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代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改造中国须首先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的第一人，是当时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李大钊。中国共产党对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认知的深化，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成为全社会博弈的命题。救国会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不认同国民党以社会中心自居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提出“民众力量中心”说，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为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民意支撑。抗战结束后，国共合作再次破裂，自称为社会中心的国民党政权最终走向崩溃，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新中国，成为李大钊建党时所希望的新中国的中心所在。

 

 

 

【关键词】

 

　　“中心势力”说　国共合作　李大钊　救国会

 

 

　　1937年，毛泽东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之际指出：“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精辟的论断，涵盖面其实可以延展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国共两党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经久不衰，成果丰硕。尽管如此，研究仍有拓展的空间。所谓国共合作，意在面对共同的目标，联合彼此的力量以形成推动社会革命的“中心势力”：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第二次国共合作则是为了实现抗日救亡。两次国共合作先后破裂，也意味着既有的革命“中心势力”的解体，得而复失。值得注意的是，此种构建“中心势力”的自觉，是与近代中国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的提出及其演进密切相关。近代中国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改造中国须首先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的第一人，恰是当时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李大钊，而中国共产党对此认知的深化，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成为了全社会博弈的命题。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感召下，救国会不认同国民党以社会的中心势力自居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提出“民众力量中心”说，促进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为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民意支撑。所以，不难理解，本选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域，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拓展国共关系史研究，而且也将有助于深化人们对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解。

 

 

 

 

 

 

　　所谓社会“中心势力”，是指在复杂的社会中起着引领、统摄和规范作用的核心力量，它体现了一定社会的本质特征。约瑟夫·泰恩特指出：“复杂社会聚集于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不一定坐落在地理位置上的中央，但它却是社会框架的象征性基础。”旧社会的崩溃与新社会的创立，不可避免地呈现为居核心地位的“中心势力”之新旧更替。

 

 

 

　　近代中国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的缘起，是与新社会力量的出现及其谋求救亡图存、改造中国的初衷相联系的。它肇端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1902年他在《新民说》中提出：腐败之清政府已不足论，今欲救国，当以养成国民能力为急务，而养成之主体不在当局，也不在多数小民本身，“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这里虽未使用“中心势力”一词，但所谓“中等社会”的命意所在，无疑与之是相通的。梁启超所说的“有思想的中等社会”，是指包括自身在内的近代知识阶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不单是指他所代表的立宪派，而且包括革命党人。在他看来，二者手段虽异，但是反对清政府的目标却是一致的，故“中等社会”要真正形成足以引领社会的强大力量，就必须两派“相互协助”。积极的协助是“以相扶掖为用”；消极的协助则“以不相妨碍为界”。为了建立起有力的中等社会力量，可以将大目标一致，但在现实中处于对立的不同派别或势力整合起来，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内在张力。我们固然不能说梁启超的这一思想影响了后来的国共合作；但是，这一思维的合理性，对于我们理解后者却不无启发意义。

 

 

 

　　进入民国后，尤其是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民族危亡有增无减，希望重建社会“中心势力”以求中国起衰振弊的呼声也日渐高涨。1915年黄远生撰文说：在国人“水平线上之本于利他心”的一部分人，“实为支配新中国潮流之中心”或叫“中心阶级”；现在却因民国徒具虚名而陷入悲观消极，不能有所作为，遂令国家社会“无由发达，乃至无由支撑”，“则吾国之前途，安得有望”？黄远生所谓“支配”潮流、“支撑”国家的“中心阶级”，指的也是知识阶级。在他看来，中国未来的希望系于这个“中心阶级”的奋起。1918年杜亚泉在《中国之新生命》一文中也认为，现今西方各国无不以“中等阶级为势力中心”；中国要创造“新生命”，也有赖于自身的“中等阶级”，即戊戌以来业已形成的具备“知识能力”的现代知识阶级。翌年，他又发表一篇译自日本杂志的文章《中等阶级论》，文中说：在日本广泛的社会运动，“皆为此辈所指导。故在日本之社会问题中，此中等阶级问题之意义，至为重大。而此称为知识阶级之中等阶级，其对于社会问题前途所负之任务，固亦非常之重大也”。此外，早年留学日本，曾任《申报》主笔的杨荫杭，在1920年也发出了中国需要建立“中心势力”的呼声。他说：“国家固应有柱石，所谓中心势力也”，现在中国军阀割据，分崩离析，“是虽有‘国家’而无‘柱石’也。无柱石，是无国家也”。他虽然没有说明“中心势力”具体指什么以及欲成之道何由，但把问题提得格外尖锐。

 

 

 

　　梁启超、杜亚泉诸人先后提出了“中等社会”“中心阶级”“中心势力”等概念，表达了对中国重建社会“中心势力”，以引领社会变革的期盼，但未能作进一步阐发，浅尝辄止。与之不同，李大钊不仅明确地揭出重建社会“中心势力”的时代课题，而且将问题提高到理论的层面，作了深入系统的思考。1917年4月，李大钊发表《中心势力创造论》一文，指出：“国家必有其中心势力”，才能谋统一与发展，否则，四分五裂，无以自立。自清朝灭亡后，中国社会失去了中心势力，各派纷争，一盘散沙。以原来立宪派与革命派为代表的“温和系统与激进系统”，本属新起的力量，二者若能相辅相成，何尝不能构成现代政治之正轨；但不幸的是，彼此植党为私，成冰炭之局，末流愈形纷紊离异，不相统属。“至今日国家所有之势力，皆不能为国家之中心势力”，这是中国现实政治的“绝大危机”。故当务之急，即在于“别造一种新势力以代之。此之势力，必以中级社会为中枢，而拥有国民的势力，其运命乃能永久”。此文的题目本身可以说明李大钊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是高度自觉。不过，其时李大钊还是一位民主主义者，因此，在文中他最终强调“由中级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未曾超越梁启超、杜亚泉，也是合乎逻辑的事情。

 

 

 

