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复员的同时，通过接收伪北大及整合原北平大学的学科资源，在原有文、理、法三院的基础上增设农、工、医三院，变成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需求与政府导向的双重驱动，使得大学的学科设置越来越强调实用性和综合性。全面抗战时期，北京大学在学术与学科发展上的危机意识日趋明显，改变蔡元培时代奠定的注重文理基础学科的传统，在原有学科的基础上增设农、工、医等实用学科，成为校内的普遍共识。与北大渊源深厚的朱家骅重掌教育部，在政策、经费上给予北京大学充分支持，使其能够通过复员和接收奠定改制的基础。大学学科设置的变化，一方面是时代趋向、社会需求、政府导向及大学理念变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其具体的实现又与时势变动、人事更新等因素高度相关。

 

 

 

【关键词】

 

北京大学  抗战复员  朱家骅  傅斯年  院系增设

 

 

 

中国现代学科制度乃“援西入中”的产物，西方学术分科观念的传入与中国本土的接引都有高度的选择性，学科次第问题与本土对知识的需求与理解密不可分。近代中国整体的演化变迁，在学科的权势上也表现为某种转移。1922年6月，对于胡适提出的“好人主义”，常乃惪认为,部分是因为谈文化已经有些到头的意思，故而要出来谈政治，“已往的趋势是上山的，从工艺到法政，从法政到思想文艺，现在到了山顶以后便应当往下走了。我们现在只能走这政治的一步，过了这一步再走到工艺的一步，只有科学工艺是康庄大道”。从晚清最初在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工艺”，到五四以后谈文化走到头而越来越强调“科学”，尤其是可以应用的“科学”，似乎又回到“工艺”的层面，具体的表现则是工科等实用学科日益受到重视。

 

 

 

20世纪30年代，大学的成长往往表现在实用学科的发展，比如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等国立大学的工学院建设均取得长足进步。与之适成对照的是北京大学，其基于清末京师大学堂作为国家学校系统顶端“最高学府”的定位，而具有某种超越性的关怀。民国初年蔡元培任校长后实行的改制，奠定了北大注重文理基础学科的传统。这一传统何时开始发生变化？调整与变革如何成为北大校内的共识，又如何变成增设院系的现实？上述问题，既往研究虽偶有涉及，但缺少一种贯通的梳理，故而对其中若干关节点的理解也不无偏颇。学界对近代学科体系的整体变迁或某一学科史的研究已有相当的积累，但大多未能落实到具体学校，亦未注意到政府导向与校际之间的竞争等外部环境的影响。本文主要利用当事人的日记、书信等个人文件，辅以报刊及校史资料，重建在学科权势转移的背景下，抗战时期北大校内危机意识的出现及其战后改革实践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揭示抗战复员对北平高等教育学科布局产生的深远影响。

 

 

 

 

 

 

蔡元培1917年接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后，决定实行改革。受德国现代大学理念的影响，蔡元培认为，大学之性质与以“学成任事”为目的之专门学校不同，“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此求学者不应有“做官发财”的思想，“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蔡元培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大学乃研究学术之机关。进大学者，乃为终其身于讲学事业，学生如此，教授亦如此，教授须一面教人一面自家研究也，因此之故，拟竭力办理文理两科，完全其科目，因此两科乃法、工、农、医诸科原理原则所由出，而入是两科者，又大抵为纯粹讲学而来，既不想做官，亦不想办大实业也”。蔡元培认为当时学界的一大弊病即“重术而轻学”，“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趋不同”，文、理是“学”，而法、商、医、工为“术”，“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

 

 

 

北京大学原有文、理、法、工、商等科，蔡元培接掌后进行的改革，首先强调大学为学问而学问的定位，其次打算只办文、理两科，停办法科、工科、商科。对大学的重新定位是进行学科改制的内在驱动力。蔡元培在1917年1月的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上，正式提出“学、术分校”的主张，称由于“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故当分立；“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或与既存专科大学合并。

 

 

 

在蔡元培的建议和推动下，1917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对北京大学和天津的北洋大学进行学科调整，北洋大学专办工科，该校的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工科并入北洋大学，商科并入法科。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与改革实践奠定了后来京（平）津高等教育整体的学科布局与分工，影响至为深远。据李书华回忆，“民国十一年九月我初到北大任教。彼时北京有八个国立学校，简称‘国立八校’，即：北京大学（北大），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高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女高师），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法专），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农专），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工专），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医专），北京美术专门学校（美专）”。1922年以后，各专门学校先后升格为单科大学。1925年8月又增设国立北京女子大学，北京的“国立八校”变为“国立九校”。京津地区的国立大学，除北京大学以文理科为主外，其他大学基本上都是单科大学。

 

 

 

蔡元培的方案在当时也有反对的意见，比如《太平洋》杂志记者周春岳就提出，“通常大学，专设文、理二科，以外各科，别为独立大学。果为良制乎?吾亦不能无疑。西文之大学(University)，原意为教授高等学术各科之综合体。故言大学，即联想分科。分科无定，多多益善，大规模的集合组织，与分工之原则，相辅而行，现代文明社会之特征也。欧美各邦大学，罕见限于文、理二科。单科大学，其例也绝鲜。德国之各项高等专门学校，亦难引为例证。其程度即令与大学分科相当，彼究未正式居大学之名也。日本学界久有单科大学之运动，然其议亦罕见采行(以予之所知，则至今仅有大阪高等医学校，改为独立医科大学之一例)。今吾国大学改革之案，不以文、理二科之设，视为大学设备之最小限度，而定为大学分科之极限。不以承认有单科大学之例外为足，而定单科大学为通则。不诚过犹不及哉？各科学术，原有联贯。一综合体之中，各科同授，便利殊多。譬如文科与法科，法科与商科，工科与理科，理科与医科、农科，学术有密切之关系。综合则百般便于共通，独单则各须别为设备。是不仅原则上于高等学术研究之利便有关，即行政经费之实际问题，亦大有差异也。”

