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重臣陆宝忠日记具有较重要的史料价值，马忠文先生曾经撰文推介，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期待。笔者在整理全部现存未刊八种十四册陆宝忠日记之后，着重揭示其对晚清政局的观感、对晚清人物的臧否以及晚清变局中的个体角色定位与生命感悟三个面相，对马文做些补充说明，以便于学界能更好地理解和利用这部宝贵的日记史料，并有助于推进晚清史研究。

 

关键词：陆宝忠日记；晚清政局；晚清人物；晚清史研究

 

 

 

陆宝忠（1850-1908），字伯葵，号定庐，江苏太仓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馆，授职编修，历任国史馆纂修、南书房行走、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署礼部尚书等职，官至都察院都御史，并曾任湖南学政、顺天学政及多次兼乡、会试考官、阅卷大臣等学差、考差，是晚清时期典型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官僚。陆宝忠存世文字不多。在他去世之后，其门人唐文治等人便刊印《陆文慎公墨迹》（宣统元年，1909）和《陆文慎公奏议》（宣统三年，1911）各一册。民国十二年（1923），有《陆文慎公年谱》上下两卷问世，自道光三十年（1850）陆氏出生到光绪二十年（1894）以前为上卷，系陆宝忠自订；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陆氏去世为下卷，乃其门人陈宗彝续编。这个年谱记载了陆宝忠主要的生平事迹，也是研究相关史事的重要资料。

 

陆宝忠勤于写日记，惜乎大多散失，现存未刊稿本八种十四册仅是其中一部分，但内容丰富，是研究晚清政局与社会变迁难得的珍贵史料。对于陆宝忠的家世、生平及其未刊稿本日记的基本情况与史料价值，马忠文先生已经撰文做过介绍，读者可以参考。本文拟在简要介绍陆宝忠日记的基础上就马忠文先生未及注意的几个方面做些补充说明，以便能更好地理解和利用这部宝贵的日记史料，并有助于推进晚清史研究。

 

 

 

 

 

 

现存陆宝忠日记稿本共八种十四册，按时序大致如下：

 

（一）《湘游日记》五册，即督学湖南日记，起于光绪十一年（1885）八月初一日奉旨简放湖南学政，迄于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二十五日等待后任交接期间，尚缺最后在湖南约50天时间。这部分日记是较完整的学政日记，详细地记载了陆宝忠从受命出任湖南学政，准备、赴任、接任及在湖南各府、直隶州衡文校士的全过程，非常清晰地呈现了一个学政三年两考的路线图。关于岁考、科考的基本程式，科场舞弊及其处置的种种情形，陆宝忠与湖南巡抚、司、道、府、厅、州、县官员及地方绅士的交往，湖南的官绅关系与士习民风，以及陆宝忠自己的日常生活与生命感悟，均有较为详尽而鲜活的记载，是研究晚清学政与科举制度及湖南地方史的重要资料。对此，笔者曾撰有专文研究，可以参阅。

 

（二）《使东日记》一册，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初八日至九月初八日，任山东乡试主考官日记。这部分日记较详细地记载了一个乡试主考官从受命、上任到监考、阅卷、录取的全过程，也涉及陆宝忠与山东巡抚李秉衡及一些地方官员的交往事迹。

 

（三）《读礼日记》二册，分记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十二日至十二月三十日、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初一日至十二月初十日，因丁母忧赋闲在京之日常生活。这部分日记涉及戊戌变法时期及政变之后京师官场动态，所记虽然简略，但其透露的蛛丝马迹对于了解相关史事不无补益之助。

 

（四）《己亥庚子日记》一册，记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二月十一日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十三日，服阕之后重回南书房，并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的公务活动。这部分日记涉及己亥建储册立大阿哥及大阿哥教育等相关史事。

 

（五）《燕轺日记》一册，记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十二日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三十日，任顺天学政赴大名、河间等府主持岁考、科考事务。这是陆宝忠第二次出任学政的部分日记。

 

（六）《监临日记》一册，记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十五日至十月十六日，赴河南开封监临顺天乡试。其时，因庚子事变京师贡院被毁，顺天乡试借闱河南省城开封补考。这部分日记记载陆宝忠以顺天学政在开封监临顺天乡试的历程，也涉及其与当时河南前后任巡抚锡良、张人骏及其他地方官员的交往事迹。

 

（七）《丙午日记》二册，记光绪三十二年（1906）全年（缺十月初九日至十一月初二日）京官生活。当时陆宝忠任职都察院左都御史（官制改革后任都御史），并在戴鸿慈出洋期间兼署礼部尚书之职。这部分日记涉及丙午官制改革时的官场动态及陆宝忠的反应与政治取向。

 

