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代英国所建构的中印边界殖民话语是其蚕食中国藏南地区领土的重要借口。在察隅地区，英国从19世纪初期至1914年以非法调查和地图测绘为手段，以山地部族的历史归属及山地部族与藏人的边界位置为对象，逐步建构和发展了有利于其侵略扩张的中印边界殖民话语。与此同时，英国不断将中印边界线向中方一侧推移，最终于1914年提出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它在察隅地区的走向，对此后的中印边界争端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对近百年间英国蚕食中国察隅地区领土的历史过程的考察，可以驳斥英国和印度非法侵占中国藏南地区领土的所谓“证据”。
【关键词】
英国 中印边界 殖民话语 察隅地区
当今中印之间仍存在着12.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争端，其中面积达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藏南地区仍被印度非法占领。当代中印领土争端是近代英国殖民扩张的历史遗留产物，学界对近代英国侵略中国藏南地区的历史过程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国外相关研究或将近代英国对中国藏南地区的侵略视作向“无主山地”进行领土扩张的自然结果，抑或看作对山地部族的滋扰和中国加强管控西南边疆后“对阿萨姆的威胁”的被动反应。同时，现有研究也认识到除军事手段外，调查、地图测绘和话语建构等也被帝国主义用作殖民侵略的手段。国内相关研究多关注清末民国时期，尤其是西姆拉会议期间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在中国藏南地区的侵略活动。总体来说，现有研究多将关注点放在中、英、俄及中国西藏地方等多方博弈的背景下，英国侵略中国藏南地区领土史实的研究上，还缺乏从理论上对近代英国逐渐建构起来的中印边界殖民话语进行研究，甚至仍未能完全摆脱英帝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殖民话语的影响。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依据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英属印度政府和军方档案、调查者的报告、西方人所绘中印边界地图资料等，以印度阿萨姆与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之间的重要通道即西藏察隅地区为研究对象，揭示了从19世纪初期到1914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以非法调查和地图测绘为重要手段不断获取察隅地区的情报，进而围绕山地部族的历史归属问题、山地部族与藏人的边界问题，逐步建构起中印边界殖民话语，继而蚕食中国察隅地区领土的历史过程，并对其进行批判。
一、 第一次缅甸战争前后英国对中印边界线的认知
察隅地区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在清代初期，清政府招抚桑昂曲宗等地，将其划归昌都呼图克图，雍正年间赏给达赖喇嘛。西藏地方政府在桑昂曲宗设立营官，在察隅等地设立协敖进行管辖。察隅河自北向南穿过察隅地区，继而折向西偏北方向，最后南流进入印度阿萨姆地区，被称为鲁希特河（Lohit），察隅地区也成为阿萨姆通往中国西藏、四川等长江中上游地区的便捷通道。僜人是察隅地区的主要居民之一，分为达让和格曼两个分支。达让主要分布在察隅河的下游支流杜来河流域和察隅河上游的西部源头贡日嘎布曲流域；格曼主要分布在杜来河东部的察隅河下游地区。近代英国将中国的僜人、丹巴河流域的部分珞巴族和察隅河南部的山地部族等统称为米什米人（Mishmi），米什米人中的西部分支迪加罗人（Digaro/Tain）大致对应为达让人，东部分支米久人（Mezho/Miju）大致对应为格曼人。在近百年的时间中，英国即围绕着这一地区的山地部族进行了多次殖民话语建构，不断将边界线向中方一侧推移。
在第一次缅甸战争（1824—1826）以前，英国的势力还未深入阿萨姆地区，其对这一地区的了解主要来自对阿萨姆人进行的访谈。1808—1809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汉米尔顿（F.Hamilton）通过对阿萨姆人的访谈得知，米什米人主要生活在鲁希特河的北岸，位于阿萨姆的边界之外。阿萨姆地区的首领不能进入北部山区。
