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38年6月，侵华日军对武汉发起大规模进攻。日本海军以第三舰队为主力组建溯江部队，协同日本陆军波田支队沿长江发起溯江作战，连续攻占武汉下游的马当、湖口、九江、田家镇要塞区，打通了通往武汉的江上通道。为阻止日军继续推进，中国陆、海、空军发起空袭战、水雷战、游击炮战等作战，试图截断日军的长江补给线。而日本海军则在长江后方为陆军的运输船团护航，并通过航空作战夺取华中地区制空权。可以说，在侵华日军进犯武汉过程中，海军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日本海军　武汉会战　溯江作战　田家镇　日本海军航空兵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研究成果颇丰。中外学者关于抗日战争史与日本侵华史的专题研究著作中均对武汉会战的经过有所涉及。胡璞玉、郭汝瑰将中国军队的相关史料进行整合，梳理了中国军队在武汉会战中的部署、调动与作战行动。胡德坤、张宪文、步平、王建朗、米德（Rana Mitter，又译为“米特”）则将武汉会战置于全面抗战的宏观视野中予以考察。在以武汉会战为主题的相关研究中，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考察了武汉会战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指出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转向消耗战的重要历史节点。徐有礼、巴杰考察了武汉会战中江北战场上中日双方的军事部署与博弈。罗敏、敖文蔚则关注中方领导人在武汉会战中的决策。

 

 

 

中外研究者也对中日双方在武汉会战中的参战部队进行了大量研究。日本《战史丛书》中有多卷分别以日本陆军、海军、海军航空兵的视角叙述日军各主要侵华部队在武汉会战中的作战行动。户部良一从日本陆军第十一军的视角出发考察了武汉会战前后日本陆军在华中地区的作战模式。东哲也梳理了部分日方作战部队战史记载中的武汉会战。关于中国军队，柳鹏简要考察了武汉会战期间的中国江防军。李强、李力简述了中国空军在武汉会战中的作战行动。

 

 

 

中日双方在武汉会战中的作战行动也是中外研究者的关注重点之一。陈克文、柯育芳以陆战视角分别考察了万家岭、马当、湖口战役。贺怀锴对抗战时期中国海军敌后游击战的研究涉及武汉会战期间中国军队袭扰长江航道的作战行动。吴迪综合考察武汉会战期间中方的长江防御战略，客观评价了日本海军沿江突破作战的战略意义。

 

 

 

中外学者关于日本海军的研究也涉及其在武汉会战中的表现。日本学界的通史性研究较为详细地梳理了日本海军在武汉会战前后的高层决策。专题研究方面，手嶋泰伸关注到武汉会战前日本海军有关扩大侵华战争的策略。笠原十九司指出，在武汉会战等大型会战中，日本海军航空兵部队通过大规模侵华航空作战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并得以快速扩充航空军备，最终促使日本海军走向发动太平洋战争之路。马克·皮蒂（Mark Peattie）认为，日本海军在侵略长江中下游的作战行动中，表现出较高的航空作战水准，但两栖作战等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效果差强人意。江月梳理了日本海军在武汉会战期间的作战行动，认为日本海军在武汉会战中已展现出一定的陆海空立体化协同作战能力。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整体上对武汉会战中的日本海军关注不足，局限于日本海军在武汉会战中的部分前线作战行动。中方研究较少使用有关日本海军的日文一手史料，且未对日本陆海军在武汉会战中分别开展的作战行动作明确区分。日方研究则呈现两个极端现象：一是多以陆军为研究主体，忽视海军的作战；二是以海军为对象的研究，重视其在侵华战争中的战略决策，而忽略其作战行动对战争进程的影响。由此可见，学界对武汉会战中的日本海军还缺乏更全面的认识。

 

 

 

本文基于中日双方史料，结合日本海军指挥官的个人日记，全面梳理日本海军在武汉会战各阶段作战中发挥的作用。同时，对照中国陆海空军与日本陆海军各参战部队的作战日记和战史，梳理日本海军为打通、维护长江航道进行的一系列作战行动，并结合战争局势分析日本海军各项作战行动的战术效果与战略意义，对武汉会战期间日本海军发挥的战略影响进行客观评价。

 

 

 

 

 

 

1938年初，日本海军高层一度对扩大侵华战线持消极态度。《1937年度日本海军作战计划》规定，日本海军“若与两个及以上敌国对立，尽量逐一与各国开战，以避免兵力分散”。据此，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作战编制、各镇守府的战时动员与军备扩充计划也皆以“对单一国家作战”原则为前提制订。全面侵华战争打乱了日本海军对美备战的进程。在1938年2月16日的御前会议上，海军方面表示，为应对英美，必须暂时停止扩大对华战争范围，降低战争消耗，全力扩充海军军备。然而，1938年3月，日本陆军中央发生系列人事调动，主张不扩大战线的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河边虎四郎被支持扩大战线的稻田正纯取代。随后，日本陆军中央发布攻占徐州的作战命令，继而提出“利用对武汉、广州的军事进攻，辅助以政治手段，提出新的更加和缓开放的条件，同时在外交上促使第三国进行斡旋，力求于1938年秋结束战争”的方案。这使得之前在御前会议上通过的“暂停扩大侵华作战范围”相关决议成为一纸空文。

