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日本在多次对华侵略中，逐渐形成阶段有异而本质无别的战争话语体系，即前近代以日式“华夷秩序”为核心的扩张正当性说辞和近现代以欧洲“条约体系”为威权的殖民合理化阐释。除其粗鄙不堪的利益攫取理由外，甲午战争中的旧伦理煽惑和二战结束后的新逻辑陷阱，为人们辨识中日战争的性质，弥散过浓重的烟雾，也设置了两难的语境。如实揭破其掩蔽在历史表象背后的真实装置，对于中日历史问题的认识和中国抗战话语体系的构建，意义不可谓菲。

 

 

 

 

 

【关键词】

 

　　中日战争　华夷秩序　条约体系　话语体系

 

 

 

　　中日两国在东亚世界的出场次序之所以发生过断崖式逆转，缘于近代以来“国际法”取代“朝贡法”和剑及屦及的西方近代文明为明治日本赋予的话语霸权。这意味着，被日本人誉为启蒙思想家的福泽谕吉在东亚邻国扮演的角色未必还是“启蒙思想家”。丸山真男说：“面对现实国际政治，他（指福泽）的思考本措置于如何对抗欧洲帝国主义的东洋共同防卫上。可福泽对于被儒教主义浸入骨髓的朝鲜和清国现状的焦躁和绝望，又反射性地强化和确证了他的信念，即作为东洋近代化之推动力的日本的使命感。从这一点出发，他的对外主张便在现实上与日本帝国的大陆进出冲动形成步调一致的后果。”子安宣邦则在《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精读》的末尾处讲：福泽将“文明”化为“一国独立”的手段，内含有把日本积极推上西方近代主权国家之路的意蕴，它只能是“脱亚入欧”；同时，日本在对待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时，手里只握有“商贸和战争”这两个选项。

 

 

 

　　“战争”，能成为福泽谕吉日本近代观的重大选项，意味着其有关战争的话语必须要设定出一套符合“正义”的体系性说辞才行。可是，看似给日本的思想和行动赋予了“自明”正当性的欧美“国际法”，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嫁接于幕末甚至更早期日本国自生的“正当性”基础上的。这意味着，要究明该问题的来龙去脉，相关的历史追溯便具有了前提性意义。

 

 

 

 

 

 

　　尽管《好太王碑》中的公元4世纪高句丽战事和《旧唐书》所记663年的白村江战役，都只是规模不大的局部摩擦，但日本的海外觊觎之心，却由此初现端倪。战后日本势力虽彻底退出朝鲜半岛，可前代遗留下来的“自中心”意识却未尝消歇。平安公卿滋野贞主的“上表”文字显示，日本不但开始自命为“中国”，还把营建范围广大的日式“宗藩体系”列入日程：“夫太宰府者，西极之大壤，中国之领袖也……大唐、高丽、新罗、百济、任那等，悉托此境，乃得入朝，或缘贡献之事，或怀归化之心，可谓诸藩之辐辏，中外之关门者也。”然而，写在纸上的势力范围舆论显然无法改变当时的东亚地区政治生态，这就使元世祖忽必烈两次征日的失败，为日本赋予了打破“异朝”无敌神话和中日可从此分庭抗礼的行动“意义”。战事缘起于元朝三次要求日本朝贡和三次遭到拒绝。忽必烈时期的“蒙古袭来”，无疑给日本造成了惊彻腑心的震撼。但大陆军力首次抵达日本反而被日本“战胜”的事实，又无疑给他们带去了过望的惊喜和从未有过的“神国”式自信。有学者指出，正因为“蒙古袭来”，才使神道教传统从此被确立为其本土独有的“日本中心世界观”。换言之，与元朝的遭遇，使日本人从“中国中心世界观”和“印度中心世界观”中脱离出来并实现其自立的愿望。而这种原本发生于纯偶然事件的主体性自信，却使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在明朝初年的再度受封，只能被日本后世史家处理为变例而非恒例。它暗示，日本若想真正实现可与大陆政权相拮抗的“自中心化”目标，更实质的工作应该是如何摆脱“宗藩体系”，通过不再请求册封的方式来尽量减少与中国的落差式政治接触。于是，“至曰封尔为日本国王，秀吉变色，立脱冕服抛之地，取册书扯裂之，骂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之封哉！且吾而为王，如天朝何’”云者，便自然成为“壬辰倭乱”发动者丰臣秀吉面对万历皇帝册封敕诰时的下意识情绪反应。

 

 

 

　　进一步追溯还会发现，古代日本的对华关系无论是顺还是逆，其潜藏于历史背后的动机，大抵不出利益的巧取甚至豪夺目的。

 

 

 

　　中国南北朝时期，“倭五王”（赞、珍、济、兴、武，也是日本史上的五个“天皇”——引者注）从413年（东晋义熙九年）到502年（梁武帝天监元年）90年间，共遣使朝贡了13回：及“弟武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关于不断向南朝遣使贡献并毛遂自荐地邀取中国王朝封号的日本，何以进入6世纪便音信全无的原因，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其欲纳百济于势力范围的企图最终未遂。对此西嶋定生的解释是：“从中国王朝接受官爵并加入其秩序体制本身，已因继体钦明朝的内乱和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而失去了现实的意义。”这里所谓“现实的意义”，应该无外乎“现实的利益”。在《宋书》中，除了一两句客套辞令外，其余皆为武功的自我炫耀和并吞八荒心迹的公开袒露：“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这里的“毛人”，指的是虾夷；“众夷”，说的是熊袭；而“海北”，便是朝鲜。这一点，已在考古学上得到部分证明。由此而形成的以倭为中心的关系网络，应被视为日式“华夷秩序”体系的最早期雏形。可以设想，假若宋顺帝答应将百济划入倭王武的支配范围内，日本还会瞬间变脸且弃而还走吗？这种立竿见影的利益反应表明，日本政治实体在介入“封贡体系”时，除形式上的“藩属”应承外，伦理关系一般不被纳入考虑范围。即便有之，也鲜有恒常而持久的体现和落实。

 

 

 

