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27年6月，晋系军阀阎锡山正式加入国民党北伐。在此前后，他周旋于张作霖、冯玉祥之间，既谋求与张作霖联合，酝酿奉、宁、晋“讨共大同盟”；又同冯玉祥“捐弃前嫌”，相约讨奉。山西毗邻京畿的特殊地理位置使阎锡山在北伐中充当了独特的历史角色，也令其萌生进取京津的野心。9月底，阎锡山挑起晋奉战争，但晋绥军财力、兵力不足的劣势日渐凸显，很快由攻转守。1928年5月北伐局面扭转后，阎锡山乘势进占京津，开始走向全国政治舞台。不过，随着北伐的推进，国民党各派系力争获得更大生存空间和利益，矛盾日益加深，军阀政治的弊病延续至国民政府时期。

 

 

 

【关键词】

 

　　北伐  国民党  阎锡山  张作霖  冯玉祥

 

 

 

1926年开始的国民革命军北伐，以消灭北洋军阀的统治为目标。晋系军阀阎锡山本是北伐的对象，但在北伐战争中却摇身变为国民党的重要力量。北洋政府时期，阎锡山纵横捭阖，凭借山西表里山河、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势而日渐崛起。不过，由于山西地瘠民贫，限制了晋系发展，故阎锡山长期奉行保境安民政策。北伐军兴后，山西因毗邻京畿，战略地位凸显，阎锡山被视作“掌握着中国北方军事形势钥匙”之人。他通过向国民党改旗易帜而扭转局面，将在北洋政权中积累的政治资源，转化为占据新政权政治优势的资本。

 

 

 

1927年6月至次年6月，不仅是阎锡山与张作霖势力消长的分水岭，也是新旧势力交织抗衡与分化组合、政治文化急遽变迁的时期。对于这段历史，学界多将注意力集中于阎锡山与国民党的融合过程，对于阎锡山在国民党二次北伐中的作用关注有限，特别是阎锡山在易帜前后如何处理与奉系为首的北洋集团的关系，又如何快速适应国民党的生存规则并获得卫戍京津之权等问题，仍待深入探讨。阎锡山奉行中庸之道、喜好取巧，而内心又有极强的权力欲，使其呈现出左右逢源和政治冒险的双重面相。易帜后，阎锡山虽置身复杂的派系中，但巧妙利用山西的地理优势，在晋奉战争中苦撑待变，并在国民党二次北伐时抢得先机，率先进驻京津，在国内政局中获得举足轻重的位置。阎锡山进入京津之路，可以说是借力打力，尽其所能发挥自身优势，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范例。

 

 

 

 

 

 

北洋时期，阎锡山“皆以服从北京之中央政府为志，不论何人当政，皆乐与周旋”。依靠山西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阎氏韬光养晦，秉持“保境安民”原则，在军阀混战中多作壁上观。到北洋后期，中央权力式微，政治局势变动剧烈，介于奉军与西北军势力范围之间的阎锡山明显感知到这一变化。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军阀张作霖逐渐崛起，把持北京政权，对毗邻京畿的阎锡山恩威并施，迫使其臣服。西北军冯玉祥亦对山西地盘虎视眈眈，1926年5月大举攻晋，占据晋北大部地区。在直奉军的协助下，阎锡山方化险为夷。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后，北洋政权加速崩坏。9月，由苏联归国的冯玉祥重振旗鼓，在五原誓师加入国民党，呼应南方北伐军，再度威胁山西。为遏制冯玉祥，张作霖要求阎锡山协同解决西北军。这使阎锡山一筹莫展，慨叹“东边迫我向西打，西边迫我向东打，左右为难，而无审慎自主之余地，可危孰甚”。阎锡山信奉“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认为欲在风雨飘摇中站得住，需变闭关自守为借重国内“外交”，即所谓“拉朋友”。其时，阎锡山选择国民党为新靠山，1926年底就北伐问题与蒋介石接洽。但在北伐军尚未长驱北上前，阎锡山仍置身于左右为难的境地。12月1日，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任命阎锡山为安国军副司令。在张作霖的逼迫下，阎锡山不得不协助奉军进攻西北军。1927年1月，奉军攻克五原，绥远防务由阎部商震办理。

 

 

 

在冯、阎、张三角关系中，因在北京的利权冲突和支持郭松龄反奉，冯玉祥与张作霖结怨，二人势同水火，无妥协的可能。这在客观上增加了阎锡山的转圜空间。冯玉祥出于“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考量，2月向晋方表达合作诚意，“以期共获利益”。阎锡山多年来游走于不同政治势力之间，极善敷衍应付，故对宿敌冯玉祥的合作要求亦是来者不拒。此后,二人互派代表往来。阎、冯密谋的内情被奉系侦知后，阎锡山对张作霖采取骑墙策略，向其表示忠诚：“若时机一至，舍命帮助雨帅底定国家，必不落人后也。”并称，自己“从来不轻与人合者，即是不轻与人离。惟对任何方面，均不愿取决绝主义，致当其冲”。不过，这丝毫不影响阎锡山下一步的举措。

 

 

 

4月1日，阎锡山宣布废除北京政府任命的山西“督办”名义，改称“晋绥军总司令”。这被张作霖视作阎锡山“恐不能再听中央命令”的信号。之后，奉军在逮捕李大钊时，搜获武汉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与冯玉祥、唐生智协力北伐的密电。安国军总参谋长杨宇霆认为，阎锡山“和奉为手段，联冯为目的”，建议张作霖早做准备。但张作霖似乎对此并不以为意，甚至向山西驻京代表李庆芳表示，自己充分信赖阎锡山，以后北方事由其二人主之，“愿与百帅如当年刘坤一、张之洞保安北方”。事实上，张作霖是为拉拢阎锡山，打消其出兵直隶的威胁。是时，奉军在石家庄、保定、正定一带约有10万兵力，构成对晋绥军的绝对优势；但在京绥路却只有小部分军队，而晋绥军在该线大同、绥远及包头的兵力则达8万人。张作霖不得不有所顾虑。而阎锡山对奉系亦“极融洽”，其政治选择受到政治局势和南北势力变化的影响，“不惟非局外所能明，且非局中所自晓”。阎锡山“力避与奉军起隙”，提议“以三民主义吸收群众”，借以侧面解释自己接纳三民主义之目的。

 

 

 

由于北伐形势逼人，张作霖对阎锡山的提议表示认同，而被宁汉纷争困扰的蒋介石亦有联奉意图。尽管张作霖和蒋介石对于“南北妥协问题，已在暗默之间”有所进行，但张作霖坚持与蒋介石的妥协须建立在对方承认其为“老大哥”的基础上。依附奉张的军阀也各有打算，孙传芳“欲复南京”，张宗昌对上海“未能忘情”，宁奉合作充满变数。为此，阎锡山利用其北洋军阀和昔日同盟会会员的双重身份积极居间联络，既劝张作霖接纳三民主义，联合蒋方一致“讨伐共产”；又促蒋介石搁置南北分歧，共同合作。阎锡山在宁奉之间穿针引线，既可缓和与奉系关系，又不将政治筹码完全押向冯玉祥。

