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文明建设深入人心，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中华大地生态环境发生深刻改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其中一个任务是：“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会的举行，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强烈使命担当，对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本刊特约环境史专家高国荣研究员就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的历程与启示撰文，分享其研究心得。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可以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党为发展生产开展水利建设和植树造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才开始真正的环境保护，资源保护工作局部开展，污染治理也开始起步。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环境保护成为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环境保护体制机制逐步建立，环境质量局部好转。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从理论到实践都迎来了历史性、转折性和全局性变化。党领导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至上等。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这些历史经验将指引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继续阔步前进。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环境保护　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

 

 

 

2024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全会提出：“聚焦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际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百余年间，一直牢记初心使命，与时俱进，通过改革不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向前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为未来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指引。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术语频繁出现，这些术语的含义大体相当，都是对广义的“环境保护”的发展和升华，只是因不同语境而各有侧重。“环境保护”一词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但在此之前，欧美国家已经采取了不少保护环境的行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伴随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资源短缺、生态破坏、城市卫生与工业污染等问题逐渐凸显，西方国家兴起了以科学管理和合理利用为特征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侧重于森林保护、水利开发、水土保持、野生动植物保护、自然保护区创建等。战后公害问题频发，西方国家开始重点治理各类污染。在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生态观念的流行，人们意识到资源保护与污染治理之间的有机联系，二者出现了融合，成为环境保护的主要组成部分。环境保护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环境保护”指污染治理，广义的“环境保护”则包括资源保护与污染治理两个方面。环境保护从一开始就着眼于服务人类利益，旨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和人类健康生活。通常认为，环境保护首先出现在西方。中国环境保护虽然略晚于西方，但大体保持同步。新时代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首先成为“国之大者”，从而赋予环境保护更多的新意，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反响。生态文明建设是目前国内关于广义的环境保护的最通用的表达。

 

 

 

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开展的水利开发、植树造林、水土保持、污染治理、自然保护区创建大体都属于广义的环境保护。国内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环保事业的演变已有一些精辟论述，为推进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但还有不少拓展空间。总体而言，既有著述大多侧重当代，而在为数不多的史学研究中，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很少被视为一个连续发展的整体；很少对其追溯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便偶尔涉及，可能突出国民党的贡献，而忽略了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努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发展农业生产，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植树造林。这些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的性质，它不同于古代，关键在于其人民性，即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同时也部分地运用了现代科学技术。同时，也不宜将垦荒与环保对立起来。从一开始，资源保护（conservation）在西方就是以利用为主导，信奉“效率、科学与民主”，即以科学手段促进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增进民众福利。在20世纪初，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是美国资源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英文中的reclamation表达的就是这层含义。因此，革命时期的垦荒及农田基本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纳入环境保护的范畴。本文力图从已有基础出发，抛砖引玉，拟结合世情、国情与党情的变化，从思想认识、制度建设和具体实践三方面，分阶段考察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并探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水利建设和植树造林。这些措施都服务于农业发展，大体属于农田基本建设。农田基本建设的重点就是治土、治水和植树造林。农田基本建设的理念是将山水林田视为彼此依存、相互促进的系统，这是党发展农业过程中的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认识。对党而言，抓水利、抓林业，就是抓农业、抓民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体可视为中国环境保护的早期探索阶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发展农田基本建设，离不开当时的世情、国情与党情。20世纪上半叶被称为“战争、危机与革命的时代”。在此期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出现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政权。西方列强被严重削弱，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在经济上，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城市卫生问题在西方国家日渐突出，西方国家开始采取行动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资源保护运动在西方国家率先兴起后，对世界其他地区也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从国情来看，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为近代中国的主要奋斗目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无数仁人志士谋求民族独立的努力，由于自身的软弱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勾结和镇压，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从党情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还很弱小，只能选择在农村发展壮大。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方向。中国共产党认清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认识到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力量尚未壮大，在城市的发展受阻。面对国民党的疯狂围剿，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不断进行革命力量的战略转移，先是在南方农村山区相继建立了多个革命根据地，后来率领红军开始了西移北上的长征，建立了陕甘宁等革命根据地。

 

 

 

无论是在革命根据地，还是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中国共产党都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和植树造林。在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近代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依靠和发动农民的革命道路，将农民问题视为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包括两方面，“即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为的压迫问题，与水旱天灾、病害虫害、技术拙劣、生产减缩等天然的压迫问题”。对于社会压迫，主要依靠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而对于“非常之严重”的自然压迫，则需要“全国的革命的政权与科学的方法”。这里所谓的科学方法，除了军民互助、农业科技、农业教育以外，无疑包括农田基本建设。

 

 

 

从自然条件来看，革命根据地大多分布在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山区或边远地区。革命根据地虽然有些属于“平地和河湖港汊地”，但以“山地”为主。山地面积广大，便于游击作战且有回旋余地，在军事上易守难攻，“最能长期支持”，在作战方面具有很多优势，但这些地区发展农业却面临很大挑战。比如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林木稀少，干旱缺水，土地贫瘠，风沙肆虐，水土流失严重，旱涝等自然灾害频发。只有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才有可能较大规模地发展农业。