　　这也就表明，足利义满以来，明、日邦交的恢复并不是单纯伦理关系的回暖。在这一点上，瑞溪周凤的“利益”观察倒不失几分真实，所谓“近者大将军为利国故，窃通书信”云者是也。后世日本人对足利义满的朝贡行为曾鄙薄有加，以为他在明廷面前丢了国格。其实，他们只是看到明朝对室町幕府形式上的册封，而忘记了勘合贸易下的日方获取。原本，在1404年的朝贡协议中，中方只要求日本每10年派一次贸易使团，但1404年到1409年间记载的却有6次之多。就是说，日方6年竟完成了60年才应完成的“指标”。有学者指出，贸易的巨大收益，事实上已为足利将军“缓和了尊严问题”。而“只想贡（牟利之实）、不想封（封王之名）”的丰臣秀吉，已不啻在前近代东亚秩序中失去了与中国进行商贸交易的前提。无前提而强为之，便只有寇略一途了，即“直以其军进冲朝鲜，席卷明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据说，在发动侵朝战争之初，秀吉还制订过“七条”约定。其第七条谓：“秀吉以鞭影，先取高丽国八道，然后大明国四百余州，然后南蛮、切利支丹国，其外则至于远岛，皆欲奋武运之所极而割取之。”而且，出阵前秀吉还与部将约定，倘攻下明朝，将赐予加藤清正以“明土二十国”；而作为锅岛直茂参军之彰表，亦许以大明广袤之领地云。当秀吉闻知占领汉城的消息后，又旋即发布“明征服二十五条计划”。其第十八、十九条称：恭迎天皇行幸北京，奉京城周围十国之地以为畿内；以秀次为大唐关白，与之百国之地等。实际上，按照贯井正之的说法，秀吉欲将中国分与属下的狂想，当萌生于更早的1585年。不仅如此，从《毛利家文书》和《锅岛家文书》的记录中可得知，在秀吉的宏大计划中，除朝鲜、明朝等地外，印度也被纳入到他的征伐对象中。而且据称，秀吉还为此做过规模可观的设计。

 

 

 

　　有惩于丰臣秀吉无谋暴举的失败教训，德川幕府乃奉行和平主义路线，260年间亦未尝发动过对外战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时期就没有过对外扩张的“思想格斗”。以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为代表，幕府末期有一批武士型学者几乎前赴后继地主张日本向朝鲜和中国等国家进行武力扩张，进而实现“八纮一宇”之宏愿。其中，本多利明是“海外雄飞论”的重要代表人物，著有《经世秘策》《西域物语》《经济放言》《贸易论》等著作，强调向东北亚扩张，主张必要时应“诉诸战争，以谋国益”，成为近代日本走上侵略战争道路的思想“起点”，也是近代日本大陆政策和海洋扩张思想的源头。当时，有一位日后被明治政府誉为“海外贸易先觉者”的加贺藩巨商钱屋五兵卫，在松前、函馆既入经营范围后，还想到了更北的地方，想到了鄂霍次克海、桦太（库页岛）、海参崴和黑龙江近海沿岸。在与俄国人进行秘密贸易的同时，他复将视线南移，在“高丽海峡”和“支那海”一带，开始了与英、法、美国等国商人直接通商的航程，致使在相当长时间内，海上特别是北太平洋海域的运输霸权竟悉归其掌握。天保三年（1832），钱屋五兵卫的商船遭遇海上飓风，一行人漂至距北美亚利桑那港东面约5里的地方，被美国人救起。不久，他搭乘美国船只，于同年11月返回伊豆的下田。他告诉美国人，日本自230年前德川将军开府以来，政治中心世居江户，国内三百诸侯，参觐交代，威服远方，朝鲜、琉球年年朝贡，荷兰亦于250前获贸易许可。据载，本多利明自文化六年（1809）起，曾在加贺藩讲学授徒达一年半之久。教授的内容包括数学、天文、历学，而以通商和航海为主。他强调“自然治道”的经世论，认为，若想万民富庶，须先国产增殖；若要国产增殖，则需他国之利；若求他国之利，则须海外贸易。其学术理路亦体现为如下脉络，即若要涉洋渡海，须懂天文地理；欲知天文地理，须先通晓数理。作为本多利明的再传弟子，钱屋五兵卫深得先师之真髓，行为方式也自非一般商贩所能比拟。而其中经贸扩张行动，便正是对本多利明建立“新帝国”计划的利益实践，它甚至与日后的所谓日本“大陆政策”亦有或深或浅的关联。有学者叹道：“五兵卫死后不到数年，我邦的锁国孤立制度便在世界大势面前轰然倒塌。如果说，王政维新、开国通商等重大国是赖以确立的原动力缘于佩里的到来，那么，佩里到来的原因，则始于五兵卫的海上通商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我邦国是得以切实确立的渊源上，五兵卫之力可谓大有与焉。而且，作为五兵卫商贸重点的开国通商和海上进取，不但已成为我国百代之国是，亦已转化为我国民之方针。若五兵卫地下有知且能目睹其身后时局之巨变，当面露莞尔，含笑九泉矣！”后来的日本人显然十分感谢佩里（Matthew C. Perry）的行动，他们不仅在横须贺修建佩里公园，还在当年美国黑船登陆的地方树立了纪念碑，上面刻有伊藤博文亲笔手书的16个大字“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与此同时，他们也未尝忘记钱屋五兵卫在开国事业中所做的努力。明治政府将他誉为“海外贸易先觉者”，其因“投毒”诬陷而被勒令停工的“河北泻新开工程”，也于昭和二十八年（1953）最终完成。

 

 

 

 

 

 

　　幕府末期，有人开始明确把中国东北纳入到扩张视野下。曾师从国学者平田笃胤的江户后期经济学者佐藤信渊，在其撰写的《混同秘策》中，已释放出日本未来走向的强烈信号：“皇国欲开拓他邦，必先吞并支那。……以支那之强大犹不能敌皇国，况其他夷狄哉！……支那既入版图，其他如西域、暹罗、印度亚之国，侏鴃舌、衣冠诡异之徒，将渐渐慕德畏威，其欲不稽颡匍匐、臣仆隶属也，岂可得哉！故皇国一统世界万国者，非难事也。……于当今世界万国中皇国可攻取之土地，当以支那国之满洲为最易。何则？满洲之地，与我日本山阴、北陆、奥羽、松前等地隔海水而相对，凡八百余里，是以知其势固易扰也。……如此则黑龙江地方将悉为我有。……若得吉林城，则支那鞑靼之诸部必望风而内附。……鞑靼既定，则盛京其势亦危，支那全国当为之震动。故皇国征满洲而得之，虽不知早晚，然终为皇国所有，乃必定无疑也。夫不止得满洲，支那全国之衰败，亦将由此始。既得鞑靼，则朝鲜、支那，亦当次第图之矣。……嗟乎，后来之英主有鞭挞宇内之志者，若先熟读此篇，必以为是矣。”佐藤的外征构图，来于丰臣，大于丰臣。当谈及他为何要以吞并中国为职志时，其粗鄙的表述令人侧目：“于当今世界万国中，土地最广大、物产最丰饶、兵威最强盛者，未有如支那国者也。”而幕末尊王论者吉田松阴，还把自己的“伟大理想”与数百年前那场战争一气贯穿：“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神功、丰国古能为之者，而今不可为乎？……为今日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羁縻二虏，乘间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丰国之所未果也。”松阴在另一处，还将上文中的“拉满洲”径书为“夺满洲”。众所周知，松阴的弟子中，有明治重臣木户孝允、高杉晋作和伊藤博文。其中，木户曾建议为丰臣秀吉树碑，而高杉晋作对上海的窥探与伊藤博文对清韩的冲击，已无须赘言。而此时再看“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时，其对外观上的谈吐，亦与上述高论全无异词，甚至令人恐怖：“能唤起举国人心且使全员感动者，莫便于对外征战。神功皇后之三韩征伐，固在千七百年前，丰太閤之出师亦历年三百，人民尚不能忘怀之。今世上有征韩论者，是日本人民千百年思古之情与不忘荣辱之明证也。”有研究者注意到，福泽是福冈地区丰前中津的藩士，中津曾经是丰臣“征韩”时“第三番队”的派出点；而且福泽确曾“在丰臣秀吉和神功皇后朝鲜出兵的史实问题上有过数行批语”。事实上，福泽呼吁“今欲守日本岛，当确定之最近防御线者非朝鲜莫属，毋庸置疑”的时间，去甲午战争的爆发要早7年，比山县有朋的“利益线说”亦早3年；而“亚细亚东方首魁盟主论” “占其土、领其地”和“我当奋起而逐鹿中原”等极富煽动力之号召的提出，也早于政治家的相关说法已不知凡几。无独有偶，向以博爱著称的基督教信徒内村鉴三，竟也在这个意义上高度认同甲午战争中的日方做法，并将丰臣秀吉和西乡隆盛誉为日本史上两位最伟大的人物。于是乎，日本人开始在各自领域里纷纷做起配合的文章。

