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8日至10月8日，大英博物馆推出展览《中国的隐秘世纪（1796—1912）》，又名《晚清百态》。据称，该展览系大英博物馆与伦敦大学贝克学院合作开展的一项重要研究项目的成果展示。该项目历经4年，名为“1796—1912年清代中国的文化创造力”，由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资助，并得到其他14个国家百余位学者的配合。该展览除引言“中国漫长的19世纪”之外，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宫廷”，第二部分为“军事”，第三部分为“精英艺术”，第四部分为“民俗文化”，第五部分为“全球视角下的清朝”，第六部分为“从改良到革命”。展品多达300余件，并出版了由霍吉淑（Jessica Harrison-Hall）和蓝诗玲（Julia Lovell）合编的同名图书。该书封里推介说：“本书建立在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上，以书面材料和物质材料作为证据，对中国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的这个关键过渡时代作出新的理解与阐释。对清朝在战争、技术、城市化、政治转型和应对外部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但读罢全书，不免大失所望——该展览存在诸多问题，史观与史实被严重扭曲。本文就此略作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要对19世纪中国作出符合客观历史的理解和阐释，首先要有正确的史观。19世纪中国历史不同于此前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西方列强入侵，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起，在短短60年时间里，西方列强先后5次发起大规模侵华战争。帝国主义侵华的目的是将中国变为殖民地，虽然客观上加速了传统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但其本意绝非推动中国发展进步。西方军事侵略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粗暴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巨额战争赔款令中国背上沉重包袱，而经济压迫又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举步维艰。帝国主义入侵还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加剧社会动荡，使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外来势力的侵略工具。对内反封建、对外反帝，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所以，要了解和认识何为19世纪中国历史，就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史家基于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基本矛盾的分析而构建的反帝反封建叙事体系。
读罢《晚清百态》一书，恰恰是史观的错乱严重影响了其对19世纪中国的认识和把握，以致出现诸多错误解读和自相矛盾的表述。
《晚清百态》的编者显然也深知该问题的重要性，在引言开头部分就提出这个问题，断然否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描绘的革命史叙事体系，认为“这种历史观在中国往往具有说教的意图”。编者虽然主张采用“以中国为中心”（China-centered）的研究方法，认为它“对中国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更为生动的看法，传达了中国思想家对多民族的清帝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社会和文化挑战的各种反应”，但实际采用的还是西方的现代化史观和“冲击—回应”范式，想当然地对19世纪中国作出一些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判断和论述，认为晚清中国在外部冲击下作出了“各种创新性反应”（innovative reactions）：“政治参与扩大了，尤其是汉人开始占据多数。