　　是文发表不到七个月，十月革命爆发，李大钊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的“中心势力创造”论也因之得以突破原有的樊篱，开始与明确的政治取向相联系，即以俄为师，创建中国共产党，从此跃上了新的境界。从1920年开始，李大钊与在上海的陈独秀已在紧张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然而，翌年3月，李大钊却连续发表两篇文章，继续讨论中国的“中心势力”问题。他在《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要考求俄罗斯革命的中心势力何在”，其最终的答案是：革命的“中心势力”，便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在另一篇文章《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中，李大钊惊叹俄国共产党组织力量之强大，仅凭60万党员，“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接着，他评论说：要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革事业，需效法俄国革命，先建立强有力的团体，以动员和组织民众力量。中国现有的政党无非政客团体，久为人民所厌弃；我们需迅速行动起来，建立“Communism”的“C派大团体”，即“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并与共产国际领导的“各国C派”组织相呼应。唯有如此，“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李大钊超越了此前的“中级社会”说，他所强调的“C派大团体”，指的就是即将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所谓“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就是坚信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即在于要成为引领中国走向光明未来的新的社会“中心势力”。

 

 

 

　　以李大钊为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对于改造中国须重建社会“中心势力”，实已形成共识。早在1918年蔡和森与毛泽东讨论加强新民学会组织活动时，就曾豪迈地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三年后果然诞生了“我辈团体”——中国共产党，而毛泽东恰恰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12位代表之一。1920年罗素在访华期间建议国人：中国改革之初，需仿效俄国革命，先组织起“需有一万彻底的人”组成的革命团体。其意是强调中国改革首先要成立团体，形成革命的核心力量。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对此无不表示深受启发与鼓舞。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也转述了罗素的建议，表示“我们竟没有那样的人，竟没有那样的团体，说到这里我们只有惭愧”，并主张中国应赶快“组织C派大团体”。7月1日，同样正忙于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一天之内发表3篇文章，评论罗素的建议。其中，陈独秀特别强调：相信罗素的话“或者是中国政党改造底一个大大的暗示”。“大大的暗示”究属何意？毫无疑问，同样也是指创建全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李、陈二人是有意识地对外宣传中国重建社会“中心势力”之紧迫性，为中国共产党诞生作必要的思想铺垫。

 

 

 

　　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不仅是催生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而且影响了其后的两度国共合作，然而，却长期被人忽略。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因为它代表终将改变中国的新社会力量和新世界观的出现。但其创始之初，对于如何应用马列主义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尚属知之甚少。在重建社会“中心势力”的问题上，也有明显的反映。

 

 

 

　　所谓重建社会“中心势力”，单就概念而言，它至少包含三个维度的问题：其一，“中心势力”是历史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因社会主要矛盾、时代主题与阶级力量配置等不同，其内涵是变动的，并非一成不变。社会中心势力可以是强固的国家政权，也可以是得人心的政党或政治集团。其二，“中心势力”的形成需要有主导力量的形塑，但它未必是单一的构成。如上所述，晚清时梁启超就曾提出立宪派、革命党可以联合起来，共同担负起“中等社会”的使命，实已触及了这一问题。但其多元的组合往往取决于主导力量的战略眼光与胸襟。其三，提出重建社会“中心势力”的目标是一回事，然而能否如愿以偿，则是另一回事。因为“中心势力”不是自封的，而是客观存在与社会所公认的。要言之，对一个政党来说，重建社会“中心势力”既是一个远大的政治目标，同时也是一种实现社会改造的战略自觉与价值取向。以李大钊为代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明确地提出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并将之与自己的政治信仰相联系的政党；但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还未能充分探究这一问题的深刻意涵，尤其缺乏战略的自觉。其时，中国共产党党员多抱纯洁的革命理想，“以为可以不经过国民革命而无产阶级的革命可以马上成功”。同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规定：“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原注文：英文稿此句为：‘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所以，党内不少人以为“中共应自为主体，放手大干”，“主张自己统一势力”。换言之，中国共产党既效法俄国革命，以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职志，其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自然也当如俄国大改革，是“以共产党为主而进行的”。重建社会“中心势力”的使命感是崇高的，但诞生之初的中国共产党还缺乏自觉的理论指导。

 

 

 

　　在共产国际引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始接触并逐渐领会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和主张建立革命的联合战线，懂得面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必须摆脱“独善其身”，从而自觉地走上了中国政治的大舞台。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确立了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实行国共党内合作的基础上重建社会“中心势力”，以推动国民革命这一全新的战略思想。这一主张最初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马林的大胆创意，并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所肯定，形成相关决议，最终被中国共产党接受。学界已有的研究，多着眼于中国共产党从主张国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变过程中，党内意见冲突及其与共产国际间的复杂关系。实际上，还可以从中国共产党重建社会“中心势力”思想深化的视域出发，探讨其摆脱最初的“幼稚”，跨出迈向中国政治大舞台关键性的第一步。

 

 

 

　　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大钊为回击国民党右派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质疑，明确指出：“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四审慎而始加入的，不是胡里胡涂混进来的”；“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这里所说的“理论”，自然是指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所说的“事实”，则是指中国国情与当下的时局现状。这提示我们，中国共产党重建社会中心势力思想的深化，正可以沿着这两个方面去探究。

 

 

 

　　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的重要一点，是强调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与本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同时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要研究具体的合作方式，“不要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要从具体的现实的各种现象出发”。列宁肯定了马林在爪哇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印尼社会民主联盟（印共前身）同组织松散，但颇具社会影响的伊斯兰教联盟合作的成功经验，体现了避免教条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道夫·宾评论说：马林的主张实际上是丰富了列宁的思想，“列宁最后派斯内夫利特到中国去，是他熟悉、接受和赞同‘斯内夫利特战略’的另一个事实上的证明”。马林提出“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多阶级的联盟’”的重要观点，构成了“自己的非正统战略的理论基础”，并为共产国际所接受。应当说，马林关于国民党是“多阶级的联盟”的观点，是他进而提出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通过党内合作，推动和实现国民革命的理论前提；不过，归根结底，更为重要一点还在于，他要人们理解唯有国民党才是领导国民革命的中心势力，即重建社会中心势力之所在。为此，从1922年年底开始，马林先后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前锋》上连续发表文章，反复指出：“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堪注意的一种现状，就是缺少由一个政党主持一种有规则的、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宣传。”“我们要问问：倘若没有一个党，就是最能干的国民运动的领袖，能够做出什么事来？”所以，必须“组织一个布满全国而有纪律的国民党”。又说：“我们可以成功一个强大的国民党，他的本质就是领导国民运动，联合国内一切革命势力而在中国人民群众中发展一种强大的民族精神。”需要指出的是，马林所谓国民革命中心势力所在的国民党，是中国共产党加入其中，实现了党内合作和“重新改造”后成为民族革命多阶级联盟的新的国民党。而力量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正是要通过这样的国民党，使自己走上政治舞台，并领导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我们的党员是应通过这个国民党去完成共产党的任务。”当然，马林也没有忘记提醒中国共产党注意：“保持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是这条路线的逻辑结论。”无论马林对国共两党的评说存在着怎样的不足，但他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的具体形式这一整体构想大胆而富有创意，表现了战略家的远见与气魄，是应当肯定的。道夫·宾称马林的这一构想为“斯内夫利特战略”，良有以也。

