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获得大发展，党员人数快速增加。1938年武汉会战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一度呈现倒退和分裂的倾向。此时，党内的团结统一和党的建设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党内重要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创刊，首次提出党的建设是伟大的工程。党的主要领导人发表大量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的文章，提倡实事求是、踏实作风，基层党组织积极交流与分享党建经验，推动了全面抗战时期党的建设的发展和党员质量的提升。根据当时党面临的主要问题，《共产党人》尤为重视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依靠各阶层人民坚持抗战，实现了党的建设、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的一体推进。

 

【关键词】

 

　　抗日战争　《共产党人》　党的建设　群众工作　统一战线

 

 

 

　　将党的建设视为“伟大的工程”，是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首次提出的。汉语词典对于“工程”一词的解释是：泛指规模大而复杂、需要各方面通力合作的工作。毛泽东提出要把党建设成“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包含多个具体目标，蕴含多重意义，表明这是一项伟大、艰难的工程。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化危为机，发展壮大，与党非常重视自身建设，将崇高理想与踏实作风紧密结合，并与群众工作、统战工作的一体推进密切相关。

 

 

 

 

 

 

　　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员人数快速增加，特别是1938年3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后，增速更快。到1938年底，党员人数从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时的4万人增加至50多万人。不过，在党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不少问题。如有的地方为追求新党员的数量，“集体加入与不经过个别的详细审查的征收党员”，“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了党”。当时党内普遍认为这使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作用和党组织的巩固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另外，绝大多数新党员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战时紧张艰苦的条件下分散作战，不能系统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理论修养较低。

 

 

 

　　不过，巩固党、加强党的建设，更是为了尽快适应变化中的抗战时势。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减少了对正面战场的大规模进攻，国内形势发生很大改变。1938年底至1939年，国民党制定一系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分裂、投降和倒退倾向明显增强，严重考验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如何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经验教训，既避免右倾投降主义，又防止“左”倾关门主义，既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保持党的独立性，成为至关重要也是前所未有的任务。1939年冬至1940年春发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及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等表明，1939年中国共产党思考如何巩固党，如何将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结合起来并付诸实施，可谓未雨绸缪之举。1939年2月，毛泽东针对国共在华北和华中地区的摩擦问题指出：“现在我们党内许多党员对国共两党的区别存在模糊认识，不懂得我党力量增强才能巩固统一战线。要国民党进步没有斗争是不行的。今天对党内教育，必须注重斗争是不可少的，要教育党员如何团结同盟者及如何与同盟者斗争。”正是因当时不少党员认识模糊，认为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应该只讲团结不讲斗争，毛泽东需要明确阐述团结与斗争的关系、巩固统一战线与巩固党的关系，强调加强党的教育。

 

 

 

　　1939年6月，针对日本的诱降政策和国民党投降可能性增大的情况，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全党应“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与2月相比，此时的形势更加严峻，毛泽东等领导人加快谋划应对方针。会上他提到的13个策略问题中，前4个都与党的巩固、党内教育和干部问题有关，第12个问题是“开办党内刊物。立即就开始办，地方上也要办”。结合毛泽东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的“中央很早就计划出版一个党内的刊物”，动议或是这次延安高级干部会议，或许更早。

 

 

 

　　8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标志着党的中心工作不再以发展为主，而是以巩固为主。值得注意的是，文件特别指出，在巩固党的过程中，必须详细审查党员成分，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敌探奸细，但“不应当成为普遍的清党运动”，而是个别的、详细的、慎重的审查与洗刷。“不应当成为普遍的清党运动”，明确了此次党的巩固工作的含义和边界——主要是往前追溯，把抗战初期党员发展过快时没有来得及做的工作做细致扎实，而不是全盘推翻。

 

 

 

