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多次赴日进行学术访问和讲学，与不少日本史家有深厚的学术交谊，改革开放后倾力推动中日史学交流砥砺，不仅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多元取法与繁荣发展，也着眼于化解历史恩怨的现实关怀，进而为中日友好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对于中日史学交流有前驱先路之功，体现出非同寻常的眼光和格局。

【关键词】

　　刘大年；中日；史学交流

　　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1915—1999），长期在中国近代史这一新兴学科耕耘垦殖，并参与组织并主导了诸多全国性的史学活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中居于关键位置。他一生多次出访苏联、德国、日本、巴基斯坦、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留下14次出访日记，其著作被译成俄文、日文，学术影响远播海外。在出访过的国家中，刘大年对日本情感尤为深切，数次赴日学术访问和讲学，与不少日本史家结下深厚友谊，在改革开放后着力推动中日史学交流互动，形成双方互派学人访学、共同举办学术讨论会等合作机制，中日学术交流日趋兴盛。他与井上清等人在1960年播下中日史学友谊的种子，经过几代传承，结出累累硕果。

一　赴日学术访问与讲学

　　1963年11月至12月间，刘大年作为中国学术代表团成员应日中友协邀请赴日访问。张友渔任团长，同行者还有侯外庐、夏鼐、游国恩等著名学者。王玉璞先生认为，此次访日“实际上是很明显的政治目的”，“当时讲的主要是中国革命的历史。那次去主要是为了宣传中国，宣传中国的历史，宣传中国的国情”。从刘大年留下的相当详细的出访日记来看，确可见此次出访学术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尤侧重向日本学界介绍新中国的学术状况与社会政治新气象。其具体行程难以尽述，兹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1963年12月2日访问位于仙台的东北大学，刘大年先后讲“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学术研究的状况和问题”，主要介绍新中国史学成就。12月4日下午在东京大学讲演“中国近代史上的几个问题”。听众先约百余人，后增至200余人，礼堂满座。12月5日上午至教育大学讲演“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听众达1200人，规模空前。

　　12月8日上午出席日本东京学生中国问题研究会举办的报告会，讲“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参加青年二三百人。12月11日上午在名古屋大学讲“人民群众历史上的地位问题”。12月12日上午访问龙谷大学和同志社大学，讲“现在的中国与日本”。12月13日讲演4场。12月15日讲演3场。听众“热情洋溢，握手应接不暇，红旗招展，照相欢呼”。12月16日下午人文科学研究所讲演，听众均为近代史学者。12月17日上午在大阪外国语大学讲“中国革命中的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下午在大阪教育会馆讲“历史教学问题”。12月18日上午访问关西大学，日方学者提出问题颇多，刘大年一一作答；晚上，在大阪日中友协积极分子会上讲演“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斗争经验问题”。12月19日在海员会馆讲演“以阶级分析法认识抗日战争”，鼓励“日本历史的命运最后是由日本人民自己掌握的”。12月21日上午九点半访问广岛大学，讲演“中国近代史上的人民群众”。12月23日至山口大学座谈，讨论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中日关系等现实问题，其中“国际分工”“阶级合作”“和平过渡”“人口论”等问题颇为尖锐。24日下午九州法学部座谈，除了讲中国近代史问题，更多为中苏争论、对斯大林的看法、对中国革命的态度等问题。12月26日离日，日共中央委员丰田四郎、三岛一等送行者百余人。

　　此次出访日程安排颇为紧凑，可谓满负荷运转。由于近代史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密切相关，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史的刘大年备受关注，也承担了更多讲演任务。其讲演主题主要涵括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学术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问题、中国革命理论问题，以及新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状况等。截至12月26日，他在日本27天，共作学术讲演11次、一般讲演10次、座谈会17次。访问大学（研究所）19所，访问机关团体9个，专题座谈21次，专题讲演19次。讲演与座谈常一日数场，如此高频次的活动，大多数讲演座无虚席，也可见当时日本进步史学界和青年学生对新中国之憧憬、对中国学术代表团之热忱。刘大年自己感慨：“我们此行上穷碧落下黄泉，目的是为中日人民的友谊。”日共中央对此次访日予以肯定：“一、中国学术报告有水平。过去日本学界对中国学界是看不起的。这一次看法改变了。”其中具体提到刘大年的近代史讲演。“二、中国学者日程异常紧，毫无怨色。为人民服务使日本学者深受感动。”中国代表团认为，“这些评价带有鼓励、表扬之意，但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学术代表团在党的领导下担负着一个战斗的任务，在这场战斗中应该认为是打了一个胜仗。”代表团总结报告还建议：一是增加中日学者之间来往。不少日本学界人士都渴望来中国访问。二是加强资料交换工作。日本学者普遍反映中国方面的资料很难看到，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正式提出交换资料的问题。因而“无论从政治上或者从学术上考虑加强和日本学术界的资料交换工作是十分必要的，请对外文委考虑规定：凡是国内公开出版的书刊有一定质量的，对特定的学校和研究机构准许交换并且要尽快付诸实行”。