 

 

 

这一时期阎锡山表面上仰承张作霖，暗中却同各方互通声息，根据北伐军事进展调整政治步调。其与镇嵩军统帅刘镇华的往来，将此体现得非常充分。五原誓师后冯玉祥与镇嵩军在陕西激战，阎锡山为免得罪冯玉祥，迟不兑现援助刘镇华的约定。在刘战败被迫与冯合作后，阎锡山又极力拉拢刘，并授之以“避害主义”原则应付时局。之后，刘镇华采纳了阎锡山的建议，表面接受张作霖授予的安国军陕甘总司令，私下征得冯玉祥谅解，缓和各方以待时机。刘镇华逐渐意识到，唯有与阎锡山步趋一致，方能趋利避害。由此，刘镇华一方感慨道，“阎喜用术，恒使人坠入其中而不自知，实非寻常人物”。变局之中，阎锡山在各方势力之间积极肆应，政治地位日渐提升。

 

 

 

1927年5月26日，亲武汉国民政府的冯玉祥击败奉军，攻克洛阳，山西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山西东临直隶、西望陕西、南接河南、北连绥远及察哈尔，处于北伐军与北洋势力的过渡地带。张作霖最担心的莫过奉军南下作战时，阎锡山的晋绥军袭扰其后方，断其退路；而若与阎锡山合围西北军，则郑州后方的奉军后援尽可开赴前线。但阎锡山对张作霖的多次出兵要求均婉言相拒；同时，亦对冯玉祥方面敷衍塞责。当时，武汉国民政府计划在北伐军北上时，西北军、晋绥军分别出兵潼关和京绥线、正太线，如此不难击败奉军。5月28日，唐生智部攻占军事重镇临颍，迫使张学良放弃郑州。冯玉祥、唐生智两军会师在即，阎锡山却未践约出兵。汪精卫对此颇为恼恨，认为若非阎锡山爽约，在奉军败退时断其后路，武汉国民革命军“早已到北京城了”。

 

 

 

阎锡山如此举动，与听闻冯玉祥将改变进攻路线，经石家庄而取天津，由绥西东进北京有关。按照事先商定的军事计划，阎锡山在正太路沿线布置的晋绥军8小时便可抵达石家庄，凭地利之便可以先入北京。但冯玉祥多次要求假道绥西，令阎锡山滋生疑虑。阎、冯彼此防范，合作的前提是对己有利，而非助对方成功。阎按兵不动，目的是沉机观变，谋求更大利益。

 

 

 

1927年春夏之间，常年负责对外联络的晋系要员梁汝舟由豫返晋后，阎锡山问询道：“北洋系能否继续存在下去？”梁认为北洋系绝难长久，现下不过是回光返照，在座的晋系政要赵戴文持相同看法。与其说这是阎锡山关心北洋政权的命运，毋宁说是为取代奉系的想法寻求印证。此前，阎锡山长期受当政的北洋军阀压制，治晋16年如女子“待守闺中、不越绣闼”。这既受个人性格和思维方式影响，也由山西的军事实力和经济条件决定。北伐兴起后，阎锡山为各方势力争相拉拢，这使其心境发生微妙转变，进取北京的意愿愈加强烈。

 

 

 

经过数月的观察，在奉军节节败退的现实面前，阎锡山认为的易帜时机日臻成熟。5月31日，阎下达动员令，进兵娘子关。他劝告奉方“须以政治的方法，谋挽军事上之颓势”，建议：（一）张作霖下野；（二）取消安国军；（三）改称国民革命军；（四）联蒋共同“讨赤”。阎氏强调，只有做到这四点，“晋省仍能极力帮忙”。在战略上，阎锡山大有以北伐军为后盾迫使张作霖下野，取奉而代之之势。6月3日，阎锡山正式公开易帜，并于三天后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这在无形中宣示了阎锡山在北方政坛的首领地位。由此，阎锡山与北洋政府的关系由臣属变为对立，开始同张作霖划清界限并另辟局面，同时将老对手冯玉祥置于其下。

 

 

 

但易帜后的局面更加微妙和复杂，阎锡山“总觉得是在几个均势力之下存在，不能不面面敷衍”。他“很害怕”冯玉祥会发动进攻，故在山西各处补城掘池；又因晋绥军驻兵井陉，与奉系关系趋于恶化。在奉系方面，由于阎锡山突然易帜造成的军事威胁，加之奉军、直鲁军在豫南和津浦线接连失利，张作霖决定退守直隶、山东。但奉军实力犹足以维持北京、天津、保定一线，收缩战线后犹易集中精力对晋。显然，阎锡山高估了奉军败况，他所期待的“奉军北去，山西维持京畿”的局面难以实现。晋系与奉系不同。奉军兵败后可出关自守，山西却退无可退，阎锡山仍要以政治手段斡旋。

 

 

 

观察阎锡山易帜前后的行为，与其乐观进取心态相伴的，还有不确定感和担忧，这种情绪的根源亦源自奉系。阎锡山宣告易帜前两天，接连致函山西驻京代表李庆芳，令其代向奉方解释：出兵直隶“不过应付环境”，“决非别具野心”，极力表白“岂愿舍雨帅而与冯、唐共事”的拳拳之忱。易帜次日，阎锡山因担忧张作霖的态度而惶恐难安，表示愿组织“北京国民委员政府”，推戴张作霖为领袖，决口不提令其下野一事。他向奉方承诺“利害与共”，主动提出联络南京及各方共组“讨共大同盟”。以“讨共”旗号组织同盟，既可求同存异，又能掩盖奉、宁、晋本身的政治冲突。

 

 

 

此外，阎锡山力促张作霖取消安国军而改国民革命军。阎锡山认为，以国民革命军旗帜实行“讨共”，人心既得，军民之隔阂可除；并称，“此乃巩固北方的办法，并非投降南方的办法”，革命并非南方之特权。以上虽为劝说之言，但不乏阎锡山真实想法的流露。显然，政治信仰并不在阎锡山政治抉择的优先位次，他与国民党接近，更多的是基于现实利益。在阎锡山的认识中，旗帜问题无关紧要，“作战为求胜，凡可以帮助胜利的方法，即当采取”，应以利害得失而“不当为虚面子所困”。阎锡山所谓无关重要的“虚面子”，在张作霖看来却关乎甚大，这与二人地位和实力差别有关。

 

 

 

尽管东三省和山西相似，地理位置较为隔绝，均是地盘固定、财税稳固和征兵制度健全的政治实体，但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却不可同日而语。这使晋奉的发展路径差别明显：一为保境安民的内向型，一为争权拓境的外向型。张作霖全面执掌东三省军政大权后，一直对北洋政府最高统治权跃跃欲试，经过两次直奉战争，终于问鼎中央，开始以北洋“正统”自居。奉晋由平级的地方变为中央与地方关系。张作霖顾及“面子”，实是他作为北洋政府首脑，权位名望深系于此所致。

 

 

 

