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借助一些新发现的材料，可以在民初政治史脉络里重构刘师培和章太炎两人通过媒体进行自我展示与互动的有关细节和具体语境，乃至两人交谊变化情况及其背后的现实政治因素影响，也可借此展现刘、章两人的性格为人与行事风格差异。两人皆非常重视报刊的力量，善于利用舆论发声和进行自我展示。刘师培好胜多疑、趋时善变；章太炎则爱才心切、特立独行。由此导致两人基于相似学术立场的私谊不可避免会成为报刊舆论的消费品，也难以承受政局变动的考验和刺激。

 

 

 

【关键词】

 

　　刘师培　章太炎　端方

 

 

 

　　鉴于刘师培、章太炎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乃至政治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巨大影响，两人行迹与相互关系变化值得格外注意，过去已有不少研究者对此加以关注，发表了不少成果。但随着有关新材料的发现，尤其是最近刘师培致章太炎的一封道歉信被公布，重新研究这个话题就有了更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刘师培此信较长，披露信息颇多，因系当事人的现身说法，尽管有公开表演成分，但其史料价值重大，为进一步讨论刘章关系提供了很好的第一手材料。有学者根据此信中的自白，对刘师培投靠端方一事作了颇有深度的解释与辩护，有助于我们认识刘师培当时的所作所为和心态变化。

 

 

 

　　不过刘师培这里的自我表白和标榜仍有诸多有待发覆之处，笔者以此材料为基础，再利用新出版、新发现的其他若干资料，结合既有学者的研究，对刘师培信中的说辞进行考辨，希望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语境中重新梳理和考察刘师培与章太炎的交谊演变情形，以及双方利用报刊媒介进行自我展示与互动的后续情况。

 

 

 

 

 

 

　　1903年，刘师培与章太炎在蔡元培主持下的上海爱国学社订交，“二君之学术途径及革命宗旨皆相符合”。旋即章太炎因为“苏报案”入狱3年，1906年被释放后远赴日本加入同盟会，主持《民报》，大力宣传“排满”、革命。1907年初，在安徽芜湖皖江中学堂任教的刘师培接受章太炎邀请，携妻子何震一起赴日，也加入了同盟会，为章太炎主持下的《民报》撰稿，鼓吹“排满”革命，并与章太炎一起参加了其他激进政治活动。但这段时间，同盟会内部矛盾爆发，倍感失望的章太炎对孙中山尤为不满。恰巧暗中本是革命党人的程家柽被清廷肃亲王善耆、陆军部尚书铁良委派，赴东京分化收买革命党人，程联络同盟会会员刘揆一后示意革命党人可以假受招安，章太炎认为此事作为权宜之计可行。可能正是从此角度考虑，章太炎此后才委托何震向清廷地方督抚寻求资助。

 

 

 

　　1907年底，被迫辞掉《民报》主笔的章太炎有了告别政治赴印度为僧的想法，只是此行需钱颇多，他本人无力负担。为此，他请即将归国的何震同其亲戚——时任中国驻长崎领事、张之洞女婿卞綍昌联系，让卞向张之洞说项以换取资助。但张之洞此时已转到北京担任兼管学部的军机大臣，恰好身在南京的卞綍昌就近告诉了因为徐锡麟事件极为警惕留日学生革命问题的两江总督端方，让何震到南京同端方接洽。1907年12月29日，章太炎从何震复信中得知，刘师培由东京返回上海后计划就地代章太炎同端方交涉。

 

 

 

　　而何震之前到南京同端方接洽获得积极回应，端方答应资助刘师培夫妇继续返回日本活动。作为回报和答谢，刘师培遂在上海致函端方，就如何镇压、收买革命党一事为之出谋划策，且主动输诚表示自己愿意放弃反满立场，充当朝廷暗探，侦查破坏革命党的活动。不过这封信的最后部分，刘师培也在端方面前力保章太炎，揭出章太炎主持《民报》事及其与革命党的矛盾情况，眼下章太炎打算“往印度为僧”，“惟经费拮据，未克骤行”，刘师培希望端方赦免章太炎的罪行，“助以薄款，按月支给”，好让章太炎改过自新。刘师培这里获得端方按月支给章太炎出家费用的许诺却未被章太炎接受。章氏希望刘师培能为之转圜，“先付三分之二，不则二分取一”，否则即拒绝。这样的要求被端方拒绝，这意味着刘师培夫妇为章太炎奔走获取端方资助的努力宣告失败。

 

 

 

　　1908年2月中旬返回东京之后，刘师培夫妇开始离间章太炎和革命党的关系，希望迫使章早日脱离革命党。凑巧的是，这时何震与其表弟汪公权的奸情为章太炎识破，章太炎遂将此事告诉刘师培，由此让刘氏愈加不满，两人之间裂痕进一步扩大。

 

 

 

