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宣统二年（1910）八月，东三省总督锡良在京期间联合鄂督瑞澂密具由郑孝胥捉刀的干路借款折，遭清廷基本否定后，又听从郑孝胥建议将此计划群发疆臣，希望通过群议路政，倒逼清政府加速宪政进程，最终达于两者皆进的目的。干路借款计划促成疆臣群力的凝聚和联合，言说重点经历了从借款修路利弊到会、阁期限问题的转向，这正好构成政界对郑孝胥“民先行开放”而后“可言对外开放”政治理念的回应。锡良领衔疆臣要求会、阁速立的两次会奏，是锦瑷铁路借款遭挫、东三省危急情势以及东三省总督在疆臣中“领袖”地位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包括锡良在内的疆臣群体要求会、阁速立暗含对抗中央集权之意，但借此扭转“上下、内外互相乖睽”政象的目的也不能全然漠视，最终结局则使其成为近代以来改良主义政治试错的典型一例。

【关键词】

　　锡良　干路借款　清末立宪　责任内阁　疆臣

　　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大臣考察团归国后奏陈宪政之利，清政府于该年七月十三日颁布“仿行宪政”上谕。然而，西方宪政模式与中国固有政治体制方凿圆枘，改革进程举步维艰。其中，作为宪政改革重中之重的召开国会、设立责任内阁问题，尤其引朝野瞩目。清政府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初一日颁布九年筹备立宪清单，据此将在1916年召开国会。针对国会迟开，立宪派于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至次年九月间发起三次全国联合的请愿运动。就包括制台、将军、都统、抚台在内的疆臣群体而言，自宣统二年（1910）八月始对会、阁期限问题讨论纷争两月之久，最终实现两次联衔会奏，与立宪派请愿运动合力促成清政府将国会召开时间提前3年。此为疆臣群体在清末政治舞台上一次重要集体亮相，也是帝制崩溃前夜的重要一幕。

　　依据《国风报》《东方杂志》披露的若干疆臣往来电文以及《近代史资料》刊布的《庞鸿书讨论立宪电文》等史料，学界对该事件展开研究。李振武基于群体视角，对疆臣会奏速开国会的动因、经过作了大致梳理。除为数不多的专门研究外，此事更多在宪政史、官制史论著中作为历史片段被附带论及。上述研究的不足在于史料利用不充分，以致论述呈现粗线条化，诸多史实含混不清。在分析框架上，普遍从外官改制和央地权限之争角度着眼，将疆臣讨论会、阁期限视为他们“有责无权”境遇下对中央集权的回应和反击。清末央地之间的权限之争固为事实，不过，仅限于此一宏观分析则无从揭示其事复杂诱因和演进脉络。近来，有研究者依据锡良档案，考证了疆臣会奏初稿、定稿、列衔等若干问题。此文颇有创获，但并非意在梳理事件全貌。

　　东三省总督锡良自始至终参与了宣统二年疆臣会、阁期限讨论，并先后两次领衔疆臣会奏，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收藏的锡良档案，包含宣统二年锡良与疆臣、枢臣、僚属以及立宪派的往来电文，详细记录了锡良参与会、阁期限讨论的始末，展现出诸多细节和隐情。本文在吸收学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以锡良档案为基本依据，辅以报刊、日记等多种类史料，从点式聚焦视角细绎锡良参与其事的心路历程和行动演进，旨在呈现疆臣个体处于特殊省域形势下的所思所为。此外，还对学界讨论不够或尚未触及的重要问题作出进一步探究，诸如锡良谋士郑孝胥如何在幕后参与其事；疆臣群体如何形成集体性讨论局面，讨论主题有何递嬗转变；疆臣两次会奏的谋划和协商过程如何，与立宪派请愿运动形成何种关系等。

一、 锡良联合瑞澂提出干路借款策之由来

　　宣统元年十二月间，立宪派组织发起请愿运动，要求一年内召开国会，二十日清廷拒绝。随后，立宪派为寻求督抚支持，函请各省谘议局“呈恳本省督抚奏达舆情”。此际疆臣因清廷表态而反应冷淡，广西巡抚张鸣岐所言“疆臣恪遵朝旨”，正是其时写照。宣统二年春，清廷重议外官改制，传闻欲“漏去督抚一级”。此一釜底抽薪式的集权构思引发疆臣普遍抗议，东三省总督锡良即申说，若以部臣统辖行省，“中央既耳目不及，外省又呼应不灵，为祸实大”。同年五月初十日，各省代表再次请愿，二十一日上谕仍拒。恰在此时，清廷于六月初二日饬令在京衙门及各督抚详议具奏御史赵炳麟、鄂藩王乃徵主张根据财政状况决定宪政事务缓急的两件折奏。对此一命题作文，疆臣先是按部就班地陈说各省财政竭蹶状况。随着云贵总督李经羲以及锡良联合湖广总督瑞澂借议覆之机分别发出“微电”，提出干路借款计划，国会、责任内阁问题渐被疆臣提起。

