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作为八一三淞沪会战的亲历者，美国人贝铁德以日记体传阅信的形式，勾画了近三个月的战争场面，展现了在沪西侨群体的艰难处境、心路历程和应对行动，以第三方视角揭示了战争的多重面向，在一定程度上印证、补充和传播了淞沪会战史实。这份名为《上海纪事》的文献猛烈抨击日军狂轰滥炸的侵略暴行，深刻揭露日本混淆是非的无耻谰言，高度称赞中国军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彰显出在沪西侨群体的公义立场。面对严峻的战争环境，西侨群体在采取各种手段自救的同时，还与中国民众联合开展难民救助工作，其国际主义精神值得称道。同时，西侨在促使欧美政府摆脱孤立政策、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共同体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亦值得关注。

 

 

【关键词】

 

淞沪会战　贝铁德　《上海纪事》　在沪西侨　战争经历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这场长达三个月的残酷战争给上海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同时也影响了在沪西侨的正常生活。大量西侨见证了这场战争，其中美国人贝铁德（Clifford W. Petitt）的《上海纪事》（Shanghai Notes）以日记体传阅信（Circular Letter）的形式，书写了从9月初到12月初的上海变局，为后世留下一份以他者视角观察淞沪会战的绝佳史料。这份藏于耶鲁大学图书馆的珍贵文献，细致地呈现了西侨眼中的抗战场景和民众生活，生动地展示出战时西侨的社会活动和心路历程。虽然曾有学者以亲历者日记或回忆录考察淞沪会战，也有少量成果涉及战时在沪西侨，但以西方亲历者第一视角审视和呈现淞沪会战的成果非常稀缺。对其进行解析，有助于呈现淞沪会战的历史细节和多元面貌，有助于揭示国际人士的战时参与和政治倾向，对于丰富抗日战争史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上海是近代亚洲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都市之一，1936年在沪外侨约6万人，其中日侨2万人、苏联侨民1.5万人、英侨0.9万人、德奥侨0.5万人、美侨0.4万人、法侨0.25万人。该时期上海外侨数量最多的是日本人，但欧美西侨总数远超日侨。上海西侨中商人比例最大，而外交官、传教士、记者等职业群体在社会活动方面似乎更为活跃，本文中的贝铁德就是一名传教士。

 

 

 

贝铁德（1890—1984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中部的一个农场，早年就读于康考迪亚师范学校（Concordia Normal School）和盐湖城商学院（Salt City College of Business），从1911年开始先后供职于堪萨斯州和印第安纳州等地的基督教青年会。1918年赴北京学习中文，不久在上海被任命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外籍干事。1924年，贝铁德转赴青岛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30年返美。1936年再度来华，在上海西侨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西侨青年会”）工作，三年后回国。此后长期服务于美国的教会和地方社区，直至去世。淞沪会战爆发后，他经常活跃于一线战场，对战争的细节及其残酷性有着深刻的体认。

 

 

 

1937年8月7日，贝铁德夫妇前往青岛建立营地，安置100多个上海外国家庭的子弟。然而刚到青岛，上海就发生了虹桥机场事件，日军以此为借口大举进犯。贝铁德急于返沪，但从青岛到上海的商船停航，从南京到上海的铁路则危险重重。在美国驻青岛领事的帮助下，他们于8月31日乘坐一艘运送物资和邮件的驱逐舰赶赴上海。贝铁德的《上海纪事》就是从他9月1日抵沪开始撰写，终止于12月3日。该文本为打印稿，共分为9个部分，约2.5万字。除文本开篇谈及贝铁德夫人外，其后内容完全不涉及家庭，全部是以贝铁德为视角的战争场面、上海见闻、西侨活动及个人心态等等。贝铁德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地点位于西侨青年会的会所（今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150号附近），故以此为中心的区域是他主要的观察范围，而这个范围恰恰是上海的核心位置。因此，《上海纪事》记述的是上海中心城区，尤其是租界周边的情形。

 

 

 

贝铁德撰写《上海纪事》的目的是供人传阅，而非个人备忘或抒情，诸多信息均可证明这一点。比如，贝铁德在1937年10月3日写道：“我想过在9月28日终止记录，但记笔记发给朋友远比写信简单，且无论是否这样做，事态都将以自身的方式发展。”在10月29日、11月12日和19日记录的结尾，均有“如果这些记录有人想看且有所帮助，我会继续写”的字样。再如，文本每部分首页右上角都有收件邮戳，时间各不相同。很明显，贝铁德每完成一部分就设法对外邮寄。可见，《上海纪事》本质上是长篇传阅信，而非私密文本。传阅信是近代在华西侨，尤其是传教士交换信息的常见形式，撰写者会将文本一式多份打印，邮寄给不同的人，而阅读者通常是母国或中国其他地区的亲友和同仁。传阅信的内容偶尔也会见诸报章。

 

 

 

至于贝铁德将《上海纪事》具体邮寄给哪些人，又在哪些群体中传播，目前虽无从考证，但可以推断，其阅读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美国传教士。现藏于耶鲁大学约翰·赫西（John Hersey，1914—1993）档案中的《上海纪事》文本就是其中一例。赫西是美国小说家和记者，曾获普利策新闻奖。他出生于天津，父母均为在华传教士。赫西于193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37—1946年担任《时代》（Time）周刊驻东亚、意大利和苏联记者。他撰写过多部战争纪实小说，198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召唤》（The Call）即为其中一部。该小说讲述了一位美国传教士在华半个多世纪的故事，其原型是包括赫西父亲在内的6名传教士。耶鲁大学所藏赫西档案是他为撰写这部小说搜集的资料，这些资料来自不同的传教士。因此，档案中《上海纪事》的收件人虽难判断，但可以确定，这份文献来自上述6名传教士之一。同样可以明确的是，贝铁德曾将《上海纪事》分批邮寄给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该文本现藏于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其阅读者自然包括该协会的传教士。

 

 

 

贝铁德希望通过《上海纪事》，使海内外人士了解淞沪会战的真相和在沪西侨的经历。正如他在1937年11月12日写的一段话：“‘事变’期间的敌对行动可能已经从此区域转移，因此您在日报上读到的新闻可能与我们身处其中获得的信息一样准确。”这段话的言外之意，是媒体报道在此前的战争胶着阶段很难做到精准，而《上海纪事》则可以对新闻报道起到补充作用。由于史料的限制，该文献的读者群和实质影响尚难判断，但文本的内容本身却可以彰显其历史价值。

