学描述，就是关于全部过去的描述，它区别于对整个历史的描述，后者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实质的）历史哲学的个例。”根据丹图的逻辑分析，正当的历史学只描述已然发生的事情，而实质的历史哲学则试图预言尚未发生的未来。由此，丹图将“看待历史整体的这一方式”斥之为“神学式的”“智力的怪物”，认为实质的历史哲学即历史理论完全是“不合法的”。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美世界的史学理论逐渐成了分析哲学运动的跑马场，完全沦为语言和逻辑分析的游戏。职业历史学家也同样把整体历史分解为各个不同的部分进行研究，沉浸在细小的专题研究上，不敢越雷池半步去建构关于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

但是，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社会实践发生巨大变化，历史学家也呼吁进行史学实践和史学理论的双重变革。海登·怀特在《当前历史哲学的政治学》一文中批判了波普尔、亨佩尔、德雷等分析派历史哲学家，认为他们在“正当的历史学”（straight history）与“元史学”（metahistory）之间作出的区分，本身就是“承载意识形态的”。在怀特看来，历史书写隶属于广义的社会实践的一部分：“马克思正确地看到，如果不改变受众的社会习惯，我们就无法修改看待历史的方式，反之亦然。”由此，我们应“开始考虑把欧洲历史哲学的努力作为合法的哲学活动给予更多的同情”。正是基于这种考量，怀特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中，重新复活了英美分析派历史哲学家所批判和清算的欧陆历史主义传统，认为“史学的可能模式与思辨历史哲学的可能模式相同”，因为作为一种历史话语，任何历史著作都包含审美和道德的维度，其基础是一种历史诗学。

无论如何，思辨的历史哲学即历史理论又重新回来了，“人类总会在某种有关历史总体进程的理论框架中理解过去、认识当下和展望未来。思辨的历史哲学是人们观察和认识世界不可剔除的先见，也是历史学家整理历史经验的必要理论前提。”实际上，人们对于人类整体历史意义的追求从未停止过，正如阿维泽·塔克尔指出的：“由哲学家如伯林和波普尔以及历史学家如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驳斥的历史哲学，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解释其在1989年后的再度出现。历史哲学将会继续在具有宗教倾向和认识论无涉的人群中流行，因为它要告诉我们的命运——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及它所意味的所有东西。”换而言之，每当发生重大的社会危机和变革的时刻，历史理论就会应运而生，而近十年来的全球史和大历史在职业历史学家群体中的再次复兴，恰恰是历史学家自觉地应对全球化的社会实践及其带来的各种全球性危机的一种社会参与行动。

当然，历史理论或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回归，并非简单地重复古典历史哲学的老路，而是在新的情境中重塑历史与史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原初关联。近年来，西方史学理论界对此有着各种路径的尝试和努力，诸如对历史时间和历史经验问题的深入讨论，就是在丰富和拓展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多样化内涵。2019年，匈牙利历史哲学家佐尔坦·西蒙出版《前所未有之变革时代的历史和史学：面向21世纪的理论》一书，提出“准实质的历史哲学”（Quasi-Substan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和“准表达的历史经验”（Quasi-Expressed Historical Experience）的概念，可谓是沟通历史与历史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一次非常有益的尝试和总结。

西蒙的理论主要建立在对莱因哈特·科泽勒克的“集合单数”的历史概念和弗朗索瓦·阿赫托戈“当下主义”的批评与反思上。科泽勒克在对历史时间的语义学分析中，提出了“经验空间”（Erfahrungsraum）和“期待视域”（Erwartungshorizont）两个元史学范畴，以此来讨论“作为时间进程的历史”。在科泽勒克看来，“经验空间”指向的是过去的时间经验，而“期待视域”则指向未来的时间经验。我们的历史时间经验或历史意识就是在“经验空间”（过去）与“期待视域”（未来）之间的张力中塑型人类事务随时间的变化。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科泽勒克重点考察了西方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时间经验，他认为在1750—1850年的过渡时期内，经验空间与未来期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与未来的差异不断扩大，由此形成了一个“集合单数”（collective singular）的现代历史概念，其表现形式就是启蒙运动的“进步观念”以及现代的历史哲学。

阿赫托戈在《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一书中也明确指出：“从博须埃到马克思，中间还有伏尔泰、黑格尔和孔德，还有后来的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这些建构的驱动力来自对未来的探究，不管支撑他们的假设前提如何不同（但大体上都倾向于某种循环论或线性视角），从根本上说，他们都试图把握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都试图发现和确定这种关系，进而控制它们，以便进行理解和预见。”在阿赫托戈看来，这些思辨的历史哲学或历史理论构成了法国大革命以来的现代历史性体制。不过，随着二战后局势的新变化，人们关于未来愿景的乌托邦出现了危机，导致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观念被质疑，未来不再可期，反而被构想为一种焦虑和威胁。当下主义（presentism）则逐渐成为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进行扭和的主导历史性体制，法国在20世纪80年以来形成的记忆和遗产浪潮正是当下主义时间经验的表征。“我们从‘一种在记忆的连续性中认识自己的历史’走向了‘一种将自己投射在历史的断裂中的记忆’。这就是今天记忆的本质，它‘不再是应该从过去汲取的、为人们期望中的未来做准备的东西；而是让当下呈现给自己的东西’。”