　　学界注意到李经羲八月初五日所发“微电”，视其为促成疆臣会、阁期限讨论的“最初动因”。从内容看，李氏“微电”非就财政状况而是就宪政改革发论，认为“近日旧政轮廓难存、新政支离日甚”的根源在于“无主脑”，以致“诸部各自为谋，亦无次序”，并且“无审国情、量国力、联合主断之人”，提出宪政改革应从“简单入手”的主张。李氏所说“主脑”，指国会与责任内阁。署理两广总督袁树勋即言：“主脑者，曰责任内阁、曰国会，此二语为当今普通常识上所共有。”尽管李氏以“主脑”指代国会、责任内阁而不明言之，政见表达显有保留意味，但“简单入手”即先立会、阁之意则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学界“最初动因”之论有其道理。但需留意，“微电”仅发给疆臣中具有引领地位的锡良及直隶总督陈夔龙、两江总督张人骏、湖广总督瑞澂四人小规模讨论。正因流播有限，并未引发疆臣普遍关注。事实上，疆臣热议会、阁并非一蹴而就，一个重要过渡环节即是讨论锡良联合瑞澂提出的干路借款计划。

　　面对东三省铁路交通为日、俄分据的一发千钧之局，锡良于四月二十一日具折，提出由邮传部筹给经费修造锦瑷铁路的计划。邮传部鉴于路长费巨，认为借款兴修较有把握，加之同僚属吏建言以及美国对华政策转变，锡良转而认同借款修路。在锦瑷借款进入实施阶段后，锡良力援时居沪上的郑孝胥参与其事。郑氏为立宪派领袖，既有铁路管理又有边疆防务经验，认为应对边防危机不能仅靠屯兵边塞，而应运用纵横之术折冲于列强环伺之中。他一贯主张的借债救国策略，正是上述思路的产物。据笔者见，最晚在宣统元年十一月间锡良即邀约郑孝胥赴东，郑氏日记中即有“锡帅尝托人邀我”之言，但他表示“锡帅延我往议可矣”的先决条件是“东三省人民愿以我为总代表，实行开放之策”，如此则“吾当借箸一筹”。为使郑孝胥尽快成行，锡良曾请托郑氏旧时幕主岑春煊：“第目前订议贷款，事体重大，条件多端，非如郑公负海内重望、明达时务，不足以语于斯。伏蕲执事转乞郑公来此。”最终，郑孝胥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到奉。郑氏极为认同与己谋国思路一致的锦瑷铁路借款计划，对于锡良遭到奉天谘议局“徒引外人操戈入室”的指责而发出“如东人不愿，可使京官劾我”之言亦颇为赏识，但他强调其事之成须以召开国会为前提：“锡帅主开放，是也；然必官对于民先行开放，使三省人民皆能起作主人，而后可言对外开放耳。”随着次年七月间郑氏扈从锡良入京，此思路直接影响了后者的政见表达。

　　锡良虽有将锦瑷铁路借款计划坚持到底的决心，但因中央各部意见参差以及列强强力干预等原因，进展并不顺利。与此同时，东北亚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动使得东三省形势愈加危迫。1910年7月4日，日本、俄国缔结第二次协定，正如锡良判断：“近来日、俄邦交亲密，日之合并朝鲜，俄之规划蒙古，两国已不啻互相默许。”紧接着，8月22日，标志着朝鲜被日本吞并的《日韩合并条约》签订。锡良深虑东北蹈其覆辙，一方面，揭批日本继欲侵略东北的阴谋并预筹抵制之策；另一方面，请求入京陛见。据《申报》报道，日、俄协定签订后锡良即屡有赴京与枢府面商要政之请，然皆为枢府所却，最终成行则得益于管理军谘处事务大臣贝勒载涛的说项。七月二十二日，锡良偕郑孝胥由奉天登车，晚至山海关，当天郑孝胥“为清帅拟说帖二条”。次日9点登车，晚7点至京，入住贤良寺。

　　锡良抵京后连日与枢府筹商修建铁路、吸收外资、移民垦荒诸事，然“大都咨嗟叹息，毫无切实办法”。此时锡良颇为苦闷，不仅有不回东任念头，甚有“胡不早死”之忿言。恰在锡良居京期间，其竭力筹维的锦瑷铁路借款计划遭遇重挫。宣统二年八月初二日，外务部、度支部具折，指陈东三省应以经营实业为重：“锦瑷铁路久未定议，而时艰日迫，经营实业自不能再事迁延。”处此情势，锡良接纳郑孝胥“以借款修路之策为天下倡”的建言并委其代拟折稿。这就是八月初六日锡良联合瑞澂借议覆财政之机密陈的全国规模干路借款计划。此时瑞澂亦在京觐见，较锡良先至且同住贤良寺。锡良联合瑞澂会奏，主要出于以下原因：一是瑞澂支持宪政。他在七月二十四日召见时力言中国“只有民心不失可恃”，“欲固结民心当速开国会”。二是借重瑞澂政治声望。宣统二年五月间瑞澂授鄂督，“名流如张謇辈咸与交欢，而懿亲载泽方用事，则又为其姻娅，声势骎骎出南北洋上”。郑孝胥也建言锡良“宜结好于泽（载泽）、瑞（瑞澂），引为同志，如三联盟可成，必甚有力量”。

　　锡良、瑞澂在密折中坦言以政治、兵力争胜各国万难幸胜，当下唯借款修路为“第一救亡政策”，提出以铁路作抵借外债十万万，十年内修建粤汉、川藏、张恰、伊黑四条干路。此计划果行，可化解政令宣布、军事征调“障阻既多、缓急难恃”的困局，且美、英、法、比诸国必竞输财于我，“不特国内宪政进行更速”，各国图我之谋“亦必苦财力不给因而大挫”。可见，郑氏“以借款修路之策为天下倡”即放眼全国路事而不必纠结于锦瑷借款之谓。但在政府强化外债监管的政策背景下，锦瑷铁路借款尚且步履维艰，全国规模干路借款更属难行。郑孝胥将干路修建和宪政推进挂钩，实出于以路政促宪政的策略考量，前者固为所逐目标，后者则为根本诉求。对锡良而言，除上述目的外，亦有借此对抗日本、俄国的意图，正如时论说道：“东督则以身处东省，目击祸变，激刺最烈，忧厄独深，以借款筑路稍杀日、俄之势。”