英国通过第一次缅甸战争和《杨达波条约》（Treaty of Yandaboo）从缅甸手中夺取了新的领土阿萨姆。随着军事行动的推进，英国在阿萨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活动。1826年10月，威尔科克斯（R.Wilcox）中尉从萨地亚出发，对察隅河—鲁希特河流域进行了调查。威尔科克斯在迪加罗米什米人居住的地区发现，迪加罗人使用的装火石的器具、烟管和长剑等都是中国制造，且多被刻上中国文字。威尔科克斯让调查队中随行的中国人识别，刻字为“由某某商店制造”“如出现质量问题请带回制造商处退换”等字样，说明迪加罗人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往来较为密切。随后，威尔科克斯向东部前进，进入米久米什米人居住的区域。威尔科克斯发现，相比迪加罗人，米久人与藏人的联系更加紧密。由于米久人的反对，威尔科克斯无法继续前进，不得不返回阿萨姆。
威尔科克斯的调查进一步证明，米什米人不在传统的阿萨姆王朝管辖范围内。关于阿萨姆王朝与米什米人的边界，威尔科克斯认为布拉马昆德（Brahmacoond/Brahmakund，约东经96.4°、北纬27.9°）是阿萨姆的传统东部边界，同时也是米什米人分布的西界。所以，英国在吞并阿萨姆王朝领土后，对其领土的继承最东端只到布拉马昆德，不应包括米什米人所在的东部和北部山区。威尔科克斯的调查结果与英国当时对这一问题的普遍认识相似，如1828年出版的《东印度地名志》即认为，在1809年，阿萨姆的领土范围并未到达北部的山地，米什米人与阿萨姆王朝的边界位于布拉马昆德。
二、 英国对迪加罗米什米人归属阿萨姆的殖民话语建构（1836—1882）
第一次缅甸战争以后，随着阿萨姆地区茶园经济的发展，英国迫切需要开辟中印贸易通道，并向西藏倾销茶叶。作为沟通阿萨姆与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重要通道的察隅地区，自然成为英国重点觊觎的对象。至1882年，英国多次派遣调查队和间谍等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对察隅地区进行了非法调查。表面上看，这一时期英国在察隅地区的非法调查活动主要以小规模的经济、交通和地理调查为主，但其不断捏造迪加罗米什米人归属阿萨姆的谎言，以及对地图上中印边界线的篡改，多被此后的英国所沿袭和发展，成为中印边界殖民话语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一）迪加罗米什米人归属阿萨姆话语的提出
19世纪3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失去对中国茶叶贸易的垄断权，大大影响了东印度公司的收入。为获得新的茶叶来源，1834年，印度总督本廷克（W.Bentinck）成立茶叶委员会，研究在印度种植茶树的可能性，并派人前往阿萨姆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以确定该地是否生长本土茶树。1836年，英国医生格里菲思（Griffith）到米什米地区调查茶树种植情况。除对茶树进行调查外，格里菲思还对迪加罗人的历史归属问题进行了调查并撰写报告，对此后英帝国歪曲米什米人的归属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
格里菲思调查得知，在其到达米什米人地区之前，西部的迪加罗人与东部的米久人因婚姻问题发生了冲突，米久人在藏人的帮助下袭击了迪加罗人村庄。迪加罗人担心如果帮助格里菲思继续调查，他们会再次遭到攻击。在失去了当地部族首领的帮助后，格里菲思无法继续前进，未能到达米久人地区。格里菲思在调查报告中写道：在阿萨姆王朝统治时期，阿萨姆对周边的米什米人地区拥有管辖权，每年米什米人最有影响的首领都要交纳一到两头水牛作为礼物。
格里菲思认为阿萨姆王朝对其周边的米什米人地区拥有管辖权，其依据仅仅是米什米人向阿萨姆首领交纳礼物并帮助其修建了防卫栅栏，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他同时也承认，米什米人拒绝协助阿萨姆首领进行战斗。格里菲思的观点不仅与前文所述英国以往的认识相反，而且与基本同时期任曼尼普尔联合专员的彭博顿（R.B.Pemberton）的看法也完全相反。彭博顿认为米什米人与西部的阿波尔人（Abor，中国的珞巴族）等山地部族一样，并不隶属于阿萨姆政府。
