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代缘于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反抗外敌侵略的斗争，中华民族由自在转为自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趋觉醒。但是，先前的历次斗争与在全国范围、全民族规模的抗日战争不可同日而语。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觉醒的一幕。缘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成了坚定的民族信念。毛泽东因之宣告：“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其言意涵有三：中华民族作为整体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觉醒；团结起来的中华民族不可战胜。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平等自治”的民族政策，其实践为最终建立合乎国情、真正体现民族平等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开辟了先路，是其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觉醒的又一重要表征。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决战时刻，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举双手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这同样应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觉醒之善果。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　六届六中全会

 

 

学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研究成果丰硕，但从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角度看，仍不乏研究空间。近代缘于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反抗外敌侵略的斗争，中华民族由自在转为自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趋觉醒。但是，先前的历次斗争终究与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全民族进行的抗日战争不可同日而语。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归根结底在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谈判三方都顺应民心，守住了民族大义的底线，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觉醒最震撼人心的一幕。缘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终使“一盘散沙”的国人实现了大团结、同仇敌忾，“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成了坚定的民族信念。毛泽东在国共合作告成、统一战线建立之时，兴奋地宣告：“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是言有三层意涵：中华民族作为整体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觉醒；团结起来的中华民族不可战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觉醒，不仅表现为民族团结、共赴国难，同时还深刻地表现为六届六中全会后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平等自治”的民族政策。其实践为最终建立合乎国情、真正体现民族平等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开辟了先路。与此同时，中共作为抗战中流砥柱，其理论与实践愈为国人所同情、理解和拥护。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时刻，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同样应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觉醒之善果。

 

 

 

 

 

 

1927年国共分裂，国民党虽执掌政权，却未能实现国家真正统一，新军阀割据纷争不已，中国仍是一盘散沙。1929年蒋桂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宣称国民党已成“中心势力”，有敢挑战者，“自足以制裁之”。然而，次年中原大战继起，接着蒋在江西开始“剿共”。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值得注意的是，1931年9月20日，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仅两天，正处于第三次反“围剿”残酷斗争中的中共，就发表了反对日寇占领东三省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奋起进行民族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著名记者范长江在回忆九一八事变10周年的文章中写道：“我是在一九三四年才读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江西苏区的文件，就是说那已经是三年之前的事了。他们在‘九一八’之后，已经指出民族危机，指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是对哪一个阶级的问题，而是对中国各阶层的威胁。因此，他们在‘九一八’以后早就提出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以保障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显然，范长江意在强调中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早和最真诚的倡导者、长期锲而不舍的推动者。他的观察自然是对的，张闻天于1937年回顾西安事变前中共致力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做的不懈努力，足以印证他的说法。这包括：1933年通电称在三个条件下（即停止进攻苏区和红军；保障民主权利；武装民众、创立抗日义勇军），愿同任何国民党军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华北危急，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中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发表《致国民党书》，要求在抗日救国总目标下实行国共合作；等等。不过，张闻天亦指出，尽管中共的主张得到了全国民众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但国民党和中国社会上层分子却始终抱深闭固拒的态度。此种状况直到西安事变之后才有了根本改变。

 

 

 

上述中共的不懈努力固是出于民族大义，但是，要看到民族大义归根结底乃源于国人自觉、深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完整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初显于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肇建和“五族共和”观念的确立；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国民革命并揭出为“中华民族伟大解放”而奋斗的革命目标，则是其进一步彰显的重要表征。而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中共努力倡导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则是有力地将国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到了一个新境界。

 

 

 

1935年，中共在《八一宣言》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建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强调国人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宣言最后提出的口号是：“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同年12月，瓦窑堡会议决议进一步指出，必须联合“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组成“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中共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反映了战略上的高瞻远瞩。超越党派恩怨、强调统一战线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中心关键”，其基础与核心则是国共合作，这反映了中共的真诚与坦荡。在中共看来，“单单一个共产党的发展进步，是不够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若不能争取居第一大党地位的国民党的合作，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也唯其如此，中共从一开始便将实现国共合作视为重中之重，对国民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忍辱负重。毛泽东说：“因为中国是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目前则更处在亡国灭种关头，连半殖民地地位都在危险中。党派与阶级虽不同，这个共同的地位则一，就此决定了两党不但能合作抗日，并且能合作建国。”1936年8月，中共致书国民党，深情回忆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历史，并谓当年若能继续合作，中国绝不会落到像今天这样任人宰割的地步。书中再次发出呼吁：“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人心所向。同时，中共也提醒国民党：“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了，等到做了亡国奴的时候再讲什么合作那就会悔之无及了。”众所周知，为了实现两党合作，中共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调整和实质性的让步，其中包括承诺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工农政府改名特区政府，红军改名国民革命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等。范长江对此不胜感慨，评论说：“这是一件惊人和勇敢的政治策略之运用”，因为对于国民党之谅解，尚可期之于将来，而党内意见首先须求其一致，这谈何容易！例如，“用苏维埃和土地革命唤起来的农民，今天要说服他们放弃苏维埃和土地革命，不是平常的事情”。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高扬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又非单纯基于“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民族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在对于中国社会矛盾深刻变动的科学认知之上。毛泽东说：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为服从地位，从而令国内的阶级关系出现了新调动。这一切“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换言之，建立统一战线不是中共的主观臆想，而是时代提出的使命，是“必须完成”的，也是“可能完成的”。因是之故，针对美国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提问：中共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是否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而变成了民族主义者？毛泽东回应：抗日需以国内和平统一为前提，中共的政策调整“叫作部分利益服从于全体利益，将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他认为，共产党人既是国际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既主张阶级利益，又主张民族利益，二者并不矛盾，相反是统一的。因之，中国任何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懂得今天为抗日的胜利而奋斗，就是为将来实现远大理想创造前提条件。所以，毛泽东告诫党内同志说，有人视统一战线为权宜之计是错误的，因为“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扬，同样缘于统一战线而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发展相统一，并提升到了新境界。

 

 

 