 

 

 

　　在学理层面，福泽谕吉的学生们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那珂通世是学术素养颇深的东洋史学者。然而，从其成名作《支那通史》的“支那帝国全图”看，他已经用设色分层的方式把清代中国分成“支那本部”和满洲、蒙古、新疆、青海及西藏等不同部分。这寓意颇深的分断，为同脉学者所继承。那珂弟子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显然极好地发挥了这一分断，并有意将分断后的部分与部分间关系朝平行方向推进。首先，他也把“支那帝国”“分为支那本部、青海、图伯特（西藏）、新疆、蒙古及满洲”；其次，又把“本部”与青海、西藏相提并论，却没有说明周边对“本部”的从属关系。而比较桑原的《中等东洋史》和那珂的《支那通史》之种族分类，还会看出二者间的明显区别，即那珂书中出现的“韩种”在桑原书中已被归入“日本族”。根据桑原的说明，日本族乃“分布于朝鲜半岛南部至我国之人种，朝鲜之韩族属之”。进一步观察发现，那珂、桑原二书的出版时间恰好相隔10年，其间中日之间已发生了甲午战争，并且这场战争还彻底改变了东亚的政治地图。从桑原意味深长的种族分类中可以看出，《中等东洋史》在时空上超出了历史上某一个特定的时期或国家，它始终密切关注着现实中的“东洋”政治格局。重要的是，由于该书作为中学教科书显得内容过多，故出版一年后改订为简略本《初等东洋史》（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899年版）。在此后的30多年里，桑原的东洋史教科书多次再版或改版，其中使用时间最长的是开成馆1903年出版的《东洋史教科书》，以至于该书在此后的相关教科书中独占鳌头。通过教科书的方式传播某一特定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是近代以来新教育体制下的惯用手法和有效手段。而桑原的影响能够如斯巨大，还凸显了福泽学派在日本近现代史上的政治倾动力量和思想渗透深度。这种趋势发展到后来，连中国还是不是一个国家都成了问题。历史学者矢野仁一曾在其大作《近代支那史》中讲，由清朝扩充而来的“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广袤的地域“就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支那的领土”。这部书出版于1928年9月，距爆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已逾数月。无论这是否是作者和出版界相配合的产物，但如此巧合，总让人有些匪夷所思。而其更大的设计，似乎比这一言说还要过度十分。5年前，他已经明确提出“支那无国境论”“支那非国论”等观点。至于内藤湖南的系列讲法，已无法让人相信，他还是一位“同情”中国的真学者：1.“支那完全放弃国防，于其被侵略之土地之上，因受各国牵制，故不至忧其完全独立之危险，此乃托列国势均力敌之福也”；2.“若切言之，支那于何日灭亡一事，早已非问题之所在。今日之支那，实早已灭亡，不过以其残骸而蠢动而已矣”；3.“我国的商人通过经济活动，不断地向中国内地渗透，这一行动甚至可以说是‘支那人、日本人均未觉察之一种使命感’。‘若此一运动被停止，其结果只能是支那民族自找衰死’。因此，‘以此大使命而言，日本对支那之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一类之议论，完全成不了问题’”；4.“关键之事，乃以坚忍不拔之心，将日本向支那内地之渗透与支那国民将获利一事，强使其内地霸主知悟，除此而外，别无他事可为也。若能成此事，真正之日支亲善始能达成。此等事例，于满洲亦已实现”。

 

 

 

　　至于政府层面，日本还在所谓东亚“共通”的前近代“伦理主义”上，对清季中国人发起了前近代式的煽惑和动员。日本高级谍报人员宗方小太郎发现：“予明治十七年初冬游中国，以后举反旗者虽不少，但不如今日之盛。前之叛乱者殆无名义而叛，今之叛乱者无不以恢复明祀为名义。其故何在？曰：‘恢复明朝’一语最易煽动民心，又为民心之所向故也。”他甚至利用这一风潮，在甲午战争中代表日本向中国民众发布了措辞激烈的“讨清檄文”：“满清氏元〔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檄文的“复明”倡议，虽不宜称与“明清鼎革”后朱舜水赴日“乞师”时的言辞和孙中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排满革命”宣言有直接的关联，但明亡以来“反清复明”的断续舆论开始被日方恶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于后藤新平的讲法，似更加引人深思。他说：“明季征君朱之瑜，邻邦所贡之至琛又至宝也。道义则贯心肝，学术则主王业，不得行怀抱于故国，而却传衣钵于我邦。为朱明可哭，为之瑜宁可贺也。……之瑜既义不帝秦，坚守鲁连之志，遂来蹈东海，得义公之知遇，乃为与凑川之碑不朽千古之人。况于其纯忠尊王之精神，滂溥郁屈，潜默酝酿，可二百年。而遂发为志士勤王之倡议，一转王政复古，乃至翼成维新之大业，以致国运今日之蔚兴。我之所得于之瑜固大矣！……我之知所以摄取于彼者，已为可贵；彼之知所以寄托于我，亦可谓明矣。水月镜花，相得则成俊致。之瑜之于我邦也，真得其所。予凭之瑜，更冀邦人无谖所以一贯我史乘者也切矣。……若使地下之之瑜，知我方今之驾驭盛运，其当抃跃不知屐齿之折也。”当然，他同时也表现出某种揣测式的“歉意”：“若更令有知禹域乱余之危局，其（朱舜水）或拊膺而长叹太息欤！”