　　4月中旬，汪公权与刘师培、何震夫妇放出章太炎将要放弃《民报》笔政、出家为僧的消息，并致信《二六新闻》《申报》等媒体让其刊发。敏感的《申报》驻东京记者立即在《申报》上发布了有关内容。稍后，《时报》亦发表了类似报道：“据确实友人信，言《民报》社主笔章太炎已延南京某僧来东受戒，决计出家，从此不问世事云。”《申报》《时报》等报的报道马上为章太炎得知，他立即致信《申报》等媒体发布反驳声明，除揭发刘何汪三人构陷自己，还直斥何震表弟汪公权为刘章矛盾的症结所在，反驳之中也为刘师培留了转圜余地。

 

 

 

　　面对章太炎的辩驳，刘师培夫妇不愿就此罢手，为此不惜自揭曾充当章太炎和端方之间联络人的秘密。何震专门致密函于章之论敌吴稚晖，向其提供章太炎通过刘师培夫妇与端方联络的五封信，借以揭发章太炎与清廷大员已经暗通款曲，以及章批评《新世纪》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事实。何震在信中还火上浇油，特别提到“东方无知之革命派受其（指章太炎）影响，亦排斥无政府主义及世界语”，以此加深主张世界语和无政府主义的吴稚晖对章太炎之敌意。此外，刘师培夫妇还迁怒于寄居其家的苏曼殊，迫使苏曼殊搬出。随后刘师培夫妇伪造《炳麟启事》在《神州日报》上发表。刘师培夫妇希望通过这样的手段造出既成事实，逼迫章太炎脱离《民报》社，以实现昔日对端方的许诺。刘师培与何震二人这种借用舆论造势、伪造后者发声的策略，不但让章太炎遭到革命党阵营中吴稚晖等论敌的诋毁，还连带落下“背叛革命党”、充当“满洲鹰犬”的恶名，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初。

 

 

 

　　刘师培夫妇如此操作，让此时对章太炎非常不满的蔡元培都感觉“太不留余地”，“枚叔末路如此，可叹可怜！”但对章太炎同样借助舆论力量在《申报》上的声辩，蔡元培认为章太炎本已在《神州日报》的广告中（即前引刘师培夫妇伪造之《炳麟启事》，在发表时间上，《申报》其实在前，《神州日报》启事在后——引者注）声明对外来质疑不再答辩，却食言于《申报》中为自己再次声辩，“其言尤为无聊”，并对吴稚晖来函表示不再针对章太炎此函“作答”的说法表示赞同。吴稚晖在收到何震揭发章太炎与清廷联络的五封书信后，忍不住也针对章太炎此声辩进行批评，认为这是后者为自己投靠清廷一事故意狡辩，“证据俨然在五书之中，始知无可抵赖，乃作书于申报馆，以‘日僧月照亦谈革命’等，支吾其词”。

 

 

 

　　在制造革命党内讧并与章太炎发生矛盾的这段时间，刘师培通过清廷驻日留学生监督田吴炤与端方保持电报联络，并由此渠道获得端方资助。如通晓内情的时人之言：“据云申叔与午桥往来文件，皆由彼作介。”田吴炤也曾就刘师培计划归国事与端方有电报来往。电报中表明，刘师培通过何震（即电报中所言的何桢）的中介让田吴炤在1908年10月12日致电端方，表达其希望归国之意，并请代为询问归国费用问题。10月16日端方回电田吴炤，称刘师培所需费用已于8天前汇出，请其转告。

 

 

 

　　1908年10月中下旬，刘师培由日本东京回到上海活动，开始帮助端方搜集革命党人的情报，“始真为侦探矣”。但随着其出卖革命党一事被曝光，刘师培不得不于1909年4月赴南京公开投奔端方，之后追随转任直隶总督的后者北上天津。

 

 

 

 

 

 

　　刘章交恶之后，章太炎曾请汪东、刘揆一等人帮助说和，但未能成功。此后，章太炎仍试图挽回与刘师培的友谊，还致信前辈学者孙诒让，请其调解。但孙诒让未收到信前即已去世，刘章交谊终至决裂。

 

 

 

　　刘师培入端方幕府后，章太炎仍希望刘能迷途知返，特意致信刘师培，希望两人不要因为薄物细故和外人挑唆而致决裂。在信中，章太炎提醒刘师培不要相信端方的示好之举，端氏为人实多疑，“外示宽弘，内怀猜贼”，只是将其投闲置散，任意驱使，如此太浪费才华，将来还会有灾祸潜伏。章太炎建议刘要考虑现实和家庭情况，听自己劝告，“挈身远引”，甚至可以“佯狂伏梁”，避开“凶人牵引”。对于章太炎的良言相劝，刘师培并未理会。反倒是章太炎又为此背上恶名，一些革命党人传言他同刘师培“和好如初，且受端方委任，担任解散革命党，及充常驻东京之侦探员”。

 

 

 

　　与章太炎对刘师培看法类似的还有刘师培另一好友蔡元培。当蔡元培收到吴稚晖揭发刘师培背叛革命的来信及所附证据后，蔡元培在回信中表示，刘师培虽然“确是老实，确是书呆”，但有“好胜”“多疑”“好用权术”三个毛病。接下来蔡元培分析，刘师培由于性格上的这些弱点导致与章太炎失和，只是不曾想到他居然会公开投靠端方，甘作密探出卖革命党。对刘师培寄予极高期望的蔡元培不理解“何以变而一至于此”，但心存忠厚的他仍为刘师培行为辩护，认为刘师培假戏真做，或能成为打入朝廷内部的“徐锡麟第二”，借以为自己洗刷耻辱。蔡元培希望吴稚晖乐观看待此事，不必过早下定论。字里行间，不难发现蔡元培对刘师培的爱惜之情和回护之意。只可惜蔡元培对之“徐锡麟第二”的期待，不过是一厢情愿。