 

 

 

　　马林的提议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激烈的争论，也反映了彼此理论见解上的分歧。蔡和森坚持“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指责把工人置于国民党的旗帜下”，是违背党的原则。他主张另建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以抵拒国民党和确保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张国焘与蔡和森的意见相类。更有一些人认为，领导国民运动的中心势力只能是单一的政党，不应是多党的结合，“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帮助他们，不能扩大他们的影响”。这些观点的共同点就是否定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不赞成帮助国民党成为国民运动的中心，而坚持中国共产党特立独行。这显然不符合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有失教条。马林反驳蔡和森、张国焘的意见，指出虽然中国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有很多联系，“但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民族利益与外国资本家是对立的”，它们反对封建主义与军阀，尽管有妥协的一面，“但不管怎样，他们的要求是革命的”，“我们不能断言中国资产阶级对国民革命没有价值”。所以，双方分歧的根本点，在于对国民党性质的判断和对共产国际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的理解。李大钊与陈独秀实为促成国共合作最重要的两位推手，他们对此问题的认知，尤其是后者态度的转变，最能表现中国共产党重建社会中心势力思想的深化。

 

 

 

　　李大钊是系统阐述中国改革须首先重建社会中心势力，且以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使命也正在于此的代表性人物；但同时，他又被公认是“国共合作的一位适当主角”。事实上，从马林提出国共合作的观点伊始，李大钊便与之站在一起，成为促成国共合作最重要的推手之一。这一现象耐人寻味。1923年4月，李大钊先在《向导》发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指出：国民党应听从国民的呼声，挺身而出，“树起旗帜来让民众——反抗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是工人、是学生、是农民、是商人，都集合在国民党旗帜之下，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他主张“要使国民党普遍于全中国”，“成功一个全国国民的国民党”，无异是说应发展国民党使之成为改造中国的中心所在。可能是担心话说得还不够通透，一个月后，李大钊接受《北京周报》记者采访，专门“就中国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问题”，进一步发表了系统的看法：任何国家欲行“根本改造”，“都必须有其中心不可，我们首先要创造出作为中心的东西，然后再采取进行改造的程序才可以，单单靠堂皇的口号，是为真正的行动家所不取的”。而在当下如何造就这个改造中国的中心呢？他自问自答道：“以我个人的见解，就是首先以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心，除了使它更大更有力量以外，一点其他道路都没有。”从刊出的采访文章的题目便不难看出，这是李大钊关于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观点的进一步生发。继此前的《中心势力创造论》《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之后，李大钊的这一篇记者访谈，说得更加明确。而且从题目看，也恰成系列：提出命题，着手建党，制定策略。这一合乎逻辑的演进本身，清楚地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最终决议以国民党为国民革命的中心的思想的发展脉络。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访谈中，李大钊既举例说明俄国大改革就是“以共产党为主而进行的”，依照逻辑引申出的结论应当是：中国大改革也应当“以共产党为主”——其第二篇文章就是持这样的观点，然而，他却径直得出了以国民党为中心的结论。所以，若问李大钊由“从建党入手”转到“制定策略”，即改变为主张以国民党为中心的逻辑前提是什么？笔者以为那便是李大钊认同马林的论断，即“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松散的“多阶级的联盟”。这一论断虽然为共产国际所首肯，但是在中共党内，张国焘、蔡和森等人是反对的，他们认为不能否定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实际上，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与说它是松散的“多阶级的联盟”，二者并不矛盾，也并无本质的分别。李立三后来评论说，“国民党到底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还是民族革命的各阶级联盟？这是有历史证明的”，“所以这样的党，的确随便‘叫它什么都可以’。所以这样的党，在民族革命的阶段上，是可以使它成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并且可以使它随着革命的发展与深入而转变它的阶级内容——从民族革命各阶级联盟到工农联盟。后来的事实完全证实了这一可能（指1924年国民党改组——引者）”。张闻天在后来论述中国革命问题时也提出：“国民党在那时并不是一个阶级的政党”，内部包括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等，“经过国民党的形式，共产党可以吸收最广泛的革命民众到革命运动中来”。所以，根本的问题在于：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加入国民党，借助它并对之加以改造，从而推进国民革命。如果不是停留于抽象的概念，而把握其本质，马林的论点无疑是真正深刻的判断。李大钊沉稳低调，重实际不尚空谈，但每到关键时刻实际上都是力挺马林。当然，李大钊没有忽略这一切的必要前提：国民党必须改组，共产党员要在其中起先锋队和领导的作用。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系统阐述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的李大钊，成为党内始终支持马林和促成国共合作的“主角”，本身即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重建社会中心势力思想具有可贵的内在张力。

 

 

 