 

 

 

　　在日本基层，还有一股民间助推力量在极大地左右着该国的“国家主义”走向。被后世称为“日本法西斯大本营”的玄洋社及其直系团体黑龙会，是这股民间力量的总代表。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团体的主要代表人物，均出自有过“征韩”体验的九州福冈地区——丰臣麾下“第五番队”的主要征集地。玄洋社成立于明治十四年（1881），是以头山满、平冈浩太郎和箱田六辅（所谓“玄洋社三杰”）为核心组建而成的超国家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民间团体。其中，平冈浩太郎还是后来黑龙会创立者内田良平的叔父。他们的社会基础很大，明治初年因“废藩”而失业的武士，仅福冈藩就多达数万人。这样才能理解他们早年为什么会襄赞西乡隆盛的西南战争，后来又何以将主要精力投向“国权主义”以及派出无数大陆浪人的原因。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事变时，玄洋社曾给亡命来日的金玉均等人提供过不少帮助。当得知金玉均遇害后，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人仍坚持对东学党实施各种策应。由于他们的连续性行动表现出对朝鲜和大陆的饥渴心情，所以有学者指出，无论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还是日韩合并、“满洲事变”，几乎每次东亚事件中，都能看到这些“志士”的身影。黑龙会的日本浪人特别是内田良平等，曾经给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提供过不少帮助，这一点毋庸讳言。但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中国革命派提出的“灭满兴汉”的政治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同盟会誓词和孙中山答应他们革命成功后“满蒙”与西伯利亚送给日本的承诺。这在1927年内田良平回忆文字中有过明确的记载。而几乎与内田良平的回忆相同时，7月25日，刚刚开完“东方会议”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将不啻日本政治家对华行动纲领的《田中奏折》提交给昭和天皇。奏折共6706字，分为五大章节和一个附件。在这道奏折中，田中从军事、经济、铁路、金融、机构设置等方面全面提出了对华扩张的总战略：“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日本帝国土（朝鲜及台湾地区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唯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和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考我国之现势及将来。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

 

 

 

　　关于奏折的真伪问题，历来争论颇多。日方舆论基本视此为伪造（如稻生典太郎所谓“奉天辽宁国民外交会”日本通伪造说、高仓彻一所谓中共伪造说、秦郁彦所谓王家桢、蔡智堪伪造说等不一）。有学者考证，《田中奏折》原件《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是日本参谋本部的铃木贞一与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等人在1927年东方会议前密谋，由铃木贞一执笔，又经日本驻纽约总领事斋藤博修改而成的，是地道的“日本造”。奏折的事实属性之所以充分，是因为东方会议后，日本在中国东北乃至中国全境制造的一连串事件，几乎均与奏折所言契若符节；而石原莞尔炮制于1931年5月的“满洲方案”，亦有《田中奏折》的明显痕迹。单就如何把“满洲”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动议上，石原与田中乃至东条英机之间其实并无龃龉。石原之所以反对将战略目标内移至中国腹地，只能解释为由他的区域占领主义发展成日本的大东亚战略，尚需假以时日而已。因为石原在《最终战争论》中提出“满蒙生命线”理论后，也曾不乏乐观地展望，即日本应该先将中国东北拿到手，以此为基地征服苏联，再南下征服全中国，最终代表东方与美国进行一场东西文明的终极对决。然而，当我们梳理这一过程后会发现，从丰臣秀吉到田中义一，本来是昭然若揭的土地嗜欲，却几乎每次都被包装上堂皇的说辞。这不但给周遭国家造成极大的灾难和永远的不理解，也在相当程度上耗尽了日本自身的智能和体能。

 

 

 

 

 

 

　　比较而言，中国和朝鲜的近代化转型速度，似远不及日本。于是在福泽谕吉的“诊断书”中，东亚特别是中国和朝鲜之所以病入膏肓，是因为违背了国际通则，也因此才需要被改造、破坏甚至武力打击。这无疑是一条威权借助线索，即福泽东亚观的逻辑前提乃是在西方这个“当代”最高标准的比照下，首先必须把中国和朝鲜妖魔化，认为只有这样，日本在该地区的全部行动才会取得正当性与合法性，丰臣秀吉以来取代中国东亚权威地位的“大日本”理想，才庶几有实现的可能。安川寿之辅的著作，曾将福泽谕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集中推出。在这个侧面中，福泽对中国人和朝鲜人难以入耳的污蔑、谩骂和恶声恶语，已让人无法相信他还是一位学者。其行动上的高调亦复如此：鼓噪“征韩论”，意在如何切断朝鲜与中国之间的传统关系；为彻底打破“华夷秩序”，他又在甲午战争爆发前10年即开始鼓动日本政府对清朝用兵，以至于战事发生后还亲自为战争筹款募捐，其个人捐献总额在日本全国位居第二。原本是由“兴亚而脱亚而征亚”的“生意”，在福泽谕吉及其合作者和后辈身上，竟变幻成大义凛然的“主义”，把自己装点成对欧亚和东西方都负有义不容辞大任的领导人角色。与此同脉，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亦谓：代表东方文明，同时又将西方文明介绍至东方，我国即处于此等地位。具体说来，对东方，我们乃西方文明之说明者；对西方，我们乃东方文明之代表者。因此，成功地调和东西文明，使世界文明更加醇化，迎来人类之和平，谋求人道之完美，此乃我国国民之理想，日本帝国之天职也。话语当中，日本俨然已成为东亚的代表和领袖。

 

 

 