 

 

 

与此同时，革命根据地在经济上又必须实现自给。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革命根据地在日常供给方面常常陷入困境。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军民日用必需品极其匮乏，“十分昂贵”，引起了工农群众和士兵的“极度”“不安”。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根据地的物资供给变得非常困难。大量难民移民的涌入以及大批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到来，壮大了根据地的力量，但也使根据地在经济上更加捉襟见肘。在1940—1941年间，抗日根据地“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在1942年，毛泽东就提出，“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是“抗日航船”接下来要面临的“暗礁”，是“必须首先克服的障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将发展生产、自给自足同“抗战建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连接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根据地将发展经济，尤其是农业生产视为中心工作。面对山区发展农业的不利条件，中国共产党力图通过水利建设和植树造林等措施，带领群众克服农业生产的不利自然条件，大力发展生产，提高百姓生活水平，促进军民团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思想认识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农田基本建设。其一，将农田基本建设纳入党纲或党的综合决议。1922年，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帮助农民免受“水旱灾荒”之苦，要利用国家或地方经费“改良水利”，“修理或开拕〔拓〕河道”。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将“改良水利”列为共产党的任务之一，第一次把水利建设纳入党的纲领。1934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党的任务决议中提出，党和苏维埃必须尽力“进行河道、灌溉、水利的修整和开发”。其二，明确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著名论断。1934年，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论断。该论断突出了水利在农业生产中的基础性地位，强化了革命政权对水利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推动了水利事业的发展和农业的进步。其三，将农田基本建设纳入革命政权的施政纲领，即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发展水利建设。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苏维埃政权要通过“A.办理土地工程；B.改良扩充水利；C.防御天灾”等方式来推动农业发展。1932年元旦，中国共产党提出，苏维埃政权要利用可能的资金“来开浚河道，修理坝闸，种植森林，以防水旱之灾”，保障和改善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1939年，陕甘宁边区颁布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将“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耕种，增加农业生产”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措施。1940年，晋察冀边区在施政纲领中也提出，要“有计划的开井、开渠、修堤、改良土壤”，“设立专门机关，切实救灾治水”，大力“发展森林、畜牧业”。1941年，陕甘宁边区强调各级政府要尽“一切努力来大大的提高和发展边区农业”，要在“靖边之杨桥畔、巴兔湾，富县之葫芦河，绥德之绥惠渠”等水资源较丰富的区域，制定发展水利的特别计划；同时还要制定“造林、护林”计划。

 

 

 

在制度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专门立法和设立专门机构，为革命根据地的农田基本建设提供保障。其一，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规。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陆续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山林条例》《怎样分配水利》等法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规定：“一切水利、江河、湖溪、森林、牧场、大山林，由苏维埃管理建设，便利于贫农、中农的公共使用”；地方苏维埃在自然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要创办如下事业：“一、开垦荒田；……三、改良现有的与建立新的灌溉；四、培植森林。”1941年，陕甘宁边区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条例》《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条例》《陕甘宁边区砍伐树木暂行规则》等法规，对保安林、生产林、薪炭林的保护与利用，造林鼓励举措进行了规定。晋察冀边区在1939年也出台了《晋察冀边区保护公私林木办法》《晋察冀边区禁山办法》。其二，设立了相关机构。在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设立山林水利局，从乡至省均设立水利机构，管理河堤、池塘、沟渠的修护与开发。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建设厅下设林务局，晋察冀边区政府在1940年前后设立了农林牧殖局和农事试验场，负责育苗造林护林、水利开发等方面的工作。

 

 

 

在具体实践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大力开展水利建设和植树造林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率队勘山察水，寻找水源，修坝挖井。在苏维埃革命干部的带动下，广大军民开渠筑坝，打井抗旱，车水润田，开垦荒地，组织春耕夏种运动，确保农业丰收，解决了广大军民的吃饭问题，支援了革命战争。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政府从1939年初开始，为保证抗战供给，改善军民生活，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革命群众和机关部队工作人员积极参与，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植树造林。边区军民仅在延安就修筑了桃庄渠、裴庄渠等重点水利工程，成千上万亩农田因为灌溉而变成稳产高产田。植树造林也取得相当进展。在晋察冀边区，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平山等20个县植树465万株，成活率为70%；1940年，阜平等30个县植树1386万株，成活率超过75%，平山、曲阳、唐县、完县禁山播种造林35496亩；1941年，平山等14县播种造林15万亩，北岳区30县植树1700万株。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田水利建设和植树造林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其成效也不宜过高估计。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保障粮食自给，大面积垦荒成为边区军民的唯一选择。在陕甘宁边区，1944年年初耕地达到约1339万亩，其中约165万亩为1941—1943年间垦荒新增耕地。由于大面积垦荒，延安的山岭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光秃秃一片，一发大水，延河泥浆就滚滚而来”。垦荒造成野生动植物资源锐减，植被大量减少，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水利建设和植树造林还更多地停留在宣传和动员层面，其目的是提高生产而不是保护环境。尽管如此，这些早期探索提高了人们对资源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其采用的群众运动形式对新中国的资源保护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提供了重要指引。最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新中国环境保护的真正开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条件。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的环境保护开始真正起步。在这一时期，全国都开始了大规模的环境整治。水利建设、植树造林、水土保持等工作大力开展，污染治理也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生态建设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认识不足、急于求成，也遭遇了不少挫折。

