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全面抗战时期，为消除军队派系色彩、加强中央化，国民政府在各战区设立政治部，派出大批政工干部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周复即是其中一员。担任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的4年多时间里，周复在山东建立了正规政工制度。山东作为国民党非嫡系部队遍布的省份，地方军政势力错综交织、彼此掣肘，以周复为首的中央政工介入山东军事后，引起地方实力派的排拒。为此，周复积极在鲁苏战区军政领袖间沟通疏导，通过背后的中央资源吸引地方部队中上层军官，以此实现军队的中央化转型与“反共”目标。然而，掺杂地缘、学缘色彩的政工制度在落地过程中缺乏制度保障及实行条件，无法承载伴生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冲撞，反而激化了军队内部矛盾并衍生出分裂。受政工制度改革、军事衰微等多重因素影响，国民党政工干部的工作积极性随之降低。随着周复的阵亡，鲁苏战区政工工作名存实亡。

 

 

 

 

【关键词】

 

 

抗日战争  国民党  鲁苏战区  政治工作  周复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以苏联红军政治工作（以下或简称为“政工”）为特色的党军制度被移植到党内，在北伐中起到显著效果。不过，北伐后“军队政工制度随着国共两党的分家而殊途异辙”，国民党政治工作逐渐衰微。尽管全面抗战前国民党中央形成对地方实力派的优势地位，但控制力仍旧有限。全面抗战爆发后，地方军队呈愈加失控的态势，政治工作之重要性凸显。为改变国民党军纪散漫、士气低落的现象，蒋介石在军队中重建政工机构，专司政治训练、民众组织、宣传和政治情报等工作。1938年2月，军事委员会改组，第六部和政训处合并为政治部，陈诚担任部长。之后，政工机构短时间内在各级军事系统中设立。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国民党政工队伍总人数增至19900人，是1937年初的5.8倍。通过派驻政工干部等方式，国民政府试图加强对基层部队的领导，鼓舞抗战士气。

 

 

 

国民党军队政工干部在全面抗战时期是较为特殊的群体。各战区主要政工干部多由中央下派，带有监军乃至特工色彩。另一方面，他们的权责不清，一度被归为“军属”且受制于所属军队，与非嫡系将领的关系复杂微妙。本文述及的鲁苏战区主要位于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黄河以南，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是国民政府在敌后设立的两个游击战区之一。鲁苏战区内东北军、西北军旧部及背景各异的杂牌部队众多，国民党中央控制力弱。为此，蒋介石特派黄埔系出身的得力干将周复出任该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就任后着力贯彻地方军队中央化目标，但山东政治文化保守氛围浓厚，当政工机构及中央政工干部渗入后，地方实力派强烈排斥，政治工作举步维艰。为改变现状，他利用国民党中央身份赋予的权力资源，不断引导东北军及当地将领倾向国民党中央，却引发一连串分裂事件，其中的张力经战时特殊政治生态持续发酵扩散。1943年2月，周复在日伪发动的城顶山战役中殉职，国民党中央对鲁苏战区的控制力进一步削弱，蒋介石于1944年初将其裁撤。目前学界关于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对其在敌后战场的具体运行情况及政工干部这一特殊群体的活动未有深入探讨。周复为国民党“中将级政工主官抗战阵亡之第一人”，被蒋介石视为政工楷模，以其为中心对鲁苏战区敌后政工进行观察，颇具代表性。全面抗战时期政治工作深受蒋介石重视，在敌后战场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探究国民党政工干部身处的权力网络、遭遇的困境及内心的挣扎，亦为透视战时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演变提供了一种可能。

 

 

 

 

 

 

全面抗战爆发后，山东、江苏大部陆续沦陷。战前山东长期被奉系军阀张宗昌、西北军将领韩复榘统治，国民党中央在山东的影响力始终较弱。1938年初韩复榘不战而退被处决后，地方一时陷入混乱。新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缺乏根基，只能倚重韩复榘留下的力量，山东成为全国军政力量变化最为剧烈的地区之一。此时，中共秉持抗日大义，利用日伪势力集中于大城市和铁路沿线、国民党行政力量纷纷退却的间隙，在山东发展迅速。1939年3月，八路军一一五师由晋西入鲁，中共军事力量进一步增强，鲁南的八路军发展到5万余人。而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年半才设立鲁苏战区，此时中共已在山东10余个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国共敌后游击空间高度重合。

 

 

 

鲁苏战区总司令为于学忠，副总司令分别由山东、江苏省省政府主席沈鸿烈、韩德勤担任，在山东和苏北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该战区在山东的正规军有东北军第五十一、五十七军下辖的4个师及新编第四师，苏北地区则包括韩德勤的第八十九军，还有隶属省政府和行政督察专员区的保安队等地方武装。从战略位置来看，鲁苏战区处于津浦、陇海、胶济三大铁路之间，是华北战场的重要支点，承担着阻敌深入、领导华北游击战的任务。战区主力军第五十一、五十七军曾参与西安事变，此后张学良手谕于学忠全权指挥东北军，而于本人曾与中共关系良好，这让蒋介石颇为忌惮，故对鲁苏战区的政治工作格外重视。他叮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于学忠等非嫡系部队之政工人员“应速派往为要”。在蒋介石看来，鲁苏战区孤悬敌后，对敌伪政治经济斗争应与军事并重，政治部“所负使命至为艰巨，非有坚贞卓越之同志不足以资领导”。

 

 

 

1932年初，蒋介石重掌最高军事权力，军队政工逐渐恢复。蒋主要依靠效忠于他的复兴社主导军队政治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政工机构重建，由于战区政治部主任一职责任重大，蒋介石大多指定黄埔系毕业的复兴社骨干成员担任。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黄埔出身且政治经验丰富的周复被调往鲁苏战区。

 

 

 