 

 

 

 

 

 

《上海纪事》记载最详者，莫过于日军的疯狂轰炸和造成的破坏。在贝铁德眼中，彼时的上海俨然成为惨绝人寰的修罗场。淞沪会战于1937年8月13日爆发，经过10天的激烈对抗，日军于23日在沙河口、张华浜、蕴藻浜等处登陆。贝铁德抵沪时，两军正在罗店、宝山一带鏖战。尽管贝铁德办公室所在地并非核心战区，但他依然见证了日军飞机零星轰炸造成的巨大破坏。

 

 

 

1937年9月1日傍晚，贝铁德搭乘的美军驱逐舰行至距上海90英里处，遭遇了70多艘日本舰船。当驱逐舰驶入黄浦江时，许多日本飞机在头顶盘旋，还能听到断断续续的枪声和子弹落水声。他们发现，河道两旁的村庄和大型建筑或被炮火彻底摧毁，或千疮百孔。上海外滩异常凶险，9月3日上午，贝铁德目睹多人死于炮火，弹片落在西侨青年会大楼前的赛马场，一块被炸飞的石头砸伤数人。4日上午，一架飞机在附近投弹，贝铁德办公室的窗户被震得嘎嘎作响，他下意识地蜷缩成一团。9月5日早晨，贝铁德在家中又听到炸弹的惊天巨响，看到7架日机在西火车站和中山大桥上空盘旋，投下至少15枚重磅炸弹。6日早晨，他再次看到几架日机试图轰炸铁路和附近的难民营。西侨每天的工作都会被空袭或枪炮打断几小时，飞机不时在贝铁德办公室和住所周围投下炸弹，夜间突袭也时常将他从睡梦中惊醒。

 

 

 

贝铁德返沪的任务之一是转运西侨子弟，由于青岛的营地在1937年8月26日已经关闭，营中的孩子们将被送到他们在上海、香港、马尼拉、日本等地的父母身边。9月8日晚，青岛营地中有77名男孩抵达上海外滩。当载满男孩和行李的卡车离开码头时，几艘日本船只正停在江面，船上装有防空武器、照明弹和机枪，令人极度不安。9日下午，一艘运送难民的租赁船抵达黄浦江。此时日军正在对浦东发动猛烈攻击，这艘船几乎撞上日本驱逐舰，驱逐舰上的机枪已经瞄准了船上的乘客。为了避祸，这艘船停靠在英美船只的中间，直到晚上7点，乘客才得以下船。下船的难民约有1400人，大部分是苏联人。上海滞留了一批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外侨，总数达2万人。

 

 

 

严峻的形势促使贝铁德高度关注战事的发展。他在9月中旬引述外国观察员的记录称，截至9月14日，日本军力已达到6万人、300架飞机。中国军队数量很多，但没有船只，且武器有限。中国飞机数量很少，且为保存实力较少使用，但中方飞行员的技术似乎强于日方。据学者考证，9月中旬上海附近的日军有10万人、飞机200余架。因制空权缺失，中国飞机只能夜间冒险出动，故不易被观察员察觉。以上内容反映出局中人很难获得精准的信息，不过他们目睹的战争场景则完全契合史实。比如贝铁德注意到，9月18日晚，中国飞机向日军营地、弹药库和船只投弹，曳光弹和高射炮的声音响彻云霄，许多炮弹擦过公共租界的边缘，偶尔有弹片落到贝铁德公寓附近。据中方记录淞沪会战经历的《上海血战记》记载：“今日为‘九一八’六周年纪念日，我军为纪念起见，特于清晨，集中炮火，向虹口杨树浦一带敌军阵地轰炸，敌受创甚巨。……我空军飞沪夜袭，敌舰两艘被我击中，大批敌军火尽付一炬。”再如贝铁德的记录，9月27日，数架日机在其办公室1英里外的上海北站上空整日盘旋，并不时投掷炸弹，民众四散奔逃。至次日凌晨，炸弹仍不断落在北站附近，中国军队依然坚守此地。而《上海血战记》对该日战况则有如下描述：“（一）我军从永安桥乘胜推进，敌两路反攻击，均被我击溃。（二）闸北江湾夜战，敌三路进攻，未有进展。（三）敌又炮轰浦东，企图登陆未逞。”

 

 

 

10月1—27日为淞沪会战第二阶段，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全部抵沪并发起猛烈进攻，战斗主要在蕴藻浜南岸展开。战火距离贝铁德工作和生活的区域越来越近，他愈加感受到战争的凶险。贝铁德发现，从10月3日开始，每天交火不少于20起。此后大约10天里，上海北站一带的轰炸时间相对固定，每天上午6点一次，其余时间又会轰炸几次。通常3架飞机至少出动6次，每架飞机投掷1枚重磅炸弹后飞走，几个小时之后再度折返。日军在10月14日对租界附近的轰炸尤为猛烈，中国人员伤亡和外国财产损失都很严重。当日至少有50人遇难，数百人受伤。13枚炸弹落在军营周边，虹桥路和铁路交叉口发生多次爆炸，许多外国房屋受损。中国飞机对日军阵地和船只的突袭持续了一整夜，贝铁德听到最猛烈的空中交火声，探照灯晃来晃去，弹片在夜空中飞舞，噪音震耳欲聋，散落的弹片蔓延四五英里。据《民报》报道，该日日军轰炸的重点区域为闸北沪西，公共租界中虞洽卿路、四川路、爱文义路、北江西路等多处西侨住宅遇袭，死伤者甚众。中国军队在当天傍晚5点30分左右奋起反抗，并有浦东炮兵助战，双方的战斗十分激烈。该报道与贝铁德的描述完全一致。

 

 

 