国民党、蒋介石之所以极力抵拒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除了缺乏民族自信、对日妥协退让外，归根结底在于固守一党之私，而置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于不顾。1932年，国民党召开国难会议，不顾民意，坚持将“剿共”列为议题。随后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演讲称：“有在此剿共严重时期，而主张抗日，应该严（肃）处置。”这引起舆论批评，汪精卫为之辩解：“剿共即抗日，不剿共即等于不抗日。”“竟有些人主张应该移剿共之师以抗日”，“此无异为虎作伥”。1935年，蒋介石要求华北的宋哲元避免与日军冲突，说：“我们的军队都在江西防共产党，一旦军队调出北上对日打仗，南京就被共产党侵占了。政府垮了，还能抗日吗？”直到1936年底，他在西安对西北军和东北军将领训话时，还这样说：“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人离我们远得很，如果远近不分，便是前后倒置，那就不算革命。”足见，在蒋介石诸人眼里，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无足轻重，维护国民党独裁统治才是第一位的，故“剿共”自然重于抗日。

 

 

 

但是，形势比人强。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声浪日高，尤其以1935年底“一二·九”运动为转捩点，随后上海及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以下统称“救国会”）成立，全国抗日救国怒潮已成一泻千里之势。社会舆论批评国民党误国已深。彭文应在《民促、民倦、民困》一文中写道：“然而到了今日，国民的失望已达了极点，宽恕也到尽头。因此，若又来一次敷衍，再加一次欺骗，那不只是徒劳无益，而是火里倒油，疮上刺针。”今日唯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能挽救中华民族垂危的命运；也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国民党统治的命运”。救国会在对时局紧急通电中也提醒国民党当局宜即起抗日，“倘有违背此旨，发动内战者，则本会愿与全国民众共弃之”。此时，救国会已成汇聚全国民间抗日团体的一面旗帜。1936年底，梁漱溟将时局概括为“朝野对立”：“一面是在野的”，包括青年学生、救国会、中共以及张学良等实力派，共同主张是“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包括共产党）大联合”；“在政府一面”，则对此不以为然。“因此，在野和政府两方面，就有了相当的距离”。他客观地描绘出了国民党、蒋介石陷入与国人对立和处于孤立状态的被动局面。范长江的观察也印证了这一点，他认为时局已濒临失控的边缘。救国会的成立，意味着“那时除国民党外，所有各党各派，各地方势力，各界人物都一齐联合起来了”。“全国人心趋向很显然了！再要违背人心，局面不会安定了！”果不其然，是年底国民党下令逮捕沈钧儒诸人，制造了“七君子事件”，令国人群情激愤，终至激成西安事变。

 

 

 

与此相应，国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也愈加突显。1934年4月，宋庆龄牵头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有近两千人签名。其中说：“现在全中国的民众，不管是汉人或是其他民族（蒙古、回族、满洲、西藏、苗瑶等等），都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生死的关头。他们都有受日本帝国主义轰炸、枪毙、斫杀、拷打、强奸、污辱的危险。他们都要更加受冻、受饿、受穷、失业。……他们将要受到和在东三省三千万兄弟姐妹，热河与华北千百万兄弟姐妹同样的牛马生活的痛苦！”强调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生死、同命运，当奋起团结抗日。而《救亡情报》发文称，全中国人民同为中华母亲之子，义无反顾，人人都应以生命捍卫自己的母亲，“祝福你的儿子，中华的母亲！祝福我们的胜利，我们用生命爱护着的母亲！你的痛苦已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上，我们誓死报仇，义无反顾！”“将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结成一颗求民族解放的心，把我们的祖国，我们将灭亡的祖国，从日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1935年，随着电影《风云儿女》公演，其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开始广泛传播，也成为观察其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突显的重要指标。其经典歌词提醒国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应“发出最后的吼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万众一心，起而奋斗，争取中华民族的伟大解放！它借音符的魅力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表达得如此淋漓尽致，令人热血沸腾！其时，上海各种游行、集会，多高唱此曲。例如，救国会成立大会上齐唱此曲；1937年7月“七君子”出狱时，由史良指挥与前来迎接的各界代表合唱的还是此曲。《义勇军进行曲》已经成了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符号。

 

 

 

国共是两个最大的政党，都拥有重要的武装力量，故时人渴望团结抗日，响应中共主张，促进国共二度合作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便成了应有之义和主流民意。这也成为观察时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愈趋自觉的又一重要取向。1936年7月，沈钧儒等人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长文中写道：“国共两党，在九年以前不是手携手，为着打倒北洋军阀、为着打倒帝国主义而共同奋斗吗？我们不明白目前在共同的敌人的威胁之下，已经分裂了的两党，为什么竟不能破镜重圆。”“希望国民党反省一下，共产党员究竟也还是中国人。我们更希望国民党员都明白，对共产党的仇恨，不论大到怎样，总不会比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更大罢”。他们提醒国民党，“现在共产党已经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国民党却并没有表示”，这只会使其失去民心。同年9月，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巴黎召开，到会者400余人，包括来自国内的各界代表。会上十九路军代表陈铭枢发表演讲，“主张国共合作及各党各派合作，情词壮挚沉痛，一片赤诚，全场多至泣下”。大会发表的宣言同样诚挚呼吁国共团结抗日：“据报载国共联合抗日，在共产党和红军方面，已一再表示愿意与国民党及国军合作，并提出其新的抗日政策。今日国内一切爱国志士所呼吁的联合救亡，其关键也就在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全国各党各派团结抗日。”不难看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成为国人的普遍诉求！

 

 

 