 

 

 

此时的日本海军已完成年度作战计划中“攻占上海地区并封锁中国沿海主要港口”等主要目标，还需“配合陆军后续作战行动，攻占相关战略要地”。同时，日本海军也表现出日益膨胀的侵华野心。一方面，海军从1938年初开始,不断调整侵华部队编制，为即将到来的江河地区作战行动做好准备；一方面，不断增加侵华兵力投入，保持自身在侵华战争中的话语权，以此攫取更多的军事预算、战略资源与政治影响力。因此，当日本陆军决定扩大侵华战线时，海军迅速响应。

 

 

 

1938年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于当年秋攻占武汉，海军随即正式下达进攻武汉的作战指令，命令中国方面舰队达成四点作战目标。第一，清理中国军队布设的水雷与沉船，打通长江航道。第二，摧毁长江沿岸的中国军队半永备、永备要塞与临时炮台工事。第三，支援陆军的沿江作战，为陆军进攻部队扫荡水路并提供侦察、护航、掩护射击、防空等援助，并在必要时运用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以下简称“陆战队”）实施登陆作战。第四，保障长江航道日军运输船队的安全。为此，中国方面舰队令负责长江流域作战的第三舰队编成溯江部队（也称“扬子江部队”），与陆军以台湾混成旅团为基干编成的波田支队一同沿长江进攻武汉。为解决陆海军协同作战问题，日本陆军华中派遣军与海军中国方面舰队达成《关于汉口作战陆海军协定备忘录》，由中国方面舰队实施溯江作战，击退长江沿线的中国军队，打通水路，联合陆军攻占武汉。而后，海军第三舰队与陆军进攻武汉的主力部队第十一军也签订更为具体的作战协定，规定海军在攻占九江后打通长江航道，至8月下旬攻占田家镇，陆军分兵进攻江岸要地，协助海军作战。在航空作战方面，日本海军航空兵（以下简称“日本海航”）下属第二联合航空队（以下简称“二联空”）与陆军航空兵团签订作战协定，日本海航与中国空军主力对垒，并支援陆军航空兵团轰炸中国军队后方交通线。在对地面作战的支援上，日本陆军航空兵团主要支援陆军在长江两岸的作战，日本海航主要支援溯江作战。

 

 

 

溯江部队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第十一战队为基干编成。该战队长年活跃于长江流域，以“出云”号装甲巡洋舰为旗舰，主力舰队由“安宅”“保津”“嵯峨”等排水量1000吨左右、装备大口径主炮的内河炮舰组成，另设以扫雷艇队为主力的前卫队负责扫雷作战，以小型驱逐舰为主力的护卫队负责护航作战，下辖三支陆战队，共计40余艘大中型作战舰艇、3000余名陆战队士兵、数支小型炮艇队与运输艇队。航空兵方面，二联空有百余架作战飞机，主要型号包括九六式舰载战斗机、九六式舰上攻击机、九四式舰载轰炸机、九六式陆上攻击机。相比之下，中国空军主要依靠苏联援助的SB-2轰炸机执行轰炸任务，另有苏联援助的伊-15、伊-16战斗机，美制霍克-3、霍克-75战斗机，英制格罗斯特战斗机等型号的战机。在飞机性能方面，日本海航的战斗机有较大优势，但轰炸机、攻击机携弹量较小，限制了其对中国后方的轰炸能力。中国空军则由于各种飞机制式不一、型号繁多，极大增加了后勤维修的压力，前线作战飞机故障频发，影响整体战斗力。

 

 

 