10月21日，中日军队主力发生激战，中方伤亡严重，不得不逐次退守大场、走马塘一线。这些战斗同样引起贝铁德的注意。10月21日下午，他看到3颗炸弹击中了1家工厂，烟雾和碎片在巨大的爆炸中跃升到100英尺的高度。贝铁德公寓北部和东部方向在长时间战斗，从下午5点持续到晚上10点仍未结束。从屋顶可以清楚地看到大炮的闪光，听到机枪的轰鸣。10月24日，枪炮声在他公寓附近咆哮，飞机在天空盘旋，其中11架日机轰炸了上海北站。一架飞机发现了中山路上一辆装满物资的卡车，它在车上方盘旋了5圈后开始用机枪扫射，最低不足100英尺，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当天傍晚，3架飞机上升到大约5000到7000英尺的高度，然后俯冲投弹不下50次，同样造成惨烈的死伤。

 

 

 

10月的最后一周，日军发起最激烈的军事行动，租界居民整日焦虑不安。也就在这一周，紧邻租界的四行仓库发生了著名的“八百壮士事件”，贝铁德在西侨青年会会所大楼上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10月26日晚，中国第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400余人在谢晋元的指挥下，奉命死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贝铁德写道：“这些天，我们通过大楼的后窗，可以看到这些人和日本人在屋顶的边缘相互射击。在其中一座建筑物上，一面巨大的中国国旗在微风中飘扬，……在相邻的建筑物上，可以看到几面较小的日本国旗。”贝铁德希望中国军队能够顺利逃脱，也希望仓库被毁的碎片不会危害租界。10月31日晚上11点，中国守军仍未放弃抵抗，日军开始从西北到东南包抄，重炮炸穿了仓库西墙和北墙。有些炮弹穿越租界落到外滩和黄浦江，有些落在字林西报大楼和汇中饭店。西侨青年会大楼幸免于难，不过里面的居民备受惊扰。虽然最终中国军队放下枪支，进入西侨青年会大楼前的赛马场，但贝铁德认为他们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军队的英雄气概，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战败的事实转移到他们的勇气上。

 

 

 

11月5日，日军登陆杭州湾。贝铁德看到重炮、飞机、机关枪一直在沪西轰鸣，圣约翰大学和虹桥路一带遭受严重破坏，中外民众悉数撤离。11月7日，日本人试图突破中方军事防线，在圣约翰大学东侧发起猛攻。乍浦附近登陆日军达数千人，战斗十分激烈。当晚10点30分，贝铁德从公寓屋顶看到西边燃起大火，后来证实是日本东亚同文书院被烧毁。11月9日，中国军队撤出城西，但仍有许多日机在贝铁德公寓南侧轰炸。浦东的军队也已经撤走，从黄浦江到杨树浦、虹口、乍浦，再到圣约翰大学、虹桥，到处是断壁残垣。11月10日，日军袭击了南市。贝铁德称，当天下午的爆炸和火灾多发生在外滩附近，场面十分恐怖。站在西侨青年会会所的大楼前，肉眼可见翻飞的炸弹。据《时报》报道，日军大规模轰炸南市始于下午1时，其中2点15分到2点30分投弹量达四五十枚，同时有日舰重炮轰击。“一时黑烟冲天，声震屋宇，情况之悲惨，为沪战以来所未见”。

 

 

 

11月14日早晨，会战已经结束，战火开始向苏州和南京蔓延，但在上海租界仍可以听到枪炮声。15日晚11点，黄浦江沿岸以及贝铁德公寓对面的城区大火熊熊。中国人悉数撤出苏州河以北地区，徐家汇以南的区域也成为空城，上海东部的中国人继续向东迁移。此后贝铁德记录的不再是战争场面，而是民众劫后余生的艰难处境和救灾情形。记录终止于12月3日，当天下午稍晚时候，贝铁德目睹七八千名日军士兵穿过租界和城区，经南京路向虹口公园前进，途中遭遇1枚手榴弹的袭击。贝铁德搁笔时，南京路空无一人，如死亡般寂静。新修的铁丝网将毗邻西侨青年会会所的华安大厦与东侧街道隔开。日军正在西侨青年会会所前驱赶人群，刺刀发出闪电般的幽光。

 

 

 

 

 

 

淞沪会战深刻地影响了在沪西侨的日常生活。战火不仅威胁到西侨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导致民生凋敝，给西侨的衣食住行带来种种困难。《上海纪事》对此有细致描述。

 

 

 

与华界相比，上海租界安全得多。英、美、法、德等国在八一三事变发生前夜就已经增兵上海，并完成了与万国商团、巡捕警力的联合部署。工部局也设立各种应急委员会，以维护租界秩序的稳定。这些举措的确在保护侨民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比如万国商团在1937年8月22日和26日分批营救了战火中美籍菲律宾人一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西侨的安全真正能得到保障。10月12日，某西侨在一封信中写道：“两个月以来，我们不得不在海军炮火、陆军炮火、机枪、空袭炸弹和高射炮的轰鸣声中工作和睡觉——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从未遭受过直接攻击，但许多人却因意外爆炸或流弹丧生。”贝铁德在10月29日也指出：“中外平民是最严重的受害者，这是迄今日本对华实施帝国主义侵略的唯一结果。”据《上海纪事》记载，10月14日，日军空袭摧毁了大量外国建筑，其中1枚炮弹击穿英国斜桥总会（British Country Club）的屋顶、落入社交厅，苏州河附近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也遇袭受伤。10月24日，1架飞机攻击了驻沪英军的1处前哨，附近行走和骑车的平民遇袭，其中1名英国公民遇难。10月29日晚，至少4名英国执勤士兵被炮弹炸死，当时他们在兆丰公园门前和铁路以西守卫租界。《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主编鲍威尔（John B. Powell）曾亲眼目睹一对美国商人夫妇被炸弹焰火烧焦的惨状，《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主编乐灵生（Frank J. Rawlinson）亦死于战火。美国记者勃鲁司也提及多起日军侵害侨民案：1937年8月21日，日军炮弹落在美国军舰“古阿司达”（Augusta）号上，致1死18伤；8月26日，日军飞机攻击英国驻华大使的车辆，致其受伤；9月3日，日军炸弹炸伤8人，包括1名苏联人，勃鲁司本人也险些殒命。类似案例比比皆是，中外人士的生命财产均难幸免，故而在沪西侨对上海人民的遭遇感同身受。

 

 

 

