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清季江苏存古学堂“总教治校”“教员皆兼管理学生”的办学取向，既节省经费，又与尊师轻官、学问至上的校风相辅相成，有助于避免行政管理对学校事务的妨害。江苏存古学堂以总教为核心、办学员绅共治的日常运转格局，实是代表“国家”掌控绝大多数资源的官方大员将学务主导权授予办学员绅，既与清季新教育建制乃至当时社会发展大势背道而驰，也不尽同于传统书院，是影响其兴办进程的根本因素。学校腐败的办学实况说明清季官绅关系的紊乱失序，不仅出现在基层州县，在省府一级的新政事务中也较明显。其与公立南菁文科高等学堂的竞存则是当时中上层精英士绅多元化参与新政学务的缩影。

【关键词】

江苏存古学堂  曹元弼  清末新政  官绅关系

晚清以降的“国家”与“民间”或“社会”的关系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论题。近些年较突显的研究思路是从州县以下的基层视角，自下而上地考察近世中国的历史演进。清季时人普遍将救亡图强的希望寄于教育。新政学务无疑是观察当时“国家”职能扩张和官、绅、民关系演进的重要视域。但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州县及其以下的基层办学，相对忽略省府的较高层级学堂。尤其是高等“阖省公共”性质的官立学堂，多为官方大员代表“国家”创办并主管，很少进入既存学术讨论的视野。

而近年有关晚清官绅关系的论述亦多关注州县以下基层乡绅，相对忽略中上层精英群体。有学者观察到，在不少涉及晚清地方督抚与地方士绅关系的研究中，所谓“地方”士绅其实并非“能与督抚并举”者。实际清季直接与督抚、提学使等官方大员合作的办学员绅，即多为有“阖省”乃至全国影响者，大体属于孔飞力所谓包括“全国名流”（national elites）和“省区名流”(provincial elites）在内的“大绅”（big gentry）范畴，值得进一步考察。

本文初步考察清季江苏存古学堂的校务管理和办学运作，侧重其“官力”授权下以师为主体的“权在总教”模式，兼及该校与公立南菁文科高等学堂的竞存履迹，可为深入认知清季新政学务在实际操作层面的官绅关系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增进对中西办学理念的思考。而探究该校在“国家”兴起下的新“士治”格局，以及清季中上层精英士绅参与新政学务的多元化选择，或可从省一级的“地方”视角推进对那个激变时代的认识。

一、 江苏存古学堂的筹建

1904年底或1905年初，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饬设湖北存古学堂，以“保存国粹，且养成传习中学之师”。 1907年秋，内阁会议政务处奏准饬令各省“于省会量力建置”存古学堂。该校遂成为清季官方在新教育体系内保存国粹的主要办学形式。大约同时，元和县训导孙德谦禀请用江苏“游学预备科”停办后遗留的校舍和经费兴办存古学堂，时任江苏高等学堂监督蒋炳章则力主用其扩办高等学堂。同年底或翌年初，江苏巡抚陈启泰决定采纳孙德谦的提案，另行筹款扩充高等学堂。

事后不久，孙德谦曾说：“谦于存古［学堂］以一人发起，当时一二无识，肆意觝排，并身当其冲。”所谓“一人发起”，应属实情；“身当其冲”则有些言过其实。蒋炳章、吴本善等反对者实有不容小觑的影响力和活动能量。他们不仅发出反对兴办存古学堂的“公函”，并竭力阻挠叶昌炽出任该校史学总教。其“鸣鼓之攻”来势甚猛，还得到两江总督端方的支持，实非孙德谦一介训导可以应对。存古学堂真正“身当其冲”的，是陈启泰、朱之榛、曹元弼和叶昌炽等官方大员和上层资深士绅。陈氏的鼎力支持是江苏存古学堂冲破阻碍的关键因素。据后来出任江苏存古学堂总校的郑文焯所述，江苏办存古学堂，蒋炳章“抵书讦诘，目为迂阔。幸赖臞老（陈启泰），毅然任之，克期蒇役”。