　　停滞和落后的“中国观”，在日本显然不只是福泽个人的看法。前述之基督教信徒内村鉴三，在甲午战争之际，亦把当时的“日支两国关系”解释为“代表新文明之小国”与“代表旧文明之大国”之间的关系，并在该认识的基础上，将这场战争称为“义战”。担当战时外交指导的陆奥宗光，也将该战争理解成“西欧之新文明与东亚之旧文明间之冲突”。这意味着，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极端口号，亦刚好形成于这种认识的日积月累。在日本的学者群中，丸山真男无疑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和平主义思想家。然而，他在专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开篇以对黑格尔赞许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中国落后论”观点，却几乎是下意识的：“这里便有所谓支那历史的停滞性问题。它还表明，黑格尔的洞察是不错的。”尽管丸山在“初版后记”中承认，这样一种为证明“日本的进步性”而强调“中国落后性”的开头，具有明显的缺陷。但他为自己所做的辩解，却并没有起到减弱这一论说“缺陷”的任何作用：“如果允许我进行辩解，那么中国的停滞性，是当时处在第一线的中国史学家们或多或少都共同具有的问题意识。我也正是根据这种问题意识，从思想史的侧面，探讨何以中国的近代化失败并被半殖民地化，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则成为东方唯一或最初的近代国家这一课题的。”当然，这种掩护于近代正当性理论背景下的中国观察论，也着实不是丸山个人的独创。野村浩一曾颇为极端地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世界秩序的观念，是由已经完成了近代国家建设的诸国构筑的观念，也是由以这些国家为成员的国际社会的观念”，“在二战以前的日本——其实在二战以后的日本依然——不管什么样的思想也好，意识也好，从右翼到左翼，在真正意义上能突破这一近代国际秩序观念束缚的人，事实上一个也没有”。由于这种情形很难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日本《思想》杂志主编小岛洁说，少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不敬，是由于近现代中国给他们留下的“落后”意识所致。于是，连日本的侵略性在能动性方面也被赋予“发达的近代性”的表象。在他们眼里，中国就是“落后”的象征。在这样的逻辑之下，所有的侵略与殖民地化都获得了正当性。这一意识结构在围绕着南京大屠杀的讨论中仍然顽固地存续着。

 

 

 

　　二战以后，日本方面有关战争的解读，已堆积成浩瀚而庞大的问题库。战后伊始，追悔战争的日本人，曾有过“一亿转向”和“一亿总忏悔”的表现。然而，这一本来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和行动，不久则被“忘掉战争”的群体舆论所冲淡。这一兼具“双刃剑”功能的“忘掉”，几乎从人们喊出它的瞬间起，便开始滑向正负参半、善恶并进的双轨。

 

 

 

　　问题的第一类现象是，美国的烧夷弹、原子弹和随之而来的满目疮痍与举国失序，除了让日本人看到自己的“受害惨状”外，已很难使他们想起日军在别国的加害场景。在这种状况下，“一种普遍的受害者意识落地生根实不足为怪，使得许多日本人都觉得自己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自身的悲惨境遇，远比帝国军队在遥远的异国对陌生人实施的暴行记录更直接，更看得见摸得着”。于是，“对自身苦难先入为主的成见，使得绝大多数日本人忽视了他们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这一事实有助于阐明，受害者意识是通过何种方式扭曲了集团和族群为自身建构起来的身份认同。对于战争罪恶的历史健忘症，在日本自有其特定的形式，但是将之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有关群体记忆与神话制造的背景中来进行观照，其记忆和遗忘的模式则更加寓意深长”。

 

 

 

　　然而，从接下来要讨论的第二类现象中人们不难看出，美国占领军也曾经在相当程度上助长了日本人的“历史健忘症”。1945年12月15日，驻日盟军总部（GHQ）发布了一道被戏称为“神道指令”的命令。在这道命令中，“大东亚战争”的提法遭到禁止，“太平洋战争”的概念被推向前台。而且，即便到驻日盟军总部已完成使命的1952年4月以后，“大东亚战争”的概念，亦未尝复活。这显然已直接影响到学者们对那场战争的表达。丸山真男发表于1946年5月的论文《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之所以使用“太平洋战争”的表述而未用“大东亚战争”，应该是忌惮于那道“神道指令”的结果；而他在文中依然敢使用“支那事变”一词则意味着，这种表达方式并未被驻日盟军总部纳入禁忌。美国人之所以要废止“大东亚战争”的提法而代之以“太平洋战争”，除嫌恶日本军国主义引以为荣的亚洲殖民扩张行径外，显然还有过度强调美国对日宣战的决定性意义等考虑，尤其是后者。但是，日本发动的原本包括侵略亚洲在内的所谓“大东亚战争”，却因为易名的关系，不仅使战争的时间和空间被人为地缩短和收窄，而且战争本身也变成了一场只针对美国的战争。这就意味着，在日本人心目中曾经有过的加害亚洲的历史，在如此设计下将极易被有意无意地淡忘掉。一个案例或许有助于上述观察。虽说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发迹于关东军，并且在推进亚洲战争的过程中担任了主要角色，但他在东京审判时被指认为“共同谋议”首谋者之理由，却主要与他参与决策对美国以及欧洲列强的开战有关。审判期间，驻日盟军总部的审阅官压制了认为东条的角色被夸大以及“战争责任问题”的真正核心是对中国的侵略等批判声音。甚至在审判结束后，这种批判的见解也仍被列入禁忌。法学家戒能通孝曾发表文章提出这一主张，结果遭到全文查禁。

 

 

 

　　而问题呈现的第三类现象，实际上还分别在价值和情感层面点明了美日间可能发生的友好关系和已经开始的终身怨恨。东条英机的遗言能在《世纪遗书》中占据永久性地位，是因为在他看来东京审判只是政治审判。他对英美人明确指摘出三大错误：1.他们破坏了日本这一“反共”堡垒；2.他们容许了“满洲”的“赤化”；3.他们会把朝鲜一分为二，并给未来的纠纷种下祸根。东条相信，人的本质不可能改变，并由此推测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他要求美国人不要让日本“赤化”。在遗言的结尾处，他还要求美国对使用原子弹与轰炸平民的行为进行反省。东条的反“赤化”言说，使得美国人和他们在日本统治层中的“反共”支持者，有了对中国之苦难轻描淡写的新理由，即中国将要“共产化”，并将代替日本成为美国人眼中在亚洲的主要敌人。但东条让美国人反省所谓“无差别杀戮”的遗言，却引来了约翰·道尔（John W. Dower）大义凛然的批判。他斥责被某些日本人誉为“伟大圣书”的《世纪遗书》：“这是宽恕不名誉的死者的民族主义的辩解，这是遮蔽日本的战争罪犯与暴行的可怕现实的烟幕！”然而，在此后的岁月中，人们毕竟目睹了公众意识中A、B、C级战犯大规模的名誉恢复过程。于是，早前被认定为有罪并判刑的被告，开始被公认为是受害者而非加害者。它导致了这样的后果：人们记住了罪犯，却忘记了他们的罪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仅就后来的东亚国际关系和美日情感关系而言，无论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爆发及冷战结局，还是裹挟在日本人每年原子弹爆炸纪念仪式背后的悲情，都或多或少地应验了东条英机的预言：前者是价值的，而后者却是怨恨的。

 

 

 

　　除以上露骨的强辩话语外，在战后反省中，日本学界还以隐蔽的方式生产出一系列中日战争解读上的逻辑陷阱。

 

 

 