日军侵略严重摧残了上海经济，而经济凋敝又直接殃及民生，西侨生活颇受影响。贝铁德称，1937年9月的第一周，外国小企业遭遇灭顶之灾，大企业也岌岌可危。9月下旬，上海商业几近停滞，原本要运往上海的货物被卸在马尼拉或香港，甚至原路运回。9月，上海的进口额仅为7月的1/10。支票冻结也延缓了业务的开展，但这是防止资金外流的必要手段。10月初，上海天然气公司损失了60％的设备，电话公司的损失为25％，电力公司业绩下降了50％。从外滩到静安寺，大部分店铺已经关闭，只有一些小商店还在营业。和6月相比，10月的卷心菜、胡萝卜、菠菜、熏牛肉、猪排、羊排价格翻番，其他食品涨幅约在20%—60%之间。10月13日出版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则指出，此时各类食品总体供应充足，但价格普遍上涨且极不规律，少量蔬菜涨幅超过400%，只有几种略有降价。11月7日，租界食品价格进一步上涨、蔬菜开始出现短缺，人们非常焦虑。此时海轮仍被允许进港，但三个月来只有1艘在美国注册的轮船来过。上海被日军侵占后，物资供应情况继续恶化，水路成为唯一的物资运输方式。14日，徐家汇集市已经买不到蔬菜；16日，米店尚可买到价格不高的大米，但民众对可能出现的米荒都很焦虑。此后每天，每家米店都有数百人抢购，很多人甚至无法挤到店门口。部分集市有少量蔬菜供应，但非常昂贵。贝铁德在12月2日写到，至少有200万人被困上海，虽然周边田地中并不缺乏土豆、卷心菜、稻米等农产品，但因日本设置的路障而无法运至城内。

 

 

 

面对纷飞战火和经济困境，是否撤离成为在沪西侨必须直面的问题。贝铁德在1937年9月4日称，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1.8万外国人离沪，很多人一去不返。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要求所有美国人离华，至少应该先撤离妇孺，这引起在沪美侨的不安。他们认为，如果希望美中关系继续，这一声明既不明智也不切实际。比如，大通银行和国民城市银行规模很大，不可能立即撤走；贝铁德负责的西侨青年会有200多名员工，想要放弃亦非易事。9月26日，贝铁德称，撤离中国的西侨已经增至2万人。随着局势日益恶化，很多当初不肯离开的人也出现动摇。尤其是10月初，有从日本返回上海的人称，在日美国人有被捕风险，且在赴沪的法国船上遭到虐待。这让在沪西侨深感忧虑，许多人转而觉得美国当局提出的撤走妇孺的建议是正确的。当然这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看法，比如11月26日，西侨青年会在感恩节晚宴后，两位辩手围绕“是否应该让女性永久撤离上海”的议题展开辩论，最终反方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可见很多西侨并不赞成女性侨民撤离。不过，西侨撤离人数逐渐增加是大趋势。贝铁德在11月18日称，每天都有之前撤离的人返沪，但又因对局势失去信心而再次离开，而许多人首次离开后就再未回来。11月26日，贝铁德在送友人离沪时指出，他从未见过离沪船只如此拥挤和混乱，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都在尝试离开。他期盼租界能够保持稳定，同时也希望美国人在局势进一步恶化时可以安全回国。

 

 

 

选择留守的西侨只能勉力维持，确保食品供应是其首要任务。1937年9月4日，贝铁德的一位朋友在炮火中冒险渡江，为西侨青年会买足了大米。西侨青年会餐饮部经理则在另一位美国朋友的陪同下，购买了一车新鲜猪肉。贝铁德在9月20日称，如果物资供应被切断，他们冷藏的储备可以满足西侨青年会成员和外国儿童一个月的需求。即便上海发电厂被毁，他们也有备用设备保障饮食安全。同时，他们将部分牛肉腌制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虽然10月物价上涨，但基本食品供应尚能满足。11月，饮食危机开始显露时，贝铁德等人已经备足了粮食，即便没有任何物资补充，也可满足上百人一个月的需求。

 

 

 

在沪西侨还不得不应对其他问题。比如健康问题，1937年9月初，每天经过贝铁德办公室的救护车超过35次，随之而来的霍乱疫情令人忧心忡忡。再如通讯问题，贝铁德在9月24日才收到8月10日的美国来信，且彼时已经有近6周没有美国船只来沪。交通问题也很麻烦，西侨为躲避战火大都迁入租界，但很多物资存放在华界的家里或库房。日军当局只是偶尔才允许他们返回华界，取回食品、有限的货物和个人物品，风险自行承担。勃鲁司指出，9月18日，日军曾允许西侨前往杨树浦区取回物品，但需要持有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签发的通行证。当日，各搬运公司的汽车络绎不绝。《抗敌画报》展现了9月26日西侨到虹口区取行李时，车辆堵塞的大幅照片。贝铁德称，10月初，雇佣卡车运送货物的费用为每天130元，且不断上涨。然而，一个月后西侨便被剥夺了这项权利，除11月底的一次例外。当时，20名西侨获准回到虹桥的家和工作单位，时长仅为1.5小时。他们在日本兵的监视下前往，只允许查看住房和带回个人物品。

 

 

 

除了衣食住行，儿童教育也是在沪西侨的特别关注项。上海原有5所面向外国儿童的国际学校，其中3所位于华界，另外两所被英美军队占用，淞沪会战爆发后均处于关停状态。5所学校中的美国人学校，1936年在读人数达500人，学生规模居东亚地区同类学校榜首。为保障学生的课业，贝铁德等人决定将西侨青年会会所改成校园。开学时间为1937年9月28日，学生包括之前返沪的孩子，以及9月23日抵沪的40名难民子弟。剑桥高级班首先开课，因为高级班学生在12月份有考试。10月19日，在校学生共147人，约占前一年入学总人数的三成，不过之后还有学生陆续加入。贝铁德希望美国的托事会能够筹集到足够资金，帮助学校撑过这一年。西侨青年会会所规模有限，难以满足在沪西侨子弟的读书需求，故而学校住宿委员会要求德国人学校、美国人学校和社区教会协助西侨青年会寻找其他办学地点，并开辟更多私人住宅用以住宿。10月17日，住宿委员会决定开放原来的美国和德国学校，西侨中的男孩入读前者，女孩入读后者。11月1日两校正式开学，但因故每天只能在下午上课，因此贝铁德等人提议男生在上午开展体育锻炼。然而由于战争，开学后仅10天就被迫再次关闭。