西安事变是在上述民意推动下，由国民党内部分实力派为联共抗日而发动的兵谏事件，其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合作谈判。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这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对于这一段历史，以往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西安事变本身及国共谈判的曲折历程；而对于其间各方在事关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最终都守住了民族大义的底线，从而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迸发出感人至深的理性光华和表现出了强大的凝聚力，却关注不足。而这恰恰是我们真正理解民族精神与历史的内在张力所不可或缺的。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观动机固在逼蒋抗日，但在客观上却陷国家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因为这可能引发内战。毛泽东说，这可能造成“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要受到极大损害”。在国民党中央任职的王子壮在日记中也写道：得知西安事变，“彻夜未眠，因心悸国家之将来将蒙重大之影响，甚且亡国败家立现目前，虽卧亦不得安也”。甚至同情中国的苏、美舆论界同样表示担心，以为“系该国之一大不幸”，“在目前情势之下，彼此种行为，宜仅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甚明也”。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陕北，中共内部也有人情绪激动，力主趁机杀掉蒋介石。例如，张国焘就“举出几十条理由要求杀蒋介石”。但中共中央是冷静的，很快就做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决策，迅速派周恩来到西安拜会蒋介石，商讨团结抗战事宜。范长江说：“他（蒋介石）十年来的大敌人周恩来先生意外地来到西安拜访他了！这几乎不能使人相信的事情，在他的眼前出现了！然而在这个会见中，没有算老账，没有报私仇，十年敌对，一笔勾销，二万五千里跋涉，亦只认为是促迫历史进步的一个因素。展开在眼前的是冷静的现势的讨论。”“这是政治斗争史上空前伟大的事实”。他钦佩中共秉持民族大义、超越党派恩怨的心胸与远见。

 

 

 

张学良有失鲁莽，但其心可鉴。他没有向蒋介石提出任何“私”的要求，如地盘、军械、粮饷、地位、扩充部队或安置自己人，只是提出抗日救国八项要求，并亲送蒋到南京，结果遭禁。范长江称赞张学良表现了“特殊英雄气质”，当是公允之论。对于张学良亲送蒋回南京一事，论者多谓其不思之甚。这虽不无道理，但置于当时语境下考察，却不免低估了其意义。当年的毛泽东并不这么看，他说：“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使用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内战或起，国将不国。这样看，张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了不起的英雄，并非出于一时冲动。显然，毛泽东的见解更具历史感。

 

 

 

对于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范长江的评说十分注意分寸。他说：蒋介石表现了“伟大的政治技术”，在西安半月中，他“没有失去领袖威严”，也“没有签字于什么条件”，回南京后将张学良交付“军事审判”，又加以“特赦”，最后是“军事看管”。“这是一套东方政治精华，很巧妙地顾到了名义和实质”。这并非简单意存讥讽，他还客观地指出：“不管过去的经过如何，蒋委员长能在困难情形中，采取了人民的力量，做了伟大的决定，使焦头烂额的中国，突然发出万丈光芒。”这是肯定了他在关键时刻毕竟守住了民族大义的底线，从而顺应时代潮流，助益时局转危为安。毛泽东曾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中共坚持“反蒋抗日”，是“对蒋介石的变化没有估计到”，后来就改为“联蒋抗日”与“拥蒋抗日”，这也是强调他民族良知犹存，有转向抗日的积极一面。后来败退台湾，蒋介石依然坚持国家统一，也印证了这一点。不过，范长江对蒋获释回南京大受舆论欢呼，却有自己独到的观察：“这不只是高兴一位英雄的得救，而是庆祝一个国家获得了急迫需要的和平！”他更看重民意的实质，可谓入木三分！

 

 

 

黄炎培在西安事变后著文称，自1936年以来国人显然已形成了一种共同的社会心理，“就是一致要求中华民族的生存，大家为了这最高目标，什么都可以放弃”。所谓“一致要求中华民族的生存”，彰显了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谓“什么都可以放弃”，就是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即民族大义高于一切，这已成国人共识。耐人寻味的是，范长江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视为张学良、周恩来和蒋介石分别代表的三方势力共同演绎的“一场惊险剧”。西安事变的结果，结在了团结抗战的一面，而没有结在内战投降的一面，不仅预示了抗战必胜，而且“这实在是中国历史上最精彩、最光辉的一页”，因为它表现出“公而忘私勇于为善的精神，应当是新中国民族基本（的道德）的精神”。这与黄炎培的说法异曲同工。西安事变昭示人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观照下，民族大义就是最大民意，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共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于国家民族的忠诚大白于天下。梁漱溟说，中共“要求团结抗日，尤以西安事变所表现者为最好，遂得全国同情，抗日战起声光几出国民党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也有日本人认为：“中国统一之基础，已极巩固。西安事变，即为其显著的试金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可谓“天佑中华”！范长江慨叹：中国人民“又走上了活路！”毛泽东也说：“其得和平解决，实是如天之福。”他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看到了经西安事变，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成无可阻挡的历史必然。当两党重新携手的消息正式公布后，宋庆龄发表感言说：“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范长江也说：“这是中华民族无限量牺牲所换来的代价，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的庆幸。”然而，将其意义概括得最为深刻，也最具宏大气势的毕竟是毛泽东。他说：国共两党由十年战争到重新合作，历尽艰难曲折，这个转变最终完成了。“现在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明白，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所谓“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有三层意涵：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觉醒；团结起来了的中华民族不可战胜。也唯其如此，“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本身即代表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曙光！其后的历史进程，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断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性质与特点是全民族抗日，即它不但是国内各党各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毛泽东特别强调，“针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进行分裂我国内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这就是说，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日不仅是统一战线的应有之义，而且是粉碎日本侵略者分裂中华民族图谋的当务之急。日本为征服中国，自民国初年便开始对华渗透，培植亲日势力。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不断派遣特务到中国西北活动，借口“民族自决”，试图策划成立伪政权，妄图分裂中华民族。范长江在西北采访，对此不胜忧虑。他说：日本特务已深入到宁夏、青海、武威，希望根据伪满洲国的经验，在中国西北成立伪组织。日本的军事势力可由此伸入西北高原，“这是一柄理想的两刃刀”，既可切断中国与苏联的联系，又可以从东北、华北和西北形成对中国的包围。1933年《东方杂志》发表方秋苇的文章《内蒙古之现势》，认为整个边疆岌岌可危。文章写道：“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便是边疆问题之难解决；目前整个中国的边疆，都在外力威胁之下。”日本先占东三省，现正在策划“西蒙”独立；西藏、云南、新疆也落入了英法诸列强的羽翼之下。“整个中国边疆是陷于外力侵袭之下而将沦落了”。正因如此，关注少数民族抗战，自然也是我们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扬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要理解这一点，应从1930年5月国民政府召开的“蒙古会议”说起。这次会议的参会者包括蒙古各界代表、中央代表及蒙藏委员会全体成员。会期近两周，讨论提案达120余件，颇具规模。国民政府之所以要召开这次大会，除了要讨论革新蒙古行政制度等具体问题外，更主要是想借此宣传民族团结，以化解民族分裂危机。谭延闿代表国民党中央在开幕式上致辞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不分彼此，更无所谓五族之分”。“全中国人民，尤其是满蒙回藏的同胞大家当彻底明了这一点”，消除误会与隔阂，“以达到团结整个中华民族之目的，而建设起一个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来”。“兄弟代表中央同人祝贺整个的中华民族之团结得于此次会议而完全实现，真正成功”。谭延闿的致辞点明了大会的主题：“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不容分裂，这当成为全体国人的共识！其他代表的演讲也同样突出这个主题，如孔祥熙说，各位代表为蒙古族人民谋幸福，“就是为整个中华民族谋幸福的，因为蒙古人民乃是中华民族中之一大部分之故”。与会者普遍接受了大会的这个宗旨。来自西藏的会员格桑泽仁就表示，“我们的中央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央，换句话说，蒙藏地方同是中央治理之下的一部分地方，也就是全中华民族领土内的疆域。故蒙藏同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大部分。我们更知道中华民族是以汉满蒙回藏五族合起来的共和民主国。所以大家实有共存共荣之切身利害关系”。他还专门提到，清末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家乡人听到消息都说，只要不打到西藏来，就不关我的事。他就此反省道：作为中国的人民，“对于国家观念似乎太薄弱了，国家有什么事情，好像不关痛痒。今后对这种性情当痛加改革才好”。格桑泽仁的反省，恰说明了他对会议精神的高度认同。