（八）《丁未日记》一册，记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京官生活。可惜该年上半年日记缺失。其时发生“丁未政潮”，奕劻、袁世凯势力击败瞿鸿禨、岑春煊等人，陆宝忠明显同情瞿、岑而不满奕、袁。随后，袁世凯进京入枢，陆宝忠被勒令停职限期戒烟，以政敌借故倾轧，内心非常郁闷。这部分日记反映丁未政潮之后官场变动及陆宝忠晚年失意愤激的艰难处境。

 

关于陆宝忠日记的史料价值，前揭马忠文先生一文已做重点论述，提示了几点重要内容：一是对戊戌政变后满洲权贵的批评，二是反对袁世凯和丙午官制改革，三是袒护赵启霖、奏请严禁党援，四是戒烟与党争，五是有关科举制度的珍贵资料，六是其他如南书房翰林享受的优厚待遇等。以下再做几点补充。

 

 

 

 

 

 

陆宝忠所处的时代，是近代中国动荡与变革的时代。他长期任职南书房、内阁、礼部、都察院等衙门，有较多接近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及当朝王公重臣的机会，可谓天子近臣、朝中显贵。作为晚清官僚体制中的重要成员，他对时局的观察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时代的缩影。

 

陆宝忠现存部分日记涉及晚清历史上戊戌变法、己亥建储、庚子事变、丙午预备立宪与官制改革、丁未政潮等牵动清朝政局变动的重大政治事件。尽管他可以近距离观察这些政治变动，但他非常谨慎，在日记中惜墨如金，只是有所涉及而并没有太多的记载。对此，陆宝忠自己曾经吐露了心声。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月初一日，陆宝忠记载给好友张曾敭（小帆）写信时有谓：“写小帆信，中多伤时语，此后亦宜谨慎，末世人心，不可不防也。（小帆乃素心人，属其阅后即焚。）”可见陆宝忠并非漠然无视一切，其实毋宁说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只因其对时局的判断不容乐观，深感人心莫测而不得不谨小慎微。正因为陆宝忠相关记载的文字不多，可知其下笔时是如何字斟句酌、左右权衡，如此发自肺腑的慎重表达，其所透露出来的蛛丝马迹，或许可谓其内心观感的真实写照，因而益显珍贵。

 

关于戊戌变法。当时陆宝忠丁母忧赋闲居京，其日记几乎没有记载变法的举措，有少许涉及政变的文字，都是用小字写在每天日记正文中间或后面，显然是事后补记。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四日，“本日慈圣自园还西苑。”初六日，“本日拿康有为，已先日出京矣。”初九日，“本日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拿问，电旨拿梁启超。”十三日，“本日康广仁、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正法。”只是简单记事，没有任何评论。尽管如此，但陆宝忠对于变法之事并非无动于衷。有两则日记可见其对变法的忧心：一是当年七月十八日所记看汤寿潜《危言》的感受，有谓：“午后，看汤蛰仙《危言》，可采处多，然亦有书生之见，能说不能行者。世变至今，真五千余年第一创格，天殆将混一全球乎？然中华民智未开，人心太坏，浩劫将临，其惨殆不忍言，不知我生能免见之否？”二是七月二十三日阅读《宋史》王安石变法的感受，有谓：“阅《宋史》荆公变法，引用小人，卒酿徽钦之祸，其时宋尚承平，且有正人与之争论，荆公虽执拗，而其学问甚辨博，贻祸且然，况远不如彼者乎？”显然是针对时事有感而发，而且对康梁变法并不满意。后来还有一些日记，也可见陆宝忠对于康梁变法是持反对态度。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初三日，“看湘人所刻《翼教丛编》，彼康梁固罪不容诛，而刻书者事后自居正士，仍是一派求名求利之心，未可为真君子也。”十月二十八日，“在稚夔处借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阅之，令人愤愤。”十一月二十九日，“访燮老，……去夏参康片引喻切当，临递时抽去，不免有观望之心，殊可惜耳。”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十六日，“季樵来答，忆戊戌初变法时，见其热中，即屡规之，今罢官以山长自活，亦可怜已。”说康梁“罪不容诛”，看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很气愤，惋惜孙家鼐（燮臣）当年参劾康有为临阵退却，屡阻王季樵（锡蕃）参与变法，均表明陆宝忠与康梁不是同路人。

 