而该校的实际谋划和具体筹建则以朱之榛、曹元弼为主力。朱之榛虽仅以荫生官至补授道员，但为宦40年皆在江苏，在清季苏州政学两界资历甚高，威望颇著。1907年下半年，淮扬海关道、江苏学务处总理朱之榛署理江苏布政使，竭力推动兴办存古学堂。翌年4月，朱氏出任该校“总理”。当时叶昌炽听闻该校筹建由朱之榛“一人为政”。而朱氏与曹元弼的通信也印证传闻不虚：学校章程是朱之榛请曹元弼草拟，禀送陈启泰奏呈学部；教职员的聘任则由曹元弼提出方案，再与朱之榛商办，后者有相当的决定权。即便是向湖北方面商调时任湖北存古学堂教务长王仁俊回乡出任词章总教、礼聘叶昌炽出任史学总教这些须由江苏巡抚发“照会”才能办的事，也是源于朱、曹二人的谋划和运作。从筹办伊始，江苏存古学堂即更多体现资深士绅的意志，“官力”在实际办理中极倚重资深士绅，几乎完全听从其建言和设想。

这种主政官员放手，由资深士绅主导并相对自主运作的模式，与湖北、四川等省存古学堂由官方大员主持乃至亲力亲为明显不同。江苏存古学堂办学强调教师的主体地位。曹元弼起草的《江苏存古学堂现办简章》明确规定：“教员皆兼管理学生”，与学部定章和主流办学风尚明显异趣。清季新教育对中国传统书院制的一大改变是以“官力”强化对教员的管理，将新式学堂的教员“列作职官”，归“本学堂监督、堂长统辖节制”，并明令所有学堂“不得援从前书院山长之例，以宾师自居，致多窒碍”，行政管理职衔凌驾于教职之上的威权由此得以确立。《江苏存古学堂现办简章》明令所有教员兼管学生，依循以师为主体的传统书院办学模式，在目前所知的清季新教育中，即便不是唯一的特例，也相当罕见。

与上呈学部的规章相比，实际的办学更加依循传统。为延访名师，陈启泰明确提出总教只需“一月到堂两次，宣讲大义。课程、阅卷皆以分校代理，如书院山长之例”。所谓“如书院山长之例”已在正面突破前引“不得援从前书院山长之例，以宾师自居”的禁令。而在江苏存古学堂正式开办后，总教实际承担的教、考职责远非陈启泰所言那么轻松，对校务有相当的话语权，逐渐取代学校的行政主管，形成“权在总教”的格局。

二、 “权在总教”的校务运作模式

1908年5月24日，江苏存古学堂正式开学，设经、史、词章三科，曹元弼、叶昌炽、王仁俊分任总教。学生分内、外两班。内班住堂，每月有“膳资笔墨各费”；外班不住宿，亦无膳资。筹办时总理朱之榛“一人为政”的局面演变为以总教为核心的办学思路。叶昌炽因性情和身体原因，平日多避居乡下。“心精力果”的王仁俊原被寄望为办学的“好帮手”，但开学不到一月即离职进京。曹元弼一直是总教中权力最重、担当最多者。诸如内班学额的增补、月考的时间和场次安排、分教阅卷评语的校正等事，多是曹、叶二人协商，最终由曹氏拿主意。

对于教、考以外的校务，曹元弼也有相当的话语权。学校开办之初，叶昌炽推荐时任苏州第一公立中学堂国文教员孙宗弼担任经学分教。曹元弼不仅同意孙氏不辞原职，两校兼顾，而且为其争取到月薪银40两（约合60银元）的待遇，较此前校方的分教月薪标准高出1/3。这显然已超出总教常规的职权范围。

曹元弼在校中的权势极大。1908年6月15日，学校正式开办仅22天，词章总教王仁俊离职进京。此后直至当年年底，“协教兼词章小学教员”孙德谦一直代理词章科教考事务，但无总教名分和待遇。孙氏对此颇有怨言，萌生去意。江苏提学使樊恭煦与曹元弼“力为挽留”，并以接任词章总教“褒诱”之。唯总教的聘任须由江苏巡抚发出正式照会，受聘人接受照会，才能最终确定。孙德谦似乎不太了解这一程序，直到学校发薪之日，才发现情形不妙，“贲然来思，殊用怅然”。10月8日，曹元弼告诉叶昌炽，王仁俊已决定不再返苏，拟于“褚伯雅或（邹）咏春（福保）、（江）霄纬（衡）中择一人”代之。大约同时，孙德谦也探听到樊恭煦曾与曹元弼商议，拟“别请高贤”，遂以此事权在曹元弼，致函曹氏力争此职。总教这一学堂最高教职的聘任由另一位总教“裁而成之”，在清季新教育中相当罕见。