 

 

 

新中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与当时的世情、国情与党情都有密切关系。二战后进入了美苏对峙的冷战时期。尽管地区冲突频发，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都成为第一要务。资本主义国家迎来了持续多年的经济繁荣发展，与此同时，各种工业污染经过长期累积进入集中爆发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民众的环保意识高涨，催生了环保运动，并进而陆续促成西方发达国家对环境问题的政府管制。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全球范围的环境会议，进一步带动了环境保护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对中国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国情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在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之后，党的八大指出先进社会制度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反差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集中力量搞建设的正确决定。一定程度上因为西方的打压和非斯大林化进程的开启，党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偏差，片面地选择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经历了农业“大跃进”、工业“大炼钢”乃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弯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大力发展农业和工业。在此过程中，环境问题日益明显，环境保护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党情来看，共产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变成了“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在“受到外部封锁”的条件下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探索。在这一时期，党提出了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但由于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求成过急，导致一些“左”倾政策的泛滥和继续。

 

 

 

在1949—1978年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水利建设、植树造林、水土保持、污染防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经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其一，极其重视水利建设。1949年9月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写入“兴修水利、防洪抗旱”“疏浚河流，推广水运”的内容。1953年，农业部在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着力“减少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虫灾等”。1950年前后，淮河流域连续出现流域性大洪灾，毛泽东在同年7—9月，先后四次做出导淮治淮的批示，提出要考虑根治办法，“限日作作导淮计划”，督促治淮工程“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毛泽东在1952年10月、1963年11月还分别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1960年，中共中央重申“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强调水利“在同水旱灾害做斗争和增加农作物产量上”的巨大作用。

 

 

 

其二，高度重视植树造林。1951年，中共中央指示中央局、分局及各省市区党委，“必须加强对林业工作的领导，把保护山林和建植苗圃造林植树工作，列为山区、沙区及其附近地区党委和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1955年，毛泽东发出“绿化祖国”的号召。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颁布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地荒山”，在房前屋后、村庄周围、道路两侧、河塘周边，“只要是可能的，都要求有计划地种起树来”。1961年，中共中央强调提出，“造林是百年大计，是根治水旱灾害、保障农业生产的根本措施，也是满足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对于木材需要的根本措施”，号召保护山林，“抓紧造林”。

 

 

 

其三，特别重视水土保持。土壤作为农业的基础，是支撑农业发展的关键资源。由于长期不合理的利用，水土流失在黄河流域尤其严重，土壤被大量冲刷，不仅破坏了农业发展的基础，而且造成严重的洪涝问题。1952年，政务院指示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时指出：“水土保持工作是一种长期的改造自然的工作。由于各河治本和山区生产的需要，水土保持工作，目前已属刻不容缓。”在1955—1958年，连续召开的三次全国水土保持会议充分说明了党和政府对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视。1963年，国务院指出：“水土保持是山区生产的生命线，是山区综合发展农业、林业和牧业生产的根本措施。”此外，1965年全国水利会议还将水土保持视为“治理江河的重要措施”。

 

 

 

其四，非常重视野生动植物保护。1962年，国务院要求各级领导机关要制止对野生动物的“乱捕滥猎”行为，强调“野生动物资源是国家的自然财富，各级人民委员会必须切实保护，在保护的基础上加以合理利用”。

 

 

 

其五，高度关注环境污染及其治理。一段时间内，人们无视环境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虽然沿海有一些工业，但规模都不大，带来的工业污染问题也较为有限。对城市居民而言，他们关注的往往是城市生活垃圾、粪秽及其可能引发的疫病传播风险。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城市公共卫生问题主要由卫生部门主管。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人们认为污染“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治之症”，“不愿更不敢承认社会主义的中国也有环境公害……谁要是说中国有污染，谁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这种“荒唐可笑的逻辑”，在当时“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信条”。在这种思想封闭僵化的情况下，周恩来却清醒而勇敢地正视国内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引导人们对其加以关注。据不完全统计，在1970—1974年间，周恩来关于环境保护的讲话不少于30次。1970年，周恩来提到：“要消灭废水、废气对城市的危害……如何搞好‘三废’的回收利用，要搞出规划。”1971年，周恩来在听取江汉油田汇报时指出：“污染是个大问题，要一开始就解决。”1972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对治理“三废”作出指示：“应该抓紧解决这个问题，绝对不做贻害子孙后代的事。”他一再指出，要重视工业污染问题，坚持以预防为主，树立必须治理好污染的坚定决心，推进以治理“三废”为主的环境治理。特别重要的是，他支持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首次人类环境会议，指示代表团要注意学习国外环保的有益经验。在斯德哥尔摩之行后，中国代表团通过比照分析，猛然意识到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并一致得出结论：“一是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比西方国家轻；二是中国自然生态破坏远在西方国家之上”。政府由此开始正视并应对中国存在的严重污染问题。中国环境保护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具体实践方面，中国共产党在1949—1978年间采取了很多切实措施，从多方面推进环境保护。其一，水利建设全面展开。1949年10月水利部成立后大力开展水利建设，将中国的水利事业稳步推进。在1950—1957年间，按照政务院确定的“蓄泄兼筹”的方针，将淮河上中下游视为一个整体，进行了全流域整治，实现了由“导淮”向“治淮”的历史性转变。在同一时期，面对长江流域特大洪涝灾害，启动了荆江分洪工程，确保长江中游地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此外，海河和黄河治理工程也有序推进，在新中国成立后二三十年间，随着官厅水库、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北京密云水库、新丰江水电站、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丹江口水利枢纽、刘家峡水利枢纽、安徽淠史杭灌区、河南林县红旗渠、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等一批重点水利工程的竣工，我国防汛抗旱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其二，森林保护大力开展。党中央和国务院出台多个全国性的植树造林法规，为造林护林工作提供制度保障。195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确定了山林权属问题，对国有林和私有林进行了界定和区分，动员群众积极植树造林。1951年，政务院就农林生产作出决定，要求“实行山林管理。严禁烧山和滥伐，划定樵牧区域，发动植树种果，推行合作造林”。1961年，中共中央作出确定林权并保持长期不变、恢复和严格执行山林管理制度的决定。1963年颁布的《森林保护条例》作为中国首部相对完整的关于林业生产和森林管理的行政法规，对森林管理、防治病虫害、林业生产进行规范，并提出了森林分类采伐制度。