　　中央相关各部对此计划不以为然。邮传部“谓此折系名士故作大言，出一难题”。度支部尚书载泽认为偿款为难，“故主张议驳”。最终，清廷在折上当天即基本予以否定：“除粤汉一路另行议办外，其川藏、张恰、伊黑三路多属荒远，成本既重，收利难期，将来还款恐无把握……暂应从缓办理。”此一结局似在郑孝胥意料之中，他复建议锡良借回应李经羲“微电”之机将干路借款计划发至各疆臣讨论，以期借疆臣群议实现倒逼清廷加快宪政进程的目的。锡良接纳此建议并委郑氏起草复电，此即锡、瑞于八月初九日联合发出的“佳电”。该电主旨与六日密奏同，唯将借债数额由十万万改为数万万，并着重强调路成之后“行政之易亦如破竹，民间风气自开，速于教育何止十倍”，简单入手办法“似无以易此”。“佳电”意在回应“微电”，然两者思路还是存有差异：前者将借款修路视为推进宪政改革的入手之策，后者将会、阁速立视为推进宪政改革的“简单办法”。正因此，无怪乎梁启超指摘“佳电”文不对题，偏离“微电”本意。显然，两说推进宪政进程的目的是一致的，实为殊途同归。

二、 疆臣言说从借款修路利弊到会、阁期限的转向

　　在“受度支部之牵掣日苦无方”的疆臣看来，由于锡良、瑞澂为“督抚中之翘出〔楚〕”，“号称最开明、最有力”，干路借款发自其口，“纵有争议，尚无嫌疑”。有论者指出，不少督抚虽对借款修路表示同情，但大多提出反对意见。实则，疆臣意见明显分为认同、反对两类。

　　新疆巡抚联魁言铁路为交通关键，借款为兴利母财，借款修路诚为“综括靡遗、切当不易”之论。陕甘总督长庚将借款修路视为上兵伐谋之策，“不仅交通便利，有裨宪政也”。荆州将军凤山言：“目前筹备宪政，十一部各自为谋，未能共同筹画，以致财力困难，内及牵制，所谓以修路为入手办法，诚属确论。”伊犁将军广福提议借款同时应兼募国债，以避免争路权、拒路款冲突。反对者则指摘借款修路存在诸多弊端。河南巡抚宝棻认为，借款以路作押势必债主操权，与外人包修无异。两江总督张人骏言：“所借既多，势将指抵丁粮，脱有亏累，利息不继，及抵款租赋正供。设亦启人干预，因租赋而牵连催科，大局何堪设想？”广州将军增祺担虑伊黑、张恰、川藏三路处于荒瘠之区，铁路收益恐不敷养路，偿还借款则属难事。并从民情角度立论：“东三省、云南铁路何异，现当民气激昂，万一此议一成，全国人民出而反对，其风潮剧烈必较湘鄂为甚。”尽管疆臣在干路借款计划被清廷基本否定的背景下讨论其利弊对于路事而言并无实质意义，但他们由此形成的集体讨论局面则不容忽视，不仅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锡良“振朝士之气”的预期目的，更为接下来疆臣群议会、阁期限问题作了必要准备和铺垫。

　　在讨论借款修路利弊同时，个别疆臣则着意分析借款修路与会、阁之立的关系。袁树勋认为，会、阁之立“非谓宪政完全之结果”，而是“各项政策之起点”，借款修路须以此为前提，“政令始有发生之地、始有操纵之方”。并主张在次序上先阁后会，原因在于后者难度更大。山东巡抚孙宝琦、江苏巡抚程德全“来电论借债造路，意皆以责任内阁、国会为先着”。上述所论，显与李经羲“微电”若合符契。鉴于此，李经羲顺势于八月十九日群发疆臣“效电”，旨在引导疆臣将讨论重点转至会、阁问题上，正如他稍后解释：“‘微电’言救时弊必从重要简单入手，未及铁路事。旋锡、瑞两帅‘佳电’主张借款筑路。乃发‘效电’，归本内阁、国会。” “效电”表达了以下意思：首先，借款修路必须以会、阁为主持机关，方可避免债主干涉、舆论反对、当事者虚糜等弊端，否则“转虑足以速祸”；其次，无须过虑当前阁、会条件不成熟。内阁设立后，组织者未必皆为干济国难之才，“但部臣既同为阁臣，缓急后先，协同审择，可无目前政出多门、彼此矛盾之事”。加之有国会行使监察，“庸者既难滥竽，滑者尤难敷衍”。至于议员嚣议纷争情事势所难免，“但国家政策须以理想立进取标准、以实验定施行方法”，若因噎废食则终无召开之期；其三，针对袁树勋会、阁分先后之见，提出二者“如车两轮”的论断，认为有阁无会恐当国者“非揽权营私即延滞痺瘘”。最后，倡议疆臣就会、阁期限“联衔入告”并由在京的锡良、瑞澂、张鸣岐就近主稿。