 

 

 

　　1911、1912年之交，四川兵变情况及端方被杀的消息见之报端，而一起追随端方入川的刘师培也生死不明，章太炎不念旧恶，于1911年12月1日《民国报》上公开发表《章太炎宣言》赞扬刘师培学问，借机为其声辩，求取革命党宽恕。继而，章太炎又联合蔡元培在1912年年初的《大共和日报》上，连续发布《求刘申叔通信》的共同署名广告，希望能依靠舆论的力量联络到刘师培，确保其安全无忧。另外一位旧友张恭虽曾因刘师培出卖被捕入狱，但他同样很佩服刘师培的学问，不计前嫌在杭州特意致电上海《神州日报》《新闻报》《时报》等报馆，效法章太炎等人刊布声明求知情者帮忙与刘师培联络。稍后，在安庆安徽都督府任职的刘师培旧友邓绳侯（艺孙）、李光炯（德膏）、陈独秀等人也响应章太炎、蔡元培请四川当局释放刘师培的呼吁，以安徽都督府秘书科名义集体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恳请其“宽宥”刘师培当年变节之过。

 

 

 

　　受到各方援助刘师培呼吁的影响，教育部和总统府也分别致电四川都督府和资州军政署，督促四川军政当局释放刘师培，护送其到南京。事实上，此前刘师培在成都已被释放，各方对其的营救举措只是更加有利于他此后的安全而已。旋即，刘师培即被四川都督尹昌衡聘为新成立的四川国学院“院副”，开始在成都一年半的任教生活。

 

 

 

　　此时的章太炎不但公开通过报纸发声拯救刘师培，在政坛上的表现也非常活跃，被身边人视为“奇货可居”。这时他高票当选新成立的政团中华民国联合会会长，还充任该会新创办的机关报《大共和日报》社长，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就各种现实问题不断公开表达政见。他对孙中山和同盟会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与作为尤其不满，有诸多批评指责。章太炎这些率性言行大多有利于袁世凯而不利于革命党，且公开彰显了革命党内部的严重分歧，自然招致孙中山、黄兴及诸多同盟会会员的极大不满。他们亦通过报刊舆论攻击章太炎，试图制造章太炎早已声名狼藉、其言行无足轻重的形象。针对章太炎“主都北京反对南京”的主张，《天铎报》专门刊发评论，旧事重提，挖苦章太炎当年为贪图钱财投靠端方，充当清廷侦探：

 

 

 

　　奈之何倡都北京、斥都南京者，乃一平日有学无行以十万金充端方侦探之某社长乎？呜呼！以端方侦探而竟学人谈国事！鹰武〔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记者多见其不自量也。

 

 

 

另一份接近同盟会的报纸《中华民报》1912年3月5日则发表《民国之文妖》一文，同样攻击章太炎当年在日本时通过刘师培等人同张之洞、端方联络旧事，暗示其已降清：“假手卞綍昌、刘光汉辈，以通款曲于张之洞、端方，同受虏廷之饶遗。戴季陶不但在《民权报》重新发表当年何震揭发章太炎的五封通信，还加有按语强化何震揭发信之内容确凿，并以此作为证据证明章太炎接受端方资助，同刘师培联合、背叛革命之事。戴季陶挖苦章太炎为“狗彘不食”，直斥其为袁世凯“走狗”“国民公敌”，“竟不惜假政府之力，以摧残民党”，与刘师培同样堕落。之后，同为同盟会报纸的《民主报》更是接连发表三篇评论，“讨民贼章太炎”。第一篇是针对章太炎对黄兴的批评所作的辩护和反驳。第二篇是针对章太炎主张的废除总理职位、解散革命党等主张的反驳。第三篇则是从历史角度列举身为“民国之贼”的章太炎出狱到日本以后的八大罪状，其中第三条即是“充端方侦探，至卖友邀功”。而《民立报》社论认为早应把章太炎“置之疯人院中”，此议后又得到接近同盟会的《太平洋报》支持。

 

 

 

　　面对这些报刊的批评攻击，之前曾因“苏报案”成大名，又因主持《民报》而与民党争议频出的章太炎，此时无疑已经成为报刊舆论的消费品和牺牲品。众口铄金，这段时间章太炎的舆论形象非常不佳，如此情势之下，导致章太炎对媒体言论非常警惕。5月底，他曾特意致信报刊同业组织“报界俱进会”进行自辩和提醒：

 

 

 

　　京城报馆三十余家，大抵个人私立，取快爱憎，以嫉妒之心，奋污汙之笔。其间虽有一二善者，而白黑混淆，难为辨别。都城斗大，闻见易周，然其信口造谣，甚于齐谐志怪……此种报章，南方各报，亦多见及。望弗以亡是乌有之谈，传为实录，则幸甚。

