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以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抗战为发端，中国由局部抗战迈向全国性抗战。如何在这样的大变局之下，推动全国性抗战的实现，引领抗战局势发展，发挥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考验着中共领导层的应变能力，其中领导层的共识形成、有力领导与果断决策至为关键。当此历史转折关头，中共初步确定抗战基本路线方针，推动国共二次合作的实现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八路军出征前线后完成初步的战略展开，采取了积极的作战行动，中共由此开始走向全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在历史大转变时刻的考验中，中共交出了一份相当出色的答卷。通过对当时中共决策层面的组织结构效能、核心领导作用、形势考量把握、因应作为调适等方面的考察，以及对中共中央抗战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的探讨，可清晰地看到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尤其是毛泽东作为领导核心在此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　抗战决策　抗战路线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征程中的关键跃升。然而，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崛起与成功，并非一帆风顺的历史过程，其间同样经历了十分艰辛且不无曲折的奋斗历程。当1937年“七七”抗战初起之时，面对头绪万端、极为复杂、波折起伏的内外环境，如何顺时应势，面对客观环境之变推动全国性抗战的实现，而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引领抗战局势发展并使中共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在在考验着中共的应变能力、路线方针及其实践过程，其中中共领导层的共识形成、有力领导与果断决策尤为重要。有关“七七”抗战开始前后的中共应对，学界已有许多研究与讨论，本文着重从中共决策层面的组织结构效能、核心领导作用、形势考量把握、因应作为调适等方面，讨论从“七七”抗战爆发到12月中共政治局会议这5个月期间，中共中央抗战决策的制定与实施及其路线初定，期以推动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更趋深入。

 

 

 

 

 

 

　　中共组织决策的根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及内容，强调个人服从组织与下级服从上级。在这样的决策机制下，经过党内讨论后形成的意见，经由中央讨论决定成为决策，交由各级组织执行，并根据执行情况，进行再讨论和再决策，形成应对形势变化和工作需要的讨论—决策—再讨论—再决策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共中央是集中党内意见形成统一意志并做出最终决策的中枢领导机关。在战争年代，全党范围内的讨论因区域分割和条件限制实际不易展开，上传下达的信息传输渠道也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不那么及时顺畅。因此，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内部的讨论及决策过程更为重要，全党服从中央的决策，更能决定中共革命的得失成败。1927—1937年土地革命战争的进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全国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全国大会前后期间内是党的最高机关”；由中央委员会成员选出的政治局是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前后期间内的政治指导机关，政治局选出的常务委员会进行党的日常工作。因此，在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委员会未开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代表中共中央，居于举足轻重的决策地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决策的提出和部署，基本决定于中央政治局，形成简洁、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体制。这是保证中共的决策能够为全党上下坚决贯彻执行并能达致最大成效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共与当时国内各党派尤其是国民党在组织领导力方面最大的区别所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构成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集体。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人也是历史中最为活跃和关键的因素，而作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他们具有更积极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更大的决策力与影响力，通过他们的所作所为，型塑中国历史的进程。因此，观察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组成与分工，对理解中共的抗战决策，以及如何由此而影响抗战的过程及走向，有重要意义。

 

 

 

　　中共六大之后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央政治局成员）几经变动。1937年7月的组成是，政治局委员13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王明、周恩来、任弼时、博古、康生、陈云、项英、张国焘、彭德怀、张浩；政治局候补委员5人：刘少奇、朱德、邓发、凯丰、关向应；政治局常委7人：周恩来、张国焘、张闻天、陈云、毛泽东、博古、王明。当时还设有中央书记处，书记6人：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周恩来、张国焘、项英。政治局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机构，书记处则为决策的执行机构。根据1937年底通过的中央书记处工作规则，书记处的任务是办理中央委员会之组织性质和执行性质的日常工作，准备政治局会议须讨论的问题，并负责召集政治局会议；书记处可以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名义发表关于组织性质和日常工作性质的文件、训令、电文、信件等，但不能用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重要宣言、决议、文件、电文；书记处不能改变政治局的决定或不执行政治局的决议。

 

 

 

　　在上述政治局成员（包括委员和候补委员）中，1937年7月的分工是，王明、康生在莫斯科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陈云、邓发在新疆指导党的工作，王稼祥于7月初赴苏养伤治病，项英在南方游击区，他们6人无法参加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策讨论。“七七”抗战爆发后，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关向应负责领导红军各部改编并率改编后的八路军出征抗日前线，刘少奇赴山西领导华北党的工作，周恩来、博古在国统区负责与国民党交涉事宜，他们8人基本上也无法在延安参加政治局的定期会议，而且在当时情况下从外地回延安并非易事。常在延安的政治局成员只有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和候补委员凯丰4人，其中张国焘因为在长征中“分裂党”的错误，担任的具体工作不多；凯丰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主要负责宣传工作。因此，在延安负责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主要是张闻天和毛泽东，他们也是政治局常委，受政治局委托，担任代表中央决策的重任。

 

 

 

　　遵义会议之后，张闻天在中共中央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央政治局会议通常由张闻天负责召集和主持，他也因此在中央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就实际而言，毛泽东在中央决策中起着更大的作用。以当时中共中央发出的指示电为例，从7月7日至12月8日的5个月中，中共中央发出的署名为洛甫（张闻天）、毛泽东（洛、毛）的指示电共约83封，且多半事关中共与抗战的重要决策。张闻天当时在中央负总责，故中央发出的指示电署名为张在前、毛在后是符合组织规则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指示电都有毛泽东的署名，说明在发出这些电文之前，张闻天与毛泽东曾有相商，互相讨论，共同决定。这也说明，毛泽东已经全面介入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在中央决策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并不仅仅开始于此时，红军长征到延安后中共中央发出的指示电，多半已经是由张闻天和毛泽东共同署名了。

 

 

 

　　作为在中央负总责的领导人，署名洛甫发出的指示电约有24封，但这些电文多半是有关党务和具体事务性工作的指示，这也说明张闻天在党内分工负责的工作职责所在。此时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更多是负责召集会议等程序职责，决策的重任越来越多地转移到毛泽东肩上，他已成为党的实际领导核心。如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胡乔木所言，“在党的工作上，闻天同志有事都征求毛主席的意见，很少独自决定问题”；“全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还是由毛主席拿主意，作决定”。由当时中央有关抗战决策的重要指示电均为张闻天和毛泽东共同署名，即可知毛泽东在决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说明胡乔木此言不虚。