“权在总教”并不是总教孤行独断。江苏存古学堂重订教学管理细则这一较为重大的校务，即以总教为核心，所有教职员皆参与其中。1909年春，庶务长、会计等先拟出草案，呈曹元弼过目。曹氏再将其传给叶昌炽，“详阅一遍，加三笺”。至8月22日，所有教职员集议“共商”，确定“以师范学堂为模范而稍增损之”。江苏提学使樊恭煦作为主管官员兼存古学堂督办未与其事，俨然是总教主持下，办学员绅共治的格局。

在这样的格局中，“官力”不仅没有边缘化，反而是幕后主导。1909年5月22日，陈启泰札委江苏提学使樊恭煦兼任存古学堂督办。《江苏省苏州官立存古学堂宣统元年二学期一览表》，台北，“国史馆”藏，学部档案，195/134。刘荣拔（荫庭）接替病逝的朱之榛任总理。陈氏的办学意图是：

权在总教，前总理规模具在。萧规曹随，取其充位而已。

显然，“权在总教”而不在总理，是陈氏一直秉持的江苏存古学堂的办学取向。实际上在江苏提学使兼任江苏存古学堂督办后，该校的总理职位愈呈位尊而权轻之势，几乎成为无足轻重的虚衔。刘荣拔到任仅两月即离职，江苏方面拟请俞陛云俞陛云，字阶青，俞樾孙，俞平伯父，光绪戊戌科探花。《俞陛云太史轶事》，《申报》，1947年5月19日，第9版。继任。俞氏坚辞不就，向新任江苏巡抚瑞澂进言：

总教不问财政，所以设总理。今既以提学使为督办，无论监督不可设，即总理亦不必歧出。

瑞澂“颇采其言”。此后尽管江苏主政官员不无更迭，但是江苏存古学堂一直未再设立总理这样的专职行政主管，而是在提学使督办下“总教治校”的格局中运作。不仅如此，江苏存古学堂总教的权限更有扩大之势。在总理长期空缺的情形下，校方最晚自1910年夏开始，按月向总教寄呈月度“报销册”，由此，原属总理职权的财政收支也在总教的兼管范围中。提学使作为江苏存古学堂兼职督办，除按例出席开学礼等规定程式外，基本不过问学校日常校务。

官方如此放权于江苏存古学堂的总教，是看重其众皆认可的学术声望、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和宽广的人脉网络。江苏存古学堂历任总教的科举出身和履历情况，如表1所示。

表1中，除曹元弼凭所著《礼经校释》得到翰林院编修的“清秩”，其余皆为进士出身。各位总教多有较显赫的履历：或为官方大员，或在高等级别的新式学堂担任重要教职和主要管理工作。除邹福保外，1909年秋校方拟定的另两位词章总教继任人选江衡与褚伯雅，也是当时苏州绅、学两界的头面人物。江衡字霄纬，江标兄，光绪甲午科进士，历任苏州府中学堂、江苏师范学堂监督。而叶昌炽日记中的褚伯雅，很可能是褚成博（字伯约，光绪庚辰科进士，历任河南乡试副考官、监察御使）这位年资比叶昌炽还高的前辈。

“权在总教”模式的另一关键环节是学生的态度。在江苏存古学堂，学生真正钦服的是精深的学术造诣，而非管理员“职官”的名衔。近代曲学名家吴梅任江苏存古学堂检查官时，因学生年龄多长于他，故“颇轻之”。有经科学生作“经说”一篇，按例应由检查官汇呈总教。吴氏“得卷，为引证数事，还其人，嘱重缮以进，其人大叹服”，由此始得学生敬重。在江苏存古学堂，分教、协教若无足够精深的学术能力，也很难得到学生认可。1910年夏，叶昌炽所出史学月考题“张元吴昊论”，误“吴昊”为“李昊”。题目公布时，叶氏未到堂，学生说“李”当作“吴”，分教沈修则认为“李昊”无误。至叶氏修正函到堂，众生“哗然笑之”，沈修则惭愧不已。