随着侵华战线的扩大，日本海军不断革新侵华部队的装备，为深入华中腹地作战做准备。例如，日本海军于1938年初紧急投入大量九六式舰载战斗机，用以替换航速过慢的九五式舰载战斗机。1938年6月武汉会战前夕，日本海军又将九六式陆上攻击机搭载的7.7毫米口径机载机枪换装为20毫米口径机枪，并加强了飞机的防护装甲。水面舰艇方面，为应对中国军队的水雷，日本海军于1938年研发出适用于小型舰船的防水雷装具，并迅速装备至一线部队。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海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会”）以江防军为主力制定江防战略，命令江防军以要塞为核心，加强构筑防御阵地，“协同野战军作战，拒止敌人，并相机击灭”。然而，江防军与野战军之间缺乏明确的联络、协调机制。例如，负责长江北岸防御的第五战区仅命令第二十一、二十七集团军在日军进犯要塞时于长江北岸进行策应掩护攻势，并阻击日军自长江北岸西进，起不到对江防军的支援作用。而江防军不仅需要防御自马当要塞至九江地区的沿江地带，还需守卫鄱阳湖水道与南昌方向，以防日军沿长江支流绕开要塞。马当、湖口与九江守备区虽配备了大量隶属于中国海军的炮兵部队，却仅有三个师的机动兵力。中国海军原本将三个团的海军陆战队部署于马当、湖口的沿江炮台，然而随着南方战事吃紧，三个团被分批调往粤汉铁路护路。中国军队就在这样的部署下迎来了日本海军的溯江攻势。

 

 

 

 

 

 

（一）第一阶段溯江作战

 

 

 

1938年6月22日，日本海军溯江部队开始试探性进攻马当要塞。守卫马当要塞的中国江防军以沉船封锁江面，并在沉船阵两侧布设600余枚水雷。溯江部队为打通前往马当要塞的水道，冒着炮火扫雷，其“利华”号运输船触雷沉没，搭乘的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第十一大队一部108人丧生。遭受重大损失后，溯江部队暂缓突破作战，转而策应日本陆军的攻势。6月26日，溯江部队运输波田支队一部在马当上游的牛山矶、娘娘庙登陆。此时驻守马当要塞的江防军守备松懈，各级指挥官甚至集体脱岗参加当地抗日军政大学的结业典礼。波田支队的登陆使得守军应对不及，陷入混乱，纷纷溃散，各处炮台的中国海军炮队也在失去守军保护后撤离，马当沦陷。

 

 

 

7月2日，日本陆军第一〇六师团在溯江部队的运输下抵达马当地区，波田支队后方稳固，继续向湖口猛攻。湖口要塞的中国守军仅有第二十六师与海军1个炮兵连，孤立无援、弹药告罄，援军与物资均受阻于溯江部队的炮火封锁无法赶到。最终，波田支队在付出重大伤亡后于7月6日占领湖口，向九江进军。中国海军总司令部将九江水道设为主要雷区，先后布设760余枚水雷。但九江市区本身无险可守，仅有预备第九师驻防。中方指挥官张发奎将第一、二兵团等主力部队部署于九江以南的鄱阳湖西岸，试图阻击日军登陆。

 

 

 

7月23日，波田支队趁夜色在鄱阳湖西岸姑塘地区登陆。中国军队以布置好的火力点居高临下扫射炮击，登陆的日军被困在浅滩上进退失据，死伤惨重。然而，糟糕的交通条件与日本海航的集中轰炸使得中方援军未能及时抵达，波田支队得以缓慢构筑滩头阵地，发挥火力优势击溃湖岸守军。而后，溯江部队护航运输第一〇六师团在波田支队侧翼登陆，威胁九江地区中国军队的后方，迫使中国军队为避免被截断后路而整体后撤。同时，溯江部队的先头部队已抵达可以看到九江市区的位置，但在中国守军的重炮轰击下一时难以前进。然而，由于布防仓促，中国海军布设的水雷间距过大且多数露出水面，溯江部队在压制守军炮兵后派遣陆战队穿越水雷阵突入九江市区，并分兵登陆九江上游地区截断守军退路。预备第九师虽依托工事奋勇抵抗，但在作战兵力损失过半后只得被迫突围，九江沦陷。

 

 

 

可以看出，在第一阶段溯江作战中，日本海军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首先，日本海军辅助波田支队实施沿江突破作战。长江沿岸多河流沼泽，陆上行军时辎重车辆与重型火炮时常陷入泥泞，难以运输。为阻止日军沿陆路长驱直入，中国军队往往仓促破坏道路，致使后勤运输困难，不仅前线部队缺乏构筑工事的建材与粮草弹药，后方部队亦无法快速调动围堵沿长江航道机动登陆的日军。不过，沿江快速机动的日本陆军船团多由渔船、运输艇组成，几乎没有防护炮火的能力，在遭遇中国军队炮击时，只能倚仗溯江部队的护航与炮火掩护。因此，从马当到九江，凭借溯江部队的护送运输，波田支队才得以沿江穿插至中国军队防守薄弱处登陆，以明显劣势的兵力不断突破中国军队的长江防线。其次，日本海航的航空作战也发挥了辅助作用。面对日本海航的前线集中轰炸，中国军队的炮兵阵地时常被压制无法开火阻敌登陆，新兵较多的部队在遭到轰炸时甚至出现大规模溃散。不过，这一时期日本海航与地面作战部队的协同不畅。例如，波田支队在姑塘登陆后没有及时设立提示标志，被前来进行空中支援的日本海航飞机当作中国军队投下炸弹，造成误伤。日本海航对中国军队沿江炮台工事的轰炸精度也不佳，难以通过轰炸长时间压制炮台。