关于己亥建储。陆宝忠服阕之后重回南书房不久，近距离观察了册立大阿哥仪式。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记载：“晨起。先祭神毕，入直。辰正初刻，偕同事至瀛秀门外伺候。巳初叫起，同诣仪鸾殿东暖阁。太后、皇上并在南窗北向坐，阿哥侍立在太后旁。诸臣齐跪。太后玉音甚低，听不分晰。上亲递红绒结顶帽，令阿哥换戴，免冠碰头后，太后命：‘先与我叩头。’阿哥叩头毕，复向上叩头，随侍立在旁。太后将朱谕交庆邸，令诸臣同阅。即出，在外略待，同至军机听起屋内恭阅毕，复同至书房吃饭，散。瞻仰天颜，清瘦已甚，不禁泫然。归后料理琐事，写劬庵信。竟日如醉如痴，国运至此，后忧方大，何生不逢辰耶。”这则日记透露三个重要信息：一是慈禧太后非常强势，册立大阿哥是其强势所为；二是光绪皇帝很可怜，陆氏深表同情；三是陆宝忠对朝政非常担忧，暗自慨叹前景不妙。陆宝忠还有关于大阿哥教育的看法。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二十一日记载：“谒荫轩师，适锡聘之在座，谈及大阿哥功课。荫老谓以讲贯为第一义，而文山师以为须熟读，理自明，两人意见似不合。帝王之学与呫哔异，且年已十六，尚不趁早讲明道理，异日何以出治。荫老之见，高于崇师多矣，所谈颇畅达。东海究有见地，道光末年即在工部当差，所见先朝规矩较多，举朝无出其寿，精神尚健。祝其期颐，尚可补救于无形也。”此中荫轩师、荫老、东海均指徐桐，文山师、崇师即崇绮，两位都是大阿哥师傅，也是陆宝忠中进士时的座师。徐桐以固守程朱理学著称，是守旧派代表。陆氏把大阿哥教育寄希望于徐桐，还是着眼于传统正学教育。

 

关于庚子事变。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年）二月二十七日， 陆宝忠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现存该年五月十三日以前日记，没有关于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事件的任何记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二十六日，陆宝忠日记载：“阅《畿辅通志》，教匪起事在大名，毗连齐豫一带，近畿如固安、黄村亦多。嘉庆年间，祸发数次。拳匪起时，犹不知防范，且引用之，可谓颠倒错乱。”此所谓“拳匪”就是义和团。可见陆宝忠对当年朝廷处置义和团不当并不满意。

 

关于丙午预备立宪与官制改革。陆宝忠日记记载非常简略：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十三日，“读预备立宪上谕。”十四日，“今日有上谕派编纂官制各堂官，都察院派寿子年，余可藏拙，乃幸事也。”当时朝廷宣布预备立宪，从官制改革入手，并随即选派编纂官制馆官员，陆宝忠以未能参与为“幸事”。两个多月后，清廷公布新的官制，仍然保留都察院，陆宝忠为都御史。其九月二十一日记载：“八钟起，见昨实行厘定官制上谕。……午间，小赵来，知仍留察院，埜秋调邮传部尚书，燮钧调礼左，随即拟谢恩折。四钟，始见上谕：都察院都御史仍著陆补授，副都御史仍著伊克坦、陈名侃补授，钦此。署中人来，知已办公折，明晨赴园谢恩，自拟之稿，可不用矣。”官制改革涉及人事安排与权力分配，各派政治势力明争暗斗。陆宝忠深为忧虑，其当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记载：“适徐菊人来，谈东三省情形甚悉，俄之魄力最大，日之心志最齐，吾则事事腐败，受制于两大，已无自强之望，而京中士大夫不知公益，不思国耻，专为蜗角之争，可为叹息痛恨！”

 