尽管清季新教育建制强调管理凌驾于教职之上，但尊师轻官的江苏存古学堂学生显然更愿意接受与之背道而驰的“权在总教”模式。总教的权威以及学问至上的风尚，让师的意志在学校得到足够的尊重，行政管理有碍学术研究和教考事务的情形得以避免。江苏存古学堂正式开办后的首次月考原定于1908年6月20日上午考史学，下午考算学，在听取叶昌炽的意见后，改为当日只考史学，另择日考算学。清季新教育相当重视学堂的各类考试，江苏存古学堂即便月考也是“官师咸集”，相当郑重其事。校方能在原订考期前一日，迅速因应总教的意见，调整考试安排，殊为不易。将各门考试尽可能集中在一天，当然是简捷而有效率的安排。但叶昌炽考虑的是史学考试本身需要的时长。实际上，当天参加史学月考的“诸生苦题难，日昳尚未能交卷”，可知叶氏的主张确有相当的预见性和必要性。

“权在总教”还令实际的教学进程相当有弹性。江苏存古学堂自拟的学章规定，经学、词章科学生各自专精的本科目主课皆是每天“三点钟”，史学科主课每天“四点钟”。1909年3月20日，因史学科学生已将《御批通鉴辑览》点阅过半，叶昌炽与曹元弼函商，主课“拟分一点钟，先点《史记》，少或两三叶，多至四叶为止。如三年内可递及《四史》固好。如计日有所不及”，《史记》《汉书》“当可毕。学章可随时改定”。主课以点阅为主，因典籍不同，学生程度又不一，在拟订教学计划时，很难精确把握整体的点阅进度，只能在教学进程中适时调整。故叶昌炽的点阅计划包括高、低两个目标。正因“权在总教”，故“学章可随时改定”，则以后的教学安排当然还有宽裕的调整余地。在清季以降的新教育中，规章建制的更改并非易事，更远达不到“权在总教”模式下如此灵活的程度。

“权在总教”在节约经费方面也成效显著。晚清新教育办学成本高昂，且因强调学堂行政主管“统辖节制”教员之责，故其薪资明显高出教员许多。江苏存古学堂的办学经费并不宽裕，1908年和1909年上半年几乎没有结余。学堂最大的日常支出是教职员的薪酬。作为行政主管，总理月薪为144银元，明显高出总教的100银元月薪。1909年夏取消总理职位后，总教月薪未变，而提学使兼任督办，不领薪水，仅此一项，每年节省超过1700银元，已大致相当于当年上半年学堂月均各项官方拨款的总和。

尽管“权在总教”确有不少长处，但处于权力中心的总教是否能真正取代专职的行政主管，胜任并履行治校职责，成为该校能否顺利运转的关键。

三、 责权不一的“腐败”与“官办”“民立”的竞存

事实上，曹元弼、叶昌炽、王仁俊等皆有各自专长的学术领域，且不同程度地怀抱风雨鸡鸣之心。王仁俊早在宜昌知府任上即提议兴办存古学堂；曹元弼坚定地追随张之洞，全力兴办存古学堂；叶昌炽虽然“键关养拙”的避世之心颇重，但仍以保存国粹为“应办之事”，终以“三钱鸡毛笔，当四战之冲”的心境顶住压力出任总教。

与学术研究和维系世道人心直接相关的是学堂的教、考事务，也是官绅眼中总教的核心职责。陈启泰在敦请叶昌炽出任史学总教时，正是将总教“如书院山长之例”的工作界定为只需“一月到堂两次，宣讲大义”，让叶氏感到“体谅至此，势难拒绝”。在学堂的日常运转中，总教仍自居师的身份，对于教、考以外的校事，固然手握重权，但毕竟是兼理性质，而非必须履行的职责。换言之，尽管“权在总教”，但教、考之外的管理之责却不在总教。

其实，总教对学堂教、考以外的校事也是有心无力。他们实际的教、考工作远比前引陈启泰所言繁重许多，除“宣讲大义”外，还要编纂讲义，拟订点阅和参考书目，编选文钞，并承担月考的出题、阅卷和缮写评语（与分教共同完成）、定等、核分等工作。这对叶昌炽、曹元弼而言已非轻松之事。曹氏长期受目疾所困，此前任湖北存古学堂总教时即以编辑讲义为主，并未“常川驻堂”。他自述在江苏存古学堂的职责包括“指授各经大义、经师家法”并“督率经学分教分年授经，颁发讲义，评阅试卷，接见学生，考察品行，对答疑问”。叶昌炽编辑“史学教授法及书目，屡易稿而未安，用思颇苦”，以致头晕目眩，不得不搁笔歇息。“史学教授法及书目”排印后，叶昌炽又“手校一过”，发现“颇有讹舛”，要求将其中两页重印后始装订成册，发给学生。其所出月考题，用意颇深，阅卷更是认真到“吹毛索瘢”的程度，“眉笺以什百计”。