 

 

 

“蒙古会议”是国民政府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少数民族会议，它在解决蒙古实际问题上固有不足，但会议旗帜鲜明地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尤其提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重要命题，获得了相当成效。谭延闿在大会致辞中还说道：“各位在会议之后，什么叫中华民国，什么叫中华民族，什么叫国民革命，大概也都能了然于胸了。”蒙古族与会人员吴鹤龄回应说：“这次会议是个空前的大会议”，将成为促进“国内各民族从此一致团结起来的发端”。二人都强调这次会议是促进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与团结的重要起点，自有其合理性。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各地方政府开始争先引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的提法，加强民族认同观念的宣传。例如：1931年10月12日，《中央日报》刊登南京市政府文章《大家起来揭穿日本的阴谋》：“我中华民族为整个的民族，我汉满蒙回藏五族人民有共同的生死利害的关系，断其一肢，即伤其全体，谁行离开，谁即先亡，只有精诚轩结，方能共保整个的国土。东三省是中国半壁江山，东北一亡，全国摇动，日本这种蓄谋已久的诡计，我东省同胞苟稍知日本谋我之狡，五族相同之切，亡国之惨，是断断不会中日人的诡计，断断不会受日本的挑拨离间，断断不会被日人威胁利用！”同样的提法也开始在社会上逐渐传播开来。1935年华北事变后，傅斯年发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第一次以中国历史文化为依据对此作了系统的认证与阐发，从而进一步将之提炼、上升为一种民族共同体的坚定信念与可资动员国人的有力口号，传播愈益广泛。1936年，国民党地方要员组织编写了《绥蒙辑要》宣传小册子。全书第一节题为“中华民族”，其中写道：中国“汉满蒙回藏等之名称，如同张王李赵之区别，其实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样，因为我们中华，原来是一个民族造成的国家”，“所以说五族，就是中华民族，就是国族”。这说明“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已成官方指导少数民族工作的统一宣传口径。不仅如此，卢沟桥事变后，它还成了一些抗日报刊头版固定栏目的标题，用以专门发表短评或刊登有关各民族积极抗战的新闻报道，影响不可谓不大。

 

 

 

此后，“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提法贯穿整个抗战时期，成为社会共识与主流意识形态。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说：“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历史的演进，本已整合而成为整个的国族。”这里“整个的国族”与“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显然词意相通。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洪波涌起，少数民族开始积极投身其间，此次会议不啻为之作了思想铺垫。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蒙藏月报》发表社评说：“溯自事变，恶耗方传，蒙藏官民无间僧俗，一致表示震愤。”“国内发生重大事变，蒙藏官民向持冷漠态度，若不相关。独对此事变，一反冷淡之态，而为真诚关切”，其主要原因在于“整个中华民族思想之进步”。

 

 

 

日本侵华，中国各族人民遭受同样的悲惨命运，荣辱与共、生死相依、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以回族为例，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山东各地焚毁清真寺，掘坟占地，一再制造屠杀回族人民的惨案。1938年《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通告》第20号写道：“今年我教胞的牺牲是很惨重的。前线回教将士的伤亡，自不必说；沦陷地区的教胞，因抵抗而遭敌伪的毒手者极众。后方教胞，因爱国行动的表现过于热烈，为敌人所忌视，而连续地狂炸，牺牲亦多。”1939年，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理事长白崇禧在《敬告全国回教同胞》中说：“回教同胞，是中华民族构成的一环。在全民族惨罹空前浩劫的今日，它也和全国同胞遭受同一的命运，例如山东济宁沦陷时，敌军因污辱回教妇女，激动教胞公愤，群起抵抗，青年被敌屠杀者达三百余人之多，各礼拜寺均遭焚毁；又如在河北盐山外镇，教胞因不堪敌军凌辱，起而反抗，敌军于重创之余，竟派遣一联队前往洗杀，教胞多数罹难。”西安、桂林等地回族人民同样遭到屠杀，不少人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这种穷凶极恶的暴行，真是人类社会的莫大污点”。面对侵略者的暴行，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不断强化是必然的。1938年《民意周刊》刊登回族读者来信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中华民国也是有不可分性的。倭寇的进攻，我们回族同样的感到不能再忍受，反抗侵略的怒焰，捍卫国家的热情，终于激动了全国同胞的救亡运动。”“中华民族的儿女，个个人应该担负保卫中国的责任，这是当然的。我们回族已经奋起了，希望蒙藏各族同样地各尽救国的义务”，“为国家尽更大的责任！”