政府和被统治者就君主和官僚之间的权力平衡展开了新的辩论，这也是宪政的基本要素。高层政治、精英文化和日常生活向全球开放，并出现国家间的相互交流。艺术和文学传统受到了挑战、瓦解、补充和重塑——新旧文化的融合和错位产生了一种世界性的现代文化。”据此断言漫长的19世纪是“通往中国现代性的重要桥梁”。在展览解说词中，甚至说19世纪中国“是一个具有非凡文化创造力的时代，也是政治、社会和技术创新的时代，全中国人民都过着资源丰富、坚韧不拔的生活”。《晚清百态》的这一判断，令人怀疑编者是否时空错位，用今日中国的景象来描绘19世纪中国。就19世纪中国来说，那是一个“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的时代，也是“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的时代。《晚清百态》却以19世纪清朝的“宫廷”“精英艺术”“民俗文化”，取代或遮掩了这些真实的历史；而在“军事”“全球视角下的清朝”和“从改良到革命”三章中，则对这些历史都进行了淡化处理。这突出反映在《晚清百态》对19世纪中西关系历史的论述上。
在论及19世纪中西关系时，《晚清百态》的编者在“引言”中提到欧、美、日等列强给中国带来或造成的各种破坏、伤害和不利影响：“它们确立了清朝国库仅仅因为战争失败就必须支付巨额赔款的原则。特别是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赔款变得越来越残酷，清朝不断增加的债务危及必要但昂贵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1842年以后的条约条款也阻止了清政府自行制定关税，使西方国家能够向中国倾销剩余产品，从而损害了中国国内的工业化。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更加觊觎他们想象中巨大的中国‘市场’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西方人雄心勃勃地在中国开采原材料，建造工厂和铁路，雇佣廉价的中国劳动力，然后将利润汇回本国。中国的工业化因此失去了再投资的资本。新兴的传教也经常加剧国内的冲突：太平天国战争和义和团战争背后的意识形态都是对传教士布道的直接回应，部分原因是传教士为获得土地和保护其皈依者免受当地司法制裁而采取的行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针对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周期性暴力事件成为清朝地方社会的一个特征，进而引起欧美列强炮舰和士兵的军事干预。”尽管如此，受现代化史观和“冲击—回应”范式的左右，在实际展览中，几乎没有反映这方面的内容，相反，却对列强侵略作大幅的正面解读和阐述。在第五章“全球视角下的清朝”和第六章“从改良到革命”，编者就大谈西方冲击对19世纪中国产生的“正面”作用：“19世纪全球范围内人员、物品和思想流动的加剧也给中国带来全方位的变革。离开清朝领土的流动人口成为新社区的一部分，在东南亚和其他地区创造了繁荣的物质和知识创新场所。进出中国的物品——在19世纪下半叶，通常是通过欧洲和日本侵略强行开放的‘通商口岸’，带来了新的设计、技术和物品，改变了清代中国的物质文化水平。伴随人员、物质和思想的交流，产生了一种思想热潮，最终使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改革和革命成为可能，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解读是错误的。我们认为，对西方学界提出的所谓“全球化视角”要持审慎态度。所谓“全球化”，从形式到内容，都是由西方主导的，本质上是西方化或资本主义化，依旧反映了“西方中心论”，同时遮蔽、淡化了历史真相——中国国门是在清道光年间被英国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的，中国卷入世界是被动、被迫的。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真正驱动力是中国人自己，而不是给我们带来无穷苦难的西方人；被动卷入、主动抗争，中国人民通过持续探索奋斗，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苦难走向辉煌，这构成鸦片战争至今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