　　陈独秀不同于李大钊，个性倔强，富有鲜明的理论品格。最初陈独秀激烈反对马林提议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于1922年4月初致信共产国际的吴廷康，提出6条反对的理由。其中最核心的一条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据之基础不同。”陈独秀认为，前者若加入后者，便是阶级的“信仰全失”，“永无发展之机会”。然而，陈独秀只强调两党阶级基础与信仰具有不容调和的一面，却未能顾及受落后社会经济的制约，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及其分合的多样可能性。不过，仅过两个月，陈独秀的观点就发生了变化。同年6月，陈独秀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指出：中国政治的现状是各阶级及其政党都是“萎弱”的，“孤军奋斗的国民党，我们极尊重他有民主革命的历史，现在他还本着民主革命的精神进行”，但因党员甚少，不足与军阀抗。所以，“我们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至此，发展国民党为社会中心的结论，实已呼之欲出。故同年8月26日国民党的《民国日报》在刊登此文时，特意加了“附识”，径直说明：本文既称许国民党有民主革命的传统，“那么中国要组织强大的政党，最好的方法是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都来加入国民党”。陈独秀是文发表在西湖会议之前，由此不难理解，何以在西湖会议上，陈独秀仅轻轻地提出只有孙中山取消打指模、宣誓的规定，自己才能同意加入国民党。因为此前，陈独秀已开始认真考虑改变原有的想法。西湖会议后，陈独秀很快又发表《国民党是什么？》。在对国民党的成分作了仔细分析后，他指出：“我可以说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因为他的党纲所要求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个阶级的利益。党员的分子中，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此时，陈独秀对国民党性质的判断，虽然没有使用马林的松散的“多阶级的联盟”的提法，但彼此无疑是相通的。在中共“三大”之前，即1923年4月17日，李大钊发表的《普遍全国的国民党》，肯定了国民党是全国革命的中心与领导力量。有趣的是，在次日即18日，陈独秀也发表《怎么打倒军阀》，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凡属民主革命分子，若当真要革命，便应该集合在民主革命中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才有推倒军阀的希望。若是大家都想别树一帜，这便是游戏，出风头，不是真要革命，如此做法，只有使革命势力分散不能集中，只有使北洋军阀延长生命。”这说明了两点：一是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重要领导人在宣传行动上是协同进行的；二是陈独秀思想转变的理论前提，同样是认同了马林的论断。随后，中共“三大”通过了由陈独秀起草的宣言，肯定了“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这是水到渠成，势所必然之结果。道夫·宾在《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中说：人们相信，中共“三大”“虽然宣言是陈独秀起草的，但事实上表达了已为共产国际所同意的斯内夫利特的思想”。洵为客观的判断。

 

 

 

　　李大钊所说的“事实的研究”，是指摆脱理想化与浪漫情绪，客观面对现实，承认实际力量的对比有不得不然之势。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总结说，“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后来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参加现实的运动”，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形。这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国民党的力量不容小看。中国共产党创始之初，党内许多人只看到国民党内部涣散、腐败的一面，便简单地加以全盘抹杀，甚至视同无物，“以为国民党已经消灭了，没有什么作用了”。更有甚者，将孙中山与北洋军阀相提并论，“批评得一文不值”。但实际上，国民党仍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在华南地区更握有地方权力，于全国政治角力中举足轻重。而且，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派的一面旗帜，影响更不容轻忽。马林称国民党是“中国最大的真正的政党”，并无夸张。有人致书《向导》说：“革命的大本营，即是国民党”，“中国民主派孙中山先生是革命首领，他始终都是主张革命，现在除空想家外，无论如何反对他的，即是反革命，即是复辟”，也说明了这一点。1923年北方的《益世报》发表社评预测时局，甚至认为不仅“南方势力终必以中山一派为重心”，而且“来日北方各派势力衰退之日，亦即中山取以代替之时”。中国共产党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周恩来说：“我们试看年来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在广东奋斗的经过，便知全中国中真能集实力与北洋军阀抗的实仅此一支孤军。”瞿秋白在回应党内对加入国民党的质疑时，指出：“譬如我们要刻一个图章，内有共产党或其他字样，在上海就不能拿至刻字店去刻，在广州就不成问题。由此可见这个政策有利于我们。”这反映了对国民党势力客观存在的一种尊重。抗战时期毛泽东曾说，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此言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也适合。李大钊对此问题有高度自觉。李大钊与孙中山交谊甚笃，曾与其彻夜“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故相知亦深。李大钊告诫人们，欲改造中国，舍“以中国国民党为中心”，其道无由；并号召中国青年，归集于“我们中国的革命老祖孙中山先生旗帜之下”，共同奋斗。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对其历史地位的评价也是最到位的。可以说，当时唯有李大钊清醒地高举起孙中山的旗帜，对促成国共合作起到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其二，渐生自知之明。“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形势逆转，是一个重要转变点。蔡和森在做党史报告时指出：“在‘二七’以前的工人运动是勃兴时期，我党同志当时都抱乐观的态度，以为可以不通过国民革命而无产阶级的革命可以马上成功”，但罢工失败引起了党内普遍的反思。蔡和森将全部教训最终归结为四个字：“孤军奋斗”，并谓中国共产党人从此懂得了“工人阶级独立的争斗是不能得到胜利的，而必要有各阶级的援助”。其实，在此之前，党内有识之士已有同感。马林早在西湖会议前就曾建议中国共产党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应该“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通过这一切，会获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门径”，否则，“前景是暗淡的”。李大钊、陈独秀也先后理解了这一问题。1923年李大钊曾对初次来华的鲍罗廷说，未经改组的国民党固然未能承担国民革命的使命，“不过，如果由共产党来担当这个使命，恐怕为时尚早”，故国民革命的唯一出路在两党合作。“为时尚早”的结论，斩钉截铁，给人以不容置疑之感，尤其意味深长。1923年7月陈独秀致信共产国际萨法罗夫，提醒他注意中国的真实情况，不要低估了国民党与孙中山：革命只能用国民革命的旗帜，若用共产主义旗帜会吓跑许多人；故国民革命当下只能由国民党领导，这是中国社会经济不发达的必然。陈独秀反过来给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做工作，足见其反省之深。

 

 

 

　　其三，相信孙中山的意志难违。孙中山意志坚定，有足够的胸怀容纳百川，但却不能容忍有与之平起平坐的反对党。孙中山曾说道：“此次改组，所希望者何事？就是希望吾党造成一中心势力。”虽然他批评邓泽如来信主张反共，但同时也不把陈独秀等人放在眼里，以为“此乃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并声称俄国的合作者是国民党，“何有于陈独秀，如不服从吾党，吾亦必弃之”。马林从一开始便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故提醒中国共产党党外合作行不通，应改弦更张，行党内合作。而陈独秀等人一开始坚决反对这一主张。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甚至说，孙中山未必不会改变自己的主张，后悔当年未能坚持己见，继续做说服工作。这只能说明他们低估了孙中山。而李大钊能与孙中山促膝长谈，自然是深悉孙中山以国民党为中心势力、以自己为革命领袖，是其不容触碰的底线。正因如此，李大钊能因势利导，成为公认的“国共合作的一位适当主角”。

 

 

 

