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清代中后期，疆吏与军机私信互动虽悬为厉禁，却普遍发生，频繁影响政治运作。1937年黃濬披露的剑影双虹室主人致胡林翼密札就引人注目。但该主人非如黃濬所论是军机大臣杜翰，而是领班军机章京钱宝青。他既是一位被遗忘的中枢要员，也是胡林翼京城联络的主角。胡林翼不仅借助京城联络自上而下地获取高层机密，而且将自身意图自下而上地沟通传达，寻求最高层支持。比如钱宝青既提供许多情报，又大力支持湘军四路入皖、主攻安庆之策，还在樊燮案中暗中保护左宗棠；其他盟友则配合肃顺，促成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这都有力推动了曾、胡地位之提升和湘系之崛起。同光时期，随着轮船电报的应用，疆吏与军机互动更为便捷，本应保密的军机处越来越成为泄密之源。这是探讨晚清军机处、央地关系和京城内外信息沟通的重要维度。

 

 

 

【关键词】

 

　　军机处　湘军　胡林翼　曾国藩　钱宝青

 

 

 

　　太平天国运动及伴随而来的湘系势力之崛起，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大转折，影响至为深远。湘系之所以崛起，原因复杂，比如八旗、绿营的衰落，道咸之际湖南的地域背景，湘军自身的特色，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领袖的努力经营，以及曾国藩经常讲的“运气”。这些前人研究较多。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争取最高层支持。这在乾纲独断的专制时代尤为重要，所谓“上之授权不专，则下必到处荆棘”。况且，湘军作为非经制的军政势力，本为异类，遭受嫉妒和打击实属必然；有时战功越卓著，反而越受猜忌。因此，了解皇帝、军机大臣这些最高决策者的心思，争取其理解和支持，获得一定程度的放权，就显得格外重要。

 

 

 

　　目前，湘系内部沟通的情况，由于留存资料和既有研究较为丰富，相对清楚一些。然而，清廷的运筹帷幄以及湘系领袖和军机高层的互动情形，还显得扑朔迷离。一般而言，满人军机大臣文庆和权臣肃顺推服曾国藩和胡林翼，支持湘军；汉人军机大臣祁寯藻和彭蕴章反而压制曾国藩和湘军。最近，肃顺推动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的关键作用已获证实。因此，文庆、肃顺更倾向支持曾、胡，应无问题。但肃顺的意愿有多强，力量有多大，能否做咸丰皇帝及王公大臣的主，还有一些疑问。因为站在咸丰和一些大臣的角度看，镇压太平天国当然是头等大事，然而一旦给曾国藩放权，导致尾大不掉，实属后患无穷；毕竟，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的历史萦绕心头，让人不得不忧虑。

 

 

 

　　所以，从咸丰中后期开始，肃顺“当权”似乎已有数年，但直到1860年江南大营崩溃后，曾国藩才获得督抚大权。即使在江南大营崩溃的危急情况下，给曾国藩以总督大权，仍需要肃顺反复向咸丰及高层疏通。这不仅因为咸丰和军机大臣猜忌，也因为不少高官认为，非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率八旗南征不可。僧王亦“早有此意”，已令山东、河南“预筹饷糈百万”。只是英法联军对京津的威胁突然增大，僧王无法南下。

 

 

 

　　耐人寻味的是，江南大营甫一崩溃，胡林翼就向彭玉麟等湘系要角透露，最近都中必有十余人奏请重用曾国藩。这十余人基本都是经过他疏通联络的力量。由此可以掂量胡林翼的京城联络及其意义。众所周知，胡林翼在湘系崛起中作用甚大。这不仅体现在他坐镇湖北筹饷练兵，协调湘系内部，与湖广总督满人官文交好，而且也在于他和军机高层的暗中互动。从胡林翼的京城联络入手，既可对咸同朝局变迁和派系政治有更多了解，也可揭示湘系崛起过程中的一些以前被忽视的因素。因此，本文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胡林翼的京城联络是怎样展开的？他和军机高层是如何互动的？其意义何在？

 

 

 

　　进言之，尽管在制度上悬为厉禁，但清代中后期疆吏与军机暗中互动几乎是普遍现象；越是地位重要的疆吏，越会设法联络军机，否则不但做事不便，甚至位置不稳。因为军机处围绕皇帝，既掌握发号施令的最高权力，又通过奏折、廷寄等文书制度垄断了机密信息。这种信息不仅是稀缺资源，也是实在权力。故疆吏和外官既希望获得军机处支持，也渴求尽快得知这些信息。结果，随着时间推移，本有保密功能的军机处愈益成为泄密之源，圈外和圈内的暗中勾连，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古今中外的普遍问题，虽然有时性质不尽相同。为何法律上严禁而现实中却普遍发生？为何本为保密却经常泄密？这是本文拟阐释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著名掌故学者、《花随人圣庵摭忆》的作者黄濬，获见一批胡林翼家藏信札。内中数札，隐语满篇，详论政局，很像肃顺或他这一派的军机大臣写给胡林翼的密信，令黄濬兴奋不已。尤其是写于1858年3月26日的一札，不具实名，但云“泐于剑影双虹室”，最引人入胜。黄濬对作者评价极高。他说：“统观全书，颇有指挥若定之概”；论当日高官“皆极中窾要”；“筹画兵略，亦有见地，正是当时中朝为曾（国藩）、胡（林翼）奥援之一大人物”。黄濬初疑剑影双虹室主人即是肃顺，后详加考索，断为军机大臣、山东人杜翰。

 

 

 

　　在当年工具书甚少的情况下，黄濬短期内即解读出密札中的人和事，且十之七八正确，实在令人惊叹。他提出在肃顺之外，探寻曾国藩、胡林翼的朝中奥援，用以观察支持湘军成就中兴大业的暗中线索，也颇具启发性。美中不足的是，黄濬认定此札来自“肃党”，且出自军机大臣之手，故对作者的研判稍显武断。后来，三种版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都将此节冠以杜翰之名，显然认同黄濬的论断。

 

 

 