 

 

 

其三，水土保持稳步推进。在黄河中游地区开展集中整治，将水土保持与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相结合，逐步改坡耕地为坡式梯田和水平梯田，采取等高种植等耕作措施，水土保持取得了明显成效。

 

 

 

其四，污染防治开始起步。1971年，国家计划委员会为治理官厅水库污染，成立了“三废”利用领导小组，这是新中国成立的首个政府环保机构。由于周恩来总理的推动，国务院于1973年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环境保护被提上国家议事日程。会议指出了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通过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确立了环境保护的32字工作方针，即“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并对环保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国务院在将该文件批转全国时提出了“三同时”制度，即一切企业、事业单位在开展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时，对其中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随着该文件的批转，环境保护被提上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1974年10月，国务院成立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小组成员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业部、农业部、交通部、水利部、卫生部等相关部委的负责人。这表明，党很早就意识到环境保护是一项需要多部门、多领域协调配合的系统性工程。此后，各地陆续成立了相应的环保机构，对环境污染状况进行摸底调查，制定环境保护规划，并开展了以“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为特色的污染防治。1978年通过的宪法首次明确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为环境立法和环境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同年，中国举办“全国环境保护展览会”，参观人数达22万人，显著促进了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与提高。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环境保护才真正扬帆起航，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就。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常常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由于经验不足、急于求成，经济工作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在“以粮为纲”的政策指引下，出现了“盲目围湖造田、毁林开荒、毁草种粮的蠢事”。“以钢为纲”这一片面政策的实行，导致植被大量被毁。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加剧了环境污染，人口的快速增长也加剧了人地关系的紧张。尽管如此，环境保护在中国已经开始。中国在这一时期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为此后环境保护的深入开展创造了条件。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环境保护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环境保护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环境保护的制度化和法治化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的力度不断加强，环境质量出现了局部好转。

 

 

 

在1978—2012年间，中国环境保护的蓬勃发展，顺应了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深刻变化。可持续发展模式自1987年由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一报告中提出以来，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是继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最重要的几次国际环保会议，这三次会议都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将可持续发展不断推向前进。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整体趋于保守。在环境污染得以缓解后，环境管制在西方国家受到削弱，环境保护踟蹰不前，甚至出现了倒退。

 

 

 

就国情而言，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落后的社会生产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党中央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确立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脱贫致富，改善民生成为中心工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发展活力显著提升。2002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开始成为“世界工厂”。伴随着经济的快速腾飞，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实现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但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逐步迈入总体小康阶段，民众对环境质量的关注越来越多。

 

 

 

在党情方面，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成为长期执政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大胆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便在社会主义遭遇苏东剧变的重大挫折后，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长期不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包含了越来越多的生态建设的内容，这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都有明显体现。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其一，政府高度关注环境问题并对其严重性有清醒认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一方面在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耕地、水、森林和不少矿产资源不足，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另一方面，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粗放的生产经营方式导致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自然灾害频繁就是环境问题严重性的重要表现。在20世纪末，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8.7%，而且每年还以24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展。特大沙尘暴愈加频繁，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过8次，70年代发生过13次，80年代发生过14次，而90年代竟高达23次，“波及的范围愈来愈广，造成的损失愈来愈重”。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还表现为严重的环境污染。早在1987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就明确指出：“当前我国城市的大气、水体、固体废物及噪声等方面的污染仍很严重，已成为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同年，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朱镕基也指出：“当前，我国大气污染的程度已相当于世界发达国家五六十年代污染最严重的时期……与大气环境密切相关的疾病发病率及死亡率在不断升高”。

 

 

 