 

 

 

文娱方面，《上海纪事》指出，1937年9月，上海的公园和游乐场接待游客只有3万人，而1936年9月，游园人数达43.6万人；1937年9月，上海租界公共图书馆借书者不到300人，不及平时的1/10。租界的舞厅在八一三事变后短暂停顿，但几天后就重新开张。据称，大都会等大型舞厅的老板是外国人，打着救济失业乐师的旗号才得以开业，此事经报界披露后颇遭非议。至12月中下旬，上海舞厅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只是生意大不如前。大多数电影院在11月初仍在营业，其中大光明和国泰电影院的上座率很高，但一些知名的夜总会业已关闭。租界各西侨俱乐部的体育活动并未因战争而中断，该时期的《北华捷报》几乎每期都有相关报道。比如11月3日的“运动与消遣”专栏，介绍了上海足球、板球、曲棍球、网球、羽毛球等比赛情况，以及各俱乐部的活动。这些运动的参与者几乎全部是西侨。西侨青年会偶尔也会举办一些类似的活动，以缓解人们的焦虑情绪。比如，贝铁德等人在11月中旬策划了系列讲座和辩论会，所涉内容大都与战争和救济有关；举办了系列音乐表演，向市民介绍一些来自各国的青年艺术家；组织国际篮球联盟邀请赛，从26所高校的球队中召集新人参赛；推动中学生开展体育运动和讨论会，以丰富学生的日常生活。随着圣诞节的临近，西侨青年会决定给1500名儿童过圣诞节，其中500名是外国人，1000名是中国人。外国儿童集体参加西侨青年会圣诞派对，并得到一些玩具和1件冬衣；每位中国儿童得到1件冬衣。这类活动带有一定的公益性质。

 

 

 

 

 

 

面对日军的侵华暴行，以贝铁德为代表的在沪西侨政治态度十分鲜明。他们认定日本是上海惨剧的罪魁祸首，并对日军的谎言和罪恶予以深刻揭露，坚信日本终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他们认定中国是受害者和正义的化身，在高度评价中国军民斗争精神和英雄气概的同时，对中国大众的悲惨遭遇寄予深切同情。

 

 

 

贝铁德认为，淞沪会战的责任完全在日方。中日关系本可以改善，但日本越来越倾向于迫使中国屈服，导致充满希望的进展戛然而止。日本故意制造士兵失踪事件，酿成卢沟桥事变；接着，两个日本兵擅闯虹桥机场被击毙，导致淞沪战争爆发。贝铁德称，没有哪国人会冒险进入中国军方控制区，意指虹桥机场事件是日本人故意挑衅。日本人宣称：中国秩序混乱，需要接受教育，日本将承担起教育中国人的责任；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维护东亚和平、打击共产主义。贝铁德怒斥说，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日本人颠倒了因果逻辑，正是日军的侵略导致了中国的混乱和灾难。

 

 

 

贝铁德在11月2日继续对日本侵华的借口予以批驳。日方辩称，日军之所以侵华，其一是因为国民政府煽动民众抗日，其二是因为中国正在共产主义化。贝铁德指出，关于第一点，中国人民日渐激昂的抗日情绪与国民政府毫无关系，相反，政府时常因对日妥协而遭到民众的抗议。中国人民反日恰恰是日本人一手造成的：日本强占东三省和热河，迫使3000万中国人成为奴隶；日本开展政治宣传和毒品贩卖，试图消沉中国人民的意志；日本在华北建立傀儡政权，试图破坏中国领土完整；日本鼓励走私，不断破坏中国的金融结构；日本特务制造各种事端，在中国各地制造混乱；日本让整个中国陷入流血冲突和毁灭性战争，至今仍不承认战争的侵略性质。关于第二点，中国正在共产主义化的问题是中国内政，中国人无须、更不希望借助外力解决。日本侵华使中日两国面临崩溃的风险，反而可能促使大众接受共产主义。

 

 

 

无独有偶，传教士龚斯德（E. Stanley Jones）在1937年10月发表《致日本人民的公开信》，从另外几方面驳斥日本的侵华借口。第一，日本声称中国排斥和拒绝的态度妨碍了中日合作。事实上，这种所谓的合作是一种主仆式的支配关系，接受这种合作意味着失去国家。第二，日本声称人口过剩，需要向中国移民。事实上，涌入东北的3000万移民是中国人，人口过剩的压力在于中国而非日本。第三，日本声称中国混乱腐败，恢复中国的秩序是日本的使命。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已经取得显著成效，混乱比之前大幅减少，日本的干涉只会延长混乱与破坏。第四，日本声称侵华带来的动荡只是暂时的，之后则会长治久安。事实上，日本已经不允许中国存活，日本不得不面对中国人火山般的仇恨。第五，日本借口日侨被杀事件向中国发起进攻。事实上，这类事件是日本侵华造成的结果，是中国人对日本伤害中国的反击。岭南大学教授梁敬敦（C. N. Laird）批驳日本的借口是无稽之谈，认为获取中国原料和市场、将东北作为日本人的出路、防止中国成为亚洲领头羊、利用中国人力物力挑战欧美地位才是日本侵华的真实目的。龚斯德和梁敬敦的见解与贝铁德既有相似之处，也有诸多互补。

 

 

 

虽然上海战局对中方不利，但贝铁德坚信：“无论胜败，日本都将成为最惨的输家。”战争摧毁了大众的购买力，中断了中日贸易，更兼轰炸平民带来的消极影响，日本不会从战争中得到任何好处。日本侵华固然重创了中国经济，但日本自身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日本向上海运送了20万士兵和装备，派往中国其他地区的士兵也在不断增加，各项开支惊人，需要多年的财政收入才能弥补。随着各地学校、医院、工厂等不断遭到轰炸，成千上万的民众失去生计，人们对日本的仇恨越来越深，将日本人赶出中国的决心也越来越坚定。对于日本，时间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战争持续时间越长，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人民的承诺就越难做到，对外侵略战争就越难推进。龚斯德也指出，日本选择武力注定意味着身边将长期生活着一个巨大的敌人。即便中国暂时很弱小，但日本不可能永远控制4亿人，迟早会被中国拖垮，乃至中国强大后会反过来征服日本。