　　不过，1989年出版的《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有所不同。这部书信集恰好收入剑影双虹室主人致胡林翼的密札四通。整理者谨慎地注明“发信人姓名待考”。这几乎是该书唯一保留斋号而没有考出作者的情况。四通密札写于1857年，不仅与黄札都是谈论军国大事的长信，而且隐语也颇一致，可知以上密札均出一人。尤为可喜的是，后出数札透露了作者线索。

 

 

 

　　其中一札有云：“弟后进疏材，勉供撰写，时艰适值，报称毫无，但蕲免于食粟之讥，何敢侈谈军国！”因为军机处负责起草谕旨，所以“勉供撰写”常常是军机处人员的谦语，故此人必是军机处官员。另一札则提示了作者籍贯：“敝乡之防,宁（国）胜于徽（州）,徽胜于衢（州）。宁国之入浙者,路险而地瘠”，与徽州一路均可放心，“惟信州、三衢,直达会垣（杭州）”，最为单薄可虑。此处“敝乡之防”，显指浙江西面防守，可知作者系浙江人。

 

 

 

　　查1857年军机大臣无浙江人，而军机章京至多有三人：钱宝青（浙江嘉善人，1840年道光庚子恩科举人，1841年道光辛丑科进士）、吴兆麟（浙江钱塘人，1832年道光壬午科举人）、章倬标（浙江金华人，1843年道光癸卯科举人，1847年道光丁未科进士）。此外，密札显示作者和胡林翼麾下的道员郑兰（谱香）是同年熟人。郑兰是道光庚子恩科浙江举人，与钱宝青同榜。故基本可以推断剑影双虹室主人乃是钱宝青。再经对照笔迹，可以确定无疑。

 

 

 

　　进言之，上述密札显示钱宝青和胡林翼暗中互动频繁而深入，那么《胡林翼集》中难道就没有蛛丝马迹吗？胡林翼生前写了大量书信，但1858年以前的信件和写给京官的密函毁失严重。所以，与上述剑影双虹室主人来函相对应的胡林翼去信，至今尚未见到。尽管如此，《胡林翼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还是留下了线索，因为它收有1859年致钱宝青的长信4通。而且，其内容均是深论军国大事，显非其他虚与委蛇和轻描淡写者可比。如此看来，要了解胡林翼的京城联络网，钱宝青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角色。那么，他到底是何许人也？胡林翼和钱宝青究竟是如何互动的？胡林翼的京城联络是怎样展开的？其意义何在？这是下文要讨论的。

 

 

 

 

 

 

　　钱宝青（1820—1860），字初纯，号萍矼，浙江嘉善人，1841年进士。1851年以户部主事入值军机处。咸丰五年（1855）授大理寺少卿，翌年升宗人府府丞，均由特旨留在军机处，为领班章京。1859年擢左副都御史。用咸同时代杜文澜的话说，钱宝青是“吾乡先达中名誉最隆”之人。因此，有必要先认识这位中枢要员。

 

 

 

　　首先，京城里除了军机处，就属户部和刑部较忙。从户部侍郎王庆云的日记看，至迟到1853年，钱宝青就是户部最受倚重的草奏者。王庆云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点校：《荆花馆日记》上，1853年4月24日、27日，6月29日，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86、505页。金安清也说，户部有要事，钱氏“无不预”。可见钱宝青才华突出，备受重用。

 

 

 

　　其次，与咸丰的顾命八大臣之一焦祐瀛略作对比，也可看出钱宝青的分量。焦祐瀛名气大，地位高。其实他和钱宝青均于1851年入值，焦比钱还早数月。然而，1854年钱宝青就以五品京堂候补，留军机处行走，而焦祐瀛得到同样待遇却要到三年之后。此后数年，地位关键的汉领班军机章京就是这两位。1859年6月，钱宝青升任左副都御史，因已跻身部院堂官，照例不再担任军机章京。但这绝不意味着他被疏远。相反，当年7月，咸丰就派给他一项特殊任务：以湖北乡试主考官为名，实际考察两湖军情，“回京面奏”。不久，樊燮案突然发酵，牵连左宗棠和湖南当局，轰动一时。钱宝青奉命与官文联合查办，历时数月结案。可见，咸丰有意培养这位年轻人。当然，咸丰或许并不知道钱宝青和胡林翼频繁密信往来。不幸的是，1860年5月，钱宝青从湖北回京后就溘然离世。不久，英法联军侵入京城，咸丰出狩热河，焦祐瀛以太常寺卿出任军机大臣。可以想见，若非钱宝青英年早逝，很可能是军机大臣的有力人选。

 

 

 

　　再次，胡林翼、曾国藩等人对钱宝青评价极高。胡林翼不仅与钱宝青深谈时局，对他推崇备至，而且也向官文称赞钱氏“眼力过人”。曾国藩赞叹钱宝青的密信“语语中窾，良可佩服”。后来的军机大臣孙毓汶也称钱宝青“冰雪聪明”。此外，晚清军机章京郭曾炘之子郭则沄熟悉清代掌故，他在引述钱宝青表彰李续宾和保护左宗棠的事迹后说：“其时虽极杌陧，而枢近中犹有杰才，斯所以成中兴之治。”

 

 

 

　　不过，在既往晚清史叙述中，就连一些军机大臣也名声不彰，像钱宝青这种军机章京更是多被遗忘。这大抵缘于高层政治向来隐晦，军机处行事慎密，故反映高层活动的“过程性”信息留存甚少；即使留存下来，由于其中充满暗语暗号，也不易解读。当然，军机处的这种信息本就不想让外人看到，更不想留给后人研究他们不愿示人的秘密。钱宝青的情况正是如此。此外，钱宝青被遗忘，也因为他在1860年就英年早逝了。但只要对其亲属稍作介绍，就能把他拉进宏阔的近代历史场景。钱宝青胞弟钱宝廉也是翰林出身，官至吏部侍郎。钱宝廉之子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内阁总理钱能训。

 

 

 

　　最后，尽管钱宝青是胡林翼京城联络的一个主角，但很显然，胡林翼绝不止单线联系，他的京城联络网要大很多。下面试图拼接胡林翼京城联络网的大致轮廓。

 

 

 

 

 

 