其二，绿化祖国、环境保护并列为基本国策。绿化祖国成为基本国策，与邓小平的倡导有密切关系。邓小平高度重视植树造林，在1981年还提出了开展全民义务植树的倡议。党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对该倡议都予以积极回应，绿化祖国还被写入了1982年宪法，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83年12月，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明确将环境保护确立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称它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环境保护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自然保护不仅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而且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20世纪90年代，环境保护成为现代化的重要方面。1996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包括保护和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其三，环境保护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以及在两会上发布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1982年，“六五计划”（1981—1985）首次将环境保护作为独立篇章纳入，提出了环境保护的具体要求和主要措施。此后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或规划按惯例都纳入了环境保护的内容，国家环境保护规划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环境保护规划体系更加完备。

 

 

 

其四，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一再强调可持续发展这一重大战略，强调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将“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得到重申。可持续发展同样也是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方面。2003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从环保立法、环境管理制度化建设、机构建设等方面为环境保护国策的落实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在环保立法方面，中国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一，环境保护被写入宪法。197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1条明确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环境保护在中国首次被列入国家根本大法。1982年修订通过的宪法除了重申上述原则，还加入了保护动植物资源和合理利用土地的内容。在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修订的宪法中，有关环境保护的内容进一步增多，为中国环境保护法制建设提供了立法依据。其二，通过了环境保护的基本法。1979年，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作为全国首个综合性的环境保护的基本法，该法对环境保护作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在环境法律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是其他单项环境法的立法依据。该法在1989年进行了修订。其三，通过了多个环境保护的单项专门法，主要包括《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水法》《水土保持法》等。

 

 

 

在环境管理制度化建设方面，出台了一些政策，建立了多种管理制度。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了“三同步”“三统一”的环境与发展战略方针，即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1989年，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定了环境保护的“三大政策”，即“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管理”，同时还提出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排污申报登记和排污许可证制度、限期治理制度与污染集中控制等八项管理制度。

 

 

 

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不断健全完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体形成了多部门分管的资源环境管理机构体系。自然资源和生态保护职能按资源门类分散在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部等机构。1982年，中央政府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内设环保局，但该机构并不具备协调国家有关部门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于1984年成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担任主任，多个部委的负责人是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全国环保工作。国家环境保护局于1984年成立，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环保局的基础上升格而成，1988年脱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独立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998年升级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2008年进一步升级为环境保护部。

 

 

 

在环境保护具体实践方面，中国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

 

 

 

其一，在工业污染和城市环境整治方面，通过“调整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结合技术改造、强化环境管理等政策和措施”，在化工、冶金、机械、电力、建材等行业推动清洁生产。为改善城市环境，制定城市整体规划，对城市功能进行分区，加快城市环卫设施建设，建立城市公园。

 

 

 

其二，在国土整治和农村环境保护方面，制定了全国及跨省区或重点地区的国土整治规划，对主要江河湖泊开展以防洪防涝为重点的水利建设，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万家寨等重点工程相继开工建设，淮河、太湖、洞庭湖等治理工程取得明显进展，实施南水北调东线、中线一期工程。农田水利建设蓬勃发展，新增灌溉面积8000多万亩。加强对基本农田的保护，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已建立“二十五片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实施了七大流域水土保持工程，在一万多条水土流失严重的小流域开展了山水田林综合治理”。加强对乡镇企业的环境管制，污染防治取得一定成效。

 

 

 