 

 

 

蔡元培的改革，使北大偏重文、理科，法科虽未停办，但因其属于“应用之学”，不免受到贬抑或忽视。因理科人才不易得，蔡元培时代，北大理科的发展实际也不突出，主要还是以文科名世。陈独秀1920年曾说过，蔡元培执掌北大后，“理科方面并不比从前发展，文科方面号称发展一点，其实也是假的，因为没有基础学的缘故”。胡适请当时在美国为四川筹建钢铁厂采购设备的任鸿隽和留美学生监督处书记朱经农在海外帮北大物色新人，但他们反馈的意见，都有对北大偏重文科的不满。1919年11月，任鸿隽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你们尽管收罗文学、哲学的人才，那科学方面（物理、化学、生物等学）则不见有扩充的影响，难道大学的宗旨，还是有了精致的玄谈和火荼的文学，就算了事么？”朱经农也提到，在当时的留美学界，很多留学生认为北大是“专重文科，把理工科看作无关紧要”，以致有“代表全国的国立大学，除了文科之外，一无特长”的讥讽。不过，作为蔡元培改革的遗产，北京大学的定位与学科布局在相当长时间内未发生大的变化。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实行的大学区制改革，导致北平高等教育院系格局出现大幅变动。1928年8月16日，国民政府大学委员会通过决议，设立北平大学区。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规定，“平津保三城相距甚近，而固有之高等教育机关，为公家所设立者，有北平国立九校，天津之北洋大学、天津工业专门、法政专门，保定之河北大学。三城有同类之学校，各校有同类之课程，重复之处，在在皆是。本草案对大学本部之组织，避免各学院课程之重复，以学术独立课程，错综平均发展，互相联合为原则，一方力求合理，一方兼顾事实”。据此，北平、天津和保定三地的国立大学合并，被命名为“北平大学”，下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艺术学院、师范学院、文理预科等。

 

 

 

不过，大学区制改革不到一年即被取消。1929年6月17日，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停办大学区。在6月25日的行政院会议上，教育部部长蒋梦麟称，浙江大学区及北平大学区将于当年暑假停办。北平大学区停办后，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相继恢复独立，其他各校合并组成北平大学。如时论所言：“北京大学亦获存留，仅将工、法、医各专校并而为一，称北平大学，形成分疆而治之势。”对这段历史，李书华曾总结称，“清末京师大学堂规模很大，后演成为北京国立八校或九校时，是由合而分。北大仅有文、理、法三部分，为规模最小的时代，然贡献却很大。北平大学区时代的国立北平大学，则合北京国立九校与天津北洋大学为一个大学，是由分而合，为规模最大的时代。大学区制撤消后，国立北平大学又分为北大、师大、平大与北洋四个大学，是又由合而分了。这是三十年间北方国立高等教育机关分合的经过情形”。此后，北京大学继续保持文、理、法三院的格局，与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在学科上形成差异，继续保持其注重纯粹学问的传统。

 

 

 

蔡元培的改革旨在突出大学“重学轻术”的导向，为的是革除科举时代学生求学以升官发财为目的的遗毒，澄清风气，认为有文、理二科并设者可称大学。不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规定：大学至少须有三个学院，“并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大学教育注重实用科学之原则，必须包含理学院或农工医各学院之一”。大学区制废止后，由于北洋大学仅余工科，不符合新的大学标准，故于1929年7月改名为“北洋工学院”。北京大学因文、理科之外还有法科，否则若按照蔡元培的改革方案彻底实行，也会被要求改名。《大学规程》对大学综合性和实用性的标准，与上节周春岳的意见颇为相似。

 

 

 

作为战前北京大学复兴的中心人物之一，胡适的大学理念与蔡元培完全一致。1937年4月，翁文灏在致胡适信中提到工科的重要性，“即此小规模的工程发展，中国工业人才已大感不足，现在学工程者殆无一人失业，尤以土木工程销路最广。……中国绝少专门人才，过去者已大后时，新来者未见其人，此诚为中国教育之一大问题。教育如不能供给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则教育为虚设”。胡适不同意翁文灏的意见，称“关于人才之教育，诚如尊论，国家教育应供给国家所需要之人才。但解释‘国家需要’，亦不宜太狭。国立机关如北大，如中基会，似仍宜继续为国家打长久算盘，注重国家的基本需要，不必亟亟图谋适应眼前的需要。现在学工程者已无一人失业，而工程师待遇又已骤增，将来社会风气自然会走向这方面去……此一方面已不待我们的提倡。我们所应提倡的，似仍在社会不注意的纯粹理论科学及领袖人才的方面。社会一时找不出炼钢炼铜的人才，还可以暂时借用客卿。此时我所焦虑的是：兴学五十年，至今无一个权威政治学者，无一个大法官，无一个法理学家，无一个思想家，岂不可虑？兴学五十年，至今无一部可读的本国通史，岂不更可焦虑？在纯粹科学方面，近年稍有生色，但人才实尚甚缺乏，成绩更谈不到。故我以为中央研究院、北大、中基会一类的机关此时还应该继续注重为国家培养基本需要的人才，不必赶在人前面去求眼前的‘实用’”。

 

 

 

