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全球史视野下，近代中国的时间使用经历了标准化、全球化的转型，为城市提供公共时间测报装置的钟鼓楼，也经历从被动接受西式钟楼到主动装设标准钟的嬗变。晚清时期西式钟楼的营建，多是西方时间文化产品和电报通讯技术输出的结果；而民国时期广州、上海、北平等城市主动装设标准钟，则是融入全球化潮流后的自觉适应和自主选择。论析全球化进程中时间使用的共同特征与近代中国的特殊现象，不仅是一项能够将全球史与国别史结合的微观史研究，也是透视近代中国如何融入全球互联、互通及互动的时空秩序的窗口。

 

 

 

【关键词】

 

　　城市报时　钟鼓楼　西式钟楼　标准时　标准钟

 

 

 

　　目前，国内学界涉及报时（Broadcast Time）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科技史和社会文化史领域，多关注测时仪器的考证、时间词汇的哲学及科学辨析、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等议题，关于时间传递和播送机制限于对知识或机构的考证，对报时的运作机理与近代全球时间变革的涵义论析不足。在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看来，历史学中的时间并非如物理学或社会学中的外在实体，而是内嵌在历史本身之中；历史学家倾向于对时间进行社会史的或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分析时间的社会内涵、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的异同、时间与权力的关系等，由此构成时间研究新的学理基础与反思维度。此外，在考察从地方向全球的嬗变时，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是一个须谨慎考察的问题。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分析全球微观史的研究对象时的论述，或可为本文提供有益的思路：“从特定的空间与社会特质来分析某个主题，同时也将该主题置于全球脉络中；而最引人入胜的问题，往往是那些能折射出全球进程及其在地方层面的体现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的问题。”此外，在强调全球进程的同时揭示地方差异，也是全球史研究的重要出发点。两者都为研究时间的全球变革与近代中国的因应提供了学术空间。鉴于此，本文以近代城市标准钟为考察对象，以全球时间测报的综合性逻辑与近代中国地方主体性相结合为路径，论析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隐藏的全球共时性特征与地方历时性嬗变，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有所推进。

 

 

 

 

 

 

　　在物理学的测量中，对时间的测报是最基本的要求，计时测报系统在中西方社会中均有久远的实践。测量时间的前提是确定一个具有均匀周期的运动物体作为参照物（即时标），而天文现象，尤其是太阳公转（长于一日）或地球自转（一日之内）被公认为天然的计量标准。在中西方的传统时代，对于一日内时间的测量，均以太阳正午直射当地子午线时作为时标起点，观测太阳再次直射当地子午线形成的时间间隔（即为一个真太阳日），是为测时。为保证所测得的时间量值能按一定频率准确、稳定地留存和保持（是为恒/守时），中西方天文工作者都发明了守时器，如古代中国的漏刻、欧洲的机械时钟等。自此之后，时间量值被转化为一种基于天文现象的物理化、逻辑化的信息。测时与守时的关键在于精确测得、稳定保存时间量值，故被统称为计时。在计时的基础上，为在更大范围内满足人们感知和使用时间的需要，需借助一定的物质设备和技术手段对时间的量值信息进行同步化的传递和播报，是为报/授时。在需要监管社会行为、协调社会秩序时，报/授时成为一项管控生活节奏、塑造民众时间观念的基础工作。这在古代中国有着特殊的物质载体、运行机制和象征意义。

 

 

 