周复祖籍山东，1900年出生于有“才子之乡”美誉的江西省临川县。周家境贫寒，8岁丧父，12岁便外出谋生。目睹军阀混战，他产生投军救国理想，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尽管出身军旅，周复“却以文才和政治见长”，1927年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部中校秘书，“其从事政工自此始，政工界推为前辈”。同时，周复兼任军校总政治部《三民周报》编辑、黄埔同学会宣传科科长。黄埔同学会是“绝对服从”蒋介石之组织，亦是“镇压共党活动之主力”，这两大特性日后构成周复政治性格的烙印。是年，周被派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不久转入明治大学攻读法学。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周复罢读回国，适值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宣告复出之际。为“建立一支能指挥自如的干部队伍和组织机构”，蒋于2月召集黄埔系心腹筹备“三民主义力行社”，周复与滕杰、康泽、贺衷寒、萧赞育等名列其中。其后周复任力行社检察会检察，监督社内干部并负责中央干事会工作。1935年，周任国民党南京市特别党部特派员，负责整顿南京党务。全面抗战爆发后，周复就任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1939年3月被任命为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

 

 

 

鲁苏战区司令部与政治部驻地在山东临沂市沂水县，位于鲁南地区。尽管政治部负责山东、江苏两省政治工作，但因日军占领陇海铁路使山东、江苏的交通和电台通讯不畅，故直到1942年年底，驻苏北部队的政治工作仍受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接指导。周复的工作集中于山东，与山东省政府在职责划分、人事安排、作战部署等方面关系密切。当周复率追随自己的原第八战区政工人员突破日军重重封锁抵达山东省政府后，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却“没有认真召开欢迎大会”，省政治部主任邓继禹竟未与会。邓出身黄埔，之前自称“政治部部长”，但级别更高的周复到来，使其备感威胁。周复欲通过此事立威，在欢迎大会上点名批评邓继禹自大，谓只闻“中央政治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怎么又出了一个邓继禹部长”。不过，周复的江西口音将“中央政治部”讹音为“东洋镜子铺”，令山东官兵颇觉好笑，私下戏谑一番，不屑之意表露无遗。在中央政工干部到达以前，国民党敌后部队均有自设政治部。这些地方部队政治部虽遵照中央精神设立，但在人事安排上多沿用旧部，不愿外部势力渗透。战区政治部的成立，打破了地方部队军政合一的局面，军事将领和原有政工班底自然对中央政工干部心存戒备和抵触，周复不出意料地受到冷遇。

 

 

 

为掌握鲁省情况，尽快展开工作，周复到山东基层社会调研实情，发现各地“经济凋敝，交通间阻”，“途经二百七十七乡村不见一小学一私塾”，各种教育陷入“停顿状态”，“有志青年多不能转入后方受国家培栽”，而各方势力积极争夺青年。比如，中共积极吸纳青年参加训练；日伪在占领区“设青年团收容训练青年，以供役使”。周复深知，没有基层政工的支持，政治工作将无法深入开展。他不无忧心地向蒋介石汇报：“长此以往，青年不被敌麻醉便为共党利用”，建议在鲁苏战区成立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五团，由蒋介石、陈诚分别兼任团长、副团长，他本人及部下高级职员分别担任教育长、团本部各处长。

 

 

 

中下级干部的培养关乎国民党政权在基层社会的生根立基，蒋介石曾指明“政工最急者为大量训练中、下级干部”，周复提出的设立鲁苏战区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的建议很快被国民党中央采纳。不过，干部训练团副团长由于学忠担任（团长为蒋介石），周复属意的教育长一职则由第五十一军参谋处处长、山东招远人温念忠担任，他本人仅任教育委员，下属任团本部各处长的设想亦未实现。在于派势力控制的干部训练团中，周复手下的政工干部仅有潘国屏职位较为重要（任政治部主任、特别党部书记长）。国民党中央之所以如此安排，与对政工人员的定位不无关系。1940年国民政府颁行的《政工纲领》中，规定政工对军队“或负辅助之责任，或居督导之地位，皆应本亲爱精诚之精神，尽分工合作之能事，尤须不分彼此，打成一片”。纲领中未对二者权责有明确界定，仅理想化地凭借“亲爱精诚之精神”维系。蒋介石一方面希望政工干部不负使命，另一方面又担忧其权限过大引起央地纠纷，故告诫政工干部顾全大局，服从军事长官。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亦强调，政工不可有监视部队主管长官之形态，要求后者对部队政工人员负指挥及考察监督之权。政工制度设置的缺陷，非但不能发挥政治指导军事的组织效能，且使政工在推行政治工作的过程中极受掣肘。周复训练基层政工的计划难以实现，陷入跋前疐后之境。他不禁向蒋介石抱怨于学忠部人才缺乏，“本战区执法分监之周从政似多参预于之机要”。

 

 

 

在此情况下，周复只能在有限空间下尽可能地开展工作。鲁苏战区政治部是其所能直接控制的机关，它与干部训练团、总司令部、党政分会并称战区四大机关。政治部初期下辖三处一室一科，附属单位有政工大队、阵中日报社等，主要人事结构如表1：

 

 

 

不难看出，鲁苏战区政治部的主要政工干部绝大多数为江西人，山东本地者仅有留美博士王秩疆；出身黄埔军校者3人，其余均为大学毕（肄）业生。此外，周复的机要秘书双凫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既是同乡又是亲戚，一直跟随周，“十分精干”。在山东无根基的周复大量依靠江西人搭班开展政治工作，他们学历高、资历深，与国民党中央关系密切，与地方部队政工的差异性较大。以东北军为例，该军脱胎于奉系军阀，历史渊源和地域色彩浓厚，既有政治工作者以山东、东北籍为主，中央观念淡薄，往往秉承军事长官政令行事，有一定幕僚特征。周复等中央政工干部的工作原则恰与之相反，他们承担着鲁苏战区军队中央化使命，着力弱化地方色彩和军事将领的个人影响，塑造对国民党的忠诚。中央政工对地方部队事务干涉过多，势必会引起后者的反感。于学忠不满周复“垂帘听政”，对其“甚为愤恨”，于部政治人员对周“都很仇恨”。乡缘、学缘及派系特点成为横亘在中央政工干部与地方军政人员之间的鸿沟高壁，敌后部队的政治工作难以有效开展。周复向蒋介石坦陈：“一般人批评生部到达战区后，党政军机关及军民精神上均非前积极。”