　　也有舆论认为，干路借款这一“高瞻远瞩之政见”的实施端赖国会召开。《申报》刊发长文，将借款修路视为关系中国存亡的先发制人之策：“有国者，以不借债为上策，借债出于万不得已之策，此固不待智者而后知。然而就现在之国势，以观东南一部分尚可从容坐论，而西北一部分则急若燃眉，强邻压境、残虐横行，满洲、蒙古、东三省、西藏各要害异常危险，倘使俄、日于此竟逞其野蛮之手段，而将满洲东三省之地伸手攫取之，我东南各省其将高枕无忧乎？”进而指出，干路借款能否实施，不决于摄政王和各督抚，亦不决于资政院，而是必当求之国会，“使资政院各议员以此议归之于必开国会而后议”，则不仅借款修路问题可立时解决，并且“请愿国会之进行庶可达其目的”，至少缩短年限“当在意计之中”。文章呼吁资政院各议员“幸勿放而弃之，致隳前功，长使人民处于专制之下，无复有伸张权势之一日”。之所以立宪舆论与疆臣论说在步调和倾向上形成高度统一之势，当与郑孝胥在两者间的互通声气和穿针引线直接相关。

　　受个别疆臣言说的直接引导，加之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疆臣群体的讨论重点很快转到会、阁速立问题上。周树模声称，若会、阁不立，则朝议难免“意见参差，局势散漫”，如此则诸事难成。陈昭常指陈日韩合并后东事岌岌可危，转圜之机“全视宪政措置若何”，但当下中国内政、外交皆无一定方针，官民之间亦多隔阂，会、阁速立之论实属“阐发无遗、至当不易”。江西巡抚冯汝骙言：“今日国是未定，事机不一，内外上下浸成涣散否塞之现象，自应亟设责任内阁以立主脑，速开国会以固民心，时不我与，毋烦再言。”察哈尔都统溥良强调：“国会事若得请，则修路之策宜可续陈。”受到“效电”指责的袁树勋也回应道：“内阁与国会相对待，……仲帅谓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盖不称立宪国则已，既称立宪国，无不设议院而可为完全责任之政府者。鄙意所以引而不发，实虞两事并提，转滋中央疑讶。”

　　“效电”提出联衔入告建议，由谁主稿会奏折也是疆臣讨论的议题。尽管李经羲提议由在京的锡、瑞、张就近主稿，然多数疆臣则倾向李氏主稿，正如郑孝胥所言：“各省督抚来电，多数主合词请立责任内阁并开国会，欲令李仲仙主稿。”当然，各疆臣论述角度存在差异。瑞澂从统一政见角度致电李经羲：“今诸公既多数以内阁、国会为主体，即请公挈衔主稿，封章入告，总期政见能统一，言行能实行。”锡良称赞“效电”论述“最透彻”，也主张由李经羲主稿会奏折，并建议稿成后再遍告各疆臣征求意见。丁宝铨认为当下国事纷乱、强邻迫逼，建议李经羲赶速主稿并通过会奏方式以动圣听。湖南巡抚杨文鼎则认为事机已迫，无论何人主稿必当附名。李经羲鉴于复电推己主稿者多，电询各疆臣肯列衔与否。此时疆臣讨论并未严格区分主稿、领衔，似有将两者合二为一之倾向，随着讨论不断深入，何人领衔问题方日渐凸显。

　　疆臣讨论谋划之际，反对速开、速设的意见开始露头。陈夔龙于八月二十三日向各疆臣发出“漾电”，承认速开国会、速设责任内阁为改变当前实业不兴、物力凋敝局面的“洞见本原”之论，但同时强调处此存亡绝续关头，若下着不稳反致内讧外侮“易一境而转以加剧”，坦言“此则龙于愿表同情之中不得不鳃鳃过虑者”。张人骏在二十五日发给各疆臣的“有电”中直言速开国会之弊：“谨愿者胸无主宰，不能建议；狡黠者多方运动，自便私图。既无政党之可言，复鲜公理之可据。”而在无国会监督情况下强行组阁，“不善者出其权位资财，勾结党援”情事在所难免。他认为目前重要之端不外乎吏治与实业，“盖吏治修则民生安，实业兴则民生厚”。尽管多数疆臣主张速开、速设，但个别反对意见更易放大，前者亦将持反对意见者视为政治对立面而群起攻之，构成疆臣会、阁讨论的重要环节。李经羲力陈“根本不立，增隙速祸”，号召各疆臣面对阻力更应“谋国无所讳”。庞鸿书认为，责任内阁有国会施以监督，“日防指摘之不暇”，张氏所言杞人忧天。孙宝琦反问道，历来疆臣何人不讲整饬吏治，各省何尝不务实业，然成效安在？根本原因在于会、阁不立，将直接导致“中央无严肃之精神，各省徒相承以粉饰”。他强调非设责任内阁“无以挈统治之机关”，非开国会“无以定舆论之归宿”。舆论在批驳张人骏言论同时，推测“于世界之情形既未明了，于本国之事势亦甚模糊”的张氏率尔发难实为顽固大佬主使，“借以解散急进派之势力”。

　　无疑，国会、责任内阁作为宪政重要机构，期限问题引发讨论和纷争是必要和有益的，强求意见统一则既不现实，亦非政治生活常态，袁树勋即言“事理以讨论而愈明”。然而，讨论纷争理应适可而止，不能漫无边际扩大，否则将极大弱化疆臣群体的影响力。周树模意识及此，在张人骏几成众矢之的之际通电各疆臣，指陈疆臣“所争者为迟速之问题，非讨论会、阁之是非”，通过会、阁速立以定人心固为“扼要之论”，张氏所言亦“自成远虑”，所谓“有异而旨同”，“志匡王室”之本心皆然。较之多数疆臣对反对者一味攻讦之势，周氏意在平息纷争的论说更显稳重。