　　在中国古代，国家政治权力和国际交往礼仪层面主要由历书承载时间信息传播的职能，城市民众的日常作息层面则主要由钟鼓楼承担协调、指导与管控的职能。有学者考证，中国传统的钟鼓楼分为宫城钟鼓楼与都城钟鼓楼。自秦汉至南北朝时期，钟、鼓成为皇家宫城的报时装置，钟、鼓声作为夜禁的时间信号，兼有对火灾、盗匪、战争的预警功能，但未出现钟楼和鼓楼的对设布局。从隋代开始，宫城中出现单独修建的钟楼或鼓楼，唐代中后期形成将钟、鼓声响准时配合使用的“晨钟暮鼓”报时制度；至宋金时期，宫城中已有钟楼、鼓楼的对设布局，但在城市建筑中还未出现。两宋时期报时建筑上承唐代宫城报时的核心特质，下启元代都城报时的重大突破。至元代，都城中产生在鼓楼之外建造钟楼的需要，钟鼓楼开始脱离衙署而出现在城市的中心地段，并开启民用报时，使城市的时间管理达到中国古代的最高水平。明清时代最终形成各府、州、县普遍成对兴建或修葺钟鼓楼的国家制度，如北京、南京、西安、张掖、酒泉、乌鲁木齐等城市，钟楼或鼓楼均是府州县城的中心建筑，也是地方各类文献中的常见篇目。明代弘治年间太平知府邓炳即言：“自京城达于各省府州县镇，莫不有钟，严夜禁，缉奸匿，载之制书较然矣。”清乾隆年间山东《历城县志》记载：“在天，齐昏晓者惟日月；在人事，齐昏晓者惟钟鼓。故藩服郡县，皆置钟鼓，剖昏晓，齐庶政。”清同治年间湖北《竹溪县志》记载：“今以鼓值更，钟以定其昏明，俾一城咸悉更次，而入息出作，闻钟鼓而知节焉。设遇有警，则以钟鼓一号令，如李公卫军法。”这些记载清楚地说明钟鼓楼在基层社会的时间播报与秩序管控中的重要作用。明清时期遍布各地的钟鼓楼的报时声响承载着时间信息，拼接起各地城市的时空秩序和民众的日常作息，成为中国传统城市生活重要的文化构件和地方标识。

 

 

 

　　钟鼓楼报时职能的运作机制和演变脉络有复杂的物理机理：其一，测时和报时的基础是时间计量单位的精确与统一。明清鼎革之际，格里高利历（Gregorian Calendar）由西方传教士引入中国，在清初获得合法地位，成为官方认可的计时单位，使中国传统的辰刻制完成向西方“hms法”（时、分、秒）的转变，为时间测报奠定基础。其二，日间测报便捷易得，夜间则难以确知，故首都和较大的城市多由鼓楼击鼓报告夜间更点以配合夜禁（巡）制度，用连续且分段的规律鼓声宣告黄昏的开始或黎明的结束；鼓声是附近钟楼敲钟的标志，钟声即成为城市夜禁解除、城门启闭以及政府官员集合准备工作及城内民众开始活动的信号，是为“晨钟暮鼓”制。其三，鼓楼兼能测时与报时，其内部多置有漏壶、漏箭、浑仪、指南针、日晷等用以测量天体或液体连续均匀运动周期的仪器；钟楼仅能报时，借撞击铸冶精良的铜钟发出雄浑悠远的震荡声响传递时间讯息。因之钟、鼓楼毗邻兴建，多为城区中高大雄伟的阁楼式建筑。其四，自元至明清，由官方指定的技术人员负责执行城市报时的相关工作，包括以当地天文现象为计量标准的测时，及通过击鼓撞钟的规律声数报时。中国古代的测时与报时是分离的，遵循铜刻漏计时、击鼓定更、铜钟报时的基本程序。朝廷长期垄断时间测报的知识技能，并制定严苛的法律禁止民间私获天文仪器、星图和谶书，私习天文算学和测时技术，使时间的测报工作带有政治性、强制性和神秘性色彩。传统中国钟鼓楼的测报时制度，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国传统的钟鼓楼还演化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形态，即在元末形成、于明中期确立的对设布局的佛寺钟鼓楼，除用于报时、召集大众、发出号令外，兼具打动参拜者的诚心，激发信众对鬼神的崇敬，使其谨遵戒律等功能，因佛教的影响而附丽了通神、警世、超脱的神秘色彩。佛寺钟声幽远安宁、祥和空灵的意象，作为自然景观与人文意境交融共生的重要因素，成为文人雅士吟诵不衰的对象。故而，钟鼓楼及其报时声响成为融宣示王权、警众考辰、节庆祭祀、崇教化民、观瞻崇礼等功能于一体的人文景观，成为意涵丰富的视听景致和文化标志。

 

 

 