 

 

 

然而，日本海军在第一阶段溯江作战中并未发挥明显的沿江突破作用。溯江部队的沿江突破明显慢于波田支队的陆上攻势，一度在爆破马当沉船障碍物时被水雷封锁线拖住脚步，2艘舰艇连续触雷，在攻陷马当要塞后耗费10余日才突破至湖口水道。且在九江作战中，溯江部队意图与日本陆军争功，在7月24日波田支队尚未对九江形成合围时便贸然进攻九江市区，遭到国民党军预备第九师重炮火力的还击，其“猿岛”舰被击中，死伤数十人。这一损失被溯江部队的前线指挥官大石坚志郎评价为“毫无疑义的牺牲”，因为溯江部队这一阶段的作战任务并非进行沿江突破，而是辅助日本陆军推进陆上攻势，并疏通水道，待陆军完成陆上突破后再进占沿江港口。

 

 

 

（二）第二阶段溯江作战

 

 

 

1938年8月，日苏在张鼓峰地区的冲突一度动摇了日本大本营全力攻占武汉的决心。随着8月10日双方签订停火协议，日本海军继续筹划溯江攻势。在此期间，第十一、十二炮艇队与数支冲锋艇队、数艘各型舰艇先后被编入溯江部队。按计划，溯江部队继续与波田支队一同逆流而上，与日本陆军第二、十一军在长江南北两岸山区发起的攻势配合，攻占武汉的最后一道江上屏障——田家镇要塞。而国民政府军委会仍集中主力于江北地带阻击日本陆军主力，仅在田家镇要塞外围部署第九、五十七师，要塞守备部队约为2个营的规模。

 

 

 

自8月下旬至9月上旬，波田支队主力向位于长江南岸山区的瑞昌进发，并分出一个大队的兵力缓慢向溯江部队的前线推进。在缺少陆军部队沿岸攻势配合的情况下，溯江部队将大型炮舰集中编为前卫队，试图以火力优势突破田家镇下游武穴地区的要塞，然而效果不佳。面对猛烈的要塞炮火，扫雷艇无法进行有效的扫雷作业，多艘日舰挤在狭窄的水道中进退两难。在躲避炮火的过程中，“鹭”号水雷艇与“嵯峨”号炮舰先后触雷，死伤近百人。直到9月14日，波田支队的台湾第一步兵联队第三大队抵达武穴前线，攻占了长江南岸与武穴隔江而望的码头镇。中国守军溃散，撤出码头镇外围炮兵阵地，溯江部队才得以从容清扫武穴水道的水雷。由于江上突破进展缓慢，溯江部队指挥官在没有第三舰队司令部许可的情况下发起陆上攻势，派出陆战队从码头镇出发跨江登陆武穴。9月16日，在日本海航与日舰的火力支援下，陆战队以重大伤亡为代价攻入武穴市区。次日，武穴沦陷。

 

 

 

与此同时，波田支队沿长江南岸溯江而上，进攻扼守田家镇下游水道的富池口要塞。虽然长途跋涉的波田支队仅有轻型山炮等少量攻坚武器，但富池口要塞炮台装配的数十门重炮无法调转方向朝内陆射击，要塞守军只得以机枪、迫击炮等微弱火力还击。溯江部队也继续发挥辅助作用，以舰炮支援波田支队。而中国守军第十八师各部以营连为单位分散部署于要塞南部山区中，各自为战，主力部队则因“沿江正面以敌舰时思蠢动不容稍忽，不能抽调”。最终，中国守军伤亡近半，于24日销毁炮台中的大炮后撤退，富池口要塞沦陷。

 

 

 

波田支队的攻势为溯江部队撬开了田家镇要塞区的门户，溯江部队一面派遣大型炮舰突进至田家镇要塞区外围，以舰炮压制田家镇炮台，一面以陆战队为主力，从陆上进攻田家镇，并以南岸富池口炮台轰击北岸的核心要塞区。9月25日，陆战队在武穴西侧的崔家山登陆，占领山顶重炮阵地，中国守军第五十七师一部丢弃数十门各类火炮。至此，陆战队成为溯江部队突破作战的主力，“扛着山炮在险峻的山坡上作战，沿江攻占一个个山头”。9月28日，溯江部队抵达田家镇要塞区外围，开始炮击要塞的核心象山炮台，掩护陆战队的攻势。这一时期，驻守田家镇要塞区外围的中国守军第九、五十七师主力均被日本陆军第六师团今村支队在要塞区北侧发起的攻势牵制，无法支援南侧的沿江战线。而守卫田家镇要塞核心区的江防要塞守备总队补给已断，经过连日作战兵员弹药严重不足。核心要塞区的各炮位与指挥所、阵地更是自9月中旬以来经受高强度轰炸，损毁严重。最终，要塞守军自28日晚开始撤退。陆战队于29日攻陷象山炮台，并于次日与从北面进攻的日本陆军第六师团会师，田家镇要塞区彻底沦陷。