叶昌炽执教江苏存古学堂期间（1908年5月—1911年1月）的日记对其日常活动有较完整的记录。对于教、考事务，叶氏在日记中多次流露苦不堪言的情绪，好在大多数事务可在家中完成而不必日日到校。实际上除开学行礼等规定仪式外，叶氏平时避居乡下，很少因教务以外的校事到堂。他在江苏存古学堂的总教任期内，“上堂开讲”仅一次。除开学、公祭、宴集等全体教职员皆到堂外，三总教同在堂5次。全体员绅集议共商校事仅2次：1909年8月22日商讨教学管理细则、1910年12月9日商议应对江苏谘议局裁撤议案。曹元弼、邹福保皆为叶氏好友。由叶氏日记所述与他们的交游可以确知，即便是热心校务的曹元弼，也未常驻堂中，全面履行治校职责。

总教平时既未到校办公，日常的校务运转和管理事宜主要由庶务长、斋务长、监学、监察等“职官”负责。而在江苏存古学堂浓郁的尊师轻官氛围中，除非他们展示出足够精深的学术水准，否则很难得到学生敬服。而分教、协教虽也有兼管学生之权，但其声望和学问终究不能与总教等量齐观，甚至出现任非所长、难胜其职的情形。史学分教沈修开校不久即以史学非其所长，申请改任文学教职，未得校方同意。同年底，叶昌炽发现沈修阅卷“评语近于游戏。题之意义皆未解，并句读亦误，但纵论文法，沾沾于波澜意度，气韵词藻，而不知与两题如风马牛之不相及”，“疑误后学不浅”。

总教承担的教、考事务远比预案繁重，实无心力每日到堂。官力主动放权而总教又权责不一，学校的日常运转出现管理的真空地带，在开办伊始即显现弊端。1908年5月26日，学校刚开办仅2天，庶务长应季中即与斋务长雷舫起“大冲突，徵色发声，几至揎臂”。在王仁俊到堂解围之前，竟然是学生居中调解，完全不见总理或总教的身影。尽管事后曹元弼对弟子雷舫一番“开导”，但仅半月后，雷舫又与王仁俊起冲突，孙德谦也卷入其中。显然，与经学研究相比，校务管理并非曹元弼所长。

管理的真空加之教职员间的内哄，给实际的校务运转蒙上阴影。开校不到一周，《申报》即有报道说，江苏存古学堂学规“颇松懈”。因外班“多有未到者”，校方谕准外班生“每日来堂上课后，带回自习”。学校的迁就容忍使缺课现象日益严重。至1909年，42名外班生中有25人因“从未考课”而被除名，占比达60%。

实际上，1909年夏江苏存古学堂已是苏州新教育的“腐败”典型。当时苏州绅、学两界传出消息：新任江苏巡抚瑞澂认为“吴中学堂无不腐败，法政、存古为尤甚”。叶昌炽初闻此言，认为是新官上任，必反前任；而法政、存古两校为前任巡抚陈启泰“手创，宜其蒙诟”。但曹元弼随即得悉，瑞澂颇支持“权在总教”；所谓“腐败”，指学生而非总教。叶昌炽也听闻瑞澂“人尚爽直，未必遽有成见”。排除新官上任的因素后，学堂自身的问题便凸显出来。实际上，破坏规章的学生先已引起叶氏注意，此前叶、曹二人似乎也曾就此商讨。而校务运转的实况显然没有打消叶氏的忧虑。他向曹元弼提出，应加强对学生的“约束”，从一个侧面印证瑞澂针对江苏存古学生的重语批评，并非空穴来风。