　　综上，古代中国的钟鼓楼，传播的是官方掌控与运作社会秩序的时间信号。明清时期的都城不仅是中央政府及其官僚机构的驻地，也是向全国甚至国外公开展示政治文化的核心空间。地标性的钟鼓楼成为中国古代的权力意志和统治秩序的视听宣示载体，是政府展现政治权威、皇家威仪及对社会时空秩序的管控能力的制度性安排，构建出王权操控下的一种音响化的秩序藩篱与物理化的空间边界。钟鼓楼报时声响的震荡效应及其传导的边界，即是官方控制的城区时空秩序与民众时间生活的最大辐轴范围。因此，在古代中国，钟鼓楼作为一种测报时间信息的建筑装置，用于控制城区时空秩序并监督社会行为，带有世俗王权与宗教神秘的色彩。

 

 

 

 

 

 

　　19世纪后，西方天文学的观测、计算方法与全球各地传统的计时测量系统产生了深入的接触，前者带来一种新的概念化、数学化的方法，即机械时钟走时并显示等值的平太阳时（即真太阳时的平均值），使得时间的测量和显示开始不再以太阳运动的连续周期或液体流逝的均匀节奏作为计量标准，转而依赖人为设计制造的机械（时钟）装置。至此，人类感知和测量时间的时标因机械时钟的发明和使用真正实现从室外移步室内的变革。这一变革不仅实现时间量值由真太阳时向平太阳时的转变，还促使作为恒（守）时器的机械时钟因其直观性而兼具报时器的功能，进而促使欧洲教堂钟楼、塔钟报时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此后，基于机械时钟的计测时系统因其出色的精确性、可靠性和普遍性被视为所有计时实践应遵循的模型，满足了人们感知和衡量时间的社会需求，与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紧密关联，并被欧洲商人和传教士输出至世界各地。此外，尽管机械时钟是时标变革的重要成果，但它显示的仍是当地的平太阳时，无法满足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欧美各国对海陆交通时间的统一化、标准化与国际化的需求。1884年，经欧美各国外交协商与民主投票，世界标准时制度（Greenwich Mean Time，GMT）诞生，这使全球机械时钟时间得以统一，成为时间全球化进程的标志性事件。为使统一后的世界时信号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同步传递和接收，电报也成为将地方与全球关联与共的重要技术，加速时间的全球变革。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列强扩张军事殖民过程中，与时间变革相关的测时、恒时、报时等物质设备和通讯技术也在不断革新。为满足国际同步交往、构建全球市场的需要，部分原属欧美区域性时间的物质技术和文化产品被运用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领属国，使全球标准时带有资本主义殖民帝国霸权输出的色彩。但这一过程并不单纯取决于机械时钟，还受到标准时制度在全球各地实施情况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史议题与具体的个案研究并非相互排斥，全球进程调试、改造甚至形塑着地方局势，地方局势也融入、构成并体现着全球进程。

 

 

 

　　1600年，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以贡品形式将机械时钟携带入华，希望借此打开长期驻华传教的便利之门。西方机械时钟入华伊始，即从属于西方宗教全球传播的既定目标。此后，因机械时钟能满足中国上层人士鉴赏、炫耀、馈赠、社交等需求，故中国在18—19世纪成为重要的钟表输入市场。19世纪后，时钟在华流行呈现从权贵到平民、从巨型钟楼到便携饰物的趋势。装置在公共场所或高大建筑顶部的西式钟楼多被指称为“大自鸣钟”，体现出当时中国民众对机械时钟无需人手触摸即能鸣响报时的惊叹情绪。最早的西式钟楼是传教士来华所兴建教堂的附属建筑，首先出现在澳门等城市。19世纪中叶后，传教士开始在通商口岸和内地城市大量建置装有大自鸣钟的西式钟楼。

 

 

 