然而，在政府导向与社会需求的双重驱动下，20世纪30年代大学的成长往往体现在工科的发展上，比如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全面抗战前十年，教育部不断调整、扩充理工农医等实科，同时整顿和裁减文法科。全面抗战时期，文、理两科在专科以上学校中的权重进一步降低。据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的观察，受政府影响，1936—1945年工科的学生“增加了一倍半，法科商科增加了一倍，农科增加了二倍，教育和师范两院科合计也增加了一倍半，这完全是抗战的需要。各种工厂增加了，工科学生出路好，政府增设农林部，征实增产，都是产业要政，银行企业林立，经济人才需要激增，同时政府采取了师范国营的方针，大量设立公费的师范学院，这就是农、工、法、医、师五院科人数增加的理由。反过来看，文、理两科，十年来的学生数，只各增一千人左右，简直渺小得可怜”。从各科学生数在各年度所占的百分比来看，文科与理科都大幅下降，出现“语文史艺的不受重视与纯粹科学的无人问津”。

 

 

 

近代以来，国人对科学与技术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科学史的发展历程来看，18世纪之前的发明更多来自实践工艺的经验，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尚不密切，而此后则更多依赖当时的科学发展。科学的发展和传播使工程师具备新式思维和实验技术，对发明来说相当关键。纯粹科学与应用学科的相互促进及其在大学中的并置，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界的共识，单科大学存在的合理性逐步减弱，大学日益追求多学科的综合性。

 

 

 

全面抗战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西南联合大学，其分办合作的体制，使三者之间存在无形的竞争。在学科组织上，清华大学的院系较为完备，且各学科发展比较平衡；北京大学的文、理学科较好，尤注重文科，但社会科学较弱，且没有工科。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担任院系负责人的比例较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贺麟在致胡适的信中曾指出，“清华有七个研究所继续进行，而北大除文科研究所外，乏其他研究机关，故以后对研究院之充实，似须特别注意”。相较于清华大学，抗战时期北京大学的研究事业未能充分发展，除了经费支绌，学科不完整也是重要原因。

 

 

 

全面抗战时期北京大学在学科发展上的危机意识，使得改变蔡元培时代确定的注重文理基本学科的观念，调整学科设置，增设农工医等实用学科，在校内成为共识。1943年1月，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致信胡适，谈及战后学校的办学方针与计划，“以北大之向来一贯政策，并蔡先生治学立身之精神为基础，战后在北平创立一文史与自然科学之中心，而以社会科学与应用科学附之，而尤以文史为中心之中心”。此方针在发扬传统的基础上，提到了“应用学科”，应用学科的定位即使只是“附之”，对于北京大学而言也是重大的改制。

 

 

 

1944年11月20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常委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由朱家骅接替陈立夫任教育部部长。与陈立夫任内对包括北大在内的西南联大的压制不同，朱家骅与北京大学渊源深厚，其出任教育部部长是北京大学战后复员的重要支持。

 

 

 

抗战胜利前夕，北京大学校内已经开始讨论战后复员与院系增设的问题，朱家骅参与其中，而傅斯年正是其与学校沟通的关键人物。据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的日记，1945年3月2日，法学院院长周炳琳从重庆回到昆明后称：“教育部本年可拨北大特别费五十万，骝先（朱家骅—引者注）对于北大复校甚关心，愿在战事结束前作一法律上定案，其意愿加设农、工、医三院，嘱余等筹之，余意第一步应先由教育部承认三校地位与各校一律有预算、有补助乃可也。”这意味着北京大学已开始考虑恢复独立与战后复员。7日，郑天挺收到傅斯年来信，其中附有朱家骅谈北大复校事的信函。10日，郑天挺回信给傅斯年，提出十点复校的注意事项：“一、现时立刻物色人才，预先说定来北大；二、请教育部承认北大、清华、南开之存在，一切权益与他校等；三、设工学院，先设水利、建筑（孟真原意）及纺织三系；四、如不迁都，校址以仍旧为宜，旧校舍亦敷用，但须加一大礼堂及健身房；五、东斋可改洋式建筑，为发展地步；六、译学馆可设医学院；七、设工农学院于城外；八、工学院、医学院之建筑计划、全部设备以及于人才，可与国外大公司、工厂或医院接洽，全部搬一整套来，杂牌拼凑于教学、于经济、于将来发展均不相宜；九、理学院添天文、统计两系；十、文学院文、语两系分开，添设考古系。”19日，傅斯年附上朱家骅的回信，内称：“战后北大之恢复，首先应在北平觅取占地两千亩以上之校址，否则不足发展，马神庙旧址太小，更难开展，鄙意将来必须及早添设农、医、工三学院，此三院负责人及主要教授人选亦宜早为注意。”5月13日，郑天挺回复朱家骅，表示“今后北大必增加新院系，始能更振奋院系之精神”。相较于郑天挺的设想，朱家骅的目标更大，计划也更周全。他于6月9日复函郑天挺，称：“关于战后恢复北大规划，拟将马神庙校址(包括第三院在内)划并附近房屋与地皮加以扩大，添设医学院与附属实习医院。至农工两院，则以旧北平大学农工两院原址加以扩充为宜。因西郊已有清华、燕大两校，另觅校址似非所宜，他处环境不佳，且马神庙与校史有关，放弃亦可惜。”8月7日，北京大学校内10余人讨论复校事。“端升主先设工学院而医与协和合作，将来可能并入北大，梦麟师主农先设研究所及职业专修科，暂不设大学本部，大猷赞成之”。也就是说，在抗战胜利前北京大学内部对战后增设学院基本达成共识，并拟有初步方案，且最初的计划过程中已经呈现出校内外联动的趋向。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京大学除留下少数教员在北平看管校产外，大部分教师随校迁往后方，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合组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8月，西北联合大学改组为5所独立的国立院校，分别是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沦陷时期的北平，日军操纵华北伪政权在北京大学原有文、理、法三个学院的基础上，利用原北平大学的校址与设施，增设工、农、医三个新学院，于1939年1月成立伪北京大学。