　　此次访日处于日本国内政治斗争颇为尖锐的时期，日本官方对中国学术代表团高度戒备，如临大敌。中国学者行踪所至，“有武装警察乘车尾随”；自名古屋大学赴京都，“武装警察前后随在紧伴而行。（在静冈武装警察汽车开道，后面再跟一辆车载便衣警察）”。很多讲演参加者均为进步分子，“警戒甚严，反动分子不能进来”。

　　严格来说，此次访日学术交流的色彩尚不够浓厚，说是文化交流可能更为准确。归国后，刘大年与日本学界保持密切联系，访日期间多次讲演的“中国近代史上的人民群众”之文字稿以《中国近代史中人民大众——人民大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为题发表于日本杂志《大安》1964年1月号。在与日本历史教育工作者协会大阪支部见面时的发言记录刊载于日本《历史地理教育》1964年2月号，后经修改以《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为题在1965年3月2日《人民日报》上发表。1964年2月，刘大年还收到京都民科历史支部委员会寄来的《为了新的历史学》（1964年1月出版）及约稿函，并提出将“《历史研究如何为人民服务》一稿”删除第三节以后“摘要揭载”。

　　1979年10月10日至1980年1月11日，刘大年应日本东京大学校长向坊隆之邀请，赴日本东京大学讲学3个月，主讲中国近代史。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以来首次学者出国讲学，也是更加纯粹意义的学术交流。刘大年早在1979年1月18日即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并院党组，表示“需要继续请假备课。在此期间，所里经常工作由李新同志主持”。可见，他为讲学投入相当时间，作了精心准备。

　　刘大年于1980年1月22日完成了5000余字的报告，对讲学过程、收获、建议和费用情况作了详细记述。他在报告中记载：

　　……我携带有近十万字的讲稿。其中《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六万余字。对方很赞成这个题目。确定每星期讲一次，讲6个星期。我由于要有时间了解情况，回答问题，十二月廿六日才讲完最后一课。

　　听讲的是东大研究生院攻读中国明清史、近代史的研究生，东大和其他大学有关的教授、副教授等。每次二十余人至三十人。讲解讨论顺利进行。与讲课的同时，穿插在其他的大学、研究所、学术团体举行了十一次讲演会、座谈会。

　　研究生备课尤其认真紧张。他们把我的讲稿依次编成提纲，仔细核对其中的材料。接待委员会的教授田中正俊对我使馆文化参赞讲，东京和外地约三十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教授，相聚在一起，以刘先生“为纲”，进行了交流。相处犹如同僚，讨论认真，对今后的研究会有深刻影响。

　　一月九日我举行答谢宴会，接待委员、前校长加藤一郎等都出席了。向坊隆说，他作为校长，经常聘请外国教授，送往迎来，没有见到像这次反映热烈的。

　　与1963年初次访日相比，刘大年此次赴日讲学“绝大部分时间限于谈论学术问题”，与日本学者有了更为深入的学术交流。不过，由于中国近代史与现实有切近联系，海内外各种观点背后往往隐藏着其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企图，刘大年讲学尤为注重正面讲述“我们关于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观点，通过事实着重驳斥了苏联齐赫文斯基等人以讲历史为名所进行的反华宣传。对日本个别研究者的作品也有批评。”此外，“各次座谈会上几乎都要求讲讲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状这个题目”，他抓住机会讲了关于统一台湾，批判苏联、越南的侵略扩张、霸权主义等内容。当时在东洋文化研究所担任助手的岸本美绪回忆：刘大年“不仅仅只是一位学者，同时又是担负着政治性、实践性重大责任活动的成员之一，从他的人品中感受到的强烈印象，要超过其学问研究的内容”。

