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以林献堂为首的台湾知识分子精英，受梁启超的启发，联合日本著名民权运动者板垣退助，促成“同化会”在台湾成立，是为台湾近代民族民主运动的滥觞。“同化会”所表达的对台湾人民被殖民地位的同情，要求取消差别待遇，主张台人与日人平等，在当时的台湾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它使台湾人民第一次参与到向日本殖民当局争取政治权利的民族民主运动中来，感知到运动带来的思想冲击，增强了他们参政议政的意识。其后的台湾各种民族民主运动，无不是以此为起点。

【关键词】

“同化会”  　台湾近代民族民主运动 　 林献堂 　 梁启超 　 板垣退助

 

 

　　1895年日本据台以后，台湾各地武装反抗运动风起云涌。总督府以台湾人民强悍难治为借口，确立了以“六三法”为法源的殖民地特别立法体系。在儿玉—后藤统治时期，又依据所谓“生物学原理”，残酷地诱降镇压人民的武装反抗，建立了“警察”为主“保甲”为辅的高压政治，并以新的“鸦片专卖制度”为契机，使台湾财政快速自给并贡献于日本母国。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虽基本走上正轨，但台湾各地小股武装反抗仍然不断，特别是大陆辛亥革命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台湾人民，他们又秘密开展了一系列武装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这些武装反抗运动都被总督府残暴镇压下去，但总督府与在台日本人，仍将台湾视为禁脔，极力主张台湾之特殊性。另一方面，随着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台湾人高等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一些台籍精英开始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以台中绅士林献堂为首的台湾知识分子精英，开始寻求殖民高压统治下台湾人的民族民主运动的道路。林献堂个人特别崇拜戊戌变法思想领袖之一的梁启超，曾到日本去拜访梁启超，询问台湾民族民主运动策略。在梁启超的启发下，他联合日本著名民权运动者板垣退助，促成了“同化会”在台湾的成立，是为台湾近代民族民主运动之滥觞。

 

 

　　林献堂（1881—1956），台湾近代著名政治家、民族民主运动先驱者，对台湾人境遇极为同情，关心台湾未来的前途与命运，积极寻求在台湾开展民族民主运动的策略。在总督府严苛的警察政治下，他广求知识于各报刊，深受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特别注重“民权主义”一条，“如沪之《万国公报》，戊戌变法后，由横滨获读《清议报》《新民丛报》，继而于东京读《民报》创刊号首页，则为国父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自是民族民权思想，日益磅礴，方知欲与异族抗衡，必须提高教育”。1907年春天，“翘望本岛人伸张权利，并暗中企图促进此机会成熟”的林献堂，借初次造访日本之机，拜访了仰慕已久的梁启超。

 

　　林献堂与梁启超的初见，并非纯然的邂逅，而是林献堂多方打探后的巧遇。林献堂的翻译甘得中在其《献堂先生与同化会》一文中回忆了这次巧遇的情形：“某日访任公先生于横滨新民丛报馆，迄无要领，转往大同学校晤林儒校长，告以来意，林氏谓任公不在这里，请向神户同文学校问汤觉顿校长。归途游奈良寓某旅舍，时既薄暮，细雨霏霏，余翻阅旅舍登记簿，有三位祖国人在焉，曰潘博、陈莒笙，余一位忘其姓名。知陈氏为新民丛报发行人，必知梁先生现在何处，即询下女偕上三楼，至廊下，嘱下女持片先入请，她云不必。正在谈话间，室内突走出一位问何事？答以我台湾人，欲知梁任公先生行踪于潘陈二君。那位又问你找他何事？余说素读他文章，久怀仰慕，冀一识荆耳。那位乃相揖入座，即曰：我即梁启超也。闻之喜极。”

 

　　甘得中的回忆还提到两人相遇后，林献堂还向梁启超出示了林儒的介绍信。这正说明两人的相遇是林献堂有意求访下的巧遇。此后林献堂当即向梁启超请教，望其指明方向。由于语言不通，双方只好笔谈。梁启超初落笔则言：“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夜之遇，诚非偶然……”

 