 

 

 

　　如果再从军事决策方面观察，更能说明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和军事工作事关中共的成败存亡，党内对其重要性在国共分裂后已有高度认识。中共的军事工作秉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即中央军委）领导。1937年7月，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主席团成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根据形势需要改组了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一说无张浩，而是张闻天或张国焘）、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无论是改组前与后，毛泽东都是中共军事的最高决策人。从7月7日到12月8日，毛泽东署名发出的指示电约有57封，这些指示电都事关中共抗战全盘军事决策和战略战术重要部署（也包括一些重要的政治和统一战线问题），显示出毛泽东在党内军事方面的领导权威，这是张闻天基本不涉及的领域。

 

 

 

　　综合政治与军事决策两方面考察，毛泽东实际已成为全国性抗战开始时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因此，毛泽东的决策思考和决策风格对中共的抗战决策和工作重点转向不能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毛泽东的决策风格极其注重预见，尤其是领导者的预见。在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作报告时，毛泽东这样总结预见的重要性：“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所以，“为着领导，必须有预见”；“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有预见才能未雨绸缪，制敌机先，所谓走一步，看两步，想三步，对领导而言尤其如此。其次，预见毕竟是可能性，而如何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关键在不务空谈而重实践，尤其是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如毛泽东所言，“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毛泽东在建党、建军、建政中的成功，便得自于他的亲身实践。再次，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于矛盾的普遍性中关注矛盾的特殊性，尤其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还在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不久，毛泽东便提出中共面对的问题已由解决国共之间的阶级矛盾向解决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转化，从而为中共从阶级革命路线向民族抗战路线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可能。还有，毛泽东一直强调中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记自己的理想、使命与责任（建立民主共和国），强调建立统一战线并在其中区分左中右（也就是依靠谁、争取谁、打击谁的问题）及保持中共的独立自主，同时也注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注重保持党内团结的重要性。这些决策思考和风格淋漓尽致地表现在毛泽东的抗战决策中。当1937年7月以卢沟桥抗战为标志的全国性抗战开始之际，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共走上了为这场伟大的民族复兴解放战争而奋斗的新征程。

 

 

 

 

 

 

　　1937年7月7日深夜，日本军队在北平郊外的卢沟桥悍然发动对中国军队的挑衅与攻击，中国军队忍无可忍，奋起反击。这一天随之成为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抗战，由过往的地方性局部性抗战，升级为全国性全民族抗战的标志日。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卢沟桥的枪声虽然打响，但时人未必都能认识到历史转折点之所在，而往往又当是过去日本在1931年“九一八”入侵东北、1932年“一·二八”入侵上海、1933年入侵长城沿线、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等地方性事态之重演。“七七”之后，是否能够由地方性的局部抗战走向全国性抗战，形势起初也未必那么明朗。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一方面对外表示出较过去更为强硬的态度，并开始调兵北上，准备作战，蒋介石还通过公开发表“庐山谈话”，划出中方立场的底线；但另一方面，中日双方仍在谈判交涉，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也没有大战前应有的全面动员。作为当时的执政党，无论是国民党中央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简称“中常会”），还是国民党负责指导政府政务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简称“中政会”），在1937年7月的历次会议中，基本都没有涉及抗战及其动员问题。蒋介石最初也判断日本“无与我开战之利”；“不惟无开战之决心，而且局部之战争似亦有所顾忌也”；“战争最多限于局部”。因此，他还期待“使国际空气笼罩，使彼有所顾忌，不得不从速撤兵耳”。形势发展仍有不确定性。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其侵华野心在政府和军部上下长期浸润发展所导致之必然，而其发端于7月7日深夜，则是一突发性事件，事态如何发展，于外界又有个如何判断的问题。突发事件最为考验领导者的判断力和决策力，其中有无预见很是关键。还在1937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便提出，因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举国一致对外的”抗战，“不但必须完成，而且是可能完成的”。因此，中共的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可以说，“七七”之前，中共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如何全力推动“实现抗战”方面。

 

 

 

　　正是在这样的预见下，当卢沟桥抗战的第一枪打响，中共即在第一时间（7月8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通电，要求武装抵抗“日寇的侵掠”，声明“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时由毛泽东、朱德等领衔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声明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为国之目的”。此时事件尚不为社会公众广为知晓，影响尚未在社会层面发酵，而中共对事件反应的速度之快，显示出其对外部事态发展的高度敏感与预见。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通过各种渠道搜求内外信息，研究局势发展，以确定适应形势变化要求的方策。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北方局发出指示，提出“卢沟桥战争有扩大可能”，要求在平津和华北地区立即扩大抗日宣传，提出坚决保卫平津和华北，立即与政府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具体办法，“迅速组成坚固的统一战线，对付当前的重大事变”。在“七七”后的一周内，毛泽东单独或与张闻天共同署名，连续致电在天津、上海、太原、桂林、西安等地的中共负责人，指示他们与当地政府、国民党党部和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各方应表示诚意拥护蒋氏及南京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并同南京一道做去。此种方针甚关重要……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

 

 

 

　　随着形势的发展，7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指示，提出“我们的总任务”是争取“事变发展为积极的抗战，以至发展到全国性的抗战”。23日，中共中央对外发表宣言，提出“立刻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团结一切抗日救国的党派，创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实现真正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方针”。此时已到毛泽东前所预见的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关键时刻，如何因应全国局势的发展变化，需要中共有全盘方略，而当此中共工作重点和方式面对十年来的最重大转变之际，更需要党内统一思想，应对形势的急剧变化。为此，中共领导层的集体讨论和决策成为必不可少之举，这也是中共面对形势重大变化时的一向做法。

 

 

 

