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35年底，中共中央根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人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精神，确定实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可是1936年3月收到由《国际新闻通讯》转来的七大决议中译本，却表述为“反帝人民战线”。已经具有独立性和自信力的中共领导层虽然按惯例照改，却心有未安，遂在恢复电讯联系后立即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申述，同时主动改回“统一战线”。共产国际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协商，于8月中旬复电同意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总方针。由此出现的以“人民战线”取代“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情况，在中共中央层面仅仅持续了三个月，非但不意味着中共内部缺乏共识以致选择困难，反而彰显其在共产国际已经据有“苏联外之第一党”的地位，其平衡国际路线与民族革命的独立自主道路得到认可。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　独立自主

 

　　按照通行的认识，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具有纲领性的政治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由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的。会议决议“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该决议被认定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就宗旨精神而言，此说不错。不过，仔细查对文本，瓦窑堡会议决议的表述是“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日”与“抗日”，意涵有无分别，中共中央为何用“反日”而不是“抗日”？一字之差看似无关紧要，其实值得深究。

 

　　问题不止于此，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4卷编者的说明：共产国际和中共新政治方针的起点，是1935年六七月起草的《八一宣言》，“宣言很大程度上是以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执委会”）代表团1934年至1935年上半年的分析研究为基础起草的，是在转向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工作过程中所制定的新策略的情况下最后形成的。在对《宣言》起草人和内容产生影响的一般性决议中，应当指出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所赞同的法国人民阵线政策。由此得出了‘抗日人民统一战线’和‘人民’术语，在中共后来的许多文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直到1936年年中‘人民’术语才被‘民族’术语取代”。此说的时间范围刚好包含了瓦窑堡会议，如果统一战线定性的“民族”术语取代“人民”持续到1936年年中，无疑对瓦窑堡会议正式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路线的判断构成挑战。

 

　　《八一宣言》并非由中共中央拟订，而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起草并发布的。当时中共中央还在长征途中，且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讯联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派遣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张浩辗转到达陕北。有学人从词汇竞争的角度探究统一战线的定名，发现1936年出现了不同的概念表述，以为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调整策略后，“国内革命战争长期以来的残酷经历使得新方针较难迅速统一为全党共识，反而开启了多种表述共存的局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作为固定政治表述前，其所包含的每一个词都备受争议，如抗战主体是‘人民’还是‘民族’、抗战形式是‘联合’还是‘统一’，这些问题在抗战前后被多方反复讨论”。这样的情形从1936年到1937年调整了一年多才逐渐固定下来，似乎中共中央一度面临着词汇竞争的选择困难。

 

　　这些研究所关注到的现象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显然需要澄清一系列关键问题，即中共中央究竟何时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为何会出现不同概念表述的现象，与此相关的情形有哪些表现，这些现象究竟持续了多长时间，最终如何获得解决。更为重要的是，概念表述不同的背后反映了什么纠葛，相关各方在路线、策略和地位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凡此种种，都可以借由语学和史学相辅相成的办法，逐一揭示，使得云遮雾罩的历史本相大白于天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既是中共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自我调整路线方针的结果，又受到国内外其他政治势力尤其是共产国际策略变化的影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作为固定政治表述前，的确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首先，因为国共尖锐对立，所以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针锋相对地用“反日”应对国民党的“抗日”，指国民党借“抗日之名”行“剿共”之实。不仅如此，对于各种在野派系的团结抗日主张，也指为帮助国民党消灭异己，甚至明确反对这些派系所提出的“民族统一战线”（实则在野各派并无“民族统一战线”的直接倡议）。不过，尽管大革命的失败使得共产国际和中共一度对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痛定思痛，中共却转而放弃了原来刻意用来取代“统一战线”的“联合战线”，重新采用共产国际指示的“统一战线”。开始是在工人阶级当中实行下层统一战线，体现了阶级路线，继而扩展到农村和农民。九一八事变后，则相继在东北、华北等地开展民众的下层统一战线。1933年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发出“一·二六指示信”，又提出在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有条件地实行上层统一战线，范围逐渐扩展到整个反帝运动。也就是说，从大革命失败到全面抗战爆发，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经历了一个从退入阶级革命到逐渐重返反帝运动的变化过程。

 

　　汲取国民党的背叛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不仅中共对于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深表疑虑，共产国际面对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獗以及帝国主义加紧进攻的态势，虽然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加强世界范围的统一战线，才能有效应对，可是对于和共产党之外的工人群众建立统一战线也不无保留。1933年2月19日，劳动社会主义国际局宣称准备联合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与德国法西斯的反动统治进行斗争。共产国际执委会虽然认为这与其一贯行动相矛盾，怀疑其是鉴于各国工人群众已经自发组织统一战线，才表示诚意，却仍然号召各国共产党再尝试经过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建立统一战线，并相信建立在阶级斗争上的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足以抵抗资本家与法西斯的进攻，加速资本主义的没落。可见即使与社会民主主义的非党工人结成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仍持有待观察的态度。

 

　　1933年6月8日，中共中央就反帝运动中的统一战线问题致函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认为“华北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签字，给日本侵华更多方便，只有坚决实行广大的统一战线，才能团结和组织千百万群众来进行反帝革命斗争，才能团结一切反帝的力量。而策略是揭破、打击国民党和孤立一切反革命的妥协党派，以争取广大群众；用群众的革命的广大统一战线来对抗帝国主义及其清道夫——国民党的反革命统一战线，并反省了统一战线未能建立的原因。此函是根据共产国际、少共国际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指示拟定，后者着重提出全国民众必须起来为保卫中国的领土与独立而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其中仍有牵制日本进攻苏联的意向，同时也表明对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正在日益增强的局势变化的担忧。

 