 

 

 

不但如此，章太炎后来屡屡告诫其夫人汤国梨警惕报馆和报人，甚至宣称：“报章喧传离婚之言，乃进步党人有意离间，此辈无赖成性。吾近亦不看报，苦劝同人亦不看报，盖报纸无一实情也。”又断言：“今报馆谣言，市人妄语，一概当置之勿听。”

 

 

 

　　话虽如此，章太炎本人还是非常善于借助媒体舆论发声，正像此前他针对刘师培、何震所造谣言进行辟谣的做法一样，其政见和学术观点也主要通过报刊媒体发表。曾担任《民报》主笔的章太炎自己也办报纸（如《大共和日报》）、办杂志或指导学生办报，凡此均可见他对媒体舆论重要性的认识。

 

 

 

　　同样有过丰富媒体从业经历的刘师培（曾担任《警钟日报》主笔、《申报》主笔、《国粹学报》作者、《天义报》创办人兼主笔、《衡报》创办人兼主笔、《河南》杂志总编等），对于报刊功用的认识亦相当清楚，故他也非常善于借助舆论发声，其绝大多数学术文章和政见均是借助报刊发表公布。有时为了扩大其论述的影响力，刘师培不惜一稿多发，甚至不惜借助媒体放风以达目的。民初刘师培即便流落到成都，也曾不断利用当地报刊《公论日报》发表同新结交的当地闻人吴虞进行唱和的五言诗三首与论学文字。而当他得知吴虞因为与《公论日报》社意见不合，打算辞去该报主笔专心读书之时，刘师培劝其“勿辞《公论报》社事”，并劝其不要灰心。不过，吴虞仍然辞去了主笔一职。稍后刘师培在和吴虞交谈时，又提醒其“标知雄守雌主义”，吴虞“深然之”。诸如此类，均可见刘师培对报刊作用的重视，以及他隐忍待发的心态。

 

 

 

　　当然，由上情况也可管窥媒体在近代中国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所扮演的复杂角色。舆论的发达，一方面让读书人有了更多发表、展示的空间和获得信息的渠道，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让他们成为被窥伺、被展示、被消费的对象，章太炎、刘师培都难免陷入此窠臼。饶是如此，他们还是不断同报刊发生关系，甚至将之作为自己表演的舞台和发声的通道，借此影响或改变时人的观感。

 

 

 

 

 

 

　　当刘师培看到章太炎、蔡元培联名刊布要求他联络的广告后，对于章太炎这样不计前嫌主动营救自己的义举，刘师培非常感动，遂于1912年4月17日主动致信章太炎，借以回应后者广告寻人之举，同时报平安、表谢意。信中刘师培对以往两人的矛盾进行了解释，并自述昔日惨状，表示自己遭人诱导和胁迫才投靠端方，情非得已，希望章太炎能够明察体谅，重归于好。

 

 

 

　　有意思的是，刘师培把这封私信公开发表在风评尚可的北京《亚细亚日报》上，而非影响更大且更商业化的上海报纸上，这显然是此时尚身陷逆境的刘师培有意操作，其意图不仅在于为昔日投靠端方、出卖章太炎一事向章太炎道歉，更主要是借舆论的影响力向处于政治中心的北京各界进行解释与辩白，展示自己昔日投奔端方的不得已之处。

 

 

 

　　从该信的具体内容看，刘师培之言自我辩护色彩颇重，态度有欠真诚。信中他不但未坦诚认错，还刻意自我表彰革命业绩，即所谓的“八年亡命”，将降清一事委过于他人诱惑与环境逼迫（家庭矛盾与经济窘迫），认为自己“变节”系被“诬”，这显然是刘师培在开脱罪责，完全不顾他投靠端方时曾秘密贡献“弭乱之策十条”的事实。因为刘师培明白章太炎等人并不知道他当日曾向端方上万言书献媚的事实（刘师培此信被公布是在1934年），所以才敢公然隐瞒。

 

 

 

　　进而，刘师培在致章太炎信中又大言不惭地说自己追随端方入北洋之后，并未真心为其卖命，只是沉潜学术，“政党时论，曾无一字”，为此引起端方怀疑，暗派密探侦查自己行迹。有关情况，孙毓筠、汤寿潜以及端方直隶总督幕府中同僚等亲历者均可作证。并说此后自己生活窘困，一如昔日旅居东京之时。刘师培这样的说法，或许是为了回应此前章太炎致刘师培信中对端方多疑性格的认知。刘师培这里显然故意隐瞒和遗忘了昔日他同端方之间的密电往来与酬唱应和，以及他曾向后者献计献策在南京创办存古学堂以抗衡新学的事。同时，刘师培也刻意淡忘了端方即便在直隶总督任上被免职后，仍然十分看重刘师培的事实，其证据之一即是端方在同权贵名流宴饮交游时，刘也经常为座上宾。

 

 

 