 

 

 

田家镇陷落后，长江已无险可守。此后，中国海军依托武汉近郊的葛店炮台布设水雷，阻击日军舰队突破。而溯江部队则继续以陆战队为突击主力，配合波田支队进行沿江陆上作战。在解除岸上炮台的威胁后，溯江部队的主力舰船抵达前线，对陆战队的登陆作战实施炮火支援。10月26日，溯江部队长驱直入，抵达武汉。

 

 

 

在第二阶段溯江作战中，溯江部队独自承担沿江突破任务。作战前期，溯江部队始终难以在中国军队沿江炮台的火力打击下突破水雷封锁线，付出相当程度的伤亡代价。直至波田支队分兵协助，溯江部队才通过陆上攻势取得突破。相较于师属炮兵孱弱的中国军队，拥有炮兵中队与舰炮火力支援的陆战队在火力方面优势明显，在溯江作战中发挥了重要的突破作用。然而，日本海军高层未将陆战队视为溯江作战的主力，因此并未规划相应的后勤补给，这使得攻占武穴的作战行动几乎耗尽陆战队的弹药储备。而在进攻田家镇期间，陆战队兵力捉襟见肘，甚至需要溯江部队派遣随舰陆战队上岸，维持后勤补给。由此可见，日本海军并未重视发展两栖作战能力，始终缺乏强有力的陆战部队，未能开展真正意义上的陆海协同作战。此外，多兵种协同作战水平低下也体现在日本海航的航空作战中。在溯江作战后期，日本海航的空中支援效果有显著提升，可以依靠轰炸压制中国军队沿江炮台工事。然而，误炸现象还是时有发生。这反映出日本海军空地协同作战的缺陷。日本海航与溯江部队在日本海军的指挥体系中互不隶属，又缺乏协调机制。日本海航能够按既定计划对中国军队阵地等固定目标进行轰炸，但由于缺乏通信设备，无法与溯江部队的地面作战单位进行有效的实时通讯。因此，日本海航只能按提前数日收到的作战计划进行固定的前线空中支援行动，或应临时请求仓促出击。一旦情报不准，轰炸效果骤降。

 

 

 

综上所述，武汉会战溯江作战期间，日本海军各部队基本是按既定计划单独作战，通过攻势相互策应，由于实时通讯滞后、缺乏指挥协调机制，无法在同一场战斗中相互支援或根据中国军队的防御情况进行调整。海军与陆军的协同作战程度也较低，未能有效根据中国军队防守的破绽协同调整作战计划，致使溯江部队在进攻马当、武穴、田家镇等守备坚固的要塞区时只能强行突破，一度在中国军队的优势火力打击下伤亡惨重。

 

 

 

然而，中国军队的长江防线还是一再失守。归根结底，国民党军的江防战略存在重大缺陷。自马当至田家镇，国民党军虽拥有优势兵力，却始终仅留少量兵力守备要塞区。而防区内交通不便、后勤不济，使得陆战队与波田支队总能沿江穿插包抄，集中兵力寻找守军力量薄弱处突破防线。驻守田家镇要塞的第九师师长郑作民曾于九江沦陷后向国民政府军令部提交《防守田家镇要塞意见五项》，认为“若左右两翼野战军能与要塞部队密切联系，则敌人除沿江进犯之外，围攻实不可能”，并附上数点建议，包括加强沿江防御工事，增强要塞守备部队尤其是山炮以应对日本海军舰炮威胁，将武穴纳入田家镇要塞区统筹防御事务，并部署有力部队于武穴的南北两侧。然而，军委会并未采纳其意见，而是集中军事资源于长江两岸的陆上战场，不仅未完成武穴等地的永备工事建设，亦未部署足够兵力与武器装备用于江防。事实证明，缺乏重兵守卫的沿江炮台要塞在面对陆上之敌时毫无抵抗能力。日本海军以作战能力并不突出的陆战队主力发起陆上攻势，在舰炮的掩护下击破要塞区各个炮台。田家镇要塞区外围武穴、富池口等要地得不到有力支援被日军蚕食，要塞守备力量也在分兵支援外围防线的过程中被不断削弱，最终导致要塞区因守军不足而被攻克。

 

 

 

 

 

 

武汉会战期间，中日双方围绕长江展开激烈争夺。日本海军派遣溯江部队和日本海航，企图通过长江航道进击武汉。中国陆、海、空军则均运用各类战术阻止日军利用长江航道，但最终未能有效切断长江航道。