　　1939年，巩固党的中心一环是加强马列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面向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广泛展开。这一教育活动源自1938年9—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1939年2月，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成立，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5月20日，毛泽东在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这个干部教育制度很好，是一个新发明的大学制度，是一所无期大学……大家都要学到底，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一年，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也撰写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包括《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等。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著名演说，其中8日的演讲着重阐明党的建设必须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12日演讲的主题为党员在党的组织和纪律方面的自我修养。演讲内容修订后发表于8—9月的《解放》杂志，11月出版发行单行本。这篇文章成为党的建设的经典之作。

 

 

 

　　正是在1939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分裂威胁，党内学习运动全面开展，毛泽东建议开办党内刊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等多重背景下，10月20日，党内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创刊，张闻天担任主编，李维汉任编辑主任。

 

 

 

　　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为《共产党人》亲自撰写发刊词，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这篇发刊词在党的建设史上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均占有重要地位。

 

 

 

　　毛泽东在发刊词中指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件伟大的工程，需要专门的党报方能胜任。这是创办《共产党人》的任务和宗旨。随后，毛泽东回顾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8年历史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提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由此可知，将党的建设视为“伟大的工程”至少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党的建设本身是全面的、系统性的，即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其二，党的建设不是高高在上的、孤立于抗战时期各项重要任务之外的关起门来的建设，而是与统一战线、群众动员、武装斗争等一体推进，其中既饱含着崇高理想，又体现了踏实作风。毛泽东在发刊词的最后写道：“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可见，巩固党的任务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时的形势和革命任务、吸取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均密切相关。

 

 

 

　　《共产党人》是一份党内刊物，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发行，包括华中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的党组织。根据地确立的模范支部的标准之一，是“一定保证每一个党员读党报，研究党报，注意政治问题”。《共产党人》发行总数每期在1000份以上，“这在当时也算是发行量很大的了”。该刊所刊载的近200篇文章，有的高屋建瓴，具有理论意义；有的宣传党的政策，耐心细致、循循善诱；有的反映基层情形，实事求是，传递工作要领和经验。就内容言，这些文章涉及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等方面，构成了研究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文献基础。因篇幅所限，以下就议题较为集中、与当时抗战形势发展十分密切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展开论述。

 

 

 

 

 

 

　　自古田会议始，中国共产党尤为重视思想建党，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特点是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共产党倡议建立了以国共两党为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如何认识和对待三民主义，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每一名共产党员面临的重要问题。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但不是共产党员的思想和信仰。中国共产党需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保持内部思想的高度一致和团结统一，确实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在统一战线的环境中，党员面临更为复杂的局势和情境，如国民党各种思想宣传的干扰，包括对三民主义的曲解和发挥，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与习气更容易侵入到党内来。

 

 

 

　　在《共产党人》创刊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要求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使党员认识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正确关系。为处理好上述三对关系，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同时维护统一战线的健康稳定，“党内要精兵”，“党外要多兵”。在党的建设上，需处理好一个原则问题——明确共产党人与其同情者之间的区别，即共产党人要坚定理想信仰，遵守党的组织原则，严守党的铁的纪律，不能把共产党员的水平降低到同情者的水平。同理，在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不能把共产党员的水平降低到民族解放斗争者的水平。一方面，共产党员要不遗余力地扩大、团结这些同情者和民族解放斗争者，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和独立性。其中，哪些底线不能突破、具体分寸如何掌握，都考验着新形势下的每一名党员。

 

 

 