　　梁启超的伤时怀世之感，几使林献堂等人落泪。他向梁启超诉说了台湾人民的苦境，求教先生指点迷津：“我们处异族统治下，政治受差别，经济受榨取，法律又不平等，最可痛者，尤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而可？”

 

　　梁启超答称：“三十年内，中国绝无能力可以救援尔等，勿宁效爱尔兰人之抗英。初期爱尔兰人采取暴动抗争，但小则以警察，大则以军队，终被压杀而无一幸免，后乃变计，勾结英国朝野，渐得放松压力，继而获得参政权，终得与英人分庭抗礼……尔等何不效法之？”

 

　　梁启超告诉林献堂的方法，就是台湾人不要再作无谓的牺牲，最好仿效爱尔兰人对付英国的手段，多多结识日本的政界要人，以此牵制日本殖民当局，使其不至于过分压迫台湾人民。梁启超所谈“爱尔兰之抗英”之策，即是非暴力民族民主运动，与林献堂主张的温和的抗争想法不谋而合。林献堂自谓闻之“妙不可言，自是铭心印脑”，因总督府压迫虐待台湾人民而深感悲愤但又不知如何解脱的抑郁心境也豁然开朗。

 

　　这次会见，坚定了林献堂斗争的信心，成为其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林献堂立即邀请梁启超择机前往台湾，向民众宣传其进步思想；同时希望梁启超为他引见日本政要，以为日后民族民主运动的开展奠定基础。

 

　　林献堂与梁启超见面后，时常有书信来往。1910年春天，林献堂携子侄赴东京时，再次晋谒了梁启超。当时梁启超作《赠台湾遗民林献堂兼简其从子幼春》的七古长诗一首，内容除对林氏个人推崇勉励外，还对总督府对台湾的苛政，如制糖会社、保甲制度及日人对台胞的歧视侮辱等进行了批评。

 

　　1911年2月，梁启超赴台成行，几经周折才被允许登岸，每日被特务跟踪监视，切身地体会了日本警察对中国人的歧视，目睹了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所遭受的种种不公，伤感无奈而难于直抒胸臆，遂作诗赋表达其意，以诗寄情言志，留下了诗词近百首，隐晦地表达了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的哀怨之情，及对殖民统治者的强烈不满，畅言了台湾同胞对祖国的思念之情。

 

　　梁启超台湾一游，掀起了台湾知识分子对祖国的思慕与热爱，激发了台湾人的中华民族意识，刺激了青年人对新思想新知识的求知欲，对台湾社会、特别是台湾知识分子阶层，影响极为广泛深刻。他们集结在胸中的压抑悲愤之情，因梁启超的慰抚，得到暂时的宣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得到释放。梁启超所倡导的非暴力温和的民族民主运动方法，为台湾民族民主运动指明了新的方向。此后，林献堂领导的非暴力民族民主运动在台湾轰轰烈烈展开，而其牛刀初试，则是助板垣退助成立台湾“同化会”。

 

 

　　1913年5月，林献堂前往大陆拜访梁启超，在归途中顺路访问了东京。经与之志向相投的前台中清水庄庄长王学潜介绍，和台湾前税关官员佐藤源平、中西牛郎及《东京每日新闻》副社长寺师平一等相识，并透过他们的关系，希求与内相原敬会面。佐藤等人之所以愿意帮助林献堂引见政要，并不是因为与林道同，而是想从台湾谋取私利。他们曾用发行汉语报纸的名义，向板桥林本源家族募款，但事生龌龊未能成功，得知林献堂来台，以为可以利用。

 

　　林献堂之所以想拜访原敬，则是因为原敬个人对台湾的态度。原敬在第一次西园寺公望内阁时期，曾任日本中央台湾事务局委员，在“六三法”草案拟定时，曾对台湾总督拥有立法、行政、司法等广泛的权限（特别是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的发布权）、台湾的预算不需帝国议会协赞及总督武官制等提出了质疑；另外他还向国会提交过《台湾问题二案》，提出不将台湾当成“殖民地”来看待。不过，原敬的主张及其提案并未获得国会多数的同意。原敬的意见虽未被采纳，但此后台湾到底应视为“殖民地”还是“内地同样”的争议则在日本政府内部一直持续着。而原敬“内地同样”观点也为他赢来了受压迫的台湾人的好感。这也是林献堂此次希望拜访原敬并期望能获得其支持的原因。不过，原敬以工作繁忙为由拒绝了林献堂等人的请求。