　　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策略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确保世界革命以及保卫社会主义苏联战略的实现，这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入侵造成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中国存在利害异同的情况。在左倾路线的持续主导之下，中共中央面对国民党重兵的不断“围剿”，迟迟未能确认民族危机已经成为主导的局势变化，虽然认识到要发动民族战争才能抗击日本，却认定只有推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才能实行抗日，因而将反日与反蒋并列，希望反帝统一战线与土地革命统一战线相辅相成。中共的统一战线使用过多种定语，如革命、反帝、反日、广大、广泛、下层、群众等等，反映出在民族与阶级矛盾的轻重拿捏之间多少有些左右为难。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纠正了错误的军事路线，但是政治路线尚未及改，又处于连续不断的辗转作战中，而且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对外政策无法及时调整。著名的《八一宣言》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起草，并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的，在党内未能即时产生广泛影响。而中央保存的《八一宣言》里并无“抗日人民统一战线”的字样，文中“人民”的应用属于一般性表述，不能体现与“统一战线”的关联，反而“民族”的表述更多，且称颂众多的东北及全国抗日的“民族英雄”。

 

　　1935年8月7日，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上演讲《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附属国全线进攻的加紧以及被压迫民族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反帝统一战线在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尽管各国情况不同，反帝统一战线策略的应用有别，“然而反帝统一战线这种策略，对于这些国家中每一个国家，都具有头等的意义”。有些人认为，中国苏维埃革命既然在一部分领土内得到胜利，阶级斗争已经非常剧烈，“所以反帝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事实证明恰恰相反，“在目前的中国，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不仅具有头等的意义，而且我们可以说，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这是第一次正式提出“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概念，并且准确地称：“近几年来，中国共产党已经应用而且正在应用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

 

　　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意义，是因为日本侵略造成中国空前的民族危机，而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在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条件之下，除了我们的伟大民族全体总动员去进行坚决的无情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而外，别无其他的救国方法。同时，在共产党方面，除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政策而外，没有其他的任何办法能动员全体中国人民去与日本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在十九路军上海抗战，福建事变以及冯玉祥、吉鸿昌等人的北方抗日时，中共未能真正认真地、彻底地和正确地执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因为许多同志“还没有了解近几年来中国所形成的新条件和新环境。因此，他们不了解，怎样用新的方法在中国提出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顾计到目前中国的形势，顾计到我国人民底民族生存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党应当继续发展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应当把这个政策极澈〔彻〕底地、极大胆地、极广泛地和极坚决地运用起来，以便把全中国人民在最短期间内真正联合起来，去进行抗日救国的共同战斗”。据王明说，他本人和中共中央全体的意见，应当向前发展这个政策，具体步骤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共同向全国人民，向一切政党、派别、军队、群众团体以及一切政治家和名流们，提议与我们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王明还表彰了巴西共产党实行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成效，批评印度等国共产党在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方面的局限，指出1927年中国革命运动中陈独秀等机会主义者把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与阶级斗争的任务彼此对立起来，放弃了独立政策和斗争，导致革命失败。中南美各国如果将所有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都当作法西斯或法西斯化政党，便会妨碍“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蒂的人民阵线之建立”。

 

　　中共中央1935年10月的反日讨蒋秘密指示信认为，不仅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的军官政客也混入反日反蒋的漩涡，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大大扩展了。在此基础上，党的总策略方针是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讨蒋的力量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蒋介石。不管什么阶级（从工农起到资本家止），不管什么党（自生产党至社会党、民主党、国家主义派止），若果不愿当亡国奴，愿意做任何反日反蒋的活动，“中国共产党都愿意很诚意诚恳的与之统一战线以共同担负起救中国的责任”。统一战线有上层、下层、上下层并用三种形式。就思想策略而言，这封信较《八一宣言》朝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大进一步，内容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高度一致，除非中共中央先行从其他渠道间接获悉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精神，否则仍可能出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手。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文件使用过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帝反蒋统一战线、上层下层统一战线、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统一革命战线等等表述。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是中共中央得到口头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关于统一战线决议精神并据此做出的，决议文字中强调的是“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基本力量和同盟者，“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与“统一战线”关联的术语仍然是“民族”而非“人民”。两天后，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主题之一是“民族统一战线”，明确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与“统一战线”关联的还是“民族”而不是“人民”。

 

　　瓦窑堡会议做出正式决议时，不仅采用“统一战线”，而且明确是“民族统一战线”。这样的表述符合中共中央路线变化的趋向，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传的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精神起到关键作用。

 

　　瓦窑堡决议与获悉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精神有关。七大结束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决议精神，重要事项之一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张浩辗转于1935年11月抵达陕北，为防止旅途遇险，没有携带文件，仅凭记忆口头传达。随后共产国际又派阎红彦续来。1936年1月1日毛泽东电告朱德：“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另电详告，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战争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在此之前，中共中央的文件从未使用过“民族统一战线”的说法，瓦窑堡会议确定“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完全符合中共中央获悉的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信息，应该是根据传达的口径做出的改变。

 

　　直到1936年2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的问答——供各级党部讨论时的参考材料”，还是认为民族革命上升到首位，必须结成反日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并专门阐述了苏维埃红军、共产党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关系。

 

　　根据张浩、阎红彦等人口头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精神，中共中央做出的决议并没有产生表述术语的分歧混杂，反而确定了“民族统一战线”的标准用语，并贯穿于后续两个月的中央文件。可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回国人员对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解读与中共中央的认识相吻合。

 

 

　　从《八一宣言》到秘密指示信再到瓦窑堡会议决议，中共关于“统一战线”的认识朝着“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快速演进，到1936年3月收到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文本前，没有出现例外。随着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文本的到来，情况突然生变。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召开，会议最后一天，依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法西斯主义底进攻与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中的任务》，通过相应的决议，鉴于德国法西斯主义取得政权，新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及进攻苏联的危险增加，第二国际破产和内部分裂，呼吁建立国际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则是创立反帝的人民战线，吸引最广大的民众到民族解放运动中。中国首先是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走狗等口号下来进行。这次大会还通过了《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决议》，“责令共产国际执委及隶属于共产国际的各党，今后亦在一国范围内以及国际范围内以种种方式努力统一战线的建立”。该决议批评一些支部的工作有严重缺点，其中之一就是“对于统一战线策略迟延的执行”，“不了解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中创立反帝的人民战线底必要性”。大会“向共产国际一切支部建议，在争取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一切劳动者之人民战线以反对资本进攻”。