其三，在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实施“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工程、沿海防护林体系工程等各类生态环境建设工程。“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横跨中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西部，自1978年开始持续建设，成效显著，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林业建设方面的标志性工程，被誉为中国的“绿色万里长城”。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已将600余种国家级珍稀濒危动植物列为重点保护对象，建成近800处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其四，在环境科学技术和环境宣传教育方面，初步形成了学科较为齐全的环境保护科研体系，约140所高校可以培养环境类专业人才。开展对环境问题的综合研究，加快环境科技成果的转化，扶植环保产业发展，从1993年开始实施环境标志计划。利用“世界环境日”“植树节”“爱鸟周”等节点，大规模开展环保宣传活动。始于1993年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同中宣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开展，在全国反响热烈，促进了不少重大环境问题的解决。为推动环境宣传教育，国家环境保护局1980年成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3年创办《中国环境报》，1990年出版《中国环境年鉴》，它们在传递环境资讯、传播生态理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尽管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但直到2011年年底，中国“环境状况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环境矛盾凸显，压力继续加大”。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水土流失日趋严重，荒漠化土地面积不断扩大，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草地退化、沙化、碱化面积逐年增加，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城市污染问题也非常突出。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环境形势并未迅速好转。在“十五”期间（2001—2005），“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遭到污染，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千米2，沙化土地面积174万千米2，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在“十一五”期间（2006—2010），中国“一些重点流域、海域水污染严重，部分区域和城市大气灰霾现象突出，许多地区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容量。农村环境污染加剧”。突发环境事件高发，环境问题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三十余年间，民众环保意识不断提升，政府也持续加大投入和整治力度，环境工作取得不少成绩。尽管如此，中国的环境治理“仍处于负重爬坡的艰难时期”，“环境压力继续加大”，“正处于环境风险凸显期”。这种情况的出现，首先是因为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逐步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集中显现，呈现明显的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特点。严峻的环境形势也与落后的思想观念、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及松散的环境管制有关。其一，重发展轻保护的观念。尽管政府、企业和民众的环保观念在不断增强，尽管各级政府一再强调要避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在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国人民对环境保护的重视普遍不够。在实际生活中，各级政府一直将经济增长视为第一要务，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倾向非常明显。而对大多数民众而言，在温饱不足的情况下，环保常常被视为奢侈品，而环境破坏往往被视为可以承受的代价，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其二，粗放的经济增长。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产业一度位于国际产业链的下游，出口产品不少属于资源密集型，高耗能、高排放为特征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使我们付出了很高的环境代价。技术落后的小钢铁、小水泥、小化工、小皮革等项目在乡镇遍地开花，导致了地方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浪费。人口的持续增加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加大了环境压力。其三，环境保护法制尚不健全，执法和监管都相对滞后。长期以来，中国不断通过法治强化环境管理，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在环境保护领域较为常见。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普遍监管不力，也加剧了环境污染。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新时代。在这一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式形成，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迎来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新时代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所受到的前所未有的重视，离不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呈现东升西降、西强东弱的趋势。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傲视全球，保持着单极独霸的优势，但这种优势随着金砖国家力量大幅增长和中国的崛起在近年来开始减弱。面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中国综合国力的明显增强，美国感受到了竞争压力。然而因霸权和冷战思维作祟，美国选择逆全球化的大势，对华采取小院高墙、脱钩断链等种种手法，妄图遏制中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腾飞，阻碍中国的崛起。近年来，绿色发展成为世界潮流。部分由于经济增长乏力，在以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尤其是在美国，环境保护近年来不断出现波折反复。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在发生变化。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稳步提高，城市人口比例不断增加，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在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很多新挑战。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构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环境质量受到民众的高度关注。“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多重压力，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难以持续，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历史必然。

 

 

 

从党情来看，中国共产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后，党员人数不断增加，执政地位更加稳固，但党在解决民众急难愁盼的环境问题方面面临许多新的考验。面对新挑战新机遇，党和政府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理念，空前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其一，生态文明的战略地位不断提高。习近平同志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生态文明被提到了关乎人民福祉、民族未来乃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说的“长远大计”升级为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所称的“千年大计”，在2018年5月第八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进一步提升到了“根本大计”的战略高度。其二，生态文明建设被写入党章、国家发展规划和宪法。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2016年通过的《“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将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列为重要内容。2018年，“生态文明”被写入《宪法》，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此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其三，生态文明全面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绿色是新发展理念的一大亮点；污染防治是“三大攻坚战”之一；美丽中国是“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为何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怎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理论成果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自2018年提出后不断丰富发展。2018年5月，习近平在第八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了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坚持的“六个原则”，这标志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2023年，习近平在第九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集中体现为“十个坚持”“四个重大转变”和“五个重大关系”。上述三方面共同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完整体系。

 

 

 

所谓“十个坚持”是指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坚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十个坚持”深刻回答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历史依据、基本原则、核心理念、宗旨要求、战略路径、系统观念、制度保障、社会力量、全球倡议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所谓“四个重大转变”是指“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四个重大转变”全面总结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就，高度概括了新时代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所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所谓“五个重大关系”，是指“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五个重大关系”富含辩证哲理，突出展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新创造和新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它基于历史、立足当下、面向全球、着眼未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它体现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不仅为中华文明永续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来建立健全美丽中国建设的体制机制。其一，生态环境领域立法取得显著成效。制定、修订各类法律行政法规30余部，基本形成“1+N+4”的生态环境领域法律体系。“1”是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环境保护法；“N”是若干部关联生态环境要素（包括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噪声、海洋、湿地、草原、森林、沙漠等）的专门法律；“4”是四个特定区域或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包括《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黑土地保护法》以及《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草案）》。其二，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十八大以来，中央审议通过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文件60多项，逐步构建起源头预防、过程严管和结果严惩的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此外，还划定了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其三，组建“两部一局”。“两部一局”是指2018年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组建的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资源部对国家自然资源资产进行统一管理，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侧重资源调查、确权登记、规划管理等；对外保留国家海洋局牌子。生态环境部负责制定生态环境领域政策、规划和标准，统一履行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责。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同时还加挂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牌子，虽然隶属于自然资源部，但为副部级单位，职能与编制单列，主要负责森林、草原、湿地、野生动植物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的保护和修复。“两部一局”的组建，整合了分散的生态环境保护职责，避免了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某些职责缺位，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坚强有力、协同互补的组织保障。其四，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压实地方责任，明确“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是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对本行政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负总责”。压实部门责任，中央和国家机关“管发展的、管生产的、管行业的部门”按“一岗双责”的要求，“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必须管环保，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分工协作、共同发力”。

 

 

 