 

　　林献堂等人后经寺师平一引见，转而拜会当时正赋闲在家、已经78岁的自由民权运动领袖板垣退助。板垣是日本近代自由民权运动的倡导人，此时虽“采菊东篱”，但对世事仍有思考，怀有“拥有东亚的和平非以日‘支’（华）两民族的同盟不足以维持的信念。而且似有在日‘支’（华）同盟的手段方法上，非利用台湾人不可的看法”。也许正因为如此，板垣才愿意会见来自台湾的“下等”之人。

 

　　林献堂向板垣控诉了台湾总督府统治政策的严苛状况。板垣非常同情，表示：“台湾总督政治，不足以佐百姓，反是为虐，实大谬不然。”他劝慰林献堂说：“你们台湾人原是汉民族，与大陆人民，情如手足，今日为日本臣民，与大和民族谊似同胞。君等处在两民族之间，持有情谊之柄，用以沟通双方意志，言归于好，应为中日亲善之梁。另有一事，君等需觉悟，台湾处于列强环伺之中，中国既无海军，台湾又孤悬在海外，终必有被白人占据之一日，如缅越印度各民族，食苦必多。今隶属帝国，既是同文同种，犹同是孔子弟子，与日人相处，较为轻松愉快。”他还表示愿意帮助林献堂，强调说：“日‘支’（华）提携，进而团结亚洲各有色民族，方得以安固东洋永远之和平。”林献堂闻板垣言非常激动，当即请求其赴台进行视察。板垣也表示愿意，佐藤等人也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机会，便劝说林献堂出资。

 

　　1914年2月，板垣退助等一行人来台访问，台湾总督亲率文武百官前往迎接。板垣不顾高龄，仆仆风尘到各地访问，并安排演讲。其主题均为强调东亚民族的团结，向台湾民众宣传其“同化意识”，“日本人是亚细亚人，应该和中国提携，对抗白色人种。台湾最近中国，适于亲善融和，所以在台的内地人要尊重人种；有保护台湾人生命财产之义务。我这次细察台湾人与日本人的关系，深感应该互相同化。盼望诸君共同协助，造成一个真正的日本殖民地”。同时，板垣强调日本在国防上“实有与‘支那’（中国）人缔结亲交之必要，而若欲开其端绪，舍本岛外实无他途。余此次来台视察本岛之理由委实在此”。

 

　　板垣演讲的主旨着重于日中两国之“提携”，目的当然是为日本谋取利益，对台湾人境遇的说辞，也是出于强者对弱者的同情。尽管这样，被差别待遇已久的台湾人，亲耳听到板垣“内（日）台人”不分轩轾的说辞，看他放言批评总督府对台之施政，自是闻所未闻，大为感动。

 

　　板垣退助根据在台视察的情况，归日后写成《台湾之急务》一文，提出了著名的“日台同化主义”。随板垣赴台的寺师、中西、佐藤等人，看到板垣在台受到极大的欢迎，便积极地谋划拥戴板垣成立台湾“同化会”。故“沿革志”中评价说：“这些人的言行颇为奇矫，事事煽动本岛人，频频发出挑拨的言辞，或责难总督府的施政，或谩骂官员的行为，以博得本岛人的欢心。”不管这些人的目的如何，他们在“同化会”的成立过程中，还是起了一定的促成作用。

 