　　胡林翼开展京城联络既有必要性，其家世、经历和才情也有便利条件。胡林翼之父胡达源为探花出身，官至詹事，在京城名望颇高。胡林翼的岳父两江总督陶澍，更是万人敬仰。早在鸦片战争前，胡林翼就在京城替陶澍做情报和联络工作。所以，胡林翼不仅人脉广泛，而且他对联络京师要人早就在行；迨湖北巡抚任上重操旧业，自然轻车熟路。

 

 

 

　　胡林翼开始集中联络京师要人，是在1856年冬。这至少有两大背景：第一，经过近两年艰苦作战，清军终于攻克武昌，胡林翼随即实授湖北巡抚。此前功劳和地位尚未显现，即使努力联络，也未必受重视，所谓“师久无功，心迹不能自见，即欲自陈，惴惴然恐其不情”。而今既有了联络资本，也有了迫切需要。因为他马上面临几大问题：一是湖北善后，二是军饷筹措，三是武汉是否设为重镇以及和湖广总督官文如何相处，四是要不要率湘军迅速乘胜东下。胡林翼必须尽快掌握最高层的想法和决策。

 

 

 

　　第二个重要背景是，1856年12月12日，亦即清军收复武昌一周前，领班军机大臣文庆不幸辞世。文庆和胡林翼此前搭班主持江南乡试，因违规而受处分，可谓难兄难弟。近两年，文庆在中枢庇护胡林翼，胡氏“奏上辄邀允，益得行其志”。同时，文庆的重要幕僚李汝钧（子恒）也正是胡林翼的得意门生。故胡林翼攻克武昌后，或已得知文庆去世。这意味着他突然失去了最高层的一层重要保护。

 

 

 

　　进言之，这涉及道咸之际派系斗争和路线选择问题。1850年，新即位的咸丰罢黜穆彰阿和耆英，重用祁寯藻、赛尚阿、彭蕴章，听信潘世恩和杜受田举荐，起用林则徐和周天爵。但这些用人均令人失望。所以，1855年文庆再度入值军机处，因他是彭蕴章、叶名琛的座师，资历老，能力强，故一入枢就是领班。据说他也是穆彰阿一党。显然未必可以这么清楚划分，但文庆入枢确实有些回归旧政、进行纠偏的意思。他支持胡林翼、曾国藩的一系列举措，确实也使清朝情况有所好转。故宋晋称文庆此次出山，“补救维持不少”。就在文庆去世前，彭蕴章的同年好友、浙江巡抚何桂清因感受不到最高层的有力支持，遂称病奏请开缺，竟然获得允准。这大抵是咸丰和文庆的意思。然而，文庆去世不久，何桂清在返回京城的路上，就受到新任领班军机大臣彭蕴章的支持，简放东南第一要缺两江总督。耐人寻味的是，何桂清的“重病”转瞬即愈，迅速折回江苏接任。此后几年，何桂清和曾、胡之间多有竞争和不快。

 

 

 

　　以上两层背景，正好解释了为何在1856年冬，胡林翼开始集中联络京师要人，寻求最高层支持。当年12月22日，亦即攻克武昌三天后，胡林翼就给同乡京官郑敦谨写了长信，着重谈及军饷筹措、湖北善后、是否率军东下和武汉地位问题。在密函最后，胡林翼请求郑敦谨与严正基、宋晋等好友“密思”，代为寻求军机大臣支持。在郑敦谨、严正基之外，郭嵩焘和吴桐林也是胡林翼重点联络的同乡京官。此外，胡林翼联络的另一角色，就是他的进士同年、南书房翰林沈兆霖。

 

 

 

　　除同乡京官、同年近臣外，胡林翼更将目光聚焦于军机处。因为这里毕竟最为关键，可获得既快又准的高层情报。于是，领班军机章京钱宝青进入胡林翼的视线之内。尽管湖北、安徽的军情和胡林翼的动向，早已是钱宝青关注的重点，但胡林翼和钱宝青此前似未直接交往。此次之所以能搭上线，可能一则因有沈兆霖等人介绍，再则钱宝青才华横溢，性情豪放，想做一番大事，与胡林翼颇为相近，故能一拍即合。

 

 

 

　　在此背景下，就有了胡林翼主动联络钱宝青的行动。剑影双虹室主人致胡林翼密札第一通写于1857年7月17日。函称：“自台旌观察黔南，德威遐布，政声所被，久在仰止之中。顷闻秉节江皋，督师鄂渚，每见军书入告，伟略深谋，出颇、牧于词臣，失萧、曹于指顾，为楚中士民额手者，不自坚城光复始也。前读□□后各条,剀切指陈吏治军情,列眉指掌。窃叹方今节钺之中,无此杰识。乃荷瑶章下逮，奖借不遗，捧诵之余，徒增惭汗。”尽管钱宝青对胡林翼恭维备至，但“乃荷瑶章下逮”，显系胡林翼主动联络钱宝青。更重要的是，钱宝青立即表示愿意和胡林翼互通有无。此后，两人密信频通，有时一月不止一封。因路途较远，且这些密札只能通过最信任的折弁或家人寄送，颇为不易，故每函都写得很长。目前能看到钱宝青致胡林翼五通，胡林翼致钱宝青六通。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但从中已可略窥当时疆吏与军机暗中互动的情形。

 

 

 

　　胡林翼在军机处不只联络钱宝青，他也联系王拯，但从目前可见的资料看，这些情报往来完全不能与钱宝青的相比。而从何桂清密札可知，王拯（少鹤、遁初）、吴兆麟（筠轩、铁华）是何氏的联络对象。1859年钱宝青退出军机处后，蒋超伯（叔起）成为胡林翼和曾国藩的重要线人。曹毓瑛（琢如）在1860年以后也和胡林翼有所联络。此外，前领班军机章京梁瀚与胡林翼为进士同年，也是他的重要联络人。

 

 

 