　　他在访日报告中还分析总结了日本史学界实况，将日本学者按思想观点与研究路数大体分为三类：其一，在近代国际关系上维持战前的军国主义观点；其二，“不涉及现在的问题，极力钻研一些细小的题目，它的意义看来重在打好研究基础。”其三，“思想活跃，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与我们比较接近。东京、京都均有一些这样的研究者。他们年龄在三、四十之间，已发表了一些有一定水平的著作。老一辈的学者中如井上清的学术成就还是比较突出的。他所以在日本不为人所称道、宣扬，一是思想左，受到排挤；二是近些年受‘四人帮’的害，讲了一些错话。处境孤立，但仍有少数忠实信徒”。

　　刘大年此行讲学引起日本学界和舆论关注。《读卖新闻》于1979年12月13日刊登了大半版题为《中国的历史研究：以解放思想为立足点，通过实践探求真理》的座谈纪要。参与此次座谈的日方学者有中央大学教授市古宙三、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坂野正高和东京大学教授佐伯有一。刘大年主要着眼于中日史学交流，介绍中国历史研究状况，尤注重介绍中国近代史领域中对孙中山、太平天国、五四运动等的评价问题。

　　此次讲学，对于刘大年本人的学术研究也产生了影响。他在日本中国研究所、早稻田大学、法政大学等处讲演、座谈的发言稿经整理，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状》为题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2期。《横滨东京孙中山遗迹访问记》（一、二、三）发表于《文物》1981年第3、4、8期。他在东京大学的讲稿结集为《赤门谈史录——论辛亥革命的性质》，1981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5年4月9—23日，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井上清邀请，刘大年以中国学术代表团副团长身份赴日访问（梅益任团长）。先后拜访井上清、有泽广巳，与札幌历史学者座谈，参观北海道图书馆、神户孙文纪念馆、东洋文库等处，与清水茂、吉川幸次郎在京都大学座谈，访问贝塚茂树。期间还同宫崎滔天的后代见面，接受其家藏的一批孙中山书信手迹影印件。

　　1987年7月5日至18日，刘大年任团长的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应邀赴日本，出席七七事变50周年之际举行的以“近代史上的日中关系”为主题的日中学术讨论会。13日，早稻田大学邀请刘大年作学术讲演。此次纯为民间学术活动，但受到日本官方、尤其是舆论界的相当重视。此前日本外务省曾向学术振兴会了解中方代表团情况，文部省也关照学术振兴会研究如何接待。日本防卫研究所、外交史料馆分别由所长、部长、副馆长、馆长出面接待。日本舆论媒体也多有报道。从7月6日至8月7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京都）、《读卖新闻》《京都新闻》等报刊八次报道讨论会的消息及评论文章。《朝日新闻》、共同社、日本广播协会分别采访了刘大年；《朝日新闻》社论委员会吉田实参加了全部讨论会和早稻田大学的讲演会，跟踪采访。7月9日，《朝日新闻》发表专访报道。7月11日晚，电视新闻节目播发了刘大年与井上清的谈话。

　　1998年11月，刘大年84岁高龄任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代表团团长，赴日本东京访问。在会谈中作《评议与选择》的发言，强调中日双方专家委员会、历史研究评议会在选择历史研究课题时，要特别注意抓住抗日战争史研究这一重点，要尊重日本侵略中国这一根本历史事实，强调“我们应该推进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让它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进入21世纪。”

二　与日本学者的交往和学术友谊

　　刘大年与不少日本学者交往密切，情谊深笃，由于他在中国史学界的声望，这种情谊也一定程度促进了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近代史研究所甚至中国史学界与日本史学界的交往与交流。

　　首先值得细述的是刘大年与井上清长达30余年的交谊。井上清（1913—2001）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学派——讲座派的元老、中坚。其著作着力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批判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被誉为日本有良知的历史学家。他一生30余次来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王震、邓颖超、郭沫若等接见，可谓中日史学交流中的标志性人物。为表彰他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1990年，近代史研究所建所40周年，井上清专程前来祝贺，并表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是他的第二个“家”。井上清病逝后，其家人遵照他的遗嘱，将1.8万册藏书无偿捐献近代史研究所，作为他一生中国情结的见证。

　　井上清1960年9月首次来华，即缘于刘大年之邀请。据小野信尔回忆：20世纪60年代日本公务员禁止直接来华。井上清时任京都大学教师，属于公务人员，其来华途径颇为曲折：1960年8月从东德的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取得签证，然后借参加莫斯科第25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之机，取道苏联再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第11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会议；自瑞典再经东德，自柏林乘飞机经莫斯科于9月23日到达北京。作为非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井上清此次访华引起相当大的反响，他先后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作报告，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人物刘大年、尹达、侯外庐、翦伯赞等出面主持，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参加。10月7日，郭沫若接见井上清，刘大年陪同。