 

 

 

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同仇敌忾展示得更为集中、鲜明和震撼人心的一幕，当数1938年“蒙藏回族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奔赴前线，对包括国共两党将士在内的抗战将士进行大规模的慰劳活动。是年4月，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武汉，社会各界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尚未离会以及准备参加首届国民参议会的少数民族代表，开始筹备成立救亡团体。4月3日，达密琳麻多尔济等少数民族代表16人宣布成立“蒙藏回族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并发布了《告全国同胞书》和《敬告全国抗战将士书》。8日，代表团抵达台儿庄战区，向朱德、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16位抗日将领敬献了三色缎制旗。“旗广一丈五尺，极为壮览，汉藏蒙回四族之融洽团结，一致对外，表露无遗也”。上述将领本人未能到场，锦旗由各自代表代领。在献旗典礼上，康藏代表格桑泽仁致辞说：“今天的会不但是慰劳会，也是全国各民族庆祝胜利的大会。”“今天16位向各长官致敬的代表，是真正代表各民族各阶层的，这里不但各族都有王公或班禅的代表，而且有民众自己的代表。敌人用宗教和黄帝来愚弄和分裂中华民族，但是，今天我们的团结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打击！这是组织各民族慰劳代表的第一个目的。第二目的是要使边疆三族藉此接洽和联络，共同筹划如何把边疆的人力物力贡献给抗战！”随后，代表团主席康泽讲话：“今天各民族代表上前线慰劳意义是很重大的！因为它告诉日寇，我们民族是团结的，是不可分裂的！”“中国是愈打愈团结，愈打愈坚强了！”中共方面参会的除八路军代表罗炳辉、钱之光外，还有周恩来的代表李克农。罗炳辉在会上表示：“各民族慰劳大会的意义是非常大的，抗战以来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这是战胜日寇的象征！”他还表示一定将代表团的盛意带到前线指战员和民众中去，让他们知道后方的力量是这样雄厚，“这样一定能增加他们的抗战力量和决心，更英勇的用热血头颅来争取中国独立自由！”

 

 

 

《申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益世报》《回教大众》《蒙藏月报》等国内重要报刊，都对“蒙藏回族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的活动进行了广泛报道或发表评论。这些报道与评论突出的共同主题都是祝贺中华民族实现了大团结。例如，《新华日报》报道的标题是《大胜利声中民族大团结》。该文中写道：“昨天在鲁南台儿庄大捷消息传来的当儿，也正是国内民族团结表现得最巩固的时候。这个表现，是在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敌将士代表的献旗典礼上。”《回教大众》刊登郁青的评论《把全民族伟大的力量集中起来》，同样写道：“当鲁南大战胜利的捷报传到我们的耳膜的时候，我们又听到边疆蒙回藏联合慰劳抗敌将士代表团的献旗典礼的消息，这是多么会使人兴奋的一回事啊！这，表现中华民族现在已踏进了光明胜利的前程，在敌寇的暴力摧残与矛盾洗刷的洪流中，培植出来大中华民族新生的嫩芽，在开放着新中国的鲜花！”他们无异于都在共同祝贺国人双喜临门：抗战大捷与民族实现大团结。可以说，“蒙藏回族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的活动既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历史见证，同时，又将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来风起云涌的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热潮引向了新阶段。

 

 

 

从总体上看，缘于自身特点，中国少数民族积极投身抗战，除了上述热情慰劳前线将士外，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着力爱国宣传，粉碎日本分裂图谋。面对日本挑拨离间与分裂民族的图谋，中国少数民族的当务之急是着力爱国宣传，以粉碎敌人企图。以回族为例，其时日本打着“尊崇回教”“援助复兴回教”的幌子，极力收买少数回族人民中的败类，成立伪组织，试图分裂中华民族，破坏抗战。1938年初，马良在北平成立“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对此各地回民纷纷通电声讨，宣布开除马良等人教籍，同时另行成立全国性的回民抗日团体“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其宗旨是“增强回民之国家观念”“拥护抗战到底”。该协会在全国各地设有分会，同年10月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分会。同时刊行《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通告》，宣传爱国抗战，痛斥日本阴谋。该刊曾刊登《马良附逆索隐》，揭露马良认贼作父、叛教卖国的种种劣迹。另有《告世界伊斯兰兄弟书》一文指斥日本“高唱扶持回教等的政策，只是掩盖其屠杀中华民族组成的一分子伊斯兰兄弟”的烟幕。同时，该刊大力引导回族人民增强国家观念，共赴国难：“我们的责任是要人人参加抗战工作。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为国家我们要抗战；同时又是回教信徒，为我们的宗教我们也要抗战；因为国若亡了，我们就变成敌人的奴隶；奴隶是没有丝毫自由的，焉能还有信教的自由呢？诸位要清楚的认识：没有国家，就没有宗教；打算保教，必须先要救国！”作者将如何正确处理国与教的关系，这一大众首先面临的问题说清楚了，即保教必须以救国为前提。回族人民创办的抗战刊物甚多，还有诸如《回民言论半月刊》《回教大众》等等，都致力于这方面的宣传。沙蕾在《回教大众》发表的文章《再论保卫西北与协和回汉》中强调：“汉回应尽释旧怨”，共赴国难，“构成中华国族的五大民族中的两个较大的民族，必须紧紧地携手，在伟大的战争中共同建树伟大的战绩”。此外，还有“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等组织到海外进行国际宣传，使近东和全世界的回教徒，都同情和援助中国的抗战。少数民族着力宣传团结爱国，怒斥日本分裂图谋，其所起凝聚民心的作用，厥功至伟。

 

 

 