格里菲思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论调，是因为他认为米什米人地区是通向西藏的交通要道，故提醒英国当局要多关注这一地区的战略意义，并建议开辟一条经阿萨姆到达西藏的贸易通道。如果能论证米什米人历史上归属于阿萨姆王朝，进而英国继承阿萨姆王朝的领土，将米什米人地区部分或全部置于英国统治之下，有利于其利用这一地区打通印藏通道，从西南方向进入中国，进而为其顺长江进入中国腹地提供便利。格里菲思的行为是英国在殖民地进行侵略扩张的过程中，利用其文化霸权篡改历史、捏造事实，建构殖民话语，最终目的是为英国的殖民扩张服务。
1846年，东印度公司孟加拉本土步兵团民政官巴特勒（J.Butler）在其《阿萨姆概览》中，虽然也认识到察隅地区的重要性，但书中所附的“阿萨姆全图”中，仍然较真实地绘制了阿萨姆地区的边界线。在这幅地图中，阿萨姆的东北部边界线样式与其他区域相同，用“—·—·”表示，具体走向大致沿阿萨姆平原北部的山脚线延伸，将米什米人地区画在阿萨姆领土范围以外。在东部，阿萨姆与米什米人地区以布拉马昆德为界，较为准确地反映了阿萨姆王朝时期的管辖范围。
19世纪中后期，阿萨姆地区的茶园经济发展迅速，到1874年底，仅在阿萨姆东北部勒金布尔地区（Lakhimpur）的茶园数量就达到112处，总面积达89370英亩，所雇的劳动力也达到1万人以上。随着阿萨姆地区茶园经济的发展，英印总督梅奥（The Earl of Mayo,1869—1872年任印度总督）和茶叶商人等对开辟通往西藏的贸易通道并倾销印度茶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19世纪60年代，受英国官方支持的加尔各答商会代表库珀（唐古巴，T.T.Cooper）尝试探索一条从中国内地穿越康区，经察隅到阿萨姆的商业通道，但以失败告终。1870年，库珀得到商会的资助，再次尝试从南部探索一条经过阿萨姆到中国西藏东部的商业通道。
在这次调查行动中，库珀发现，拉空村（Larkong）以东的一条山脉是迪加罗人与米久人的分界线，同时也将这条山脉捏造为阿萨姆与西藏的天然边界。库珀认为，在西南部的迪加罗人公开声明与英国结盟，而东北部的米久人则效忠西藏。据库珀书中所附“米什米人地区示意图”，这一界山位于察隅河由南流折向西流后的南部山地，呈西北—东南走向。
当翻过界山后，米久人禁止库珀继续前行，并要求库珀返回到界山，等待驻扎在日马（Roemah）的西藏官员的指令。米久人明确告诉库珀，他们是西藏政府的臣民，西藏政府命令他们阻止他到达西藏。在日马的西藏官员送来信件和一条藏獒、一把刀作为礼物，让库珀返回。在库珀的一再坚持下，调查队最远到达察隅河由南流折向西流处附近。驻扎在日马的西藏官员派了两名藏人前来察看库珀的行踪，藏人告诉库珀，日马接到来自拉萨的命令，禁止库珀继续前进。最后库珀不得不返回阿萨姆。
从库珀的调查报告来看，英国对米什米人归属问题的事实捏造又进了一步，即“发现”了迪加罗人与米久人的分界线，这条部族分界线被库珀当作中国西藏与英印阿萨姆的天然边界线。米久人明确表示他们属于西藏的臣民，受西藏管辖，听从西藏官员的命令。从驻在日马的西藏官员的反应看，也认为至少米久人地区属于西藏的管辖区域，所以才会向米久人发布命令，并阻止库珀的进一步行动。总之，这一时期西藏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至少包括察隅河西折后的下游地区。
帝国主义除利用文本对殖民地的地方知识进行建构外，还往往将地图作为重要工具来扩展和界定领土权力。在库珀所绘制的“米什米人地区示意图”中，中印边界线用“— — —”表示，沿察隅河延伸，在察隅河西折处稍北地方消失。库珀所绘地图中的中印边界线不仅大大超过了阿萨姆王朝的原有管辖范围，同时也远在库珀自己调查所得迪加罗人与米久人的界山以北。库珀在地图中边界线的北部标注为“西藏”，南部标注为“阿萨姆”，米久人和部分迪加罗人被划入西藏领土范围内。库珀的调查报告与地图是英国建构中印边界殖民话语的重要一环，较早将中印边界线绘制在察隅河沿岸，对此后英国所绘地图中的中印边界察隅段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英国官方对迪加罗米什米人归属阿萨姆话语的确认
英国除公开派遣调查队从南向北到中国察隅地区进行非法调查外，印度大三角测量局派遣的间谍班智达（Pandit）也从北向南对察隅地区进行了秘密调查与测量工作。1878—1882年，来自印度库玛翁地区的克桑·辛格（Kishen Singh，代号A-K）被派往西藏执行秘密调查任务。克桑的整个调查持续了4年多时间，足迹到达今天中国的西藏、青海、甘肃、川西等地区，调查路线长达2800英里，调查结果受到印度测量局的高度重视。1882年，克桑从打箭炉向西到达察隅地区，最远到达沙玛村（Sama），被当地人劝阻。