 

 

 

（一）中日在长江航道的博弈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军队为阻止日本海军利用长江航道，先后发起空袭战、水雷战、游击炮战，并尝试以鱼雷快艇袭击日本海军船队，但均未能达成作战目标。

 

 

 

在日本海军发起溯江作战的同时，中国空军集中轰炸机队对长江航道上的日舰发起空袭战，同时部署战斗机队守卫南昌、汉口等地，保护轰炸机队的作战基地。6月24日，马当要塞遭溯江部队攻击，中国空军一天内对溯江部队的前卫舰队进行了8次投弹轰炸。而后，出于支援长江前线作战的考量，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军令厅（以下简称“军令厅”）将主要轰炸目标从溯江部队的炮舰改为日军运输船队，以期切断日军后援，配合陆上反攻。7月至8月，中国空军与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以下简称“志愿队”）对安庆、马当、湖口、九江等水道进行多次轰炸，取得一定战果。在空袭战中，中国空军的轰炸机从8000米的高空抵近，进行俯冲轰炸，投弹后快速飞离。而日本海航仅部署少量护航战机于运输船队上空4000米的高度巡航，发现中国战机后无法及时拉升高度进行拦截。因此，日机往往仅能在中国空军完成轰炸后进行追击，无法阻止轰炸。不过，受困于战机数量不足，中国空军仅能维持一日两次的轰炸，如此低频度的空袭无法完全截断长江航道。

 

 

 

与此同时，日本海航集中主力对武汉、南昌展开大规模空袭。这一时期的日本海航采取“空中决战”战术，纠集数十架攻击机、轰炸机组成大机群，轰炸中国内陆军事要地，并派出大量战斗机护航，迫使中国空军升空迎击，进行大规模空战，凭借战斗机的优势性能消耗中国空军的有生力量。在1938年6月攻占安庆机场后，日本海军的战斗机航程彻底覆盖华中地区，二联空开始轰炸武汉、南昌等地的机场。7月4日，二联空集结大机群空袭南昌，中国空军从汉口、南昌紧急集结46架战机升空迎击。因各队之间配合不当，最终空战失利，损失10余架战机。7月16、18日，二联空先后空袭汉口、南昌，中国空军击毙日本海航王牌飞行员南乡茂章，但也付出惨重代价。8月3日，二联空70余架战机空袭汉口，中国空军集结52架战机升空迎击，损失惨重。虽然同一时间中国空军也空袭了安庆机场，但并未取得较大战果。7月至8月间，中国空军在空战中被击落64架战机、失事99架战机，阵亡官兵129人，无法继续维持对长江航道的频繁轰炸。9月1日，二联空进驻修缮完毕的九江机场，对武汉前线展开更为密集的空袭，迫使中国空军各大队剩余战机转进衡阳、成都、芷江、南阳、老河口、梁山等地躲避空袭。至9月底，中国空军仅余123架作战飞机。此消彼长，日本海航在9月间对华中战场各地的交通线、城镇和其他军事目标发动553次空袭，总计出动3242架次飞机，其中单日最多出动214架次。至10月，中国空军仅能对长江前线发起零星轰炸，日本海航彻底夺取了华中地区的制空权。

 

 

 

除航空作战外，中国军队还试图以水雷战阻止日本海军利用长江航道。在6月间，中国海军的布雷舰自田家镇出发，前往马当、湖口、九江水道布设水雷。作为应对，日本海军派遣飞机轰炸布雷的中国军舰。至7月，中国海军可用于布雷的舰艇全部沉没。而后，中国海军被迫征用各类民用轮船，改装后用于布雷，又先后被日本海航炸沉10艘。此外，中国海军还在长江前线以木质帆船抵近日舰投放水雷，但收效甚微。除前线布雷外，中国海军在武汉会战后期研制出可以“随流漂行……敌后布放，破坏水上运输”的漂流水雷。9月初，中国海军编组漂雷队，乘船在武穴水域布防80余枚漂雷，给溯江部队造成极大困扰。由于缺少夜间防水雷能力，溯江部队的舰船停泊时均在船身周围布设铁丝网，但仍无法有效防御漂雷。9月8日，漂雷队在九江上游释放漂雷，“嵯峨舰”触雷受损严重，伤亡多人。而后，中国海军派出两队漂雷队沿陆路抵达九江下游水道，就地取材制作船只施放漂雷。自此，日本海军清扫过的长江航道也不再安全，溯江部队的船只在开往前线时须时刻提防警戒。然而，漂雷大规模投入作战的时间过晚，虽然在武汉会战末期取得了一定战果，却不足以逆转战局。

 

 

 