　　接着刘师培自陈为了脱离端方掌控而努力的旧事。1911年夏，刘师培昔日在安徽皖江中学堂任教时的旧友李光炯此时正任职于云贵总督李经羲幕府，约刘共游滇南。刘师培由于缺乏旅费，自己中途又被端方所迫，不得不经由湖北进入四川。途中端方管束甚严，自己虽然不满，但无可奈何，只能“潜托咏歌”。刘师培自我表白说，当年初中华民国成立时，自己也支持革命，“诸夏光复”后，本打算到南京众议院法庭为自己辩护，澄清此前有关投靠清廷传言，然后隐居专事著述。但鉴于四川位置偏僻，距南京（秣陵）路途遥远，未能及早成行，不得不滞留成都以讲学为生，近期治安状况好转，自己打算离川东归，同章太炎当面相见有日，“祈公释怀”。

 

 

 

　　此信结尾部分，刘师培向章太炎讲述了自己近三年勤于著述及其散失情形，“覃精著书，三载若一”，由此引发出对个人身世命运不济和史道不存的感慨，“卒之谤毁丛积，文字佚湮，天命所定，奚假怨尤？惟邦无惇史，直道无存，斯岂国家之福哉？”同时，刘师培也对正遭章太炎抨击的黄兴表示不满，认为黄兴当年（1904年底）因牵涉万福华行刺王之春案被捕入狱，无人为之善后，是自己东奔西走（实际是刘师培、林獬即林万里筹集重金，聘请律师高易为之辩护），花费金钱才将其救出，黄兴却听信流言，骂自己背叛革命。对此情况，想必有过类似遭遇的章太炎会有同感。最后，刘师培请章太炎代为向共同登报营救自己的蔡元培致谢。信末刘师培重新使用旧日反满革命时的“光汉”署名，更是别有深意。刘师培想借此表明自己一贯反清的立场，以及希望唤醒章太炎昔日同自己一起倡导反满革命的记忆。

 

 

 

　　若结合其他有关材料，可以明显发现刘师培此信中的自道虽不乏歉疚、反悔成分，但夸张隐瞒之处同样不少，真正意图在于为自己当年降清及寄生于端方幕府事进行辩解。故为表白心迹，刘师培于辩护中屡屡对端方和清廷加以讨伐，这恰从反面彰显了刘师培自辩时的急切心情，乃至为此不惜歪曲、抹杀事实的做法。

 

 

 

　　事实上，刘师培暗中投奔端方后，得到端方高度礼遇，为端方和清廷出力不少。如他以“叔”为笔名，为其时正被端方手下上海道蔡乃煌控制的《申报》撰写了数篇时事评论，为清廷统治政策进行鼓吹和辩护。1911年初，已被端方保举为学部咨议官的刘师培请都察院代奏，希望清廷参照之前顾炎武等三大儒入祀孔庙的先例，将东汉大儒贾逵也入祀孔庙。此事旋即引起舆论批评和时人关注。尽管遭到舆论的指责，刘师培希望清廷表彰贾逵的提议却得到章太炎认可。章太炎在写给钱玄同的信中直接表达了他对刘师培意见的支持，并对报刊舆论的围剿表示不满：

 

 

 

　　申叔请贾侍中从祀，虽近顽固，实无罪于天下，而报章极口骂之。则不知前日请三遗民从祀者，何以独蒙赦宥也。爱憎之见，一往溢言，等之儿童戏语而已。

 

 

 

在章太炎看来，之前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儒已经成功入祀孔庙，不见时论责难，现在却针对刘师培关于贾逵入祀孔庙的提案进行批评，明显是标准不一，厚此薄彼。章太炎这里打抱不平，除了显示他同刘师培的若干文化立场与学术立场依然取径相近之外，还表明章氏看人取其长、忽略其短的一面。正如他在致张謇信中引用《老子》“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并以此自喻：“每以老子‘常善救人’为念，苟有寸长，以为不应记其瑕适。昔于仪征刘申叔尝申此旨矣。”

 

 

 

　　可以说，较之章太炎的不计前嫌，刘师培此道歉信中的表述则显得不够光明正大，其中的自我辩护与他当年写给端方的投诚密信格调类似，同样是将自己行为归为外来影响，归咎于环境的逼迫和他人的诱导。饶是如此，刘师培此信仍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它不但填补了刘章交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空白，即刘师培自己如何看待和记述刘章关系及其背叛革命一事，还为我们了解刘师培投奔端方之后的情况提供了第一手材料。经由其现身说法，我们可以更方便地管窥刘师培的心路历程变化和人生遭际情况，非常有利于把握他的为人处世方式与性格特征。

 

 

 

　　从后续情况看，刘师培的道歉信应该获得了此时正在极力反击同盟会报刊指责的章太炎的谅解和认可，这从章太炎1912年6月6日公开发表的致浙江统一党支部的电报可知。在电文中，章太炎针对此前同盟会各报攻击他充当端方间谍一事进行了反驳，将矛头指向同盟会，只提及另一中介人卞綍昌，全然不提当初身为自己与端方联络人的刘师培夫妇。如今面对同盟会中人重提旧事，章太炎大可借此良机将自己昔日遭刘师培夫妇陷害的情形公开披露。但在这个关键时刻，章太炎仍刻意采取回护刘师培的态度，在电报中顾左右而言他，避免使人联想及刘师培背叛革命的旧事，并明言求助于端方或张之洞不过是一种策略问题，同盟会中人不必深文周纳，否则黄兴等类似受过端方等达官资助的革命党人将面临同样处境。章太炎此处别具深意的表达，或可被视为他对此前刘师培这封致歉信的公开回应。章太炎可能也曾复信刘师培私下表示接受其解释与道歉，但我们已不得而知。