具体言之，当编者谈到19世纪中国的移民时，她们完全忽视或掩盖了西方殖民者在中国从事罪恶的人口贩卖活动以及对中国移民与华工的种族歧视、剥削、虐待和血腥屠杀。当奢谈通商口岸对19世纪中国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意义时，她们忘记了在不平等条约之下，通商口岸已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和西方“冒险家的乐园”。当断言自19世纪洋务运动开始后，西方传教士“在清朝社会中扮演更具建设性、更少军事帝国主义色彩的角色”时，她们显然忽视了西方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从事文化侵略活动和对中国人民的欺凌。当津津乐道西方冲击对19世纪中国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意义时，她们显然忽视了列强侵略对中国造成的各种破坏性影响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忽视了列强进入中国绝非为了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帮助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要将中国变成其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列强对殖民地的剥削“最后分析起来，总是阻碍殖民地生产力的发展的”。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中国经济社会不是变得更加富足，而是更加贫弱；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是上升，而是极大下降。据英国学者麦迪森（Angus Maddison）研究，中国GDP在列强入侵之前的19世纪初约占世界总量的1/3，到20世纪中叶已下降至1/20；中国的实际人均收入亦从世界平均水平的90%下降到1/4，“中国的经济表现极为令人失望”。
此次展览旨在展现19世纪中国“非凡的文化创造力”。我们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其创造力的主体是人民大众，而展览却以“宫廷”“精英艺术”为重点，可谓大异其趣。其次，撇开列强环伺、狼烟四起、社会激荡等基本特征，喋喋不休地讲述静谧、高雅的宫廷和精英文化生活，能真实反映19世纪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吗？这不由得让人觉得，该展览的构思原本就有缺陷。
再就文化话题而论，《晚清百态》注意到这一时期发生的文化融合现象，指出：“在‘漫长的19世纪’中，日常生活和商品的许多变化，如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汉族、满族和西方的融合，以及日益推进的城市化和商业化，继续为整个‘后王朝时代’的经济和文化定了基调。”但在谈到传统与现代、中西方的融合时，编者只突出和强调西方对19世纪中国文化和艺术产生的正面作用，却淡化、讳言西方列强对19世纪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破坏与毁灭。如《晚清百态》虽然提到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一事，却仅将其置于“军事”一节来讲述，称联军劫夺了宫中珍宝，似乎其掠夺范围只限于圆明园的皇家珠宝。事实上，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不只是一场军事侵略，同时也是一场文化和艺术浩劫，英法联军毁灭的对象不止于圆明园，而是整个北京西北郊的“三山五园”——“三山”即万寿山、香山、玉泉山，“五园”指颐和园、静宜园、静明园、畅春园和圆明园。“三山五园”代表着中国历史上造园艺术的巅峰，收藏的历代艺术品难以胜计，却在英法联军入侵下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40年后，八国联军侵华，攻陷北京，在城内大肆抢掠，使得自元代定都以来，长达600年的文化积淀和财富积累被洗劫一空。同时，德、法侵略军南下保定，破坏西陵和莲池行宫；沙俄侵略军占领盛京，洗劫皇宫及府库。这场文化浩劫导致的损失更甚于1860年，而全书竟未置一词。在西方列强野蛮侵略的背景下，中华民族之存亡成为迫在眉睫的首要问题，从容发展文化的历史进程已被打断。再者，此次展览的300件珍贵文物包括通过非正常途径从中国流出去的，是近代西方国家侵略、掠夺中国的证据或赃物。既然西方国家一直大谈人权、以“文明”自诩，为何不物归原主？用这些中国文物堂而皇之地办展览，果真就没有一点羞耻、愧疚之心？