 

 

 

国民党中央向鲁苏战区派驻政工干部意在激励地方部队抗战，未料起到相反作用。政工工作的主要对象是人，这也是其中的微妙复杂性所在。人地相宜，往往事半功倍。鲁苏战区政治部的主要活动地鲁南地区，地瘠民贫，商业交通不发达，与外界的交往受到阻隔。就社会文化而言，“山东作为孔孟之乡是中国正统的根源，但是它也以异端和暴乱著称”。山东保守势力浓厚，鲁南的顽固势力又是最落后的。距此不远的水泊梁山，流传着《水浒传》的草莽英雄打州劫府、济困扶贫的故事。这样一个边缘区域曾是义和团、红枪会的辐射区，帮会道门等秘密组织暗流涌动，好勇斗狠之风兴盛。国民党山东敌后部队割据性强，江西人周复以中央身份插手军事，很容易激起当地官兵的猜忌与仇外心理，唤起他们藐视强权的意识，竭力扼杀异己分子。1938年秋，中统第三组组长卢斌调任胶东行辕主任，不过半年便因触动地方军人利益而遭劫杀，与其亲近的相关干部亦未能幸免，酿成轰动一时的“胶东行辕事变”。有此前车之鉴，在处处受阻的现实面前，周复努力适应当地社会，对政治工作进行了诸多尝试和努力。

 

 

 

 

 

 

经过半年多的走访调查后，周复深觉山东“情形复杂，亟待整饬”。但仅是单枪匹马，很难在关系盘根错节的鲁苏战区立足。面对山东省最高军政人员于学忠和沈鸿烈的敌视，周复从主动改善与二者的关系入手。于学忠和沈鸿烈均出身东北军，两人关系起初较为亲密，沈曾向国民党中央推荐调于入鲁协同抗战。于、沈共同的经历和感情基础本应有助于山东军政统一，但在国民党基层党政军龃龉的体制下，造成二人权责屡有交集，矛盾潜滋暗长。经过多次深入谈话，周复基本掌握了于、沈各自的诉求。

 

 

 

沈鸿烈向周复批评于学忠，“看事太透，性情迂缓”，“军队不协助政府推动行政”，认为“中央派来各机关及人员最好各部自有统率，俾接洽方便”，此语亦道出对国民党CC系、复兴社等以各种名义渗透山东之不满。于学忠与中共合作，是沈鸿烈批评最多的一点。全面抗战初期，山东的国共军队曾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合作抗敌。沈鸿烈就任省政府主席以来，担心八路军蚕食国民党敌后部队的发展空间，对其采取限制政策，同国民党中央关系密切的山东省复兴社书记秦启荣等亦秉持坚决“反共”态度。对此，中共对国民党内不同对象采取灵活的统战对策：孤立沈鸿烈、打击秦启荣、团结于学忠。当时于学忠受困于经费不足，“有实力薄弱，缺重武器，不能痛快作战之感”，并抱怨“中央只发给游击费十万元，仅能按此限度整编战区，与省府对此事进行殊不一致”。以客军身份入鲁的于学忠，还要时时提防自己的非嫡系部队被中央吃掉。与沈鸿烈交恶后，于学忠从利于东北军生存和在对日作战中获得更多回旋余地的角度出发，选择与中共保持良好关系。在国、共、日三角关系下，他奉行“既不红，又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的原则。

 

 

 

于学忠对沈鸿烈也有满腹批评，他向周复大倒苦水，称沈为国民党山东敌后部队混乱的第一责任人，具体表现在：1.“事必躬亲，对人多疑”；2.“不整理保安团队，滥委师旅团长”；3.“共党在省府附近活动，置之不理”，省府加委中共所派蓬莱、黄掖等地县长；4.“财政支出无预算”。人事布局是当权者权力延伸最直接的体现，于学忠所谓“滥委师旅团长”，即是道出对沈任用私人之不满。从“躬亲”“多疑”等评价中，可见于学忠不满军权受到沈鸿烈侵蚀。截至1939年底，由鲁苏战区点编者仅有挺进第一纵队张里元、第二纵队厉文礼、第三纵队秦启荣，其余各部历时数月仍未完成，不排除沈鸿烈从中阻挠。于学忠希望同时整编游击队与保安团队的计划难以实现，影响战区排兵布阵，使过去久战者“对于整编之迂缓颇表愤慨，以为中央有意遗弃，而思想之不坚定者恐易为共党煽惑”。值得注意的是，被认为亲共的于学忠竟向周复指责沈鸿烈对中共的活动“置之不理”。之所以如此，恰是出于其掩饰与中共关系的本能。于学忠对其非嫡系身份常怀自卑心理，屡屡向周复“诉说自己历史及与各方面之关系”，多次表明心志，谓其“遵照中央命令去做，军队只知服从，如中央有命则办”。在周复看来，于学忠“对共党活动用纠正办法”，以保存实力为主，“只要不被敌人赶出山东，队伍不被消灭”。

 

 

 

沈鸿烈、于学忠互相攻讦。为明辨是非，周复到鲁苏战区中下层军政人员中展开调查，发现他们对二者的意见集中于：于学忠部情形复杂，军事消极；沈鸿烈用人失察，对待地方实力派以利权相诱，频频使用分化拉拢手段。周复对这些意见颇有同感，谓于沈之互评以及“一般人对于沈之批评均属允当”。1939年底，他将沈鸿烈、于学忠互相指责的内容及调查所得汇报蒋介石。尽管山东地方政治生态恶劣，但周复仍有洗刷政治的信心，乐观地认为，于、沈“以过去之历史关系，两人情感仍赖维系”，并自信地表示：“山东民情可用，鲁南地势复杂，足为进攻退守之据点，敌伪不足畏，共产党活动亦易消除。”他向蒋介石提出整饬军事、政治工作的诸多建议，从推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展开，延伸至整编抗战部队、青年训练及财政支配等各个方面，细致严整，有一定可行性。

 

 

 