 

 

 

贝铁德对中国军队誓死保卫祖国的精神充满敬意，同时也对中国人的坚韧精神深感钦佩。贝铁德在1937年9月24日写道：“中国的团结和决心随着每一次平民遭到轰炸而变得更强大，中国士兵的奉献精神和坚强意志值得称颂。”10月29日，他又写道：“我们之前就已知道，军队必须进一步撤出黄浦江上日舰的攻击范围。无疑，日军之前估计中国军队在战争最初的几天就会撤离，但实则花了76天。我有点担心撤退会削弱中国人的士气，但事实并非如此。顽强的耐力和中国军队的爱国主义通过了一次最为巨大的考验，不仅为自己赢得了胜利，也为国家赢得了新的尊重。外国军事部门对中方的精神和品质感到惊讶，并质疑，是否有任何一支西方国家的军队，能够在经历了如此漫长而严苛的战斗之后依然顽强不屈。这一撤退绝不是失败，反击行动也将持续，持续到何时我们不得而知。”他对上海的重生也充满信心：“上海很伟大，这座城市在悲剧中具有不可动摇的乐观精神，她一定会再次绽放自我。中国人强大的恢复能力一直激励着我。他们忍受困难，表面上却不显露出来，这种方式总是让我感到惊讶。战争终将结束，而这些伟大的品质将再次证明自己的价值。”11月12日，贝铁德再次表示：“焚烧房屋、摧毁城乡无法毁灭一个民族的灵魂，相反，当前整个民族共同承受的可怕痛苦将使他们更加强大，他们因其耐心、克制和勇气而更令人敬佩。”贝铁德的这种认识，同样也是众多在沪西侨的共识。比如，《字林西报》在1937年9月3日发表社论，盛赞中国军队忠勇抗战、不畏牺牲的精神，并指出日本侵略反而促成了中国的团结。而守护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更是得到在华西文报刊如潮的好评。

 

 

 

淞沪会战也让贝铁德产生了若干更深层次的思考，以下问题就颇具代表性。其一，面对日本的疯狂侵略，欧美国家应该做些什么？正如1937年9月28日贝铁德指出的，很多西侨都认为，如果英美联合为中国提供经济援助，战争很快就可以结束，否则所有国家都将面临危险。还有人认为，如果英美不施以援手，苏联一定会介入。贝铁德在10月19日提及两周前罗斯福发表的《防疫隔离演说》（Quarantine Speech），称罗斯福反对孤立主义的立场得到中国人和西侨的强烈支持。因为如果某一人群遭遇了巨大的不公，那么所有国家的福祉都将受到威胁。在此条件下，保持中立是否有助于维护和平值得怀疑。事实上，这一观点在各地西侨群体中非常普遍，许多西侨甚至比贝铁德更加激进。比如，1937年10月，广州西侨建立的广州外侨对华正义会坚决主张西方停止对日贸易。1938年10月，上海美侨建立的美国情报委员会同样主张美国断绝对日经贸往来。其他西侨个体的类似呼吁也此起彼伏，并引起欧美国家大众的共鸣。

 

 

 

其二，可否通过武装斗争以外的方式阻止侵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华西侨，尤其是传教士群体中出现一股和平主义思潮，反对以暴制暴，寻求其他方式解决中日冲突是这一思潮的核心。贝铁德记录了1937年11月18日晚上海西侨辩论俱乐部的一场辩论，主题是“只有武装部队才能成功阻止侵略国吗？”最终支持武装抵抗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因为之前提出的和平方案迄今被证明毫无成效。贝铁德对此评论说：“我们建立的基督教信仰原则，在该问题和其他类似的问题上都遭遇了严峻考验。”对此，传教士李劳士（Ronald D. Rees）也深有感触。他在1937年10月撰文称，绝大多数基督徒均放弃了和平原则，转而支持国家立场，但在此过程中很多人深感苦恼。李劳士虽然仍旧反战，但对主战者带有一种理解性的同情，认为只要他们能够坚持基督教标准，即可自主选择。

 

 

 

其三，沦陷区人民将如何与侵略者相处？日本人无疑会在沦陷区建立一个新政府，如果强迫中国人在新政府中担任职务，中国人应当如何抉择呢？这一问题在华北各地已经出现，很快也会成为其他沿海和内陆城市的现实问题。反对或不合作意味着灾难乃至死亡，而接受或合作又难免有汉奸之嫌，贝铁德认为这是沦陷区人民面临的最严峻的灵魂考验。对此，贝铁德也无法给出答案，因为如果美国人民遇到这种情况，可能同样无法通过考验。贝铁德的这一思考很快就在沦陷区传教士身上得到印证，在特定的情形下，他们不得不与日本人合作。北平沦陷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为确保学校的运转只能对日本人低头，但他暗中保护学生，并积极营救被捕者。南京沦陷后，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Miner S. Bates）为确保教会的生存也被迫向日本人妥协，但他在基督教教育和难民保护等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这些都反映出沦陷区西侨的政治态度。

 

 

 

贝铁德的上述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与在沪西侨群体频繁的思想碰撞中形成的。贝铁德是国际服务性社团组织扶轮社的成员，扶轮社每周的例会都围绕当时的局势展开深度探讨。贝铁德还经常与朋友聚会或讨论时政，此类记述在《上海纪事》中比比皆是。比如，1937年11月11日下午，他就与3名日本人（包括1名日本国会议员）、2名中国人、1名英国人和1名美国人就上海局势坦率地交换了意见。这些史实表明，贝铁德的政治观点在西侨群体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而非孤立的存在。

 

 

 

 

 

 

正是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愤恨和对中国大众的深切同情，在沪西侨积极投身难民救济和伤兵救助工作。他们或通过华洋义赈会等国际慈善组织实施救济，或与中国红十字会等机构联合开展工作，相关史实大量见诸《上海纪事》。

 

 

 