　　中共领导层的集体讨论决策，需要召开政治局会议，而根据中共党章的规定，中央政治局会议需要有半数以上委员出席才能举行，过半数同意为有效决定，只有遇到特别紧急情形而又不足法定人数时，须在讨论后送各地委员征集意见后再做最后决定。“七七”之后，政治局委员均肩负工作重任，且多半在延安之外，召集开会实为不易，而且形势发展仍有待观察，尚未至开会决策之机。8月间，全国抗战的发动基本已成定局。事实说明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预见的准确及把握的到位，而当预见转变为现实之际，如何面对新形势，提出新任务，则又是中共亟待解决的问题，召开政治局会议以决定抗战路线方针已成迫切需要。8月8日，张闻天和毛泽东提出，准备在红军改编出动前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各问题。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他在讲话中指出，“目前形势的发展，将必然从现在局部的应战的形势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战”；“目前我党的工作中心，是争取全国性抗战的发动与胜利”。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大规模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开始；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但离彻底转变还远；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张闻天和毛泽东的讲话重点，一在推动全国性抗战的发动，一在确保抗战中中共的独立自主，这也是为后来举行的洛川会议所要讨论的议题预为铺垫。13日，就在全国抗战的标志性事件淞沪战事爆发的当天，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最新形势发展。他在讲话中说：“现在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抗战阶段，但还只是开始。各方面动员尚未进行，还靠我们去争取。”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一个决议，供政治局会议讨论，以此指导党在抗战时期的工作。随后，张闻天和毛泽东连续致电在外的政治局委员，告以“形势估计与任务提出已属必要时机”，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大问题”，“慎重讨论”，请他们“赶回参加”。

 

 

 

　　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开幕，这是抗战已在全国范围内打响之际，中共中央召开的决定抗战基本路线和工作方针的重要决策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博古、张国焘、彭德怀、张浩8人，候补委员朱德、凯丰、关向应3人，以及正在改编的红军（八路军）领导人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徐向前等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人林伯渠等，共20余人。除了在莫斯科的王明、康生、王稼祥，在新疆的陈云、邓发，在太原的刘少奇，在南方游击区的项英没有出席外，到会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均过半数，再加上改编为八路军的三个师的领导人全数出席，是出席人数较多较全的中共高层决策会议，从而使会议对中共抗战路线方针的讨论可以在决策层面达成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具备强有力的执行度。

 

 

 

　　洛川会议的议程为政治任务、军事、国共关系三大主题。毛泽东首先在22日的会上作有关军事和国共关系问题的报告。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具体见后述）；关于国共关系，毛泽东提出，要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即便当时正处在全国上下的抗日热潮中，毛泽东仍然从预见出发，指出抗战存在着两个前途，即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因此应力争第一个前途，避免第二个前途。由此更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何在抗战和国共合作的全过程中，如此强调中共独立自主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了避免1927年的悲剧重演。毛泽东强调，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

 

 

 

　　张闻天在24日作有关政治形势与方针的报告。他提出，“现在从各方面来看都可以说全国性的抗战已经开始”，“这是中国政治的大进步”，但“这中间还包含有很大的危险性”，主要表现在国民党“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来抗战”。所以，中共坚持争取全面、全民族抗战的方针，坚持抗日十大纲领的实现，同时强调，“要使大家了解抗战是一个持久的战争，中共应起决定的作用。只有中共在抗战中取得领导权时，抗战胜利才能得到保障，才能使抗战胜利后完成民主共和国的任务！”在22日讨论毛泽东报告的发言中，张闻天还呼应了毛泽东对国共两党关系的看法，提出“要反对‘左’的急躁病”，“也要防止右的尾巴主义、投降主义的倾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失掉自己的立场”。

 

 

 

　　出席洛川会议的中共领导人，就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报告进行讨论，充分发表了意见。他们对政治任务和国共关系涉及的若干问题，如抗战的两种前途及争取胜利，中共发挥领导作用，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防止“左”右两种倾向，等等，有基本一致的看法。在政治局成员的发言中，负责国共谈判的周恩来报告了与国民党交涉的前后过程，提出了对抗战的持久战估计，强调党的军事战略方针必须绝对遵守，使国民党的战略不至束缚我们的战略方针。从前方赶回延安参会的军队领导人在发言中都强调独立自主的重要性。朱德提出“争取独立性，我们是主导体”。任弼时认为，“两党的合作是代表不同的阶级”，要争到“更彻底的合作”还要经过斗争；提出“红军要保持战争的领导，一方面要发挥我们特长，一方面要保持我们的力量”，“争取独立自主”。张浩提出，“必须努力在红军战争中，在党的群众的工作中，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实际地争取领导权在我党手里，这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有决定意义”。不过，与会者对八路军出动后的作战原则有不同认识（见后述）。

 

 

 

　　洛川会议由毛泽东作结论，在通过《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后，于25日闭幕。“决定”指出，“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为此，“决定”要求全党“克服一切困难，为实现本党所提出的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而坚决奋斗。坚决反对与此纲领相违背的一切错误方针，同时反对悲观失望的民族失败主义”；号召“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把〔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

 

 

 

　　“决定”着眼点在党内，为的是统一党内思想，在抗战中发挥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而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下简称“十大纲领”），着眼点既在党内也在党外，党内为的是凝聚力量为抗战胜利而奋斗，党外为的是通过公开中共对抗战的纲领性主张，争取全国各界（包括国民党内人士）及舆论的认同与支持，从而凸显中共的领导力。“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任何动摇妥协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实行全国抗战、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作战方针、发展游击战争、实现抗战军队的平等待遇等）；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实现抗日救国的各项自由、废除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等）；4.改革政治机构（召集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民主宪法、选举国防政府、吸收各党派团体革命分子等）；5.抗日的外交政策（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国家订立同盟及军事互助协定、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等）；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取缔奸商、反对投机等）；7.改良人民生活（废除苛捐什税、减租减息等）；8.抗日的教育政策（实行抗日救国新课程、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等）；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十大纲领”呼吁：“在国共两党彻底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洛川会议是中共在全国性抗战开始之际召开的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决定”和“十大纲领”构成了中共抗战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能够到会的中共党政军高层领导人悉数出席会议，意味着这次会议通过的上述文件，是在中共党内高层经过讨论形成高度共识的基础上达成的，再归结到中共遵循的以全党服从中央为核心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强有力的组织系统，使中共高层的共识可以在短时间内传达到各级组织，对推动中共全党工作适应全国性抗战时期的大变化，并在这个变化中以中共为中流砥柱，由统一战线下的“共赴国难”而争取抗战胜利及中华民族复兴，起着重要的作用。

 

 

 