　　1955年12月，郭沫若为首的“中国科学院学术访日视察团”赴日访问，团员共7人，史学家就有郭沫若、翦伯赞、尹达3人，是为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史学交流之滥觞。从日本方面来看，不少史家对新中国满怀憧憬，高度关注中国史学界动态，亟欲密切学术联系。1960年初，京都大学致函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询问如何订购《近代史资料》。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60年2月致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出：此前经日本的书店购买《历史研究》，但1959年停售，无法觅读，然“多人继续阅读之念极切”，请求互换刊物资料。

　　1960年邀请井上清来华，兼顾政治与学术，旨在“鼓励日本高级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英勇斗争；进一步巩固同日本学术界的密切联系，加强中日两国学术界的友好往来和学术交流；向日本学术界宣传我国建国以来各项建设事业，特别是历史科学研究工作方面的伟大成就”。

　　井上清在钓鱼岛归属、昭和天皇战争罪责、反对军国主义等问题上能超越狭隘的民族立场，秉持史家良心仗义执言，在日本一度受到排斥深感孤寂。他虽为京都大学教授，却被禁止给学生讲课，甚至不许随便同学生接触。由于政治立场、思想观点接近，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范文澜、刘大年更为投契。他在1960年11月15日致刘大年信中表示：此次访华“对于我今后的生活将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对于马列主义不磨灭的真理的确信，在此次访问贵国期中有了更进一步的加强”；“日本的进步学者都非常爱听我关于贵国学界的谈话，谁都很想到中国来访问”；“我日本的思想界现在益发加深了昏迷，有不少的人由马克思主义的阵营投入了修正主义阵营之中，叛变为唯心主义，或与人民脱离，和知识分子一块玩弄其旁观者的批评，以自鸣得意，这种歪风正在日本蔓延着。在这样的时候，我在贵国得着和这些反动派以及混乱、动摇作斗争的武器，鼓舞了我的信念和勇气”。

　　1985年，他致函刘大年，对刘氏《论历史研究的对象》一文高度赞许：“我很赞同先生的观点，先生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作这样透彻的表述，确实是我近几年读过的文章中最杰出的一篇。这对我是很大的激励。最近在日本，过去曾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中也盛行着这样的谬论：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应该把民族的特殊性放在第一位，而反对阶级分析，不要阶级观点。虽然行不通，但这样轻视阶级分析的观点很流行。先生的论文，对于我同这些谬论作斗争，犹如得到了百万援军。”

　　刘大年把井上清也视为知己，非常推重。1984年曾赋诗二首相赠。其一：“云雷论学许相知，一帜堂堂独树之。骨里人窥千尺铁，书中自理百团丝。回顾讲座推元老，屈指西京数大师。我待观君再踊跃，光辉顶上几驱驰。”其二：“等身著作鬓双斑，与世清泉照胆肝。党锢传中范孟博，儒林史上汉任安。昆仑历后谈高下，沧海量来认窄宽。一部马恩笑神会，寸心寰宇共波澜。”1993年井上清80寿辰，刘大年致函祝贺，且颇有感慨：“回顾三十三年前，我们相识在北京，虽历经沧桑，但神交不改。每次聚首，谈学论世，各罄所怀。相知愈深，相交愈笃，历久弥坚，窃有荣焉。老当益壮，白首初心，是所望于故人。”

　　刘大年还与田中正俊、安藤彦太郎、狭间直树、小野信尔、野泽丰、久保田文次、近藤邦康、山田辰雄、岸本美绪等诸多日本学者结下了真挚的学术交谊。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正俊，是刘大年1979年10月至1980年1月在东京大学讲学的研讨班主持人，也是一位“以研究中国史为志业的书生，及素怀中日友好耿耿之志的人”。田中在其著作《战争·科学·人》自序中表示：“谨以本书献给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英勇战士，我们的老师刘大年先生；同时，作为一个日本人的我，虽尽力通过个人的亲身经历将日本军国主义的所作所为在本书中予以揭露，但由于认识和思想上的局限在所难免，尚请刘先生及各位予以指正。” 1989年8月，刘大年为《战争·科学·人》中文版作序，题为《固守真理者》，对田中高度评价：“书的情节告诉我们，这位历史研究家、教育家是一个主张自己民族也主张别的民族同样要自尊自信的人，是一位在为人师表上高自位置的人，一位敢于顶住强权，固守科学真理的人。”