一般而言，公开改旗易帜宣告了与旧集团的决裂，但阎锡山恰恰相反，甚至积极为北洋集团与国民党合作牵线搭桥。这看似违反常理，实则为掩盖与其实力并不相符的政治野心，以及应付敌意愈深的奉系所采取的缓兵之计。阎锡山易帜但未易心，其对南北形势的主观判断，进一步影响了北方政局的走向。

 

 

 

 

 

 

1927年6月5日，阎锡山令南桂馨前往北京洽谈奉、宁、晋合作办法，同时加紧推动宁方加入“讨共大同盟”，电告蒋介石“日来力说奉方服从三民主义，更换旗帜，颇有进展”。和谈之余，阎仍未放弃军事准备。他令晋绥军驻绥远两师向东开拔，驻井陉部移驻获鹿，逼近石家庄，公开违背对张作霖的承诺。张作霖怀疑晋军偷袭其后方，在保定一带布防。奉系要员极为愤慨，认为阎锡山“诱以甘言，逼以实力”，即使关系破裂亦无所顾忌。这在无形中加大了南桂馨的斡旋难度。

 

 

 

在成立“讨共大同盟”问题上，张作霖以驻直隶的晋绥军移至豫北，讨伐冯玉祥、唐生智作为合作前提，对改三民主义旗帜、更名国民革命军采取拖延态度；阎锡山则提出如果奉方改换旗帜，“即出兵讨共，诚意合作到底”。双方合作条件因果倒置，谈判陷入僵局。奉张的要求不但非晋绥军力量所及，且意味着将失去进兵北京的优势，阎锡山断难做到。而阎之提议，更使奉方“大恚”。此时蒋介石急于讨伐武汉，主张“先事实而后理论”，暂无令奉方改旗易帜的要求，但阎锡山却坚持为之。奉方对阎锡山周旋于奉宁之间，“索价比直接交涉者为高”的行为甚为不满。6月9日，张作霖与日本记者的谈话被登载于《大公报》，张作霖公开表示“青天白日旗，乃国际主义招牌，奉天绝对不用”，并谓三民主义若不应用得法，“当与共产同其结果”。张作霖的态度并不使人意外。在奉系集团内部，一直存在着反对与国民党议和的势力，尤以吴俊升、张作相等骨干为主。他们“脑筋甚旧，不易使其速变”。张作霖一方担心遽改青天白日旗，“内部必然瓦解”，前线部队易生变动；又怕“易旗改称之后万一妥协无成”，徒伤颜面，且不能取得对等地位的妥协，日后更难号令北洋军阀。

 

 

 

张作霖的表态，令阎锡山对“讨共大同盟”失去信心。他一改往日对奉方的态度，驳斥张作霖“认青天白日旗为赤化”之说法，指出“晋军驻守门口与合作应不生问题”。阎锡山颇为愤慨地表示：晋方的种种自卫措施是为山西之利害，“雨帅对我，当亦不能使我先牺牲山西利害而顾全北方也”。山西驻京代表李庆芳深知阎锡山欲取奉代之的心思，但认为目前“万不可作成”，否则只会四处树敌；即便勉强达成，也仅获得“首领虚荣”，地盘则成奢望。他以“柿熟自落，先摘反涩”一语，劝阎锡山不要操之过急。但阎锡山并非自不量力，其自信来自外部。6月13日，阎锡山向蒋介石提出“先奉后共”的建议。如此，冯玉祥、唐生智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攻其后路。届时，晋绥军全力由京汉、京绥两路攻奉，宁方以大部兵力由津浦线北上会师，占领“国家首都”北京后更易号召。阎颇为自信地表示，有宁方配合，晋方不难解决奉军。

 

 

 

从当时政治局势看，奉宁和则完成“讨共”，宁汉和则完成北伐。无论阵营如何变换，阎锡山均游刃有余。他应对奉系的策略，有缓进和急进两手准备。“反共大同盟”是以政治斡旋为首的缓进之策。奉、宁、晋合作讨共，先为阎锡山除去肘腋之患冯玉祥，而待消灭奉军后京津自然归属晋系；伐奉则是以武力讨伐为先的急进之举，尽管可迅速达成北伐目标，危险性也随之增加，冯玉祥的竞争力不容小觑。阎锡山最初属意稳中求胜，但奉张咄咄逼人的态度，反向刺激了他以武力解决奉系的决心。

 

 

 

6月15日，张作霖电请阎锡山出兵豫北、分担防务，遭到回绝。一向待张作霖甚恭的阎锡山屡屡犯奉，对自视为北洋中枢的张作霖不啻为一记重击。这又唤起张作霖对阎锡山不留情面逼其下野的愤慨之情，强势表态道：如果晋绥军来攻，决不畏避。奉系要员亦称，奉军尚有可用队伍百余团，虽不能统一全国，解决山西绰绰有余。张作霖还加快了重组北洋军的步伐，6月18日在北京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将所辖北方各省军队统一改编为七个方面军。张作霖在孙传芳、张宗昌等拥戴下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正式登上北洋政权最高权力宝座。对此，阎锡山持静观其变的态度。

 

 

 

阎锡山对于各方势力之动态有灵敏的消息渠道，对奉系处境的观察更为细致。他敏锐地捕捉到奉张强势背后的虚弱，以及不得不利用山西的无奈。这使奉方对阎锡山既怀憎恶，又无可奈何。果然，奉晋似将决裂之际，张作霖对晋系态度再度转为“和悦”。6月下旬，他通过李庆芳向阎锡山表示“完全谅解”，体恤改旗易帜纯系应付时局，并非针对奉方。张作霖承诺对阎锡山“帮忙到底”，发誓“决不祸害山西”，甚至表示“百帅如肯担当国事，我可服从”。张作霖的这一转变，有中华民国军政府成立后遭受外交危机及局面惨淡的因素，也与冯玉祥方面的动向不无关系。

 

 

 

冯玉祥的地盘延展至河南后，面对奉鲁军阀当前、阎锡山在侧的形势，担心“宁、汉一旦开战，奉军必卷土重来”。在财政困难的武汉政府无法满足其军需，苏联的援助也远水难解近渴的情况下，冯玉祥开始与蒋介石接近，提出“南方大同团结案”。6月20日徐州会议上，冯、蒋就“反共”达成一致。随后，冯氏电促武汉国民政府“分共”，并力图调和宁汉关系。在“讨共大同盟”中冯玉祥是被牺牲者，但“南方大同团结案”则是以反奉为目标，通过讨伐军阀转移国民党内部矛盾。为避免形成蒋、冯、阎联合讨奉的局面，并利用阎锡山的斡旋作“整顿军备之机会，再以两线作战应敌”，张作霖不得不对阎锡山加以笼络。

 

 

 