其二，以各种方式积极动员后方民众参加抗战工作。这包括两方面：（一）借宗教坚定信念，凝聚人心。蒙古、藏、回各民族都有各自的宗教信仰，其为数众多的寺庙便成为动员民众强大的精神力量所在。范长江说：“青海总教主每年对回民的训话，有绝对的权威。”故蒙古、藏、回各民族都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抗战祈祷活动。例如，1938年初，“全康全藏之数千大小寺院，数十万众喇嘛，均一致为战事诵经，并修种种密法，祝我军胜利，其盛况实为空前所未有。此种宗教行为，康藏人民深信对于我前线诸位将士，无形中有莫大助力”。同年11月，“全国回教同胞举行全国回教徒抗战胜利祈祷，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曾通令全国回民,一致敬谨举行祈祷仪式，以表示抗战信念之坚决”。1941年，青海塔尔寺4000多名喇嘛举行盛大祝祷抗战胜利大会，参加民众在万人以上，“汉回蒙藏各民族齐集一处，一致为中国之最后胜利祝祷，并由活佛向军民祝福”。单从科学的角度看，靠祈祷取胜，自不可取。但是，基于当时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普遍具有虔诚而强烈的宗教心理，大规模祈祷活动富有庄严神圣的仪式感，具有极大的冲击力，起到了动员民众、凝聚人心和增强信徒抗战信心的巨大作用，是不容轻忽的。有人看过祈祷大会后不禁感叹道：“在日帝国主义灭亡我全国的大威胁之下，各党派各集团已经联合起来了，这联合扩大到宗教团体：佛教、基督教先后奋起，现在又听到回教徒们的正义的吼声。这是指示着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横的扩大。‘国家不存，身且不保，教何以护’？我们只有向他们举手欢迎和致敬！”教外观众尚且如此感动，遑论虔诚的信徒！

 

 

 

（二）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前方。《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通告》刊登有《抗日救国问答十条》，记录了当时少数民族地区动员人力物力支援抗战前线的情况。其中写道：“……六要大家一致起来抗日应当怎么样？抗日须有钱的出钱，有心的用心，有力的出力；七怎样才算有钱的出钱呢？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钱钞首饰也好，破铜烂铁也好，粮食也好，货品也好，只要是国家需要的，都毫不吝惜的甘心乐意的甚至于自动的拿出来，贡献给国家；……九怎样才算有力的出力呢？国家打仗的时候更需要货物，需要粮食。我们做工人的应该不怕危险，努力工作，多多生产，我们农民的要比平时更加努力耕种，多多生产粮食。我们商人应该维持市面，照常营业，且不可抬高物价。这样，就算是有力的出力，大家共同抗日了。”所谓“有钱的出钱，有心的用心，有力的出力”，就是鼓励人人量力而行，都可以做抗日救国的工作。宣传贴近民众，通俗易懂可行，效果自然是好的。吴忠信在《抗战与蒙藏》一文中曾提到：1938年6月，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及西康民众慰问团，“携带康藏方物，并征募大批金银饰物贡献国家。边疆献金运动，此其嚆矢”；11月，拉卜楞寺、百零八寺及藏族僧民慰劳团携带的慰劳品是小羊皮万张；新晋班禅及西藏僧俗慰劳团赠送“将士负伤医药费及慰劳费九千元”；“此外如青海羊皮十万张之募集、新疆寒衣运动、二十五万元之捐款，踊跃输将，风动全国”。西北回族人民也不甘人后，“同胞更以数千百万骆驼骡马，为国防交通而努力”。物资有价，民意无价，少数民族以适合于自己的各种方式投身抗战，正体现了整个中华民族之民心所向。

 

 

 

其三，英勇投身抗日的战场。以马本斋及其领导的回民支队为代表，国共两党军队中的少数民族将士在抗日战场的英勇事迹耳熟能详，不需赘述。这里要指出的是，抗战中少数民族同仇敌忾是多么真诚和感人。1939年，摄影记者汪延熙在《良友》第141期以《番民请缨》为题，发表了一组松潘地区少数民族部落武装请缨出战的照片。其文字说明写道：“四川青海接壤地松潘县之三峨部落西番部队，为川境最大支族，已三百年未来进竭川省当局，近因鉴于日军侵凌，共抱同仇敌忾，推派各番头目二十余人，由领土官率领，于上月三日赴省晋谒王主席，请缨救国。”请缨成功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地处偏远的一支少数民族部落武装为抗战救国，竟打破300年传统，上省城向当局请缨出战！它生动说明了神圣的民族抗战是怎样空前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认同感。无独有偶，1939年建省的西康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以藏族为主，也包括回族、羌族、氐族、西番、么些、苗族等众多民族，“我们很可以当西康全省比作一个民族家庭”。国民政府体恤西康人民劳苦已甚，不在西康征兵；但事实上当地抗战家属不在少数，且以此为荣。到康西考察的余爽仁著文说：“然而，我们还可以听到多少抗战军人的家属，在夸谈他们的出征者的光荣历史，‘我们的儿子在前方打仗’这句话，真是抗战中做父母的最大光荣。他们不仅晓得我们的正规军在前方的发展，而且又从参加八路军的来信里，知道广大的游击区是怎样地在苦斗。”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的整个抗日战场，竟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何谓全民族抗战？何谓各民族团结？于此足见一斑！

 

 

 

缘此，也不难理解，何以抗战爆发后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抗日是民族团结的推动机”，“而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的意识，则在方兴未艾之中，前此残留之‘狭隘民族意识’已为有识之士所不乐道”。从浸成“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坚定的民族信念到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同仇敌忾的过程，正是国人摆脱一盘散沙走向团结一心的过程，它所展示的也正是毛泽东所言“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的应有之义。

 

 

 

 

 

 

在历史文化传承中，制度性创新往往居核心地位。故在章太炎眼里，中国历史之国粹，其要者，典章制度、语言文字、人物事迹并列为三。在抗战中，各民族同仇敌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高扬是一回事，能否构建起科学平等的民族政策将之推之久远，则是另一回事。从辩证角度看，后者涉及制度层面的建设，是前者进一步深化的重要表现。

 

 

 