　　同年7月，板垣又发表了《关于台湾同化会首倡》一文，倡导成立台湾“同化会”。板垣文中提出亚洲人在今后的国际关系上必须团结对抗欧美人的迫害,“尤其日支(华)两国之亲疏,关乎我国国运消长至重且大固无论矣,此点自不待言……盖帝国新领土之台湾岛，是南门之锁链，且为日支（华）两民族之接点。是故，该岛之统治如何，不只将我殖民政策之成败昭示与世界，同时亦将为决定日支（华）两民族离合之端绪”；“且于此间殖民地统治者，往往急功近利而又习于苟安，愚民以逞，阻塞一切知识开发之机会，欲藉法律加以压迫，是皆贻误统治之大计，缘此而不遗留百年之祸根？本来天不在人上造人，不在人种之上造人种，保持顶天立地平等之生存乃人类之原则。徒然抑制民智以求保全统治之全者所能为力哉。又有进者，精神教育不行，则爱国心无由而生，爱国心不生，则如何能养成完全之国民乎！唯有断然实行精神教育以开发智识，于所顾之处施行善政，使民无不平之声，舍此别无他策”。他强调“统治台湾之根本唯有采取同化主义”。

 

　　板垣另在《台湾同化会设立趣旨》一文中，明确了创立台湾“同化会”的意义与作用：“同化主义是台湾本岛殖民地官民一般的舆论，而如欲使土著岛民和官吏及内地人能不拘形式以收浑然同化之实者，首先要有交际的机关。这就是设立本会的动机。为了使岛民和内地官民的亲密交往，尽量扩大其范围，令利害关系趋于合理，藉以培养理想和友爱之情，这是它的着眼点。”该会之事业在于“致力精神教育、谋慈善事业之普及、期竞争之圆满、平等利用交通运输、奖励农工商诸业、以图组合事业之发展等”。

 

　　板垣为设立台湾“同化会”还上下奔走，征得了当时首相大隈重信的同意，并收集了贵族院议长德川家达、众议院议长奥繁三郎、东乡平八郎元帅、川村景明等日本知名人士的赞助文，编纂成《朝野名士对台湾同化会意见书》。

 

　　晚秋时节，林献堂再度赴东京拜访板垣退助。板垣将《台湾同化会设立趣旨》及《朝野名士对台湾同化会意见书》示林，以示日本朝野对台湾的重视，同时建议林献堂拜访这些名士，向他们说明台湾情况。在板垣的安排下，林献堂等人造访了这些名士，大致说明下列情事：“自‘六三法’通过后，对台湾所有立法，皆由总督以律令行之，台湾几成总督府之台湾，似与日本帝国无涉，若现在之总督政治，虽经二十余年之久，始终以警察为政，既不足以佐百姓，徒使人民畏惧。勿论为台湾计，为日本国家计，终非良策。虽于形而下之物质文明略有进步，无如形而上之精神文化落后如故。如台湾初等教育之就学者，尚在百分之二十余，而中等学校甚至一所亦无，较诸美国之于菲律宾，实相距甚远。历代总督之为政，虽宣称奉天皇陛下一视同仁之圣旨，但仅教育一端即如是，其他庶政当可类推而知。”

 

　　日本政界对林献堂等人的游说，反应较为积极。法务相尾崎行雄、内阁秘书长江木翼及立宪同志会领袖岛田三郎、河野广中等人，都表示待有机会访问台湾进行实地调查。立宪党党魁犬养毅，亦深表同情。他说：“日本国内官僚滥用职权，警察枉法妄为，已为世人所疾首蹙额，而于台湾想必更甚；日本之普选要求不久将渐及台湾，双方互勉继续努力；至于委任立法乃因环境特殊所采措施，约定今后将检讨废止事宜。”

 

　　时任首相的大隈重信对成立“同化会”也表示赞同。他认为：“板垣之同化会,其主旨将为台湾别开新生面,台湾之总督政治为后藤新平所建，根深蒂固，非大举清扫，其污秽终难廓清。”另据甘得中在《献堂先生与同化会》中记载，大隈甚至还勉励林献堂等人说：“在台日人经常欺负你们，但日人在朝鲜、满洲皆是如此，实在毫无办法。闻同化会将在台展开活动，盼诸位惠予协助，切勿畏惧，若有事可直接告知我，以电报或书信亦可。”

 

　　如果真如甘得中回忆的那样，首相大隈重信支持成立台湾“同化会”，且对“儿玉—后藤”时代所确立的“生物学”统治政策有所微词，可以推知可能日本政府内部对台殖民策略有所反思，希望能找到更合适的方式来进行统治，以适应时代的变迁所带来的新情况，平息台湾人民的不满，巩固日本对台的殖民统治。另外，由于林献堂与日本政界高层频繁接触，日本贵众两院议员对台湾庶政开始关注，报刊杂志也开始言及台湾统治问题。