在印度测量局这一官方机构所出版的克桑调查报告中，罕见地附上了5幅地图，包括1幅总图、3幅分图和1幅拉萨平面图。这些地图由印度测量局印制。在第一幅分地图中，中印边界线以红色粗线表示，大致沿山脚线延伸，但样式有所不同。在东经94°附近以西的边界线以粗红实线叠加“—·—·”的样式绘制，表示确定边界；在东经94°附近以东则以粗红虚线叠加“— — —”的样式绘制，在察隅地区沿察隅河延伸，并将这一段边界线明确标注为“未定界”。虽然中印边界察隅段在地图中以未定界的形式出现，但仍代表了英国当时对中印边界察隅段具体走向的认知，是英国官方对迪加罗米什米人归属阿萨姆话语的正式确认。
其实，19世纪70年代后期，在印度测量局出版的地图中即已经将中印边界察隅段的走向修改成沿察隅河延伸。如1879年出版的《阿萨姆统计性描述》一书中所附“阿萨姆省地图”，是1878年由印度测量局局长监制出版。在这幅地图中，阿萨姆省东北部的边界线即沿察隅河延伸，在察隅河西折处转向南方。边界线样式以粗实黑线表示。在边界线以北用大字体标注“西藏”，在邻近边界线的北部用小号字体标注“各种各样的山地部族”和具体的部族名称，很显然这些山地部族被划归到中国西藏境内。
总体来说，英国在吞并阿萨姆地区后，随着茶园经济的发展和对西藏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强，逐渐认识到察隅地区作为沟通阿萨姆与西藏的通道所具有的战略和经济意义。在19世纪中前期，英国即开始建构米什米人的一支迪加罗人归属阿萨姆，进而英国通过继承关系可以“合法”吞并迪加罗人地区的殖民话语。但此时英国对这一地区的认知还不完善，地图中的阿萨姆边界仍然沿袭了1826年以前阿萨姆王朝的传统边界。19世纪70年代初期，库珀的调查“发现”了迪加罗人与米久人之间的边界，并在地图上将中印边界线推移到察隅河沿岸。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印度测量局绘制的中印边界地图中，将库珀的这一画法固定下来，代表了英国官方对迪加罗米什米人归属阿萨姆话语的正式确认，并形成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英国所制地图中中印边界察隅段的走向。
三、 英国对米什米人整体归属阿萨姆的殖民话语建构（1882—1910）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英印阿萨姆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周边山地部族的“侵扰”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加之中国加强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管控，使得英国急于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并设法寻找借口。就像东孟加拉和阿萨姆副省督海尔（L.Hare）所担心的，“他们可以随时攻击我们，而且防御是非常困难的”。1882—1910年，英印东北边疆政府等建构了米什米人整体归属阿萨姆的殖民话语，并经由萨地亚助理政务官具体推进与实施，最后得到印度总督明托（Lord Minto，1905—1910年任印度总督）的支持，提出所谓的“新外线”。虽然明托的建议因遭到英国本土政府的反对而未能实施，但仍然为1914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形成提供了参考，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米什米人整体归属阿萨姆话语的提出
1883年，在印度军需部情报处米歇尔（J.F.Michell）上尉所写的《印度东北边疆：地理、政治和军事报告》一书中，进一步建构了米什米人历史归属阿萨姆进而属于英帝国的殖民话语。米歇尔认为，在英国占领阿萨姆之前，所有米什米人都遵从阿萨姆政府的命令，并交纳贡物，在英国吞并了阿萨姆后，察隅地区的藏人与米久人才结成了联盟，这一事件的转折点即1835年西藏介入米久人与迪加罗人的冲突。此后，米久人停止向阿萨姆首领交纳贡物，转而效忠西藏人。
从米歇尔的论述可以看出，这一殖民话语综合了自1836年格里菲思以来的非法调查结果，但又只片面采纳有利于其的部分观点，有意回避了所有调查报告中提到的关于米什米人，尤其是东部的米久人归属中国西藏管辖的历史与事实。在1960年中印两国进行边界谈判时，印度政府特意将米歇尔（密契尔）的论述当作米什米人归属阿萨姆政府的证据。殊不知，米歇尔的这一说法出于捏造与虚构，是没有历史和法理依据的。
米歇尔之所以要这么做，主要是担心英印东北部边疆的安全问题，其不无担忧地写道，“在我们广大的印度边疆地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东北边疆一样掌握如此少的军事和地理情报”，以致发生紧急事件时不能及时加强防守力量。进而他直白地强调，解决之道是突破“内线”的束缚，向北部山区扩张。