 

 

 

　　1912年10月，章太炎、梁启超、马相伯、严复打算模仿法兰西学院的模式发起函夏考文苑，拟定的入选名单应该体现了章太炎的影响，其所推重的刘师培在列，特长标记为“群经”，这反映了章太炎对刘师培学术特色的推崇。函夏考文苑之议最终虽未落实，但刘师培能备列入选学者名单，无疑显示章刘交谊的好转，难怪时人会有两人“言归于好”的回忆。

 

 

 

　　有意思的是，进入端方幕府后，敏感的刘师培的确在《左盦诗》中表达了不少愧疚和郁郁寡欢的情绪。有学者认为这是刘师培在借诗明志，在为自己投靠端方之举辩护，借以强调自己仅是伪装降清，并未能获得端方信任，形同被监视居住的囚犯，复遭友朋误解与鄙视。如此，刘师培《左盦诗》中内容就同这封写给章太炎的道歉信可以相互参证。这种见解颇有启发性，为我们理解刘师培当时之诗文提供了很好的线索，只是这样在诗中为自己公开所作的辩解仍有可以深入讨论之处，一如他在这封公开道歉信中所言。实际上，借由这样的“诗言志”方式，刘师培为自己不顾章太炎劝阻投奔端方的情况进行了新的包装与解释，借以回应昔日报刊舆论对其的批评指责。从文艺批评角度来说，“诗可以怨”，“穷苦之言易好”，古代诗词文章里这种故意伤春悲秋、“不病而呻”为文造情的“表演”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由此作者不但可以获得读者的共鸣共情，还可以麻醉安慰自我，甚至自高声价。刘师培在诗中的辩护大概类此，若是全部信其为真，进而认为其公开信中所述同样可靠，以诗证史，以刘证刘，那无疑就入其彀中，尤需结合他之后投靠袁世凯时的作为与处事风格来看。

 

 

 

 

 

 

　　刘师培在道歉信中述及，不久当东归与章太炎见面，但并未成为现实。直到一年多以后的1913年8月底，刘师培才从成都东返，坐船经由上海到扬州。在扬州停留一段时间后，刘师培夫妇取道上海北上太原投奔阎锡山亲信南桂馨。不巧的是，在刘师培这两次途经上海之时，章太炎已北上进京，两人正好错过会面时机。

 

 

 

　　刘师培到太原阎锡山幕府一年后，被阎氏推荐到北京为袁世凯效力。此后，刘师培又全然忘记了当年投靠端方时的教训，为袁世凯大肆歌功颂德、出谋划策，毫不忌讳时人和舆论对他的批评，也完全不顾昔日他与章太炎间的惺惺相惜之情，章太炎与蔡元培昔日联合发电营救他的铁肩道义，以及他之前致章太炎信中表达的歉意。因此，刘师培对已被袁世凯囚禁快要绝食而死的章太炎视而不见，无怪乎章太炎对投靠袁世凯后的刘师培失望至极，“乃至不往来”。

 

 

 

　　章太炎被袁世凯长期软禁北京后，极度苦闷，曾有不少忧时感愤之作。他在为苏曼殊撰写的短文中曾借题发挥，称颂苏曼殊人品之外，旧事重提，特意讽刺刘师培当年留日时的“阴谋”及其背叛革命党事暴露后对苏曼殊的污蔑：“光汉为中诇事发，遂以诬元瑛（苏曼殊）。顾谈者不自量高下耳，斠德程技，不中为元瑛执鞭。元瑛可诬，乾坤或几乎息矣！”章太炎如此贬低刘师培之作为，与1912年6月初他反驳同盟会指控电文中对后者的回护可谓大相径庭。而在1915年9月1日致夫人汤国梨的信中，章太炎不点名批评道：“京师议论日纷，彼冒昧主张者，徒造成亡国之基础，虽暂得富贵，其覆可待。”此处章太炎针对的显然是筹安会及其发起的规复帝制讨论，而刘师培则为筹安会六人中“笔墨最勤者”。

 

 

 

　　较之刘师培的漠然不顾，很多人都在努力营救章太炎。两人《国粹学报》时期的旧友黄节（晦闻）对章太炎被囚禁事非常关注，试图通过时任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进行营救。章太炎弟子朱希祖、黄侃等人也联合致信时任教育总长的汤化龙，请其出面营救。温州也有刘冠三等人联合上书，“乞政府释章太炎之禁”。一位仰慕章太炎的苏州青年公羊寿公开致信章氏好友李燮和，希望他能凭借自己的资历和地位施加援手，解救国学“巨擘”章太炎于危难之中。这些人拯救章太炎的努力最后虽然失败，但与刘师培的做派相比，高下立现。

 

 

 