　　总之，李大钊所谓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事实上详密研究的结果，是将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的善果。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重建社会中心势力思想的深化。这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中心势力”的确定要具有全局意识。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报告说：“我们党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必须发动一个能联合所有群众活动的由集中的政党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强调的是全局意识；同样，陈独秀亦提醒中共党员，为了集中革命势力，打倒军阀，必须集合于国民党中，使之成为强有力的革命党，否则将分散革命势力，延长军阀生命，强调的也是全局意识。他们明白，所谓“中心”须是足以维系全局的重心，当下唯有最具实力的国民党能担此重任。第二，“中心”是分层次的。中国共产党重建社会中心的使命没有变，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其目的是为了改变它，改变它的纲领，并使它能够密切联系群众”，推进国民革命发展；“参加国民党的我党同志是真正的革命先锋队”。换言之，“中心”是分层次的。中国共产党支持国民党发展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势力与领导力量，但它本身就必须是引导国民党改革的动力，成为“中心”中的中心，即是形塑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主导力量。第三，“中心”建设的关键是领导权问题。保证国共合作重建社会中心势力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保持独立性与领导权。马林从一开始便提醒中国共产党注意，加入国民党务必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邓中夏曾形象地指出，“领导”与“领袖”是有区别的，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袖”，“好似总司令”；而真正领导各阶级上前线与敌奋斗者，“乃是无产阶级，好似总指挥”，故中国共产党要自觉去“争取革命领导权”。尽管这一论断未能落实到位，尤其是后来在领导权问题上出现了失误，造成了革命失败的严重后果；但是，中国共产党重建社会中心势力思想之深化，初步形成了自身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思想，进而深刻影响了其后政局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由“以共产党为主”，毅然转向以国民党为“中心”，并非放弃立党的初衷，而是走向成熟，表现出了审时度势的心胸与远见。国共合作，彼此双赢：国民党获得了新生，中国共产党也为自己迈向中国政治大舞台，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二者合力，共同为国民革命开辟了道路。所以，毛泽东高度评价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假如没有国共的合作，在中国就不会有国民革命。其后，虽然由于国共分裂，初建的新的社会中心势力不复存在；但是，随着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这个原本限于中国共产党内的议题，进一步演变为全社会博弈的命题，并成为助益、催生国共再度合作的重要因素。

 

 

 

 

 

 

　　1927年国共分裂，国民党执掌政权，表面上实现了南北统一，实则新军阀割据纷争依旧。1929年5月，蒋介石在解决桂乱、志满意得之时发表《和平统一》一文，宣称：“现在中国国民党，已形成为国中唯一之中心势力，而国民政府之组织，即由此中心势力所构成”；而中心势力关乎国之治乱，有敢于挑战者，“则中心势力之本身，自足以制裁之”。国民党以社会中心自居。然而，1930年中原大战再起，接着又在江西“剿共”，内战不绝；九一八事变后，更是国难当头。国民党愈益四分五裂，其政权既无法保境安民，所谓“国中之唯一之中心势力”，实成自我讽刺！

 

 

 

　　耐人寻味的是，1932年9月即九一八事变周年之际，胡适却在《独立评论》发表《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一文，公开与蒋介石唱反调。胡适指出，国民党作为“社会重心”早已不复存在，当务之急，在于重建“社会重心”。他认为，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意气奋发，人心所向，确曾建立起了“一个簇新的社会重心”；但国共分裂后，国民党缺乏远大政治眼光，不能收拾人心，实已渐渐失去了“做社会重心的资格”。胡适所说的“社会重心”与“社会的中心势力”，意涵相通。他将“社会重心”得而复失，归因于国民党失政，这反映了其反省与批判的锋芒。胡适提出的本是积极的命题，但遗憾的是，随后他却陷入与蒋廷黻等人延续数年之久的“民主与专制”之争，满足于空谈民主与西方宪政。缘是鼓吹专制以强化国民党政权的呼声，随之浸浸而起。例如，《大公报》的王芸生便认为，国民党已“隐然形成领导复兴的中心势力”，政治现状固然并不令人满意，但国难当头，“我们既是中国人，便不忍心去撼动这一点仅存的中心势力”。

 

 

 

　　胡适的“重建社会重心”说异化为“加强国民党中心势力”说，反映了社会普遍的心理：不满于国民党涣散无能，但因恐共心理与心忧国难，不免投鼠忌器，又表现出对国民党“中心势力”动摇的担忧。直到1935年年底《大公报》社评还这样写道：北方局面败坏，责任在中央政府，“自十七年以来，政治上从未得民心，一般舆论，既拥护统一，反对分裂，但同时不满于政治，此二者，皆事实也”。反映的正是此种分裂的心态。但是，以“一二·九运动”为转折点，随着上海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此种分裂的心态终被超越了。

 

 

 

　　华北事变与国民党对日一再妥协退让，引发了1935年底北平“一二·九运动”并席卷全国。它使全国人民压抑已久的爱国怒火猛烈地迸发出来。感觉敏锐的《大公报》很快就意识到，这场学生运动正成为国民心理变动的风向标：在此之前，普通国民的心理，“原为维持政府。即一般心理，反分裂，反内乱，拥护统一”，“故近年国难严重，而政治中心之基础则安”；现在则不同，以为“统一的政府，必须实际为能负责救国之政府”的认知，正成为“强烈之要求”，愈益彰显。学生是单纯的，既无权欲，也无党派之私，其勃然而起、质疑政府，反映出“中国思想界无形之危机”。社评特别提醒当局注意，国民心理虽然抽象，“然确实存在，且有极大势力”，不能掉以轻心。

 

 

 

　　《大公报》的观察虽不失敏锐，但其后时局突飞猛进，仍大出其所料。受北平学生运动影响，上海各界救国运动不仅应声而起，且迅速走向联合，形成了全国抗日爱国运动的中心。1936年1月，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以此为基础，他们复于5月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二者以下均称“救国会”）。继学生运动之后，救国会成为民间推动抗日救国运动高涨的一面旗帜，将时局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时人撰文指出：救国会会员多达几十万人，还不包括无数的同情者，“就是这许多人的力量加在一起已可燃烧起全国抗议的怒火”。事隔数年后，范长江谈到当年救国会推波助澜，对促成全国抗日救国运动迅速走向高潮所起的巨大作用时，依然钦佩不已：“救国会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抗日大团结，也只有救国会才第一次完全公正无私地容纳了各方抗日的意见，批评了当时各有关抗日的各党各派的主张，而忠实地提出了各阶层一致的要求。也只有救国会才第一次溶合了各阶层当时抗日的意见，而得到各阶层一致的拥护。”“很显然地，救国会那时已成了抗日联合战线的大集团，主张抗日的各党各派都在救国会的旗帜之下发动各地方的组织。”