　　安藤彦太郎1964年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后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一年。1979年赴日讲学，时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的安藤与刘大年“箱根度岁，椿山庄话别”。刘大年诚挚邀请其携夫人安藤阳子来中国访学，并表示“阳子小姐如果愿意就正在精心撰制的博士论文找专家交换意见，我当居间介绍，这正是学术交流工作的一种”。1991年安藤来北京，提出拜见刘大年，刘因身体欠安未见，但委托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张海鹏拜访并长谈。安藤彦太郎携家人1993年来华，得到刘大年的热情接待。狭间直树、小野信尔、野泽丰、久保田文次均为井上清的左派学生。1963年，刘大年访日期间，由于日本政治形势紧张，左右两派斗争激烈，“为了防止特务暗害”，井上清安排小野信尔等人在刘大年所住房间门口站岗。1979年，刘大年赴日讲学，久保田文次担负向导之责，陪同刘大年进行史迹调查，并以此为契机“扩大自己研究领域”，着手研究日本有关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史料、史迹。1981年，中国举办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久保田文次、野泽丰等日本学者与会，刘大年对之表现出了“特别的关照”。

三　推动中日史学交流

　　中日两国一水之隔，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史学交流本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一段时期现实政治阻隔，中日之间学术交流虽未中绝，但无疑受到诸多限制，规模有限。随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学术交流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1985年4月15日，井上清设宴招待中国学术代表团，刘大年发言强调：自20世纪60年代相知相交，“从民间到官方，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历史前进了”。他以自身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力，通过举办学术会议、促进两国学人互相访学，推动中日之间史学交流日趋活跃。

　　1979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共邀请10位外国学者参会，其中日本就有小岛晋治、并木赖寿、掘川哲男3人（其他各国均仅1人）。1979年近代史研究所与海外学术交流共计21项，日本学者就有8项，即：4月16日，刘大年与来访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所狭间直树、吉川中夫座谈。6月12日，刘大年主持近代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学者与日本学者佐伯有一、古岛合雄交流中、日研究中国近代史、经济史情况。9月29日，黎澍会见日本中国研究所理事长斋藤秋男。10月3日，黎澍会见日本学者宫崎治雄。10月6日，近代史研究所宗志文与日本学者斋藤秋男交流陶行知教育思想。11月7日，日本京都日中文化交流恳谈会代表团秘书长小野信尔与近代史研究所学者座谈，并作《五四运动与救国十人团》学术报告。11月8日，丁守和、耿云志与小野信尔谈“五四运动”。11月23日，宗志文与斋藤秋田会见，听其介绍至安徽考查陶行知情况。在改革开放之初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外史学交流中，日本无疑居于最重要的地位。

　　当时，刘大年着力推动邀请日本史家来华访学、参加学术会议，如狭间直树、夫马进、小野和子、阿辻哲次、卫藤沈吉、野泽丰、河田悌一等赴中国访学、参加学术会议，均经井上清推荐，由刘大年和近代史研究所提出邀请。1981年，刘大年主持组织筹备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规格颇高，影响深远。刘大年请井上清推荐日本学者。日本最终有小野信尔、卫藤沈吉、野泽丰、久保田文次、石田米子、山根幸夫、田中正俊、中村义、狭间直树、坂野正高、藤井昇三、松本英纪共12位学者撰文参会，超过其他海外各国学者之和（计有美国学者6人，法国2人，加拿大1人，澳大利亚1人，朝鲜1人）。

　　1981年10月下旬在日本举行“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东京国际学术会议”，中国学者胡绳、陈锡祺、金冲及、章开沅、李宗一赴日本参会。此会是刘大年1979年赴日讲学期间与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会商定。1981年9月18日，日方会议负责人安藤彦太郎致函刘大年，报告东京国际学术讨论会筹备情况。

　　1984年4月，经刘大年一力促成，井上清应近代史研究所之邀访华，狭间直树陪同。20日晚，中国史学会宴请井上清等人，井上清提出：中日两国学术界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应该巩固和发展这种关系”。他并建议：“日中两国的学术交流应该向更高一级发展，就两国学者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同时进行专题研究。”井上清和狭间直树提出，日本京都交流学术恳谈会准备联合东京方面的学术团，在1987年七七事变50周年时举行学术讨论会，刘大年表示赞成。