　　凡此皆可见前引蔡元培批评刘师培“好用权术”、自作聪明的性格，也可见功名心切的刘师培的行事方式，在形势不利于己时随时准备站在强者一边，甚至不惜否定自我、委过于人。故他可以迅速投奔端方，形势改变后向章太炎公开致歉，滞留四川后又积极向时任四川督军尹昌衡及当局其他官员献策，到北京后转而投靠更强者袁世凯。

 

 

 

　　尽管刘师培大节有亏、趋时善变，频频让友朋失望乃至寒心。但是，作为学者的刘师培依然拥有学界的尊重，并得到蔡元培、陈独秀这样的旧友呵护。1917年，在旧友陈独秀、黄侃和蔡元培等人的努力下，走投无路的刘师培被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

 

 

 

　　这时同在北大任教的故人黄节见此情况，如同1915年8月两次致信刘师培批评其在筹安会中的作为一样，于1917年10月22日专门致信蔡元培，重提他当年附清、附袁旧事，对其收留后者在北大任教表示不满。黄节此信中除严厉指责刘师培反复多变、大节有亏、影响恶劣外，还特意指出其忘恩负义于章太炎的往事。从事后的情况来看，黄节此信中的抗议并无效果，刘师培在北大任教直至去世。

 

 

 

　　到北大任教后，旧学邃密的刘师培认真上课，颇受同学欢迎。如郝立权（昺蘅，1895—1978）的回忆：“然其执诲殷拳，博文善诱。上下古今，如具匈臆。口陈指剖，不事研讨。匪徒学至，盖亦有天授也。”另外据上过刘师培课的杨亮功回忆，这时的刘师培主张新旧调和：“他在课堂上绝少批评新文学，他主张不妨用旧有的文章体裁来表达新思想，这是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此时的刘师培与1914年秋到北大任教且同样提倡旧学的旧识章太炎弟子黄侃一起隐有被学生尊为宗主之势。

 

 

 

　　至于刘师培在洪宪帝制时期主持的《中国学报》（系民初《中国学报》的复刊），这时在社会上仍颇有影响力。为此北大新派学生罗家伦后来曾针对刘师培昔年主持的该杂志内容进行了刻薄的批评和嘲笑。罗家伦的指责某种程度上表明当时文化古城北京与北大的文化气氛仍以保存国粹风气为主，刘师培的影响并不容小觑。

 

 

 

　　或许是早已意识到北大内外对于旧学有兴趣的人颇多，刘师培又有了复刊《国粹学报》和《国粹丛编》之意，只是未能成功。后来在一批北大旧派师生的努力下，加上校长蔡元培的支持，1919年3月20日，以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国故》杂志创刊号出版，刘师培与黄侃被推为总编辑。《公言报》等媒体将此杂志视为北大校内旧派的旗帜，视刘师培、黄侃为旧派领袖。看到此报道后，深知舆论威力也正为肺病所困的刘师培马上致函《公言报》（且将此函同时送登《北京大学日刊》）辩白，并让国故月刊社也同时致函《公言报》进行解释，表示自己和国故月刊社无意与新派争衡，只打算以保存国粹为宗旨。

 

 

 

　　《国故》第一期出版后，黄侃即将包含其《题辞》和章太炎另一高徒吴承仕《王学杂论》一文的该期杂志转寄章太炎，章太炎阅读该期后曾致信吴承仕表达对其文章的意见，另外章太炎又寄信黄侃对该杂志中的某个说法加以反驳。章太炎的积极回应，某种程度上或表明他对刘师培的不满已经有所缓解。投桃报李，《国故》也当即将章太炎两封信件刊布于杂志中，并加有按语感谢章太炎的支持。

 

 

 

　　时移世易，当刘师培在北大任教并同黄侃合作支持《国故》保存国粹时，可能会让章太炎复有些许国学人才难得的感慨，所以才会比较热心地回应《国故》上发表的文章，或可将之视为章太炎对刘师培的一种变相肯定和支持。

 

 

 

 

 

 

　　1919年11月19日夜间，刘师培病逝于北京寓所。远在上海的章太炎很快得知此消息。11月27日，他告知从粤来沪就医的旧友陈去病此事，“即闻太炎云申叔死矣”。通过陈去病的简述，仍不难发现章太炎对刘师培病故一事的关注。

 

 

 

　　1923年9月15日，章太炎弟子汪东联合章太炎、黄侃、吴承仕、孙尚杨、但焘等章门师弟创办了《华国》月刊，“志在甄明学术，发扬国光”，由章太炎担任社长，“总持其事”。从该刊办刊宗旨、体例和实际内容来看，它与四年前的《国故》月刊可谓同道。不仅如此，该刊在启事与略例中都特别声明可以发表“前人遗著”，之后《华国》月刊杂志先后发表了刘师培遗著6篇：《文说五则》《废旧历论》《中古文考》《屈君别碑》《隐士秦君墓志铭》《孝子卫洪基碑》。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时为北大黄节学生的郝立权撰写了一篇追忆和悼念刘师培的文章——《吊刘申叔先生文并序》，主动投稿给《华国》，但发表时序言被章太炎“稍加删节”，郝氏后谓因此之故在12年后重新发表该文。可以想象，假如没有主持者章太炎首肯，《华国》肯定不会发表刘师培这些遗文，更不可能会发表一个年轻学生悼念刘师培的文章。章太炎为何要修改郝立权的这篇悼文序言？他修改了哪些内容呢？这就需要对比一下郝立权文章先后两个版本的差异。