　　洛川会议确定的中共抗战路线，尤为强调在总动员下的政治改革和民众参与，对战争胜负的认识超越单纯的军力之争，具有持久战下的总体战眼光和见识，不仅为现代战争所必须，也是中共有信心与国民党竞争抗战领导权的主要方面。全国抗战的开始，国共合作的实现，为中共提供了内战时期所不具备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治活动舞台，从而与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具有了合法化竞争的条件和可能，而这样同场竞技的竞争，无论是客观上（外界的观感与比较）还是主观上（各自争胜的追求），都是无法避免的。洛川会议恰恰体现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在经过十年内战的残酷考验及正反面经验教训的总结之后，当面对突发事件引起的形势变化之际，能够审时度势，衡情量己，以超前的眼光和全局性意识谋篇布局，提出新形势下的新路线，带领中共从反抗外敌入侵的全国性全面性全民族抗战的新高度，投入这场战争，并力求引领形势的发展，在持久战的进程中，实现政治、社会、思想等方面的变革，从而使反抗外敌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与实现革命建政理想之间建立起连环相套的紧密联系。如毛泽东所言：在联合抗日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贯通起来。这样长远的考量，是其竞争对手国民党所欠缺者，这又反映出中共领导集体决策的预见性和实践力高度结合的特质。当然，由洛川会议确定的中共在全国性抗战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变还只是开始，其成效有待抗战中的实践来检验，其内容也还有待根据实践检验之后的不断调适。

 

 

 

　　洛川会议之后，直到12月政治局会议之前，中共未再召开政治局会议，当时中央的决策，都是毛泽东和张闻天在政治局委托授权下做出的。在这期间，从9月3日到11月8日，由张闻天主持召开了9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出席了这些会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出席了其中的4次会议。这些会议讨论的多为有关中共党政军和边区工作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抗大工作总结、宣传教育工作、边区与政府工作、保卫工作、陇东特委工作、陕北五县警备区工作、西路军失败的历史教训、特区选举与财政问题等，只有9月25日的会议讨论了事关抗战全局工作的共产党参政问题，并做出了相关决定。

 

 

 

 

 

 

　　洛川会议前后，中共着力推动全国性抗战的实现，而其间之关键纽带，是实现国共合作，惟有如此，方可使全国一致的抗战得以实现，使中共公开走向抗战的前台，使中共党政军合法化，在抗战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发挥更大的作用。

 

 

 

　　西安事变以后，国共二次合作大势已成，惟具体问题仍待解决，所牵涉者主要有三：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组成、中共的合法化及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其中症结则在国民党始终不愿承认与中共的平等关系，总在纠结于如何消融中共的独立性，并使其接受国民党的领导。至“七七”前国共双方已进行了多次谈判，但仍未达成一致意见，而以毛泽东的判断，对于国共合作，国民党的内在驱动力远不及其所受的外在压迫力，但只要日本无休止地侵略压迫中国，国民党将“不能不开始转变”，“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这样的判断之下，中共不会因为一时之利而放弃根本原则，即保持合作中的独立自主。

 

 

 

　　所谓形势比人强，“七七”之后，日本不断扩大的侵略已将国民党和蒋介石一步步逼到墙角。蒋介石在认为形势还有转圜可能时，仍不愿轻易对中共让步，表现在他7月17日发表“庐山谈话”当天与周恩来等见面时，仍不同意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妥协，也不同意中共代表在庐山谈话会上公开露面。而当事态发展已到退无可退之处，“非抗战无以图存”之时，他又不能不向中共妥协，表现在平津失守后国民党决定召开国防联席会议，决策抗战大计，蒋介石主动发急电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参会。其间中共之应对，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准确的形势把握能力和进退有余之决策。当蒋介石不愿让步时，毛泽东就判断“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可能”，与张闻天发电指示周恩来等，对蒋采取“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即凡事须立于主动位置，且缓急有道，张弛有度，“否则我急他不急，不但无益于事，且被其轻视”；故“此时宜缓不宜急，缓则有效，急则无功”。而当蒋介石有意缓和时，毛泽东则接过蒋之表态而促其解决问题。8月1日，毛泽东在收到蒋邀请参会急电的当天，即与张闻天电告周恩来等，“不是我们要求，而是他邀请，当然应出席”。淞沪抗战打响后，红军改编这个国共谈判中最为艰难的问题终得解决。8月22日和2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分别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关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组成，在7月中旬与蒋介石庐山会见后，周恩来曾向蒋提交中共意见，提议在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中择一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长官，林伯渠任副长官，但未得蒋之回应。其后国民党提出由丁惟汾任边区长官，张闻天、毛泽东为此多次致电在南京谈判的博古等，提出“不要国民党任何人（不待说不要丁惟汾）为合宜。依大势看再过几个月此层可以办到”；“不要承认并不承认任何国民党人”。中共的坚持在全国抗战大环境下终为国民党默认。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委派丁惟汾为陕甘宁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为副行政长官，在丁惟汾未到任前，由林伯渠代理行政长官，从而实际认可了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

 

 

 

　　关于中共的合法化及发表两党合作宣言，早在7月中旬，周恩来已将其代表中共起草的两党合作宣言文本交给国民党方面，不过蒋介石不同意中共提交的宣言内容与文字，尤其不同意两党“合作”的表述。8月14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示宣言可以修改，但不忙于要求发表，“欲速不达，缓则有济”。随着抗战战事日趋紧张激烈，尤其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公开后，国民党再想使八路军的领导者中共隐身于后已不可能，国共合作的公开化也难以再拖，蒋介石最终同意发表两党合作宣言。

 

 

 

　　9月22日，中央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声明：“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23日，蒋介石对外发表谈话，表示“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集中整个民族之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抗暴敌，挽救危亡”。中共评价，蒋的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确定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发出了‘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的诺言”；但“表现着自大主义精神，缺乏自我批评，未免遗憾”。

 

 

 

　　《宣言》的发表，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成立的标志。这是国共两党历经十年分裂，为了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救亡御侮和民族复兴大义，放下曾经的敌意和争斗，再度携手合作。其最重要的推动力，是日本全面侵略造成的民族生存危机。国民党中人亦认为，“此事久待完全解决，而竟悬置多月，促成解决者自为日人之侵略”。面对这样的外部环境，中共对形势的判断和策略把握在预见的基础上转化为实践的过程，不仅守住了底线，且得到在底线以上之结果。国民党则因缺乏预见与通盘考虑，只是走一步算一步，表现出预见不及而致进退失据，当外部环境变化之后，无法达致原先之目标，只能匆匆收场，再作打算。

 

 

 

　　《宣言》的发表与合作的实现是中共大力推动的结果。9月25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在前方的中共领导人，指出“这个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国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相比之下，国民党的态度比较冷淡，蒋介石的谈话闭口不提国共两党合作，强调的是国民党“开诚接纳”“本党领导”“统一指挥”等，实际是要中共放弃独立而接受国民党的领导，成为国民党的附庸，乃至最终消融于无形。共产党的合法化、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是全国抗战大潮来临时的明线，而两党对于合作的不同解释，对合作及未来中国发展的不同认识，则是两党合作成立时的暗线，明暗两条线勾连交织，起伏发展，贯穿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期间既合作又斗争的矛盾关系的全过程。