实则，其时一些感觉敏锐的人已在不断提醒、呼吁这一点。范长江长时间在多民族聚居的西北地区考察，其见解具有代表性。1937年6月，他在《塞上行·自序》中说：“我比较关注三个问题：第一是国内民族问题；第二是统一国家之前途问题；第三是社会各阶级利益之调整问题。这些是我认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最基本最起码要解决的项目。”第二个问题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终成事实，虽仍会有摩擦，但前景光明；第三个问题还有赖于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故唯有“国内民族问题，还看不到新的运动开展”。范长江认为，如今边疆所以民族矛盾重重，为日本所利用，端在自己的民族政策错误。孙中山主张民族平等的政策是对的，可惜后人并未执行。相反，“完全因袭过去不合理的错误的民族传统政策，在‘平等’‘共和’等名词之下，干些换汤不换药的老勾当。利用宗教的愚民政策，利用少数酋长，空责各民族之团结，而自塞各族进行团结之路”。百灵庙战役虽胜，“而偶一悬想我乖戾民族政策之前途，复使人不胜其怆然！果有妥善之民族政策，何至于在我们自己家里的蒙古民族，被人利用来和我们自己冲突！”他大声疾呼，当深刻反省国家民族政策，谋改弦更张，即“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记者以为应该以平等基础整理民族关系”。黄奋生对国民党在民族问题上不作为的抨击，更形尖锐。他认为：南京国民政府自建立后，“中央整个精神与力量，消耗于外患之应付，内乱之戡平，对于绥辑边民，开发边疆，只有纸上之决策，未见有力之实行”。东北沦陷后，继之康藏、新疆、内蒙古的内乱纷生，“楚歌四起，民族离心。政府方惴惴焉于星星之将趋燎原，派大使，遣专员，巡视抚绥，头痛治头，脚痛治脚之政策，如之何能使金瓯之不缺，籓篱之不撤耶？”换言之，国民政府于民族问题既不用心，更无章法，临时抱佛脚，无非应付局面而已。1936年，救国会通过的《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共12项，其中一项就是“国内民族问题”，同样痛批国民党民族政策误国：“过去当局对其他较小民族的歧视，要使他们脱离民族阵线，甚至变成敌人的力量。所以，对于较小民族的平等待遇，不能徒托空言，而应该见诸事实”；“过去只拉拢少数的王公和僧侣，必须进一步的普及于群众。我们不能容忍帝国主义的压迫，同时也不应该压迫任何弱小民族”。

 

 

 

需要指出的是，少数民族有识之士同样也在催促当局在民族问题上，要有所作为。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于1929年提议，“番夷”等对少数民族的称谓带有歧视性，不利民族团结，要求政府通令全国禁止，重新规定称谓。1935年，他重提此议。许多汉族知识分子都对此深表赞成。然而，直到1938年，张中微仍在《蒙藏月报》发表文章，对一些报刊竟然还在使用这些带歧视性的称谓表示愤慨，并呼吁政府立法，对此等言论予以必要惩戒，使之“永绝于中华民族字汇中”。这说明，此事历经9年，国民政府都未能落实，其不作为显而易见。1938年，沙蕾发表文章称：“贤明的政府和地方当局，我热望他们与其事后辛劳，还是事先防范，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积极使回胞不失望，不和汉族同胞隔膜。”回族与汉族要握起手来，“而贤明的政府，使他们永恒地牢牢地握着吧！”这无异于也在暗讽当局长期之不作为。

 

 

 

国民党的民族政策归于虚化，而中共在抗战时期则努力推进民族工作的实践，其荦荦大者，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其一，从调查研究入手，重视民族问题的科学研究。1935年，黄奋生批评国民党当局由于缺乏调查研究，故对边疆民族的历史与现状多懵然不知，有事反要求助于英日俄出版的载籍，实属“世界上最滑稽最羞耻之事”。而中共恰反其道而行之，制定民族政策首先从调查研究入手，重视民族问题的科学研究。1938年，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成立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工委”），下设民族问题研究室，包括“回回民族研究组”与“蒙古民族问题研究组”。他们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对两民族的历史与现状及解决二者民族问题应有的科学对策，提出具体意见，最后由中央书记处通过，成为中共指导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西工委将民族工作与民族问题研究结合起来，1941年在延安以“民族问题研究会”名义出版了《回回民族问题》一书，全面科学地论证了回族是一个民族，驳斥了国民党所谓回族不是民族，仅是回教徒的错误认知，受到回族人民的欢迎。

 

 

 

其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分析回族与蒙古族的社会矛盾及解决这些矛盾的正确道路。例如，中共指出：回族面临三大矛盾：“回日”矛盾、“回汉”矛盾、回族内部民主力量与封建残余势力的阶级矛盾，这决定了回族的历史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国内民族不平等，消灭封建残余”，而这一切复与中国革命的发展密不可分。换言之，“今日回族的命运，也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一样，只有从彻底抗日的斗争中，才能争取一切其他方面的解放”。同时，中共没有回避因历代统治者施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的汉族与回族、蒙古族间存在的矛盾，并认为此种矛盾往往会掩盖“回日”“蒙日”间的矛盾。故要吸引回族、蒙古族共同抗日，首先必须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去解消“回汉”“蒙汉”间的矛盾。与国民党一味拉拢回族、蒙古族上层不同，中共指出了“它的上层的黑暗”，尤其是蒙古盟旗制度“是一种很落后的统治”，故强调特别应给其广大底层民众以最低限度的民主权利和改善其生活。中共主张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各民族狭隘的民族主义，真正实现汉、回、蒙古、藏“各民族在平等原则之下共同抗日，并实现建立统一联合的三民主义的新共和国”。显然，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指导下，中共民族政策富有时代创意、高瞻远瞩，与不脱离大汉族主义与“羁縻”旧轨的国民党民族政策，不可同日而语。

 

 

 

