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史学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研究对象日趋多元，各类成果层出不穷。学科发展虽然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碎片化”的隐忧也随之而来，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一些知名的学术刊物曾就此问题组织笔谈，邀请学界精锐各抒己见，激起了广泛的回响。可以说，史学研究“碎片化”问题已成为史学界的一个理论热点。有意思的是，对“碎片化”的不满虽然随处可见，但也有不少“同情”的声音，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碎化得还不够”。这就说明，学界并未对此问题达成共识。因此，仍有必要仔细爬梳史学“碎片化”的概念、表现、成因、解决办法等问题，并对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盘点与检视，悉心辨析，去伪存真，以期推进这一关乎史学研究发展方向的重要讨论。

 

在中国大陆史学界，关于“碎片化”的议论持续了至少20年。总体上看，史学“碎片化”是一个被抱怨、被批评的对象。不过，学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可能有所差异。“碎片化”的本义是指某种完整的东西转化为不完整的状态。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则意味着史学研究从整体研究走向碎片研究，论题细小、琐碎，缺乏宏大视野的观照和深层意义的阐释。

在谈到史学研究的“碎片化”时，论者多会提到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的名作《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在这本书中，多斯批评了以勒华拉杜里、弗雷等人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认为他们放弃了该学派前辈追求总体史的雄心，导致历史学的“碎片化”。这部著作的批判对象非常明确，即主要针对年鉴学派第三代，但也切中了西方史学发展中的时弊，因而引起国际史学界的广泛关注。

 

在中文语境中，学者们对“碎片化”的感受与多斯有近似之处，但由于学术传统不同，所面临的形势和局面不同，所理解的“碎片化”又略有差异。有学者将史学研究“碎片化”的症状概括为三点：一是论题小而微，缺乏大关怀与大问题；二是论题细碎而零散，缺乏大联系与大序列；三是论题小而平面化，缺乏大理论与大阐释。另有学者认为，史学研究“碎片化”表现为只“满足于史料堆积，而缺乏对历史的思考，缺乏深层次的思维，轻视理论和整体研究的倾向”。综合起来，学者们所言史学研究“碎片化”通常指向以下三层含义：

 

一是研究对象的零碎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的研究重心逐渐“下移”，由聚焦于上层的革命、政治、军事、外交等主题转向中下层社会、民众、民间组织、日常生活等。这样一来，虽然史学研究的领域大为扩展，但也无可避免地导致研究论题的分散化、多样化、零碎化。有学者通过考察学术论文的关键词发现，从1998年到2007年，近代史研究领域出现频度较高的关键词达220个，论题呈现高度分散的样态。这与过去史学界惯于重大历史问题研究、热衷于探索历史经验与规律相比，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眼光向下”的风气所及，许多过去被忽视的人物、事件、问题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均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甚至“一些诸如气味、想象、死亡、空间、梦、垃圾、屎、疼痛、疾病、姿态、眼泪、同性恋、手淫、食物、盐、煤、火、镜子、乳房、头发、内衣、厕所、戒指等过去不入历史研究者法眼的课题，现在都已成为新文化史家的关注对象与研究内容”。在很多学者看来，这些论题过于琐碎，意义甚微，偏离了史学正统，不过是一堆碎片。

 