 

　　先行研究已经注意到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之间的关联，认为中国及中共混杂的表述与共产国际七大的政策主张有关。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强调共产党不仅必须领导组成巩固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将全体工人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还应该在此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这一人民阵线应该包括劳动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同时还应该在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人民阵线。只是仅仅检讨西文文献或后来的译文，显然无法佐证当时中文用词的不同渊源有自。因为早在第一次实行统一战线时期，中共就有意识地回避共产国际明确指示的“统一战线”，而刻意使用“联合战线”。此外，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何时以及如何传达到中共中央，国内其他各界是否也通过一定的渠道获悉相关内容，也值得重视。

 

　　红军长征期间，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一度因故中断，1935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的相关情况，直到是年11月才由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派人传达到陕北的中共中央，而且只是口头传达要点精神，并未携带正式文本。1936年3月，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在巴黎出版的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转来的七大决议案的中译本，并全文刊登于3月8日出版的《斗争》第89期，注明是由《国际通讯》译来，其中或有与原决议案出入之处。现尚未有原决议案对照，如有差错，留待以后更正。可见直到此时，由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尚未完全恢复，也就无法获得七大决议的正式文本。

 

　　三个月后，与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系恢复，可是时过境迁，目前所见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中译本，要么还是《斗争》刊载的《国际新闻通讯》的译文，要么是后来研究者根据原文重新翻译的文本。两相比较，新译本比较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而《国际新闻通讯》的译本则较为诘屈聱牙。《斗争》的编辑特意注明译文或有所差错，当是因为阅读起来的确有许多含糊其词的语句，担心误解原意。对于中共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关于决议的主旨统一战线问题，共产国际的决议究竟如何划分类型及标名，各自的词义应当准确对应什么中文词汇。比较后来的译本，《国际新闻通讯》的中译本用词的确有所差别。更为重要的是，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传递回来的信息，与七大决议中译本并不一致。而之前中共中央已经根据所收到的口头信息通过了“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决议。

 

　　先行研究认为，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有“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人民阵线”三种划分和相应概念，所依据的是后来重译的文本，当时的中共中央显然没有收到这样清晰准确的信息。按照现行翻译，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关于“统一战线”实际上有三种类型：一是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包括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旗下的工人阶级以及争取与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工人阶级结成“统一战线”；二是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的广泛的各国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其中包括非工人阶级群体如小资产阶级群众；三是殖民地国家的“反帝人民阵线”。在《国际新闻通讯》的译本中，第三种被翻译成“反帝人民战线”。而在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中，则是“反帝统一战线”。三种类型当中，第一种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第三种与中国及中共有关，而第二种主要是指欧洲的情况，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中共中央收到的共产国际七大决议译本，关于“殖民地国家中反帝的人民战线”有如下表述：“共产党员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中最主要的任务是反帝的人民战线底创立……积极参加民族改良主义者所领导的反帝的群众运动，在具体的反帝纲领底基础上，与民族革命的及民族改良主义的组织进行共同行动。”这里的“人民战线”，虽然总体上属于统一战线范畴，但与中共惯用的“统一战线”不一致，而与“人民阵线”容易混淆。

 

　　七大决议中译本尽管不够正式，不够准确，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共中央还是遵循惯例，按照决议改变统一战线的相关表述。3月20日，张闻天在晋西地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时说：“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中特别重要的，一是集中力量反战反法西斯，二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反战的统一战线，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殖民地的人民统一战线。”这样的解读，显然包含了他自己的认识，侧面反映了中译本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后，已成固定概念的“统一战线”指称，出现了不同的表述，“人民”的术语开始与“统一战线”发生联系，如张闻天的报告中，虽然中共的任务仍是准备开展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却由反日反蒋的“民族统一战线”变成“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或“广泛的人民战线”。3月14日出版的《斗争》第90期发表的理治的文章，标题是《为中国反日的人民统一战线而斗争》，文中表述却是“民族的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民族的统一战线”“全民族统一战线”“全国民族广泛的统一战线”“革命的统一战线”。虽然应急改了标题，却来不及通改内容。

 

　　这样的变化体现于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中，此后一段时间里，本来基本统一固定的“民族统一战线”指称发生变化，出现与“人民”术语相关的概念，如1936年4月5日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向全中国爱国的同胞们发表的《为反对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下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呼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联合抗日，创立各党各派抗日的人民阵线！” 4月11日拟定的《为反对蒋介石帮助日本拦阻红军抗日去路、捣乱抗日后方讨论提纲》，除了“创立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的口号外，还表达了下列意思：形势的发展更加推动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把更广大的抗日人民卷入民族革命的浪潮中，促使反动统治内部进一步分裂，“更顺利于我党进行抗日反卖国贼的人民阵线，以开展抗日民族革命战争”。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呼吁的对象包括中国国民党等众多党派团体机关。该宣言固然有落实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精神之意，同时也是呼应同年2月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组织反日阵线提议宣言》的主张。而该提议与共产国际存在关联性。5月7日，共青团中央致函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学生，努力的目标之一仍然是“创立全国各党各派抗日人民统一战线”。但文中也有“集中注意于人民统一阵线的建立”之说。之后还一度使用过“抗日讨逆统一战线”之类的表述。

 