 

 

 

　　也正因为如此，中共在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战纲领，实现了国共合作之后，在其贯彻执行的过程中，毛泽东最关心的事，就是如何坚持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包括政治的与军事的），这也反映了他的决策思考与领导方式，即当预见成为现实之后，在实践中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意不让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国共合作成立前，中共需要注意党内反对合作的“左”的倾向，而在国共合作成立后，中共则需要注意党内过度妥协与无原则合作的“右”的倾向。

 

 

 

　　对于这个问题，中共领导人当时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在洛川会议前召开的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张闻天即提出，“合作并不是投降，反对满足、迁就的投降倾向”。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张闻天的看法，提出中共在统一战线中应“保持组织的独立性、批评的自由”。洛川会议之后，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在洛川召开讨论统一战线问题的座谈会，张闻天提出，“目前投降主义的危险在增长。统一战线愈发展，右倾危险性愈要增长，这是因为统一战线本身就包含右倾危险”，所以应“严重提出反投降主义这一问题”。毛泽东则提出：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国民党有计划地从各方面影响和吸引共产党及红军，我们要提高政治警觉性；统一战线建立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要注意在党内加强教育。朱德说，由苏区到白区去工作，自己要有阶级觉悟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否则糊里糊涂就会被国民党吸引过去。9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报告中提出“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问题，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即将成为全党的主要危险”。9月16日，张闻天在讨论边区与政府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总结时说，要反对过分迁就国民党的办法，党内目前主要危险是对国民党的右倾观念，不认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

 

 

 

　　在这样的认识下，洛川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或张闻天和毛泽东以中央领导人名义发出的指示电，都将坚持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放在突出位置。9月25日，中共中央就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发出指示，提出“只有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民的统一战线的政府时”，“中共才能去参加”；要求“在原有红军中苏区中及一切游击区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对南方游击区在与国民党谈判中出现的同意国民党派人参加改编等情况，张闻天和毛泽东致电各地领导人，指出“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党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10月13日，张闻天和毛泽东电示中共在国统区工作的负责人，提出“只知同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错误政策做斗争”的倾向在增长，而“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毛泽东和张闻天还批评了陇东地区和西安工作中对国民党的迁就倾向。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强调指出，“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

 

 

 

　　毛泽东如此注重和强调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并非一时做法，而是一贯主张，其中既有历史经验总结，也有现实形势考量，是他从当时实际和中共革命的定位以及国共分合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认识。就历史而言，北伐时期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以破裂而告终并使中共遭受惨重损失，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因为中共缺乏独立自主而又摇摆不定所造成；就现实而言，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的过程已经说明，对国民党而言，其外因推动远大于内在需要，而当外因变化（如日本在战争中胜利或失败）时国民党又将如何，这是中共不能不警惕的。更有进者，毛泽东对抗战的观察与思考，不仅仅局限于抗战本身，还结合到中共的远大革命理想、总体革命战略及革命发展阶段，是民族战争论和阶级战争论的有机结合。在毛泽东的革命阶段论中，抗战也是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走向革命最终胜利的“必要的阶段”和“必经的桥梁”；在这个阶段中，必然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共产党不能放弃这样的斗争；“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在毛泽东看来，全国性抗战的开始，已经造成了中共“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坚持独立自主是中共走向全国的必要条件，“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右倾投降，并不意味着向“左”靠拢。他对刚刚过去、影响犹在的“左”倾路线的危害有深刻记忆，因此他同时也提出，“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抗日高于一切’”；对同盟者“提出适当的要求与口号，不要太高太左”；“应在发展抗日运动与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解决与和缓内部矛盾与摩擦”。如何进行这样既反右又反“左”的斗争，既在理论，更在实践，恰恰是毛泽东强调的“矛盾论”与“实践论”的有机统一，而毛泽东在全国性抗战之初有关坚持中共独立自主的理论与实践，相当成功地实践了他的理论。

 

 

 

 

 

 

　　“七七”之后中共为迎接和推动全国性抗战到来而实现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变，通过洛川会议凝聚的共识，在实践中得以遵循，但是，这不代表中共党内对所有问题的看法都完全一致。这些不一致的看法，主要表现在八路军出征前线后应实行什么样的作战方针上。

 

 

 

　　还在国共合作成立、红军实行改编之前，毛泽东就对红军改编后的作战方针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与红军将领有所讨论。8月1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等，提出红军未来参战的原则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8月4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延安凤凰山毛泽东的住处，讨论了中共代表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时代表中共将要提出的意见，随后电告朱德、周恩来等，提出总的战略方针是：暂时攻势防御；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同一天，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博古、任弼时等在云阳红军前方总部讨论参战问题，并向中央报告，提出红军“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特长”。次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复电指示：“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毛泽东并要红军将领向国民党方面解释，红军“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以致失去其长处”。8月18日，中央书记处指示正与国民党交涉的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告“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之特长”，并要求他们据此与国民党谈判，“务求实现”。此时红军改编尚未完成，国共合作也待成立，毛泽东更在意保持中共军队的独立性，他的指示更多有这方面的考虑。

 

 

 

　　洛川会议期间，中共领导人与红军将领济济一堂，此时红军改编即将完成，出征在即，在前线作战中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方针已是迫切问题，有待深入讨论。毛泽东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讨论中，部分领导人和红军将领赞同游击战的方针。张闻天提出，“抗日是持久战”，“作战方面主要是游击战争”。聂荣臻、徐向前同意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聂荣臻说：“同日本作战，应时时顾到我们不要吃亏，因此战略上采取山地游击战，基本上要有独立自主，否则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可能发生问题。”关向应与贺龙联名发言，拥护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张浩提出，“我们应分为四个梯队，在侧翼多开展游击运动”；“不一定求开始的硬打求胜，而在最后的胜利”。部分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并不反对游击战方针，但也提出了开展一定的运动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周恩来提出，“还是运动游击战好”，可在敌人后方布置游击战争，“必要时集中力量消灭敌人”。朱德提出，红军的使用“应是积极的，向前的，发展的”；“只有积极的活动，才能发展抗战”；“持久战不能单凭消耗，主要的是发动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日军武器比较好，但战斗经验缺乏，有可能打垮一些，捉一些，而且红军可以充分利用群众条件和地利，这将使日军作战失去一些效用。彭德怀“基本上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在战术上要很谨慎，在胜利把握较多的时候，集中优势于敌人的力量来袭击敌人，用广泛的开展武装农民来掩护游击战争”；这样，“一般说，运动战的可能减少了一些，但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不可分的”。任弼时提出，“不失时机的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所以还是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