尽管沈鸿烈、于学忠对周复的到来心存忌惮，但也明白各自的表现会经其上报蒋介石。因此，面对周复的主动接近，二人均示“坦诚”。1940年年中，周复在电函中向蒋介石透露，于学忠“已改变态度，故而亲近与敬重”，沈鸿烈同样对其“表示热忱，遇事亦多协助”。在视察鲁苏战区军队及所属各师政治部时，周复有意主动加强同战区内其他中高级将领的联系，分别同牟中珩（五十一军军长）、缪澂流（五十七军军长）、周毓英（一一三师师长）、周福禄（一一四师师长）、吴化文（新编第四师师长）等“均经访晤详谈多次”，使之有“对于政工极力帮助”等表示。经过种种努力，“各师及游击队之政训工作，较前便利”。

 

 

 

推行政治工作的过程中，周复努力突破既有观念的局限。他平时“文质彬彬”，说话慢条斯理，但正统忠义观极强，非常注重干部的出身和道德。周复初到山东曾对蒋介石有“凡土匪出身及伪军反正者皆不宜使任行政官吏”的建议。山东省第十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赵保原由伪军“反正”而来，周复对其成见很深，向蒋介石报告民间对赵“多有怨言”。认识到坚持己见会增加工作难度后，周复遂加以变通。当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刘桂堂到鲁苏战区总司令部时，周复与之详谈。刘谈及归顺经过，希望周复“今后能予关注”，辞别时向蒋介石肖像行鞠躬礼。刘桂堂外号“刘黑七”，土匪起家，时人皆知。从此时周复向蒋介石的汇报中，可见他对刘印象颇佳，不乏表赞之意。刘桂堂的参谋长朱复宇和周复“关系很好”，刘通过朱接近周复，进而得到关照。对于许多白手起家的山东地方军事将领来说，国民党中央遥不可及，周复则是他们能够直接接触到的中央代表，一定程度上可影响仕途发展。通过周复只言片语的描绘，刘桂堂在蒋介石心中留下良好的印象。其实，在刘桂棠就任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一事上，周就曾起到关键作用。尽管周复在职权上多受掣肘，但背后的中央资源令鲁苏战区的杂牌军将领心生向往，徐图攀附者不乏其人。久而久之，周之威望无形中增强，话语分量随之加重。这种无形的政治资源，成为周复日后推动政治工作的重要助力。

 

 

 

在敌后战场，国民党与中共合作御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防共”是国民党对政工的基本要求之一，积极层面上“坚定官兵思想，以防止匪谍渗透分化”，消极层面则要“争取反共群众”，监视中共活动。周复在青年时期便与中共在政治工作上展开竞争，对中共的戒心随着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的壮大而加深。他观察到，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无切实联系，一般党政人员因无武力保护，摄于中共武装力量而“不敢远离驻地”，工作效果大打折扣。与之相对，“敌伪及中共在其军事力量掩护之下，对民运工作均积极进行”。为加强省党部及三民主义青年团活动，“颁订与各级政治部切实联系规定”，达到指挥运用之统一，他曾密集走访山东省政府、省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动员委员会、赈济委员会等单位，保持人事接触的同时，强调军队应切实保障民运工作人员。

 

 

 

为达成对抗中共的政治目标，周复视“对内整刷”为扭转军事形势的必由之路和“当前急务”。于学忠部是其最先整饬的对象。西安事变前后，第五十一军、五十七军从军到师均有中共地下工委、特委，这样的关系在鲁苏战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周复努力将亲共的于学忠“拉回”，对其强调中共在日伪扫荡时对该部的失联军队强行收编，趁国民党领导的游击队“对敌伪作战困乏或人枪少时袭击并吞”，尽管八路军对其表示好感，实则表里不一。对此于学忠“表示遵照中央意旨处理”，为示清白还送去徐向前电报抄件。周复借机重申，中共应服从国民党命令，“不可自由调动”，“不得变更行政组织、撤委行政官吏，遵照中央法令推行民运”。

 

 

 

周复明白，让于学忠彻底转变并非易事。而后，他持续开展政治工作，1940年上半年多次同于学忠恳谈。周复援引中共在冀察地区的发展为例，望其引以为鉴。不仅如此，周还指出脱困之路，建议将国民党游击部队、保安团队迅速集中，“俾守望相加”，以免被各个击破且可歼灭来袭之敌。周复的提议戳中于学忠想为而难为的心事，几番“恳切”谈话下来，于学忠渐渐为其所动，对中共态度“日益强硬”。于学忠的政治工作做通后，周复与战区其他高级军事将领协商，令其自行禁止“部队上下自由与中共人员公开过从之事”。他还通过派赴与提拔“反共”政工干部的方式，扭转鲁苏战区的政治风气。第五十一军所属一一三师及一一四师“情形特殊”，周复向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请示将视察员张祝九调任该军政治部秘书；“为使人事配备适当工作推行”，还将三十三师督导员黎康与一一三师督导员江豫章对调。在第五十七军，周复派驻该军的政治部主任宋迪玺等政工干部同军长缪澂流积极推行“全军皆党”计划，要求该军官兵一律加入国民党。

 

 

 

以周复为核心的政工干部收容地方零星势力，予以东北军“反共”将领各种名分，在内部实行秘密封锁，意图将反对势力各个击破。此后，山东国民党“各方面对中共态度由利用从〔纵〕容转至合相责难，进而使行动与态度均渐明朗化”。鲁苏战区内部的这些新变化引起中共山东党组织的高度重视。罗荣桓、陈光向中共中央报告，鲁苏战区政治部“大肆活动，发展特务”，“威胁解散农会、自卫武装”之余，“大开摩擦训练班并灌输反共反八路军谬论”。这也使鲁苏战区的政治生态发生微妙反应，东北军内亲共士兵遭到排挤，开始“起了分化”。

 

 

 

 

 

 