张作霖为拉拢阎锡山做足了功夫，但阎锡山的真实态度，在其回复蒋介石对奉方针的电函中显露无疑。蒋介石在对奉问题上较重视阎的意见，告之如晋决定对奉用兵，宁方可向鲁出动4万兵力；如决定和缓，“静待时机，此间亦极赞成”。阎锡山显然对第一项方案更为心动，趁势言明占领石家庄之意，促蒋出兵山东，对其军事行动加以策应。为此，阎锡山积极部署军事，7月15日晋绥军占领石家庄。讵料7月21日，阎锡山得到宁方正谋求与奉系合作的消息。此时“武汉与南京间战机益迫”，蒋介石在乘胜北伐与回师武汉之间，更倾向于联合冯玉祥消灭武汉国民政府。蒋抽调津浦路北伐军西迫湖口、九江，不仅无法兑现牵制山东的承诺，且希望阎锡山酌退石家庄之晋绥军，向奉方表示诚意。随后，蒋介石派游说才能极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何成濬北上，与奉晋面商合作。

 

 

 

7月29日，何成濬在北京与奉系洽谈。个中详情，因涉及机密，过去被视为“悬案”。新近发现的史料，为完整还原事件提供可能。顾及与军阀合作的舆论压力，何成濬原打算“用赴晋过京之意，暗中与奉接洽”，但与奉系亲近的政客则以南桂馨来京无果一事为鉴，劝其“用来京为主体，赴晋为顺便”。关于南北妥协的谈判，“第一主津浦停战，第二则主张先军事后政治”。张作霖的高级参谋于国翰谈及“要和目的”时，亦强调“使阎实行阻止冯军北上”“使蒋实行讨伐武汉”两点。不难看出，奉系的议和条件不外津浦线停战后须有切实军事动作，讨伐冯玉祥与压迫武汉并举。

 

 

 

然而，就在何成濬北上议和期间，蒋介石在徐州战事中惨败于直鲁军。这使奉系在南北军事中突然占据主动地位，张作霖对妥协抬高姿态，“对人表示有俟天气凉快再说”；奉系将领认为“今日言妥洽与往者不同，往者系对等妥洽，现时系中央对各省之妥洽”，重提北洋正统问题。南北妥协因“机会未熟，形势亦不足，只好暂为搁置”。不过，奉系对“讨共大同盟”仍留有余地，视之为“分离阎冯好感，增加汉宁仇视”的策略。

 

 

 

8月1日，何成濬一行离京赴晋，阎锡山仍未放弃以武力解决奉系的想法。这与阎冯接洽的进展有关。此间阎锡山与冯玉祥“屡次互派代表，商洽种切”，后者有同生共死、“全力援助”晋系的表示，承诺拨4万西北军入鲁。这就意味着，牵制鲁军的任务无须依赖蒋介石即能达成。阎锡山约何成濬和冯玉祥的代表刘治洲等会商时，决议以奉张“易帜让帅”的苛刻条件作为“合作”基础，该消息被奉系截扣并译出。加之，何成濬抵晋多日未有一电，张作霖一方甚为不满，已密令备战。

 

 

 

何成濬明知阎锡山对“讨共大同盟”态度冷淡，但鉴于蒋介石执意进攻武汉，故极力促成“讨共大同盟”。他夸大联奉成果，向蒋电告奉张确愿联合讨伐武汉，询问冯玉祥能否行动一致。但冯玉祥仍以调和宁汉自居，南京方面李宗仁、白崇禧倾向于同武汉和谈。蒋介石之联奉，成为南北政局演变的潜水暗流。军阀是国民党北伐对象，铲除军阀是革命正义性和民心基础所在，因此蒋介石要求何成濬北上行程严格保密，未料还是被报刊披露。这对蒋介石而言既折损形象，也削弱政治威望，故随即声明绝对反奉，在8月8日的日记中也有“和汉战奉”一语。8月13日，在东征讨蒋之武汉军的压力，以及江北孙传芳部的威胁和李宗仁、白崇禧等逼迫下，蒋介石宣告下野。

 

 

 

南方国民党暂停北伐后，北方政局似乎又回到“讨共大同盟”的轨道。何成濬离开山西后折返北京，继续斡旋奉、宁、晋合作。不难想象，何成濬作为蒋介石的谈判代表，若无蒋的授意，不太可能擅作主张。是时，何氏寄居在山西驻京代表李庆芳寓所。据其掌握的消息，山西已改变方针，故“对奉方谓山西无甚问题”，同奉系将领杨宇霆、于国翰等晤谈时“结果甚好，大体决定奉、晋、宁讨共贯彻到底”。何成濬的“露骨”表态，给奉方留下阎锡山可无条件出兵的认识。而阎锡山突然转变对奉系态度，除去其侜张为幻的惯常策略外，也与冯玉祥的刺激有关。

 

 

 

冯玉祥背汉投宁，又在蒋介石相约攻汉时袖手旁观，难为宁汉二方所谅，亦为北洋军阀所不容，政治上非常孤立。冯玉祥担忧一旦奉晋合作，必将腹背受敌，故约鲁攻晋。但张宗昌正拟令直鲁联军进攻西北军，因此非但拒绝了冯玉祥的邀约，还将此消息透露给阎锡山，向后者表示已同孙传芳“决计约晋进攻豫陕”。对于同北洋军阀合作，南桂馨“总有假虞伐虢之虑”，另一山西代表温寿泉亦劝告阎锡山不可因南京新败便轻易见许于奉、鲁。阎锡山却不以为意，认为南桂馨所担心之事并不成立，奉军若到郑州后再向山西寻隙，不如现在寻隙得势，故不必虑；况且以南方的舆论氛围，唐生智等不敢与奉系妥协，二者联手对晋的局面更难以实现。阎锡山对奉鲁军阀尽释疑虑，不断论证合作的合理性，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正是由冯玉祥所引发。阎锡山担心奉系联晋不成，为寻生路而间接使孙传芳、张宗昌联冯。若冯玉祥侦知奉联晋绝望，“必千方百计用狐媚龌龊之手段”使奉晋开战，如此则冯氏“完全成功”。

 

 

 

阎锡山与冯玉祥之间的信任本就十分脆弱。对阎锡山而言，冯玉祥屡次倒戈之殷鉴不远，而冯氏运动鲁张一事，又勾起他对其“狐媚龌龊之手段”的回忆，担心被设计。阎冯关系成为影响阎锡山政治选择的内在变数。他与冯玉祥、张作霖这种亦敌亦友、非敌非友的关系，为政治转圜留有充分余地，三角关系中二对一之阵线再度调换。阎锡山政坛“不倒翁”之称号，亦于1927年夏在北洋军人中广泛流传。至此，阎锡山不再处于弱势地位，借助多方力量的羁绊与博弈，已经开始转变为强者。

 

 

 

 

 

 

短短几个月时间，阎锡山与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洋军阀经历了攻和转换，各派的政治行动充满不确定性。张宗昌、孙传芳的势力范围在北伐中后期首当其冲，二人时常忧虑会成为南北议和的政治牺牲品，为求自保而跟随奉系，并不信任阎锡山。1927年8月下旬，张宗昌突然要求阎锡山与北京政府态度一致，应“当机立断撤卸（国民）党旗”，交回所占直隶各县区并尽快出兵讨冯。而北京政府欲授阎锡山为“晋绥巡阅使”的传闻一出，更使阎被“传为笑柄”。