不久，“腐败”成为叶昌炽本人对校务的观感。同年9月30日，叶氏收到校方所寄月课试卷，不仅“无函无片，封口未固，砉然早启”，而且“外笺草书，澹墨表面”。叶氏感叹：“腐败二字，已无愧。”瑞澂和叶昌炽所言“腐败”，前者指学生，后者针对总教以下的教职员，看似不同，但总教以下的教职员正是终日面对学生、具体负责常规校事者。故两人的矛头实际皆指向“权在总教”而总教未尽全责的日常校务运转层面。唯在当年学部视学官举行的苏州各学堂考试中，江苏存古学堂名列第一，可知日常校务的“腐败”尚未影响到教学。

大约一年后，叶昌炽在日记中说，“校事久不问”，而“腐败达于极点”。前一句正提示了权责不一的校务管理运作依然如故。关键是“腐败”已侵蚀到学校原本尚较可观的教学研究层面。当年12月24日叶昌炽评阅上月试卷，结果仅曹鲁南一卷“尚可观”，其余各卷皆“不堪寓目”。叶氏以“反求诸己”之心自责：“木必自腐而后虫生，此校丛谤，任教育之责者，何敢辞咎？”

除校务“腐败”的内忧外，学校“丛谤”也与尊西趋新世风下激烈竞存的局面有关。作为当时新兴的重要社团，江苏教育总会保存国粹的办学重心是源自南菁书院的南菁文科高等学堂。1883年，时任江苏学政黄体芳创办南菁书院，1901年改办南菁高等学堂。大约1906年年底，江苏教育总会首任会长张謇呈请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江苏提学使将南菁高等学堂改为南菁文科高等学堂。而在苏州绅界围绕兴办江苏存古学堂和扩充江苏高等学堂的纷争中，江苏教育总会公开支持后者。蒋炳章批评江苏存古学堂“抱缺守残”的言论甚至出现在该会呈请两江总督端方支持扩办江苏高等学堂的公函中。至1909年7月25日，端方会同江苏巡抚瑞澂奏准正式开办南菁文科高等学堂。

唯《奏定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学堂“各省城设置一所”，并无“公立”“私立”的名目，只有官办属性。公立性质的南菁文科高等学堂尽管获准立案，但在当时教育体制内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相当有限。1909年11月，江苏教育总会向江苏谘议局提出将江苏存古学堂并入南菁文科高等学堂。但在“文科非急务”的趋新氛围中，江苏谘议局最终决议通过南菁改办女子师范学堂的方案。而江苏存古学堂的处境也颇不妙，在屠宽等6位议员联署的“补议江苏教育事宜案”中，该校是仅有的一所“应裁撤之学堂”。

谘议局议案并未实际影响南菁文科高等学堂和江苏存古学堂的兴办进程。南菁文科高等学堂因招生不甚理想，实际从“文科中学”办起。1910年初，该校与江苏存古学堂分别登出招考高等小学毕业生和补录“举、贡、生、监”的广告。张謇等人兼并江苏存古学堂的设想并未实现。唯南菁书院在晚清士林尤其是江苏绅学两界有相当高的名望和影响力，南菁文科高等学堂在倾向保存国粹的江苏士绅中赢得不小的支持。南菁书院出身的曹元弼根本认为江苏存古学堂就是在薪传南菁学脉，则该校与南菁文科高等学堂多少有些“正统”之争的意味。而叶昌炽甚至明确表示江苏存古学堂并入南菁文科高等学堂实为“正办”。对江苏存古学堂而言，与南菁文科高等学堂的内耗显然不利于其应对日趋激烈的反对风潮。同年冬，南菁文科高等学堂即成为江苏谘议局强力裁撤江苏存古学堂的筹码。

四、 “师”前“官”后的危机应对

1910年11月，江苏谘议局“第二年度常年会”议决通过的翌年“地方预算案”，删去江苏存古学堂的条目，理由是：“高等学堂第一类本注重文科，南菁又定文科高等，均已注重国粹。此项经费自可移缓就急，原有学生可察其程度及志愿分别移送。”当月19日江苏谘议局召开“苏属预算案第二读会”讨论时，副议长蒋炳章提出，江苏存古学堂学生若“移入高等学堂第一类及南菁学堂，恐年龄、程度均不相合。该学堂原定三年毕业，现已办二年有半，不如暂留，俟其毕业后再裁”。即便是此前竭力反对并批评该校的蒋炳章，也认为立即裁撤有难度，但其稍留余地的动议竟以3票对75票的悬殊差距被否决。另有议员提出，江苏存古学堂应“尽今年赶办毕业”，获“全体赞成”。当时江苏谘议局整体上的激进程度和强硬姿态，可见一斑。