　　在《共产党人》第4期的“边区乡村工作通讯”栏目中，中共中央党校延川实习团团长杨英杰介绍了1939年10月延川禹居区一个党小组的同志们对共产党、国民党、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国共合作的不同理解。有人认为国民党不要穷光蛋，共产主义是劳苦大众的主义，国共合作是为了抗战到底，没有共产党就不成；有人认为国民党主张少数强占，共产党主张平等，三民主义是有钱的就好，共产主义是无钱的好，有钱的不好；有人认为国民党从前压迫老百姓是头一个，共产党领导红军打日本，国民党跟着共产党跑；还有人认为共产党实行三民主义，已经实行了民生、民权，可是民族还没有实现。可见，基层党员们的认识有合理之处，也有模糊甚至错误之处，总体而言与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认识尚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加强教育和引导。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人》第4期的第1篇文章（第5期连载），对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有所论述。他指出，三民主义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毛泽东在此明确表示了对当时国民党方面宣扬的所谓三民主义的否定态度。这与他1938年10月《论新阶段》中专门论述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侧重点亦有所区别。究其原因，与当时抗战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变化有关，需要尽快让党员在思想认识上顺应局势变化。1940年3月，毛泽东论述了实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具体内容后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国民党的这些纲领，同我们的纲领是基本上相同的；但国民党的思想体系，则和共产党的思想体系绝不相同。”这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

 

 

 

　　1940年，晋冀豫区在开展党的教育工作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形和任务，主要向党员具体讲解了以下几个问题：1.共产党是什么；2.怎样做一个模范党员；3.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4.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5.党与群众团体、会门的区别；6.什么是突然事变，妥协投降的原因与克服的办法。这些教育落实细化了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党和加强教育的要求，有助于党员提高思想认识水平。特别是第6点，有利于党员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形势变化和工作要求。

 

 

 

　　对于党员中的新老干部，党的思想建设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对久经锻炼的老干部，主要是鼓励学习的信心和决心，不能留恋于过去的经验和政策、自满于过去的历史。老干部要认识到理论的重要性，加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自己的文化理论水平，同时吸收和研究新的经验，不落后于革命的需要。老干部拥有政治上的坚定性和对革命的高度忠诚，需要发挥优良传统和模范作用，在整理和研究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

 

 

 

　　对于新入党的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学生出身的新干部，党的思想建设侧重于阶级立场的教育，即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生观，清洗头脑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思想，并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正确对待民主集中制。另外，党教育他们深入基层实际工作，多与工农群众接近，让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1940年初，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共产党人》第5期均予以刊发。中央要求“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规定了学习的主要课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并保持持久性和经常性。各地党的领导机关也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县级及县级以上的干部应有计划地、尽可能地送到中央党校及马列学院学习。可见，中央把干部教育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对于提升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的理论能力、文化水平都极有帮助。

 

 

 

　　在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里，特别是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倡导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理想，不能把自身的思想水平降低，警惕将国民党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应用到共产党内的右的机会主义，可以说汲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教训。这为党员干部认清战时形势、妥善处理国共之间的分歧、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思想保障和精神准备。干部教育是党内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党内新老干部，中国共产党也制定了各有侧重的思想教育和锻炼方式，多次发文予以强调，为的是加强新老干部之间的了解和互助，发挥所长、消弭差异，使党更加团结和有力量。

 

 

 

 

 

 

　　党的组织建设，在方式方法上需要适应客观环境和中共中央的政策要求。1938—1939年，华北、华中的很多根据地处于初创时期，党的组织基础从上到下均较为薄弱，亟待巩固发展。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党大力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扩兵、征粮等工作都需要得到基层社会的全力支持。因此，基层党支部的作用尤为重要。陈云指出，当“我们去巩固党的最下层组织——支部的时候，我们除了去整理支部内部以外，同时应该加强支部在群众中的工作”，推动党员到群众中去锻炼，加强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群众工作的好坏，是测量党组织巩固程度的标准之一。这是把支部的群众工作提高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全面抗战初期，无论在陕甘宁边区还是在各抗日根据地，“能够掌握全村党、政、军、民、学各方面工作的农村支部还不多”。因此，党要求支部必须开展多方面工作，尽可能地去接近群众，经常注意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把工作布置下去”，向群众要这要那。支部的责任，不仅限于接受上级布置的任务，按照当地环境适当完成，而且要经常了解群众的情绪、呼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群众的日常问题解决得越好，支部和党员在群众中就越受到拥护，那么一切农村动员工作也就越能顺利完成。支部只有掌握全乡与全村的各方面工作，才称得上是群众的核心，是党在群众中的堡垒。