　　胡林翼有没有直接联络军机大臣或载垣、端华、肃顺呢？或许有。1858年罗惇衍就曾致信肃顺，控告两广总督。不过，外官私下交通王公和军机大臣颇犯禁令。咸丰即位当年就申明成训，“严禁朝臣与诸王往来交接”，并要求“封疆大吏断不准私行干谒（诸王），信札往还”。因此，除非关系十分特别，否则不敢轻易尝试。1859年胡林翼想从僧王处获得骑兵，也是通过都兴阿写信，自称“疆吏在外，不敢启呈”。后来阎敬铭一入军机处，就在家书中说：“自入政府，更不与外官通信”，“军机例不通外信”。尽管如此，王庆云外放疆吏后，与军机大臣文庆、彭蕴章却书信频通。咸丰也有所耳闻，在召见王庆云时还意味深长地问过。何桂清和彭蕴章密信联络，更是确凿无疑。看来疆吏与军机暗中互动虽悬为厉禁，却普遍发生。只是这种联络因为顶风作案，都要行事机密，所以信内充满暗语，署名也是千奇百怪的斋号。“剑影双虹室主人”正是如此。

 

 

 

 

 

 

　　胡林翼的京城联络具有多重意义。就“自上而下”言之，可以了解咸丰皇帝及军机大臣的意向，获得机密情报。由于最高层垄断着权力，也试图垄断信息，故窥探高层意思，就是古今常见现象。然而，上意难测，既说明不易知晓，也表示变化莫测。胡林翼与军机要员暗中互动，正可窥测上意。比如收复武昌后，是否令胡林翼率师东下？是否派长江战区统帅？曾国藩能否以督抚身份带军？都是胡林翼最关心的大事。此外，由于各省和军机处都通过密折、廷寄等文书保持密切沟通，高层在各地也有多种信息来源，故借助京城联络亦能辗转获知各省动态。譬如何桂清、叶名琛、黄宗汉、福济、英桂等疆吏重臣和江南大营、江北大营的近况以及最高层对他们的态度，也是胡林翼关注的要点。果然，钱宝青致胡林翼密札不仅通报各省最新状况，更透露咸丰和领班军机大臣彭蕴章的意向。

 

 

 

　　首先，是否乘胜率师东征，胡林翼极为关注。因其既关军情，又涉筹饷。1856年12月23日，胡林翼向湘军大将李续宾和李续宜坦白了其中矛盾：“弟所急欲商者是东下之策。是弟东下则恐饷少，更恐劫饷耳。然必须东下，乃是一气呵成之局。”直到次年3月，胡林翼仍感慨道：“不知皇上仍教进剿否，恐终必东征耳。”从钱宝青致王庆云密信可知，这时“中枢之议”确实欲令胡林翼乘胜东下。不过，胡林翼以善后为由仍留湖北，派李续宾、杨岳斌、彭玉麟率水陆大军进攻九江。

 

 

 

　　不久，胡林翼是否东下与曾国藩夺情复出以及统帅问题结合起来。其实质是湘军的指挥权和独立性。1857年11月12日，胡林翼奏请起用曾国藩，以统一事权，主要目的是为曾氏谋江西巡抚位置。然而，此时太平天国内讧之后元气大伤，清朝军事顺利，九江、镇江甚至天京都有攻克希望，故咸丰及彭蕴章并不认为曾国藩不可或缺。11月19日，上谕不准所请，反令胡林翼即行东下。胡林翼只好奏陈湖北尚有要事，待九江克复再行率师东征。奉旨克复九江后再议。起用曾国藩未果，钱宝青随即提醒胡林翼，湘军千万不能落入安徽巡抚福济之手，希望胡林翼亲率东征之旅。到1858年3月，钱宝青向胡林翼透露：“我公东下之说，已化烟云，尽力为之，必有大造于楚。”胡林翼率师东下之议终于暂时打消。

 

 

 

　　其次，湘军东下作战必与两江地区发生直接关系，而当时清朝重心在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故掌握安徽、江西、江苏及江南、江北大营的战况，了解诸省督抚将帅动向，尤其是探知咸丰、彭蕴章对他们的态度，就相当重要。

 

 

 

　　关于安徽巡抚福济，钱宝青在1857年12月说：“从前向帅（向荣）在时，闻皖饷不足，解银五万两，皖帅（福济）即言：‘可见向营饷项有余，请将浙江月饷改归庐州。’(胡林翼批：太无良，直非人类)……山、陕月解饷银并不为少，则言：‘皖之与楚肥瘠悬殊，解楚三万，解皖二万，可谓倒置。’(胡林翼批：直是狗屁)。” 1858年3月，钱宝青透露福济和安徽布政使李孟群、河南巡抚英桂关系微妙，而咸丰对三人均甚信任。他说：“天上（咸丰）之于鹤人（李孟群），竟几几以江（忠源）、罗（泽南）视之。”又说：“淝帅（福济——引者）不去，皖无睡醒之日；香帅（英桂）不易，豫无睡着之日。此两人者得天独厚（受天子信任），为之奈何？”随后胡林翼也说：“大抵天若救安徽，必须革福帅与李鹤人，乃是转机。” 1858年7月，福济终因屡误事而革职，英桂也调任山西巡抚，李孟群在次年遇害。此外，满人将军福兴驻扎江西广信、浙江衢州一线，防守入浙门户。钱宝青说：“福星（福兴）之怯而猾……不特弟等窃议，即内而商贤（彭蕴章）、外而平仲（浙江巡抚晏端书）亦早料之。商贤为此等人既不争权，又不争饷，可听其行尸走肉于衢、信之间；平仲则以天眷稍差，不敢置喙……今若言福星恐误浙事，则曰浙尚无事，设有事，安知其必误耶？圣人（咸丰）誉必有试，毁亦必试，则所失滋多……此事非弟所宜言，然既承详示，故敢约略陈之。”此可见咸丰和彭蕴章的选人用人和处事风格。

 

 

 