总之，在谈到19世纪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时，《晚清百态》站在西方立场上粉饰殖民侵略，淡化侵略战争，错误地将殖民化等同于现代化和全球化。
二
在新疆、西藏、蒙古等边疆和民族问题上，《晚清百态》亦同样存在问题。一方面，对清朝边疆和民族问题有一些正确的认识和论述，承认建立清朝的满族入关后有一个“汉化”过程，接受儒家思想、沿用明朝一些制度；另一方面，受美国“新清史”影响，加上受历史知识局限，多有一些错误论述。
“新清史”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种学术思潮，以研究新视角、新方法及史料新解读相标榜，着重渲染清朝的“满洲特性”，曲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突出特性，在欧美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客观上迎合了西方政客鼓噪的“分化”中国图谋，所以不能不引起警惕。《晚清百态》在论及清朝早期崛起历史时，套用美国“新清史”学者观点，将作为清朝“龙兴之地”的东三省与中国割裂开来，谬称清朝入关后康、雍、乾三朝统一中国的历史为“殖民事业”（colonial enterprise），类比于英国侵略北美或俄国侵略西伯利亚，无视满族生活的东北在明朝就是中国领土的固有部分这一历史事实。这种史观显然是荒谬的。
由于《晚清百态》编者执持“中国本部”概念，将蒙古、西藏和新疆也视为清朝的“殖民地”，进而错误地将清朝管理边疆地区的理藩院称为“殖民地事务衙门”（Court of Colonial Affairs），称：“为了管理中国本部以外的边疆地区（蒙古、西藏和新疆），清朝设立了殖民地事务衙门。”这暴露了《晚清百态》编者对理藩院制度的无知。首先，蒙古、西藏、新疆是清朝的行政区而非“殖民地”，清政府设立理藩院管理这些地区，只是体现了因俗而治的思想和政策，因此不能将理藩院定性为“殖民地事务衙门”。再者，理藩院不仅管理蒙古、西藏和新疆事务，还负责对俄罗斯、浩罕、阿富汗、乾竺特、廓尔喀、布鲁克巴等独立国家以及在中俄间依违两属的哈萨克诸部事务。倘若根据《晚清百态》编者的理解，难道这些地区和国家都是清朝的“殖民地”？编者对清朝制度的认知未免流于肤浅。
在论及清朝新疆、西藏、蒙古等边疆历史时，《晚清百态》也存在同样错误，并且更为严重。
在清朝新疆历史问题上，《晚清百态》滥用西方学术界普遍使用却存在政治问题的术语。譬如，在谈到清朝的语言和文字时，《晚清百态》编者采用了存在严重政治问题且不符合学术要求的词汇——“东突厥斯坦”（East Turkistan）和“东突厥斯坦文”（Eastern Turki），内云：“以满文、蒙文、藏文、汉文和东突厥斯坦文（如图1.3）编写的多语种御用词典在清朝宫廷的信仰体系和仪式中比比皆是。”同一页介绍清朝官修词典《御制五体清文鉴》时又称：“本词典用满文、汉文、藏文、蒙古文和察合台文或东突厥斯坦文（维吾尔族地区使用）印刷。”而真实准确的历史是：清代新疆维吾尔民众通行的书面语，是被列入清朝官方编纂的词典《御制五体清文鉴》里的察合台文（čağatay）。它是一种流行在明清西域，用阿拉伯—波斯手写体书写的文字，不只维吾尔人采用，也是乌兹别克、哈萨克人通行的书面语。然而，编者没采用它在语言学界通行的名称“察合台文”，却使用极富政治色彩的词汇“东突厥斯坦文”。该概念的英文原文为Eastern Turki，是East Turkistan（“东突厥斯坦”）的派生词，而“东突厥斯坦”因为暗含分裂中国新疆之企图，被我们禁用。《晚清百态》编者公然用“东突厥斯坦文”代替“察合台文”，在语言学上有失严谨，也暴露了其政治立场和用意。
在论及晚清新疆历史时，《晚清百态》亦出现类似错误。如将19世纪七八十年代清朝收复新疆称为“再度征服”（reconquest），就极为不妥，对相关历史缺乏基本了解。众所周知，清朝在18世纪50年代统一西域，实行有效管理。自同治三年（1864）起，新疆内忧外患交织，清朝基本失去对该地区的控制，仅能维持位于天山北路的塔尔巴哈台（塔城）和东部的巴里坤等少数据点。光绪二年至四年（1876—1878），左宗棠督军入疆，消灭英国和奥斯曼帝国扶植的浩罕军阀阿古柏（察合台文yacqub）反动政权，收复新疆绝大部分地区。因此，显然不能将清朝收复新疆、驱逐境外入侵势力的斗争称为“再度征服”。