 

 

 

　　那么，当农村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主要形态，当“一切工作在于村”时，支部如何掌握全村的各方面工作呢？第一，正确认识党和群众的关系，中国共产党运用辩证法和矛盾论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党“要迁就群众，而又不要迁就群众（提高）”；党“为了群众的今天奋斗，而又不是为了今天（明天）”；党“要等待群众，而又不要等待群众（前进）”；党“是群众的领袖，而又是群众的公仆”；党“是群众的教师，而又是群众的学生”。如此辩证地、高屋建瓴地认识党群关系，是中共处理好与群众关系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为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共与群众的关系提供了哲学基础和方法论。

 

 

 

　　第二，中国共产党倡导支部和党员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去组织和领导群众，争取把绝大多数的民众组织于团体之内。陈云指出，华北工作最弱的一环，是群众工作。从党的方面看，华北的党组织是新发展的，且是大量地、迅速地发展起来的，干部和普通党员都经验不足；从政权方面看，根据地内的很多乡村政权还掌握在土豪劣绅手里。当时所谓发动群众的工作，只是自上而下，由政府帮助组织的民众团体。他强调，如果一个地方名义上有很多“组织”，但还未“起来”，实际上就是没有组织。要使群众工作活跃，不在于团体多、会议多，一个老百姓如参加七八个团体，根本没有时间开会，如果真的经常去开会，必然会影响种地。所以，基层党组织成员要注意用民众夜校等方式接近民众，尽量不影响他们的生产和生活。

 

 

 

　　张闻天提出，党员要积极参加到一切群众团体中去，使这些团体实现党的统一领导，同时尊重群众团体的特殊性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在群众团体中，党以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灵活、革命的实际主义与英勇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去实现党的领导的统一性。这样，既能保证党的政策贯彻到底，又能让群众团体在农村中发挥积极作用，起到全面动员的效果。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扩大和巩固根据地，在敌人封锁情况下度过难关，与强大的基层动员能力密不可分。当然，这一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党的正确政策指导之下，在点点滴滴的基层党组织工作、群众工作中锻炼和凝聚起来的。

 

 

 

　　第三，把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列入地方党支部的经常议事日程，通过改善群众生活发动群众。群众的切身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设立低利借贷所与合作社等。陈云强调，党的区委、支部、小组的经常议事日程，应研究本区、本乡、本村群众的切身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中央组织部的巡视团到华北某乡参加支部小组会，区委同志和支部书记都来参加，但会前没有就当地农村存在的问题提出要集中讨论的事项，导致开会时党员们不知所云，说了一些缴纳党费的必要性后就散会了。陈云由此指出，脱离群众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区委、支部和小组，是非常危险的。相较之下，有的基层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十次会议中有六次讨论群众的切身问题，将群众的各种团体都组织得很好，青年踊跃参加八路军，妇女也被发动起来支援抗战。这样的基层党组织就是农村的核心与堡垒。当然，这个案例也反映了中央组织部巡视团发挥的巡视作用及其必要性。

 

 

 