1940年夏，周复在部署好鲁苏战区政治部工作后奉令返渝述职并在后方受训。就在周复离鲁不久，发生了对鲁苏战区政治走向影响深远的事件。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贯彻战区政治部的“反共”方针，积极清理军内中共势力。第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与中共关系友善，其秘书是共产党员；该师第三三三旅旅长万毅1938年秘密加入中共，在其掩护下，中共在师部内的发展十分活跃。师长常恩多威信较高，缪澂流为便于控制，调走该师4团中的3个团，令其余1团的两个营往来于安徽阜阳取饷运弹。这样，常实际控制的只剩1个营和师机关直属队兵力，对缪心生不满。

 

 

 

此时缪澂流主动增兵对抗八路军，意图“恢复政权”，但因实力有限，故选择与日伪“合作”。9月15日，缪派部下与日方鹫津师团接洽，决定“划分防区，互不侵犯，共同‘剿共’”。万毅通过私人关系得知缪澂流与日伪勾结的机密后，立即汇报常恩多。9月22日夜，常恩多派兵包围第五十七军军部所在地东盘村，以军长缪澂流及其僚属通敌为由，将军部参谋人员扣留，缪澂流“仓皇西去”，避至第一一二师防地，是为震惊鲁苏战区的东盘事件（“九·二二”事件）。不难看出，缪澂流积极“反共”是事件重要的推动因素。鲁苏战区政治部的“反共”政策潜在影响缪的行为，减轻了其与日伪勾结的负罪感。战区政务处处长郭维城即谓：“缪征〔澂〕流通敌是受国特分子指使，根据一整套瓦解东北军反共反八路对敌投降的阴谋来的。”过去东北军的军事将领对共产党员“大都能揣知一二，不过谁也不戳破‘窗户纸’”，这层“窗户纸”被国民党政工干部捅破后，东北军内部矛盾进一步发酵。

 

 

 

事件发生后，于学忠、沈鸿烈均抱息事宁人态度，偏袒缪澂流。蒋介石获悉此事后，亦认为常恩多“不识大体，意气用事，虽云忠党爱国，亦难辞犯上误国之咎”。在敌后战场，国民党游击部队依据历史、背景和力量的不同，“都有一些军事的政治的对付和应付环境的办法”。有些部队通过与日伪暗中联络达到“互相依托、互相利用的目的”，以此“依敌自存”。当时国民党中央对敌后部队支援有限，对坚持国民党旗帜又与日伪联合“剿共”的部队采取默认态度。但常恩多将此心照不宣的秘密公之于众，有损当局颜面，又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处理缪澂流，第五十七军番号旋即被撤销。

 

 

 

东盘事件加速了鲁苏战区东北军的中央化，也是其分裂的肇始。1941年3月，周复派驻第一一一师的政治部主任龚晓清加紧“进行反共反八路教育”，与师内部的共产党员及亲共士兵“斗争努力特甚”。副师长刘宗颜、参谋长陶景奎、第三三一旅旅长孙焕彩及第六六六团团长刘晋武等政治立场均逐渐倒向国民党中央，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东北军向中央政权靠拢。3个月后皖南事变爆发，派驻山东的国民党中央政工“乘势煽动”“反共”浪潮，孙焕彩等向常恩多告发万毅为共产党员，对常“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万在1941年2月被扣押。

 

 

 

1941年9月底，周复返回鲁苏战区。面对战区日趋激化的国共矛盾，他采取果断措施，加紧“清共”，得到许多国民党军官的支持。孙焕彩“投靠周复，参加了复兴社”。第一一一师中“为保持本师生命的延续，清除左倾分子”的口号盛行，周复强行解散中共在该师领导的抗敌演剧队第六队，战地服务团亦遭审查，大多数人被就地遣散。鲁苏战区政治部借善后军事洗牌的行为，引发第一一一师常恩多支持者的强烈反弹。他们认为，国民党中央政工干部“极尽挑拨分化之能事”，基本任务就是消灭东北军，“从里面开始分化瓦解破坏百十一师”。孙焕彩、陶景奎等因有国民党中央支持，“乘机竞逐权位”，使第一一一师原本尖锐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严峻局势和师部分裂令常恩多心力交瘁，肺结核日益加重，遂将师部交予鲁苏战区政务处处长郭维城指挥。8月2日万毅越狱，意外地加速了第一一一师独立的进程。

 

 

 

在万毅逃跑的次日，于学忠对郭维城多有埋怨，周复亦在第一时间抵达战区总部，政治处理箭在弦上。郭维城见状匆忙返回第一一一师驻地，与常恩多商议后发动“八·三”事件，扣押刘宗颜、陶景奎、刘晋武等反对派将领，包围于学忠总部。第一一一师改称“东北挺进军”，在公告的四大主张中有“反对以三民主义名义破坏东北军”的标语，道出对中央政工干涉东北军之不满。“对重庆接济失望，又受敌‘威胁’”，坚定了常、郭自立门户的打算。“八·三”事件为东北军少数上层激于义愤而冒险的举动，事后受鲁苏战区政治部影响的第一一一师军官趁机起事，放走在押的刘晋武、陶景奎、龚晓清等，调转枪头围攻师部。第一一一师原有七八千人，逃亡后仅剩2700余人。常恩多为寻求保护，下令向中共抗日根据地开进。8月9日，常恩多病逝。他在生命濒危之际仍坚持独立，除怅恨愤懑于自身遭遇外，对政治部分化东北军之不满也促成了其孤注一掷的行为。而从追随常恩多的官兵人数看，国民党中央政工确实起到了削弱常威信、增强“正统”观念的作用。

 

 

 

至此，第一一一师一分为二：孙焕彩整理回归部队，重组第一一一师并被任命为师长。这支队伍开始遵照周复计划开展政治工作，重组师政治部。1942年9月，周复向蒋介石汇报：第一一一师“官兵思想经此次澄清后日趋稳定”，“但因各级人事更调，军心仍在动荡”。常恩多所剩队伍则在中共建议下恢复第一一一师番号，万毅担任师长，郭维城任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起初，“下层怀疑此举是投降八路”，军心一度动摇。中共不急于改编，仍令原东北军干部领导新一一一师，润物细无声地开展政治教育，再向各级派出政工人员。中共对东北军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他们注重“从不平等冤屈困难上解释八路军地位”，更能触及东北军将领的内心情感，这种从道义、正义、人性上的申诉“每收效果”。国民党与中共在第一一一师的政治工作均是旨在削弱部队地方色彩、增强领导力，但前者冀图采取疾风骤雨的方式釜底抽薪，孙焕彩部虽表面托名服从国民党中央，地方特性仍旧浓厚，争权夺利之风盛行；后者则是循序渐进、因势利导，经过一年多时间，该师由“非八路化的外围军”过渡到“七路半”，最后成长为中共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国共对第一一一师改造的成效一目了然。方式方法固然影响政治工作的成败，背后却是组织特性的体现。