二是研究领域的日趋狭窄。史海无垠，史料浩瀚，史事纷繁，知无涯而生有涯，又适逢此知识爆炸的年代，史学研究者常感无奈，只能选择某一特定历史领域加以专攻。如对于中国近现代史，从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过百余年，但“还是不得不进一步细分化，时间上分段，空间上分类，形成断代中的断代，专史中的专门”。研究领域的细分，虽是现代学术分工使然，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研究者若只关心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对邻近学科漠然无知，对同行研究漠不关心，就很难形成对历史的通贯认知，遑论“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三是研究缺乏系统性。就研究者个体而言，其研究随着兴趣转移和课题变化而飘忽不定，“东一榔头，西一斧子”，零敲碎打，不成体系。就学界整体而言，历史书写缺乏宏观的、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历史的内在发展逻辑隐没不彰，以致“通史不通”。而在过去，无论是帝制时期的王朝史观，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有其一整套框架体系和理论阐释。比较之下，学者们对当今史学研究形成一种“碎片化”的观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历史研究总是要从“碎片”开始，进而不断拼缀、融汇成历史的全息影像。因此，“碎片”是无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对“碎片”的研究乃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对“碎片化”表现出一定的宽容与同情。不过，“碎片”不等于“碎片化”，反对“碎片化”不等于否定“碎片”。关于这一点，已有多位学者申论。还有学者指出，“碎片化”有消极和积极两层语义：消极的一层，是指将物体打破，使之化为碎片；积极的一层，则是指先将物体打碎，使之成为待铸新物体必需的材料。而史学研究的“碎片化”，是其中消极一层的含义，即在将历史瓦解为无数碎片的同时，也放弃了历史研究的总体性目标。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看法。换言之，在史学研究“碎片化”的种种表象背后，有一个共同的主观要件，即对总体史目标的放弃。

 

“碎片化”之所以遭到众人诟病，在于其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让研究者个人的学术研究事业误入歧途，“把研究者有限的精力和能力消耗在无数与历史发展主线无关，因而也与令人关心的种种问题无关的琐碎史事之中”，也导致史学研究在整体上遭遇危机，“研究领域的过于偏狭和整体史的严重欠缺，已经成为制约史学发展的瓶颈症结”。“史学家如果不关注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基本的理论问题”，长此以往，“历史学就注定要丧失自己应有的精神境界”。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其后果可能要比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碎片化”更为严重。因为史学乃综合之学，过于“碎片化”之后，很可能将不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另外，史学向来承担着鉴古知今的社会功能，而在走向“碎片化”之后，这一功能也将不断弱化和消解。总之，学界对史学研究“碎片化”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应积极探索其出路。

 

要对史学研究“碎片化”的问题开出药方，不仅要明其症状，也要察其源流。史学的发展有自身的历史和规律，也需要追根溯源、由表及里。

 

新中国史学发生巨变，乃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1978年以前，史学研究中虽然不乏考据之作，但主流是对宏大问题的思考和对历史规律的探求。史学研究者多为关注政治史、革命史、军事史、外交史中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如近代史中的“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热衷于讨论宏阔的理论性问题。整体而言，史学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有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和一整套自洽的阐释话语。这一时期史学界的风气，恰好延续了清末以来“新史学”寻求历史公理、公例的倾向，多数史学研究者致力于宏观的史学思考，热情地参与一些大问题的探讨，如中国史的分期、各时期的社会性质、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等。

 

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常见的弊病，即“以论代史”，那种内容空洞、游谈无根的文章到处可见。加之当时强调“政治挂帅”，有些人不惜歪曲史实、强词夺理，以迎合特定的政治目的，“影射史学”横行一时。这些现象极大地损害了史学的品格，也严重地玷污了史学的形象。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上、教育上、学术上的一系列拨乱反正，很多史学研究者逐渐摒弃了过去那种过于宏观的研究路径，疏远了那些宏大的史学论题，转而投身于具体的实证研究。翻检改革开放前后的史学论文可以看到，论题从大变小的转变十分明显。学者开始刻意回避那些宏大论题，而致力于解决一些具体的、实证的史学问题。至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出现“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登场”的现象，史学研究也朝着“窄而深”的方向发展。但是，其时学界基本看不到关于“碎片化”的抱怨和指责，因为学者能从高谈阔论中抽身出来进行具体史事的研究，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真正使“碎片化”成为一个问题而备受关注的，是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史的崛起是中国史学界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此前，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史学书写使得历史变得单调而干瘪，人们呼唤一种丰富多彩的、血肉丰满的历史。社会史研究乘势而起，它以“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为口号，迅速地在史学的领域开疆拓土。“举凡人口、婚姻、家庭、宗族、农村、集镇、城市、士农工商、衣食住行、宗教信仰、节日礼俗、人际关系、教育赡养、慈善救灾、社会问题等等均从社会生活的深处跃出而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不过，如此一来，史学研究的论题渐呈高度分散之态，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也大为减少。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之讥，几乎就是与社会史研究的兴起相伴相生的。