在进行空袭、水雷战的同时，中国军队也试图以鱼雷快艇、游击炮等战术袭扰溯江部队。湖口失陷后，中国海军总司令部派出鱼雷快艇夜袭溯江部队，但快艇遭到炮击后搁浅。8月上旬，日本海航又接连炸沉、炸伤数艘鱼雷快艇，迫使中国海军放弃鱼雷快艇突袭战术，将剩余鱼雷快艇转隶广东江防司令部，并转而发起游击炮战。在武穴保卫战期间，中国海军游击炮队对临时阵地进行了有效的伪装并适时转移，溯江部队始终未能发现阵地的具体位置，一度无法进行扫雷作业。在田家镇保卫战期间，中国军队投入炮十六团一连与炮六营在崔家山一带占领多个阵地进行游击炮战。然而，由于溯江部队改由陆战队发起陆上攻势，游击炮战最终未能阻击日本海军攻占田家镇。除前线游击炮战外，中国军队还积极进行后方游击炮战。至9月下旬，中国军队在九江至田家镇之间的水道两岸部署游击炮部队，袭击日军运输船队，迫使溯江部队分兵护航，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日本海军的前线进攻力量。

 

 

 

（二）日本海军对长江航道的利用及其战略意义

 

 

 

武汉会战期间，日本海军利用长江为数十万陆军侵华部队建立起庞大的后勤补给体系。因此，在中国军队试图切断长江航道的同时，日本海军也在积极利用长江航道，具体行动包括为陆军运输船团提供护航、为陆军沿江作战部队提供补给支援、开辟前线水上补给线。其中，针对陆军运输船团的护航作战至关重要。日本陆军为攻占武汉投入大量作战部队，仅第二军主力部队就拥有超过1万辆机动车辆与数万匹军马。为此，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向参战的第二、十一军各部队配备了大量工兵、辎重、医疗、兽医、防疫等后勤部队，导致后勤物资的运输量激增。由于长江两岸道路状况差，运力不足，长江北岸的第二军被迫将后方兵员与物资经长江运抵安庆后转陆路运往江北前线，而第十一军以九江为后勤基地，为长江南岸战场上的侵华部队运输补给。为提高水路运力，日本陆军组建了近4万人的船舶部队，仅第十一军就组建了两个碇泊场司令部，下辖11艘大型动力艇与180艘小型动力艇。然而，日本陆军未给船团配备足够的护航炮舰，运输船亦极度缺乏自卫武器，这使得陆军船团难以应对中方游击炮部队的威胁，甚至无法有效处理漂浮的水雷，必须依靠日本海军的护航才能安全通过长江航道。日本陆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在会战期间相当重视日本海军打通长江航道的作战情况，可见长江补给线畅通对日本陆军全面侵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从结果上看，中国军队攻击侵华日军长江补给线的战果尚可。武汉会战期间，日本陆军船团共被中方游击炮部队击中126次。这足以说明，如果中国军队面对的是日本陆军自身的薄弱护航力量，将会给其长江补给线以严重打击。而日本海军的水面、空中护航虽然效果差强人意，却使中国军队无法通过陆海空全方位的袭击作战切断长江航道。

 

 

 

日本海军的前线支援作战对整体战局也发挥了关键性影响。在日本海军的前线支援行动下，掌握优势兵力的中国军队在交通运输和后勤上尽显劣势，只能放任日军发挥海空优势掌握战场主动权。在马当作战中，波田支队孤军深入中国军队后方。由于中国军队仓促破坏了马当至湖口的主要公路，中日双方在前线均面临补给断绝的情况。中国第十六师在反攻湖口的过程中连续两日断粮，导致部队战斗力骤降。日军亦不乐观，波田支队主力在登陆近一周后仍未打通陆上补给线，粮草弹药告罄，攻势一度停滞。然而，日本海军紧急派出飞机空投弹药、粮食，使波田支队得以维持战斗力，中国军队的反攻最终失败。波田支队进攻九江时，一度因缺少药物、洁净饮用水与防蚊具而导致流行性传染病暴发，造成大量减员。溯江舰队一面炮击袭扰中国军队后勤补给线，一面派出小型运输船穿越水雷区为波田支队运送给养，并为后续抵达的日本陆军运粮艇提供护航，使波田支队迅速恢复战斗力，继续进攻九江。日本海军的后勤支援对日本陆军战斗力的影响是显著的，靠近长江补给线的陆军部队能够获得更充足的后勤补给，接续攻势能力更强。例如，在6月至7月的作战中，波田支队依靠溯江部队临时建立的补给线，持续进行沿江突破作战，而同一时期自安庆深入大别山麓的第六师团远离港口，只能依靠陆上补给线，攻势被迫放缓，此后更是陷入苦战。同样的变化也出现在波田支队的后期作战中。自7月底登陆鄱阳湖西岸，向长江南岸山区进军后，波田支队只能依靠运力低下且极易受到中国军队袭击的陆上补给线。这导致波田支队补给状况急转直下，有的部队甚至只能靠随军携带的罐头与糙米维持一日两餐。直到深入长江南岸的山脉进攻瑞昌时，波田支队的运输车队还时常遭遇中国军队炮火袭击导致物资被毁。