 

 

　　林献堂等人在东京筹谋之时，恰好民政长官内田嘉吉归京。于是林等去拜访，内田嘉吉极为傲慢，“高踞毫不为礼，问来京何事？答以何事。又问何时返台？答以何时。他只哼一声，非止无杯茶相待，连叫坐也没有”。从内田的态度推测，可能还不知道林与板垣谋划成立“同化会”之事，或已经知悉但并不认同，出于统治者对殖民地人民的藐视，对林献堂等人的态度相当地冷淡。

 

　　成立台湾“同化会”必须得到总督府当局的认可，故林献堂返台后再次拜访内田嘉吉，欲告知板垣伯爵近日访台并请求惠予协助。门吏告之内田正在入浴，不便相见。林等返回路上，门吏将其追回。内田备茗果咖啡相迎并赠与书籍，言语态度至为殷勤，较上次判若两人。他表示：“同化会主旨极佳，正与本官所持方针吻合，唯政治如利刃，若使小孩玩弄，实危险万千。君等为地方先觉，请指导民众勿使近之，以防不测。”

 

　　从内田嘉吉的言语分析来看，表面上虽认同板垣的“同化”政策，但却轻蔑地将台湾人视为未成熟开化的孩童，认为他们搞政治危险万千，并警告林献堂等台湾人不要接近政治。这说明，尽管内田在口头上说什么“同化会”与其统治方针相吻合，但实际上并不赞同在台湾成立“同化会”。尽管这样，“同化会”的成立计划仍在继续进行着。11月中旬时，以首倡者板垣退助署名的《同化会趣旨书》，以伯爵的名义分发给各厅下区长、保正及其他地方有力人士。

 

　　板垣在《趣旨书》中再次强调：“我帝国今后之问题，首系于外交关系。而日中两国之亲疏，关系到我国运之消长。今欧美人动辄以上等人之感而行国际之事，亚洲人被迫害之例随处可见，让人心寒。”从中可以看出，板垣推动成立台湾“同化会”的根本原因是“意欲维持国家之独立”“民族之昌隆”的日本国家命运，而不是在于改变台湾人被统治的命运。板垣之所以以临老之躯奔走于日台间，是源于他将台湾视为日中两民族接触地带，日本殖民政策成败垂示之窗口。

 

　　板垣所主张“同化”的实质，是要求殖民地台湾人民，对日本国家尽日本人同样的忠诚与义务；而日本政府应给予台湾人民和日本人同等之待遇，以消除外地与本国之畛域，从而淡化台湾人民的中华民族意识与情感。“同化”的目的，是以日本国运昌隆为原则，将台湾作为对外展示的窗口及与中国交好的媒介。

 

　　板垣退助作为日本有影响力人物，勇于批评总督府的殖民统治政策，主张日人与台人平等，倡导给台湾人平等受教育权等，不能不说在当时特殊的境况下，有着一些正面的意义。他抨击作威作福的台湾总督府官吏的言论，说出了台湾人所不能讲的心声，刺激了台湾人民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鼓励了台湾民众参政议政的政治热情。

 

　　11月23日，板垣再度莅台，对有志“同化”运动的日人与台人以鼓励，并亲自向总督府提出请求，要求其同意募款150万日元用于“同化事业”（为期五年）。12月9日，板垣在台北厅会议室邀请市内各团体代表及其他重要人士出席会议。会上，由桶脇盛苗说明“同化会”设立的主旨。

 

　　但当板垣退助以“同化会”总裁名义，向总督府申请许可时，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总督府请其将涉及政治项目完全删除，单纯作社会教化的团体。为交涉此条，反复多次，最后板垣大怒，说：“日常生活皆属政治，舍弃政治，目的尽没，何有于社会教化耶?”总督府最后惧于板垣的声势，于12月13日以府令第86号认可募款，使该会获得成立许可。“同化会”虽然获得成立，但总督府与板垣关于“同化会”政治条目的矛盾，已为“同化会”成立不久即被解散埋下了伏笔。