　　需要指出的是，在广大国统区和沦陷区，由于敌强我弱，党的组织建设相较于根据地又有不同的侧重点。毛泽东曾于1939年8月指出，“南方工作的弱点是：党不巩固，群众运动不深入，统一战线中没有中层阶级更大的发展”。他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敌斗争的策略，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与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地去进行，“决不是大唤大叫与横冲直撞的办法所能成功的”。陈云认为，当时大后方的党组织一般而言是极不巩固的。因为大后方的党员很多是“在抗战初期加入了党，但是政治局势一个逆转或者某些诱惑，就对党动摇”，所以一方面要洗刷落后分子，一方面要加强党内教育。另外，他强调，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应严格划分和明确分离。根据当时国统区的情况，党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多做些公开工作，尤其是更多地去做有益于群众的社会公益事业，包括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公益事业，得到群众的拥护。共产党员应做人群中最好的人，不断团结和争取中上层正派人士，在群众中产生良好影响。应当说，这样的党组织才能完成中央给予的任务：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共产党人》也定期刊登反映基层党支部工作具体情况的文章，旨在交流心得，分享经验。如第2期刊登曾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的张鼎丞的《介绍新四军的一个模范支部》；第3期发表萧林的《晋冀察边区党组织底党内教育是怎样进行的》；第5期登载关烽的《支部怎样领导群众斗争——大后方一个支部领导群众斗争具体的经验教训》等。这些文章往往先指出支部刚开展工作时面临的困难以及后来怎样取得突破，强调这个转变的过程反映了支部工作的计划、方法和成效，经验贴合实际，来之不易。第3—5期连载杨英杰等的3篇系列文章《延川县禹居区三乡的阶级关系及人民生活》《延川县禹居区三乡支部的特点、党员和干部》《怎样做边区的支部工作》，从介绍支部环境、到支部本身情况再到支部的各项工作，同时运用大量具体详实的调查资料，可谓抽丝剥茧、徐徐道来。萧林指出：“边区党训练工作的经验还告诉我们，忠实坚决的农民，经过训练之后，会变成很好的下级干部。例如目前区级以下的干部，不论党、政、军、民，有百分之九十五左右，是过去目不识丁或仅在童蒙时代念过短期私塾的农民。”能让广大不识字的农民变成基层党组织的众多合格干部，这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淬炼思想与组织、重视训练与教育的结果，是极难做到的，也预示着中国革命的走向与未来。

 

 

 

　　可以说，巩固党组织自身和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是党的建设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党领导的组织不能成为凌驾群众之上的“办差机关”“官僚机关”，党员也不能成为站在群众头顶上的“党老爷”“党官”。党的基层组织，成为战时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真正做到“一切工作在于村”，避免产生任何官僚倾向。基于此，全面抗战时期，根据地基层党组织得以巩固，群众工作扎实推进，中国共产党依靠广大人民应对日伪不断发动的“扫荡”和“清乡”，组织生产，争取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敌后长期抗战。

 

 

 

 

 

 

　　《共产党人》提倡与展现的党的作风建设的最大特点，是朴素与切实。张闻天指出，之所以要提出朴素与切实的作风，是因为党内还存在着吹牛、夸大、粉饰、掩盖、装腔作势、华而不实、形式主义、风头主义等毛病。什么叫朴素呢？朴素是老老实实，是真实。共产党是建立在科学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党，不应有任何的夸大去安慰别人、安慰自己。只有老老实实说出自己工作中的优点和缺点，才能正确地发扬优点、改正缺点，使工作向前进步。这一认识与党格外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密切相关。同时，党员提出任何工作计划或工作任务时，须切实考察这种计划与任务实现的可能性，经常检查工作计划实现的程度，采取各种具体办法来推动工作的前进与完成。即要在切实的点滴工作中逐步达成目标、实现理想。

 

 

 

　　统一战线是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1940年3月，毛泽东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统战策略。朴素与切实的党的作风建设在统战工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在统一战线的执行过程中，在抗日反摩擦的斗争中，党逐渐认识到“左”倾危险较之右倾机会主义，影响更大。比如把复杂的统战对象简单化，把顽固分子当作汉奸，把中间分子当作顽固分子。张闻天认为，共产党员对于一切抗战的人们，都应该采取主动的、积极的、热情的同他们交朋友的态度。这种态度可能会遭到少数人的“闭门羹”与“奚落”，但必为大多数人民所欢迎。即使在少数人给我们“闭门羹”之后，我们是否就绝望了呢？还是不。在另一时候、另一时机，我们仍然应该主动去亲近他们。这样至再至三，也是需要的。因为这样做，我们虽不能完全影响对方，但至少可以减少对方与我们之间的隔膜或仇恨，或多少延长对方与我们合作的时间。由此可知，共产党人不但要有积极主动的态度，而且要有极大的忍耐与宽广的胸怀。“左”倾危险是一种傲慢的孤立态度，同中国共产党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团结的总路线不能相容。当时在华北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时，北方局书记杨尚昆认为总的原则没有大错，但对怎样根据自卫原则实行“一打一拉”的策略理解不够，容易犯“左”的毛病，有的同志甚至提出不怕打内战，与顽固派分裂越早越好。无疑，这些“左”的认识和倾向危害很大。