　　有学人从词汇竞争的角度辨析相关现象，以为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调整策略后，开启了多种表述共存的局面。此说未免言过其实。梳理相关文献以及背后的事实，大体可以断定，主要的几种表述即“人民阵线”“联合战线”与“统一战线”，在中共的话语系统中并非平行并列关系，“统一战线”是基本的、主干的，“联合战线”则是一定时期内依据场合、对象的不同而使用的特殊用法。既然“在公开发言特别是当论及与党外势力合作时，‘联合战线’则成为中共的一般性表述”，那么显然不宜说“联合战线”与“统一战线”构成平行竞争关系，而只是后者在特定情况下的特殊表述，未必到了一般性表述的程度。至于需要不同表述背后的原因，也不难理解，或是避免令对方误解己方有一统天下之嫌，从而增加联合的障碍；或是自己不肯被对方以“统一”之名兼并，既彰显独立性，又表示平等地位。1936年8月10日毛泽东在给章乃器等人的信中，就批评有人故意将所谓“统一战线”与民族联合战线对立起来以打倒联合战线的别有用心。这样的情形，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之时已经出现过。所不同的是，由于主要矛盾和国际局势的变化，“统一战线”对各方面造成的心理阴影几乎消散无遗。既然对“统一战线”名义的顾忌大幅减少甚至完全消除，自然就没有必要继续使用其他表述以免引发歧义。

 

　　至于“人民阵线”，的确一度成为“统一战线”的替代表述，可是二者意涵有别，真正与“统一战线”构成替代关系的主要不是“人民阵线”，而是“人民战线”。所影响的术语主要不是“统一”，而是“民族”。无论“人民阵线”还是“人民战线”，都来源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恰恰是这一影响中共“民族统一战线”名称出现变数的至关重要的决议，传达到中共的过程历尽曲折，传递过来的文本问题甚多，中共中央虽然遵照执行，可是有所疑惑，于心未安。张闻天区分成“反战的统一战线”“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殖民地的人民统一战线”，虽然用了“人民”，却没有弃用“统一战线”，多少反映出内心的纠结。

 

　　在此期间，周恩来、刘少奇、林育英、彭德怀等人的文字，仍然沿用“民族统一战线”或“反日（抗日）统一战线”。这样的滞后现象，可见中共中央尚未要求党内统一按照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口径予以改变。

 

 

　　面对七大决议中译本的含混，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感到几分困惑，虽然在正式文件中不得不照改，却始终有些忐忑。例如“国际决议提出，要力求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或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的政府’”，张闻天意识到这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采取坚决措施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势力的“第三种政府”，与中国的情况不同。实则这里的“人民战线”，应为“人民阵线”，即欧洲国家由人民阵线取得政权的政府。而“人民战线”是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统一战线。有鉴于此，张闻天第一时间提出：“决议中关于欧洲的问题讲得多些，我们应该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从这些决议看，中央以前的决议基本上是同这些决议相符合的。”所谓基本吻合，就是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方面的调整，的确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精神高度吻合，唯一不大协调的就是“民族统一战线”变成“反帝的人民战线”，即张闻天所认为的“人民统一战线”。而这正是“应该使之民族化”的重点所在。

 

　　张闻天1936年4月20日撰写的《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发表于4月30日出刊的《斗争》第97期。这篇文章显然是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学习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产物。文章说：“去年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与中共中央十二月的决议都明显的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是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创立。根据国际的与中国党的经验，在创立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中，我们应该注意下列的一些问题：第一，必须集中力量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全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抗日是全中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所以要创立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必须集中力量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一方面依靠于他自己的武器力量，另一方面依靠于他的走狗汉奸卖国贼的帮助。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必须同时反对他的走狗汉奸卖国贼。”文章并没有解释为何要将统一战线由瓦窑堡决议的“民族”改为“人民”，只是接受了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中译本的术语，却不能提供所以然的理由。不过张闻天强调：“必须依据具体环境规定统一战线的条件并使之成为共同行动的纲领。统一战线的形式是依照各种不同的环境而变化的。概括的说来，有：（一）上层的统一战线，（二）下层的统一战线，（三）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的同时并用。但不论哪一种形式的统一战线，必须有一定的具体的条件，这些条件应该成为实行统一战线的各方面的共同行动的纲领。”

 

　　张闻天坚持用“人民统一战线”来表述“人民战线”，一方面是要维系统一战线的一贯用法，另一方面也抓住了“人民”与“民族”不同的关键。只是解铃还须系铃人，虽然遵义会议使中共中央走上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的正确道路，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毕竟要服从共产国际的意见，“人民”术语的困扰是由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中译本引发的，要想解决问题，还需要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来裁断。1936年6月，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终于恢复。因为统一战线的问题至关重要，对中译本的解读又不够清晰稳定，中共中央第一时间向共产国际确认究竟是“民族统一战线”还是“人民统一战线”或“人民阵线”，当在情理之中。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绝密电报，记录了相关情节：“你们1935年12月25日的决议和你们的通电已知悉，基本上同意你们所采取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但是我们认为，党和红军的领导必须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和性质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会给中国劳动人民造成致命的后果。”对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提出了五条注意事项，如成立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不将反日与反蒋相提并论，推动蒋参加抗日，改对日宣战为反对日本侵略，在与张学良接触时防止其动摇甚至背叛等。不过最主要的还是第一条，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决不是要削弱苏维埃，把红军融化在共同的抗日军队里，把共产党融化在中国某个共同的政治团体里”。

 

　　苏共和共产国际秉承世界无产阶级一体的原则，与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民族主义严重对立。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分歧之一，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与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究竟应该如何取得平衡。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协调，一度令中国共产党人相当困扰。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具体提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治方面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其他组织在保持各自政治和组织完全独立的条件下，在共同抗日立场上的协商一致；在军事方面应该是红军和其他武装力量之间就组建抗日联军达成一致意见，各军都保留其独立性，各自负责防区，服从统一指挥。国防政府应该成为所有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党和组织的真正代表机构。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特别指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要求大力加强党和红军，因而对中共中央决议中说不管社会出身如何所有希望入党的人都可以接受，以及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说法特别感到不安。要求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和团结，严格执行组织程序，避免大规模接收新党员，防止不加选择地接收学生和旧军官加入红军，不允许有产阶级的代表参加苏区的政权管理。

 