 

进入21世纪，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势头不减。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大陆史学界与海外学界的交流日益频繁，以及大量史学书籍的译介，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新文化史”潮流也在中国史学界激起了层层涟漪。新文化史滥觞于20世纪70年代，它注重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历史，关注的重点也是普通人、下层社会和日常生活。但它又不同于以往强调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的社会史，它更注重叙事的精彩与意义的构建。在追求“科学化”的社会史中，由于强调数据统计与分析，强调长时段的趋势与结构，历史人物、事件的重要性被消解，“人不见了”。史学研究也越来越像科学报告，枯燥乏味，魅力尽失。于是，关注人物、重视事件、回归叙事、注重作品艺术性的新文化史应运而生。可以说，它的出现是对过去长期居于主流的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的一种反动。

 

新文化史喜欢关注小人物和日常生活，几乎成了微观研究的代名词。同时，它的研究领域又异常宽广，几乎包罗万象。因此，新文化史也很容易给人以“碎片化”的观感，以至于有的中国学者赴西方参加史学会议时，发现西方学者都在忙于研究“小”问题。当然，此处的“小”未必真的小，其研究对象看似琐碎，但“往往具有强烈的象征性，与更宏大的历史过程相联系”。不过，总体上看，新文化史难以摆脱“碎片化”的问题。在阅读国内外种种新文化史著作和论文时，也确实有“碎片化”的感觉。从当前国内学界的研究态势来看，新文化史仍处于上升势头，尤其是受到年轻学者的关注和青睐，可谓趋之若鹜。

 

新文化史的“碎片化”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因素，即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多斯指出，年鉴学派第三代追随米歇尔·福柯的理论，认为历史学应该放弃宏观综合，反对历史因果关系的研究，主张关注历史中的断裂、片段与瞬间，这就无可避免地导致“碎片化”。新文化史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思潮的流行。后现代主义出于对现代性弊病的反思和批判，质疑史学的科学性，致力于解构史学的宏大叙事。但它在摧毁既有史学叙事体系的同时，并未能建立新的体系。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史学家对所谓的“大写历史”丧失了兴趣，放弃了对历史宏观演化及其规律的探求。这样一来，史学写作就以吸引读者为主要目的，什么有趣写什么。这也是导致“碎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导致史学“碎片化”的重要因素，那就是史学学术和教育的制度性因素。史学研究素来讲究厚积薄发，治史者须有相当的视野和积累之后，方能产出成果。而当今的学术发表机制和研究生培养机制，却要求研究者（尤其是青年研究者）迅速发表作品，这就无可避免地导致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追求速成甚至急功近利。如，绝大部分高校规定，博士生必须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通常是两篇）才能毕业，教师必须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篇才能晋升职称。这就逼迫研究者在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匆促上阵，简单地以“填补空白”为学术创新，而所谓“空白”，往往只是史学领域中的小问题或边缘问题。又如，多数高校在职称评定时，要求教师必须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级课题项目，这就促使研究者急于申请各类课题，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形成通盘的研究计划，其成果也难免零碎而不成系统。另外，在史学研究生的培养方面，学生们“往往由专门学习直接进入专题研究，很少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由于知识的广度不够，学术视野尚未开阔，培养出来的研究者自然无法用整体眼光去观照历史，也无法去做“总体史”。

 

史学界对“碎片化”的批评与抵制，实际上植根于一种悠久的治史传统，即从汉代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到清末梁启超提出寻求历史公理公例，再到新中国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寻，中国史家始终在追求一种贯通古今的治史境界。