 

 

 

　　其次，在统战工作中，朴素与切实还体现在要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不能急于求成。有些党员在做统战工作时，往往只看到自己的要求和希望，不顾及统战对象的要求和希望，犯了“单相思”“空着急”等空想主义毛病。张闻天指出，党要求所有党员根据统战对象今天可能接受的程度来提出我们的意见，表示我们的希望；学会对什么人讲什么话，对什么人抱什么希望；抛弃老一套的党八股，学一点生动的话语，学一点革命的实际主义。可见，中国共产党当时能正确认识统战对象的复杂性与统战工作的长期性，耐心灵活地开展工作，格外讲求工作方法和态度。

 

 

 

　　最后，在党倡导和实行统一战线的过程中，需要发挥民主的工作精神和作风，党不能包办一切。统一战线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与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们加强合作。既然是合作，那一切事情就需要经过共同商讨、共同决定、共同遵守、共同实行，谁也不能包办。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发挥所有人的积极性，使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与巩固。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得到尊重、感受到民主自由，党同他们的关系也愈加密切，党的领导作用得以保证。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政权便与这一民主精神和作风紧密相连。

 

 

 

　　1940年3月举行的黎城会议上，晋冀豫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在主题发言中强调，“点滴作风与具体领导”对于每一个工作地区、每一件事、每一个问题，都要考察其不同特点，给予不同解决，简单扼要，命中肯綮，特别在深入工作、巩固组织时，党员尤其需要将具体领导与点滴作风、实事求是密切结合。由此可知，作风建设已经得到区委一级的高度重视与贯彻执行。

 

 

 

　　《共产党人》所倡导的作风建设，表现为党员之间日益形成的忠实朴素、埋头苦干、实事求是、力戒肤浅的作风，这为后来整风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也与抗战中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盛行的贪污腐败形成了鲜明对比。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作政治报告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前夕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强调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可见，党的作风建设一直是历史重要转折时刻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的部分，并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得到发展和深化。

 

 

 

 

 

 

　　因缺乏印刷材料等原因，《共产党人》于1941年8月停刊。在近两年时间里，《共产党人》一共出版19期，发表文章196篇。作为党内权威性理论刊物，它的首要任务是帮助中国共产党开展党的建设，向广大党员宣传党的政策和策略，使其在头脑中形成正确的认识。同时，该刊也将基层支部的新鲜实践经验及时予以分享、推广，从政策的出台、阐释到如何落地，形成系列指导。《共产党人》使党员明了：不研读党报，不讨论党报上党中央的决议和指示，就会失掉革命的方针而走到盲目的实际中去。应当说，它较好地完成了任务，成为抗战时期党的建设的主要阵地。《共产党人》所展现的党的建设，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党既坚持理想信念，又实行务实策略，党报及时准确地将党的政策、策略传递到普通党员中间。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需要严格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原则和组织原理，不能随意降低党员标准，在抗战初期快速发展后即面临巩固和整顿的问题。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倒退和分裂的迹象、国共摩擦越来越频繁时，有的党员认识不清，有的党员思想动摇。党通过党报，教育党员辨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联系和区别，防止出现右的和“左”的偏向，为的是全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既坚持抗战，又巩固自身，尽快顺应局势转变。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明确提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实际上，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的执行中、在党的建设领域，已极为重视政策和策略。