　　东京方面主要是卫藤沈吉和安藤彦太郎。1985年3月21—28日，刘大年主持筹备的“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河北召开，卫藤沈吉、安藤彦太郎应邀参会。29日，刘大年与二人商谈，提议于1987年在东京召开七七事变5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京都方面井上清一直在积极筹备，并争取东京方面的合作，但东京方面卫藤沈吉不够积极，进展缓慢。东京以久保田文次为首的进步历史学家坚决推动，最终于1987年7月7—8日、10—11日先后在京都和东京召开以“近代史上的日中关系”为主题的七七事变50周年学术讨论会。刘大年率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8人出席。日本方面知名学者如井上清、远山茂树、今井清一、田中正俊、藤原彰、北山康夫、木坂顺一郎、古屋哲夫、池田诚、野泽丰、江口圭一、小野信尔、藤井升三、山田辰雄、松尾尊兑、山本四郎、石田雄、荒井信一、山崎广明等参加会议，可谓包罗甚广，盛况空前。参会者中有一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事日本进步运动、日中友好活动的积极分子，刘大年1979年“东京大学讲学时的学生（现在都是教授、副教授）就有10人以上” 。此次讨论会引人注意的焦点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问题。虽然东京会议的组织者卫藤沈吉提出会议基调为：“不能开成一个谴责的会，也不能开成一个表白的会。这次讨论会是为大家提供一个讨论的园地，而不是思想斗争的地方。”但在东京会议结束时，日本学术界享有声望的远山茂树（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在总结发言时仍强调：“这次讨论会对以‘七七’事变为开端的日中全面战争的意义更明确了。这个意义的核心是，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激起了中国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争取民族解放的胜利与日本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对于这一点，讨论会没有任何的暧昧。”会议论文集《日中战争与中日关系——卢沟桥事件50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记录》1988年9月由东京原书房出版，中文本更名为《中日学者对谈录——卢沟桥事变50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文集》。

　　中国学者此次会议大获成功，但也正是此次会议让刘大年等人看到中日在抗战史研究中存在不小的差距，深受触动和刺激。在刘大年所作代表团报告中坦率表示：“看过日本方面的一些论文以后，感到我们对抗日战争的研究相当薄弱。对国内正面战场、蒋管区的群众运动、战时经济、文化、社会思潮，对日本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的研究都显得欠缺。对日本否定侵略战争性质、歪曲历史真象的种种谬论更缺少专门系统的研究，对此应引起高度重视……对抗日战争的研究，无论从它在我国历史上占据的地位，还是从发展中日正常关系，警惕军国主义、侵略势力再起，都是应该长期注意的课题，应该用一种战略的眼光对待这一问题。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虑，如何集中力量，把这项研究工作很快认真抓起来。”此次会议对此后中国学界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之推动与促进不可忽视。

四　结语

　　时至今日，中日史学界友谊之树根繁叶茂，中日史学交流已相当兴盛。追本溯源，我们不由感念刘大年、井上清等前辈史家前驱先路苦心经营。回答刘大年为何极为重视中日史学交流，对日本史学界有深厚的情谊，也须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语境才能更好地理解与把握。笔者认为有三个方面值得强调：

　　其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颇具影响，刘大年与井上清等日本学者的知己之感，源于政治立场与治史理念接近，史学交流是中日民间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充分发挥了现实斗争的功能。

　　其二，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刘大年对中日史学交流的高度重视和着力推动，则体现其超出一般史家的眼光和格局。他深切认识到日本史学、日本史家对于中国史学繁荣发展之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中国史学界震眩于欧美史学的种种新奇理论方法，更多学者的眼光转向欧美，而相对忽视日本史学。但不可否认，日本史学及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有相当深厚的学术积累和独具特色的研究路向，其学术价值决非欧美史学可以替代。刘大年着力推动、促进中日史学相互交流、相互砥砺，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界亦步亦趋追随仿效欧美史学的格局有所改观、有所丰富。

　　其三，刘大年作为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和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开创者，他深知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尤其在近代史上的深切缠结，史学研究归根结底又与中日之间的现实政治关系密切关联。中日之间要化解历史恩怨，为世代和平友好奠定坚实的基础，离不开两国史家和史学的贡献。他在晚年大力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推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与日本学者合作展开中日历史研究，可见其以史经世、关怀现实的史家情怀。

（文章来源：《北方论丛》202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