淞沪会战期间，开展难民救助的机构数量繁多，这些机构虽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因力量过于分散，效率亟待提高。有鉴于此，中国红十字会前会长颜惠庆多方奔走，促成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际委员会”）的建立，贝铁德见证并参与了该过程。他在1937年9月24日写到，中国红十字会组织25人在上海国际饭店开会，会议由颜惠庆主持。与会者希望由红十字会协调租界内外所有的医院和难民营工作，以及难民遣返事务。据中文档案记载，此次会议召开于1937年9月18日，实则是国际委员会的筹备会议，会议选举16名中外人士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其中大部分是西侨。10月2日，国际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国际饭店召开，会议讨论了章程和人事安排，推举颜惠庆为主席，饶家驹、钟斯（J. R. Jones）、普兰特（W. H. Plant）为副主席，施思明为秘书，贝诺德（C. R. Bennett）为司库，贝铁德、朱友渔为执行干事。《上海纪事》对此也有记载，并特别强调新机构的募款职能。贝铁德称，国际委员会迫切需要资金，其中很大一部分要靠外援。因为中国人的银行存款难以流通，且他们的捐赠大都被用于抗日。

 

 

 

《上海纪事》中多次提及的美国顾问委员会（American Advisory Committee）就是一个典型的资金中转机构。这个由美国华灾协济会成立于1930年的下属机构，一度是华灾协济会与华洋义赈会的联络站，主要负责接收前者募集的资金并转交给后者，后来则负责接收和分配美国多种来源的救济金。贝铁德指出，1937年10月2日中午，美国顾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决定在该委员会的指挥和红十字会及其他基金会的协助下，由华洋义赈会总干事贝克（J. E. Baker）及其同仁承担救济职责。美国顾问委员会手头有一些可用资金，另有美方10万美元的拨款，其中5万美元在上海和广州可以立即拿到。该委员会要求贝克确定美国教会医院的需求，协助他们抗击霍乱等危险传染病和救助轰炸中的受伤平民。

 

 

 

10月16日中午，美国顾问委员会召开的另一次会议同样至关重要。会议决定设立5个分管不同事务的委员会：1.难民委员会，负责人饶家驹；2.流行病委员会，负责人邓恩（T. B. Dunn）；3.平民医院委员会，负责人劳白生（R. C. Robertson）；4.药物供应委员会，负责人安献令（George F. Andrew）；5.伤兵委员会，负责人施思明。随着寒冷天气的逼近，每月需要数十万美元才能满足5个委员会的需求。霍乱正在消退，天花和脑膜炎又成为新难题，这些都需要大笔资金。会议还决定向苏州难民救助单位和医院拨款1万元，向上海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拨款4万元。同时，贝克及其同仁同意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国际委员会的工作，贝克的新身份是该会总干事。这些外侨的参与提升了募集资金的效率。根据贝铁德的记录，国际委员会在10月26日决定募集1000万元救济金，孔祥熙和施思明称，中国政府将为此拨款100万元。截至1939年3月31日，国际委员会共收到中外捐款和国民政府拨款近313万元，其中超过200万元来自中外民间捐赠。海内外捐款对于战时难民救济发挥了巨大作用。贝铁德是华洋义赈会筹款委员会成员，他在1937年11月7日指出，近期该会接管了国立交通大学八九千名难民的食物供应工作，还在渡口路上建造了一个可以容纳4000人的难民营，耗资可想而知。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难民委员会负责人饶家驹，他曾多次与中日双方交涉，最终于1937年11月9日在上海南市建立了著名的饶家驹安全区，为20多万人提供庇护。《上海纪事》中多处提及该安全区的运作情况，并在11月7日如是写道：“饶家驹神父是我们委员会的成员，他是在上海地区活动的军事政党之间的首席谈判代表，他是一个出色的人，即使在上海敌对行动最严重的时期，也会给难民带去信心，给予双方保证。”12月3日，他再次对饶家驹发出赞誉：“他因为南市的工作而赫赫有名，是我共事过的最优秀的人物之一。”

 

 

 

贝铁德还留下了许多关于难民生活的记录，对自身管理或参与的难民营着墨尤多。比如1937年9月4日下午，贝铁德与英美圣经公会经理王树德（W. H. Hudspeth）、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外籍干事李劳士一起视察了西侨参与较多的几个难民营。此时上海建立了100多个难民营，他们首先视察的难民营位于社区教堂附近。营地之前有难民3000余人，现在已经翻倍。该难民营隶属于华洋义赈会，西侨青年会参与救济工作，效率很高。他们视察的第二个难民营在法租界附近，难民约有1100人。他们还去了中西女塾，该校最大的建筑改成了扶轮社开设的康复医院，为受伤平民提供200张病床。医院由中国人管理，在4名北平协和医学院护士的指导下，由大学生志愿者提供服务。最后他们顺带考察了静安寺难民营，700名难民被安置在寺庙里，由佛教协会照顾。

 

 

 

10月27日上午，贝铁德等5位教会人士重点视察了西侨青年会难民营。贝铁德写到，那里有1200名忙碌的难民。老人们正在打井，或者协助年轻人打井。营地的24个房间有几个开辟为教室，一些中国女性志愿者在教学。还有一些女性在医院负责看护，或者为士兵织毛衣。贝铁德对她们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其中不乏出色的管理者。因10月26日有3万多名难民涌入租界，空间日益狭小，睡垫和日用品既稀缺又昂贵。上海南部一处难民营极为拥挤，但日本人几乎不可能批准扩容要求。

 

 

 

贝铁德对交通大学难民营的描述更为详尽，他在11月25日与国际性宗教及慈善组织救世军的一位同仁考察了该难民营。此时这里的难民已达16300人，每个房间都挤满了人，他们尽可能紧凑地躺在地垫上。一栋楼里住着1000名赤贫难民，另一栋建筑的数千难民条件稍好，但同样需要救济。难民营医院的200张病床已经住满，中国医护人员轮流照顾病人。妇产医院约有20张病床，前一晚刚有3名婴儿出生。服装部的工作人员在分拣和分配各地捐赠的服装，一些裁缝在制作医用垫子。几十名难民志愿者在临时厨房里帮忙做饭，由于炉灶和木材奇缺，他们在赶工建造燃煤炉。初时，难民只能吃到劣质面包，现在每天已经可以吃两顿饭。人们计划在校园外的空地上种菜，并到处寻觅农具。在一间工作室里，大约100名女青年在练习缝纫衣服和缝合伤口。一对退休商人夫妇负责照看卫生设施，难民营的卫生条件日益改善。难民们的健康状况总体不错，但不少人得了痢疾，也有一些霍乱病例。麻疹比较严重，许多儿童感染者难以存活。医务人员正在尽一切努力，为难民提供保障。