实践创新。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是贯彻落实生态环保战略的重要路径。确立绿色发展战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全方位、革命性变革。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正在建立健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朝减能降耗的方向快速调整，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能源消费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遏制，煤炭逐步实现清洁高效利用，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正在逐步实施。通过法治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新时代以来，环保立法密集出台，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也稳步推进。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在文化建设方面，环保教育已经进入各级课堂，环保宣传蔚然成风，生态环境问题相关研究方兴未艾，环保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在社会建设方面，已经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环保大格局。绿色生活方式蔚然成风，简约适度的消费观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开来。

 

 

 

 

 

 

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赢得了民族独立，不断进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探索，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大胆创新，取得了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至上、坚持改革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等。限于篇幅，这里只强调如下三点。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能够不断推进，首先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生态文明建设创造了最根本的前提。没有民族独立这个前提，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无从谈起。近代中国，积弱积贫，天灾人祸不断。黄河频繁决堤，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哀鸿遍野，饿殍千里。为维护社会基本稳定，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也都被迫采取了一些赈灾措施，通过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水土保持来改善农业生产的外部环境。在中国尚深陷帝国主义侵略的背景下，这些努力都只是权宜之计，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实际上，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近代中国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在清末新政时期，官垦蒙地的直接原因就是清政府要通过蒙地放垦筹措庚子赔款。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西方列强都曾对中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动植物资源进行过疯狂掠夺，导致民不聊生，山河破碎。自近代以来，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都毫无例外地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看清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中国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为环境保护的扬帆起航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乘风破浪，蓬勃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旧貌换新颜的华丽转变，成为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一个精彩侧影。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形象有着天壤之别。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常常被西方蔑称为“东亚病夫”与“饥荒的国度”。在当时，中国的环境破坏常常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被广泛报道，作为这些国家环保动员的反面教材，用以警示环境破坏的恶果。这种情况在美国尤其明显。1908年12月，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在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国情咨文中，用了不少篇幅和10幅照片将中国森林破坏及其恶果以醒目而直观的形式呈现出来，在美国社会引发广泛讨论，推动了美国联邦政府在森林保护方面采取积极干预措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大规模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过程中，以罗德民（W.C.Lowdermilk）、本内特（Hugh Bennett）为首的美国资源保护人士一再宣传水土侵蚀已经导致中国北方的衰落，强调美国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汲取历史的教训，成功地推动了水土保持运动在美国的兴起。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院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中着重讨论了1945—1949年间美国援蒋反共的失败。白皮书提到，中国快速的人口增长，“对土地形成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成功。”美国认为，中国共产党也无法解决饥饿这个顽疾。总之，在1949年之前的很长时间内，西方眼中的中国在人地关系方面已经陷入了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突出成绩和全球环境保护方面的引领作用予以肯定。在1979—1996年间，“中国已有18个单位和个人”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全球五百佳’称号”。近年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成就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2014年，“三北”防护林工程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立为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2017年，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荣获联合国环境保护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2018年）、蚂蚁森林（2019年）也先后获此殊荣。更加令人欣喜的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和实践，近年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和广泛赞誉。201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27次理事会通过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2016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实践视为全世界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的重要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奇姆·施泰纳指出：“中国在生态文明这个领域中，不仅是给自己，而且给世界一个机会，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朝着绿色经济的转型。”绿色GDP的提出者、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指出：“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令世界看到希望。”2021年、2022年，中国作为主席国，举办主题为“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推动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这是中国首次领导联合国重要环境条约谈判并取得成功，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生态文明建设的辉煌成就。在我们这个人口多、人均自然资源又极其有限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不仅解决了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没能解决的吃饭问题，而且还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中国从温饱有余向总体小康迈进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转变，进而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充满活力的机制保障。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一巨大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美丽中国建设各方面各环节，就一定能够确保我们的国家天更蓝、水更绿、土更净、绿地更多、食品更安全，使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能惠及当代，还能延及子孙。

 

 

 

第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近代中国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因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和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人都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制度，在西方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和阶级对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剥削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广大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当家作主，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基本建成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政治前提和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我国今后避免出现大的阶级对抗性的纷扰动荡提供了制度保障，确立了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新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取得旧中国根本不可能有的成就。在中国历朝历代，水患会影响社会稳定、政权安危和经济盛衰，水利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在晚清民国，频繁的滔滔洪灾始终是挥之不去的阴影。作为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多泥沙，素以善淤、善决、善徙而闻名，向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由于水患严重，黄河甚至被称为中国的“害河”。在1840—1949年间，随着内忧外患加剧，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治理黄河的举措，但收效甚微，河患有增无减。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后改道，给广大地区造成了长期的严重灾害。此后到新中国成立，黄河几乎年年溃决，甚至一年数次决口。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本侵略者南下，甚至在1938年6月在河南花园口炸开了黄河大堤，千里沃野变成了汪洋泽国。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水患问题才得到真正有效的控制。随着防洪、灌溉等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防汛抗旱能力大为提高。尽管新中国也数次出现史无前例的水旱自然灾害，但得益于众多水利工程建设，中国从根本上杜绝了昔日与大旱大涝如影随形的社会大饥荒、大逃难、大倒退，有效保障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兴修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水利水电工程。这些水利工程的修建，保障了整个流域的安全，但对水利工程所在地而言，则意味着大片良田因蓄水被淹，众多人口要进行移民安置。水库移民搬迁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和地方整体发展总体需要出发，发动全国民众积极弘扬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大力开展全国性的对口支援，对移民进行妥善安置，确保难度大、任务重、时间紧的移民问题及时得到解决。在此过程中，库区人民也服从大局，作出了重大牺牲。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全国才能做到齐心协力，从大局出发，保证重点，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建设完成一批国家需要的重大项目，如果缺少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都不可能实现。尽管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了修建三峡工程的构想，但“高峡出平湖”的伟大梦想只有在新中国才可能成为现实。三峡大坝的修建，实现了防洪、发电、航运、灌溉、水产养殖和文化旅游的综合利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各地相互掣肘，各自为政，一盘散沙，根本就不可能下好水利建设这盘大棋。