其三，身体力行，将民族平等落到实处。范长江观察认为：“真正团结民族之方法，是各民族平等的联合，所谓民族平等的真义，是政治上‘比例的平等’，文化经济上‘发展机会之平等’，诚如是，在各族间压迫既不可能，生存上相依成为必要，经济上自然融通，文化上自然交流，如是必能造成巩固之团结，育酿出充实而崭新的文明。”其见解不可谓不深刻。上述中共《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与《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两个文件，针对回族、蒙古族两民族问题，分别提出了涉及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教育及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等方面的11条和10条具体政策。从总体上看，二者相类，其核心条文都体现了范长江所说的“政治上‘比例平等’，文化经济上‘发展机会之平等’”。以政治上为例，文件规定回族、蒙古族“在政治上应有权与汉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包括：从中央政府到各省县区政权机关，应有两族人员参加为委员和行政工作人员；国民参政会应增加两族参政员，地方各级国民参议会也应有两族适当数目的参议员；在回族与汉族、回族与蒙古族杂居地，当地政府应设置由当地回族、蒙古族人员组成的委员会，调节民族关系；等等。中共身体力行，上述原则逐渐在各地落实。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写道：“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次年，边区自治区建设正式启动。1945年，中共进一步提出“区域自治”的概念，并选内蒙古作为试点。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规定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性质为中央政权下的地方自治政府。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更明确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中国确定下来。

 

 

 

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后，中共民族政策渐转向强调“平等自治”。其努力推进民族自治的实践，最终开创了合乎中国国情、实现各民族平等联合的崭新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缘是之故，抗日时期日益高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致进一步深化，升华积淀成制度化层面的自觉。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觉醒的又一个重要表征。

 

 

 

 

 

 

1936年，范长江面对封冻的黄河感慨万千，写道：“冻了的黄河，厚厚的冰块封盖着河面，招人厌恶的沙土更如苍蝇式的铺满着厚冻。冰层下面虽然有急流的河水，而人们对于黄河冬景总是死寂的感觉。正和沉滞的中国一样，骨子里的进展不能说没有，然而不在冰开冻解，万顷波涛一泻千里之际，外间人总不容易认识中华民族的力量。”这代表了其时普遍的社会心理：必须改变国人一盘散沙的现状，团结对外，中华民族才可能获救；然而，如何才能打破坚冰实现这一点呢？包括范长江在内，众人束手无策。只有中共指出了唯一正确的出路：国共超越历史恩怨，实现第二次合作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能“冰开冻解”，让中华民族一展雄风，若黄河“万顷波涛一泻千里”，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唯有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中共何以要极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何以当国共合作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建立之时，毛泽东会大胆断言：“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因为，他相信让世界“认识中华民族的力量”的时刻终于到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充分证明了毛泽东论断的正确性。

 

 

 

从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到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与民族平等关系的制度化建设探索，无不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前觉醒。这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中国转危为安的转捩点，也是实现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关键点。事变能和平解决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在于关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蒋介石和张学良分别代表的三方力量都顺应民心，守住了中华民族民族大义的底线。中共超越历史恩怨主张和平解决，固不待言；蒋介石关键时刻接受民意，承诺抗战，助益了局势转圜；而张学良不顾个人安危，亲送蒋回南京则促成后者处置事变的善后办法，使和平结局终成事实。范长江认为，“这是政治斗争史上空前伟大的事实”。换一种视角看，实际更显深刻：西安事变是中华民族团结的试金石；其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觉醒最震撼人心的一幕。

 

 

 

第二，近代缘于各族人民参与反抗外来侵略的共同斗争实践，中华民族由自在转为自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趋觉醒。但是，此前的历次斗争终究与在全国范围内、全民族规模上发动的抗日战争，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唯有“中国这一次的抗战是全面的”，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全体的民族，可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都以这个共同目标为前提”。所谓“一盘散沙”成为过去，“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则成为坚定的民族信念。从西南偏远的少数民族部落武装派代表破例进省城“请缨救国”，到“蒙藏回族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一再奔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再到少数民族将士在抗日战场的英勇杀敌，无不彰显了各民族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感。1946年，冯子超在《中国抗战史》中写道：“中国所以能和侵略者的日本作持久战而且终于获得最后胜利的保证，很明显的是在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同时，“中华民族划时代的大团结，亦在这个环境中，促进而达到成功的阶段”。全民族抗战是中华民族的壮举，彻底唤醒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良有以也。

 

 

 

第三，抗战需要各民族团结，抗战又促进了此种团结，但从长远看，要进一步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民族团结，还必须破除旧的民族压迫政策，在平等原则基础上建立新的民族政策。国民党虽然主张民族平等，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政策，但多空言无补，实际上仍不脱传统的一味笼络少数民族上层的“羁縻政策”。中共则不同，不忘民族平等初心，积极在陕甘宁边区推进民族平等，尤其是六届六中全会后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民族政策主张“平等自治”。其实践为最终建立合乎国情、真正实现民族平等的民族区域自治崭新制度，开辟了先路。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制度性重大创新，载入了后来的新中国宪法，至今历久弥新。制度性的平等是真正的平等；制度性的创新，惠及整体，传之久远。中共民族政策的重大创新初步发舒于抗战时期，是其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觉醒的又一重要表征。

 

 

 

第四，王明于1937年说道：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功绩，就在于不仅能最先看到唯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救中国这个真理，“而且能根据这个唯一正确的思想去重新审查其过去的政策，同时并规定出了自己的新政策——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建立全中国人民各种力量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无疑是正确的。没有中共提出统一战线主张，固然没有国共合作，西安事变也不可能和平解决，内战必起，国早不国了。所以，梁漱溟说，西安事变后中共“得全国同情，抗日战起声光几出国民党之上”。所谓“得全国同情”自然包括各族人民在内，人心所向。1937年，毛泽东在党内说：有些人还不了解统一战线的历史意义与伟大前途，以为只是权宜之计，“然而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统一战线不仅是实现全民族抗战的津梁，而且是推进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故毫不足奇，随着中共日益成为抗战中流砥柱，其革命理论与实践愈为国人所理解和拥护，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决战时刻，人民选择了中共，举双手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联系上述毛泽东所言，这一历史的抉择，同样当视为经由统一战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觉醒之善果。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