 

 

 

贝铁德对上海难民的整体情况也有介绍。他在12月12日写到，上海新居民中有80万贫困人口，其中约15万人没有亲友，需要慈善机构救济。11月11日，国际委员会提到难民主要有7项需求，分别是食物、住房、衣物、医疗服务、传染病防治、难民遣返和技术培训。食物方面，有4.2万人需要靠中国慈善协会救济，但该协会的资源已经耗尽，美国顾问委员会被要求提供食物。住房方面，无数难民只能蜷缩在小巷和建筑物门口，一些办公楼甚至将每个楼梯都开放给难民容身。衣物方面，那些夏天逃离家园的难民衣衫单薄，亟需冬衣御寒。医疗服务则是病患的迫切需要，与之相关的是传染病防治。麻疹是当时严重的威胁之一，迫切需要更多的防疫药物。难民遣返方面，虽然已经有40万人被遣返，但还有更多的人需要回乡。有些回乡的农民需要种子和农具方面的帮助，另一些人则需要得到手艺方面的技术培训。

 

 

 

除了救济难民，贝铁德等人特别注意对伤兵的救助。他在1937年9月24日指出，当时战地服务较为薄弱，他相信红十字会将稳步推进此项工作。他在11月2日又写到，伤兵救助是10月29日中外团体会议的重点议题之一。与会者认为，中国军队在此之前最大的弱点之一是在伤员救治方面准备不足。陆军医疗队、红十字会和世界红卍字会都存在这一缺陷。虽然伤员救治设施在当时已经有所改善，但因为战斗太激烈，这些设施已经不堪重负。在会议上，伤兵委员会已经安排人手，到中山医院照顾1000名伤兵。贝铁德在11月16日补充到，当时租界医院接收伤兵共15700人，还有5000多人无法收治。因食物和设施匮乏，上海租界对伤兵进入有严格限制，大量伤兵缺乏治疗，贝铁德对此忧心忡忡。

 

 

 

 

 

 

淞沪会战亲历者留下的文字并不鲜见，但因其社会身份、所处位置、政治立场等不同，观察的角度和思考的问题存在差异。《上海纪事》的特色，在于它记录了战时在沪西侨群体的经历与心态，为后世留存了一份特殊环境下特定人群的集体记忆。它代表了淞沪会战研究相对不足的一个维度，填补了某些以往学界忽略或缺失的史实。当然，身处局中的西侨只能凭借自身的观察记录事件的某些片段，有时难免会以偏概全，也难免会出现以讹传讹的表述错误，不过这并不影响其文本的史料价值。这些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贝铁德笔下的战争场面极具现场感和冲击力，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在细节上补充和完善了学界对淞沪会战的既有研究。以往研究成果多关注战争进程及其重要事件，从整体考察战事的进展，而《上海纪事》则从特定角度，以西方视角考察战争的细节，从而使历史变得更加鲜活和丰满。比如，贝铁德对“八百壮士事件”的记载，完全是他近距离直接观察的结果，实属难得；再如，文本对日军进城场景的描绘同样非常细致。此外，文本对日军轰炸的场景着墨尤多，对日军暴行的揭露入木三分。

 

 

 

第二，贝铁德对战时西侨处境、活动和心态的描写，揭示了该群体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贝铁德从自身经验出发，较为细致地记录了淞沪会战期间的中外贸易、物资供应、物价粮价、民众生活等情形，对战时上海经济状况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上海纪事》中关于在沪西侨的撤侨争议、物资供应、衣食住行、子弟教育、日常娱乐等内容，则多为学界较少关注的史实，不失为战时日常生活史研究弥足珍贵的一手史料。文本字里行间也投射出西侨群体的所思所想，这些记录对于会战期间民众心态史研究颇具参考价值。

 

 

 

第三，贝铁德等人猛烈抨击日本的无耻谰言和残酷暴行，盛赞中国军民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彰显了在沪西侨的公义立场和国际主义精神。《上海纪事》引经据典，逐一批驳日军侵华的种种借口，指出战争的责任完全在于日方。贝铁德指出，日军无差别轰炸中国平民和西侨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暂时处于劣势的中国终将战胜日本。

 

 

 

第四，《上海纪事》关于中西人士联合救助难民和伤兵的记录，补充了若干学界极少注意的重要内容，进一步丰富了淞沪会战救济史的基础史实。其中，关于国际委员会成立过程、饶家驹安全区等记述，与既有研究成果互相印证、互为补充；关于若干重要难民营具体运作和生活场景的观察，弥补了前人相关讨论之不足。此外，美国顾问委员会是学界极少关注的重要机构，该机构在战时美国民间援华过程中扮演过关键角色。

 

 

 

贝铁德对美国的孤立主义、沦陷区政治应对等问题深感困惑，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因为这反映出该时期西侨在西方与东亚冲突关系等关键问题上正在发生思想转向。长期以来，英国奉行绥靖政策，美国秉持孤立主义原则，均在遏制日本侵略方面作为有限。淞沪会战期间，虽然1937年10月召开的国际联盟大会和罗斯福的《防疫隔离演说》均对中国予以道义声援，但11月《九国公约》签字国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却行动软弱，英、美等国都担心与日本发生冲突，拒绝对日施压、促成和谈，并反对在外交、经济和军事上制裁日本。虽然英美政府迟迟不愿放弃对东亚局势的固有立场，但随着日军侵略的加剧，列强利益确如西侨预言的那样不断被侵蚀，英美切实感受到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绥靖和孤立政策也悄然松动，直至最终实现对日本贸易禁运，并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正式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英美东亚政策的改变固然是出于国家战略的考量，但包括在华西侨在内的民意的力量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以上史实表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不能仅凭西方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更重要的是双方在共同利益方面达成一致。就列强而言，反法西斯同盟的本质是利益共同体，而对西方利益受损的先知先觉者、切身体验者和最初发声者则是在华西侨。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