 

 

 

中国在林业建设方面的辉煌成就也同样得益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是中国林业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在民国时期，鉴于北方严重的土地沙化，一些有识之士就提出了修建“三北防护林工程”的设想。这一“设想”在旧中国无异于痴人说梦，只有在新中国才能成为现实。1978年，中国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这项工程东起黑龙江、西至新疆，横跨中国北方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51个县（旗、市、区）。这些区域占中国陆地面积的42.4%。按计划，这项工程历时70余年，到2050年才结束。为了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完成这个浩大的生态工程，在历时数十年的时间中，人们克服各种困难，在风沙区植树种草，一年又一年，一任又一任，一代接着一代干。经过多年建设，一座绵延万里的“绿色长城”正在中国辽阔的北方不断延展，并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成为全球生态治理的成功典范。纵观全球，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国才可以完成“三北”防护林这样宏伟的工程。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中西部地区也曾沿西经90度沿线建造纵贯南北的防护林带，但这个防护林带只建设了数年，成果也未能长时间维持。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严重土地沙化问题略有缓解之后，防护林带就遭到大量破坏。到现在，土地沙化依然是美国中西部地区面临的严重环境问题。

 

 

 

第三，坚持人民至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与广大人民站在一起，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党始终把人民对富足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美丽中国建设一直是为了人民，也始终要依靠人民。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将贫苦大众反社会压迫的革命斗争同改造自然的斗争结合起来，领导人民大力开展革命根据地建设，有力地促进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党领导人民大力开展农林水利建设，得到了人民的大力支持，主要依靠的也是人民的力量。在小型水利灌溉工程建设方面，国家只提供一些设备和材料，而主要靠农民出工出力。在农田水土流失治理方面，国家出台一些优惠政策，而主要由农民实施退耕还林、坡地改梯田、保护性耕作等水土保持措施。在中国，“全社会办林业、全民搞绿化”是国土绿化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为鼓励人们植树造林，中国在1979年将每年3月12日定为植树节，出台一系列优惠措施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造林绿化，“实行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地方和部门一起抓，发挥机关、部队、企业、学校和各行各业的作用，共同参与国土绿化事业，深入持久地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经过长期努力，国土绿化工作已经取得显著成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北塞罕坝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建设者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奋斗，久久为功，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新时代以来，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党和政府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危害百姓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在2010年前后，全国多地都遭遇了严重雾霾，京津冀地区尤其严重，很多中小学甚至因此而停课。除了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垃圾围城、农村环境脏乱差等问题的普遍存在，也明显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污染防治。2014年2月，习近平在北京考察调研时强调，“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作为重大民生实事紧紧抓在手上”。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与全社会的支持下，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实施，近年来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蓝天保卫战捷报频传，到2023年，重点城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累计下降57%。碧水保卫战也取得阶段性胜利，到2023年，已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全国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已达到87.9%”。净土保卫战也取得佳绩，土壤健康水平有较大提升。在生态建设方面，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都出现了下降，实现了“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自然保护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8%，森林覆盖率已增加到24.02%。在2012—2021年间，全国城市绿地面积增加近50%，目前达到230余万公顷，城市公园约1.8万个，群众身边的小微绿地、口袋公园、社区公园数量明显增多。农村人居环境经过持续整治，大体已经变得干净整洁有序。随着生态环境质量的显著改善，城乡都变得更加健康宜居，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生活品质大幅度提高。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持续巩固生态环境安全防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全都得到了更有效有力的保障。

 

 

 

自成立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在孜孜以求、持续不断的伟大奋斗和艰辛探索中，党团结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整治山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动环境保护。这些不同时期的伟大实践，缠绕交织，最终汇聚成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磅礴江河。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可以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当时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党领导人民对自然的改造是出于生存需要，而几乎没有或很少考虑环境质量，甚至造成过严重的环境问题。但从现在来看，党领导人民改造自然的早期实践客观上却属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范畴。可以说，党领导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历了从被动应对到自觉主动、从依靠传统经验到借力现代科学的深刻转变。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从农村扩展到城市，从局部探索提升为系统建设。中国也由此从国际舞台上环保领域的追随者、参与者变成了建设者和引领者。这些历史性、转折性和全局性的深刻变化，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深刻地注入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核之中。得益于此，在保持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这不仅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更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党领导人民所开创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成为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也为全球一些地区摆脱发展与环保的两难选择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