关于丁未政潮之后的政局。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发生丁未政潮，奕劻、袁世凯势力击败瞿鸿禨、岑春煊等人，进而牢固掌握清朝中央政权。陆宝忠站在同情瞿、岑的角度，对奕、袁势力颇为不满。其七月二十日记载：“傍晚，马景山军门（玉崑）来拜，谈时事，亦知当国者无主宰，用人不当，专以张皇无据之言哃喝两宫，大局殊为可虑云云。武夫所见如此，则政府之不惬人望可想矣。”在此他借马玉崑之口，批评“政府之不惬人望”。七月二十六日，陆宝忠从邸抄看到大学士张之洞、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均补授军机大臣，便发出“从此朝局将大变矣”的感慨。陆宝忠担心袁世凯入枢之后与首席军机大臣奕劻狼狈为奸。七月二十八日记载：“北洋杨士骧署，川督放陈小石，鄂督赵次珊调，张小帆调苏抚，冯汝骙骤得浙抚。此皆项城之措置也。时局至此，专用私人，所谓励精图乱，破格用己，甫执政柄，即毅然为之，势不至亡天下不止，可为痛哭！”袁世凯甫入枢，便在督抚中安插私人，使陆宝忠颇感政局可危。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陆宝忠日记还不时透露出一种强烈的“末世”感，这是其亲身经历与近距离观察政局变动及社会变迁的深刻而痛苦的体验。治近代史者往往津津乐道同治六年（1867）两江总督曾国藩与其幕僚赵烈文之间那段著名对话，并惊叹赵烈文对清朝国运惊人的预测。其实，在晚清时期，清朝统治在内忧外患之中风雨飘摇，有识之士对国家前途与命运深感忧虑不足为怪。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1月），张之洞就曾致书守旧派首领人物大学士徐桐大发警世危言：“若不急谋自强，恐有再图十年之安亦不可得。”陆宝忠日记则有多处表露清朝国运将尽、已到“末造”“末世”的悲悯心态。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四日（1899年1月15日），“阅《甲申传信录》（抄本，嘉善钱士馨稚农谈国初人，中有违碍之言，故世不多见），当时食禄之臣良心丧尽，末造人心先死，而后家国随之，千古一辙，能无忾叹？”光绪二十五年（1899）九月二十六日，“连日看《北盟会编》。午后，又看《崇祯朝记事》，江阴李逊之肤公（李忠毅公应昇之子）撰。从古亡国破家，皆由于贤否混淆，君子难进，小人易进，营私罔上，而宗社沦亡，可不惧哉？历观往事，以验今时，宋南渡时，人才尚盛，即崇祯时，如熊廷弼、孙承宗、文震孟、黄道周诸人，皆才德可用，如烈皇信而任之不猜，终不偏执，不用奄寺，犹可支危局。今环顾诸公卿，果孰能遗大投艰乎？人才消乏，至期已极，可为忧叹。”十月十二日，“饭后，赴郝琴轩云山别墅约，同座为赵寅臣、徐花农、何润甫、李伯屏及西贾二三人。……言及台州教案，皆府县酿成，致杀人如麻，害及无辜，民心不服，近有罢考之事。噫！近时吏治不讲，小民受累，害及国家，从古末造覆辙相循，可胜浩叹。”十一月二十七日，“灯下，仍看《政书》（引者注：《胡文忠公政书》），不禁感慨系之。当咸丰末年，粤匪蹂躏半天下，继以庚申木兰之狩，大局岌岌可危，然卒能力持危局，驯致中兴者，以外有胡、曾诸公（文忠为首功，惜年不永，然规模宏远，志虑忠纯，勘定东南，皆基于此。是为不世出之杰，曾尚亚之，左以下无论矣），内有恭邸及李文清、文文忠皆力主公道，不掣将帅之肘。今时局日非，设胡文忠生此时，恐未必能行其志，况颠倒错乱乎？当日人心吏治已日非，亦尚未落今之甚，今糜溃至不可收拾矣。外患内忧，相逼而来，必至内讧由外患而起，外患即乘内讧而来，瓜分豆剖之局成矣。中原兆姓将为人之鱼肉，为人之奴隶，为人之狗彘，此生民以来未有之劫也。欲挽回之，非改弦更张，力持定见，齐心协力，济以猛毅不可。先节国用，求将才，清吏治，结民心，庶有支撑之望。生非其时，体又日弱，此恨殆付之终古矣。漫记于此，以寄吾悲悯之心。”光绪三十二年（1906）闰四月初十日，“得王紫翔信，谓吾娄三百年来，以京官跻一品者，惟王颛菴一人，今继其躅，务善自树立云云。颛翁当康熙盛时，虽以建储触怒，而天下想望丰采。今当末造，内忧外患，相逼而来，自问既无学问，又乏经济，浮沉其间，徒速官谤，可愧可愧！”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8年1月27日），“傍晚，梦陶来谈，亦述陈瑶圃之言，与凤老所云适合，断无再出之理。宦海风波，古今人经此者不少，惟须心有把握耳。所述苏省公呈，请亲贵出了路事，闻之可嗤。末世人心如此，焉得不败？”陆宝忠晚年“以朝局日坏，益形忧愤”，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病逝，其时距清朝覆亡仅三年多时间。应该说，其多年来“末世”感的准确度并不亚于赵烈文随口一说之预测。

 

 

 

 

 

 

陆宝忠日记涉及人物众多，不少是晚清历史上的要角。与对政局变动的记载较为谨慎的情形略有不同，陆宝忠对所见人物则时有评骘，甚至任意臧否，虽三言两语，不免一孔之见，但这些文字对相关人物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早在湖南学政时期，陆宝忠与当时湖南巡抚卞宝第及继任巡抚王文韶、前任湖南学政曹鸿勋、道员庄赓良、永顺知府张曾敭等人交往密切，其日记有不少相关记载。前揭拙文有详细介绍，此不赘述。陆宝忠日记对李秉衡、盛宣怀、袁世凯、孙家鼐、刘坤一、徐琪、锡良、周馥、梁敦彦、唐绍仪、赵尔巽、徐世昌等人的品评，也颇值得玩味。