　　当时清军主力在江南、江北大营，江苏也是财赋重地，故更受关注。1857年，严正基就曾提醒胡林翼：江督何桂清“近谙大计，非复吴下阿蒙；吴、楚上下交合，于军务大有裨益，宜通书以示联络”。钱宝青也多谈江南情形，1857年11月5日的密信称：“江南润州（镇江）虽云合围，其江面一边，终成一面之网。根翁（何桂清）来函总云指日可下，似亦仰慰之意。”随后来函突出何桂清和江北大营德兴阿矛盾激化：“德（兴阿）之与何（桂清）龃龉已深。德劾何躁急，但报闻而未发；何劾德执拗，则令南岸之派员前往帮办。” 1858年3月来函则批评朝廷信任和春的江南大营，恐难成事。叶名琛获罪后，空出一协办大学士的位置，钱宝青称：“江南水部（何桂清）、闽省琅琊（王懿德），以鄙意观之，皆有气而无性者也。来示所谓与役处者，水部为尤甚，然纶扉（大学士）一席，竟有翕然之思 [原注：在圣心（咸丰）转不甚属]。”这也透露咸丰对何桂清并不那么信任。

 

 

 

　　最后，京城涉及湖北之事，钱宝青更会随时密告。比如，官文和胡林翼的微妙关系很受关注，钱宝青致胡林翼第一函即提及此事。因俄国人侵占松花江江滨地区，清廷欲撤回在湖北作战的马队，钱宝青提醒胡林翼可以大胆奏留。当胡林翼下属郑兰、庄受祺被御史贺寿慈参劾，钱宝青即密告参劾原委。湖北漕粮折色、保举人才等事在京城的反应，钱宝青也会及时相告。此外，京城大钱难行，物价飞涨，筹饷艰难，直隶、广东、陕西、山西、四川、云贵的新动向，也都在钱宝青密札中有所通报。

 

 

 

　　综上，尽管目前只看到钱宝青致胡林翼密札五通，但已有理由相信，从1857到1859年（1857—1859），钱宝青为胡林翼提供了关于咸丰皇帝、军机处以及各省的详细情报。

 

 

 

 

 

 

　　如果说自上而下地获取情报是一回事，利用情报并借助京师盟友影响决策则是另一回事。胡林翼“自下而上”的联络沟通，确实有力推动了曾、胡地位提升和湘系之崛起，实现了自身意图。这在“四路入皖方略”“樊燮案”和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问题上体现尤为明显。

 

 

 

　　（一）钱宝青密奏支持“四路入皖方略”

 

 

 

　　众所周知，曾国藩、胡林翼设计的四路入皖方略，不仅最终攻克安庆，而且围点打援，消灭了陈玉成皖北主力，奠定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基础。所以，从后往前看，诚如朱东安所论：“曾、胡联手图皖，是该集团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其后一个时期的迅猛发展，皆肇基于此。”但在当时，该方略颇多反对之声。因此，1859年11月，深受皇帝信任而在前线考察军情的钱宝青密奏支持这一方略，就显得弥足珍贵。

 

 

 

　　原来，1859年夏，因石达开有入蜀可能，胡林翼鼓动官文为曾国藩谋四川总督，惜未成功。9月，官文和胡林翼又邀请曾国藩联手图皖，鉴于上年李续宾孤军深入遭受惨败的教训，计划四路进兵。南线两路“循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牌以规安庆；一由太湖、潜山以取桐城”。北线两路“循山而进，一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一由商城、六安以规庐州”。其中南线两路主攻，由曾国藩、多隆阿、鲍超各部担任，更为关键。然而，就在这时，署理漕运总督袁甲三奏请曾国藩取道光州、固始、颍州一带，绕至北路，与胜保并力南攻，以防太平军和捻军北上。安徽巡抚翁同书意欲曾国藩北上协同作战。这些意见均发给曾、胡酌办。甚至前湖北布政使罗遵殿、湖北按察使严树森皆欲曾国藩“率师北援河南”。左宗棠和李续宜则希望曾国藩优先入蜀。

 

 

 

　　尤为重要的是，咸丰为防太平军和捻军北攻，不支持该方略仍要求派出一军、绕至淮北作战。朱批一则谓“诚恐缓不济急”，再则称“惟恐言之甚易，行之甚难”，语带讥讽，令曾国藩颇感灰心。他对胡林翼说：“十七日所发会奏各折，圣意不以为然，浙饷片亦未蒙允准。从此不敢作奏，概由督帅（官文）主稿。”胡林翼对钱宝青无奈地说：曾国藩因“中朝不准饷”，不准调萧启江和张运兰，故只好奏称兵力仅可守而不可战。非但曾国藩，此时胡林翼也不受信任。他在8月密保罗遵殿接任湖北巡抚，并多方游说，却未成功，主要因官文密奏反对。在此背景下，钱宝青或明或暗的支持非常关键。

 

 

 

　　10月29日，胡林翼陪同钱宝青来到曾国藩巴河大营，考察两日。钱宝青随后拜发密奏，于11月22日到京。他首先指出进兵安徽的紧要性，接着点明四路进兵的必要性：“缘楚、皖交界路径多歧，逆匪处处可以抄袭，故必重兵齐发，则贼所上窜之路，皆我所进兵之路，而后可无内顾之忧”。然后，钱宝青着重为楚军请饷。他说：“楚北军饷每月约需银三十余万两，现复奏留曾国藩一军，又须增饷五六万两。……督臣、署抚臣咸以为虑，不能不仰求皇上严饬江西、山、陕、四川等省按期筹解者也。”不久前，胡林翼致函钱宝青称：“湖北竭目力耳力心力，既已月谋三十万之饷。若得秦、晋、蜀三省忠心效力，专济涤帅（曾国藩），月各三万两，则一年之内，皖、江南北，必有成效。”钱宝青密奏所言，正是对胡林翼的回应。

 

 

 