　　由此可见，在1936年6月恢复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讯联系后，中共中央即陆续报告了1935年底以来发生的重要事项，提交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并且告知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已在3月收到，王明的讲话在5月收到。尤其是专门提出瓦窑堡会议决议及相关通电，特别就统一战线问题进行请示。季米特洛夫将各项电报内容归纳为三个问题，认为需要商量并得到斯大林的指示，遂于7月初提交给斯大林，其中第一项就是“中共和中国红军在西北的政治军事计划，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共在建立抗日人民统一战线问题上总的政治方针”。

 

　　在协商过程中，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起到积极作用。王明在东北问题上曾经主张“说明满洲的特殊形势和我们的广泛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将抗日游击斗争与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总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开会听取王明关于中共中央成立抗日人民阵线问题的决议的报告，皮克、马尔蒂、康生、季米特洛夫等人参加讨论，决定采纳王明的建议作为基础，责成王明和康生、施平（陈云）以及米夫、曼达量最后审订这些建议，并呈报季米特洛夫批准。共产国际七大讨论季米特洛夫报告时，王明的发言多次使用“民族统一战线”的概念。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带去的信息也是“民族统一战线”。没有中共代表团成员的主张、赞成，共产国际要同意中共中央的要求并不容易。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对待此事极为慎重，7月27日已经形成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草稿，但季米特洛夫仍不放心，致信斯大林请示道：“我们认为需要紧急向我们在这里的中国同志（在同您的最近一次谈话之后）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作出一些补充说明和建议。鉴于该文件特别重要，我不想在得到您可能提出的意见之前就将它发出去。恳请您作出指示。”所以电报的最后定稿直到8月15日才发出。此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共方面都改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与上述各时间节点相对应，1936年6月以后，中共中央一般即不再用“人民战线”一词来取代“统一战线”。7月16日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使用的是“抗日统一战线”，其他文件也多用“抗日统一战线”。8月25日，中共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提到中共曾经“创议组织民族统一战线”，至于现在，则多用“抗日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不再袒护其他方面的反蒋活动，在全国人民面前，体现出作为“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态度。也就是说，从1936年6月以后，中共中央已经回到“统一战线”的指称，虽然尚未恢复“民族”，多用“抗日”，却很少再将“人民”与“统一战线”相连接。

 

　　由此可知，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多种表述，严格说来只有“人民统一战线”与“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对应关系，这是由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传达的特殊情况所造成，而且持续时间不长，既不是从1935年到1936年年中或是1936年到1937年调整了一年多，也不存在中共中央在此过程中面临词汇竞争的选择困难。经过请示和共产国际的认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而很快成为标准化概念，通行于中共中央的各种正式文件中。

 

　　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回复，9月8日，张闻天等致电朱德等人，告以抗日与反蒋不能并提，电报中提及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虽然中共中央从2月起开始改变口号，8月上旬政治局又讨论了对南京的方针，但估计仍然不足，“八月下旬国际有进一步指示”，后来又专门发来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指示。这可以印证共产国际与这次表述异变的关联。

 

　　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认为“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有组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时还仅在开始的阶段”，“要争取统治阶层中一切可能的部分到抗日斗争中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尤其是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同时“共产党在为着实现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不但对于统一战线之公开的或秘密的敌人，应该进行严厉的斗争，而且对于口头上赞成而实际上消极的假抗日分子，以及各种各样的同盟者，应该保持批评有完全自由”。继之前改工农共和国为人民共和国之后，再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并着重指出：“只有继续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极大的巩固苏维埃与红军，同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方能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给民主共和国的实现准备前提。”决议肯定瓦窑堡会议所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基本是正确的。但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要具体针对不同的对象开展工作，使千千万万抗日大众实际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是全国抗日救国代表会议或国防会议、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以至民主共和国。

 

　　这份决议表明，中共中央不仅回到“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称，而且是正式完整使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集合概念，“人民”术语对统一战线的困扰，基本解除了。此后虽然在各地工作的中共领导人如刘少奇等，仍然有过“联合各党各派建立抗日反汉奸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人民阵线”之类的说法，与之前4月以后继续使用“民族统一战线”一样，都是信息滞后的表现，所以不久也跟随中央的变化，改用“民族统一战线”。而中共中央的各种正式文件，基本上都是用“民族统一战线”或“抗日统一战线”，后者实际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简称。也就是说，“人民”术语取代“民族”与“统一战线”发生联系，在中共中央层面，集中于1936年3月至6月几个月的时间里，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而且经此变动，由“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共中央的标准概念。

 

　　这一重要变故的前因后果，中共中央高层自然心知肚明，可是牵涉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又处于遵义会议中共自行决定党的领导、需要与共产国际磨合的敏感期，所以只做正面宣传，而没有将变动的详情向全党交待。1939年9月13日，陆定一在为《新华日报》（华北版）撰写的专论《正义的战争与非正义的战争》中提及：“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为了阻止帝国主义的反动战争，曾经号召各国共产党和全世界人民，起来组织三种阵线——人民阵线、和平阵线、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统一战线——来反对制造屠杀的法西斯蒂。”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年多，三种划分的用词明显与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不符，据此解读出来的意思，也会有所差异。因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意味着要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结成统一战线，人民阵线则包括小资产阶级等非工人阶级的群体，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人民阵线（战线）或许更接近决议原文的本意。可见直到此时，中共尚未掌握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正式文本和新译本，除最高领导层外，也不了解表述异变的来龙去脉，即使像陆定一这样层级的干部，还会用不大准确的概念来指称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的不同类型。至于涉及党外的相关争论，另有因缘，不宜相互牵混，将形似而实不同的事集于一线，反而越理越乱。

 

 

　　围绕统一战线定性术语的一波三折，既反映出国际共运中长期存在的不同国家革命形式与组织关系的固有矛盾，也体现出中共独辟蹊径的革命道路获得成功，使得党的地位大幅度提升，从而增强了在国际共运中话语权的实力变化。没有这些变化，中共中央很难对已经形成决议的文件提出异议，共产国际更不会轻易准许。