　　1942年，河上彻太郎、小林秀雄、林房雄等人在《中央公论》和《文学界》杂志上提出“近代的超克”命题。其宗旨是要克服欧美文化，从欧美的“近代”中解放亚洲并最终肯定“大东亚战争”的“意义”。对这场讨论，竹内好表现得十分热衷。这是一位学界公认的中国学主要是鲁迅研究者，也是对中国革命抱持相当同情的日本思想家。然而，这似乎并不妨碍他同时对“近代的超克”命题寄予超常的热情，并试图多方论证“大东亚战争”提法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这种矛盾决定了其有关中国说辞的拗口和怪异：“作为存在物的支那终究在我之外，但因为在我之外的支那是作为应予超越的存在在我之外的，所以在终极意义上说它必须在我之内。自他对立毋庸置疑是真实的，但这种对立只有在成为我的肉体痛苦的时候它才是真实的。就是说，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被否定。”有学者指出，右翼思想几乎贯穿了其战前战后的学术活动。而奥尔森（Lawrence Olson）甚至认为，竹内有将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予以合法化的倾向，其中国论的理论基础则是亚洲主义。竹内好忽左忽右的政治立场和学术立场，显然不易使竹内本人被简单定性为左翼或右翼。早在1948年，他曾通过鲁迅研究而严厉地批判过日本的“脱亚”式近代主义，并将亚洲的未来寄托在中国身上。尽管如此，关于日本对外战争的认识问题，却已在他发表于1959年的长文中有过相对定型的表述，即：“大东亚战争，既是殖民地侵略战争，也是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尽管这两个侧面事实上已被一体化，但我们却必须对其做出逻辑上的区分。日本并没有要侵略美国和英国的意图。它虽然从荷兰手中夺取了殖民地，却并无夺取荷兰本国的想法。由帝国主义来打倒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由帝国主义来裁判帝国主义，也同样鲜存可能。”

 

 

 

　　也许不是偶合，作为战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沟口雄三曾对中国近代化运动开辟的有别于西欧和日本的第三条道路“王道式近代”，给予较高的评价。其以“日本知识分子的良心”承载者身份广泛游走于中日学界的学术形象，也时令中方学者和普通民众感动有加。但是，这一切似乎同样无法构成他在战争性质解读上的任何妨碍。与竹内好不承认“帝国主义裁判帝国主义”的合法性却认可“大东亚战争乃殖民地侵略战争”的战争表述有异，沟口在谈到1931年以来的侵华战争性质和1945年“向谁投降之意义”等问题时，却提出令人费解的“沟口雄三之问”，并给出离奇的解释和答案：“我们日本人对于战争要谢什么罪？谢罪到什么范围？是仅就残酷暴行谢罪，对出兵侵略中国本身谢罪，还是对明治以来的近代化全过程谢罪？可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全过程就这样成了对其他国家的罪孽，这难道是可能成立的事吗？”当说到南京大屠杀中死亡人数是否成立时，沟口还作了一个离奇的“比喻”：“有个国家遭到邻国军队的侵略，在该国的一个城镇，邻国士兵入侵后实行了掠夺。后来，一个少女控诉说，那时她被一士兵强奸，该兵是身高两米多的大汉。但是，这个邻国承认入侵及掠夺行为，却不肯承认强奸这一事实。理由是当时在军队中不存在两米高的士兵。这个比喻揭示了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的差异。对那个少女来说，两米高这一数值并非事实记录，而是恐怖心理的表征即感情记忆。在邻国一方则以此数值为事实的记录，并以两米高的士兵之不存在来证明强奸事实的不存在。”于是，“南京大屠杀‘被害者三十万’”的说法，就成了“复杂的政治性数值”，而这一“数值”又“足以显示日中之间围绕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产生的认识上的错位，同时因为各自所处的语境互不相通，使之成为两国间在历史认识上的隔阂之象征”。他大概想说明，既然与战争有关的明治维新是东亚公认的文明进步事件，既然战争的后果已被解读为“政治性数值”而不是“事实性数值”，既然要求谢罪者的谢罪根据只出自“感情记忆”而不是“事实记忆”，一言以蔽之，既然这一切都发生于“日中之间围绕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之“认识上的错位”，那么，侵略一方便无须对被侵略者谢罪，无论是代表近代化的日本历史全过程，抑或“两米高士兵的强奸罪”与“三十万人的屠杀罪”等，似乎均应作如是观。

 

 

 

　　战后日本学界在研究中日战争时，有一个惯用的常套，即拿“近代”遮掩“暴力”，用“受害”置换“加害”，以“定量”否决“定性”。其中，最先需要关注的，应该是利用“近代文明”之“善”来消解对外侵略之“恶”的学术手法。沟口雄三给出的设问是：“为什么日本的侵略战争行为与日本近代化的过程被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呢？……就是说，在这里存在着以近代化的迟早、先后为衡量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之优劣标准的历史，而且，基于这种历史意识上的记忆仍以现在时态存在着。”于是，“不管中国人是否意识到，通过控诉日本人的残酷暴行，中国人是在对从自尊心上无法接受的日本人近代优越意识之傲慢进行焦虑的抗议。而且，当中国人站在西洋标准的近代史观上，身处不得不承认日本近代的优越性这一两难之境时，则更加焦虑。所抗议的对象轮廓的不清晰，使得抗议之矢不知何时如同‘归去来器’般又刺向自身，于是这时其焦虑便越发严重”。在如此框架下再来讨论谁是战争的受害者，则片面的“历史健忘症”在战后日本人身上周期性发作的反应频谱，也就不再难以捕捉，即比较起南京，他们只记住了广岛；相对于日本对亚洲的涂炭，他们只记得“下町烧夷弹”和“东京大空袭”。于是，在讨论战争胜负时的以下说法，在日方看来似亦不违逻辑：“日本是与欧美对抗、与欧美争战，最后败于欧美特别是美国，而非败给了亚洲。”一连串潜在的反问也似乎同步成立：既然日本自己才是“受害者”，又怎么可能会变成“加害者”？既然日本没有败给亚洲，凭何要向亚洲谢罪？既然“帝国主义无权裁判帝国主义”，那么除了实力不逮于其他列强外，日本人又错在哪里？这些反问仿佛在提醒那些曾与日本交战过的相关国家包括英美，他们其实并不了解战后日本人的复兴动力和真实想法，即上述日本人的历史观和战争观，“同时也成为从战败中站起来之不屈精神及国民困苦与勇于奋斗的象征；而诱导这些思考的就是关于近现代的历史认识”！这试图在帮助中国人逆推：被强奸少女对施暴者身高的放大，只表现了中国人的群体性“被害妄想”；而在“事实记忆”的强调下，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杀死30万中国人的问题，似乎也应在“感情记忆”的归谬中讹为虚诞。在“定量”不等于“定性”的受害国呐喊声中，日本或许会一时谢罪，但这种谢罪好像也很难逾越沟口的“坦言”范围：“日本人就本国的侵略行为向中国人谢罪，并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始于中日甲午战争这一事实进行反省时，即使未必是有意的，但仍是以‘资本主义化的成功’这一优越性为潜在的前提，而其谢罪本身亦是寓于‘谢罪之傲慢’这一认识中的。而就同一问题的另一面而言，中国人如果视日本的近代化为成功而给予肯定性评价，在逻辑上便完全可能容忍日本的侵略，从而使自己陷入两难之境。”然而，既然谈“逻辑”，并且假如是“学者良心”在独白，那么，沟口的上述观点或许只有在否定明治近代意义的前提下方能成立：“我很久以来就主张这样一种近代史观：以未受到欧美压力的十六、十七世纪为日中两国近代过程的起点，两国近代构造的架构在‘西洋的冲击’以前即已形成了。”可由于这一学术假设不啻“以取消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而无奈之下假设者也只好去续写假设不成立时自己的真实反应。想要日本人认错，恐怕还需要“少则半个世纪，长则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因为在他看来，“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政治责任问题”，而不是其他。