 

 

 

　　救国会所以能成为一面旗帜，端在于大胆地揭出了民间版的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民众力量中心”说，抗衡国民党以自我为中心，而让人耳目一新。其内涵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章乃器在《四年间的清算》中指出，“我要大胆地清算过去四年间的功罪得失”。几年来，在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杀戮了多少的勇敢有为的英俊青年！毁灭了多少的田园庐舍！消耗了多少枪械弹药！”到如今，外无以攘，内不得安，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他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纠正自己的错误”，“马上停止‘剿匪’”，“由误国而变为救国”，承担抗敌救亡的责任！上海妇女救国会在《把枪口一致对外》一文中也指出，“中国人民再不愿听到先安内后攘外的鬼话来继续内战，再不愿看见‘敦睦邦交’‘合作亲善’，来奔走出卖国家和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共同对外。救国会诸人的愤激言论，集中反映了国人对于国民党当局热心内战、奉行不抵抗政策普遍的愤怒情绪。

 

 

 

　　第二，强调民众的力量才是抗日救亡真正的“中心力量”。九一八事变前的《大公报》对于国民党是不满的，故1928年6月1日即国民党进占北京前夕，其社评却断言，当下的中国“未有完全符合社会公意之中心势力”。显然，它不承认国民党是社会的中心所在。但九一八事变后，与其他亲国民党知识分子一样，《大公报》却一反常态，改口称国民党政权终究是社会的“中心势力”。然而，这时邹韬奋却对此提出大胆的质疑：抗日救亡“这种斗争的中心力量在哪里”？并认为，“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中国的勤劳大众的组织。这样的中心力量才有努力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因为他们所失的就只不过是一条锁链”！蒋介石早就宣称，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是中国社会不容动摇的“中心势力”；现在邹韬奋却提出“中心力量在哪里”的质疑，并最终归之于有决心和勇气抗日救国的广大民众，无异于公开否认了“国民党政权中心”说。而在1936年年初，为压服民众的爱国运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布《告国人书》，宣称：“本党为一切革命发动之枢机，我政府为唯一有权力之机构，责任重大，不敢稍忽”，“其有不听劝告”，“当予以最后的严厉之制裁”，表现出以社会中心自居，咄咄逼人。但是，救国会却针锋相对地反驳说：“中国的抗敌战争，谁都不能否认中心的力量还是民众”，为了战胜敌人，唤起民众与组织民众比军事力量更迫切，所以政府“必须立刻解除舆论的压迫，开放民众组织的自由”。相信人民自身的力量，救国会自觉有底气。它表示自己只是民间团体，无意争取政权，也不想与政府对抗；但又声明，“我们自然可向他（指国民党政府——引者）提出人民的要求，而同时对他表示我们的力量——那就是说，如果他无理压迫我们，我们的群众力量是能够冲破压迫的”。救国会以民众的代表自任，提出抗战救国的诉求。这里所谓“人民的要求”“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群众力量”，足以“冲破压迫的”，此种提法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彰显救国会在现实斗争拥有了凝聚人心的合法性。

 

 

 

　　第三，坚信建立抗日联合战线是体现“民众力量中心”的唯一途径。沈钧儒等人指出：抗日救国大业决非任何党派或个人所能包办，要达最后胜利，“必然要依靠全民族的一致参加”。这就是建立包括各党各派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刘少奇也强调,中国人民中存在着“民族解放的铁一般的中坚力量”，需要通过统一战线的形式去加以组织，这是“中国目前的中心问题”和战胜侵略者的“中心关键”。为此，救国会提出了三点主张：一是国民党要反省过去，主动促成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统一战线。沈钧儒等人认为，九年前国共可以联手反对军阀，今天为民族救亡计，何以不能再度联手抗日？他们特别提醒国民党：“现在共产党已经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国民党却并没有表示”，这将失去民心，于自己不利。同时，他们也希望共产党在发表“八一宣言”后，能进一步采取和解政策，促进国共合作。二是关于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救国会宣言认为，“政治领导之权谁属，在平时要看谁能适应人民的要求，在目下要看谁能切实领导抗日战争”。国民党既是当权者，负责任也最大。它若能纠正以往错误，切实领导抗战，其在政治与军事上的领导地位，“是不必顾虑的；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很自然的取得领导地位”。这就是说，谁能在统一战线中取得领导权，取决于他是否能真正起到实际领导抗战的责任。如前所述，邹韬奋更进一步提出“领导中心是受着大众的领导，也只有受着大众领导的中心才能成其为领导中心”。其意是说：领导权无论谁属，归根结底都必须体现人民大众的意志，并为其所认可。这自然更将问题引向了深化。三是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基础问题。救国会认为，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是实现各党派合作的基本条件。当前需要召开一个各党各派的“合作抗日会议”，同时还需要一个以普遍选举方式产生的“国民救亡会议”，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救国政权”。《生活日报》上还有人主张召集国防会议，作为“决定民族解放运动策略的最高总领导机关”。

 

 

 

　　第四，主张为实现上述目的，“人民自己”必须“先联合起来”。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上，筹备代表报告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的目的是促进停止内战，一致联合抗日；但是，“人民自己假使不先联合起来，便无从促进各党各派合作的”。大会宣言更明确指出，救国会自身的历史使命在于推动统一战线的建立，它向各党各派提出五条“建议”，实则是承诺，其中以下三条最重要：“各党各派立刻派遣正式代表，人民救国阵线愿为介绍，进行谈判，以便制定抗敌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愿以全部力量保证各党各派对于共同抗敌纲领的忠实履行”；“愿以全部力量制裁任何党派违背共同抗敌纲领以及种种一切足以削弱抗敌力量的行动”。这种概括使救国会的使命更加系统化、制度化与理想化。

 

 

 