 

　　中国共产党诞生初期，相对于国内其他政治势力，显得非常弱小，政治上也不成熟，加入共产国际之后，得到全面援助和指导。在此背景下，通过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借由世界革命与反对帝国主义两大思想利器，很快掀起国民革命的高潮，中共自身也迅速壮大。可是由于国家积贫积弱，在共产国际的系统内，与工人阶级力量较强的国家政党相比，中共仍然处于弱势。而“左倾”路线当道之时，中共对共产国际更是言听计从，机械地强制执行所有的指令，不敢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整。

 

　　共产国际是以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俄（苏联）为主干建立起来，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成功击退国内外各种反对势力的武装干涉及对抗，凸显了列宁式革命道路策略的正确和苏俄（苏联）国家的强大，使得联共在共产国际拥有绝对话语权。联共奉行的世界革命和帝国主义论，在平衡无产阶级的世界性与各国的国家利益之间，存在一度程度的内在紧张。站在世界革命一体化的角度，联共和共产国际在援助各国革命时，往往强调整体性，要求各国共产党从全局出发，发挥拱卫社会主义苏俄（苏联）的作用，在指导各国革命运动之时，过于从是否有利于世界革命的视角进行判断，忽略了各国的实际，结果造成惨痛的教训。联共和共产国际当然希望各国的革命运动节节胜利，但有时也不免为了全局不得不牺牲局部。而在各国共产党看来，失败也许不是局部损失，而是全盘皆输，甚至没有了立足之地。大革命的失败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左”倾路线接连不断造成的重大损失，就是典型事例。而一国的共产党如果被当成局部造成彻底失败，也就失去了支撑世界革命整体的作用，这不仅是该国不可挽回的损失，也是共产国际的重大挫折。

 

　　既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心之士不得不考虑将普遍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探索出来的革命道路，一方面因为不去机械地配合世界革命的形势而受到联共和共产国际的质疑，遭受“左”倾路线的打压，就是在中央苏区和红军当中，多数人也往往被接踵而来的中央大员们胸怀世界的高谈阔论所折服；另一方面，从实际出发进行革命的成效又十分显著，有目共睹，苏区和红军不仅打破了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而且不断壮大，令联共和共产国际刮目相看，让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交口称赞，也使得广大中共党员和红军官兵心服口服。即使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重大失败，毛泽东仍然能够在敌军重兵的围追堵截下将中央红军带出绝境，到达陕北，从而得到全党全军的拥戴，在联共和共产国际领导层心中的分量也大为增加。

 

　　1936年1月1日，毛泽东电告朱德：“国际除派林育英来外，又有闫〔阎〕红彦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塞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 1月24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朱德：“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这时中共中央正在争取张国焘改变另立中央的错误立场，以挽救红四方面军，避免中共内部斗争导致公开分裂，打出共产国际的大旗，有利于软化张国焘。为此，有些话说得比较满，例如1月24日张闻天电告朱德：“弟等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实际上这时与共产国际的无线通讯联系尚未恢复，所谓联络，只能通过其他方式，既不直接，也比较费时。5月20日林育英等电告朱德等：“国际已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立大局面。”如此辗转曲折，很难指望共产国际及时地居高裁判。

 

　　目前在共产国际的相关资料中，还找不到中共已是除联共外第一党或第一位的直接文字，可是围绕共产国际七大对中共的各种赞誉有加，得出上述结论并无夸张。况且不能排除联共和共产国际领导面授机宜的可能性。共产国际七大会议上，中共代表团的康生、周和生、王明入选主席团，与其他各国的39名代表一齐登上主席台。第一位取得发言权向大会致贺词的是代表中共的周和生，他和王明都将毛泽东置于中共领导的首位。周和生还将毛泽东列为季米特洛夫和台尔曼之后共产国际的英勇旗手。皮克所作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以《中国苏维埃在胜利前进》为题，高度评价中国革命运动，他说：“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采用苏维埃形式的中国革命是一个突出的事件，它使战后时期的整个殖民地世界受到深刻的影响，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产生和胜利发展，具有非常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享有不朽荣誉的中国红军的英勇斗争，成了整个殖民地世界劳动人民的榜样。……中国红军武装斗争的经验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民，通过革命战争能够胜利地对付优势的敌人和武装到牙齿的国际帝国主义。”他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解放斗争在世界史上第一次产生了具有充分权力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在世界史上第一次以争取建立苏维埃的斗争形式来进行。因此，实践证明了在殖民地国家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可能的。……中国革命成为第一次殖民地革命的范例，在革命中实现了无产阶级思想上的领导和初级形式的国务上的领导。以中国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殖民地无产阶级，实际上证明了自己能够解决一些伟大的历史性问题”。“中国苏维埃运动的顺利发展，鼓舞着整个殖民地世界的劳动人民去进行革命斗争，中国苏维埃成了他们进行革命解放斗争的典范和旗帜”。

 

　　一年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谈到中国问题时说：“中国共产党近年来在发展壮大，它已经是一个拥有军队，拥有武装，在其红军带领下完成了英勇的长征的党。这始终鼓舞着我们，令我们钦佩。应该坦率地说，我个人在回来后的这两年，对这些事情是怀着某种崇敬的心情。我深受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钦佩、这种热爱的感染。”他反而担心这样的情感导致对中国同志的批评不够。中国共产党人仗打得很漂亮，但在政治方面，面对中国如此复杂的形势，还不能说非常成熟和很有修养。其中就包括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8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草拟致中共中央的贺电，内称：“十五年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政党，它在国内战争中经受了考验，创立了苏维埃地区和革命武装力量——红军，红军表现出了令人赞叹的英雄主义，敌人的六次‘讨伐’也未能将它摧毁。”其当前最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充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共产国际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定决心，以及停止内战，同国民党和中国所有政治团体及武装力量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达成协议展开斗争。

 