 

 

 

　　参加洛川会议的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对抗战的持久战特性及红军在战争中发挥积极作用，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但对红军的作战方针有不同意见，即是以山地游击战为中心，还是以运动游击战为中心。前者体现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扬长避短、着重未来发展、更在意持久战的长期性为思考中心，后者则期以打胜仗发抗战先声、展示中共军队的抗日勇气和精神、以鼓舞全国军民士气为考量重点。彭德怀认为，“红军出去，基本的是打胜仗，树立声威，开展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党与红军的地位，也可使资产阶级增加抗战的决心”。参加会议的肖劲光后来回忆时也认为，“有一部分同志主张以运动战为主，部队开出去后先集中兵力打几个大仗，扩大我军的影响，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这些想法，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据聂荣臻回忆，这个问题在会议中“讨论时间比较长，议论比较多”，“曾经出现过不同的意见”，但“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充分讨论”，未形成一致的结论。

 

 

 

　　洛川会议召开时，红军正在改编待命出征中，还未在战场上与日军实际交手，对于如何打这场战争有不同看法是完全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所以虽然在洛川会议中对战争如何打法有些不同意见，但也都没有完全坚持己见。据聂荣臻回忆，“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统一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作战方针上来了。不过，毛泽东同志也考虑到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把关于作战方针的提法作了一些变更，使之更全面、更科学了。这就是：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当然只提山地游击战，似乎也窄了一点。所以，我们出师华北之后不久，又改成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都是从红军和苏区创立时便共同奋斗的战友，彼此都很了解，在奋斗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毛泽东主张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由实践检验作战方针的成效，何况军事作战的决策条件瞬息万变，讲究的是机动灵活，很难僵硬机械地行事，所以，毛泽东对红军出征后的行动赋予了前线指挥员以一定的机动处置权和指挥灵活度。

 

 

 

　　当然，毛泽东对形势的观察有他的思考和预见，也有他的处事原则。当八路军出征前线后，在展开部署的过程中，毛泽东给前方领导人的指示仍然强调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其中以几次电报指示为代表。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八路军三个师的领导人，提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认为“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的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9月25日，就在平型关战役打响的当天，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的指示电中明确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要发动党内党外），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

 

 

 

　　不过，前方领导人对集中兵力打几仗仍有比较高的期待和信心，因此更关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的可能。当时正在太原对阎锡山做统战工作并协调国共两军作战的周恩来和彭德怀，9月14日致电毛泽东和朱德，提出“作战方针为游击运动战，避免固守，在有利条件下，应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9月21日，八路军总部领导人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电各师并告毛泽东，“应以机动灵活的袭击，求得消灭敌人小部，兴奋友军，转变其呆板死守战术，造成持久胜利的发展”；并“在可能条件下”，“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他们的主张，重在通过胜利，坚定友军的抗战信心，呼应民众和社会对胜利的渴望，而且此时八路军刚刚到达前线，实力完整，有高昂的决心与战斗力，以正规军去打游击战，超越了他们对过往与国民党斗争时期红军打的那些成功的运动战的经验认识，需要一些时间去调适，这都是他们主张集中一定兵力先打一二仗的原因。此外，当时山西是华北抗战的前线与中心，主政山西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负责指挥作战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对与日军作战态度较为积极，与进入山西的中共党组织和八路军的关系也相当不错。周恩来于9月13日电告毛泽东和张闻天，阎锡山“对红军愿受其节制极高兴，并声明红军作战有特点……同意我们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也是前方领导人对于加入作战、配合作战态度积极的原因之一。

 

 

 

　　在八路军的作战方针上，前方领导人与毛泽东之间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共同点是，双方都不主张打阵地战，进行被动防御；不同点是，前方领导人主张集中兵力打几仗，以胜利彰显八路军的作用，提升前线各方的作战信心，毛泽东则从战争的总体观出发，考虑到战争的长期性、残酷性，不主张在初战时过多消耗有生力量，提防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实际上，前方八路军领导人并不一般性地反对游击战，即便从“运动游击战”的表述本身，即说明其中或为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结合，或在运动战中包含一定的游击性。9月25日，八路军总部发出训令，要求各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游击队，发展游击战争，使敌陷入我群众和游击战争的围困中”。26日中央军委致电八路军各师，指出25日训令“是完全正确的，各级领导同志应提起百倍的努力，坚决为这一训令的一切方针而斗争”。可见前方领导人并未忽略游击战的作用。而作为苏区时代（“左”倾路线前）和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的指挥者，毛泽东本人就是运动战的积极提倡者和有力实践者。在总结十年内战期间红军作战经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写道，“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在战争中争取主动地位，“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并用了一节篇幅，专门论述运动战的有关问题。

 

 

 

　　现有研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各有侧重，但集中在前后方之间打运动战还是游击战的讨论。其实细究起来，前方领导人和毛泽东有关运动战或游击战的不同看法，多半不在“运动”或“游击”，而在是否集中兵力与配合作战。在毛泽东看来，八路军当时不宜集中兵力打大仗，而前方想打的运动战，需要集中相当兵力，这使毛泽东有些担忧。在毛泽东看来，对日抗战与国内战争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反对照搬过去红军打运动战获胜的经验，因为与日军相比，八路军“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在这种情况下“同强敌作战，是难以收效的”；而且可能使八路军过早暴露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因此，毛泽东主张从实际出发，认为“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再有，以中共对国共合作下两党分工的主张，国民党主要负责正面战场，共产党主要担任敌后战场，所以毛泽东强调，“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因此，他这时更在意“分散以发动群众”的游击战，而非“集中以消灭敌人”的运动战；坚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何况，毛泽东不仅是军事家，单单从军事角度看问题，他更是政治家，善于从政治高度看问题。从过去的历史经验和当时的现实实际考虑，他认为需要警惕国民党“含有恶意，即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以消耗红军（八路军）实力的可能。从红军改编时坚持中共的独立领导，到八路军出征的部队与路线规划，再到出征后的作战指导，毛泽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强调一切行动须操之在我，不能听任国民党的摆布。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毛泽东不主张过分集中兵力，过分配合作战，而强调以我为主，“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依傍山地”则可进可退，可攻可守，体现了毛泽东强调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主张；“不打硬仗”则可避免八路军以相对弱小的实力与日军相对强悍的实力硬拼，从而付出无谓的牺牲；不集中兵力，不过早暴露实力，便于以藏拙的态势养精蓄锐，出对手之不意。从军事战略考量，这是走先手，保持自身主动性；从军事战术考量，这是走后手，不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轻易示强，暴露自身的弱点。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是个矛盾关系，如何运用得当，端看主事者的把握与掌控，而毛泽东恰恰于此显示出他的过人之处。