此外，《晚清百态》编者将盛清新疆的管理者称为“多元族群的中亚人”（the multi-ethnic Central Asians），亦不妥帖。英语“Central Asians”大体相当于今日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阿富汗、中国新疆、蒙古西部等地域的居民，但在盛清时期，新疆管理者的构成并非如此。清史学界普遍了解，乾隆统一新疆后，主要在当地推行两套制度：一是“军府制度”，设立八旗驻防，行政官员也基本是满缺；二是“伯克制度”，在各回城设有不同等级的“伯克”（察合台文beg），由当地头面人物出任，管理穆斯林居民，再由中央政府所派伊犁将军统辖全疆军政事务。因而盛清新疆管理者主要是旗人官吏、军人和当地伯克，仅有最后一种属于编者提到的“中亚人”。因此，将盛清新疆的管理者笼统、模糊地称为“多元族群的中亚人”，显然不妥。
在清朝西藏历史问题上，《晚清百态》编者缺乏相关知识，依靠海外藏学二手成果写书，错误百出，且充斥分裂中国言论。如书中称：“康熙皇帝从西蒙古人和藏人的结盟中嗅到危机，于是占领并驻军西藏，将达赖喇嘛变成清朝的门徒，标志着西藏政治独立的终结。”该文中的“西蒙古人”（the Western Mongols）当指卫拉特蒙古人，根据其表述，似乎康熙帝担忧卫拉特蒙古与西藏结为政治同盟，所以出兵西藏。但真实情况完全不是如此，事实是：17世纪三四十年代，四卫拉特中的和硕特部领袖顾始汗应达赖喇嘛之邀南下拉萨，消灭盘踞在青海、卫藏和康区的红教势力。此后半个多世纪，西藏都在和硕特汗廷控制下，政治领袖是和硕特汗，达赖喇嘛只是宗教领袖。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军队突袭拉萨，杀死效忠清朝的拉藏汗，西藏陷入混乱状态。康熙帝派大军两次出征，终于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驱逐准噶尔势力，安定西藏。所以清朝出兵西藏，根本是为了消灭破坏西藏秩序的准噶尔军队，恢复正常秩序，怎么能说是担忧卫拉特人和藏人结为同盟呢？
至于说此举使达赖喇嘛变为清帝门徒，令西藏失去“政治独立”地位，就更是不经之语。如前所述，达赖喇嘛并非西藏的最高统治者，而是宗教领袖。无论是和硕特汗抑或达赖喇嘛，早在清朝入关前，便已和中央修好。等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朝消灭噶尔丹后，声威大震，后来的拉藏汗完全听命于康熙帝。无论如何，西藏都不是达赖喇嘛控制下的独立政权，怎么能说因为清军“驱准保藏”，令西藏失去独立政治地位呢？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晚清百态》编者在另一处谈到清朝西藏历史时，也出现类似错误，谬称“18世纪，西藏成为大清帝国的保护国”。把西藏当作一个国家，将清朝与西藏的关系等同于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事实上，早在元初，西藏就已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康熙五十九年驱逐准噶尔势力后，清朝在西藏派驻军队，后又设立驻藏大臣，西藏与中央的关系更加密切。即便在清末，西藏仍是清朝的一个行政区。《晚清百态》编者的表述毫无史料依据，只是照抄西方个别所谓“藏学家”的荒谬观点。
在清朝蒙古历史问题上，《晚清百态》亦存在一些错误表述。由于不了解清代蒙古史以及清朝统治边疆区域的行政机构，《晚清百态》编者在论述清朝统一蒙古过程时称：“到1634年，皇太极将内蒙古（Inner Mongolia）并入他的帝国，并将内蒙古的战斗人员组织成另外八个旗。”这就暴露了其历史知识的贫乏。首先，该文中的“内蒙古”一词系19世纪后逐步流行的地名用语，以这个地名用语来概括17世纪漠南蒙古各游牧部落，是外行。其次，所谓皇太极在天聪八年（崇祯七年，1634）吞并“内蒙古”，是以蒙古末代大汗林丹汗在本年去世为标志，但不能说皇太极在这一年奄有所谓“内蒙古”。至于说皇太极将全部“内蒙古”的军人编为独立的八旗，更是荒诞不经了。真实情况如下：女真崛起时，蒙古（不包括四卫拉特）除喀尔喀右翼三汗外，都分布在漠南。林丹汗名义上是大汗，直辖力量仅有左翼的察哈尔万户。他为统一右翼三万户西迁，女真随之追击，占领右翼牧地，将林丹汗逼入甘肃一隅，部落离散，本人病死。天聪九年（崇祯八年，1635），他的妻儿投降皇太极，献上传国玉玺，标志着女真建立的金国控制戈壁以南的所有部落，即所谓“内扎萨克”。归附金国的漠南蒙古封建主被分别授予六等爵位，不在八旗组织内。皇太极为宣誓继承蒙古大汗的法统，将一部分察哈尔属民编入八旗，即八旗察哈尔，依附于八旗蒙古。编者既不了解当时蒙古的情势，也分不清“内扎萨克”和“八旗察哈尔”以及“八旗蒙古”的区别。