 

 

 

　　实际上，那些不动声色地潜伏于日本肌体中并足以规定日本人全部表象行为的非表象结构，才应该是战后日本人史观的终极制约者。那么，这个看上去不乏结构性思考的终极制约者，到底是什么呢？日本学研究者神岛二郎在《现代日本的精神构造》之开宗明义处说：“我这里提出的‘现代日本的精神构造’问题，并不是现代日本人的精神构造问题”，换言之，“我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个人的精神构造，而是‘现代日本’之‘集合主体’的精神构造”。他试图从以下5个层面展开这一构图：1.关于非武装国家问题；2.关于单身者本位体制问题；3.关于战后民主主义问题；4.关于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问题；5.关于天皇政治的逻辑问题。其中，第2、5两个问题点，需要研究者特别关注。

 

 

 

　　首先看单身者本位体制问题。日本似乎有这样一个“事实”：在近代化过程中，前近代以家族和自然村落为基本单位结成的社会结构走向解体，并首次代之以集团性社会组织形式。在前近代的家族走向崩解而近现代家族又无法成立的情况下，以往的组织形态只能转化成单身者本位的社会体制，并逐渐演变成日本社会的现实。在神岛看来，近代日本单身者集团的典型体现便是军队。近代以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时为止，日本之所以会发动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并迈向军国主义化道路，都是单身者本位的社会体制基础使然。战争的失败，固然使军国主义国家走向崩溃，但作为其基础存在的单身者本位体制，却非但没有解体，反而更加彻底化。战败前被编入单身者本位体制中的人员只有男子，而战败后，随着占领军对妇女的解放，女子也颇具讽刺意义地被编入该体制中。神岛在这里用“家族度”的概念，来判断家庭到底以多大的内涵在充任着共同体的职能。结果发现，当男女均被编入单身者本位的社会体制中后，家族度已显示为零。而且，相对于战败前的“国家”，战败后以单身者本位体制来彻底吸收社会成员的装置，则是“企业”。就是说，战败后，企业在吸收单身者的行为中已代替了往日的国家职能。其所带来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意味着，曾经的军事大国和当下的经济大国，其实是建立在相同的社会体制基础上的。值得注意的是，就社会将“家族”化为单身者本位的分解能力而言，企业比国家还要彻底，所谓“一亿一村”的说法，形象地道出了战后日本社会的实存状态。透过神岛氏的上述观察，人们很容易想起战败前日本国家发动总力战时的“一亿一心”和“一亿玉碎”，也不难忆及战败后日本国民整体转向时的“一亿总忏悔”和“一亿谢罪”。而且，无论怎样观察，战败后的日本企业功能都容易被直观地解读为战败前军国结构的接收器。如果还要继续追问：既然军国主义的国家组织形式可以轻易变身为资本主义的企业经营方式，并且这种变身还为日本国民日用而不知，那么，一旦当外部条件要求日本人去实现“军国”对“企业”的“逆接收”时，坚持《和平宪法》的“应然”口号和实务主义的“必然”选择之间，还会形成持久的“张力”吗？这一类问题，在神岛氏的逻辑中，其实已经是一个“设问”了。

 

 

 

　　其次看日本社会的本质问题天皇政治的逻辑。神岛认为，所谓“天皇政治”，一言以蔽之曰，是以最少暴力来实现最大凝聚的政治形态。古代律令制下的天皇政治形成于大陆中国文明的影响，却不尽同于中国政治；明治宪法下的天皇政治虽来源于西欧近代文明的形塑，却并未尽失古来的传统。天皇身上似乎凝聚着两种权力：一个是看不见的人心归趋，一个是看得见的政治支配。“以最少暴力来实现最大凝聚”的天皇政治逻辑，到了明治时代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这种改变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明治以来的天皇政治最终因日本战败和美军占领而遭到否定，并且这种否定还构成了新日本国宪法的立宪基础。也就是说，战败后昭和宪法下的天皇政治，形成于美军的压倒性优势下。其新的内涵虽日渐含混，但古来的传统却或多或少地得到了保留。律令制时代的天皇，原本是“归服推戴”“嘉纳听许”之所在。尽管明治宪法下的天皇政治朝西欧君主政治做出了明显的倾斜，但起草明治宪法的井上毅，却借用了古代天皇的固有价值指向，使天皇的“有权力无责任”旧习获得在近代社会的延伸。于是，明治宪法下控制广大国民的天皇权力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权力，恐怕直到今天也并没有被搞清楚。神岛的叙述显示，与传统迥然有异并一直影响至昭和前期的明治宪法，似乎并不能完全代表天皇政治的本来属性。但是，天皇固有的建立于权威基础上的权力以及附着于其上的“无责任”属性，之所以能被历史地继承下来，恐怕与天皇原本的功能，即与“看不见的人心归趋”有关。在这样的前提下，神岛的以下发问，便具有了别样的味道：“日本人曾经脱却的天皇权力与战后再遭束缚的核武器权力，果然是基于同一逻辑上的权力吗？如果是，当然毋庸置喙，但如果不是，那应该是怎样一种逻辑上的权力呢？之所以这样发问……是因为统治的逻辑与归趋的逻辑毕竟是两码事。为了客观地解明天皇政治，我认为，似乎有必要将上述逻辑从天皇家的营为当中进行一次剥离。”这种主要是针对美国的疑问，耐人寻味。可神岛接下来的表达，似更加意味深长：“因战败而理应回到原点的日本，却在6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中再度挺立于文明的前沿。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日本似乎已不再是‘追赶’，而是步入‘领先’的行程。之所以能造成如此局面，亦如我指出的那样，一个应该是支撑日本战争过程的单身者本位体制，另一个则是非武装和平宪法，而且事实上是二者的乘积使然。但是，这两者也恰恰是相互矛盾的东西：前者优位，则后者必将改变，而后者牵制，则前者亦将倾覆。”于是，日本是继续追随西方，用民主主义价值和武装市民去迎合西欧现代的世界战争和核权力，还是从再度被发现的江户时代去汲取现代日本的养分？神岛认为，摆在日本人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而现在，这种选择才刚刚开始。这意味着，问题本身其实已陷于无解。