 

 

 

在鲁苏战区，周复利用政治资源在军政人员间沟通疏导、闪转腾挪，取得一些成效，解决了部分干部对国民党的忠诚问题，增强了地方军人的“正统”意识。不过，在周复看来，鲁苏战区许多县区行政人员“官僚气仍浓厚”，不能胜任其职者大有人在，“应严予训练并应从后方派遣大量行政人员补充，人选以能苦干、肯冒险、具有真正革命精神为第一，学历资历次之”。然而，受战争及交通等因素影响，从后方调派大量军政人员，以人事革新洗刷政治的方法不具有可行性。在战争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政治工作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受军事左右。1941年11月，日军调集10余万装备精良的兵力，分三路对沂蒙山区实行“铁壁合围”，企图消灭鲁苏战区部队和鲁南八路军。当时鲁苏战区司令部直接指挥的部队不过2万余人，敌我实力悬殊。经此一役，鲁苏战区损失惨重，司令部不得已转移至莒县山区，兵工厂、被服厂和战区政治部机关报《阵中日报》的设备大多遭劫掠或损毁。周复率政治部转移至日照北乡坊子村，由于条件限制，报纸出版、宣传、训练等工作基本停止。

 

 

 

在鲁南国民党军队遭受重创的同时，位于山东莱阳地区的暂编第十二师承担起牵制鲁东日伪军及“反共”重任，引起周复重视。该部原由伪军“反正”而来，师长赵保原籍属山东蓬莱，原本思想落后，教育士兵方法“不以国家民族为重，只以升官发财为饵”，“是老军阀的一套”。赵保原“反正”后，山东省政府曾派政工干部入驻赵部。为加强对暂编第十二师的控制，1941年底周复重组该师政治部，令鲁苏战区政治部第二处处长谢希民担任主任，以此推动政治工作下沉。谢希民到任后即对原有政工人员进行考核并择优委任，颇有展开一番作为的决心。但随着战局恶化，他的工作情绪渐趋消极。

 

 

 

1942年，日本驻山东的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将国民党敌后游击部队作为“扫荡”重点，国民党军数量“在一年之间锐减一半”，“苏鲁战区及地方团队一时大有动摇、溃散、无以自保之情调”。暂编第十二师孤悬鲁东，外部环境险恶，内情复杂，无形中消磨着官兵的抗战意志。在困难环境中，政工干部应是最为笃定坚韧的一部分。但是，谢希民未承担起政治工作责任，多次以久病不愈、环境困难、无法继续工作等由坚请辞职。进而，他以赴渝述职为名，将所有“经费全数挪作走私营商、囤积居奇及放高利贷之用”，以致政工人员生活无着、异常困难。他们集体控诉谢希民“对于所属敌后工作人员漠不关心，竟而潜行无踪”。1942年9月，胡立命奉周复之命调任暂编第十二师政治部第一科科长，结果迟至次年4月始到任。他被擢升为该师政治部副主任后，竟因难以忍受艰苦环境，“坚辞赴后方受训离职”。政工人员纪律松散，自然也无法起到鼓舞部队士气的作用。在“通匪”“资匪”等事件连续发生后，赵保原认为“吃党饭的人”并不都靠得住。故而从抗战中后期起，他还依靠安清帮巩固军纪，部队中每人都有《义气千秋》的小本子，回到帮会治军的路上，政治工作愈发倒退。有人曾问赵为何有国民党组织还要“搞‘安清道’”？他称部下“是些大老粗，国民党的组织原则和政治工作，对他们不起作用，只好用江湖义气来维护团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以周复为首的中央政工干部的持续运动和影响下，抗战初国民党军与八路军合作御敌、实现双赢的互动链条被切断，国民党敌后部队衍生出分裂因素，令人始料未及。尽管周复在政治工作中不乏变通之举，但在中共问题上毫无回旋余地，一些向国民党中央靠拢的将领得到重用，进而急遽“反共”。东北军内部权力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后，隐而未彰的矛盾浮出水面。在历史复杂、派系林立、割据性强的敌后战场，政治工作的开展难上加难。从鲁苏战区政治部在第五十七军和暂编第十二师的政治实践中可以看出，过于激进易造成部队的分裂，工作迟缓消极则会销蚀已有成果，急缓之间的分寸并不容易掌握。国民党政工制度的不完善令政治工作的成效很大程度上由人决定，存在着诸多变数和不稳定因素。在鲁苏战区多方势力的缠斗下，同室操戈，国民党军队在山东逐渐失去立足之地。

 

 

 

 

 

 

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考验政治工作的成效。于学忠在1941年秋沈鸿烈调离后独揽山东军政大权，他“对沈之旧部，存报复观念，排挤吞噬，不留余地”,鲁北、鲁西、鲁东行署随即撤销,导致“叛变层出，区域日狭”。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过去因与沈鸿烈的关系，同于学忠并不亲近。吴化文利用韩复榘旧部身份，“时思拉拢地方部队”。在缺乏国民党中央的物质支持、省内的政治基础亦因沈鸿烈去职而被削弱的情况下，吴化文的抗战决心随之动摇，有投敌迹象。

 

 

 