 

 

 

抗战胜利后，内迁的大学开始复员工作。1945年9月20—25日，教育部在重庆召开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朱家骅在开幕致辞时强调，教育上的复员并非就是复原，对于战后专科以上学校之分布及其院系科别之增减，必须先有通盘计划，方足谋日后之合理发展。所谓“复员并非就是复原”是战后专科以上学校地域分布通盘计划的表现，代表性的案例就是北平大学在战后仍留在西北，未能回到北平。这为战后华北高等教育的调整创造了空间，北大亦从中获得接收伪北京大学占用的原北平大学校产设备的机会。

 

 

 

抗战复员对战时陷入发展困境的北京大学是一次重要的机遇。文学院罗常培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曾提及战时学校的窘境，他称：“政府太不同情我们了。过去几年，北大简直没办法发展，不单比不上清华，连浙大，武大都抵不住。”但是抗战结束后，在朱家骅的全力支持下，“所有旧北大的房子、东西，以及伪北大各部门（工、医、农），以及东方文化图书馆，以及其他原不属北平研究院可能有之物事，一齐由北大接收”。1945年11月，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提到，“北大回后，大家也要复原。北平师范大学，骝先允其重设北平师范学院，他们还争‘大学’，这我看实无关系。而北平大学也闹复原(李五支持)，简直是与我们捣乱。骝先决不放松，介公也不要他回复”。正是由于朱家骅坚决不同意北平大学复员，所以为北京大学改制预留了空间。

 

 

 

抗战胜利后，如何处置伪北京大学是颇为棘手的问题。1945年8月18日，朱家骅发表广播讲话，“令沦陷区学校照常上课”。郑天挺认为，“此事不相宜，最好北大与中大共同请求将伪北大、伪中大停办，不由我两校接收”。22日，北京大学召开教授谈话会，就北大复员形成以下两点意见：1.“呈请教育部将伪北大停办，学生、教职员解散”；2.“伪北大之农、工、医三院，本校只接收校产，不接收员生，不接办”。意即，北京大学最初希望直接解散伪北大，以免去接收学生和教职员的麻烦，但希望能接收其校产。

 

 

 

1945年9月初，教育部正式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为代理校长。学校派郑天挺北上筹备复员。教育部设立平津区复员辅导委员会，由沈兼士领导，北京大学的陈雪屏和郑天挺也参与其中。因交通工具异常紧张，陈雪屏和郑天挺9月初到达重庆，10月初自重庆至南京，等待飞机飞赴北平，但延至11月初才到北平。

 

 

 

1945年10月，在等待北上途中，陈雪屏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对敌伪所设专科以上学校师生展开鉴别甄审工作，并在到达北平后负责办理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事宜。根据教育部的政策，北平临时大学分为八个补习班，以接收伪北京大学、伪北京师范大学及伪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的师生，共5000余人。其中，伪北京大学理学院改成第一补习班，文学院改成第二补习班，法学院改成第三补习班，农学院改成第四补习班，工学院改成第五补习班，医学院改成第六补习班，伪北京师范大学和伪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分别改成第七和第八补习班。郑天挺是第二补习班的负责人。

 

 

 

北大战后复员，最重要的前期工作就是对伪北大的接收，包括对伪北大师生的安排、机构的接办、校舍校产的接收。因为“北平有几千学生，假如北大不去，他们必要求挂起北大（至少分校）的牌子来。……我们如不于暑假在北平升旗，北平必出来‘北大’，也许客气些叫北京大学分班，或更客气些叫北平临时大学（无补习班三字），然必有‘北’、‘大’二字，必简称北大，从此抢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仪器，而以正统自居”。

 

 

 

1945年11月11日，北大昆明校友会为傅斯年开欢迎会，会中傅斯年报告了北大迁校及今后计划，他表示：“北大之发展，必须保持中国欧洲及北大过去之学术正宗，成为学术堡垒。今后三年内，将以竞赛方式充实文、理、法三院，并在可能范围内，再增设工、农、医三院。……对于伪北大教授，绝不任用一人。对于伪北大学生，将依政府规定，采取合法手续，使一部分优秀学生，可能在此大学获得求学机会。”

 

 

 

1946年5月4日，傅斯年为筹备学校复员工作回到北平。伪北大学生派代表前去询问北大接收伪北大学生的具体人数时，傅斯年做了详细说明。他称，北大将接收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一、二、三分班约700名学生；增设的农学院、医学院将接收第四分班和第六分班的部分学生；不接收以伪北京大学工学院为主体的第五分班学生，原因是北大工学院尚在筹备。

 

 

 

对于伪北京大学的教师，傅斯年一贯的主张是绝不接收。他认为，“惩处附逆之教育工作者应绝对从严，所有在敌伪学校任重要教职者一律不准在今后教育界服务”，目的是“为我教育界保持干净的记录”。1946年7月底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正式结束时，除少部分教员经过审查后被北京大学接收外，大部分教员都被遣散了。

 

 

 