　　在战略战术上，钱宝青不仅支持曾、胡，而且反驳翁同书和袁甲三。翁同书称楚军由英山、霍山取舒城，由六安规庐州，为上策。钱宝青则称，庐州“为皖贼渊薮，然其势未可遽图”。袁甲三主张曾国藩分兵绕至淮北作战，钱宝青则谓：“此次楚军分路进攻，其出北路者，应以六安为止。”四路进兵方略的核心在主攻安庆，围点打援。钱宝青完全赞同。他奏称：“近庐州而不攻，则贼无必死之心。搏安庆以全力，则贼有必援之势。我军沿江声势既联，使其来援，则庐州贼分，不来援则安庆势孤，不得于彼，必得于此。且逼而不攻，则贼不暇为北窜之谋，即江浦、六合援贼亦必致力于安庆。是不啻诱坚守之贼而使之野战也。一旦出其不意，六安、桐城之兵皆可袭庐州而取之。”其实，钱宝青密奏之策，即源于胡林翼。随着战争经验积累，尤其是三河大败后，胡林翼的战略战术明显改变，既强调多路配合，又反对到处攻城，希望留有活兵，消灭对方有生力量。他称：“良将劲兵以破援贼为上，顾大局取远势为上；逼城而垒，节短局促，不能尽其所长为下。若援贼破灭，则坚城自下。”所以，当时在胡林翼幕府了解内情的汪士铎就说：“钱宝青所奏即本此也。”最后，钱宝青密奏紧随曾、胡奏折而发，时机也很巧妙。咸丰称赞钱宝青“不为无见”，令官文、胡林翼、曾国藩妥办。

 

 

 

　　可见，曾、胡四路进兵方略虽好，但一开始颇多反对，故钱宝青的密奏支持非常重要。曾、胡此时之所以不受信任，一大背景就是咸丰九年冬，江南大营接近成功，故咸丰和高层有意裁抑湘系势力。这时震惊朝野的樊燮案，就是一个明确信号。饶有意味的是，钱宝青又一次帮了湘军。

 

 

 

　　（二）钱宝青在樊燮案中保护左宗棠及湘系势力

 

 

 

　　1859年，钱宝青奉命与官文联合查办朝野注目的樊燮案。他为左宗棠大力剖白，保护了湘系势力。此案颇关湘军前途，孟森早在民国时期就有深刻论述。它的政治意味可分三层解读：下层是湖南官绅与左宗棠的矛盾，中层是湖广总督官文与湖南巡抚骆秉章的较量，高层是江南大营军事顺利情况下，朝廷对湘系的裁抑。下文综合新旧资料，进一步澄清案情，突出胡林翼和钱宝青的作用。

 

 

 

　　先是，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主政，能干而强势，数年来与官文嫌隙已深。1858年冬，官文以永州镇总兵樊燮署理湖南提督，以栗襄署理永州总兵。但骆秉章旋即参劾樊、栗二人。樊燮于次年押解长沙受审，官文颜面大失。这时，湖南官绅颇不满左宗棠，向官文中伤左氏；旋又唆使樊燮遣派家人，向湖广总督呈诉骆秉章及黄文琛、贺炳翊等湖南官员，意在牵连左宗棠。官文上奏后，奉旨与钱宝青查办。9月6日，湖广总督行文湖南巡抚，提拿涉案文武赴鄂质讯。结果，湖南督粮道、署按察使谢煌立即以左宗棠“居首应募”，布政使文格“改置第三”，骆秉章“赫然一怒”，“始更置诸弁兵之后”。自孟森以来，都认为是文格唆使樊燮，看来至少还包括谢煌。

 

 

 

　　消息传到湖北后，胡林翼一边恳求官文免提左宗棠，一边依靠钱宝青维持局面。官文起先是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态，胡林翼遂以私情恳切相求。同时，钱宝青透过密信向胡林翼通报情况。1859年10月13日，曾国藩已预计钱宝青必然“极力担承”。在看过钱宝青的密信后，曾氏不禁感喟道：“钱信语语中窾，良可佩服。末世人情，一朝失势，险态百出。”后来，梅英杰称由于胡林翼“力解之”，左宗棠免于提逮武昌。显然，其中也有钱宝青的作用。

 

 

 

　　然而，这时咸丰对湘系“朋党”的疑虑颇深。1859年9月，他在召见罗遵殿时，就怀疑左宗棠“招摇撞骗”，又询问举荐左宗棠给骆秉章的究竟是何人，意在胡林翼和曾国藩。所以，骆秉章上奏辩解，竟遭朱批严厉诘责：“无论事之虚实，该抚总应静候查办。哓渎不休，预占地步，殊非大员度量。朕素知该抚人甚平和，或不出此，而尚如此糊涂者，非受属员怂恿，即为劣幕要挟。此折密封寄与官文、钱宝青阅看，一并查办，不准稍涉偏徇。”直斥左宗棠为“劣幕”，批评骆秉章“如此糊涂”，令人难堪。至此，樊燮案扩大化了。正案之外，骆秉章受属员怂恿、劣幕要挟的指控更大。曾国藩不禁感慨“从此两湖益成水火”，他与胡林翼均难调处。

 

 

 

　　咸丰态度既如此，早就对骆秉章和左宗棠不满的官文，更不打算放过机会。这时，钱宝青尽力保护了左宗棠。钱宝青说，官文起先“缄示”文格，讽喻左宗棠急流勇退；但随后又以左宗棠“性情刚愎具之折中”，他“力言之，乃始抹去”。从官文和钱宝青的复奏看，钱氏所言确有蛛丝马迹可寻。1860年1月17日奏称：“伏查湖南属员、幕友近年积弊，早在圣明洞鉴之中。奴才等一面就本案供情留心根究，一面仍加密访。如查其形迹与此次折件稍有干涉，即当遵旨会同严办；如查系平日劣款与此折无干，即由奴才官文另行专折参奏。”显然，左宗棠的事情仍将调查，而湖南问题也做了定性，就是属员、幕友积弊甚深。次日，官文对湖广高官的年终密考两单一片均照例留中，但另有两折，封面朱批“内二件俱留中”，不知是否与骆秉章、左宗棠有关。1860年2月23日，官文和钱宝青称：“连日明查暗访，仍无端倪”，因正案已结，钱宝青例应起程北上，左宗棠的问题仍由官文“另行专折奏复”。

 

 

 