 

李秉衡（鉴堂）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山东巡抚升任四川总督时，陆宝忠正任山东乡试主考官，其九月初三日记载：“午后，闻鉴堂升蜀都之信。此公清廉，当今第一，但自用之性已甚。深虑其过于操切，以治山左之法行之，必致生事，交浅未可言深，听之而已。”

 

盛宣怀（杏荪）与陆宝忠以江苏同乡交往颇密。在陆宝忠看来，盛宣怀是洋务专家。有两则日记可证：光绪二十五年（1899）九月初六日，“盛杏荪来，长谈时局，西伯利亚路成时将不堪设想，论大局甚透彻，可为叹息痛恨。”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十六日，“盛杏荪信谓：新政以改科举、改学校为先，沿江沿海少年高兴，若使根底不清，十年之内不知如何变局，故讲求西学转当以宋学为本，小学堂所以端蒙养之本，课本亟宜预定，师范亦宜讲求。公视学畿辅，若能劝谕各府州县先立小学堂，便是第一入手功夫。其言极可味。杏荪乃讲洋务者，而所言如此，亦见近日浮躁少年专思以新学为进身之捷径，防其流弊，故立论甚平正。”

 

袁世凯（项城）与陆宝忠不在同一战线，陆宝忠对袁颇有微词。有两则日记：一是陆宝忠不愿意推荐朋友萧绍庭入袁世凯（本初）幕府。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十四日，“得绍庭信，求荐本初幕，乃无聊之极思也，即复之。”二是丁未政潮之后，绍英（越千）劝陆宝忠暂时避开与袁世凯的矛盾。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908年1月25日），“午间，绍越千来长谈，亦以项城既龃龉，以暂避其锋为是。此人手辣心狠，国事亦日益糟，其名誉亦日益损，但大权在握，不值再受其侮，务爱惜此身，以为他日报效地步而已。噫！未来事不可知，听之而已。”

 

孙家鼐（燮臣）与陆宝忠是亲家，官至大学士，兼光绪皇帝师傅。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二十九日，“访燮老，年逾悬车，官至师相，奉身以迎恩礼，始终不得，谓非人生之荣遇，所惜者逢时不偶，无补世艰耳。然此老涵养深纯，中有所主，不随人转移，与常熟共事时，甘心退让，及其蹉跎，不为所累，相几而退，绝不游移，亦有不可及处。”此处涉及孙家鼐与翁同龢（常熟）的关系，显示孙氏圆熟老练的政治定力。

 

刘坤一（砚庄）在己亥建储时的忠直建言颇为时论称许，陆宝忠也不例外。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五日，“午初，刘砚庄制军来长谈，召对时语及时事，颇多忠直之言。此老尚有见地，非专事揣摩迎合者，惜年老体衰，不能振作有为耳。”

 

徐琪（花农）是陆宝忠南书房同事，其为人处世被陆氏所不齿。有三则日记：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1902年1月26日），“午后，写徐东甫信，为领本任俸银米事，秋季俸银未领著米事，徐花农设法领去，此人可谓贪鄙无耻。”十二月二十五日，“阅《京报》，知花农褫职，咎由自取。”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二十七日，“徐花农之夫人廿三没，今日其次媳又没，斯人家运太坏，况又极窘，深悯其暮境颓唐也。”

 

锡良（清弼）任河南巡抚时，陆宝忠以顺天学政在开封任顺天乡试监临。起初，陆宝忠对锡良并无好感。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初四日记载，“汲令郑克昌借洋教士之势，不畏上司，不恤民事，可恶已极，而锡中丞并不敢参撤，可谓外强中干。”后来，通过较长时间接触了解，陆宝忠改变了对锡良的看法。其当年九月二十三日记载：“巳正，出门拜客。晤清弼，长谈。……饭后，会客，清弼来，又长谈，此人清正可佩。”当时张人骏（安圃）接替锡良任河南巡抚，陆宝忠正好与锡良一起离开河南省城开封。其九月二十五日记载：“九钟二刻行，至北门外官厅，锡中丞先在，略坐。安老率属跪安，予与清弼并立，答以回京转奏，即行。沿途送者络绎，行不数里即下舆周旋，皆送锡帅者。十一钟二刻至河干，偕锡帅在棚略坐。㬅伯、何绍轩及道府数人周旋毕，即祭河，登舟。东寅、谨菴皆依依，恩均、徐思勤、郭其章皆到船送，乃为予来者。栋甫送至道口。舟行约三刻，即登北岸。过新店，首府、县在道旁送。锡帅今日住新店，明日停一日，让予先行。”十月初九日，“夜饭后，锡清弼来长谈，此公见识卓越，其清风亮节，令人钦佩，与余颇相得，真畏友也。”

 