　　上海最能反映西式钟楼在华嬗变历程。在第一批开埠通商的口岸城市中，上海租界被视为“欧洲的微型殖民地”。到19世纪末，西方尤其是英帝国的驻华官员和定居者们主导着中国通商口岸城市内租界的行政管理与社会生活。租界成为欧洲商人、传教士和殖民当局将其世俗的和宗教的标志性建筑风格及市政理念输入中国的前沿空间，一些与公共秩序紧密相关的市政实践也成为殖民政治的构成要素。如对租界的时间管理，“传教士与殖民者纷纷将新的时间（时钟时间）资源据为己有，并以此垄断对时间的统治权”。最显著的特征是，大自鸣钟多被装置在与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官方机构紧密关联的建筑顶部：代表为殖民政府开拓国际市场的市政大楼（厅）、进行宗教仪礼的大教堂、开展国际商贸结算的海关大楼、进行国际金融汇兑业务的银行、传播知识文化的教会学校、汇聚社会交通的码头（火车站）、进行科学测量的观象台和其他公共场所。民众聆听规律的钟声数量或凝视钟面数字即可感知时间。这些西式钟楼成为统一和指挥沪市时间生活重要的建筑装置：“大自鸣钟轰碧霄，报时报刻自朝朝。行人要对襟头表，驻足墙阴仔细瞧”；“十二时辰四面重，机关旋转响丁冬。行人未到先昂首，遥指高楼几点钟”。1896年，《申报》的一篇报道指出，“钟表等物在三十年前尚为贵重，今则于户有钟而人带表”，西式钟楼的建置不仅为市民以租界各处大钟校准钟表给予便利，还通过个人持有的钟表与西式钟楼之间的对时行为，使公、私领域各自的时间节奏能够对接和延续，进而将殖民当局对城市时间的控制及对市民行为的监督从公共领域延伸至私人生活。尽管时钟时间在明末即已随钟表引进中国，且对官方修改历法产生一定影响，但真正将时钟时间的观念和应用传播到民众中，凭借的却是西式钟楼的日常报时。正是在此意义上，西式钟楼以“视听并重”的方式成为市民生成时钟时间观念，满足日常对时、用时需求的重要参照。

 

 

 

　　海关报时的精准性关系国际贸易结算的信用与效益，海关钟楼即是海关的象征。尽管沪市各处钟楼大钟能“按时撞击，然皆系西人所置，而非中国自置也。中国公家自置大钟，则自江海北关（即江海关）始”。江海关大楼的大钟“报时者最大，其声甚洪，与工部局之火警钟不相上下，报刻之小钟，其声亦可远闻数里。此诚大有益于斯民”。这其中隐藏着易被忽视的权力关系：其一，江海关大楼的大自鸣钟，在“西人所置”与“中国自置”间蕴含着中西方在权力关系上非对等的现实——此时中国海关由西人代为经理，是西方殖民势力权威与霸权的集中展示。其二，江海关大钟因与海关等权威管理机构相联而被赋予报时的权威角色，指导与规范租界时间生活趋于一致，成为租界民众计算时间价值的标准，故“海关税务司深望本埠各公共处所时钟，咸能以该钟为标准，俾全埠时刻得以划一，不爽分秒”；其三，江海关大钟依据徐家汇天文台报告时刻校对 ，“无线电时刻信号，每日由徐家汇气象台及法租界顾家宅无线电台报告两次”；“可使中国境内各地，咸得计算该地之标准时刻”。徐家汇观象台由法国耶稣会士建立运转，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欧洲测量科学全球扩张背景下的产物，而这一时期法国的天文学界常与对外扩张的政治实践联系在一起，故中国政府在1947年“为维护主权起见”令其停止天候观测。

 

 

 

　　大教堂钟楼与耶稣年历所构建的信教仪礼也具有全球关联的特征。1874年，《申报》曾报道一位来沪游览半月的乡民，亲睹上海“西国教堂遍处挺立”，“礼拜日海关关歇不理事”等现象后，误认上海已“遵奉西教”。而重修后的江海关大钟“除报钟数外，能作协谐之乐音，与英国威斯明斯德大礼拜堂之钟音相若……鸣声之洪亮，当可闻于全沪”，反映了日常时间之外还存在着宗教伦理生活的时间。盖欧洲中世纪已形成弥漫着宗教氛围的社会文化与内化于心的信仰景观，而教堂空间中定期操演的信教仪礼也成为信仰景观的物理延伸。召集信徒们祈祷礼拜的钟声，不仅标记每天的时间进程，而且与教会制定的耶稣年历相配合，赋予全球宗教伦理生活相同的时间节奏，影响持续至20世纪。故教堂钟楼和市政建筑中的西式钟楼不仅是西方殖民机构权力意志的象征，也是开展信教仪礼活动的重要地标，还是营建与展示西方全球贸易及世俗生活的网点，具有浓厚的西方帝国主义色彩。