新编第四师政治部部长于洛东将吴化文“勾敌并有接受伪和平建国军方面总司令”的消息密报战区政治部，周复令于不准脱离吴部，并很快找吴化文谈话。吴颇有怨言，表示“防区日小，军粮困难，曾设法转向于总司令建议一致向‘奸匪’区拓展，未蒙采纳”，钱款等“配发不均、经济穷困”。周则以“大义劝之”，并谓“于总司令服从中央，即当忍耐小处，服从抗战，运用汉奸应向中央报告”。为免激怒吴化文投向敌伪，周复采用劝导方式疏解吴、于矛盾，对其勾结日伪行为亦未加苛责，而是以“运用汉奸”含蓄指代。为此，周复曾亲自赴山东省政府协商处理，嗣后又派员数次调节此事，均无结果。

 

 

 

1943年1月18日，就在周复将吴部消息电报蒋介石前后，吴化文率部投敌，号称4万余人，对国民党山东政局造成极大震动。吴化文的新编第四师原为韩复榘的手枪旅，“战斗力颇强，作战精神亦佳”，为山东省政府的“外线警卫”。他的附逆对山东抗战形势影响深远，一些国民党敌后游击部队纷纷变节，山东成为“华北伪军最多的地区”。这些部队反过来威胁鲁苏战区的生存。确保忠诚是国民党敌后部队政工干部优先解决的问题。尽管鲁苏战区政治部早就察觉到吴化文的投敌意向，周复亦尽力挽救，但他无权对吴进行实质性约束，只能在教化层面加以疏导，最终无力改变事件的走向。国民党政工干部面对军队的无力感及其自身困境，由多方面原因造成。

 

 

 

其一，国民党政工制度不完善是首要原因。政工干部在部队中无明确地位，“始终为部队长之属员”，“以致从事政工愈久，则其个人之前途愈觉黯淡”。全面抗战爆发后，“军官之升迁甚速，而政工人员则受种种限制，升迁殊感困难”，许多政工干部不安于位。第一一四师政治部主任周振华便以政治部经费手续亟待清理为由赴渝，事毕奉令准调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受训。他不愿再回到鲁苏战区，强调山东“气候特殊，饮食水土，均感不适”，希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因地制宜”原则下分配工作，将其调往第五、六、九三战区范围内之部队服务，“俾适地域水土而收工作实效”。事后，周振华逾假不归、私返后方的行为被周复揭穿。

 

 

 

1940年9月，张治中就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后推行政工改制，规定各级政工主官由部队副主官兼任，原来的政工主官担任副职，原本为使政工与部队融为一体，指挥监督益形便利，但落实起来又是另一番情景。于学忠借实行新制之机，有将部下军事及党务干部打入政工系统之意，催促周复照制遵办，令政工人员疑虑不安，就连周本人亦深感地位受到威胁。1942年3月，他不禁向张治中抱怨，既然政工新制业已推行，“如以资历不合，请钧座另选派人员前来”，对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朝令夕改甚为不满。可见，尽管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旨在军政合一，但地方军事长官却借此强化个人领导。该年7月，于学忠部下万国藩取代龚晓清成为第一一一师政治部主任兼副师长。龚晓清深受周复信任，后者向张治中去电控告万国藩玩忽职守、数月未就职，无法树立楷模而正视听。尤其在第一一一师亟应强化政工、加紧整训之际，应有专人主持负责。周复以龚晓清“久膺艰巨”、防御中共有功，荐其兼代主任。由此可见，政工改制非但未能挽救处在军政夹缝中的战区政治部，反因人事问题加剧了军人和政工的矛盾。

 

 

 

其二，政工与敌后部队结合后，即要面临如何完成转型的问题。敌后部队成分复杂，乡土观念盛行。如脱胎于奉系军阀的赵保原部，士兵之间的关系多由同乡、同学等私人感情维系，传统色彩强。此前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山东本土政工干部陈立先熟稔地方民情，基层部队政治工作经验丰富，受到赵保原信任。陈本人性情温和，对赵部并无歧视心理，很容易与官兵打成一片。中央政工干部则多抱改造使命与监督心理，易引起地方将领的抵触。尽管孙焕彩在担任第一一一师长期间亲近周复，但对中央政工的印象并不好，认为他们“高高在上，向来不做部队官兵的思想工作，跟驻地老百姓也很少接触，行军时还得照顾他们，成为师团部的一个包袱”。日伪残酷的“扫荡”和多年摸爬滚打的实战经验使周复逐渐认识到，在制度本身效率与执行力有限的情况下，扩大群众基础至关重要。在可能条件下，周复尽力拓展政治工作的空间，在1942年主动走入山东基层社会，到原籍安丘辉渠乡绪泉村认祖归宗，论在周氏族谱二十一世。于是，周复“同当地人的关系更为密切”，周姓人到政治部驻地很受优待，“以辈分呼之”。但对基层政工干部而言，由于自身地位较低，加之山东国民党部队排外性强，在地方部队中普遍缺乏归属感。“部队官佐视政工为外人，愿其隔离，政工人员为避免拘束，亦自愿隔离”的现象，在国民党军队中十分常见。

 

 

 

其三，政治工作者须心无旁骛，克服亲情、乡情的牵绊，以服从组织为先。1942年8月黄埔出身、时任第一一三师政治部主任的潘国屏在唐王山战役中负伤，其夫人得知消息后即电周复，望其设法令潘速到后方调治。大后方亲人的召唤令潘国屏归心似箭，他以“臂断结骨迄未就痊”为由，要求暂离鲁苏战区。即便是资深政工干部周复，在面对人伦亲情与组织信仰的冲突时，情感天平亦不自觉地向前者倾斜。周复幼由寡母含辛茹苦抚育成人，1942年10月听闻母亲在临川去世消息后悲痛欲绝，拟请丧假6个月，间道赴渝面承机宜。最终，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以战时交通困难，往返需时颇久且敌后工作重要为由，批示“奔丧从缓”，令其“移孝作忠”。周复则认为，“报国之日甚长，欲善尽人子之职于万一者，只此临终一瞬耳”，先尽孝方能尽忠。这种想法普遍根植于国民党敌后政工干部群体内心，战争形势良好时尚能自励自勉，牺牲个人情感，局势恶劣时畏难、退避情绪占据上风。

 

 

 