周馥（玉山）与陆宝忠交往不详，或许因为陆氏以周乃袁世凯私人而不满。光绪二十八年（1902）陆宝忠从开封回京途经山东时，与友人谈及时任山东巡抚周馥，颇为不屑。其十月初七日记载：“黎明起，请惺伯（送阿胶、挂面）登舟，谈良久，述周玉山种种乖张，专事谄媚外人，剥削百姓，可为叹恨！朝廷如此用人，其何能淑？”

 

陆宝忠还在日记中对照品评留美幼童出身的梁敦彦与唐绍仪（少川），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十五日记载：“梁崧生星使（敦彦）来答，谈良久。此君安详静穆，议论平正，绝无洋学生出身习气，较唐少川有静躁之别。”又与卸任盛京将军赵尔巽（次珊）闲谈，痛斥新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菊人）“庸妄”，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初十日记载：“赵次珊来谈，以徐菊人参财政局各员，愤愤不平。徐菊人到任后，一无展布，徒知媚外，经人弹劾，转疑前任运动，用此辣手，可谓庸妄。朝廷如此用人，焉得不坏？”对唐绍仪与徐世昌的批评，实际上又一次发泄了对奕劻、袁世凯势力的不满。

 

 

 

 

 

 

陆宝忠日记有许多关于个人日常生活的鲜活史料。无论古今中外，所谓宏大叙事式的大历史书写都很少涉及个人生命史。私人日记作为深具个性特质的私密性史料，则是这方面无可比拟的独特材料，但一般都比较零碎，个人生命史不会在日记中自然呈现出来。如何从日记重建个人生命史，是值得探讨的新课题。

 

关于陆宝忠家庭生活状况与日常生活情趣，前揭拙文曾利用其督学湖南日记做过详细介绍，可以参考。这里再就其个体角色定位与生命感悟提示两点：

 

一是陆宝忠政治立场保守，但并不守旧。一方面，陆宝忠并不是一个顽固守旧的人，对近代新事物不但不一味排拒，而且能够积极接纳。日记中有不少陆宝忠阅读翻译新书及新式报刊的记载。比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十五日，“数日看《泰西新史揽要》。”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二十二日，“阅上海译书公会所译各种，亦足增见闻。”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1902年1月23日），“阅《万国通史》前编。”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初四日，“午前，阅各报。饭后，略睡。补写杏荪信，计十三纸，索南洋公学堂已译书。”陆宝忠与晚清著名翻译小说家林纾（琴南）过从甚密，喜欢阅读林译小说。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十二日，“阅林琴南所译《红礁画桨录》，此君言情之作皆胜，惟太幽折，不及《茶花女》《迦茵小传》之明媚。”日记中还有陆宝忠喝洋酒、咖啡的记载，这在晚清高官中应该算是很时髦的了。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907年1月26日），力轩举给陆宝忠诊脉看病，建议他“酒不必戒，可服勃兰地（白兰地——引者注）及葡萄酒，加非（咖啡——引者注）亦可常饮（每饭后服之，茶宜少饮）。”陆宝忠还把其第三、四两个儿子送到日本、美国留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初九日，“三、四儿赴东洋游学，慕周送之，同行附日本使署参赞郑永邦伴。伊兄弟根底太浅，志气未定，余本不愿其远离，乃其念甚坚，当此过渡时代，亦未便强抑之，只得令其东游。付学费川资九百十五元，大约可敷一年之用，幸有柯亭、亮侪在彼，尚得所因依，至成否则仍在自为，父兄不能操其柄也。送其登车时，老人不无眷念，而伊辈自若。”其三、四儿从日本留学一年回来后，陆宝忠又通过熊希龄（秉三）联系两江总督端方（午桥），为三儿谋求南洋官费生（并带四儿自费），随驻美公使梁敦彦（崧生）赴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初五日，“熊秉三来，托其发电午帅，为三儿谋官费生，如得成，则四为自费生，于九月中随同梁松生赴美。”后因梁敦彦改署外务部侍郎，伍廷芳（秩庸）任驻美公使，陆宝忠又把三儿托付给伍廷芳赴美，四儿则再赴日本留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十九日，“以四儿今日重游日本，手书一纸告诫之。……十一钟，四儿行，叩别时，含泪谕之，乃母泪出如涌，而伊不甚眷恋，此乃年幼轻别离之常态，不足责也。”十一月二十八日，“夜间，三儿进见，勖勉之，以明日起程赴沪，随伍公使赴美游学，此去至少六、七年，能否学成，其学费敷用否，皆不可知，可谓冒险，然业已成局，只得听之。”陆宝忠认定其所处“过渡时代”，故在新旧之间不难取舍。

 