三、 锡良领衔首次会奏速开国会、速设责任内阁

　　宣统二年八月间，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召开，最重要的决议就是向即将开会的资政院提交要求速开国会的议案。九月初四日，瑞澂致电李经羲，指出与其政府受立宪派促速而被迫改动国会召开时间，“不如上沛德意，毅然亲决”，力谋赶在立宪派提交议案前实现会奏。最终，疆臣会奏还是落在立宪派行动之后。九月初五日，请愿代表孙洪伊等人赴摄政王载沣府第欲上速开国会请愿书。据报道，学生赵振清、牛广生“割股肱凝血染书”。因未得见载沣，各代表候至晚间十点钟，由肃亲王善耆亲往劝回并答应次日代递。七日，请愿代表赴资政院呈递速开国会请愿书，秘书厅长金邦平出而接受。在呈递请愿书同时，他们又展开一系列游说活动。十四、十五日，请愿代表先后拜见军机大臣贝勒毓朗、领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力陈唯有会、阁速立“庶凡事有主脑”，奕劻承诺竭力赞成。事后看，此仅为敷衍。前文述及，立宪派首次国会请愿失败后寻求督抚支持不果，此时鉴于疆臣热议会、阁而将运动他们赶速会奏作为重要任务，锡良即接到请愿代表来电：“锡制台钧鉴，我公倡约各督抚请开国会、立内阁，决定大计，国家存亡争此一举。现各督抚已多数赞成，人民三次请愿书已上，望公若渴，时不可待，敢乞即速电奏。”

　　此时，锡良的表现颇为积极。随着锡良督东后最为属意的锦瑷铁路借款计划遇挫，他愈加认识到会、阁不立诸事难成，加之立宪派吁请赶速会奏的来电，遂极力推动会奏尽快实现。九月十六日，即接到立宪派来电次日，锡良致电瑞澂，声称各省政见不一，“多议论而少成功，未便强为联合”。鉴于李经羲主稿之文迟迟未成，提议改由瑞澂主稿，并慷慨陈词“是非利害当以我两人任之”。但就在电发次日，李经羲将他主稿的会奏折以锡良领衔名义发至各省，此即“筱电”。缘何身兼会奏发起者及主稿者双重角色而实际操控会奏的李经羲不肯领衔呢？据《申报》分析，实由枢府致电李经羲“谓现在人民要求国会之热度极高，公等宜稍镇静，弗主持其事”的指示所致。该报颇为忧虑会奏事因之搁置：“仲帅系原先发起之人，既不领衔，则亦将此事暂搁不提矣。海市蜃楼，倏起倏灭，仿佛似之。”或正出于向清廷表白心迹之意，李经羲发出“筱电”同时又单独具折，着重陈述疆臣就会、阁期限联衔会奏实出于救亡图存目的。至于锡良承担领衔之责，根本上缘于他秉持宪政速进的政治理念，同时与下述因素密不可分：首先：东三省局势危迫，东督领衔会奏易动圣听。丁宝铨致电锡良即言：“公等所处最难，即力持国会之议，政府亦当深谅其苦衷。”二是，东督在疆臣格局中居“领袖地位”。东三省改制前各省总督以直隶为领袖，东督设立后则“群以班首推之”，联名奏事皆其领衔。如此，则形成主稿者退居幕后，领衔者并未实际操控会奏局面的现象。

　　“筱电”开篇坦言会衔之举意在救亡图存，而决非与中央为难：“锡良等疆寄忝膺，忧危共切，忍视朝廷为孤注，独与中央以责难？弟外觇世变，内察国情，立宪既无反讦之理，则阁、会决无不成立之理。与其迟设而失时机，不如速设以维邦本。”主体部分采用罗列质疑、逐条反驳的形式，论证会、阁之立迫在眉睫。关于速设责任内阁，驳斥了三种论调：一是，针对责任内阁“权盛则恐挟震主之威，责专则虑启营私之渐”之论，其言：“今阁臣但司行政，本无统驭军队之权，而责望所归，易兴易仆，一身进退，利害较轻。既不能有抎作之威福，更不能为要路之盘踞。既有国会以监察财政，出纳末有自专；有审判以权护法权，生杀无由任意。”二是，针对责任内阁设立后君主仅拥虚名之论，其言：“无内阁则职务分之臣下，而担负仍在朝廷；有内阁则统治属诸一人，而功过悉归枢府。”三是，针对责任内阁成员未必皆干济之材的论调，则基本沿用“效电”所述。关于速开国会，亦驳斥三种论调：一是，针对议员“易涉嚣张”之论，其言：“士论沸腾实多激于忧愤，与其强为遏制，徒滋事外猜疑，何若引就范围，俾知局中曲折？及其经验渐深，疑误尽解，可望与政府相扶相励。”二是，针对议员“挟私排击”之论，其言：“黜陟进退，权操君主，宪法自有明文，国会何能干预？至论党派之发生，要皆政见为标准。”三是，针对国会“仅有要求而无担负，财政问题仍难解决”之论，其言：“议员目睹计臣挹注之穷，外界竞争之烈，凡各国通行之租赋，中朝未有之税章，未尝不可审势因时，徐图兴举。即欲广募国债，立应急需，恃此枢纽以为沟通，国民既休戚相关，何能置国难于不顾？”基于上述论述，该电提出立即简派大臣组织责任内阁，颁发通诏定于明年开设国会。