综合上述讨论，西蒙总结道：“历史哲学，在其经典的现代意义上，解释了人类事务随时间的变化……职业历史研究的工作似乎完全一样：解释人类事务随时间的变化。”这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历史看作是运动（movement）和变化（change）的概念化，亦即“时间进程的历史”时，现代思辨的历史哲学和职业历史学家就能够共享一个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前提。不过，现代思辨的历史哲学在解释人类事务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时，不可避免地预设了一个不变的实质（substance）。比如说，黑格尔就把“自由精神”当作了一种不变的本体论主体，虽然这个实体经历了时间的变化，但其本质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在西蒙看来，这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和进步观念在二战后遭到质疑和摒弃的根本原因，也可以说是造成欧洲中心主义乃至种族中心主义的渊薮，因为它已经不能够适应和解释新的历史变化。战后的核战争、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重大技术事件和生态危机的发生，使得人们的未来预期被逐渐构想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unprecedented change），这将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本体论主体（比如“后人类”）的诞生，我们所知的人类可能会彻底改变甚至灭绝。在此意义上，西蒙提出了“准实质的历史哲学”的观点：

准实质的历史哲学是这样一种历史哲学：它假定了一种运动、一种机制、一种模式，或者任何情况下都有的一种总体方案，以此来解释人类事务随时间的变化，就像实质的历史哲学所做的那样。与此同时，它仅仅是准实质的，因为它放弃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引人注目的发展连续性，它缺乏一个作为展开的本体论主体的适当实体。

换言之，现代思辨的历史哲学所发明的历史概念将人类事物的变化塑型为一个单一不变的主体的连续性发展，也即是科泽勒克阐述的“集合单数”的历史，而面对21世纪史无前例的大变局时代，西蒙则尝试以“断裂单数”（disrupted singular）的历史予以替代，从而让人类不断变化的事务与不断出现的新主体相一致。西蒙就此修正了科泽勒克的概念框架，声称：“过去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经验的空间，因为它不再涉及同一个本体论主体的经验，而这个本体论主体是在未来的一方存在。过去是一个‘他们’的经验，这个‘他们’绝不是其形成过程中的‘我们’。同样，未来也不能形成一个期待的视域，因为它根本不涉及过去主体的预期投射，未来是另一个先前不存在的主体的诞生。”

在讨论完“历史变革”（historical change）之后，西蒙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继续讨论“史学变革”（historiographical change）。“如果西方社会构想历史变迁的方式本身已经发生变化，那么我们构想史学变迁的方式就不能保持不变。”换言之，历史变革与史学变革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与“准实质的历史哲学”对应的是“准表达的历史经验”，“这种准表达是史无前例的史学印记，就像前所未有的事件催生了新的历史主体一样，史无前例的史学印记催生了新的历史书写模式”。在此意义上，西蒙从历史现象学的视角探讨了“历史经验”朝向“历史书写”转换和运作的机制和模式，旨在化解当前西方史学理论界面临的困境，进而架起沟通历史与史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间鸿沟的桥梁。

毫无疑问，西蒙的准实质历史哲学继承了现代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思想遗产，并作了当代改造。如果我们将其与黑格尔和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进行对勘的话，也会产生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历史感。诚然，西蒙对于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时间经验的概念化，很大程度上源自欧洲发生的特殊性事件，但他对于“历史变革”和“史学变革”的理论反思无疑具有更广泛的启发意义。

三

通过考察和梳理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历程和脉络，我们可以看到，基于“历史”一词的双重含义，西方的理论反思倾向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区分开来。然而，在针对历史与史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思考路径和发展阶段。总体而言，大陆传统的历史哲学家认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是可区分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有什么样的历史理论就必然有什么样的史学理论，反之亦然，有什么样的史学理论就必然有什么样的历史理论。相对而言，英美传统的历史哲学家不仅认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要完全区分开来，而且试图将历史理论排除在历史哲学的合法讨论的范围之外。

近年来，西方历史哲学发展的一个新趋向是在不断地纠偏英美分析的历史哲学带来的困境，在新的时代语境和历史变化中重新探讨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原初关联，从而复兴了历史理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综上所述，我们既要看到历史与史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别，又要看到历史与史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联系。一方面，这种区分的好处在于，历史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史学，反过来说，史学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然而，在史学实践当中，我们往往会有一种把史学等同于历史的实在论幻象和冲动，这实际上是把历史学家当作了一面能够直接映射历史实在的镜子，把历史学家所使用的语言当作了一种能够直接通达历史实在的透明媒介。正是分析传统的史学理论在逻辑和语言分析层面的深入研究，才使得我们走出镜像的朴素实在论，使得我们认识到历史学家的主体性是不可消解的，历史学家使用的语言也是不透明的。相反，那些忽视这些问题而径直认为历史学不需要任何史学理论的看法恰恰是一种“掩耳盗铃”。

另一方面，这种区分的坏处在于，它造成了历史与史学就此永远分离的不良效果，就像我们将男人与女人分开之后，男女之间就有别而授受不亲了。换言之，历史与史学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静态非此即彼的零和关系，而应该是动态相克相生的辩证关系。正如《易经》所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形而上之“道”的意义上来说，历史与史学总是“变”与“常”的统一体。时间进程的新变化，催生了历史书写的变革，反过来说，历史书写的新突破，则概念化了时间进程的历史。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也可作如是观。我们不可能只在史学理论上谈论历史学家的思维方式，而不在历史理论上讨论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所指向的历史实在和过去本身，我们也不可能只在史学理论上谈论历史学家所使用的语言，而不在历史理论上讨论历史学家的语言所指向的历史实在和时间经验本身，反之亦然。身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我们探讨历史理论问题已迫在眉睫。

（作者顾晓伟，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官方公众号”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