（二）尼达姆对米什米人整体归属阿萨姆话语的推进
1882年，英帝国设置萨地亚助理政务官（Assistant Political Officer at Sadiya）一职，以处理与阿波尔、米什米等山地部族的相关事务。1882年至1911年，萨地亚助理政务官先后由尼达姆（J.F.Needham）和威廉逊（N.Williamson）担任，积极推进米歇尔关于米什米人整体归属英帝国的殖民话语建构进程。
1885年12月至1886年1月，尼达姆对察隅地区进行了非法调查，目的之一是发展与米什米人和藏人的关系，最远到达日马附近。在调查后，尼达姆继续发展了米歇尔的观点，认为藏人在察隅河谷西南部的权威可能更加依据“偶尔实施武力”，而不是藏人与米什米人之间任何被承认的界线。尼达姆调查报告中所附的“鲁希特—布拉马普特拉河示意图”，虽然没有绘制出中印边界线，但却明确标注出了米久人与藏人的边界门巩（Manekre），门巩以北是压必曲（Yepuk）和瓦弄（Walong）。
在一封1886年6月21日阿萨姆政府给英印政府外交部的信中“，阿萨姆政府将尼达姆沿察隅河—鲁希特河从萨地亚到日马的路程分为5个部分，其中第四部分为杜来河（Dalei）到察隅边界，第五部分为从边界到日马附近，这里的边界即门巩。阿萨姆政府认为“尼达姆成功越过边界线，深入到西藏领土26英里”，是其试图将门巩这一部族边界作为中国西藏与英印阿萨姆边界的体现。这种观点是与历史和现实相违背的，直到1901年，英印军方依然承认“米久米什米人被认为是藏人的看门狗”，因为他们会及早通知藏人有关陌生人接近西藏的信息。
（三）威廉逊对米什米人整体归属阿萨姆话语的推进
1905年，威廉逊接替尼达姆担任萨地亚助理政务官，1911年被杀。其间，威廉逊多次在中国藏南地区进行非法调查活动。1907年11月，威廉逊深入米什米人地区进行调查，其目的是“尽可能地利用当地交通工具深入山区，如果有机会的话，在英国领土限制范围内尽可能远地绘制鲁希特河谷的地图”。威廉逊打算到达瓦弄村，但他接到上级命令不能进入西藏，瓦弄向西藏交税，所以威廉逊最远到达门巩以南的萨底（Sati）。
威廉逊此次调查与尼达姆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米什米人与藏人的边界在门巩附近。威廉逊在调查报告中陈述了米什米人与西藏保持着密切关系的事实，但他又自相矛盾地说：虽然在米什米人地区找不到西藏影响的痕迹，但随着中国的觉醒，这种情况还能持续多久是英国担心的事情。
1909年12月，威廉逊再次从萨地亚出发，到察隅地区进行调查，此次的调查目标是与米什米人建立更广泛的联系，并修建一条通往米久人地区的道路。此次调查威廉逊越过了萨底，于1910年1月31日到达瓦弄。威廉逊记载：驻在日马的官员访问了威廉逊的营地，并互换了礼物，但他又说西藏或清王朝的权威在日马是微不足道的。
威廉逊在察隅地区的非法调查及其在压必曲与察隅河交汇处的插旗行为引起了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的警觉，“倮虽为野番，实亦我之属境”，如被英人侵占必有大患，故“驻兵于彼，彰我国徽，以占先着”。赵尔丰部属程凤翔遂移兵驻扎于察隅，并对僜人等山地部族进行招抚，“给予护照”，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控。
中国在察隅地区维护国家主权的行为引起了英国的关注。1911年初，威廉逊再次到瓦弄地区调查，这次调查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要查明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具体活动。1911年2月5日，威廉逊到达瓦弄。威廉逊发现藏人对汉人的到来并没有太在意，他认为是由于驻军对当地人非常友好。而真正的原因则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此前清中央政府没有直接管理这一地区，但察隅地区由桑昂曲宗管理，而桑昂曲宗又由拉萨管辖，所以这一地区的居民在观念中仍然将汉人视为自己人，并没有出现威廉逊所谓的“失去家园”的感觉。
1911年3月，威廉逊向勒金布尔副专员递交了自己的调查日记，错误地提出门巩不在西藏境内的观点，其依据是“在沙玛到米什米山区之间的（察隅）河右岸不存在西藏村庄，除了有1户6个人的瓦弄村”。威廉逊不顾瓦弄村是西藏村庄的事实，推翻了自己和其前任尼达姆的看法，提出要将西藏的东南边界上推到沙玛。
英印东北边疆官员对来自中国“威胁”的夸大，引起了英印高层的注意。1910年，印度总督明托提出了一条远超“外线”的“新外线”，以阻止中国的影响进入山地部族地区。在察隅地区，新外线“尽可能地到达察隅河的日马，试图把米什米人整体划归到英帝国领土以内。但由于英国本土政府及新上任的印度总督哈定（Lord Hardinge，1910—1915年任印度总督）的反对，这一建议并未被采纳和执行。