复员接收主要是针对人和物，在甄审与接收伪北京大学师生以外，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校产设备的接收。胡适深知“纯粹科学还可以偏重精神，而实用科学则少不了物质的基础”。北京大学在战前只有文、理、法三个学院，校舍集中在红楼校区、马神庙公主府和北河沿。北平沦陷后，伪北京大学又在西什库、复兴门外罗道庄等地设医学院、农学院和工学院，增加了不少校舍、图书和设备仪器。郑天挺于1945年11月初抵达北平后，主持成立北京大学校产保管委员会，但“北大与清华情况不同，原有校舍已全部被日伪所办北大占用”，且“当时国民党接收大员正在为个人争抢房产，工作极难推进”。“直到傅斯年代校长抵平后多方疏通，才获大步进展”。据周炳琳致胡适的信称，“在先生未回国前，复得孟真兄允诺暂行代理，以积病之身愿任此繁剧，同人对孟真为母校牺牲之精神，钦佩莫名。数月来策划奔走，煞费苦心，尤其近二个月来，在北平洽收房屋，其魄力大，关系多，乃大收效果”。由于傅斯年对朱家骅的影响颇大，甚至被蒋廷黻称为“太上教育部长”，所以在1946年7月胡适归国前，傅斯年任代理校长，依靠朱家骅的支持及其本人的权势网络，为北京大学的复员争取资源、疏通关系。

 

 

 

朱家骅对北京大学的支持，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北平大学农学院的接收问题。早在1933年6月，清华大学在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开设农学院的指令后，就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先开办农业研究所。全面抗战时期，为适应战时需要，清华农业科学研究扎根大后方，在物资紧缺的战争时期也获得了显著的发展。战后，清华大学拟增设农学院，打算与北大共分北平大学农学院，但因教育部偏向北大，未能如愿。

 

 

 

1945年8月19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向郑天挺提及“欲与北大共分北平大学农学院”的想法，还拟具计划书提交教育部。9月30日，郑天挺见朱家骅时，“（朱）谓北平大学医学院决定划入北京大学，工、农两院尚未定。日前部中会议，司中主张以工、农划入清华大学，因本有工学院及农业研究所也，朱公以他语乱之，令改日再谈。同时，清华大学有一计划书上部，所请亦同，而孟真亦有一函致朱公，实公函非私函，述北京大学今后设置院系情形，主张工、农不与清华重复。立武于孟真函上批‘交司参考’，骝先先生见之，乘机点破，另加长批，将医划入北大，北大工院既主应用，可先设理工学院，置应用化学各系。于农未批，只书‘清华无农学院，何以有农学研究所’数语”。10月5日，梅贻琦“上午赶将清华院系充实草案写出，十一点半携赴部与部长商谈，彼未言可否，但谓将来须作全盘合理的调整。……又与立武谈接收平中农工医三校事，彼意欲使清华接农校，而谓北大殊欲舍医而取农，尚须与孟真商量”。傅斯年10月17日致信胡适，称“农学院的问题，目前只在清华，如果清华也坚持三十五年度办，教育部为难”。教育部从整体规划的角度，计划战后在北平只有一所大学增设农学院，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都有意增设农学院，清华还希望与北大共分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场，由此形成竞争关系。

 

 

 

1945年11月6日，梅贻琦致信朱经农、杭立武，称“清华方面同人以为，复校之后旧有院系须力求充实，然后于文、理、工三院增添三数系，以应国家建设之需要，并就农业研究所基础成立农学院，此外一时恐无余力再事扩充。倘北大亦将办农学院，则两校尽可商量分工合作。而圆明园原由政府拨给清华作农场者，如一时不能收回应用，则旧平大农学院之农场，希望能与北大合用”。1946年4月3日，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函告梅贻琦有关学校复员各事，提到教育部对农学院的定案，称“农学院，既有北大接办之成案，当然不能改变，但部方正式当众否认数日前对履所表示之三点：a.重复；b.太多；c.除非平大农院另划归清华承办(气话)。并由部长说明清华原在部之办理农学院旧案，不推翻或打消，而加以维持(当场无书面记录，将来部令如何说法只得候其令文)。而傅校长亦正式声明北大绝未因北大办农希望清华不办农院，而此事讨论即暂告段落”。也就是说，虽然清华希望与北大共同接收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希望落空，但两校均可增设农学院。

 

 

 

与农学院不同，伪北京大学工学院因基础薄弱、程度较低、设备简陋，北大和清华均无意接办。教育部一度想让北大与清华合作接收，由清华主持，但也未能实现。如时人所言，“北大原欲自创一个工学院，故不愿接收，有人提议北大、清华合办，但清华自有工学院，故亦拒绝”。北大、清华均对接收伪北大的第五分班表示拒绝，加之第五分班旧平大工学院的师生主张恢复独立，也反对两校接收，后经傅斯年、陈雪屏建议，由教育部令北洋大学接办，改称北洋大学北平部。由此可见，战后复员接收过程中，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最重视的实际是校产设备。

 

 

 