当时江苏绅界的讯息传播颇迅捷。当月17日晚，邹福保告诉叶昌炽谘议局议决裁撤事时，樊恭煦已授意曹元弼执笔，以三总教的名义致书江苏巡抚程德全争取支持。在樊氏看来，学校面对危机时，最足依恃的是三位总教。由总教合力代表校方出面，是最合适的方式。因预算案尚未刊布，学校得以如常运转。但在表面的风平浪静之下，却是暗流涌动，形势相当危急。20日，叶昌炽在曹元弼家中见到曹氏所撰三总教致程德全书时，该函等不及叶氏“画诺，已赍投矣”。曹元弼另有递送两江总督张人骏的求助公函。樊恭煦则求助于湖广总督瑞澂。瑞澂表示，湖北正“力谋整顿扩充［存古学堂］，并无议裁之说。［该校］事关奏案，且列《宪政筹备单》内，如人倡裁，尽可禀商雪帅（程德全），据理驳回”。

但事情并未如瑞澂所言，朝着有利于江苏存古学堂的方向发展。12月9日，江苏存古学堂三总教及庶务长张尔田等教职员集议“维持之策”。午后，樊恭煦到校，提议由三总教领衔，众人齐至江苏巡抚和提学使衙门“具呈”。叶昌炽注意到，樊氏当日着便服与会。这显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有意不以提学使的官员身份，以便完全站在学校的立场上筹谋应对之策。大概是觉得樊氏提议太激进，叶昌炽并未同意。最后，众人决定由樊恭煦先去见江苏巡抚程德全，三总教偕张尔田继之。程氏表示，谘议局议案“未可取销奏案”。江苏存古学堂“程度当与京师大学经、文两科相直接”，但“未知(学部)唐(景崇)尚书宗旨如何”？

12月12日，曹元弼、邹福保、叶昌炽等人“围坐密商校事”。曹氏出示唐景崇复函，与江苏巡抚程德全之言“若合符节”，虽有“维持”该校之意，但特别提到去年学部视学官对湖北存古学堂的“考语”：“内容腐败，并从前书院之不如”，让先已递交辞呈的叶昌炽感到“整顿”已势所必然。4天后，叶氏再度请辞总教一职。其实叶氏并非不愿为学校争存出力，唯其深知自己“终岁乡居，寄阅课卷，如旧日山长，已足为人指摘”。在致樊恭煦和曹元弼的信中，叶昌炽皆以“腐败”自喻，固然是为顺利引退而“反求诸己”，但“终年不到校舍”确为实情。而总教未常驻堂中，以致权责不一，进而出现管理真空，正是前文所述江苏存古学堂校务“腐败”的症结所在，也是“整顿”势必针对者。校务“腐败”成为学校应对重大危机的负面因素。

最终，江苏巡抚程德全同意裁撤江苏存古学堂，但将裁撤时间定在1911年上学期结束后。这其实就是蒋炳章在11月19日江苏谘议局讨论时提出而被否决的动议：江苏存古学堂学生可按原定章程正常毕业，不致被半途移送他校。江苏官方原有充足理由驳回江苏谘议局的议案，但最终没有选择与江苏谘议局正面交锋，而是在绅与绅战中更多扮演调停的角色。以后见之明看，考虑到当时江苏谘议局与两江总督张人骏之间已有激烈冲突，若如瑞澂所言，程德全“据理驳回”江苏谘议局议案，势必刺激江苏谘议局采取更加激烈的反制措施。对峙进一步升级，对本处下风的江苏存古学堂未必有利。而避其锋芒，充分利用“总教治校”之长，以相对缓和而迂回的方式，最大限度地维护学堂利益。这样一条“曲线救校”之路，似乎多少有些“委屈”，但在那个激变的时代，未尝不是应对重大危机的务实之举。

实际上，程德全的调停折中确为江苏存古学堂带来转机。1911年上学期开学后，曹元弼和新任史学总教唐文治联名代表学校向学部申请改办“高等文科”学堂，“权在总教”的办学模式显然仍在延续；樊恭煦则倾向于续办存古学堂。但所有努力皆因辛亥鼎革而中止。1914年秋，江苏存古学堂旧址改设“江苏省立图书馆”。