　　疆臣讨论电奏稿之际，陈夔龙抢先一步于九月二十二日致电军机处请代奏并将电文转给各疆臣，是为“养电”。在前此对会、阁速立示以消极态度的“漾电”基础上更进一步，声称当前“宪政上应有之预备”如弼德院、审计院、行政裁判院等皆未设立，如此情势下而欲会、阁并举，“不啻治源而先使之纷乱”。进而，他提出宣统三年设内阁、五年开国会的主张，认为国会召开之前可由资政院代行监督内阁之责：“资政院已经成立，代议协赞之职已具规模，自可以资政院代举其（国会）职。俟宣统五年，资政院议员任满，彼时内阁早设三年，行政端绪均已从容整理，代议之职国民亦已熟悉，即以是年为国会召集之期，是较原定期限尚已缩短三年。如此一为转移，既收相辅为用之力，复免凌节措施之弊，实于大局裨益良多。”陈氏提出先阁后会主张，实出于奕劻等人授意。《申报》即言：“或谓监国之意，待至明年召集，而元旦降谕，嗣经某邸电促畿辅某督，授意奏请先设立责任内阁，以梗国会之成立。监国为所动，于是故须至宣统五年始召集。意者某邸得毋希冀内阁总理大臣之职，又惧国会议员之多言，故于责任内阁姑引而近之，而于国会则推而远之，以避抨击而固柄政欤？”

　　对于陈氏“已先专奏”之举，锡良急电李经羲、瑞澂“出奏不能再迟”。由是，电奏稿经仓促改动后于“漾（九月二十三日）晚遵列台衔”拜发，改动涉及联衔名单和具体内容：首先，调整联衔者。宝棻退出，闽浙总督松寿、四川总督赵尔巽、热河都统诚勋、绥远城将军信勤加入，这样联衔者由19人增至22人。对于唯一退出的宝棻，舆论给予密切关注。《申报》报道，九月十四日河南国会请愿同志会假游梁祠开会，到者三千余人，群赴抚院要求代奏速开国会，“呼吁之声喧天震地，宝抚大骇……允即代奏”。而其退出，则因政府密电令勿赞成国会。其次，内容改动。九月二十四日李经羲致电各疆臣，通告内容改动情况：一是“遵慕帅电”删去述前明崇祯事的文字；二是出于“似不迫促”，考虑将“定以明年设国会”改为“定于一二年内”；三是增加一段专驳陈夔龙资政院可代行国会职责的文字。显然，改动处尤以国会期限变动最关键，此为李氏个人主张而非疆臣协商结果，或与之前李氏推托领衔出于枢府指示“宜稍镇静”同一原因。

　　九月初一日刚刚开会的资政院，国会请愿成为最热门议题。二十日资政院开会议决具奏立宪派请速开国会书，全院议员莫不高呼，“万岁之声雷动”。然而，此时清廷关于会、阁问题的议决，因掺入权势斗争变得异常复杂。摄政王载沣倾向缩短国会召开期限，以收“维系人心”之效，并与枢臣谕商良久，但因奕劻请假而未议决。正如时论所言，奕劻请假五日即意在“暂避会议国会要件”。进而，奕劻又以请辞相抗，据报道：“各省人民要求速开国会势力日坚，而上之督抚、各部院大臣，下之各谘议局，莫不闻风响应。自揣难敌公论，又不愿见此不合意之举动，故近日已决意辞职。”对此，力主速开国会者踌躇无策，载涛致函载洵即感叹：“孤掌难鸣，苦无同志，天下不如意事十居八九，信不我欺。”

四、 锡良再次领衔疆臣会奏及结局

　　宣统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上谕着将各省代表速开国会书、疆臣联衔会奏电等件“交会议政务处王大臣公同阅看后预备召见”。此预示清廷很快即有决策。加之此际传出国会“再迟三年之风说”，个别疆臣又急谋联衔续奏。就在当天，李经羲致电各疆臣，提议由锡良主稿续奏电。锡良认为会、阁事业经电奏，政府尚无决策前似难续奏。鉴于此，李经羲于九月二十七日晚独自行动，将陈昭常于二十四日发出的旨在专驳陈夔龙“养电”的“敬电”略加修润后仍列前奏原衔急电枢府，事后解释未经协商即发电缘于事机急迫，“若朝旨一发，更难挽回”。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一点，军机大臣及各行政大臣齐聚会议政务处，讨论会、阁期限问题。据《申报》事后报道，各员“大抵语多骑墙”，在“若不稍为缩短年限难餍众望”和“若迳予允许又恐民气愈张”之间摇摆而“无一决断之词”。最终至下午四点议定调停办法，即宣统三年设立责任内阁，宣统五年召开国会。