在办理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时，为避免在接收问题上出现竞争，北京大学也极力排除清华的参与。据郑天挺1946年4月15日日记，当时报载西南联大决定展期四个月迁移，联大开会讨论行止，“此事影响于此间者（北平）较昆明为大，故咸主下学年三校继续合作接办补习班，将此间需要之人员开单请昆明派来，人选则由昆明同人自定”。会后，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提出，“今日之决议虽佳，但合作尽管合作，财产不能不分，否则北大太吃亏，因今日之财产全属北大所有，药品用一些少一些，仪器用一次坏一次。自己管理尚可通盘筹画、设法撙节，别人主持未必珍惜。谓不如由北大单独办理，而使应入清华、南开之学生到北大借读。盖三校合作则系主任不能不由三校分配，是别人分别代我主持，由北大单独办理，则系主任、院长全属自己人，一切好办。学生借读，则主客自分”。郑认为“其言颇有理”。北大经济系教授赵迺抟亦“以合作为疑”。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的三所学校在复员接收问题上，有人称“以北大的资本最充足，问题最简单”。北京大学最幸运的是“它的校产不只在战争中没有被破坏，而且大有增加，此外它也接收了不少的房产。它的图书也因伪北大的关系而大有增加”。而清华大学在物质上所受的损失较重。北京大学在战后接收伪北京大学的校产设备实际上包括三部分：一是被伪北京大学占用的原北京大学的校产设备，二是被伪北京大学侵占的原北平大学的校产设备，三是伪北京大学新添置的部分校产设备。1945年10月，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及，“有一件好事，即北大并无太大之损失，而且添了些东西。如办医学院，闻设备甚佳。伪北大理学院设备听说也不差。尤其好者，是伪文学院添了好些书。李木斋的书，卖给伪北大（听说，最要紧的未交出，应追究），而日本人之东方文化研究所也有好些书，骝先主张中央研究所〔院〕接收，我想，后来再转入北大”。后来傅斯年与朱家骅商妥，东方文化研究所的图书“由中央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共同接收”，改办为“蔡元培先生纪念图书馆”，由北京大学支付经费，双方共推管理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在傅斯年的努力下，东方文化研究所的300多间房屋也大部分借给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到1946年9月，共计45万册，其中包括经昆明运回的、接收伪北京大学的，以及从敌伪追回的三部分。1946年8月，冯友兰在北京大学校友会欢迎校长胡适的会上也肯定了北京大学复员接收的成绩，称“来北方后，果然证明了北大四壁琳琅，清华四壁皆空，南开四壁皆无”。

 

 

 

抗战结束后，北平仅保留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平师范学院3所国立院校。这符合蒋梦麟以往的设想。1939年6月，他在跟郑天挺的谈话中提到：“战争停后，北平不应更有四大学，如北大，归则当移至城外。”北平大学被留在西北未能恢复，北京大学接收了伪北京大学的院系、校产及设备，相当于合并了战前的北平大学，恢复了京师大学堂时期综合性的学科建制。

 

 

 

 

 

 

1946年10月，北大在北平复校开学。有报道称，“胡适校长领导的北京大学，由三院变为六院，由原来的一千余学生增到四千七百学生，正想以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姿态迈进，要在学术上向国际之林争取中国应有的地位”；学科设置方面，“传统的‘德先生’‘赛先生’，在主持人脑子里的地位屹然未动。从纯粹科学的基础上，进而至于增设实用科学的农工医”。如果把1917年蔡元培调整北大学科的改革称为“第一次改制”，那么抗战胜利后北大的院系增设可谓“第二次改制”。

 

 

 

北京大学的第二次改制，以增设医学院最为成功。战前北平的医学教育发展位居全国前列，拥有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北平协和医学院、中法大学医学院和燕京大学医学预科等专业院校。北平沦陷后，日伪统治当局以北平大学医学院旧址为基础，设立伪北京大学医学院。该学院的成立得到日本外务省和军方的共同支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北平协和医学院被日军强制关闭，伪北京大学医学院留用诸多协和医学院的华人教师，并占有协和的部分设备，成为关内沦陷区规模最大的医学院。

 

 

 

北京大学历史上并无办医学院的经验与基础，所以最初对办医学院颇有顾虑。1945年10月，傅斯年在致胡适的信中提到，“医学院极有意思，也有学术上之价值，但太花钱了，怕办了影响其他太大”。蒋梦麟“不赞成有医学院，理由是钱太多”。但是，朱家骅坚决主张北京大学办医学院。此外，“林可胜主张，将协和并入，理由：①有协和，我们办不好；②先生作校长，他们肯的。我看协和调子太高，又不肯多收学生，恐怕是累赘，也未必容易办到。林或太乐观”。总之，北京大学对于办医学院颇为踌躇，“医学院问题，一面舍不得，——医学确是学术上的大科目——一面不敢接，目下一切未定”。

 

 

 

由于清华大学没有办医学院的计划，而私立协和医学院的规模较小，故教育部对战后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定位是将其建成华北医学教育中心。按照教育部的指令，北京大学接收了伪北大医学院的学生及校产。北平大学医学院在沦陷期间设备不但没有被破坏，反而有些增添，并且借用了当时已停办的协和医学院的大部仪器设备，增聘了多位有声誉的教授，其设备和附属医院全部由北京大学医学院接收。善后救济总署为其提供了器材、药品、设备方面的经费补助，所以，北京大学医学院甫一成立，规模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比过去更大了。

 

 

 

不过，师资是北京大学增设医学院面临的另一难题。梅贻琦曾指出，医学院固然重要，但“即使有钱亦非旦夕所能办好”，“大学之理学院，尤其是化学、生物两系，已有基础者固较易为力，但此仅能给予医预科(Pre-medical)之训练，专门医科之师资则甚缺乏，故清华不敢问津，北大或有同感也”。在接收第六分班之前，傅斯年曾公开宣布，不会聘请任何曾在伪北大医学院任教的人员。但这批教员中有太平洋战争后被迫停办的协和医学院的部分优质师资，这些人大多曾留学欧美，是当时中国顶尖的医学人才。如果弃之不用，医学院师资匮乏问题将很难解决。傅斯年也不得不做出妥协。1946年5月5日，傅斯年改变态度，在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临大医学院执教的前协和医院的人是可以留用的，因为他们学业好”。充分吸收协和教员，对于提升北大医学院的实力，具有重要意义。至于医学院院长人选，时任卫生署署长金宝善推荐了杨济时和卢致德，而胡适属意协和医学院的马文昭。傅斯年也认为马文昭“办事极其认真而方正”。1946年10月11日，马文昭正式就任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

 

 

 