 

 

 

　　尽管在八路军作战方针问题上，毛泽东与前方领导人频密电报往返讨论，但最终的结论仍然需要实践的检验。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作战获胜，不仅取得八路军首战的胜利，也是全国抗战开始以后华北乃至全国战场的第一个较大规模的胜仗，说明日军也有弱点，并非不可战胜，对八路军、对华北和全国的抗日军民都是很大的鼓舞和激励，而八路军在作战中表现的高昂士气和战力，令其对手日军也不能不予重视。

 

 

 

　　平型关战斗的胜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运动游击战的可行性，但其有种种主客观条件的作用，且八路军在歼敌的同时亦有不少伤亡，并不意味着是可以连续进行的作战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平型关战后，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和副师长聂荣臻在向八路军总部和毛泽东报告战斗经过时，说明“因集中了兵力……采用了袭击，而未取正规战，故取得了平型关战斗的胜利”。他们将此战之胜归于集中兵力后的“袭击”而非“正规战”，说明这是出敌不意而取得的战果，而当敌方有备后，未必能继续沿用这样的战法。林彪在此战之后总结道：“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对此种敌人作战，如稍存轻敌观念，作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所以他的结论是：“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方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朱德、彭德怀在平型关战后的28日致电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在今天局势下红军与敌决战没有好处，但在有胜利把握下，部分袭击敌人，扩大声威，提高友军士气是必要的”。他们此时强调的也是“袭击”而非集中部队的作战，毕竟八路军的实力有限，与日军硬碰硬的打法非持久战的取胜之道。

 

 

 

　　毫无疑问，毛泽东注重战略思考与原则坚持，但是，他也强调战术运用与实践把握的灵活性，不纠结于一些具体的得失。从大局观出发，毛泽东也注意到，八路军在山西进行一定程度的集中作战可能带来的正面的、积极的政治影响，及其对未来立足山西，将山西作为八路军和中共发展的战略支点的有利方面；对前方领导人的意见，他也给予必要的尊重；何况进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也在洛川会议期间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因此，平型关战前，毛泽东也曾指示前方，“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平型关战后，以忻口会战为中心的山西抗战渐趋激烈之际，毛泽东还曾指示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前方领导人，提出“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因此，“为了给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可以配合、参加阎部作战；在“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战”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而当阎锡山决定将一部军队（10个团）交朱德等指挥，与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共同担任忻口会战的右翼作战重任，卫立煌“战斗情绪颇高，在战略战术及政治上均同意我们主张”，负责井陉、娘子关方向作战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对周恩来表示要八路军独立干之时，为了坚定他们的抗战决心，体现国共合作及八路军的作用，毛泽东又指示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提出“红军与卫立煌军在质量上可为晋北战役之领导者”，“红军林、贺两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区”，并要求一一五师“准备付出相当之代价，即应准备减员二千至二千五百”，“但在支持山西作战，即用以支持华北作战较为长久之战略目的上，却有很大意义”。当然，这些指示仍然体现了毛泽东的思考重在战略层面，其中关键不在“相当之代价”，而在“有很大意义”。这是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对全局的把握所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忻口战役期间的配合作战中，八路军总部虽然提出“积极准备在此决战中取得决定的胜利”，“以协同友军展开战局，保卫山西之任务”，但其做法却不是集中兵力打大仗，而是“分派许多游击支队，在敌主要后方联络线上到处袭击，断绝敌之交通”，更多是以袭扰的方式出击。10月12日，朱德等致电中央军委及周恩来和各师，提出“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随后又在下发给各部的战斗指令中，不断提醒他们严防轻敌、避免打硬仗。随着日军的推进，正面战场的抵抗渐有不支。10月31日，朱德与任弼时会见从娘子关方向撤退下来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连仲、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等人，他们都表示对于日军的进攻，只能节节抵抗，显有消沉之态，但他们都希望八路军攻其侧后，消灭其一部。11月3日忻口失守，4日朱德等八路军总部领导人致电各师，提出支撑山西抗战局面，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并造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组织游击队，扩大本身，要求各部队以袭击、夜袭、伏袭、破坏公路、打敌车马运输队、尾敌追袭为主开展作战行动。

 

 

 

　　11月8日，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即致电周恩来、朱德等前方领导人，指出“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指示八路军3个师以吕梁山脉、晋东南、晋西北为中心，“准备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9日，4天前撤离太原到达汾阳的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等，报告太原前线部队溃退，各部阵形必有极大混乱，建议发展游击战争，并扩大红军，已告刘少奇等赶紧布置。11日，朱德主持中革军委前方委员会会议，部署各部开展游击战争及创建根据地等工作。14日，朱德等八路军总部领导人致电张闻天、毛泽东等，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开始游击战争的新阶段，布置“在山西及华北坚持和开展游击战争”，建议努力扩大红军，以大的力量，留得力干部，坚持和开展游击战争。15日，刘少奇为北方局起草决定，提出“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已经不是正规战争，而是游击战争。所以组织、发展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已成我华北全党及人民的中心任务”。经过战争实践的检验，毛泽东提出的以山地游击战为中心的八路军作战方针，逐渐得到中共在华北各方面领导人的认可和支持。

 

 

 

　　毛泽东在八路军出征前就提出了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这个方针在没有经过实践验证前，出于他的预见及其对八路军将要面对的战场内外环境的把握，可以认为是先见之明。先见之明出自预见和思考，但一定要经过实践的验证才可知其是否符合实际，这也是个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如毛泽东所言，“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先见之明未必能够被验证为正确，而当毛泽东从红军创立、苏区建立、反“围剿”战争、长征，直到全国性抗战开始，一再以其极富预见性的先见之明而被验证为正确之后，他在中共党内、军内的领导和领袖权威便得到了他的同事和下属的由衷认可与折服，从而使中共在面对全国抗战来临之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工作重心和方式方法的转变时，能够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做出有力、有效、有为的决策，使中共在这场战争中首先在战略上占了先机。