 

针对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不少学者提出了因应之策。多数学者认为，应当加强历史的宏观研究，重视对历史的整体把握，重新探寻历史的规律和方向。有学者激情倡言，“当前的历史学必须往‘大’处走：关注大规模的社会变动、大规模的经济变动和大规模的思想变动”，“从而一扫当前史学那种一味求窄、求细、求小的拘谨姿态，把中国史学带入一个有长江大河般磅礴气势的新境界”。有学者明确提出了“贯通”的治史目标，并具体说明了达到这一目标所需的修为和努力。然而，史学研究要往“大”处走，或要追求“贯通”，落实起来殊为不易，需要研究者具备治史的雄心和深厚的学养。在现实中，具备这种素养的学者并不多见。不想做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终究不是每一个士兵都能做元帅。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禀赋和条件，量力而行，脚踏实地，做自己有能力驾驭的研究，也不失为一种务实的姿态；只是不能甘于抱守“碎片”，不能忘却对“大历史”的向往与追求。

 

由于史学的“碎片化”主要体现在社会史领域，所以有的学者提出，应重新重视政治史，或者说回归政治史。“中国历史长期是以政治史为发展主脉；没有政治史的基础，很难对其他专门史有较深入的认识。”当然，社会史研究的推进也有助于政治史研究，只是前者无法替代后者。如社会史研究中的“地方史”研究路径，对重新解读政治史就很有帮助，但它“是从各自的地方性视野和脉络中来重绘这张地图的”，无法“建立起整体解释”，“拼贴出一幅整体的政治史图像”。

 

还有一些学者开始从方法论层面思考如何克服“碎片化”的问题。有人提出，应该回到“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总体史”方法，“只要我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对话，勇于和善于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再小的研究题目、再小的区域研究也不会被人讥讽为‘碎片化’”。还有学者总结了三种克服“碎片化”的方法：一是综合法，即超越学科、超越断代，进行新的综合；二是理论法，即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进行史学研究，如“市民社会”“中层理论”“文化再生产”等；三是跨学科法，即用其他学科的视角来研究史学问题，或用史学方法来研究其他学科的问题。

 

笔者认为，“碎片化”问题的实质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或曰“小”与“大”的关系。因此，可以考虑以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和处理二者的关系。归纳起来，有如下两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由小及大”。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历史是由无数碎片构成的。历史碎片的研究有其价值，整体历史图像的呈现正是有赖于无数历史碎片的拼接与整合。但是，“碎片化”则是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整体性，也放弃了建构和把握宏观历史的努力，所以不可取。当然，否定“碎片化”，不等于否定“碎片”研究。“从微观入手，对历史材料进行条分缕析的精细研究，是把握大历史、解决大问题的必要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研究必须重视“碎片”，“碎片”不清楚，则历史的面目是模糊的，谈不上求真。进一步而言，对历史的种种阐释也需建立在坚实的“碎片”之上。“在不可靠的‘史实’之上，现在正运行着大量的推导、演绎、归纳，其结论也只能是不可靠的。”因此，重视历史的“碎片”，以无数可靠的“碎片”来“重建史实”，有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史学研究又绝不能止步于“碎片”研究，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历史进行总体把握和通贯理解的目标，须臾不可忘却。

 