 

 

 

　　1902年，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基于徐家汇天文台的观测结果制定“海岸时”，在海关税务司和各通商口岸城市中应用，将口岸城市纳入世界时。实际上，“海岸时”是世界时中的东八区时，是一种地方性的时间量值。此时电报技术的发展，不仅为时间量值的等值传递提供技术支持，还成为全球时间变革的重要领域。19世纪70年代后，电报电缆开始在世界范围内铺设；1871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铺设海底电缆竣工，揭开晚清中国与欧洲电报互通的序幕；1887年西方已在华建立76个电报站，连通中国各重要城市。清政府1877年自主试办电报后，拍发的首条电报即在通报时间讯息。后经近30年的营建，电报通讯机构遍及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国家电报通讯网络。

 

 

 

　　此处需要强调的是，电报技术的迅速引入、应用及其与世界时的配合使用，不仅促成全球经济和社会的重大转变，还将晚清中国纳入全球时空重组的序列。同时还应看到，全球时空的重组使西方殖民帝国的权力中心能够控制遥远的殖民地，实现其商业构想和政治意志。尤其是1884年国际经度会议将英国确定为零时区，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授时钟声从此成为全球必须“共听”的中央声源，而中国在全球时区中则成为地方时。电报的辅助为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时钟与伦敦、纽约、东京等全球各地的时钟网结成一致性的世界时创造可能，进而促成中国各通商口岸城市的西式钟楼与居家生活中的时钟同步采用世界时。这本身既是通讯技术变革的体现，也是中西方权力非对等地安排全球时空秩序的结果。

 

 

 

　　因此，晚清中国通商口岸城市内西式钟楼的出现、标准时的引入和电报技术的应用，本质上是西方国家全球殖民扩张和实践的结果。与时间测报相关的物质技术与文化产品，尽管在客观上推动了晚清中国融入共时性的世界体系，也使晚清中国的时间应用成为全球时间变革的组成部分。但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国家全球殖民扩张过程中的不平等及压迫性从一开始便存在，晚清中国是被动纳入到一个非均衡的全球化进程中。

 

 

 

 

 

 

　　晚清各通商口岸西式钟楼的建置和标准时的引入，是西方挟霸权优势强力推广其物质产品、通讯技术和宗教文化的结果。进入民国后，中央政府力图通过改用西历、统一时政以彰显新的政治权威和与世界接轨的决心。对全球标准时的规划、推行及标准钟的装设，是在自觉遵行全球标准时制度的基础上自主规划、主动实践并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国家行为，但也凸显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差异。

 

 

 

　　1918年，北京政府教育部下辖的中央观象台依据国际标准时区制度，将全国规划为中原时区（GMT+8，即上海时间，后改为南京时间）、陇蜀时区（GMT+7，全面抗战爆发后改为重庆时间）、回藏时区（GMT+6，后改为新藏时间）、长白时区（GMT+8.5）、昆仑时区（GMT+6.5）等五个时区，并以东经120°为标准经线，以“世界标准时间”为题编入1919年以后的《中华民国历书》，标志近代中国自觉、自主地采用全球标准时制度。

 

 

 