　　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享有的待遇以及相关的评价，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仅仅一年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国形势和中共策略的决议，主要还是谈形势的严峻、困难的严重、策略的失当、工作中的弱点缺点。而且接下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丢掉了中央苏区，红军被迫突围西进北上，白区的党组织也遭受大范围的破坏。然而，中共和红军恰是在严重的危机中显出了惊人的信念、毅力和韧劲，冲破重重险阻，绝处逢生，让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刮目相看。毛泽东几次提及长征的胜利是令共产国际改变看法的关键，事实的确如此。曼努意斯基在总结共产国际七大时，批评了欧洲的奥地利、西班牙等国在社会民主党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却一步步放弃阵地，不断退却，而“中国共产党是英勇斗争的模范”，这里的工人阶级人数不多，从未有过强大的群众组织，但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与强敌战斗了数年，创造了新的苏维埃区域，“现代殖民地革命史上惊人的一页，是中国为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虽然失去中央苏区，可是红军主力在朱德、毛泽东的指挥下“传奇一般的西征，证明中国红军具有中国任何军阀军队所不能击破的高度的觉悟性，超人的坚忍性与战斗精神”。“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事业及其民族解放的纲领，证明它深刻地了解中国苏维埃对于为民族自由而斗争的本国人民担负着伟大的政治责任，也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工人面前对于中国革命的命运担负着责任。只有把本国人民的利益与全世界劳动者的利益给以布尔什维克的联系，只有这样勇敢地运用反帝国主义的人民战线，只有象中国共产党这样参加作战的领导，才能把中国革命的事业推向前进，才能把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才能求得中国的完整与统一，才能在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

 

　　可以说，共产国际七大上，中共第一次在国际共运中获得作为大国大党的待遇。中共的成功，对于共产国际意义非凡：其一，首次实现在一个半殖民地大国运用列宁式革命理论和路线进行革命运动并获得显著成功，证明即使在工人阶级力量较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能够取得列宁式革命的胜利。其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尽管工人阶级力量不强，只要路线正确，也能够建立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只要这样的党实行坚强正确的领导，就能够战胜强敌，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权，并夺取最后的胜利。因此，共产国际不仅承认中共的大党地位，而且认可其已经完全布尔什维克化。其三，一个东方大国的共产党奠定胜利的基础，不仅对共产国际和社会主义苏联起到极大的支撑作用，而且成为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典范。有鉴于此，联共和共产国际不能不权衡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如何发展，才能更好地拱卫社会主义苏联的重大问题。也就是说，即使顾及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特殊地位，也有其国家利益与无产阶级的国际利益如何才能相得益彰，以及长远和短期策略的轻重取舍。

 

　　正因为看到中共的独立自主取得成功，极大地有利于国际共运在广大被压迫民族国家中的发展，共产国际不仅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请求，同意中共改变共产国际七大已经通过的决议的表述，使之更加符合本国情况，而且在一些重大决策上也改变了口径，如长期困扰中共和红军的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问题，一方面承认中国苏维埃革命已在某些省区取得了首先胜利，另一方面指出“必须某些省的中心城市和省城为我所有才得谓之一省数省先胜利，则不仅不合事实，且正合托派理论”，甚至认为在不具备必须的条件之前，红军不宜夺取中心城市。当然，正如季米特洛夫所说，中共在政治上仍有不够成熟之处，还需要共产国际的指导。例如长期将反蒋与反日并提，看似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相辅相成，实际上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苏联在这一问题上无疑还有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国家利益考虑，不过联共和共产国际的调整更加切实，既然主要是反对日本侵略，单靠中共的力量显然不够，必须团结全民族一致行动，才有可能抵抗占据优势的日军。而国民党及其主导的国民政府，无疑是主要的国家力量所在。

 

 

　　在宣传和提升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的影响方面，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尽可能利用共产国际的舞台，以及面见联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各种机会，以联共和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容易接受的表述方式，正面展现中共、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形象，并提出与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相关的建议。1933年11月30日，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发表讲演，从各方面详尽论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不仅已经成为现在中国一切政治生活中的主要中心，而且已经成为决定世界政策底主要因素之一了”。“由于苏维埃中国是苏联以外的世界上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其几年间长期存在的事实，“就是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者进行革命斗争底强有力的号召，就是坚定他们对自己力量和胜利底信心”，“摧毁苏维埃中国就是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个严重的打击”。“全世界和全中国事变的发展，把中国革命底意义提高到为世界共产主义胜利而斗争底第一等重要的地位，除苏联以外，中国革命已经是世界革命中一个最主要的最有决定意义的成份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苏维埃中国所做的一切，“已经有伟大的全世界历史意义了”，实际上证明了列宁和共产国际思想的绝对正确，证明苏维埃政权是世界性制度，不仅适合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苏维埃不仅是无产阶级专政底唯一国家形式，而且也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底工农民主专政底国家形式”，同时还能保证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中共的实际经验“更加充实了列宁关于临时革命政府，革命军和创造革命根据地（那〔哪〕怕最初在很小地域以内）有极大意义和作用底理论方针”，这不仅成为安南、印度、高丽、台湾、古巴、爪哇和整个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众解放斗争的模范，“而且已经成为值得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首先就是日本、西班牙等国的共产党员努力学习底教训”。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险与各国共产党底任务决议案》认为，“中国苏维埃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底巨大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长篇讲演中，着重阐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实行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其中多次使用“民族统一战线”的概念。据他说明，演讲词以论文形式发表时，略加删改和补充。1935年10月第一次刊行中文小册子。中共中央于1936年5月收到王明的讲话文本。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中译本比较，关于统一战线的表述明显有别。其实这样的差异在决议前的沟通中已经存在，季米特洛夫在报告中说：“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他并代表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向中国各个苏维埃、向中国的革命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而中国代表团之前提出的是，在关于中国的决议草案第13页上，建议作如下表述：“在中国，中共坚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奴役者及其中国仆从的原则性方针，同时应善于根据每个反帝斗争时期的具体情况，在武装人民同最可恶的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在中国当前情况下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进行民族革命斗争的口号下，建立最广泛的民众统一战线。” “民众”应是“人民”与“民族”之间一个可以两面兼顾的词语。