这一时期英国所绘地图中关于中印边界察隅段的画法，如1888年《阿萨姆行政报告：1886—1887》所附“阿萨姆省地图”，由印度测量局绘制，中印边界察隅段仍沿察隅河延伸。即使威廉逊在1909年和1911年关于察隅和珞瑜地区调查报告中的附图“鲁希特—布拉马普特拉河地图”及“印度东北边疆地图”，边界线的画法依然与“阿萨姆省地图”相似。
四、 “汤姆·泰德勒之地”的建构及“麦克马洪线”察隅段走向的提出（1911—1914）
1911年3月，萨地亚助理政务官威廉逊在中国珞瑜地区非法调查时被当地人杀死，这一事件改变了新上任的印度总督哈定及英国本土政府所坚持的“不干涉”政策，派遣了阿波尔远征军和“米什米使团”等对珞瑜及察隅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远征与调查。在此期间，英国又建构了察隅地区部分西藏村庄历史归属米什米人的话语，即“汤姆·泰德勒之地”，将中印边界线继续向中方一侧推移，成为西姆拉会议期间麦克马洪与西藏地方代表私自划定所谓印藏边界线的基础，进而形成了“麦克马洪线”在察隅地区的具体走向。
（一）米什米使团的目标及调查过程
由于“威廉逊事件”的发生，以及1911年初英国上尉贝利（F.M.Bailey）从四川经里塘、巴塘到察隅地区的调查，英国发现中国正在增加察隅地区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强化了其对来自中国“威胁”的认识。
1911年6月29日，在一封发给英国印度事务大臣克鲁（Marquess Crewe）的电报中，英印政府决定在珞瑜地区派遣阿波尔远征军，主要目标除了惩罚杀害威廉逊一行的凶手外，“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次远征所提供的机会尽可能地进行测量与探险，以此我们可能获得决定印度与中国在这一地区合适边界的必要知识。我们现在对此几乎是完全的无知”。
在珞瑜地区派遣远征军的同时，英印政府还计划在察隅地区派遣所谓的“友好使团”，其主要目标也是为划定中印边界服务：“我们认为，不应反对这支使团在认为合适的边界线上树立界桩与界石，在未来与中国进行边界划定谈判时，这会大大加强我们的地位。”
克鲁同意了英印政府的决定，认为，“在他们（指中国——作者）向布拉马普特拉河前进的方向划定一条边界的时机已经到来”，并建议“只要有可能就要通过调查决定一条适当和可防御的边界”。同时，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Grey）也改变了以往不推进行政边界的态度，“在有必要建立一条更好的防御性边界以提供一些永久性前景”的情况下，则可以推进行政边界。至此，英印政府、英国印度事务部、英国外交部达成了一致，加速了针对察隅地区的非法划界行为。
这一时期英国计划推进的中印边界线大体沿1910年明托所提出来的“新外线”延伸，在察隅地区，米什米人与藏人的分界线门巩附近是英国计划中的中印边界所在地：“在察隅河的门巩树立一个界桩是必要的。”
米什米使团由新任的萨地亚助理政务官邓达斯（Dundas）负责，东孟加拉与阿萨姆政府下达给邓达斯的指令如下：
我将发送给你一份绘有印度政府建议边界线大体位置的地图。极其重要的是，所有的米什米人地区都必须置于我们的政治控制之下，你也将提交一条位于印度与西藏之间，并与地图上绘制的边界线大体一致的合适边界线的建议。但是，边界线不能在实地划定，除非那些已经找到确定的西藏或中国领土边界与地图上所标出的大体边界线一致，并且沿着一些突出的自然特征，这些特征对一条战略和更好确定的边界线是重要的。在这些情况下，你可以树立界桩。
从米什米使团的具体任务可以看出，所谓的“友好使团”只不过是在和平外衣下，由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利用对米什米人地区的调查活动，以1910年“新外线”为参考，将米什米人与藏人的部族边界作为中印边界。这是对明托关于中印边界殖民话语的延续与实践。
根据邓达斯的报告，米什米使团于1912年1月4日到达压必曲，发现中国人重新在附近树立了界旗，“来自日马的汉人派遣一些藏人于本月2日在道路的一旁树立了一面旗帜，绘有一条红色的四爪龙，同时，他们在道路的另一边树立了一块刻有中文通告的木板，也有可能是藏文”。对通告的翻译为“大清国察隅南界”。此处的“察隅南界”是察隅县的县界，并非中印边界。
宣统二年（1910）五月，赵尔丰部程凤翔成功招抚察隅河下游地区的僜人。十二月，赵尔丰上奏设置新的行政区以对这一地区的僜人和珞巴人进行管辖：“现已就抚者有：原梯龚拉、妥坝、珞夷、俅夷十余种，地方数千里。……择要设治……原梯龚拉拟设原梯县，妥坝拟设归化州，复设木牛甲卜县丞隶属之。”赵尔丰还指出，僜人等山地部族“以后同为国民”。