　　在城市公共标准钟的建置上，民国时期明显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多为各地政府主动仿效。北京政府时期，由于政局动荡、专职时政机构缺失、技术水准不济，标准钟的装设缓慢甚至停滞，最主要的报时装置是各地海关的大钟，以及由无线电关联起来的火车站、码头、银行、机关等机构的标准钟。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城市公共标准钟才步入大规模装设的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子母电钟作为城市公共标准钟的技术已臻成熟，并成为一股国际潮流。如柏林采取出租标准钟广告位置经营权的方式，伦敦采用商企注册自营、政府颁照监督的方式，巴黎采用政府机构主导并与天文台密切合作的方式等。受此潮流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标准钟的装设迅速推进，其中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与国民党政权关系密切的城市，如广州市。1926年，广州市公用局就马路电钟的预算与安装做出规划，因“机件太劣”而决定“向外商订购电钟”。后因公用局、购料委员会、财政局三方就办理职责、经费使用等出现分歧，经市政府裁断后才步入落实阶段；至1929年7月，因马路十字路口的电灯柱钟“报时殊不准确”，“由市府饬令拆下”而改装德商西门子洋行之子母电钟。后广州市政府认为此前订购子母电钟由沪运粤已久，“迄今尚未安装完好，殊属延缓”，遂下令在“文到之日一星期内，一律安置妥当，如再逾延，定当从严处分”。在广州市政府的严厉督促下，这批40具子母电钟于1929年9月先择繁盛地点11处安装，至10月全部装竣启用。但不久即发生电钟电缆被窃割以致停用等事，公用局除“饬警保护外”，还呈请广州市政府“传函讨逆军总指挥转饬各部队注意保护”；此举征得陈济棠同意，并由广州市长林云陔核准。由于此次装设的子母钟并未如期发挥功用，故1930年3月广州市公用局又购入新设备以图改进并被市政府迅速核准。此后，市政府与参事室、公用局及西门子电机厂等围绕此事展开多轮商讨，最终决定将其尽数拆除而改装交通灯。这一市政作为颇有魄力，与广州市政府在国民党政权中的重要地位不无关系。

 

 

 

　　20世纪30年代标准钟的装设活动，新生活运动是重要的政治性推动因素。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确立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后，在全国推行党国一体话语并付诸政治实践。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种强制民众严守时间纪律，以塑造在行动节奏与精神风貌上具有军事化、政治化气质的理想国民的构想。1934年3月，蒋介石在关于新生活运动的演讲中指出，唯有国民养成“宝贵时间”“遵守时间”“严守工作时间”等习惯，才能使国家民族进步。各省陆续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其工作之一即是指导和督促各地开展“守时运动”。在各地方政府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推动下，南昌、福州、汉口等省会城市率先装设标准钟。

 

 

 

　　第二类是深受西方市政风格影响的城市，如上海市。这类城市多以官方主持监督、商企承办自营的方式，将标准钟的装设与维护纳入市政的常规工作中。上海装设标准钟在抗战前后均有迅速且成功的作为。1927年上海公用局成立伊始，即将在“交通要道设置标准钟统一时刻”列入该局的既定任务中。1928年11月，上海市第一区党务指导委员会就此事向市政府提出建议，随后公用局正式筹办此事。为此，公用局就电气标准钟的设置情形函询广州、南京等市政府，并参考东京、柏林、伦敦、巴黎、纽约等国际都市的做法，决定购置并装设德国西门子牌子母电钟作为全市标准钟。1931年2月签订合同，10月10日全部装竣启用。此次装置标准钟仅限华界，其中沪南设子钟12具，闸北设子钟6具，“母钟之时刻，系收对本市徐家汇天文台报告时刻，子钟时刻则依母钟为准”。此后，公用局还就标准钟的装置地点、损坏赔偿办法、广告承办、统一名称、油漆费、零件订购、线路改善、订购蓄电池等不断颁定、完善章程。除上海市政府的积极作为外，承办标准钟装设与维护的商业公司也以其专业化的业务提供精准的时间服务。抗战胜利后，鉴于各方对修理或装置标准钟的广泛需求，1947年4月公用局将新购的24具标准钟分24处装设，指定公用局第二处路灯科为管理单位，并责成执勤岗警予以保护。

 

 

 