　　2月底回京之际，钱宝青当向胡林翼通报了官文仍不肯罢休。曾国藩得知后称：“樊案果不出尊料，近日京案皆出一辙矣。”京案指郭嵩焘被僧王参劾，都针对湘人。在此背景下，胡林翼决定立即阻止左宗棠赴京。3月7日，他致毛鸿宾的急信云：左宗棠“未审已否经过襄阳？有密函要件，乞尊处速专妥干跑夫，沿途探递，期于必呈为祷”。于是就有了左宗棠屡被引用的二信，一则称三月三日抵襄阳后，毛鸿宾出示胡林翼密函，“言含沙者意犹未慊，网罗四布”，再则谓官文“方思构陷之策，蜚语已满都中”。3月9日，曾国藩给胡林翼复信称：“钱公（钱宝青）信读过，去年公贬节一求，乃立竿见影之事。今年虽贬，恐乏明效。”似说官文仍不放过左宗棠，“贬节相求”亦恐无济于事。因为这时胡林翼和官文“情意颇不相孚”。3月21日，曾国藩甚至说：“鄂事神离，去年十月几已著矣。我公复缄亦殊辣。看来事将决裂。”直到3月24日看过官文回信，才说官文“亦轩爽坦白，鄂事或尚可支”。官文之所以没有决裂，一方面是因为湖北离不开胡林翼，另一方面也因江南军务骤然恶化。

 

 

 

　　胡林翼、曾国藩这时都劝左宗棠暂时隐退。同时，胡林翼也在京城联络中做了两手安排。一由钱宝青回京召见时为左宗棠辩解，此事发生在1860年4月1日。钱氏不仅“力为剖白”，且言左宗棠“才可大用”。一由郭嵩焘在京秘密运作。4月5日，郭嵩焘收到胡林翼劝其告病回南的密信。理由大抵是曾国藩、左宗棠“均忧危疑畏”，郭氏“独居承明之庐，亦不可久”，义应退归。实际是将僧王参郭嵩焘、官文参左宗棠以及曾国藩不被信任联系起来，为湘系受打压鸣不平。5月6日回南方前夕，郭嵩焘听钱宝青说官文仍不放过左宗棠，以致骆秉章和胡林翼都有退意。当晚，郭嵩焘就与湘人王闿运和蔡毓春同诣尹耕云一谈。5月18日，郭嵩焘就听说潘祖荫近日连上两折，一保左宗棠，一请曾国藩救援四川。此折被咸丰留中数日后，于5月20日发下。次日寄谕曾国藩察看左宗棠情况，所谓“天下大转”。从此，左宗棠不仅脱离险境，而且深获重用。这里面有肃顺等人的疏通作用，但其大背景却是江南大营的溃败。

 

 

 

　　因此，樊燮案之上更大的时局背景，亦即江南大营的军情变化实甚重要。潘祖荫此次保举左宗棠，也正瞄准了东南军情不利、湘军将受重用的时机，实属顺水推舟之举。此前江南军务顺手、湘系不受信任之时，胡林翼和钱宝青暗中保护左宗棠的一系列运作，则更像雪中送炭之举。不幸的是，正当江南大营崩溃之际，钱宝青溘然长逝。随后，潘祖荫、尹耕云、高心夔、赵树吉、李鸿裔等人为促成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三）京城盟友促成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

 

 

 

　　1860年夏，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湘军迎来大举发展之机，湘系崛起之势终于不可遏制。但这一过程极为曲折艰难。张剑的新近研究表明，即使在江南大营崩溃的情况下，曾国藩出任江督，仍需要肃顺反复向咸丰和朝臣解释疏通，所谓“开张宸虑，畅导群言”。概言之，这时面临的阻力主要有四：其一，彭蕴章等人一向压制曾国藩，咸丰更不放心曾氏；其二，一些高官认为非僧王带兵南下不可，任用曾国藩也无济于事。其三，许多朝臣主张大举团练，以应对江南危局，朝廷也予采纳。其四，主持皖南军务的张芾奏请自往苏浙，而令曾国藩督办皖南军务，看似推重，实则排挤。阻力既如此大，肃顺的权势也不宜夸大。8月间高层筹议和战，肃顺因主张被阻，“哽咽太息，辄唤奈何”。故肃顺虽倾向重用曾国藩，但要说服咸丰和王公大臣，却是艰巨任务。这既需要形势的有利发展，也需要盟友的巧妙配合，还离不开幕僚的暗中参谋。

 

 

 

　　早在1856年文庆当政之时，鉴于江南大营不稳且向荣老病，钱宝青就曾上奏举荐曾国藩或胜保接替向荣。1858年曾国藩重新出山后，胡林翼一有机会就替他向军机章京抱屈。1859年冬至1860年春，江南大营不断接近“成功”。这正是曾、胡不受信任的军事背景。然而，随着江南大营突然崩溃，重用湘军的声音又发了出来。

 

 

 

　　在此背景下，几项紧密关联的高层运作集中展开。一个此前未受注意的重要史实是，彭蕴章于1860年5月25日奉命出京督办陵工，6月10日方才回京。尽管尚无证据表明，如此关键时刻令彭蕴章出京系肃顺“排挤”，但趁亲王重臣出京之际发布重大决策甚至发动政变，也是晚清的常规操作。对于京城刀光剑影的运作，身在湖北的胡林翼颇有掌握。6月6日，他对彭玉麟说：“近十日都中必有十余人奏请涤帅往援”江南，“林翼之意，必得地方之符（亦即江督）乃可去”。果然，趁彭蕴章出京之机，胡林翼和曾国藩的京城盟友在四月中旬密集上奏。高心夔《中兴篇》有云：“翰林潘卿荐台赵，荐疏但入皆顉颐。侍臣故有造膝请，首赞大计承畴谘。口衔两江授楚帅，所为社稷它何知。”历来对该诗均解读为肃顺推毂曾国藩出任江督。张剑进一步证实肃顺不仅将高心夔代拟之奏折递上，而且造膝密陈，最终于6月8日促成曾国藩署理江督之命。

 

 

 