宣统三年（1911）三月，赵尔丰派夏瑚到察隅河下游“查勘山川形势，绘图定界，以备设治”。夏瑚勘查英人在压必曲南岸的插旗之处，并将其“定为县界”。由此可知，压必曲附近并非国界，而只是察隅县界。随后，夏瑚继续沿察隅河而下，到达僜人地区，从察隅河由南流折向西流处向西两日程的原梯龚拉，“土官觉根迎于郊外，遂住其寨。……面称土官所辖附近三百余户，外属三百余户，月前程大人处投诚，今如何办理，盼示以便遵照等语”。说明自压必曲至原梯龚拉之间的僜人地区都已经投诚。所以，赵尔丰新置原梯县的南部边界线，即中印边界线至少可到达察隅河沿岸。
米什米使团的测量队最远到达察隅河西岸的沙玛，并测量了东岸的赛梯河（Sa'al Ti）源头，搜集了丰富的情报。1912年2月，使团主力回到萨地亚。
（二）“汤姆·泰德勒之地”的建构
1913年7月，阿萨姆政府1905—1911年阿萨姆与东孟加拉地区组成东孟加拉与阿萨姆省，1912年单独成立阿萨姆省。将邓达斯关于修改中印边界察隅段的报告发送给英印政府。在这份报告中，邓达斯将边界线的修改建议分为察隅河西岸（右岸）与东岸（左岸）两部分来叙述。
首先，在察隅河西岸，邓达斯认为：
萨底是米久人在鲁希特河西岸的最后一个村庄，沙玛是第一个建立较早的西藏村庄。在这两个村庄之间几乎只有一个在瓦弄的西藏住户，在过去，米久人之所以允许这个住户存在，是因为这一西藏住户被当作到日马途中的一个休息场所，也因为他们饲养和放牧米久人的牛只。
邓达斯建议将边界线推移到沙玛以南，但其面临明显的事实错误，即这一地区没有米什米人居住，反而有一个藏人居住的瓦弄村。为了掩饰这一错误，邓达斯从米什米人的耕作方式、迁移历史与这一地区的地名特征等方面寻找“证据”，以证明这一地区历史上属于米什米人居住地。
邓达斯说，米久人的农业生产方式主要以刀耕火种为主，萨底与沙玛之间之所以没有米久人居住，是因为“米久人曾在数年前在此处进行刀耕火种农业并占据了此地，我对此毫不怀疑。地表所呈现出来的颜色证明了这一点。所有适合耕作的地块上的树木都被砍伐，只留下低矮的索姆草（som grass），而陡坡上则覆盖着浓密的松树，证明了我关于裸露平地是米久人耕作之地的想法，只是这些土地已经因缺少树木，土壤还没有恢复到可以重新进行刀耕火种的程度而遭到废弃”。虽然邓达斯在调查中发现了在瓦弄以北也存在着一些藏人曾经耕作过的土地，但他无视这一事实，声称萨底与沙玛之间曾经都是米什米人居住地。
此外，邓达斯还试图利用萨底与沙玛之间的地名特征来证明这一地区历史时期曾经属于米什米人。如邓达斯认为一些山脉、河流的名称都是米久人的地名，第一个西藏语地名出现在察隅河的西岸，即多曲（Tor Chu），沙玛村既没有在多曲以南开垦耕地，也没有声明领土。最后，邓达斯提出：“事实上，从萨底到多曲的整个区域都无人居住（除了有一户居民住在瓦弄），是一种‘汤姆·泰德勒之地’，实际上属于数年来未使用这片土地的米久人。”
在察隅河的东岸，邓达斯认为米久人的最后一个村庄是瓦底（Wati），第一个古老的西藏村庄是嘎合（Kahao），所以他建议将克里提河（Kri-Ti）作为印度与西藏的边界。虽然邓达斯也承认在嘎合村与瓦底之间有两个藏人村庄，即提奈（Tine/Tinai）和东村（Dong），但邓达斯又说这些村庄全是米久人的地名，而嘎合村在克里提河以南没有耕地。此外，沿赛梯河有一条通往缅甸康提垄（Khamti Long）的重要道路，从战略上来讲，“这条道路与山口必须在我们的领土范围内”。
1913年10月17日，阿萨姆政府正式向英印政府提出阿萨姆与西藏在察隅段的边界划分建议：“从塔洛克山口（Talok La）开始，向西沿迪曲（Di chu）到达其与鲁希特河的交汇处，然后沿多曲到达其最远的源头。”
可以看出，邓达斯与阿萨姆政府关于中印边界殖民话语的建构，故意无视在多曲与萨底之间存在着瓦弄、提奈、东村等多个藏人村庄的事实，试图利用这一地区曾经被米什米人耕种和这一地区的地名具有米什米人特征进行掩盖。
（三）“麦克马洪线”察隅段走向的提出
1913年11月21日，在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印政府正式提出了中印边界察隅段的走向：“从塔洛克山口向北到达迪曲流域，在嘎合村以北穿过鲁希特河（察隅河），再向北到达多曲流域的主要分水岭。”至此，英印东北边疆官员、阿萨姆政府与英印政府共同建构了萨底与嘎合之间的地区为“汤姆·泰德勒之地”的殖民话语，将中印边界线推移到嘎合村以北，并得到英国本土政府的同意。