　　第三类是因多方政治权力、职能部门的分歧而长期迁延不果的城市，如北平市。1934年，北平市社会局将装设标准钟纳入该年度的工作计划，因“需款达三万元”，“筹措不及，未能及时办理”。后因各种原因迁延至1936年10月，北平市政府指令市工务局分7处装设标准钟，工务局旋即从三家竞标商家中拟定德商新民洋行的独立电钟，并定于12月10日正式开标。但在开标前夕，北平市政府以“中国标准时计服务社函送装设标准钟计划书到府，比较（独立）电钟与子母标准钟后，以采用子母标准钟为宜”为由，有意让该社竞标，下令竞标“暂缓举行”。工务局则以该社函件及附送装设标准钟的计划书“尚有研讨之处”，等待函询该社在青岛等地所装标准钟成绩情形的复函时间较长以及市长秦德纯要求装设标准钟“速办”等因，第一次违逆市政府指令而如期开标。市政府默许这一既成事实，但仍指令“候时计服务社及青岛等处函复”后“再行购办”，为该社参与竞标留有余地。对此，工务局又以该社在青岛等地装设标准钟的成绩“殊难逆料”，“该社所拟计划书系属子母钟与现在标购之电钟不同”以及该社所送样钟的“说明书不够详尽”等为由，第二次违逆市政府指令，并认为该社应做出详尽说明。后青岛等处在复函中评价该社装设的标准钟为“尚称便利”，唯各处之标准钟均为该社“义务装安”，“该社只享广告利益”。工务局在对市政府的复呈中径称：“先后两次函询该社关于该项标准钟之牌机、构造、价值等项，均未有详确之答复，并经询该社在本市装安标准钟能否原照各处成例义务安设，该社复以广告收益不佳，未予认可。”最终工务局第三次违逆市政府指令，并以“价格低廉”为由坚持选择新民洋行。此后，市政府与工务局的分歧主要在于前次开标是否有效，应采独立电钟还是子母电钟。对之前的竞标结果，市政府以独立电钟“有失标准钟之意”“国内各大都市多采用之（子母电钟）”以及“投标商号过少”为由宣布投标结果作废，指令“再行登报或通告招标”，并命工务局通知中国标准时计服务社“届时参加投标”；鉴于改用子母电钟后“超出预算较多”，市政府提出“可于本年度内明年度开始时各筹半数”并“分期付款”，还指令采购前次参加竞标之一的裕泰公司的子母电钟。但工务局则认为，再次通告竞标并预算办理耗时过久，“为迅速设置起见”及“奉钧座（秦德纯）面谕，不必再行招标”；更关键的是，工务局称在与裕泰洋行接洽后，该行以西洋货物及机械五金涨价尤甚而提高报价，未能及时答复详情为由，第四次拂逆市政府指令。值此之际，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下令在“天安门装设播音机自鸣钟”，从而使装设标准钟与自鸣钟合一，仅装设地点有所变动。至此，北平市政府与工务局迁延不决的局面方告结束，标准钟装设工作正式开展。至1937年5月，天安门成功装设大自鸣钟，预购的子母钟于7月15日才运抵天津。1938年9月，这批标准钟由日伪北平工务局装竣试用，并被移交午炮室管理。在日据时期，北平市标准钟的装设、维护及改装工作一直持续。

 

 

 

　　北平沦陷后安装的标准钟，因输电线借用电话局电缆，导致在修理电话线时常出现“电力不足而停止”“导线绝缘不良又与电灯用户接触而时走时停”等问题。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甚至于1945年12月19日亲自训令北平市“标准钟应切实迅速整理”。随后，北平市政府下令将扩音器及标准钟由工务局修理并移交公用局接管，但工务局和公用局却再次架空市政府指令。公用局在12月23日给市政府的复呈中称，“如予拨款改装，需款固多，但停走情事势仍难免”，据此请市政府“令工务局将该项电钟拆除”。而工务局则在1946年1月18日的复呈中则以“既已移公用局接管，请将此项计划及估价单转饬该局核议”。此后公用局以距离遥远、缺乏技术人员、管理困难等为由推脱，并提出因扩音器常供市政府举办总理纪念周之用，请市政府总务处就近接收扩音器。直到1948年，公用局才接管标准钟并给予修理。这种因市政职能机构之间的矛盾而造成的迁延局面，自然殃及北平标准钟的装设进展和运行效果。

 

 

 