 

 

 

此时奉系急于让山西协同出兵，担心张宗昌弄巧成拙。何成濬亦对张宗昌的提议“深为骇怪”，向阎解释奉系并无此意，并强调合作告成“于奉于晋于大局均属有利”。但张宗昌的提议令阎锡山经历了由劝奉易帜到被逼撤旗的巨大落差，也为本就对出兵有所顾虑的阎锡山提供了借口。阎锡山电告山西驻京代表：山西既不甘承受张宗昌的胁迫，亦不忍破坏“讨共”，只好保境安民，不问外事。阎锡山令代表们照此应付奉方，不过对“讨共”一事，“仍当竭力帮忙”。阎锡山意在置身事外，所谓“帮忙”不过是道义上的支援而已。果然，当奉系继续施压，强调今后战事以晋绥军为主、奉军为副后，阎锡山态度遂转而坚决，坚持保境安民宗旨一时碍难再变，军事“讨共”请奉鲁偏劳。

 

 

 

8月29日，张作霖召开会议商讨对豫军事，决定先向阎锡山索回石家庄。两日后，孙传芳部在南京郊外的龙潭战役中失利，战局转而对北洋军不利，国民党内部矛盾则有表面缓解的迹象。9月初，南京、武汉代表在上海“感痛往事”，宁汉走向合流，阎锡山“闻之色喜”。阎冯重拾合作，约定西北军担任徐州、济宁、德州的进攻任务；晋绥军即由京汉、京绥两路猛迫京津。9月15日，阎锡山电复何应钦，表示“此间军事早经准备妥当，焕章总司令亦已接洽就绪，极盼旌麾一致北上，会师幽燕”。阎锡山与冯玉祥化干戈为玉帛，亦有极强的现实利益驱动。驱逐奉张之后，北京归属势必在二者中产生。阎锡山在北伐后纵横捭阖，既见容于南方，又为北方所拉拢；而冯玉祥曾因“赤色”身份受益，但在“讨共”的政治形势下愈形孤立。因之，阎锡山显然更胜一筹。在其看来，进取北京，已经到了“柿熟蒂落”的阶段。

 

 

 

9月下旬，阎锡山获悉奉军计划大举入豫、趁势攻占晋绥，决定先发制人，分三路进军：（一）左路军负责京绥路战事，进攻察西奉军，攻取张家口；（二）右路军主攻京汉线，自井陉取石家庄（时石家庄晋绥军作战方略退守井陉），分兵会师保定；（三）挺进部队则在涿州进袭奉军中部，或乘虚径取北京。27日，商震指挥晋绥军左路军乘奉军不备拆毁大同附近京绥路轨，其前卫部队在直隶西北部柴沟堡一带与奉军于珍部发生冲突。两日后，阎锡山下令全面攻奉。

 

 

 

阎锡山以革命构建攻奉的正义性，在誓师讨奉文中表示：“革命本不得已之举”，虽“委曲婉转”与张作霖周旋，但半年来“屡与开诚为商，终见固拒。近更庞然自大，盘踞北京，不谋与民合作，只求一己尊荣”，将晋系的地盘挑战上升至为主义信仰乃至国家而战的层面。其实，阎锡山攻奉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为筹备晋奉战争，阎锡山竭力征募兵员、收编杂军，“将原有之军，改为军团，原有之师，悉改为军”。晋绥军出兵直隶数月以来，士兵不事生产而田荒，师旅滞于途而士怨，迫切需要以战止战。

 

 

 

张作霖未料到，“长晋有年，从前一切政变，向不参予”的阎锡山竟挥戈伐奉。而两年前还自称“虽小小势力，尚不敢敌视，何敢敌视奉天”的晋系，此时已志在北京，主动向奉系发起军事挑战。这是阎锡山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阎锡山对奉系由屈尊示好至尽力敷衍，再到若即若离、置之不理，进而主动挑战，正是北洋后期边缘势力频频挑战中央权威的缩影。长久以来，阎锡山被视为“地方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冒险家”。但保境安民政策背后，何尝没有囿于实力抱负难展，限于环境韬光养晦的愁闷。京津的政治吸引力，激发出阎锡山的政治野心，不惜冒险一搏。

 

 

 

战争初期晋绥军进军顺利，9月29日进占丰镇、平地泉等要地。30日，张学良、韩麟春联名向阎锡山提出和平条件，但后者未予理会。10月2日，张作霖发表讨晋通电，谓自“赤化蔓延，道德沦丧，理性澌灭”，斥责阎锡山“醉心赤化”。北伐以来，国民革命军揭三民主义旗帜，以“打倒军阀”为口号，目标明确、激荡人心，北洋集团除“讨赤”外别无名义可言。故张作霖侧重从道德层面谴责阎锡山“反颜事仇，与冯逆相勾结”；同时，从中央立场痛斥其“狼子野心”，破坏北方大局。檄文中张作霖自诩为国家领袖，将阎锡山归为乱臣贼子，透露出军阀政治中忠信观念高于一切的特点。

 

 

 

正当阎锡山踌躇满志之际，却于10月1日收到山西驻南京代表刘朴忱劝止进军的电报。照当时战局看，奉系拟令奉军主力精锐在直隶、察哈尔一带对付晋绥军，一部在京汉路安阳一带与张宗昌、褚玉璞攻击冯玉祥，孙传芳则在津浦线抵御北伐大军。刘朴忱提醒阎锡山，应慎重对待同冯玉祥的合作：冯的敌人为直鲁残军，晋之敌人却是持有利器的横暴奉军；冯得南京援助较易，晋则孤立无援。目前应暂作忍耐，待西北军与直鲁军切实接触后方可进攻。蒋介石亦劝阎锡山“好自为之”，“对奉竭力敷衍，不可破裂”，保存实力以待将来。显然，在刘朴忱、蒋介石等对全局有总体把握者看来，晋绥军的胜利是暂时的，背后潜藏着巨大风险。然而，阎锡山对这些劝告不以为然。京汉线是晋绥军主攻方向，阎锡山亲自坐镇指挥，预计敌必溃败，4日下达对新乐奉军的总攻令。阎锡山畅想，攻下新乐后，即攻保定，再占天津，行营逐渐向北进扎。4日，右路军占领新乐、定县；6日，晋奉两军在望都展开拉锯战。京绥线左路军的进攻同样顺利，10月5日攻克张家口、宣化，向下花园地区推进。

 

 

 

实际上，晋绥军的胜利并非双方实力的真实反映。与奉系相比，晋系明显处于下风。此番出兵利在速战，力难久支。奉军初期戒备不足，加之部队驻地分散，调动需时，故处于劣势。10月8日，奉军由东北、热河等地增调的部队到位，张作霖下达总攻令。10日，定县被奉军袭取，晋绥军得而复失。该地位于石家庄与保定之间，于战局关系甚大。阎锡山严厉督饬驻军死守定县，“拼命反攻”，但终告失败。该役也成为晋奉战争的转折点，原定攻保定的右路军不得不退至石家庄，左路军在下花园激战后从宣化、张家口逐次后退。在京津一带联络学生、工人和民军的晋绥军亦因前线形势遽变，难于开展活动。只有晋绥军第四师师长傅作义于10月12日占领涿州城，扼北京、保定间交通咽喉。