 

　　12月20日，“台湾同化会”在台北铁道饭店举行成立大会，发布了《台湾同化会规章》，宣布“同化会”是以“内地人台湾人（不问官民）为组织成员，作为敦新睦族之交谊，期盼浑然同化，以报一视同仁之皇恩；为达成前项目标，筹划适于逐步改良风俗及精神修养，并其他聚会清游所需之设施”。规章还规定会员必须守信义，重友爱，不可失去邻保共同之精神，互以真诚相待。

 

　　“同化会”由板垣亲自任总裁，并以寺师平一、野津镇武、桶脇盛苗为理事，河合光雄、武藤亲广、石原秀雄、腾卓郎为干事，铃木宗兵卫为顾问并会计监督。评议员规定由总裁推荐，其人选除总督府高级官员、各厅长、在台日本人有力者外，大部分为台湾各地士绅。日本内地高官显要亦有多名被列为赞助人。“同化会”召开成立大会时，与会者人数高达500多人，总督府官方有高田殖产局长、石井覆审法院长、高桥土木局长、高木医学校长、龟山警视总监、角通信局长等，也以来宾身份临席，其他知名官绅亦有数十人，场面之大，声势之隆，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同化会”成立时的会员多达3000多人，其中日本人共计44人。“同化会”核心人员大都是退职的日本官吏、军人或浪人，都是随板垣来台的日本人，并没有在台长期生活的经验，对台情况也不甚了解。这说明在台日本人对“同化会”并不感兴趣。矢内原忠雄在《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就此进行了说明，认为日台人士在接受“同化会”宗旨时，在心态上有着天渊之别。台湾人方面，是争取“享受与内地人（日人）同样之权利待遇”，而在日本人方面，则是“化育台人使与日本人同样”。另外，该会的核心组成人员均为日本人，故可以将台湾“同化会”理解为日本人创办的第一个“同化”台湾人的机构与组织。“同化会”的参加人数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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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表来看，除了台东及澎湖由于地理上远隔的关系，其他地域都有人参加“同化会”。“同化会”的主要成员都是台湾本岛人，且大部分都是台湾社会的上流人物。他们参加“同化会”的动机，也许是仰慕板垣的声望及其对台湾人之好意，也许是被林献堂的号召力所吸引，但更多的是为了能通过此项政治活动而实质改善台湾人的被殖民压迫的境地。尽管“同化会”还没有渗透到最普通的台湾大众之中，但在高压警察政治统治的当时，这种全台性的社团组织，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对于促进台湾人的民智开化，思想进步，起了一定正面积极的作用。

 

 

　　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同化会”，因其倡导“日台人平等”，吸引了众多台湾热心人士的拥戴。栎社诗人林仲衡曾做诗云：“三百万人齐下拜，马头拥出自由神。”台湾人民的热切关注，使总督府及在台日本人更加恐慌。

 

　　板垣退助因军功被天皇授予伯爵之衔，成为“华族”，在明治时期曾任内务大臣，其身份甚至比“维新四杰”更高。他坚持自由民权思想，其自由民权运动虽终归失败，但日本史家对这次运动的历史意义有极高评价。板垣倡导并成立的“同化会”，是考虑到“日本拥有台湾，虽得其土，未得其民，终非国家长计”。但在台日本人则未必有此识见，反而将“同化会”视为板垣自由民权运动的再试验。如果在殖民地台湾，没有“人种之上之人种”，就必须消灭差别待遇，使日本人与台湾人享有同等的权利。这是对殖民者特权的挑战，不可能被在台日本人所接受。这也是“同化会”成立之时，在台日本人态度消极，参加者寥寥无几的真正原因。

 

　　在台日本人的特权意识，使之视“同化会”为洪水猛兽。日本据台后，总督府完全以日本人的利益为施政的重心，长期以后藤新平的“生物学原理”来治理台湾，强调台湾的特殊性，倚仗“六三法”，逐渐形成一整套垄断殖民地利益的政策，并培养了一批绰号为“民敕”的特权阶级，视台湾为他们的私有物，将台湾人民视为榨取的对象。他们不但不肯与台湾人“提携共享”，甚至对日本人也加以排斥。板垣所倡导的“同化主义”，必使在台日本人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故他们想尽办法使之瓦解。