医学院成立伊始，有医学系、药学系和牙学系3个系。以人数论，医学系最多，药学系次之，牙学系最少。医学系再分18科，并设附属医院两所，聘请病理科秦光煜、生化科刘思职、妇产科林巧稚、外科关颂韬、内科吴朝仁、眼科毕华德、耳科刘瑞华、儿科诸福棠、脑神经科许英魁等专业造诣极深的专家。在学制方面，1946年9月2日，北京大学第六次行政会议议定，医学院学生修业年限定为七年，医预科二年，基本学科二年，临床科目二年，实习一年。胡适在开学典礼上表达了对医学院很高的期望：“医学院我在这里可以替北大登登广告，在世界的地位且不说，在全国不说第一，至少占第二，人才方面都选全国最好的人才担任，设备方面在国内恐怕只有上海医学院和中大医学院差可相比。”

 

 

 

北京大学创办农学院，为中国农业教育史翻开崭新一页。在北京大学最初的计划中，对于增设农学院是最有把握的。1945年10月，傅斯年在致胡适的信中提到，北大增设学院计划的排序，“农第一，医第二，工第三，以好办否为标准”。之所以如此看好农学院，一方面是对农学在华北的发展前景有信心，“农学院似甚有意思，在华北之将来，其用无穷”；另一方面是办农学院的物质条件基本具备，“农学院最费钱的事是地”，因接收以前北平大学的校产和农场，故地的问题已经解决，此外，“农具，车辆，似可借重善后救济总署”。

 

 

 

农学院原本拟请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章之汶负责办理，然章氏没有就聘。后来北京大学决定请俞大绂任院长，俞大绂是傅斯年的妻兄，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博士，植物病理学家。1946年1月5日，傅斯年动员夫人俞大綵劝驾，“因为他尚不痛快，故须多人劝”。20日，俞大绂回信表示同意，并立刻着手农学院的筹创。他认为，“北京大学的农学院，也不应当违背蔡孑民的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我们的宗旨，只是想造成一个做高级研究的学府”。俞大绂广邀贤才，致力于铲除农学界的旧团体，所聘各系教师均为全国甚至世界所知名者。1946年9月12日，北京大学第九次行政会议聘应廉耕为农业经济系教授，卢宗海为农艺系助教。其他还聘请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专家，如农学系主任李先闻，为四川农改所的小麦专家；畜牧系的熊大仕是中央大学出身的马畜专家；土壤系的陈华葵，原在中央农业实验所任职；森林系的李荫桢是四川大学教授；园艺系的陈锡鑫，系留日的老园艺学者；昆虫系的周明牂、病害系的林传光、北平大学的老教授周桢都在聘请之列。农学院共设10个系，在当时全国各大学农学院中系科最全，其中昆虫学系、植物病理学系、畜牧学系、兽医学系和土壤学系都是国内首次单独设系。农学院有两处农场，一处在玉泉山，约700亩；一处在卢沟桥，约1500亩，大致可以满足教学科研的需要。

 

 

 

如前所述，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经过不断协调与磨合，在农学院问题上达成了分工合作的共识。据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报告，“昨晨与沈宗瀚兄晤谈，沈竟希望将来北大偏于农本科生之训练，清华偏重研究院学生及教师之研究，华北中农所及中央试验场则偏重农业实际问题之试验研究及推广。沈君甚盼三个机构能通力合作。大绂兄已于前天清晨飞平，行前来履处曾作竟夕谈。大绂兄认为现刻彼挺身出为北大打开场面，实于北大、清华将来农业学术合作深有裨益，否则如由不相干之人在北大开张，则将来必无从与清华之标准合作。……渠意北清两校农业师资须多互相(同时或轮流)任他方之教课，及从事在他方之工作”。

 

 

 

鉴于战时中日之间军事和工业力量的悬殊以及战后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北京大学战时即有创办工学院的讨论，但因困难较大，所以持极其谨慎的态度。1945年10月，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提到，“增设学院事，孟邻先生当年有意于工学院，但今日工学院绝难请得好教员，花钱太多，人家比我们早二十年。此时来上一下，恐怕要出丑，请先生斟酌一下。土木、机械等系，乃工学院之基本，请教员最难”。傅斯年此处“人家”指的是清华大学。早在1926年，清华即有工程系之筹设，至1946年已经建成土木、机械、电机、航空四系，复员后又新增建筑系、化工系，有庚款作充足稳定的经费和“比肩欧美各大学实验室”的设备。北京大学1946年度的工作计划提出，“拟恢复之工学院，为避免与左近之工学院重复起见，拟暂设四系，如经费不充裕，先自一年级办起，北平补习班工科之学生可转入他校”。这表示，北京大学虽然拟试办工学院，但压缩规模，且不接收伪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学生。

 

 

 

1946年8月22日，北京大学第三次行政会议决定成立工学院，由傅斯年、江泽涵、郑华炽、马大猷、孙承谔五位教授任工学院筹备委员，傅斯年是召集人。院长人选最初是钱学森，由理学院院长饶毓泰推荐，钱也有意回国接任，甚至还拟定了《工程科学系之目的及组织大纲（草案）》，但因钱时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聘约尚未到期，所以最终未能成行。随后饶毓泰推荐了自己的学生马大猷。马大猷是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后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1946年9月2日，北京大学第六次行政会议通过了工学院建设三年计划：第一年先设机械、电机两系，招考新生以80人为限；第二年添设土木、化工、矿冶三系；第三年添设航空、建筑两系，达到七个系的规模。不过教育部认为，北大工学院建设进度缓慢，基础薄弱，故不支持其扩张规模的计划。1947年2月，朱家骅在致胡适的信中表示，“该校早于民国初年将工科并入北洋大学，蔡故校长向不主张将工农等实科在一大学内同时办理，该校殊无筹设之必要。前因北平大学不再恢复，乃将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农工医三科学生并入该校设立三个学院，以便结束。嗣该校不愿接收工学院，乃将该院并入北洋大学办理。现该校既已招收工学院学生，姑准照设，惟该院学系应以机械、电机两系为限，勿再增其他学系并应力谋充实该两系内容”。