 

 

 

阎锡山原希望短时间内解决战局，但战事发动不久，宁汉再次分裂。桂系控制的南京国民政府西征唐生智，加之冯玉祥并未北上攻奉，晋系财力、兵力不足的短板很快显现。直隶地域辽阔，晋绥军战线愈长，危险性愈增。10月17日，奉军骑兵从侧翼抄袭，攻克石家庄，迫使晋绥军退走娘子关，两军基本恢复到战前的势力范围。意识到当下北伐局势非晋方“独立持久不可”后，阎锡山遂将兵力集中于京绥线，缩短战线，依山作战，对外美化为“用我之长以挫敌并可减少敌之长”。

 

 

 

阎锡山的处境如蒋介石所料。刘朴忱再次向其转达蒋介石忠告：除本身实力外，其他援助皆非所能，“如可与奉议和则从速停战，保存实力”。刘朴忱身居国民政府中枢南京，对国民党内部矛盾有更为全面的认识。他认为国民党军政主官失和，“党已破产”。“南方北伐不仅目下唯利是图，极难一致之当局无此意志”，何谈助晋北伐；观冯玉祥历次行为，更难取信。

 

 

 

曾对阎锡山信誓旦旦的冯玉祥未如约攻奉，背后有何种隐情？几个月前，阎锡山因疑惧西北军先占京津而按兵不动，冯玉祥功败垂成。后者深知，若不令阎锡山有先占京畿之盼望，仍将重蹈覆辙。因此，冯玉祥曾与阎锡山达成“冯以甘、陕、豫、鲁为范围，晋以京、直、热、察为范围”的合作共识。晋奉战争前北方皆冯死敌，晋奉交战意味着针对冯玉祥的“讨共大同盟”破产。晋绥军独当奉军主力，不仅缓解了河南战局，且降低了奉鲁军阀合攻西北军的危险性。冯玉祥并未忘情京津。他很清楚晋系的实力，认为晋绥军不似奉军久经战阵，兵力上亦众寡悬殊，倘若“革命军之联络，复未能切实一致”，便会为敌所乘。阎锡山多次促冯北上解围，指出但凡有两三师北上，即可合力攻破北京，但冯玉祥均置若罔闻。显然，只派少数军队援晋取京非冯玉祥所愿，其意在亲率重兵北上，以收北伐最后胜利之功。

 

 

 

外援皆不可倚仗，阎锡山被迫向奉系议和。11月5日，他致电张作霖，“奉晋夙敦和好，不幸以兵戈相见，实违初心”，将出兵开战归为“情不得已”，“有所误会”。阎锡山“言之疚心”之余，劝张顺应民意，开诚相与。阎锡山此时求和，很难不使人有缓兵之计的联想，气势正盛的张作霖以“今既相见以兵，成败利钝，惟力是视”，予以回绝。阎锡山不得不下达总退却令，此后晋绥军左右两路在雁门关、娘子关恃险苦守，形势孤危。

 

 

 

在晋绥军大部退败的背景下，傅作义部却凭山险据守涿州，数次击退奉军的飞机、重炮猛攻并牵制大部奉军。11月16日奉军用毒瓦斯炮弹攻涿州，阎锡山令刘朴忱将此消息抄送上海各报登载，并请国民政府通电中外，用舆论手段向奉系施压。11月28日，奉军以毒攻涿州的消息一经《申报》披露，即受到舆论广泛关注。傅作义部在粮食告罄、弹药不足的困境中独守孤城，引得各界称赞。李烈钧赞扬傅师“防守之固，非仁义之师曷能若此”；奉系统治区的天津《大公报》亦称赞傅作义“勇敢可钦”，较之以金钱为去留之军人，“其人格不判自别”。

 

 

 

涿州战役为阎锡山增加了政治声望，但未能从战略上改变其劣势地位。阎锡山仍要“以山西一省当奉、吉、黑、热、察、京兆三省三特别区之敌军”，不得不放弃绥远、大同。平型关被奉军攻克后，太原危急。与之相比，冯玉祥在豫东的战事转危为安。11月至12月初，西北军在兰封两度大破直鲁军。12月16日，何应钦率部攻克徐州，与冯部会师。但冯玉祥罔顾国民政府北上援晋的命令，阎锡山与冯玉祥合击奉军的期望落空。此时，山西驻开封代表崔廷献已向冯玉祥请兵50余日。崔氏曾急迫地陈说援晋之利，指出“京汉之路，正形空虚”，若挥军北上，“则张作霖倒，京津下，山西安”，山东自然不成问题。但冯玉祥绝口不提调兵北上、犄角破敌之许诺。西北军人数虽众，但物质缺乏。冯玉祥对密迩河南的山东极为看重，原因是河南军队虽对外托名服从冯玉祥，却不乏与奉鲁军阀暗中勾结者，若不解决山东，则外忧内患、防不胜防。此外，山东不仅可为闭塞的西北军提供出海口，还能弥补财政匮乏。时人推测，冯不出兵，或系“出京汉路远，仍是晋军反攻先到北京，不如先打山东、天津有利”。

 

 

 

1927年末，晋奉战争有在胶着中走向平静的趋势。尽管奉军兵多械强，但扼于雁门关之天险，未能直取太原，久之兵挫力屈，山西之危稍缓。北伐局势遂演变成南方不北进、冯氏袖手旁观、晋阎不反攻之局。12月底，傅作义与阎锡山约定的坚守涿州三月之期将至，城内弹尽粮绝，傅不得不在1928年1月6日做有条件之“让城”，轰动一时的涿州战役宣告结束。

 

 

 

阎锡山出关目标明确，直指京津。但因急于求成，猝然发动战争，使晋绥军屡陷险境。所幸的是，山西表里山河、可战可守的地理环境，构筑了阻隔奉军的最后天险。尽管过程中不乏危险，但较冯玉祥而言，阎锡山确已取得进占京津的先机。缩短战线后，阎锡山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依山而守，将面向奉军的山坡泼上雪水，天寒结冻，使奉军难以进入。为弥补兵力不足的劣势，阎锡山派正式兵防守各处要塞，在普通关口则以每位士兵带10名配备手榴弹的百姓防御。上述战略拉长了晋奉战争的时间，将决战之期延至春暖之后。阎锡山希望晋绥军能在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上时加入反攻，“不费力而收最后之胜利”。

 

 

 

 

 

 

1928年1月9日，蒋介石发表通电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深知只有“速筹北伐，号召冯阎各军，方能于政治上立定”。但李宗仁、白崇禧等广西实力派为巩固西征成果，仍坚持对湘用兵。1月25日，白崇禧进占长沙后，继续向湘西、湘南进攻，西征再次逼停北伐。侦知南方北伐尚须时日后，奉军以全力猛攻晋绥军，意乘隙击破山西后再御北伐军。是时，阎锡山部已与奉军开战近四个月，战况焦灼，军费浩繁。阎对冯表示，“只求援兵早到，其余一切均无不可”，承诺战后只在晋、察、绥三省区和山西门户石家庄驻军。这也反映出阎锡山政治选择的双重性：革命形势利好，欲乘势进取，进占京津；北伐局面受挫，保境安民思想占据上风。