其四，人情也是影响政治工作的一大因素。周复的亲近部属多为江西人，不适北方生活者为数甚多。戴尧天即因难以适应山东饮食气候，染上胃疾。在当时赴后方受训不仅于仕途有利，且可远离艰苦的抗战一线，能有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许多敌后政工干部心向往之。出于对戴尧天的诉求及前途考虑，1940年周复返渝述职时即令戴随行，后者得以借此调入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至抗战中后期，鲁苏战区各级“政工人员或以久留敌后缺乏进修机会感觉空虚，或受改制影响顾念事业前途”，纷纷请求调后方受训。这使周复左右为难，一方面鲁苏战区敌后政工乏人，工作开展困难，另一方面，对于下属特别是亲近部下的请求和“难处”，又不得不加以照顾。周复遂将敌后政工人员的心愿代达张治中，望分批调训鲁苏战区政工人员，“赐予深造以示鼓励，既免向隅之憾且可藉彼等往返促成大后方与敌后精神之交流，俾向敌后军民勤宣政府德意”。

 

 

 

面对国民党敌后部队愈加艰困的现状，周复寄希望于中央军李仙洲部入鲁后有所改善。为此，他加紧进行政治准备工作，频繁委派手下得力干将前往地方部队视察及工作。1942年中下旬，周复请调第一一三师政治部副主任黎康为游击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并派亲信潘国屏为第一一三师政治部主任兼副师长；1943年初，令主任秘书戴尧天率50余名重要官兵赴第一一一师防地活动，又任命挺进第二纵队政治部少校秘书、江西籍喻俊为该师政治部第一科科长。此外，周复将重点放到策动伪军“反正”上。当时驻胶济区伪军军官“几全部为东北人”，周复令东北籍政工干部郝逸梅出面策动伪军“反正”。2月下旬，郝逸梅受周复召见，抵达鲁苏战区政治部驻地安丘有子山。周复命郝逸梅草拟一敌区工作计划，并详细介绍鲁东各部队政工现状，指示今后工作中心，应极力争取敌区伪军，“以备国军入鲁渡河之内应，更可侧面挑拨敌伪与奸匪之冲突，造成有利于我之环境”。周复召见郝逸梅期间，正值日军（独立第五、六混成旅团及第七旅团一部）连同吴化文等部伪军2.5万人对安丘城顶山附近发动拉网式大“扫荡”，而驻扎于此的鲁苏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及第五十一军一一三师等国民党军则不足万人，形势严峻。得到日伪大举进犯的消息后，周复命令部下随挺进第二纵队司令部转移。据郝回忆，2月21日周复等撤退途中曾被敌伪三面包围，随行人员失散，仅余他及卫士3人。在石岩中躲避休息时，周复态度“从容镇定，并以黄埔大无畏精神相勉励吾辈政工人员不成功即成仁之决心”。当周复随部队向南移动时，在跃登一高崖之际遭机枪子弹扫射。周复“身中数弹”，其后“中敌刺刀重伤腹部及脑部，遂以殉职”，挺进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及第五十一军一一三师师长韩子乾被俘投敌。城顶山战役后，鲁苏战区主力军元气大伤，战区机关难以立足。

 

 

 

周复的阵亡在国民党高层当中引起极大触动，蒋介石深为“震悼”，视其为“政工人员与部队共同行动，共同生死之良好榜样”，发布手令通电全军将士及政工人员以周复为楷模。张治中称其是“抗战以来阵亡的政工同志阶级最高，死事最烈的一位”。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特地为周复举办盛大的追悼会，追赠陆军上将。周复对政治工作有信仰、有热情，亦有坚持不懈的努力，但4年多的投入并未扭转鲁苏战区的困厄局面。鲁苏战区政治部在周复阵亡后名存实亡，蒋介石对东北军等地方部队逐渐失去监督和约束。

 

 

 

1943年6月，蒋介石令于学忠率部移至鲁西待命，派李仙洲部入鲁。中共乘于出而拒李入，紧紧抓住两部交接不畅的机会，将于部退出阵地接占。李部入鲁失败而终，该年秋于学忠奉命率鲁苏战区主力部队和山东省政府撤往安徽阜阳，山东国民党游击部队的处境愈加艰难。1944年，鲁苏战区遭裁撤，合并归蒋介石嫡系——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汤恩伯指挥。之后蒋介石任命于学忠为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解除了其军权。国民党在山东的政治工作与军事作战最终以两败俱伤的形式收场。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工与军队一直未形成合力，既与此前国民党长期轻视政治工作有关，也有制度因素。由于国民党政治工作缺乏经验积累及制度保障，引起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彼此冲撞，难以渗透到国民党地方部队的私人化网络之中。在政治部无法有效监督军队、增强凝聚力的情况下，周复不得已采取迂回策略，凭借私人关系推动政治工作，并通过权力吸引地方军事将领，使不少人亲附中央、走向“反共”。这使政工制度落地时发生异化，形成独特的权力通道，不稳定性随之加大。在周复试图将东北军等敌后部队拉回“正轨”的过程中，内部矛盾加速发酵，最终走向分裂。

 

 

 

敌后战场充满着混沌、紧张、微妙而又多歧的色彩，国民党敌后部队由盛转衰，固然是种种因素叠加造成，而政治工作是极为重要且为人忽视的环节。国民党政工制度的缺陷令政工人员在军队中处于弱势地位，非但无法提振抗战士气，且加剧了军政人员的既有矛盾。制度最终要落实到人身上。战争可以磨砺人的意志，但不可否认，人在艰难环境下的选择也受制于组织特性和自身品格。鲁苏战区政治部下派到军、师政治部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这便是国民党长期忽视政治工作所导致的人才断层。在缺乏纪律约束和制度规范的情形下，政工人员政治信仰的强韧性进一步降低。如果按照国民党的标准，周复可算得上“政工楷模”，蒋介石亦以“能犯人不敢犯之险，能处人不易处之境”来概括其一生。以这样一位符合国民党中央期待的政工干部为观察点，更能直观地呈现出国民党政权结构在中央与地方间的裂痕，以及军政龃龉的政治生态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