　　总体来看，民国时期为统一城市报时而装设标准钟的进程，明显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时人认识到“欧美各国及日本各大都市为统一时刻起见，莫不有标准钟之设置”，“广设标准钟”乃“市政重要设施之一端”，一方面就标准钟的装设主动函询国际都市，仿效其做法，另一方面自主接纳并利用西方列强在华公共报时装置的市政遗产。如1937年天津市工务局与承办全市标准钟维护工程的洋行达成协议，即要求其所维护的标准钟要与英租界工部局的大钟保持一致。抗战胜利后，天津市政机构为推行标准时间起见，认为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设立于原日租界的四面钟因“位置冲要，远近俱瞻，观感所及，关系至巨”，“亦可利用作为标准钟之用”。须指出的是，即便在装设标准钟事业中走在前列的广州、上海、北平等市，除了存在经费困难、技术落后、电力不足、专业人员缺乏等日常性问题，还时常受到政局动荡、军人干政、职权纷争、管理不善等因素的牵绊和阻滞，或许这些地方性因素才是影响标准钟装设进程和效果的关键。这些以往未被关联起来的地方差异性，不仅与报时标准化和全球化进程并存共进，也凸显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难。

 

 

 

 

 

 

　　时间的测报本身是一个物理性过程，但与之相关的建筑装置、运作机制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不仅集中反映了国家权力状况与社会文化样态，还是一个能使不同国家时间文化关联互动并促成全球时间变革的关键纽带。近代中国的城市报时装置从钟鼓楼变为西式钟楼，再变为标准钟，不仅是一种全球性变革的组成部分，也与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进程密切关联。揭示这种全球化与国家化在不同轨道的关联与互动，并不能局限于国家内部的视角，须将其置于时间的全球变革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的双重视域加以分析：

 

 

 

　　首先，在时间的全球性变革方面，近代中国不断被纳入以欧洲为核心的帝国主义军事殖民扩张、全球贸易与文化输出过程。第一，天文学作为西方宗教附属品向全球输出，它的传播引发了全球时间文化的融合。如16世纪末机械时钟输入中国，17世纪格里高利历被清政府采用，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时间制度的改革已是全球性的现象。第二，18世纪后期国际贸易促进商品、技术、知识、观念的流动与交融，成为推动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如机械时钟作为近代工业生产与科学技术结合的典范，是伴随国际贸易向全球输出的大宗商品。与时间测报相关的科学技术和知识观念，也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非均衡增强中传播开来。第三，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殖民主义等力量推动下，由远洋航海、电报线与铁路联通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步确立。西历、时钟、时钟时间、世界时、星期制等文化产品开始在全球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城市中被使用和传播。第四，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生产方式变革，推动欧洲成为社会文化交融的引领者。时间的全球变革即是由欧洲主导，显示了欧洲科学和技术要素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广泛影响。

 

 

 

　　其次，19世纪全球时间变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时间的国家化。西方计时测报系统开始被认为是先进的，与新兴的进步理想与实践相关联，因其能满足近代非西方地区对构建民族国家、统一国内时政的需求而被自觉接受、自动适应并主动模仿。在近代中国，西式钟楼、标准时与标准钟的采用与建置，最初多是在由西人主导的市政、海关、教会、铁路、邮政、学校等机构中展开的，多数地区并不具备完全与全球标准时接轨的社会条件。但民国建立后，地方城市致力于时间测报并创造统一的时钟时间，其市政实践比中央政府更有效率。他们率先促成当地城市时间的标准化，为此后国家时间的统一提供重要的示范。尽管推行标准时和装设标准钟是自觉适应、自主选择与主动实践，但也凸显了地方特殊性与全球共时性之间的张力。这种在不同层面非对等、非均衡的关联与互动，是构成地方性的国家构建与现代转型的特征之一。

 

 

 

　　最后，近代中国城市时间的使用与测报装置，经历从地方真时到地方平时，再到全球标准时的过程，也呈现了从被迫接受西式钟楼到主动装设标准钟的嬗变。近代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相关的科学知识、技术装置、制度规范及社会文化等被逐步纳入日常生活的需求与系统化的社会实践，促成与时间测报相关的物质技术和文化产品逐渐淡化西方殖民霸权扩张与输出的痕迹而日益全球化。作为社会公共时间实践主体的近代民众，在社会生活与国际交往中真切地体验到标准时间带来的实惠与便利，进而在日常生活世界促成了时间应用的精细化、标准化与社会化。尤其是以格林尼治时间校准的标准钟，使“民众的日常生活日益被西方的新技术与时间测报的社会实践所占据，直到它们被视为常态”。总之，从钟鼓楼到标准钟的嬗变，是透视近代中国融入全球互联、互通及互动的时空秩序的直观窗口。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