　　明谕颁发前疆臣仍未放弃努力。九月二十八日，丁宝铨电劝锡良领衔续奏：“尊处外交难，各省尤难，若无国民以盾其后，一半年间设出有不可思议之现象，又将何策以图救？故国会一举，对外较对内为尤亟。鄙意仍由公领衔，联合各省续请。”是论从固结民心切入，可谓语重心长。此时锡良颇为担虑前奏竹篮打水，但又恐日内奏入而朝命已下，如此不仅难望政府收回成命，“将来再争亦归无效”。三十日，锡良从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来电得知二十八日朝臣会议做出的会、阁期限决议，施并密告“诸大佬现无明反对早开国会者”。此时郑孝胥也向锡良力谏“迟则无及”。最终，锡良决定续奏并委郑孝胥草拟电文，三十日夜七点撰成。锡良僚属冯冲贤建议将电稿中“锡良等前奏请内阁、国会定于一二年内同时并举”一语改为“锡良等前奏请开内阁、国会以救危急”，刻意避开“一二年”字样，得锡良采纳。据郑孝胥记，锡良读罢续奏电后颇为动情，“奋髯抵几曰：此电有力，我革职亦甘之”。该电当晚八点拍发，取军机处代奏方式。同时，郑孝胥将该电抄寄立宪派重要人物孟昭常，托其登报以布天下，并慨言“此真最后之十五分钟矣，我将挟各督抚之力为国民决一死战”。

　　出于赶速续奏目的，锡良并未征询各疆臣联衔意愿，直接沿袭首次会奏名单。续奏电援引日本召开国会出于民力促动的事实，重申速开国会之益及迟开之害：“说者谓日本维新亦先立内阁、后开国会，遂欲取以为法。不知日本改革幕府之后，长（州）、萨（摩）二藩握权专政，其基未固，故专用压力缓开国会，而民间积愤不平，第二倒幕之声已闻于全国。幸政党人才继起，国会旋开，仅保未乱，此日本之内容，固无可隐讳者也。今中国民气奋发，视日本当年不啻过之，而朝中大臣勋业才望较之长、萨二党相去何如，岂可复袭其危险政策哉？且国会既开，人心拥戴，皇室愈固，一切颠倒倾侧意外之变无自而生……若又迟以三年，则三年之内风潮万状，佥壬之人皆欲趁此三年夤缘援结以据要津，贪利之臣亦皆乘此三年黩货营私以肥囊橐，失败之政仍归咎于君上，监督之力终难及于当权。”该电虽未明确指明会、阁具体时间，但明确表达了“内阁、国会不能不同时并立”之意，如此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皆应在宣统三年（1911）完成。十月初一日，锡良将续奏电发给各疆臣，并解释未经协商意在赶于上谕明颁前递达。揆诸锡良档案，各疆臣纷纷复电表态认可，亦有疆臣认为一旦付诸联合行动则不可废于半途，陈昭常即言“须坚持到底”，“既已发端，必当至再至三”。丁宝铨认为此说最有见地，并呼吁疆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团体抗争意识昭然：“今日世界无事不讲求团体，我辈既联衔十数人呈此政见，若云政见不是，宁可自讲斥退，岂能忽彼忽此，与反对者强同？公有此一电，日人之在东省亦将曰‘国有人焉’，其气必为稍慑。刻日人对待三省政策，全视我之国会成立与否及议员程度若何，此为彼最注意之事。”

　　十月初二日，载沣召见会议政务处大臣议决会、阁期限，各军机亦在场。当日施肇基致电锡良披露会议详情：“（摄政王载沣）先问组织内阁、钦颁宪法应否同时并举，抑分先后；次问国会应何年可集。诸王大臣均主张缩短年限，有请明年设阁并钦派大臣拟订宪法、五年开会。学、尚奏对，拟仿日本先设阁、缓开会。邮尚驳之，与那相同意，主张速进。讨论一小时余，监国命枢臣拟谕稿，明早进呈核定。”最终，清廷未改九月二十八日决议，十月初三日颁谕：“着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先将官制厘定，提前颁布试办，预即组织内阁。”并特别声明缩定期限“系采取各督抚等奏章，又由王大臣等悉心谋议请旨定夺”。尽管谕旨如此言说，清廷缩改国会召开期限实为疆臣会奏和立宪派请愿合力的结果，正如《申报》言：“某巨公对人宣言，朝廷实无必开国会之意，不过各省督抚及各省人民纷纷要求，故定于宣统五年召集，此次转圜尚系格外成全。”

　　清廷虽提前国会召开期限，然与疆臣及立宪派的要求仍有距离。个别疆臣言辞激烈地对此表达了不满，丁宝铨即言：“以多数之督抚与国民之意见，而政府必欲深闭固拒，……即不必有列强环伺，亦恐祸至无日。”但主导会奏的几位疆臣则认为既然清廷已颁谕旨则未便续陈。十月十三日，瑞澂致电锡良、李经羲，言武汉各团体仍有要求明年开国会之请，对此“续奏固不能，坚拒又未便”，故而“一再宣述旨意”。锡良表示认同此议，声称“敝省人民现在并未求请续奏”，如再陈请则仿效其法。之前个别疆臣坚持到底的论说，也随着此数人如此表态渐而偃旗息鼓。然而，锡良所言“并未求请续奏”，或仅为一时之态、或是有意讳之。实则，奉天各界鉴于东北局势较日韩合并时更为危迫，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先后于十一月初三、初五日两次赴督署请愿。处此情势，锡良又有单衔具奏之举。

　　关于奉天各界的这两次督署请愿，东北的《盛京时报》给予密切关注。十一月初三日恰为星期日，奉天各团体代表千余人在刘文焕等人的带领下，执旗数面齐赴督署门前请愿速开国会。锡良恐“人数过多恐激他变”，“电传民政、提学二司到署向众开导”。然请愿代表“非请督宪亲身面允不可”，进而全体跪地号哭。最终锡良亲出开导，“谓尔等暂回，本大臣定即代奏”，“众始起立并欢呼万岁者三，纷纷散去”。五日的请愿活动则规模声势更为浩大，先是奉天各界民众万余人齐聚谘议局，于午前十一时由该局成列前进，最前列者揭持特书“奉天全体人民请愿即开国会”、“谘议局”等字样大旗三四方，次为手捧请愿书的谘议局议长吴景濂，再为各团体持旌旗依次前进，观者如堵以致道路拥挤。请愿队伍抵达督署门前后，跪地请求督宪面允代奏。锡良在此之前已邀集各司道磋议，及至是时与请愿代表晤面并允以代达。