　　唯“翰林潘卿谏台赵”一句，尚未见合理解释。这恰是配合肃顺的直接行动。翰林潘卿就是大理寺少卿潘祖荫，谏台赵就是御史赵树吉。6月2日和5日，潘、赵先后奏请罢斥和春、何桂清，重用曾国藩、胡林翼。潘祖荫称：“金陵大营失陷以来……统帅节节退守，若再不予罢斥，更易大帅，在兵威已挫，士气愈衰……惟有仰恳天恩，简任附近邻省威望素著大员，如曾国藩、都兴阿、胡林翼等，统领得力将弁，星夜前往江苏。”赵树吉云：“至附近各营，惟曾国藩、胡林翼两军向称得力，并请于二人中迅简一员，即以和春、何桂清之任任之……近日外廷建议者，每及将帅必曰曾、胡，臣非敢随声附和”，唯“代此任者非统重兵，不足补创残之缺；非地居较近，不足践星火之期（暗指天津的僧王距江南太远，来不及救援）”。《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对两折的记载都是“带上带下，归箍”，说明咸丰和枢臣有过面议，但未下定决心。6月8日，何桂清、徐有壬、瑞昌、王有龄奏报苏州失陷的折子到京，终于令曾国藩署理江督。

 

 

 

　　进言之，赵树吉的折子亦收入尹耕云文集，似由尹氏所草。从《高心夔日记》可知，1860年夏，高心夔、尹耕云、赵树吉、李鸿裔、范泰亨、莫友芝几乎日日聚集。他们都与胡林翼、曾国藩渊源颇深。1860年6月21日胡林翼保举16人，尹耕云和范泰亨赫然在列。潘世恩是胡林翼座师，也叙陶澍的渊源，故潘祖荫称胡林翼为世伯。赵树吉称曾国藩为师，曾国藩奉命督师江南后，他“喜极欲沾巾”。高心夔则“喜颂竟夕”。李鸿裔、莫友芝随后均入曾国藩幕府。尽管现存《高心夔日记》从1860年6月23日开始，故诸人在四月配合肃顺的筹谋运作尚看不到，但裁撤南河总督、添设淮扬镇总兵，请曾国藩、袁甲三保举人员一事可以参照。7月26日，尹耕云先建此议，高心夔“深服其略，因谋所以建白之道”。随后，尹耕云草折，赵树吉、高心夔、李鸿裔、莫友芝、尹耕云共读定议，李鸿裔手录一通。29日，高心夔以所录奏疏送给肃顺。8月4日上谕随之而下，与尹耕云建议若合符节。

 

 

 

　　需要说明的是，1860年7月27日彭蕴章退出枢垣后，肃顺已自言将入军机。后虽未果，但在此前后，因英法“海上事秘”，军机处“多洩机要”，导致皇帝信任降低，高层权力已向御前王公倾斜。因此，胡林翼京城盟友密切配合御前大臣肃顺，仍可在疆吏与军机互动的脉络下讨论。最后，随着1860年9月庚申之变和次年辛酉政变接连发生，清廷实力和威望明显下降，湘军则不断崛起。此消彼长之后，清廷对胡林翼和曾国藩几乎有请必应，胡林翼京城联络的价值也就有所降低。

 

 

 

 

 

 

　　本文围绕胡林翼与咸丰朝领班军机章京钱宝青的密札往来，初步勾勒了1856年攻克武昌后胡林翼京城联络的轮廓，论述了它是怎样展开的，并解释了它的多重意义。下面就其中反映的疆吏与军机互动问题，稍作申论。

 

 

 

　　就清朝制度设计和法律规定而言，疆吏与军机私下沟通是不允许的，但疆吏与军机暗中互动却又是普遍现象。具体而论，军机处本来就有很强的保密功能，故历朝皇帝三令五申，严禁军机处人员交结外官，绝不能泄密。泄密事件一旦东窗事发，都会受到严厉处分。但“顶风作案”仍相当普遍。事实上，咸丰也知道军机处往外泄密，军机处也知道咸丰知道他们往外泄密，但还是如此行事，只不过尽量不暴露出来。其因何在？

 

 

 

　　首先源于互有强烈需求。由于军机处围绕着皇帝，既处于发号施令之地位，也基本垄断着机密信息，故疆吏和外官不仅希望获得军机处支持，而且渴求尽快获知这些信息。正如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子瞿兑之所言：“军机与外间通信，为职务上所不许。乾隆中曾屡谕申禁，然仍不能尽绝。盖外廷恃此以知朝中意旨，不惜百计以钩致之。”这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由于高层机密信息不仅是稀缺资源，也是实在权力，故军机处的保密、泄密或解密，实质是权力核心圈的信息垄断、传播和发布问题，直接影响着政局和全社会。

 

 

 

　　除军机大臣外，有力量的军机章京也掌握这些信息，且比军机大臣更有余闲。同时，京官本就相对贫穷，而军机章京体统既尊，“车马衣裘之饰所费不赀，待漏儤直之勤亦倍于他官”，故不能不借“陋规”以“自润”。“陋规”则主要来自手握大量资源的外官。所以，疆吏不仅每年都要打点军机处人员，其专门传递信息、沟通情报的报酬另算，都有行情。此外，这种联络也会在随后的政治活动中互相扶持，形成官场做事必不可少的人脉资源。晚清的军机大臣若无几个关键疆吏支持，则办事极难；当然，疆吏若无军机处维护，也动辄掣肘，甚至地位难保。但是，若将这种联络互动一味说成是互相利用的利益关系，亦不尽然。尽管利益关系是很显然的，但其中也不能简单用利益来衡量。胡林翼对京官的联络，总体上看主要出于公心。

 

 

 

　　从本文论述看，这种为法律所禁止却又普遍发生的“信息沟通”和“下情上达”的政治活动，确实影响着咸丰朝局与政情，也确实提高了曾、胡地位，助成湘军之崛起，进而成为改变近代历史进程的重大因素。同治以降，小皇帝即位，太后垂帘，亲王领班，形成“同治”局面，最高权力不无下移，军机处的职权明显增大。甚至一段时期“时局尽在军机”，“权过人主”。而汉人军机大臣沈桂芬、李鸿藻、孙毓汶和翁同龢相继秉政，都扮演过重要角色。与此同时，湘淮军功出身之疆吏尤其权重。在此背景下，疆吏与军机的互动更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轮船、电报的推广，也使他们的联络沟通更为便捷。此期公文档案和私密函电多样丰富，如果利用得当，或许既能看到明线的京内外信息沟通和政治决策，也能看到暗线的信息沟通和政治运作，为军机处、晚清督抚及央地关系研究提供更多线索，帮助我们理解晚清的历史。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