具体而言，“由小及大”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就时间而言，从一个较短的时段到一个较长的时段，最后打通整个历史时段。由断代而通史，正是前辈史家治学的惯常路径。时至今日，计算机和数据库足以保存海量的史料，因此，对历史细节考证的意义有所减退，对历史的通贯理解才真正难能可贵。有学者断言，“将来史学的学术竞争的主战场将不是在断代史方面，而是在通史方面”，“由断代史走向通史，是一条正确的、高明的治史之道，也将是未来的史学大师成才之道”。二是就空间而言，从某些较小地域开始，逐个突破，最终拼接为一副较为完整的历史画面。如研究抗日革命根据地史，不妨从陕甘宁边区开始，再到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苏北、淮南等根据地，最后对全部抗日根据地均了然于胸，自能得出只研究单个根据地所无法得出的结论。三是就学科而言，不拘泥于某一具体学科，而是以问题为导向，不断跨越学科藩篱。有学者注意到，近年来各“专门史”致力于划清学科“边界”，而这些“边界”更多是人为造成并被人强化的，“不必画地为牢，株守各专门史的樊笼”。

 

第二条路径是“以小见大”。所谓以小见大，或能从局部看到整体，“窥一斑而知全豹”；或能从某种迹象而推知事态发展，“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或研究的小问题与大问题具有同构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实，多数反对“碎片化”者，并不反对微观研究，只是不满于一味地研究小问题而不能“以小见大”。确切地说，史学“碎片化”的要害在于它“以小见小”，没有将其研究对象置于更为宏大的历史中进行考察。如学者所言，“历史研究不是不可以细化和微观化”，但应“有大的问题意识，历史细节和微观的研究理当有助于解答这种大问题，有助于今人理解今日如何来和明日当如何行”。有学者总结自己多年的治史经验，提出“应该将碎片置于相互联系的、宏观的整体历史运动之中”，“在有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之后，研究对象的整体面貌就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我们就可以由碎片研究达到认识整体事物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饱受“碎片化”诟病的新文化史，其研究者也常有“以小见大”的理论自觉。因写作《马丁·盖尔归来》而享誉世界的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就认为，一部写得好的微观史“应该是一部有着自身深厚内蕴的研究，但同时也会揭示出与在它之外的其他进程和事件的关联”，“同时需要具备细节、证据和histoire totale（总体史）的雄心”。

 

对于实现史学研究的“以小见大”，理论体系和框架起到了重要作用。“题目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有没有框架：一个很小的题目也可以以小见大，关键在于有没有体系。没有体系、没有框架，再大的题目也只是碎片。”换言之，“以小见大”需要理论的建构与阐释。当前国内史学研究过于强调实证，而对理论不够重视。不少研究者只是凭借常识治史，甚至有一定的“反理论”倾向。但是，史学研究若缺乏理论的引导和阐释，缺乏“概念化”（conceptualize）的能力，就只能停留在史料编排、史实梳理的层面，只能得出一些孤立的、片段的结论，进而给人以“碎片化”的印象。因此，有必要引入社会科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体系，以形成更有深度、更为系统、更具启发的历史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科学治史仍是克服“碎片化”的一剂良药。

 

史学乃综合与融通之学，然而，在“碎片化”的冲击下，史学的巍峨大厦已呈摇摇欲坠之势；在大众眼中，专业史学的魅力逐渐褪去，光芒逐渐黯淡。“碎片化”流弊所及，治史者埋头于各自的狭小领域，对他人的研究成果漠不关心，学界越来越难以形成共同的话题，这也影响了学术共同体的良性互动与健康发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一股强大的反历史主义的潮流逐渐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以卡尔·波普尔等人为代表的反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并不具备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验证的规律，人类的理性和认知有限，无法把握和预知历史的进程，也无法对人类社会进行通盘改造。不能不说，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不少史学研究者放弃了追寻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的雄心壮志，或埋头考证，或耽于猎奇，仅将史学视为一个“饭碗”，汲汲于炮制缺乏思想、没有灵魂的论文和著作。长此以往，史学危矣！

 

值此信息爆炸、众声喧哗的时代，人类似乎比以前任何时代更需要方向性的指引。鉴古知今，读史明智，史学仍是人们寄予厚望的指引所在。时代呼唤史学重新燃起探寻历史大势、指引历史方向的理想之火，冲破狭小逼仄的“碎片化”格局，改变“饾饤之学”的不良观感，重新闪耀思想的光芒。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