 

 

 

此时，阎锡山与北京政府有或明或暗的交涉和试探，以至报刊中不乏晋向奉单独求和之声。这些传闻引起南桂馨重视。他向阎锡山痛陈利害：“脱开南京言和不啻造二重敌人”，况且出于降伏式求和自降身价，晋方“挫于奉而能胜于冯乎”？南桂馨进而指出，“现在中外厌恶冯、奉，对于北方改造属〔瞩〕目于公，外交方面渐有转头”，应稍忍须臾，再促援军北上，如此不难换一局面。南桂馨对阎锡山知之甚深，以上顾虑并非无迹可寻。南氏的推演精准有据，阎自然知晓其中利害。在胜负未定以前，阎锡山兼听各方，乐于保持暧昧而非急于决断，此种政治态度为其沉机观变创造了可能。

 

 

 

1928年2月6日，宁汉合流后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蒋介石加快整合军事政治，以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任命冯玉祥、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对于独自承担奉军主力压迫的阎锡山，蒋介石许以名器，极力安抚笼络。2月7日，阎锡山当选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1位常务委员之一，一个月后又被任命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太原政治分会主席。3月1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通过了阎锡山提出的太原政治分会委员名单，赵戴文、南桂馨、贾景德、商震、温寿泉等均为其亲信部属。

 

 

 

阎锡山政治军事地位上升的同时，仍须独立应对奉军的凌厉攻势。4月1日起，奉军集合30个师左右的兵力三路大举攻晋，战线绵延2000余里，被阎称为“山西有史以来未有之大战”。而冯玉祥探得奉军全力攻晋，另以一部攻击豫东后，将豫北兵力调往豫东若干。未料4月5日起，奉军大举进犯第二集团军兵力薄弱的豫北彰德一带，冯玉祥只得转而请求阎锡山派兵猛攻石家庄，断敌后路。但此前对奉战事中“冯方不卖力，讨便宜”，阎锡山及幕僚对冯玉祥失去信任，认为即便第三集团军照允出兵，冯未必配合夹击，故最好在井陉方面以牵制方法助冯，“绝不可现时出击轻于牺牲”。阎冯陷入两不相帮的循环。鉴于豫北战局关系重大，4月24日蒋介石力劝阎锡山以精锐突攻石家庄，使豫北之围“不解自解”。在蒋介石的迭番督促下，阎锡山向正太路集结兵力，但不愿独当中坚，向蒋强调奉系“显系乘隙以主力攻晋”，第三集团军应以自保为先；并声称目前非冯亲督大军一致向京汉线北进，难解晋省危局。

 

 

 

5月1日，第一集团军克复济南，阎锡山原本希望该军与晋绥军合力破敌，但济南“五三”惨案爆发，令北上援军又生变数。是时，阎冯虽各有心思，奉军却同时攻打两军，形势并不乐观。奉系担心后路被第三集团军所截，由彰德仓皇北退。第二集团军乘势反攻，5月3日攻占直隶顺德府（今河北邢台）、大名；第三集团军亦于5月8日攻克获鹿、平山，次日占领石家庄。阎冯意外实现联动。11日，第二、三集团军在石家庄会师，阎锡山与冯玉祥商定沿京汉路继续北进，但双方貌合神离。冯玉祥部陆续进入直隶后，阎锡山进占北京的心情更加急迫。为夺取京畿重镇保定，18日晋绥军在保定门户方顺桥与奉军激战。是时，奉军投入20余万兵力，两军胶着十数日，战线一日数易。第三集团军最终陷入“撤退不可，站立不能”的境地。此间正当阎锡山与冯部下韩复榘协同攻奉之际，冯玉祥以“外交紧急”为名，令前进军队撤回石家庄，禁止京汉线部队擅自北上，第三集团军右翼危险。

 

 

 

冯玉祥在战局紧急关头令韩部撤军，与战后直隶的归属权息息相关。直隶环绕京津，毗邻山西、河南，对阎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冯玉祥的军政生涯同直隶关系密切，他出生于直隶青县，在保定长大成人，其手下的重要将领张之江、刘郁芬、鹿钟麟、韩复榘、刘汝明、孙连仲等均为直隶籍，时思重返故地。第三军团总指挥杨爱源向阎锡山直言：“某军之不积极北进，想因直省地盘问题。”他认为，如晋方不能孤注一掷推进军事，不妨与中央言明直隶交冯军料理、晋方辅助，即可迅速肃清境内残敌。尽管冯玉祥“居心难测”，只要晋“内部坚实，不妨相让，看其如何收拾直隶？如何对付奉敌”？阎锡山随即以“京汉作战，实关国家存亡”，非晋方有所企图等语回绝。显然，为晋奉战争付出甚多的阎锡山不会将战果拱手让冯。但为表示“谦让”，他仍向冯玉祥表示，战地政务委员会未到之前，凡直隶各县赋杂税的指拨及粮秣供应，请统筹见示。冯玉祥则以谦辞婉拒，传递出置身事外的态度。

 

 

 

此时奉军乘隙包围第三集团军，占领直隶博野、安国，向完县迂回，第三集团军“实有覆没之虑”。阎锡山只能向蒋介石紧急求助。见阎冯难以合作，蒋介石深感北方“情势危急，忧闷之至”。为策动白崇禧率部即刻北上，蒋不得不对桂系许以重利，不仅应允拨发桂军每月50万元军费，还以国民政府名义正式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桂系控制下的武汉政治分会被批准从速成立。在诸多现实利益面前，桂系决定出兵。5月下旬，白崇禧率叶琪第十二军赶赴直隶定县、新乐一带增援。随后，白崇禧赴石家庄会晤阎锡山，告以后续部队将陆续运到，这令阎“非常高兴”。他不禁向白抱怨道：“如果西北军不撤退，我不会着急的”，对冯玉祥甚为不满。当奉军发现援晋军队有百余列车后，被迫改变计划，作出向关外撤退的布置。第三集团军凭借地利之便，克复张家口、安国、博野、阳高、天镇、浮国峪等地，困厄形势为之一变。

 

 

 

晋奉战争前后持续8个月，为阎锡山奠定政治资本的同时，也使其承担了高额的军事支出。1927年10月底，阎锡山预计以山西财政状况，只可支持晋奉战争半年。日益庞大的军费使并不富裕的山西供应困难，在旷日持久的战事中愈感难以支撑，唯有凭险固守，苦撑待变。然而，战局转换迅速，奉军节节失利。京、津、直隶的接收问题很快提上日程。国民革命军北伐至长江流域后，即因愈演愈烈的党内矛盾，数次延宕军事。国民政府二次北伐期间，北洋军主力主要由从军阀阵营中走出的阎锡山、冯玉祥所部牵制。纵观阎、冯加入北伐的心路历程，均是迫不得已、形势所逼，这决定了二人并非全因信仰感召加入国民革命，更多的是求生逐利使然。北京是前清和北洋中枢所在地，诱惑力不言而喻，出身北方的阎、冯更是心向往之。在二人之中，京畿重地归属何方呢？