此外，《晚清百态》在晚清边疆民族史的表述上也有值得推敲之处。例如，在谈到晚清西南边疆历史时，称“大理，一个位于遥远的云南省南部的重要城市，已成为穆斯林统治下另一个割据政权的首都”。此处所谓“穆斯林统治下另一个割据政权”，指杜文秀领导的回民反清武装在大理建立的政权，历时6年败亡。“割据政权的首都”云云，不免有夸张、渲染之嫌。
三
历史研究首先要回答“是什么”，即依据史料考订史实，搞清楚历史真相，以免以讹传讹；历史研究的更高层次则是回答“为什么”，即树立大历史观，小处着手与大处着眼相结合，对历史作长时段、贯通式研究，以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前者涉及考证，后者关乎历史理论。历史研究的水准与境界，主要取决于这两者的结合。《晚清百态》的历史观有荒谬之处，已见前述。其关于史实的陈述也有不少硬伤，存在一些常识性的史实错误。这不免令人诧异。
譬如，《晚清百态》“引言”在追述清朝早期巩固新疆的历史时称：“清朝在1768年才正式接管位于西北部、民族多样的新疆——从一个文化上分散的受保护国转变为一个融入政治中心的省份。”众所周知，清朝统一新疆是在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1755—1759），而非《晚清百态》所说的乾隆三十三年（1768）。至于《晚清百态》编者说新疆之前是“culturally devolved protectorate”，用“受保护国”来形容新疆，也不合适。清朝统一新疆之前的情况大体如下：东部城镇如巴里坤、哈密归清朝控制；北起额尔齐斯河流域，西至楚河、塔拉斯河，东抵乌鲁木齐之外的天山北路地区是准噶尔的游牧地，天山南路的绿洲城市向准噶尔缴纳贡赋，主要城市驻有准噶尔官员。《晚清百态》所谓的“受保护国”可能是指准噶尔控制下的南路各城，但用某一地区指代新疆全境，显然极不科学，不符合事实。
《晚清百态》第一章“宫廷”在论及新疆历史时，也存在同样问题。如对新疆疆域的描写就不准确，说乾隆六十年（1795）退位时，清朝疆域“西至内亚的准噶尔汗国和塔里木盆地”，便犯了史实错误。须知作为政治实体的准噶尔已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灭亡，怎么会死而复生呢？
《晚清百态》的史实错误远不止此。譬如，该书说乾隆皇帝“在北京挑选和培养了达赖喇嘛”。事实上，乾隆之后的达赖喇嘛是由驻藏大臣通过金瓶掣签制度挑选，在西藏培养的。又如，编者谈到清朝内务府“奴才（包衣）”身份时，称“（包衣）是满族旗制中上三旗等级制度的下层人口”，显然混淆了“上三旗”和“内务府三旗”的区别。所谓“上三旗”指外八旗里，由天子自将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成员是法律意义上的普通旗人。内务府统属的三旗是“内务府三旗”或“内府三旗”，成员都是包衣阿哈（奴仆），不存在身份区别。据此，书里所说的“宫女是上三旗奴婢的后裔”，同样应改为“内务府三旗”。再如，《晚清百态》谈到清朝中俄边境贸易时，错将Kiakhta（或Kyakhta）与“Troitskosavsk”视为两个不同的地名，称“这种贸易的关键是边境城镇恰克图（Kiakhta或Kyakhta），它靠近较大的行政城镇特洛依茨阔萨夫斯克（Troitskosavsk）”。所谓特洛依茨阔萨夫斯克，俄文作Троицкосавск，指的就是恰克图。同理，图5.32所称“特洛依茨阔萨夫斯克的集市和中国商店”，指的就是恰克图的集市和中国商店。
《晚清百态》的配图文字也有讹误。例如，图5.4关于广州行商卢观恒画像的解说词，将其生卒年完全搞错了。卢观恒是广东新会人，字熙茂，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卒于嘉庆十七年（1812）。《晚清百态》却说他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卒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事实是，1792年系卢观恒正式跻身行商之年，获得海关关督颁发的行商执照。图6.40所配文字，将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在南京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率文武官员拜谒明孝陵，错误地说成“孙中山率领一批军官前往北京附近的明陵祭拜”。编者显然混淆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明孝陵与明十三陵的区别，而这是稍许了解明清史的学者都不可能犯的错误——在南京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怎么可能会去北京祭拜明十三陵呢？