 

 

 

在武汉会战后期，日本海军还帮助陆军开辟了长江北岸的补给线，极大影响了北岸战场局势的走向。自7月27日起，中国军队开始破坏龙坪和武穴的堤坝，将长江水引至大别山南麓地区，试图阻止日军第六师团自安庆沿大别山麓向田家镇进攻。至8月下旬，大别山南麓已形成洪涝区。这固然暂缓了第六师团的进军，却也使得超过50万中国民众流离失所。然而，泛滥的洪水却意外地为侵华日军提供了便利。9月，武穴至广济一线以东的大片江北地区成为洪泛区，部分地区水位可供小艇通行。因此，在独自攻占武穴后，溯江部队便开始勘探经洪涝区北上黄梅的船路，协助日本陆军开辟从九江至黄梅的水上补给线。相较于原先自安庆经潜山至黄梅的陆上补给线，新开辟的水上补给线极大缩短运输时间，提高了运力，使得第六师团能够在更短时间内获得更多补给，并收拢部署在陆上补给线沿线的守备部队用于进攻作战，继续向田家镇方向发起猛攻。而中国守军的后勤补给此时却已难以为继，最终被今村支队突破防线攻入田家镇要塞。在开辟补给线的过程中，日本海军不仅为陆军运输队提供护航与引导，还利用溯江部队的舰船作为后方兵站，收容波田支队中的非作战人员，并通过水路为第六师团向后方运输伤患。而派遣至第十一军司令部的海军作战参谋也在协助规划补给线路、编排运输船队。可以说，日本海军在武汉会战后期，对陆军第六师团攻陷田家镇要塞起到了关键的助力作用。

 

 

 

在日本海军的经营下，九江成为日本陆军进攻武汉的主要后勤基地。第二军的物资从九江北上运往黄梅等地，第十一军的物资则从九江西行运往瑞昌等地。1938年6月至10月，日本陆军共经长江向前线运输180万吨物资，其中九江一地就中转了85.6万吨。除物资外，7月至8月，日本陆军还通过长江不断将后方部队转运至安庆、九江后开赴前线，巨大的运输量甚至超过了长江航道的运力极限。可以说，日本海军在侵华日军攻占武汉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

 

 

 

 

 

 

方德万（Hans van de Ven）认为，武汉会战期间的日本海军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类似二战中德国装甲部队的突击作用，总能先于日本陆军部队突破中国军队的长江防线，从侧翼包抄并击溃长江沿岸的中国守军。然而，日本海军在溯江作战中的表现似乎与此评价相距甚远。在第一阶段的溯江作战中，日本海军在尝试突破马当要塞失败后，转而协助波田支队从水路穿插至中国军队防守薄弱处登陆，先后辅助波田支队攻占马当、湖口、九江。在第二阶段溯江作战中，由于缺少陆军部队的协助，溯江部队一度被田家镇守备区的外围防线阻挡半月之久，直到波田支队分兵攻占田家镇下游南岸的数座炮台后，溯江部队下属陆战队主力才从陆上攻入田家镇要塞区。可见，虽然国民政府军委会的长江防御战略存在明显漏洞，但日本海军始终无法仅凭溯江部队突破由永备工事炮台与水雷封锁线组成的中国军队沿江防线，必须依靠日本陆军担任主攻角色进行陆上突破。直到会战后期中国军队沿江守备力量过于薄弱，溯江部队才得以运用陆战队实施单独突破作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海军后方作战发挥的重要战略意义。面对中国陆、海、空军以多种战术不断袭击长江航道，日本海军一面发起护航作战，应对中国军队的游击炮战与水雷战，保护陆军运输船团沿长江航道向前线运送兵员与补给；一面通过航空作战打击中国海、空军。在武汉会战期间，中国空军仅在地面被日机轰炸摧毁的战机就达70架，最终在会战后期被迫放弃对长江航道的空袭。而中国海军用于布设水雷的舰船和用于突袭作战的鱼雷快艇也在日本海航的轰炸下损失甚大，无法切断长江航道。最终，日本海军通过后方作战在武汉会战期间基本维持了长江航道的畅通，并协助日本陆军开辟了前线的水上补给线，使得陆军得以将兵员与后勤补给源源不断地沿水路运抵前线，前线各侵华部队始终保持相较于中国军队的后勤优势，在陆上战场不断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最终攻占武汉。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