另一方面，陆宝忠也主张变法，属于比较温和稳健的改革派。他在戊戌时期反对康梁变法，在新政时期站在袁世凯官制改革的对立面，可能与变法的路线有关，或者说与政治派系利益有关。戊戌政变之后，在维新变法与清末新政之间的低谷时期，陆宝忠从友人处听说日本向西方学习的进步状况，表示了对变法的认同。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初一日，“柯亭到京，述东瀛诸事，整齐步武泰西，三十年来日增月盛，其人皆勤，无一游手好闲者，可见法之不可不变也。”庚子事变之后，清末新政展开，兴办新式学堂是其重要举措。陆宝忠任顺天学政，在从开封监临回京途经各府、州、县时，对各地兴办新式学堂很重视。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初九日，“七钟起，船已行四十里至泊头，属南皮。县令王树泰（号岳生，湖南人）来见，人尚老成。询以学堂事，现已捐富户书院，屋尚敷用，大约冬春可以开办。”十月十一日，“九钟至静海县（四十里），县令沈葆恒来见。询以学堂事，知已开办，静海风气先开，教习尚易延。”后来，当他的好友张仁黼（字劭予）在学部受到排挤时禁不住慨叹：“劭予之不容于学部者，以不能附和蜀党之故。学部尚书中无定识，而疑忌性成，将来必贻笑话。学务不能整饬，中国更无振兴之望矣，可为浩叹！”（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废科举之后，有人向陆宝忠建议复科举，他不以为然。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十八日，“王子祥来信，意欲予请复科举，可谓旧矣，置之一笑。”陆宝忠对新政是赞成的，但反对做表面文章。他在琉璃厂看到新设巡捕的功效，“惟设有巡捕，车马并不拥挤，行人亦不纷扰，此乃从前所无也。”（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一日）他在京师大学堂看运动会，引发对学习外人的感慨：“至大学堂观运动会。所谓体操者，乃练习筋骸，为卫生之助，而竞走一场，竟有争先晕倒者，是不特无以卫生，且因之伤生矣，殊非所宜。中国性质习惯皆幼，与外人殊，乃不学外人之坚卓忍耐，而独学外人之表面，且表面亦不能似，甚无谓也。”（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三日）陆宝忠与出洋五大臣端方、戴鸿慈多有联系，对预备立宪和官制改革，不同意袁世凯等人的激进举措，主张稳健改革。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初二日，“夜饭后，看立宪新书（书名《宪法启源》，陈澹然著），似有见地。国民程度太低，非迟至十数年来不可，目下只有养其萌芽耳。”陆宝忠主张把都察院改造为国议会，作为立宪政体之议院的基础，曾领衔上奏《请改都察院为国议会以立下议院基础而符立宪政体折》。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十五日记载：“曹东瀛来，言及都察院应建议仿照立宪政体，设立两议院以监察政府之制，目下即不能改，亦须徐图更张，以为议院之基础。此言深合予心。午后，约蔚之来，与之熟商，亦极以为然。现新设之资政院，一贵族，一元老，皆取其易于箝制，风闻所调之丁、陆、李、俞，尤为可笑。此特涂饰人之耳目，何尝为立宪计哉？台谏最为当道所厌忌，然稍存公道，敢发权贵之覆者，尚赖此官。设当吾为台长时，放弃此职守，将受天下之责备，且为国事计，亦不可不申斯论也。”八月十八日记载：“所上请改都察院为国议会以立下议院基础而符立宪政体折，奉旨交会议政务处议奏。饭后，赴台。路遇孙寿州，约三钟到寓。赶赴台中，匆匆即归。寿州已坐待，以折稿示之，极以为然，谓必赞成，与资政院双峰并峙，冀于国事略有补救。吾辈皆一心为国，绝无丝毫私见于其间也。”可见，陆宝忠为推动实现“改都察院为国议会以立下议院基础而符立宪政体”的主张，还曾与大学士兼资政院总裁孙家鼐（寿州）极力谋划，虽然并无结果，但其温和稳健的改革路线，与袁世凯一派甚至有废除都察院的激进主张显然不同。

 