　　事实上，救国会是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感召下，奋然而起的。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国共产党独立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深重，还在长征路上的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时移势易，此时要建立的统一战线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统一战线，固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中国共产党借重统一战线重建社会中心势力的战略目标不变。1937年5月，毛泽东说：从“九一八”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是为“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其中包含的西安事变等一系列重大事变，“都是直接围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历史要求的”。我党在此阶段内提出的这一号召基本上是实现了；而为新时期开辟先路的，就“是学生界、文化界、舆论界的救亡运动”，即“人民更大规模地起来为救亡而斗争”。这实际就是指“一二·九运动”与以救国会为代表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普遍高涨。因之，中国共产党对救国会高度关注，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机关报——巴黎《救国时报》，全文转载了救国会的宣言和政治纲领等文件。编者还在按语中指出，救国会的成立“显然为我国救国运动最重大的进展”，其宣言及纲领是“我国救国之最重要的文件”。“最重大”“最重要”的提法，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救国会所发挥的社会影响力的高度评价。也正因如此，《救国时报》突出强调了以下三点：其一，明确指出救国会关于国共再度合作的倡议，是一剂抗日救亡的“苦口良药”：“不抵抗无以救亡，不缔结联合战线无以抵抗，不争取国共合作，无以形成联合战线。四位先生不辞大声疾呼，正给了我们以良好的示范，就是我们要以集锐坚定的态度，来争取国共合作的实现。”其二，称赞救国会提出“民众力量中心”说是完全正确的：“人民是推动各党派停止内战、进行团结的主要动力。因此，人民应争取民主权利，来巩固、扩大其本身的这种动力。”该报强调人民不仅是推动团结抗战的“主要动力”，而且有争取民主权利，进一步扩大、巩固自身力量的合法性与必要性。这既是呼应了救国会的诉求，同时也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即“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相一致。缘此，也就不难理解，当时毛泽东在致沈钧儒等人的信中明确表示，“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尤其表示拥护以民众力量为中心；“我们认为苏维埃和红军是属于人民的，我们绝对的尊重与执行人民对于我们的批评、意见和要求，并准备在各种问题上听凭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之民主的裁决”。其三，号召社会各界团结起来，与救国会采取一致的行动：“凡海内外各界同胞，应当以该会的主张为一致奋斗的目标，应当团结起来与该会为一致之合作。”这也印证了范长江所说：“救国会那时已成了抗日联合战线的大集团，主张抗日的各党各派都在救国会的旗帜之下发动各地方的组织。”总之，救国会以“民众力量”为中心、建立各党各派抗日联合战线的诉求，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目标相契合；而在当时的语境下，救国会作为全国性的民间团体，其大声疾呼、推波助澜，“正给了我们以良好的示范”，即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又有别于后者，非同凡响。

 

 

 

　　与此相反，救国会的主张对坚持“一党专政”的国民党，却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使之陷于尴尬的局面。这不仅是因为救国会主张“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抗日大团结”，揭出了抗战救亡的主体与“中心力量”是民众自身的时代主题，从而在现实斗争中占据了民意与道德的高地；同时，也令国民党以“革命机枢”“唯一政权机构”自居的所谓“社会中心势力”，相形见绌；而且，救国会自认负责促成各党各派联合战线，这就不仅要求各方与之谈判，还要求各方接受统一纲领制约，由此建立“统一的救国政权”。然而，这个“救国政权”与国民党现政权的关系是什么？救国会并没有予以明确界定。但救国会宣称，国民党只要能纠正以往错误，真正领导抗战，其领导地位“是不必顾虑的。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很自然的取得领导地位”。换言之，国民党在未来“救国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是不确定的，仍需努力争取才可能得到。尽管这只是救国会诸君难免“天真”的表述，但让当政的国民党“情何以堪”！更甚者，在当时“通共”本是弥天大罪，“剿共”更属国民党的“国策”，而救国会却公开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剿共”，主张国共合作，以促进统一战线的建立，无异于为共产党“正名”，这同样为国民党所不容。所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大为震怒，当面对沈钧儒等人说：“你们有了全国性的组织，又有独立的主张，那就是对抗国民政府的，那不是要另组政府又是什么呢？”要求立即解散救国会，并威胁说：“否则今天便把你们扣留起来！”“你们要做民族英雄吗？那就让你们尝尝民族英雄的滋味吧！”

 

 

 

　　然而，形势比人强。正如《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所言：“全国人心趋向很显然了！再要违背人心，局面不会安定了！” 1936年底，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袖，却使国人联合抗日的要求更趋激化，“七君子事件”也成为激成西安事变的一个客观因素。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通电提出八项主张，其中一项就是要求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分子。而毛泽东亦说，西安事变的发生，确受数种势力的影响，其中第二种势力便是“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最终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如果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实现国共合作的“临门一脚”；那么，强有力的“供球手”，则当是救国会提出的“民众力量中心”说推动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普遍高涨，唤起的强大民意。

 

 

 

　　救国会诉求的核心内容是建立抗日民主制度，故提出了几种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制度设计：由普选产生的“国民救亡会”“统一的抗敌政权”“共同抗敌纲领”和各党各派的“国防会议”等。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在国共合作确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政策的层面上将之进一步具体化，表现了足够的诚意。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这是总体诉求。同时，就统一战线的具体组织形式，又提出三种带有全局性的政策建议，以供国民党选择：一是“国民党本身变成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持其独立性；二是“各党共同组织民族联盟”，拥戴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各党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以至地方各级共同委员会，执行共同纲领，处理共同事务；三是“没有成文，不要固定，遇事协商，解决两党有关之问题”。中国共产党以为第一种组织形式最好，第三种乃不得已而然。显然，这些建议是合理的，也是积极的。国民党的方案则是：“不仅共产党要尊重本党，服从领导，国内现存一切党派，都必然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范长江将之概括为：“设法取消其它党派，使之一律加入国民党。”这显然与建立统一战线的精神相违。由于国民党拒绝共产党的前两种方案，统一战线的运作方式最终只能限于最欠效率的临时性磋商的方案。因之，毛泽东指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毛泽东虽然肯定国民党转向抗日方面是一种进步，但又指出，其坚持“一党专政”阻碍了统一战线的发展。

 

 

 