英国修改后的中印边界察隅段的具体走向，成为西姆拉会议期间麦克马洪与中国西藏地方代表私下谈判并划定所谓藏印边界的基础。麦克马洪赤裸裸地说道：通过近三年来对北部山地部族地带的大规模调查，英国已经“掌握了完整的地理知识，使得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政治利益最大化与责任最小化的原则来明确与标定边界”。最终，1914年3月24日，麦克马洪与西藏地方代表私下同意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并在边界地图上签了字，形成“麦克马洪线”察隅段的走向。
（四）英文地图中关于中印边界察隅段画法的变化与矛盾
虽然在西姆拉会议中，麦克马洪炮制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但在这一时期的英国官方地图中，中印边界察隅段的画法仍与19世纪80年代相同。如1914年和1917年，由印度测量局绘制的“西藏及周边国家地图”和“印度及周边国家地图”，中印边界察隅段的形式为“……”，具体走向沿察隅河延伸。
与英帝国官方地图中的边界线画法相矛盾的是，这一时期在一些英印东北边疆官员出版的调查或研究报告附图中，中印边界线的画法则多按照1910年“新外线”的大体走向绘制。如在英国驻云南腾越前领事、西姆拉会议时以“中国问题顾问”身份出席的罗斯（A.Rose），1912年发表在《地理杂志》的一篇文章，附图“中印边疆地图”和“缅甸—中国边疆地图”由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绘制，在察隅地区，边界线经过日马以南。此外，勒金布尔副专员、担任1911—1912年阿波尔远征军助理政务官的本廷克（A.H.W.Bentinck）于1913年发表在《地理杂志》上的文章，附图“阿波尔远征的地理成果”，以及担任1912—1913年米什米使团谍报官的贝利发表在1914年《地理杂志》上的文章，附图“1913年摩斯赫德与贝利在东北边疆和西藏的部分调查路线”等，中印边界东段的画法也是大致按照1910年“新外线”的走向绘制。
可以看出，英国官方和英印东北边疆底层官员在1912—1914年出版的地图中，对于中印边界线的画法出现了矛盾的现象。在印度测量局这一官方地图出版机构所绘制的地图中，中印边界察隅段的画法依然沿察隅河延伸，但在参与英印东北边疆事务的底层官员出版的地图中，中印边界线基本都是按照“新外线”的大体走向绘制，早于1914年“麦克马洪线”。这说明，虽然英印东北边疆官员极力改变中印边界线，但由于英帝国高层承认西姆拉会议的流产，这次会议所产生的协议也没有法律效力，“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并未得到承认，所以英帝国官方地图中的中印边界线依然沿察隅河延伸。
结 语
近代英国对中国藏南地区的殖民话语建构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为其蚕食中国领土提供了所谓的理论依据。独立后的印度继承和发展了英国所建构的殖民话语遗产，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看作“这个地区的自然的、传统的、种族的和行政的界线的正式体现”。印度由此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进而引发了中印边界冲突。
作为英印阿萨姆通往中国西藏的重要战略通道，察隅地区成为近代英国觊觎的重点对象。从19世纪初期至1914年，英国派遣了大量军事调查队、探险家、间谍和地方官员等到察隅地区进行非法调查和地图测绘，获取了大量情报，围绕山地部族米什米人的历史归属问题和米什米人与藏人的边界问题，不断建构和发展中印边界察隅段的殖民话语，进而将边界线不断向中方一侧推移，最终于1914年炮制了“麦克马洪线”察隅段的走向。但由于西姆拉会议的失败，英国官方高层并未承认此次会议的法律效力。
对不同时期英国所建构的中印边界察隅段的殖民话语进行揭露和批判，详细分析这些殖民话语提出的背景、过程及实践手段，可为当代中印边界谈判提供一定的历史与法理依据。
此外，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英帝国所建构的中印边界殖民话语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这一话语充斥在英国印度事务部原始档案、英印政府和军方文件、调查报告以及所谓的学术研究和地图资料中，在运用这些资料时一定要对其知识来源进行追本溯源，以免掉入英帝国所建构的陷阱中，这样才能提出客观的中印边界学术话语。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5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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