 

　　在台日本人彼此间虽为个人利益勾心斗角，但在对付台湾人民时，无论官民、敌友，却总能合作无间，对板垣退助的“同化会”的破坏即是一个典型。

 

　　12月20日，台北律师会计划在27日举行反对“同化会”的演讲会。在台北的板垣退助同乡、土佐出身的“土阳会”会员，借口“同化会”可能伤害到板垣退助的晚节，反对板垣成立“台湾同化会”。“土阳会”推选松村鹤吉郎、秋山善一两人为代表，拜访板垣并面呈《对台湾同化会的意见》，对“同化会”提出各种异议，认为“同化会的成功与否，不啻关系内地人的信用，而且对本岛统治亦为具影响的大事”，要求板垣接受其改正案，及其提出的“修正案要点”。从“土阳会”所提出的“修正案要点”来看，在台日本人并不赞成板垣“敦亲睦族”的“同化主义”，企图将“同化会”修改成为“完全避免涉及政治，以谋求普及国语、矫正风俗以及促进内地人本岛人间的亲善为目的”的民间教化组织，与总督府当初的要求相一致。他们认为这样既可以使“同化会”存续下去，也可以使板垣保持“晚节”。

 

　　“土阳会”的要求，实质是总督府及在台日本人对“同化会”的反对。他们认为台湾人参加“同化会”，并不是希望“同化”成为日本人，而在于参政议政。“已入会或拟欲入会的大多数人，都说加入同会化便可立获参政权，或说可被任用为高级官员，或说可和内地人结婚，或称可自由改废制度，从而可获得各种营利事业的经营权等等。宛如把同化会视为扩张利权的机关。”台湾人踊跃地参加“同化会”，当然也不是希望被“同化”，而是希望改变自己被殖民的悲惨境地。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蒋渭水、杜聪明等170多人参加“同化会”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同化会”之所以昙花一现，其根本的原因就在此。

 

　　“土阳会”还要求加强评议员在“同化会”中的功能与权力，且希望评议员中日本人与台湾人平分春色。这是由于在“同化会”成立之时，台湾人参加的人数远远多于日本人，故评议员可能大多由台湾本岛人担当。此点修正案的提出，说明在台日本人希望日本人评议员的人数增加，进一步掌握“同化会”的权力，以保证“同化会”不会危及在台日本人的利益。

 

　　“土阳会”还就财政问题提出异议。由于台湾人的收入并不高，还要承担来台日本人的各种费用，所以，在“同化会”成立之时收集的会费合计只有4,660多元。而“同化会”所开销的金额高达30,000元，入不敷出，甚至连板垣住宿铁路饭店的费用（700元）也无法支付。经济问题并不是主要问题，但却是最容易让人抓到把柄之处。“土阳会”就以资金问题来为难板垣退助，使其陷入难堪之境。

 

　　继民间同乡团体“土阳会”对板垣施压后，在台日本人也向日本中央政府施压。总督府官员纠集各厅长及地方有力人士，直接或间接地向日本政府反映“同化会”问题，攻击板垣，认为其无视台湾现实，将台湾视同明治初年的日本内地，散布自由民权平等思想，使台湾人民惶惑，如不尽早禁止，将动摇总督政治，使台湾前途陷入困境。后藤新平也亲自打电话，谓其接获台官民祈请函电数十封，恳请大隈下令禁止板垣之妄为。

 

　　总督府方面则以“同化会”干部欺诈台人财物为由，揭发板垣退助有欺君之罪，为解散“同化会”寻找理由。以台北厅长加藤为首，全台各厅长也一齐辞退“同化会”评议员，以打击瓦解“同化会”。12月23日，总督府取消了“同化会”征收会费的认可；26日，又以妨害公安为由，命令“同化会”正式解散。

 

　　在《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中，丝毫未提及所谓“同化会”“妨害公安”之实，却极力在“同化会”干部金钱关系上做文章。但这个不能成为“妨害公安”的把柄，只能说明总督府无法将惧怕的东西拿到台面上来，只好在财务上做文章。