　　请愿发生次日，锡良具折痛陈“欲求所以捍三省之危亡者，一无可恃，所恃者民心不死”，唯有速开国会可系人心而维大局，否则东三省必为朝鲜之续。考虑到之前锡良和瑞澂往来电文中的表态，他面对民众请愿当经过心理斗争。据报道，“御史庆福奏，锡良屡请速开国会自当允从，并力陈东三省危急情形，语极恳挚，摄政王甚为所动”。载沣或心有所动，然终无行动展现。折上两天后锡良请病假半月，二十日又以病势未减奏请开缺。正如舆论分析，病体仅为借口，锡良决计乞休意在抗“当局不谅”。最终，十一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开设议院缩改于宣统五年，乃系廷臣协议，请旨定夺……各省如再有聚众滋闹情事，即非安分良民，该督抚等均有地方之责，着即懔遵十月初三日谕旨查拿严办。”此谕旨的颁布，不仅强制性地为宣统二年疆臣会、阁讨论画上了一个并不“完结”的句号，也浇灭了立宪派的希望。就前者言，李经羲认为两次上谕皆未涉及责任内阁与官制未定有关：“朝廷意，深谓官制与内阁相关，官制一日不定，内阁一日难设。”因此，之后疆臣讨论重点转向官制设计尤其是督抚权限乃至去留的问题上；就后者言，《申报》将清政府驱逐请愿代表视为“弃吾民”的表现，民心一去则“万事瓦裂”。其时正在奉天的汤寿潜、张謇等人喟然长叹：“国家对爱国民众如此压迫，非革命不能救国也！”十月二十四日夜，锡良亲至郑孝胥寓所示昨日谕旨，郑氏在日记中照录谕旨全文并写下“国民已怨朝廷之无能，朝廷犹以国民为无知”“人心去矣”“乱必成矣”等文字，内心之失望与悲愤可见一斑。

结　语

　　锡良联合瑞澂提出的干路借款计划引发疆臣集体性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疆臣群力的有效凝聚和联合，为疆臣继而热议会、阁期限问题搭建了重要的桥梁，正如事后时论总结：“因谋借债而防流弊，因防流弊而思及国会、内阁之不可缓。及其结果，乃舍借债之问题，而有联合电请速开国会之举。”进一步分析，干路借款计划由锡良谋士郑孝胥提出，其幕后推动者的角色值得重视。郑孝胥游走于疆臣之间，素抱借疆臣之力对时局产生影响的构想，他提出干路借款计划并非仅仅期于路事之成，而是借疆臣讨论倒逼清政府加速宪政进程，最终实现路政与宪政皆进的目的，这正是他“民先行开放”而后“可言对外开放”政治理念的反映。锡良接纳郑氏建言并积极参与疆臣会、阁讨论，直接诱因于锦瑷铁路借款计划遭挫背景下对会、阁不立诸政难行的切身体会，如此挽救东三省于危亡势将沦为空谈，从根本上看实为疆寄职守使然，并非“权利诉求”一语所能全部概括。

　　就疆臣的政治言说和宪政观念而言，整体看他们从统一政令和划分权责的角度论证会、阁速立的必要性，将会、阁之立视为宪政先着，希冀借此消解“上下、内外互相乖睽”的政治困局，从而实现中央和省域之间的良性互动和有效协作，显然有一定的合理性。更能直接反映锡良个人政治见解的续奏电，则重点论述了“民气”的重要性，所谓“朝廷宜防官邪，不宜徒防民气”，“在位者不必亲，在野者不必疏，其崇戴我大清则一”，在某种程度上将对会、阁的诉求演化为民意和政治之间的博弈。这不仅反映锡良对立宪派力量的感知和利用，也展现了他借民力对政府施压乃至要挟的意图。而续奏电将会、阁奉为圭臬，甚言会、阁成立后“一切颠倒倾侧意外之变无自而生”，则凸显锡良对宪政不切实际的寄望。

　　就疆臣行动轨迹来看，他们愈来愈秉持义无反顾、坚持到底的理念，正印证了心理学上“一切类型群体的共性就是专横和偏执”的观点。疆臣如此表现不无借此造势以撼动人心的策略考量，李经羲即坦承，会、阁“初办未必即善”，“然实做逼紧收拢主义，敷衍人渐少、明白人渐多”。正如其言，激进态度构成疆臣会、阁讨论的显著特征。尽管疆臣强调会衔之举意在救亡图存，而非与中央为难，然参与度极高的群体行动不可避免地触碰了清廷权威，使得已然脆弱的央省关系雪上加霜。而载沣派与奕劻派围绕会、阁期限问题的角力，说到底还是权力之争，暴露出统治阶层内部的严重分化与内耗。从晚清政府与立宪派关系审视，清廷提前国会召开期限并未“餍众望”，驱逐请愿代表更是加剧了政府和民众的对立，造成统治合法性流失。综上，疆臣会、阁讨论与行动不啻为一次政治试错，证明改良主义方案对于积重难返的近代中国而言实为隔靴搔痒之策。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