 

 

 

　　第二，将辩证的、唯物的方法和认识论运用于解决党的建设实际问题中。1937年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对全面抗战时期党政军各方面工作产生重大影响，党的建设也不例外。如对于新老干部的教育，党强调新老干部之间的差别，分别实施针对性教育，但又指出新老干部只是在一定条件下相对而言的，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天生的、不可破的鸿沟，今天的新干部就是明天的老干部，今天的差异终会逐步消除而融为一体。在群众工作中，党提出要满足群众今天切身的、局部的要求，取得群众的拥护和信任，同时使群众在切身和局部的要求满足中为了远大的理想而奋斗。只谈今天的利益，只谈远大的理想，都不能做好群众工作。《共产党人》上既有理论阐发和政策解释，又有基层落实和实践个案，也体现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总之，这一时期在党的建设中工作思路开阔，认识问题较为系统全面，背后有哲学和方法论的因素。

 

 

 

　　第三，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等各方面建设均围绕当时形势下急需解决的问题、面临的困境展开，并非关起门来搞自我建设。当各个抗日根据地开辟之初，需要强化基层党支部的作用，“一切工作在于村”时，党支部想尽办法组织和动员群众，将党的建设与群众工作结合；《共产党人》创刊后不久，第一次“反共”高潮来临，党需要更好地团结中间阶层，采用各种方式多交朋友，极为重视统战工作的方法与策略。一方面，党的建设有利于统战工作、群众工作的推进，另一方面，也正是在这些工作的推进中，党员得到充分锻炼，素质提升，党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有机整体，思想、组织和作风等建设的根本思路和特点是一致的，服务于当时的时代任务，又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超越性。

 

 

 

　　第四，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系列党的建设思想，承前启后，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毛泽东、张闻天、陈云、李维汉、谢觉哉、杨尚昆等人是《共产党人》的主要作者，分别发表了3—8篇文章，朱德、王稼祥、任弼时、董必武、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王若飞等人也发表了1—2篇文章。由此可知，党的高级领导人对这份刊物高度重视。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文章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代表作，同时又超越党建理论的意涵，可与这一时期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文本联系起来探讨，研究经典缘何产生及发展成熟的过程。《共产党人》的系统党建思想，既总结了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积累，又与此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全面抗战时期的时代任务密切相关。

 

 

 

　　第五，利用党报及时准确地宣传党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思想宣传、凝聚共识和自我建设的一大特点，亦有其源流和传统。无论是建党初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还是大革命失败后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理论报刊《布尔什维克》，都在革命进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1929年毛泽东在闽西时曾致信中共中央，指出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紧进行教育。他希望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尔什维克》《红旗》等寄到闽西，以提升党员理论水平。因处于相对隔绝的环境中，他们对党内出版物的渴望，已到了“如饥如渴”的程度。《共产党人》是中共中央办的刊物，起到领头羊的作用，确立了党建宣传的主题和基调。各级党组织也有相应机关报，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开展党建，推进各项工作。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谈到，1939年元旦创办《新华日报》（华北版）作为北方局的机关报；不久又创办北方局机关刊物《党的生活》。时任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不少文章，指导各地区的工作。北方局领导下的冀豫晋省委在成立之初即创办机关刊物《战斗》，在全面抗战时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我们需要从党的机关报、党内理论刊物的历史中，从全面抗战时期自上而下各级党组织的机关报体系中认识《共产党人》的特殊作用，定位它的坐标。

 

 

 

　　总之，《共产党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重视策略教育，倡导调查研究，对统一全党思想、指导党员有效开展具体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运用灵活策略和正确工作方法，妥善处理敌、伪、友、我的复杂关系，在推进根据地建设中倡导群众路线，成功动员民众力量，使党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中由小变大、由弱变强。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