二是陆宝忠对生命的感悟，发人深省。陆宝忠一生基本上还算顺风顺水，尤其早年从科举正途入仕，长期入直南书房，为天子近臣，深受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恩宠。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1900年1月10日），五十岁的陆宝忠在丁母忧二十七个月服阕之际，决计复出之后勉力报效朝廷。其当天日记载：“巳初，上祭，巳正，易吉服，亲朋来者将二十人。傍晚，恭请神主，至后照房中间，升祔先光禄公神龛之右。率家人行礼毕，撤灵座，从此事亲礼毕。十七日诣阙，当勉力报效，以答特达之知。时局虽难，人心虽坏，自有应尽之职，不必矫激以沽名，亦断不可淟涊以负国，中立不倚，不植党援，不通声气。倘万不可为，则引身以去，葆吾清白家风。人生如梦幻泡影，功名富贵，何足系恋，惟事事持正，不为威愒，不为利疚，可以自主，子孙能自立与否，亦不能预筹，听之而已。灯下志此，务随时警醒，勿坠先大夫遗训，及先慈鞠育教诲之苦心，至要至要。”随后，陆宝忠重回南书房，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官至都察院都御史，兼署礼部尚书。只是丙午官制改革与丁未政潮时，陆宝忠因站在奕劻、袁世凯势力的对立面而受到排挤，晚年颇为失意愤懑。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二十三日，他在日记中自我反省有谓：“予胸襟向本洒落，五十岁前不甚知愁，自庚子遭患难，忽变为多愁多病之身，然前数年尚有自寻娱乐之时，今年则体日衰，心日窄，觉凡事不足解吾忧，时时悲天悯人，触处皆增感慨。静定思之，国事之坏，关乎气数，断非少数人所能挽回，即假吾事权，亦自问无此才力。至家事亦尚粗安，且向于生计亦不甚关心，垂暮之年何苦自寻烦恼？从明日起，务割弃一切思想，或独坐以笔墨自娱，或出门访友，于无味中觅有味，养此余年。若再沾滞，大病将至矣。灯下书此，以冀醒悟。”特别是在朝廷勒令其停职限期戒烟之后，陆宝忠心境坏到极点，自己报国无门，而诸子又不成器。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十六日记载：“连日为三儿游学事彷徨不定，未免萦心。又以开缺后度日维艰，令坊（陆宝忠长子——引者注）辈竭力收束，而了无章程，尤为懊恨。夜与老妻谈，久聒之转有厌意。睡后思之，吾为人构陷，所失者官耳，身则无恙也，若幽忧成疾，则并身而失之，转堕小人之术中，岂不可惜？惟有强自，譬喻已往者追悔无从，未来者逆億不得，只就现在着想。坊若果能肩家计，则属万幸，否则，只有过一日捱一日而已，万不值以身徇之也。”陆宝忠在自己仕途遭受挫折时，特别为自己的儿子尚不能自立而发愁。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初十日记载：“沈雨辰、梦陶先后来，雨辰以东省隙地事，梦以折稿相商，大约望前可出。长谈家事，梦则尚有条理，出处均有办法；我家则一无收束，且儿女累重，群雏何以自立，此老人日夜忧愁之原也。夜与老妻谈，伊辈皆得过且过，了无愁虑，殊不可及。”十二月十七日，“崔先生明日即解馆，往订明年之约，务请早来，伊亦答应，五与苏皆不可一日无师也。昨得三儿自申来信，草率不堪，其心野甚。（早间作谕训之，不过姑尽吾责而已。）群雏皆失学，无一可以自立者，死倘有知，何以对先人于地下乎？思之痛心。”陆宝忠在回忆与张百熙（埜秋）、王懿荣（廉生）、黄绍箕（仲弢）、陈冕（冠生）同试南书房及五人不同命运时 感慨颇深。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8年1月29日）记载：“黄仲弢学使在鄂作古，回思辛卯九月同试南书房者五人，予以资居首，次张埜秋，次王廉生，次黄仲弢，次陈冠生，予与埜秋即被命入直，廉生甲午大考后入直。冠生次年即丁内艰，癸巳秋在京病故，予正分校出闱，哭之。廉生以祭酒带团，庚子城破殉节，谥号文敏。埜秋最得意，不数年官至尚书，声名俱泰。乃丙午冬忽大病，于今春逝世，予与之交最深，哭之至恸，饰终之典极渥，谥文达。仲弢连蹇数年，放湖北提学使，景况略舒，乃遽尔病殁。五人者仅予存耳，乃为人陷害，行将退休。噫！人生如梦耳，何必沾滞？以福命论，自以文达为第一。文敏之死至惨，而杀身成仁，自足千古。仲弢文采学问皆好，而遽至此。冠生福最薄，而家计尚裕。予矫矫自好，惟语言憨直，为世不容，家累太重，后顾茫茫，真不知作何结束也。”其时陆宝忠正因被朝廷勒令停职戒烟而身心备受煎熬。这与其说是陆宝忠感慨各位老友命途多舛，不如说是其对自己现实处境的悲观写照，同时也是对其所处时代前景黯淡的悲鸣。对照几乎同时代的晚清重臣张之洞在宣统元年（1909）病危之际所写的绝命诗“诚感人心心乃归，君臣末世自乖离；不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喻诗”，以此便可理解陆宝忠多年来“末世”感的深刻意蕴与历史宿命。

 

 

（文章来源：《安徽史学》2022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