该展览的解说词也存在一些史实讹误。例如，该展览“宫廷”部分的解说词开篇即云：“清朝皇帝宣称对一切精神和世俗之物拥有无上权力。1796年至1912年间，六位皇帝相继在北京皇宫（紫禁城和颐和园）以及首都东北的承德热河统治帝国。三位成年皇帝之后三个孩童先后继位，他们在位期间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这未免有点信口开河。除同治、光绪二帝外，慈禧病入膏肓，宣统继位次日即病逝，何来垂帘听政一说？该展览“军事”部分展出一套盔甲，说是“禁军军官”所服，又说出自广州满城的商店。事实上，八旗军分为“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两类，前者指京旗军，后者是外省驻防军。这套甲胄系驻防军官所服，不宜称作“禁军军官”所服。展览“民俗文化”部分介绍中国体育和游戏，说鸽哨被绑在鸽子羽毛上，表述不准确，其实是绑在尾羽上；不是哪里的羽毛都能绑鸽哨。
总的说来，受策展人和编者史观和知识的局限，展览内容碎片化，畸轻畸重，缺乏系统性和严谨性，存在明显的猎奇倾向，无法反映19世纪真实的中国历史。
在《晚清百态》六部分中，第一章“宫廷”占48页，第二章“军事”44页，第三章“精英艺术”54页，第四章“民俗文化”56页，而最能反映19世纪中国历史演变的第五章“全球视角下的清朝”和第六章“从改良到革命”，却仅有38页和30页。同样，各章内容亦是畸轻畸重。如第一章以宫廷服饰为主，其次为相关人物图像，缺乏宫廷朝政和宫廷礼仪等方面的重要内容。又如第二章“军事”的图文和叙述多偏重于介绍清朝传统兵器，并没有很好反映19世纪中国军事的变革。同样，对太平天国战争和晚清几次中外战争的介绍也很不到位，所配图文缺乏代表性；除了对鸦片战争内容有所介绍外，对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中国军民的反侵略斗争，几乎没有作任何介绍。在谈到晚清中外关系史时，受编者蓝诗玲本人研究鸦片战争史的影响，《晚清百态》谈得最多的就是鸦片问题和鸦片战争，并在不同地方反复论述。同样，受另一位编者霍吉淑雕塑专业的影响，展览内容和介绍多偏重艺术方面。
《晚清百态》还存在图文与叙述主题不符或不合问题。譬如，书中论及清朝入关后吸收儒家思想治理国家，谓“在所有这些关系中，皇帝处于中心位置，他的统治使命取决于其对儒家经文价值观的修养”，所配图文却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英军在天坛台阶上的列队场景。再如，编者称咸丰十一年（1861）至光绪二十年（1894）间，清朝一直与朝鲜保持宗藩关系，接待来自朝鲜的贡使，而所配图文却是光绪二年（1876）湖北布政使孙衣言与越南使者的笔谈卷。论及同治元年（1862）清政府开办京师同文馆时，配了一幅肖像，注明此人名为“Raimund von Stillfried（1839—1911）”，为“驻奥匈帝国使馆译员”，未介绍此人与同文馆的关联，图文脱节，令人困惑不解。此类问题还有不少，兹不赘述。
总之，《晚清百态》存在的诸多问题可归结为两点：一是反映了编者在历史观上的偏见，轻率否定革命史观，回避甚或美化罪恶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片面强调西方冲击对中国产生的所谓“正面”作用，同时在边疆民族问题上受“新清史”影响，论断偏颇、荒谬。二是反映了编者对19世纪中国历史的了解和认识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花旗银行是该展览和同名书籍的主要赞助商，其展览在开篇介绍时特意写道：“我们非常自豪此次能与大英博物馆合作，支持其发挥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历史守护者之一的作用。”但该展览和同名书籍的内容，却不免让人感到深深的失望。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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