结语

江苏存古学堂“总教治校”“教员皆兼管理学生”的办学取向，既节省经费，又与尊师轻官、学问至上的校风相辅相成，有助于避免行政管理对学术研究和教、考事务可能存在的妨害。晚清大儒沈曾植已观察到“书院日程”和“古学教法”与“外国高等教法”相通，并在安徽存古学堂实践。江苏存古学堂与传统教育颇有渊源的管理运作方式，同样是被时人和后之研究者批评有加的面相，其实也未必不能融入新教育体系，发挥正面功效。晚清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在博观深造的高等学堂，如何最大限度地维护教学研究的绝对主体地位，尽可能避免或减少行政管理对教学研究的干扰？江苏存古学堂“总教治校”的努力正是清季时人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选择。

江苏存古学堂的官绅合作模式既与清季新教育建制乃至当时整个社会发展大势背道而驰，也不尽同于传统书院，是影响其兴办进程的根本因素。就初衷而言，晚清新政学务改革的核心是力图将过去主要由“民间”在“公领域”中运作的传统教育骤然转变为整个“国家”重中之重的“政务”。在“国家”兴起的大背景下，新教育建制有明显的“官化”趋向。《奏定学务纲要》将所有学堂教员“列为职官”。学堂“职官”与通常意义的“官”当然不同，但若说其是刻意有别于“师”而颇具“官”色彩的新教育职衔，似不为过。

而江苏存古学堂以总教为核心，办学员绅共治的校务运作格局，明显可见“小政府”的痕迹，与当时新教育建制针对传统书院“宾师”，极力突显行政管理威权迥异其趣。这一颇有些诡论意味的现象，多少提示着当时官绅关系的紊乱失序，不仅出现在基层州县，在省府一级的“新政”事务中也较明显。实际上， 1910年江苏巡抚程德全到任时观察到的“腐败状况”之一，即是官员“事事徇其（绅）所请，几忘权限之所在”。此言并非针对江苏存古学堂，但与前文所述该校史事若合符节。至少在历来的科举大省江苏，上层精英士绅在地方“新政”事务上的话语权和活动空间似乎超过我们此前的认知。当时以绅为主体、师前官后的办学并不鲜见。1910年秋冬，苏州府中学堂在与江苏谘议局争存时，也是“郡绅”冲锋在前。而类似江苏存古学堂这样“官力”授权下的“士治”，多大程度上存在于地方政务的实际操作中，值得进一步探讨。

另一方面，清季由于传统“公领域”在“国家”职责和功能急剧扩张后几乎被挤压殆尽，传统书院的官绅合作形式在实际操作层面已无法完全复制。江苏存古学堂以总教为核心的“士治”表面看固以官不经手为常态，实质上却是代表“国家”掌控绝大多数资源的官方大员将学务主导权授予办学员绅，运作的环境和内在逻辑皆已改变。而且因为与“国家”兴起的大势和以外国为榜样的规章法令皆有明显“张力”，官方大员对“士治”的鼎力支持，尤为学校顺利运转的关键环节。这样在“国家政务”体制内必须仰仗“官力”始能践行的新“士治”，显然不同于昔日多为地方公益性质的传统教育主要在“公领域”内运行的“官绅共治”。

江苏存古学堂实际运转的内忧外困局面也甚可思。“官力”在官办学堂的管理中应进而实退，士绅仍居中心却权责不一。校方对师生极宽松包容，校务在轻忽管理的去行政化道路上渐行渐远，虽无涉贪污，却“腐败达于极点”。而清季士绅参与新政学务有多元化的选择。张謇等人依托教育会这一新式公共社团，将传统办学资源置于士绅主导的新兴“公领域”中，以公立南菁文科高等学堂与江苏存古学堂竞存。当时倾向保存国粹的江苏士绅由此在两种不同取径的官绅合作之路上形成相当程度的内耗。双方在“道”这一最高信仰层面明显疏离，实际鲜有调和缓冲余地，相关面相尚有研究空间。尽管实际成效不甚理想，但江苏存古学堂的办学运作，毕竟是清季精英士人在特定时空的“新政”实务中曾经有过的探索与尝试。作为中国传统学术在近代的演变履迹中不容忽视的一环，清末存古学堂值得进一步探讨。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