 

 

 

阎锡山对进占京津早有筹划，晋奉开战后便派南桂馨活动于天津，刺探敌情之余，加紧与日本方面联络并得到后者支持。基于阎锡山在外交方面更胜一筹，以及忌惮冯玉祥势力过大等因素的综合考量，蒋介石更属意阎锡山。早在4月份，他便希望阎“态度持重，严守待机”，认为“山西先到北京，尚有办法。若冯先到，无办法且有危险”。阎锡山亦积极争取，5月20日电告蒋介石：奉方转托“外人”云晋方若能和平接收京津，奉军自愿退出关外，暗示晋系接收的优势。隔日，蒋介石明确告知阎锡山，奉军退出关外后“京津由第三集团军和平接收”。阎锡山又以退为进，称晋方绝不愿进北京，请另计办法。阎锡山意有所指，蒋介石心知肚明。他深恐“冯、阎二氏或至不能相得，非常焦虑”，甚至有“此中国之乱，所以至十七年之久，而未定也”之感叹。5月29日，蒋介石前往河南道口会晤冯玉祥，征得其在阎锡山接收京、津、直隶等问题上的同意。

 

 

 

5月31日，第三集团军克复保定，京津震动。张作霖败局已定，对奉军下达总退却令。6月1日他在大元帅府居仁堂与外交团话别时，仍乐观地预计道：“我们将来会有机会再次在北京或东三省与诸位相会。”他预想奉系仍将会像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那样，凭借东三省的地理优势与物质资源卷土重来。未料，在6月4日阎锡山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京津卫戍总司令之日，张作霖在撤退出关途中殒命。二者的一成一败，为北伐以来奉晋的较量画上句号。6日，阎锡山在保定行营宣告就职。在与冯玉祥围绕京、津、直隶归属权展开的角逐中，阎锡山亦成为最后赢家。

 

 

 

随着第三集团军接收京津之日的临近，冯玉祥的不满逐渐发酵。冯氏“支配欲极强，不甘居人下”，其在五原誓师后即训诫部下以重返北京为志，未料被阎锡山捷足先登。冯玉祥不仅易帜时间早于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伐投入兵力、参与战役等方面均更胜一筹，国民政府的安排令其愤懑难平。他向蒋介石提出，阎锡山“位高望重”，“若屈以北京卫戍名义才长短用”，不如以白崇禧充任。蒋介石认为冯氏前后不一，心中斥其“好弄小技，难怪其为各派所仇恨”。按规定，第二集团军应停于永定河南岸，冯玉祥未恪守界限。为免迟误战机，冯玉祥于6月6日令鹿钟麟等将领不必事事请示，斟酌敌情处理军事，力争京津之意甚明。韩复榘部占领北京南苑后，冯玉祥积极造势，通电昭告溃敌逃窜，“北京绅商民众各界皆来南苑欢迎”。8日，第三集团军商震部入京，和平交接后奉军鲍毓麟旅即行退出，但至通州被第二集团军冯治安部所阻，又折返北京。随后，该军前敌总指挥韩复榘派军队入京，将鲍旅包围缴械。第二集团军亦有擅入天津者，以致“情势紧张，侨民不安”。为此，蒋介石接连电冯质询告诫，同时力促阎锡山“从速入京镇摄”。

 

 

 

第二、三集团军暗潮汹涌，但在蒋介石的多方斡旋及以辞职相逼的形势下，各派意见暂时平息，阎锡山接收北京的障碍逐步扫除。6月11日，阎锡山偕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等进入北京城。两日后，阎锡山着中山服装，以京津卫戍总司令名义访问各国公使，“此举实为国民政府军事当局与北京公使团正式会见之第一次”。至此，北伐以来“扼北门锁钥，系中原安危”的阎锡山，终于以后来居上者姿态，步入了曾经遥不可及的北方政治舞台中心。

 

 

 

 

 

 

1928年6月，显赫一时的奉系军阀退出北京，北洋时代落下帷幕。奉系在京各机关“都门气象一变”，“屋宇依旧，人物全非”。奉系三四方面预备军司令部前为西北军鹿钟麟之警备司令部旧址，商震办公室即鹿氏旧日所居。时人对北方政坛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情况“司空见惯，已觉漠然无动于中〔衷〕”，似乎并未感到北伐与此前政争之不同。北洋后期，各大军阀围绕政治中心北京展开角逐，冯玉祥、张作霖、阎锡山先后登场，是观察北方权力格局兴衰更迭的窗口。

 

 

 

冯玉祥先为张作霖所逐，后为阎锡山所胜，每每功亏一篑。若细究三者的发展路径即可看出，张作霖与阎锡山经营的地盘稳固，财税稳定，兵员可得充足保障；冯玉祥致力于经略西北并获得“西北军”的称号，驻扎区域的战略地位常使其得到意料之外的回报。但冯氏所辖地盘并不稳固，财政上亦属贫瘠之地，对西北军的发展造成桎梏。尽管阎锡山在实力上弱于张作霖，兵力上逊于冯玉祥，但常年纵横捭阖于各派势力之间，使之具备了敏锐的政治眼光，善于扬长避短，自身的优势被发挥到极致。入京后，阎锡山即褒奖山西全省村闾邻长，称晋军能在“有史以来未有之大战”中孤军作战，固然由于前方军人用命，后方筹备完全，“然按村征粮，而兵不饥，千里运草，而马不毙者，实沾村政之益”。这也是每逢大战即为饷械困扰的冯玉祥无法企及的。

 

 

 

在国民党各派因内部纷争延宕北伐、内忧外患之际，晋奉战争将当时北洋军阀中实力最强的奉军主力牵制于北方战场达8个月之久，为国民党的二次北伐创造时间和空间优势。冯玉祥亦承认，山西为形胜之地，奉军之所以不能与国民革命军“在大河以南争衡者，皆以山西制其腰膂，为敌后患”。山西可攻可守的有利地形为阎锡山的军事作战创造有利条件，而其自身善于应变，借助多方力量以小博大，则是最终胜出的关键。尽管作战初衷起于地盘与利权之争，但阎锡山在国民党二次北伐中的作用不应低估。此后，晋系政治版图达京、津、晋、冀、察、绥六省市。

 

 

 

不过，国民党二次北伐的成绩建立在大量吸纳军阀的基础之上。在革命的旗帜下，昔日的敌人转瞬间成为同僚，所谓革命军队逐渐成为南北妥协基础上的松散政治联盟。各派系常以如何获得更大生存空间和利益为行动指南，这也导致其矛盾随着北伐的推进而日益加深。并未脱去军阀特性的阎锡山等旧军人加入国民政府之后，仍汲汲以地盘、军权为念，并试图挣脱新权力格局的制约，军阀政治的弊病延续至国民政府时期。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