 

 

 

北京大学以学制和办学思路不同为由，始终不愿接收北洋大学北平部，但1947年7月16日，教育部一纸训令，强行决定将北洋大学北平部拨交北京大学，并且命令“所有该部分之校舍、设备、经费、员工名额及学生均应于8月1日移交该校（北大）接收”。因原北平工学院师生的反对，北大接收后，多数旧教授选择离校，故北京大学工学院在师资、设备等方面得到的扩充有限。从发展规划及实施情况来看，北京大学工学院的规模和实力相对医学院和农学院较为逊色。相较清华大学，北大的农学、医学较好，而工学无法与之相比。

 

 

 

战后，北京大学虽然接收了伪北京大学和原北平大学的校产和设备，但在精神上却是全新的。1945年8月，傅斯年在致郑天挺的信中强调：“北大复员后增设工、农、医三学院，弟意工学院不要与清华重复，我们只办建筑、水利两系。农、医学院，绝不接受北平大学之老底子，我们从头办，说美国话系统的。”有研究成果也表明，抗战胜利后，教育部指派北京大学启动对伪北京大学医学院的接收与改造工作，通过引入美国医学完成了去日本化。1946年1月，饶毓泰在海外物色工学院人才时也强调：“中国工程教育向未上轨道，北大开办工科，无传统的负累，有布新的勇气，凡关心中国工程科学前途者不应该错过这个机会。”就此意义而言，战后北京大学的改制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一次重大的革新。

 

 

 

 

 

 

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在复员的同时，通过接收伪北京大学及整合原北平大学的学科资源，在原有文、理、法三院的基础上，增设农、医、工三院，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复员当年，北京大学共有学生近5000人，教职员1300余人。其1947年度经费概算书也显示，“本校之医学院为华北唯一之国立医学院，并设有应诊之病院，病床概多，范围甚大，人员经费与一般不设应诊医院之医学院大不相同。又本校之农学院亦为华北唯一之国立农学院，有农场林场五处，肩负研究若干北方农业问题之任务”。这说明改制后的北京大学，在经费预算总额、教职员规模及新设学科实力等方面均居华北高等教育版图中的领先地位。

 

 

 

大学学科设置的变化，一方面是时代趋向、社会需求、政府导向及教育理念变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其具体的实现又与时势变动、人事更新等因素高度相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政府导向与社会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对应用学科尤其是工科发展的重视，使得大学的发展越来越强调其综合性和实用性。抗战时期北京大学经费短绌，只能缘轨而行，无法改变困境。战后的改制以抗战复员为契机，得到教育部在政策、经费上的充分支持，通过复员和接收实现改制。

 

 

 

综合来看，战后北京大学的院系增设与改制，源于内外多种因素的驱动，大致可以从区域、校际与校内三个维度来看。从国家的整体学科布局来看，抗战复员是一个调整高等教育区域分布及院系学科布局的重要契机。北京大学增设学院与国民政府对北平乃至华北高等教育布局的调整方案密切相关，尤其是医学院的建设，实际上是国民政府规划的结果，而非北大的自主选择。北京大学原本没有办医学院的计划，因为自身没有办医学的基础，且医学需要资金太多，但教育部的支持，使得医学院享有独立追加的预算和教职员编制，从而有力保障了医学院建设的经济和人才基础，且不至影响其他院系和学科的发展。

 

 

 

当然，国民政府的整体布局会考虑同一区域国立院校之间学科设置的合理性，具体到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可以发现两校复员前后的学科调整中，医学和工学其实是错位发展的，而农学一度形成竞争关系。这说明校际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差异化的分工，实际上是一种良性的学科生态系统。就北京大学校内情况来看，其既有院系的充实和新增院系建设之间存在某种紧张，新增院系如果不能获得教育部的支持，有独立预算的保障，则会变相占用既有院系发展的资源，反过来也会限制其自身发展，工学院即如此。以上三个维度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故抗战胜利后北大的院系增设与改制，受自身办学基础、与清华的校际关系以及国民政府的整体规划等因素的影响。

 

 

 

院系的增设涉及经费的投入、校产设备的配置以及负责人与师资的聘请，没有政府的政策支持与资源投入，很难实现。蔡元培时代放弃应用学科，也是考虑到学科之间资源分配不易周全的因素，可以集中资源发展纯粹科学。不过，一旦放弃，再办就是从头开始，投入更大，人才更不易集中。北京大学在抗战结束后创办农、工、医学科，都要与既有的其他院校实行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战后北京大学增设学院，如果没有伪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的校产设备作为基础，没有教育部在经费预算上的支持，其难度可想而知。

 

 

 

从区域的视角看，民国初年一直没有停息过的大学区改革主张，其实除了既往研究注重的教育独立的初衷外，实际上也带有整体学科布局规划的考量，目的是避免区域内学科院系的重复设置。蔡元培时代奠定了大学以文、理两科为根本的传统，其余强调致用的学科则发展为单科大学，由此形成北平高等教育机关差异化的学科分工格局。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不断突出实用的导向，历任教育部部长都在谋求学科整体布局的优化，尤其是文科与实科比例关系的调整。北京大学作为近代中国开风气之先的大学，其学科的变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学科权势转移的历程。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