 

 

 

　　在完整版的悼文序言里，郝立权本有批评刘师培为袁世凯效力类似于刘歆做新莽国师的表述，认为这系刘师培人生污点，尽管其来有自：“顾以操己诡越，履途多险。刘歆依违于莽朝，陆机点污于贾谧。旷世所欷，可谓一轨。即其遭命所至，实亦有由。”这段话完全被章太炎删除，或显示出章太炎不同意郝文认为刘师培罪同于刘歆、陆机的认知。接下来郝文中描述刘师培家庭经济状况及其与何震关系的“瘠渴积年，勃溪累日”表达，在发表稿中也被删除。但章太炎保留了郝文对刘师培的高度评价——“磨而不磷，古有几人”，同时却删除了“此则世所悯谅者也”，这或显示出深切了解当时刘师培家庭情况的章太炎仍未完全谅解刘师培，不再同意是因为经济问题与何震的影响才导致刘师培背叛革命的说法，而这样的表达恰是1912年刘师培在公开致歉信中自谓的，也是彼时的章太炎所接受的。接下来郝文中的“洎夫望实交霣，形神已仳”句，被章太炎修改为“及情势娄迁，形神亦瘁”，这或体现章太炎不赞同郝立权认为刘师培声望坠落——“望实交霣”的观点，而是含蓄认为刘师培因遭遇周边“情势”影响，才连带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对于郝文最后的悼文，内中也有对刘师培的同情和高度评价，章太炎则完全没有改动。由以上对比，不难发现章太炎对刘师培身后评价的在意，他既不希望人们苛责刘师培，又不愿意世人完全原谅刘师培，这种对刘师培既爱惜又有所芥蒂的矛盾态度大概延续到章太炎晚年。

 

 

 

　　除此之外，章太炎之后于著述中也偶有牵涉刘师培之处。如在晚年为爱徒黄侃撰写的墓志铭中，章太炎又提及当年黄侃拒绝刘师培“以筹安会招学者称说帝制”一事，并表彰黄侃“为学一依师法，不敢失尺寸。见人持论不合古今，即眙视不与言，又绝类法度。自师培附帝制，遂与绝，然重其说经有法。师培疾亟，又往执挚称弟子”。明显可以看出章太炎这里借黄刘交谊来表彰黄侃之学行、德行，但叙述中章太炎并未刻意贬损作为潜在比较对象的刘师培，只是平心静气地追述了当年刘师培所为，且不乏肯定其学问之处。

 

 

 

　　1934年初，章太炎的另一爱徒钱玄同开始受雇于刘师培旧友南桂馨为刘师培编纂文集。在编辑过程中，钱玄同一直想邀请刘师培“学问上最重要之友”章太炎为之作序，不过因为担心会被章太炎拒绝，最终未敢开口请求，其内心却认为只有蔡元培和章太炎才是最了解刘师培学术与为人的旧日友人，也是最适合为之写序的人。章太炎的忽然去世，让即将出版的《刘申叔先生遗书》缺少章序一事成为永远的遗憾。为弥补此缺憾，钱玄同遂将当年章太炎与刘师培的通信及有关文字八篇作为代序置于书中。可以说，借助这种形式的共存，钱玄同让业已身故的章太炎、刘师培两人再度重归于好，为两人的恩怨画上一个不算圆满的句号。

 

 

 

　　通观刘师培和章太炎的关系及其在清末民初舆论场域中的互动情形，可以发现章太炎往往将学术私谊置于私人恩怨之上、以学术为先来处理同刘师培关系。这样的做法一度让章非常被动，饱受革命党舆论的指责。其做法让刘师培颇为感动，遂主动公开致信前者致歉和解释此前降清之举的原因，同时希望借助舆论之力，使其自我辩护得到更多读者的谅解。尽管刘师培在道歉中难称诚恳，但依旧获得章太炎谅解。不过，稍后两人再度卷入严酷的现实政治斗争中。桀骜不驯的章太炎赞成并支持革命党人的反袁行动，导致自己在北京被袁世凯软禁近3年之久；而汲汲于用世的刘师培效命于袁世凯后，故态复萌，再度与革命党公开决裂，刘章关系也随之破裂。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政治环境与革命形势与之前大相径庭，刘师培到北大任教，并联合黄侃等人勉力提倡国故，与同革命党渐行渐远的章太炎又一次成为提倡国学的同道，两人关系得以稍加改善。刘师培去世后，致力于捍卫中国文化的章太炎对刘师培既痛惜又心怀芥蒂，这种矛盾心态一直延续。

 

 

 

　　概言之，刘师培、章太炎两人的私谊演变情形，很好地展现了两人的性格差异与各自的政治抉择、学术关怀的关系，以及媒体舆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有利于我们观察清季民初学术、私谊和政治的复杂关系及其经由媒体所呈现出的互动情形。因此，本文在拾遗补缺之外，或能于刘师培研究、章太炎研究有所裨益和推进。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