 

 

 

　　被约翰·道尔誉为“进步文化人”的丸山真男，曾经是战后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一面旗帜。他明确将反省日本战败原因的焦点，集中于天皇的权力结构日本国体上。在他看来，明治以来，作为兼具权威中心和道德源泉的“超国家主义”核心装置天皇体制，曾利用时间性的延长和空间性的扩大之巧妙逻辑，恶性发作为“日清、日俄、满洲事变、支那事变乃至太平洋战争”等系列兵燹。从这个意义上说，给日本军国主义打上终止符的1945年8月15日，也同时意味着“超国家主义”总基盘国体的绝对性的丧失。

 

 

 

　　然而，“非政治存在却能发挥最大的政治功能”这一独特的政治结构，与其说是“日本官僚制的传统秘密”，不如说是日本传统天皇制，特别是明治天皇以来日本国体的秘密。该国体及其意识形态在战后的一举崩溃固然值得庆幸，但天皇乃“非政治存在”的“无责任”者这一认识本身，已透露出日本国体在战争性质问题上的反现代和反民主本质。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已构成丸山真男“原型论”或“古层论”出台的最初触媒。对国体的苦恼，使丸山将“原型”的思考更多投向了日本的“政治意识原型”，即古代天皇的祭祀与行政功能在“政事”上的二元分立与矛盾统一结构。“政事”在日本语中被写作“まつりごと”：既是“政事”，也是“祭事”。但是，在“记纪”神话中，却出现了与中国政治原则截然相反的祭政分离倾向。由此而形成的“二重权力结构”，便是“卑弥呼与男弟”“神功皇后与武内宿祢”“推古天皇与圣德太子”等政治关系格局不一。丸山曾就字面的意义解释说，政事与祭事，是通过“まつる”=“奉”（奉仕、服从）之中介才实现的链接。行文至此，人们或许会发现，丸山已在日本传统的政治体制中找到天皇作为“无责任者”的原始根据。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日本传统的“二重权力结构”一直持续到明治乃至昭和时代，那么，对二战期间日本侵略行为的主要负责者，恐未必是天皇，而是担当具体事务的政府和军部呢？

 

 

 

　　这似乎表明，原本在祭政高度一致的中国皇帝身上才会出现的责任追究问题，将因为儒教的极权导向而使日本固有的“祭—政”二元国体改弦易辙，并给天皇本人带来可以逆料的灾祸。丸山于是通过所谓日本“政治意识的原型”，对日本人之所以对“易姓革命”和“万世一系”同时并存现象提出质疑的历代言说赋予以结论，认为那是中国人平行但对立的两种传统政治思维次第涌入日本后给日本人带来的政治信仰混乱。他说：“儒教思想在日本化之际引发的甚大困难和抵抗，表现在这一民本的‘革命’思想和与之相关的王朝‘正统论’问题上。江户时代的‘国体论’，正是将兼容儒教的‘君臣之义’和有德者君主思想这两种意旨完全相反的观念间是否具有同一的可能性，即君臣名分的绝对不动性（以伯夷叔齐的故事为代表）与有德者君主思想（德治主义）之根本性归结的禅让放伐肯定论之间存在的矛盾，作为最大的争论点来展开的。”他之所以通过“徂徕学”来次第裁断朱子学的“连续性思维”，并推尊“徂徕学”所谓“天人相分”“政教相分”“圣凡相分”“公私相分”“物我相分”这“五大斩断”，已有意无意间在天皇战争责任认识问题上埋下了潜之弥深的责任外推装置。

 

 

 

 

 

 

　　无论是日方在侵略战争中的对华涂炭，还是战后设定的逻辑陷阱抑或幽曲难察的避责迷宫，似乎都要求战争受害方不可用简单的义愤和悲情，去应对其一干学者所祭出的诡辩和险远，而应该去努力建立起符合历史实际和国际公理的战争话语体系。一位美国收藏家说：“与中国历史有关的考据，经常难以从中文资料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为‘中国人只收藏对自己有利的资料’，而很少收藏其他各方尤其是敌对方的资料。”理由是：“凡是敌人，他们的一切便都是不可信、不可靠的。”与此同时，一位外籍华人也忍不住讲：“我们今天或许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应该让日本正视历史，但如果它就是不正视呢?我们是应该让日本道歉下跪，可如果它就是不道歉不下跪呢?我们是应该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但如果他们就是拒绝接受呢?我们除了叫叫嚷嚷，还能干些别的吗？”或许，“只要有事实和道义就足够了”这种源自悲情主义的道义指控，在和平时代必须冷静为看似无谓实则至要的学术话语和学理法理，否则，“一个遭受了过度苦难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是放在了控诉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强上；如果把纪念只是寄托在罹难者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抗争者身上，他在心理上还是一个弱者”。

 

 

 

　　这意味着，在建立起抗战史话语体系前，中国学界至少应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事实的问题需要以事实来澄清。也就是说，资料的深掘甚至抢救，已成为抗战史研究者悠悠万事中唯此为大的基础工作。数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相关院校所做的资料积累劳作及其惊人业绩，已开始让世界感受到这个遭受了过度苦难的民族，并没有把精力只放在道义的控诉上。

 

 

 

　　其次，逻辑的问题必须以逻辑来回应。所谓“西洋标准的近代史观”可以给“对外侵略赋予合理性”以及“为了让你活得更好，须先剥夺你活的权利”等悖论性说辞，不过是拿“近代”遮掩“暴力”，用“强势”践踏“公理”的强盗逻辑和诡辩逻辑。至于“帝国主义如何裁判帝国主义”的命题，还无疑把人类固有的正义观，瞬间清零。这为中国的学术队伍提出了刚性的要求，即如何去认真研究和广泛普及近代以来的国际法原理，以及如何去甄别那些盗用国际法者的各种逻辑悖论。

 

最后，道义的问题亟待与公理相结合。对事实的掩蔽和否定，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道德低下的表现。日本忌讳这一点，于是言必称公理，行必谓时势。殊不知，公理若离开道义，便不是人类社会的公理，而是动物世界的规则。这意味着，中国的抗战史话语体系应当建立在符合道义的公理上，而不是建立在满足于情感控诉唯此亦难脱中世道德主义的标准上。否则，从那些不胜枚举的逻辑陷阱中，人们很难不在加害者的恶意诱导下误入泥淖。而这一点，或许才是尤需警惕者也。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