 

　　板垣退助对解散“同化会”的反应，目前没有找到资料进行说明。从“同化会”很快被解散的事实来判断，推测可能是接受同乡会的劝告，或是因为“同化会”的财政问题，而同意解散。另外的可能是板垣退助本人并不愿意解散“同化会”，但由于接下来台湾一连串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事件，使其反思自己的想法，并放弃了自己的“同化”主张。

 

　　总督府利用次年（1915年8月）爆发的“噍吧哖事件”，证实台湾的民情与板垣退助所见的不同，“台湾民心现在尚且反叛不定而轻言同化，宁非痴人说梦”。“噍吧哖事件”与前期的“林圯埔事件”（1911年）、“苗栗事件”（1913年）、“六甲事件”（1914年）性质基本相同，但总督府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手段，小题大做地将其定性为“大阴谋事件”，使整个事件被告者达1,957人之多，被判死刑者高达866人，有期徒刑者453人，此外死伤的无辜百姓不知凡几。总督府对“噍吧哖事件”的残酷镇压，使台湾知识分子精神深受打击，台湾人民的抗日运动由此从武装斗争转为社会与政治运动。

 

　　就整个日据50年台湾的社会来看，前20年各地的武装反抗运动均是个别的、分散的、地方的、无组织的民族反抗运动。这也使得总督府将台湾建成“警察王国”。在高压的警察保甲政治下，近代思想的影响没有波及岛内，也未有社会政治运动崛起的萌芽。“大多数的民众还未脱离蒙昧的境界，因此企图发展以近代思想为背景的社会运动，作为其前提的启蒙运动所具的意义极为重大，其影响力亦恰似开拓处女地一般的强大。”

 

　　受梁启超启蒙，林献堂协助板原退助成立的“台湾同化会”，是“本岛人有知阶级多年来抱负的披露”，虽成立不久就被迫解散，但运动所宣传的民权思想在岛内知识分子间广泛被接受，运动所带来的民主主义思潮已经如种子般扎根于台湾人心中，被称为台湾“思想运动的黎明”。随着一战末期风靡世界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及民族自决主张的传播，潜藏于台湾人民脑海中的民族意识被唤醒。从民族自决主义出发，台湾同胞喊出了“台湾非是台湾人的台湾不可”的口号，日渐团结起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日据时期台湾的民族自决思潮，是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是希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不是脱离中国的“台独”,“这些倾向的根本原因，在于本岛人属于汉民族系统，且在语言、思想、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都怀抱着深厚的汉民族传统”。

 

 

　　综上所述，“同化会”实际上是林献堂领导的台湾近代民族民主运动在梁启超思想启发下争取日本政府上层支持的一次尝试。无论是“同化会”的发起、筹组，还是“同化会”的成立，林献堂等台湾民族民主运动人士都参与其中，甚至“台湾同化会”的解散，也与参与其中的台湾民族民主运动人士争取与日本人平等的政治诉求有密切关系。毋庸讳言，“同化会”成立的目的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向外扩张服务的。但其对台湾人民被殖民地位的同情、要求取消差别待遇、主张日人与台人平等等，在当时的台湾还是有一定的正面的社会意义。特别是其“天不在人上造人”“不在人种之上造人种”的思想，带给台湾人民极大的启示和共鸣。这也是林献堂等台湾民族民主运动人士之所以积极参加“同化会”的原因。“同化会”则为此后台湾民族民主运动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首先，参与其中的台湾精英人士认知到运动带来的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化，鼓舞了他们参政议政的意识；其次，“同化会”也是台湾人民在高压警察政治下谋求合法的政治运动的第一次尝试，运动虽借助了板垣退助等日本人的力量，但谋求的却是台湾人的权利，故“同化会”虽然短暂，但运动所带来的民主主义思潮，却如种子一般播种在岛内知识分子心中，一有合适的土壤，就萌芽并茁壮生长出来；再次，借着参与“同化会”的发起、筹组和成立，在林献堂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青年精英知识分子，为此后台湾民族民主运动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从这些角度看，“同化会”实为台湾近代民族民主运动之滥觞。

 

（文章来源：《台湾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