　　在“皖南事变”发生、国共合作陷入严重危机时，范长江曾著文评论说：抗战与民主是相互关联的存在。1937年国民党三中全会虽然宣布结束内战，但其结束的方式却是系于一党专政制度之下，作事实上认可。因此，西安事变只是一时修改了国民党若干政策，而没有为抗战建立必要的政治制度的基础。换言之，“这就是关于抗战建国中政权的性质问题，是由抗日各阶层联合专政，还是由原来的一个阶层专政？是由抗日各党派用民主方式共同治国，还是由‘一党治国’？三中全会没有坦白提出而且解决这些问题等于一个暗疾，事先没有除根，以后当然发作”。所言不可谓不深刻。抗日统一政权性质的模糊化，助长了国民党以自我为中心的冲动，而使统一战线呈现弱化，甚至虚化。同时，以《大公报》为代表的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也在大力鼓吹抗日救国必须“以国民党为中心”。该报发表一系列社评，强调中国今后势不容再谈各党各派，应当只成为一个党、一个派，共同接受蒋介石的领导；“今天必须取消的是党派感情与党派利害的观念”，“共同拥护政府，拥护领袖，拥护抗战到底”，“使党派关系，渐融化于无形”。在王芸生看来，抗战救国“其方式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由其他政团及大多数无党无派的国民共同培植督促这个中心，一同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张季鸾则提出“国家中心”论，进一步将“以国民党为中心”系统化、理论化。王芸生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张季鸾的“这种‘国家至上论’和‘意志集中论’，在当时曾经起了帮助蒋介石独裁的作用”。

 

 

 

　　第二次国共合作不同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情况更为复杂。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的是党内合作方式，共产党希望通过改造国民党成为革命的政党，推动国民革命以实现重建社会“中心势力”的目标。第二次国共合作则采取党外合作方式，希望通过承认国民党是全国抗战的领导力量，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当时告诫党内同志说，有人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权宜之计，“然而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换言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是团结抗日的强大武器，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最终实现重建社会“中心势力”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由于国民党坚持以自我为中心，力图消灭共产党与其他各党派，故中国共产党充分吸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从一开始便对在统一战线中自身的独立性与领导权问题，保持高度自觉。毛泽东一再强调：对国民党的破坏，我们就要斗就要争，其中就包括争夺领导权。我们要警惕，不要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覆辙。然而，在此种情况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地位及其代表的“民众力量中心”，将如何体现呢？这个问题与党史学界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的争论是相关联的。刘大年认为，国共在抗战中各有自己的领导地位与作用，无法否定，如同地球有两极，而非一极。二者的领导作用“是从又统一、又矛盾斗争中来实现的”。其状况，可以表述为“对立统一运动系统或法则”。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当时任何社会团体都无法独立承担起领导抗战的伟业。二者既没有形成共同领导的结构，也没有“某种形式的谁先领导谁后领导的过渡，于是不平衡、不稳定的对立统一中运转的领导状况，就成为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成为唯一可行的、无可代替的了”。刘大年的说法自有合理性，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在国共两极构成的抗日统一战线这架天平上，其“中心”地位或“民众力量中心”的体现是动态的过程，其“领导中心”的确立，最终将取决于民众的意志；同样，此种动态的过程也不可能脱离民意的选择。在皖南事变发生后，范长江指出：国民党“弄成现在的僵局，不但国共两党不能亲密团结，而且其余一向反对共产党的，比较倾向赞助国民党的在野各党也不得不继续‘民主政团同盟’，向国民党要求民主了”。这说明，天平正逐渐倾向了共产党一方。黄仁宇也肯定这一点，他亦认为，抗战胜利后，“历史发展之重心，实已逐渐转移至对方中共那里去”。抗战结束后，国共合作再次破裂，自称为社会中心所在的国民党政权最终走向崩溃，中国共产党却创建了新中国，成为李大钊创党时所希望的名副其实的新中国“中心势力”所在，正可以看成此种民意选择的结果。

 

 

 

 

 

 

　　近代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的缘起，是与近代新的社会力量出现及其谋求救亡图存、改造中国的初心相联系的。当时正忙于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李大钊，成为明确和系统地阐述这一思想的第一人，具有象征的意义：说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自有开天辟地的气象。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提出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既是明确自己的建党目标，同时也是明确了一种革命战略。得益于列宁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指导，中国共产党这一思想得到深化，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同时也使自己迈向了中国革命的大舞台。统一战线被认为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提出的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及其深化，可以说，为之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九一八事变后，重建中心势力说演化为全社会博弈的命题。救国会响应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不认同国民党以社会中心自居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提出“民众力量中心”说，促进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为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民意支撑。两次国共合作，分别构成了国民革命与抗日救亡两个时期的社会“中心势力”所在；但是，由于合作形式不同，其中心势力构成自有差异。前者采取的是党内合作方式，表面上是以国民党为中心，实际上是共产党起到了核心的作用，成了“中心”中的中心。后者采取的是党外（严格说来是各党各派）合作方式，本应在民主平等的制度化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从而形成全民族抗战的中心所在；但是，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必欲消灭其他党派而后快，共产党只能坚持独立自主与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努力维持统一战线的存在与发展。缘是之故，抗日统一战线所体现的这个中心势力，自然也就只能呈现为动态的“不平衡、不稳定的对立统一中运转的领导状况”。即“中心”问题是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相联系的，中心所在即领导权所在，反之亦然。前者，中国共产党由于放弃了领导权，最终被迫退出核心地位，归于失败，原有的革命中心亦得而复失；后者，中国共产党吸取前车之鉴，敢于坚持领导权，在斗争中求团结，故能维持某种平衡，使艰难缔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救国的中心，得以坚持到最终的胜利。

 

 

 

　　近代国人提出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固然反映了人们在探索救亡图存、改造中国道路的过程中之进步与自觉，两次国共合作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历史发展是辩证的统一。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国人一再提出重建社会“中心势力”的强烈诉求，艰难重建的社会中心却又一再得而复失，同时又反映了中国革命与社会发展道路之艰难曲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合作再次破裂，内战复起，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以“中间势力”“第三种道路”自居，重新打出重建社会“中心势力”（时用“重心”一词）、“重建权威”的旗号，以为唯有他们才是国共之外的“一种新的力量”，可以“稳定今日中国的政局”。但是，时移势易，他们认错了形势，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新中国，同时也确立了自己作为国家、民族与社会名副其实的“中心势力”的地位。近代国人孜孜追求重建社会中心势力以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至此也宣告完成了。1932年胡适曾预言，缘国共第一次合作而得以建立的“一个簇新的社会重心（中心）”，既得而复失，中国要想重新建立起社会中心势力，至少还需花费一二十年的时间；其预言虽大致准确，然而，终获重建的社会中心势力，不是他所希望的国民党，而恰恰是他所抵拒的共产党。这反映了人民选择的公正性与历史辩证的发展。1954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精辟地阐明了领导新中国的“核心力量”，即社会“中心势力”的特质。70多年过去了，这个中心依然坚如磐石，今天她正领导国人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