 

 

 

 

 

 

　　1937年7月7日，当卢沟桥的枪声打响时，起初仍貌似为地方性事件，而后续则因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迅即发展为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从中国方面说，则成为全国性抗战的起点。全国性抗战意味着从军事到政治，从经济到外交，再到文教和社会各方面的大变动，过往致力阶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具有在新形势下的新思考、新路线、新方针及其工作新方式和新方法，才能应对这样的大变局。

 

 

 

　　万事开头难。当全国性抗战开始之际，中共的因应决策面临着纷纭复杂的主客观环境下的“开头难”。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8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开会讨论中国形势，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说：“曾作为中国红军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重要转折。你们找不到共产国际的任何一个支部，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面临如此复杂的局面”；“还是这些干部，不是别的政党，不是新换的人，还是这些党员，这些群众，却要去执行另外一种政策”；“这样一来，我们中国同志和中国党就会遇到很大的艰难险阻”。为此，共产国际在10月10日通过决议，提出“中国人民的斗争进入了新的时期。这一新的变化了的形势要求把中国共产党变成一个强大的全中国的政治因素……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工作、领导和组织的方式方法”。

 

 

 

　　但是，以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信息传递与沟通渠道，共产国际的指示并未能及时传达到延安，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变基本是独立完成的，而独立性恰恰是中共这样一个大党，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领导中国革命所必须，也是毛泽东着力强调的。毛泽东在一年多以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总结道：“我们却相当顺利地执行了这个转变，不但未遭挫败，反而大大地胜利了。这是由于广大的干部适时地接受了中央的正确指导和灵活地观察情况而获得的，虽然曾经在中央和一部分军事干部之间发生过严重的争论。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毛泽东这里说的是对八路军的作战方针从集中兵力的运动战向建立根据地为中心的游击战转变的评价，而这个评价事实上也适用于对中共当时整个工作的评价。在5个月的时间里，中共初步确定了抗战基本路线方针，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并在出征前线后完成初步的战略展开，进行积极的作战行动，中共开始走向全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在历史大转变时刻的考验中，中共交出了一份相当出色的答卷。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虽然毛泽东用“相当顺利”形容中共在全国抗战开始后的路线转变及其成效，但其过程之“艰辛”，仍然是亲历者深深感知的。从“七七”抗战爆发，经洛川会议，再到12月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其间不过5个月的时间。正是在这段时间内，中共以其坚定的抗战决心和意志及其在前方和后方的实际表现，赢得了全国民众乃至国民党内部分人士的赞誉，因为中共深知，只有全力投入抗战，才能为自己赢得广大的发展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中共领导层内部对于如何进行全国性抗战的方略，也未必完全一致，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对于抗战军事战略战术中分散出击的游击战和集中兵力的运动战的关系等问题，有较多的讨论、争论乃至分歧。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这是与过去国共斗争完全不同的反抗强敌入侵的对外战争，需要有大格局，才能应对这样的大变化，而且这场战争的爆发多少也有些突发性，更为有关政治军事战略策略的调整和改变带来一些困难，与此相适应的路线、方针、政策等转变，也需要有个观察、提出、实践、调适、再实践而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

 

 

 

　　但是，经历了过往奋斗中冒进与保守、“左”与右之争带来的多次挫折和反复，中共的长处恰恰在于，讲求理论指导，而又着重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尤其注重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七七”之后中共对形势变化的因应，中共全党从与国民党斗争时期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围剿”为中心的阶级斗争路线，转入抗战时期以抵抗日本入侵为中心的、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和以游击战为中心的军事路线，基本是迅捷而平稳的。尤其难得的是，在战争初期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形势中，中共能够审时度势，顺时应势，既坚持了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又坚持了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立自主，中共党内曾经有过的认识不一，尤其是在军事战略战术方面的一些不同意见，也随着实践检验而趋消融，以此奠定了中共在全国性抗战中大发展的坚实基础。

 

 

 

　　中共之所以做到了这些，与当时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领导集体（政治局成员）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分工负责，各自尽力，团结统一，保证了中共决策的顺利实施和工作重点转移的顺利进行。毫无疑问，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毛泽东对整个抗战以及中共在这场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与擘画，结合战争开始后的实际，着眼其持久战特性，提出游击战战略，坚持统一战线中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特别强调独立自主，并且具有长远观照，在在极具洞见。他在提出这些看法的当时，未必都能得到一致的理解和认同，而当过后实践的检验和形势的发展验证了毛泽东早先提出的看法确实是正确的，便显出毛泽东在中共领导集体内的领袖群伦、高瞻远瞩和未雨绸缪。毛泽东的长处还在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当他的意见还没被党内同志完全接受时，他在坚持自己意见的同时，也有充分的耐心去等待及用实践的验证去说服别人接受。毛泽东之所以能在人才济济的中共领导集体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共党内众所公认的领袖，与他极具眼光的超前预见、坚守定力的战略把握、挥洒自如的运思实践、协调各方的统合能力是分不开的。再有，作为当时在中共党内负总责的领导人，“张闻天与毛泽东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团结合作”。在事关抗战决策的重大问题上，尤其是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和军事上的游击战，张闻天都和毛泽东的意见一致，都给予毛泽东有力的支持。这也是中共在全国性抗战之初能够顺利完成路线方针转变与工作重心转移的重要因素。

 

 

 

　　然而，事因经过始知难。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并在12月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对国民党有所迁就、“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新认识与新主张。王明的看法，貌似负有共产国际的背书和加持，使得国共关系中的独立自主和统一战线中的既联合又斗争，受到王明看法的影响而有了争论，连带着八路军实行以山地游击战为中心的作战方针又起波澜。此时南京失守，国民政府迁都，全国抗战走到又一紧要关头。历史可能就是这样，从来没有笔直的坦荡大道可走。中共对于抗战的因应，中共领导集体的所思所为，在新形势和新情况中，又要经受新的考验，在矛盾斗争的不平衡中进行新的调适，最终达至问题的解决和新的平衡。从1937年“七七”抗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是中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与此同时，也是中共抗战路线方针政策从洛川会议初定到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底定的连贯过程，而1937年的7月至12月，可视为这个过程的上半篇，这其后的下半篇，中共领导集体的应对与决策，仍然精彩纷呈，极具研究价值，有待更为深入的研究与讨论。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