 

　　在共产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以及对于遵义会议确立的革命路线充满自信，使得中共中央敢于面向共产国际正面表达自己关于重大问题的独立判断。而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的作用最为关键。经历了中国革命的波澜起伏，中共领导人不再教条式地盲从共产国际的指令，而是能够根据国情做出调适，并且依据实情向共产国际反映情况，提供自己的判断。张闻天在“民族”的问题上有其独特见解。早在1931年12月，他检查各级党部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工作，就“觉得我们没有能够抓紧民族革命运动的主要意义”，没有充分利用全中国民族的觉醒，“我们甚至惧怕民族两字，恐怕一谈民族，就会堕落到国民党民族主义的泥坑中去似的”。他主张“必须更大胆地广泛地提出中国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口号，更积极的参加与领导广大工农以及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民族革命的斗争”；中共“不但是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的领导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称逐渐定型的关键阶段，他个人的作用，体现于实际由他起草或以他的名义发表的各项文件当中。如他拟订的瓦窑堡会议决议，被认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体现，虽然文中仍使用“反日”而非“抗日”，却首次基本使用“民族统一战线”。稍后中共中央的各项文件，也基本统一使用“民族统一战线”或“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指称。

 

　　中共革命道路的成功，给国际共运展示了崭新的方向，也带来新的启示，必须重新审视原有的革命理论和路线。共产国际七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虽然顾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不同，基本上仍是世界革命的路线，即整个世界革命联为一体，各个部分分工不同，各有轻重主从。中共坚持统一战线用“民族”取代“人民”，有内、外两方面考量。对于国内，关于人民与民族的关系，毛泽东在谈到改工农共和国为人民共和国时指出：“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工农占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党的政纲“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之所以改成人民共和国，是因为日本侵略导致中国的阶级关系变动，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人民包括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包括豪绅买办阶级。而国民政府仅代表大富翁，不代表老百姓，老百姓不在“国民”之列。不久，为了配合改“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又改“人民共和国”为“民主共和国”，“这也是从广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可以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由之前国内战争将民族战争或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相并行的策略，转变成主要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只要不与日本帝国主义站在一起，都可能成为同志、同道或盟友。

 

　　对于外部，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回答史沫特莱关于统一战线政策的提问时说：“一、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抗日的。因此，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正向中国侵略。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苏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不反对；在这个基点上我们愿意同这些国家建立友谊的关系。二、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阵线，这种民族阵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得多。”这是对“统一战线”与“人民战线”的清晰分界，同时也是对“民族统一战线”的扼要说明。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内国际抗日的力量，包括除汉奸以外全民族的所有成员，无论阶级党派，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统一战线”的主旨所在。尽管在这一架构之下，统一战线也有不同的形式，存在不同的阶段，却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障，也是战后走向新生的必由之路。

 

　　193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郑重向全党同志宣告：“本党早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与十二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这一新政策的提出，是由于本党首先把中日两国间的矛盾，列入了中国革命议事日程的第一位，而把其他中国内部的矛盾放在从属的地位，‘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就是本党当时动员群众的口号，也就是本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的最初目标。稍有常识者均能了解，本党所要建立的不是法国式的或西班牙式的人民阵线，而是中国式的民族阵线，一切说本党企图分裂中国，使中国成为第二西班牙的议论，其造谣中伤的作用，实是非常显然的。”这不仅是向全党同志做出的正式解释，更是向全国民众和各界人士的坦率说明与庄重承诺。

 

　　不过，将“统一战线”的定性由“人民”改为“民族”，还有一个双方都没有宣诸于口的因素，即对于联共和共产国际的战略以及中共与联共及共产国际的关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基本是阶级路线，对于中国而言，也是国际优先的路线。既然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面临严重危机的中华民族的重中之重，首先是能否抵抗和战胜日本侵略者。从这一角度权衡中国革命的战略，即使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架构内，也应当优先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以及中共及其军队的安危。只要中国的抗日战争始终坚持，就是对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大贡献。如果忽视这一根本而片面要求配合苏联具体的战略需求，以致危及抗战大局，则最终整体上不利于反法西斯主义和国际共运。这不仅是第一次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所得，也制约着全面抗战时期乃至此后中共与联共、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作为两党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围绕“统一战线”定性术语的变动，就显得至关重要。

 

　　傅斯年提出，用语言学的观点解释思想史的问题，包含语学和历史两方面。关于语学的观点，概言之，即“思想不能离语言，故思想必为语言所支配，一思想之来源与演变，固受甚多人文事件之影响，亦甚受语法之影响。思想愈抽象者，此情形愈明显”。“用语学的观点所以识性命诸字之原，用历史的观点所以疏性论历来之变。思想非静止之物，静止则无思想已耳”。用语学和史学相辅相成的取径研究思想史，已经前人证明卓有成效，不过具体运用起来，必须严格掌握适用的范围、对象和尺度，尤其是探源与求变不能混淆，不能脱离材料与史事原有的时空位置及其相互联系，否则容易掉入用关键词研究历史的泥沼。历史上的词语概念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要研究历史以把握概念，追究概念背后复杂的历史，而不宜用关键词集于一线，勾连出词汇的历史，进而费尽心力地试图统一解释语义。非要找出一以贯之的定义，形同揪着脖领想将自己提向天空，不仅徒劳无功，而且陷入越有条理去事实真相越远的尴尬。高度自觉概念生成演化的语境差异，防止相互牵混，回到史事本来的时空联系，将思想还原为历史，则事实的来龙去脉清而术语的渊源流变明。历史研究应该通过不断近真逐渐如实，而不能穿凿附会以求逼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摆事实才能讲道理，一旦事实清楚，那些人为制造的道理纠结以及由此而生的过度解释，便会由自洽的头头是道变成失实的苍白乏力。这是治史者应当始终保持警惕、千万不可脱离的基本轨则。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