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波及全球的一场伟大实践，是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个必然过程和必经阶段。其中，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工业化则是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国内外学术界对工业化的起源虽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工业化的起点看，英国工业革命无疑是全球工业化的开端，宣告了人类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从那时起，人类的工业化实践经过了270多年的漫长历程，除英国外，法、德、美等国均是工业化的成功典型，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中，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成功实现了追赶，近代中国则屡屡受挫，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还很低。不同的国家进行了不同的探索，并因此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工业化模式，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可以说是后发国家工业化史的一个样本。

 

 

 

正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兴起了一股现代化史研究的热潮，其中最著名的是罗荣渠领衔的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和章开沅率领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一时之间，从现代化视角开展研究的论著蔚为大观。这些成果不仅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入，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作了学理上的储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再次激发了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化史探索的兴趣。本文拟在现代化视域下，以手工织布业为例，探讨中国近代乡村的“手工业现代化”问题。手工织布业既是工业革命中率先现代化的典型行业，也是近代中国乡村中存在范围最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个行业，透过手工织布业现代化的兴起、发展及其结局，可以窥探中国近代乡村的手工业现代化历程，进而深化对乡村现代化的认识。

 

 

 

 

 

 

什么是手工业现代化?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回到现代化这个核心概念上来。毫无疑问，现代化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过程与历史存在。但是，如何衡量这个变化，不同学科有不同的侧重点。笔者主张从整体上把握其内涵与外延，将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而作为制造业活动的手工业，要么成为现代化的核心领域，主动移植先进技术，向现代工业转化；要么受到现代化浪潮的波及，被迫嫁接一些现代技术，艰难地向现代工业前行，并最终完成自我替代。当然，还有一些手工业，由于其工艺的特殊性与产品的个性化、艺术化，不便于标准化作业，依然在形式上维持其“手工”原貌，还有极少数发展程度极其低下的传统手工业，则会在机器大工业的打击下彻底消失。

 

 

 

手工业的本质是加工制造物品，它是人类以自身力量或其他生物力量为动力，通过与技艺的有机结合加工物品的经济活动。随着驯化、饲养家畜业的发展，人类开始利用牛力、马力等牲畜为动力，并且不断探索利用大自然的力量，如利用水力作为原动力，但水力的利用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不利于大规模推广。直到蒸汽机发明后，人类才彻底突破生物动力的限制。技巧或技术的物化形态，也经历了从手工工具到简易机械再到机床、生产线的演进，工艺的进步则体现在生产分工的细化所带来的生产工序的复杂化程度上。随着动力与生产工具的进步，手工业的生产形态也在不断演进，为了适应手工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与手工业者人数的增多，手工业的经营与管理方式也在逐步变革，“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这种协作，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具有特征的形式，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占居统治地位”。至此，工场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了机器大工业的前夜。

 

 

 

对手工业现代化的界定应基于人类经验即史实的归纳和抽象。首先，工业的进步体现为技术、技巧与工艺的进步。技术进步是手工业现代化的核心要素，蒸汽机的出现是技术进步的标志性事件，它克服了人类自身力量的不足，解决了大规模制造所需的动力来源问题。同样不能忽视的是生产工具的进步，正是珍妮纺纱机、飞梭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纺纱、织布效率，从而解除了纺织业发展的瓶颈，使得工业革命率先在棉纺织业中兴起。其次是制度的进步。经营管理方式的变化伴随着手工业发展的全过程，一方面，满足市场需求、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生产使得手工业经营形式变得多样化、多层化，自主经营、依附经营乃至联合经营之间灵活转换，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和工场手工业各显其能；另一方面，早期手工业技艺简单，家庭成员参与生产，经营管理带有浓厚的家族式色彩。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工具的专门化、生产工序的分解，使得基于分工的劳动协作成为可能，进而形成了管理的专业化，出现了专门的管理人员。再次，随着技术与管理的进步，手工业生产逐步由个性化向标准化发展。从手艺人分散的个体劳动、一人独自完成手工业产品的全过程，到工场手工业中基于分工的生产合作、由多人协作完成一系列标准化生产工序，产品的标准化程度不断提高。因此，手工业现代化是从技术到制度的持续进步的历史过程，包括从生物动力到非生物动力的运用，从简易生产工具到机床、机械的采用，从以血缘亲情为中心的宗法式管理到以规章制度为中心的契约化管理，从分散劳动到分工协作，从个性化生产到标准化生产，手工业产品从地方性集市扩展到区域性大市场，区域外市场等在内的一系列有机联系的变革过程。

 

 

 

当这些变革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手工业的动力瓶颈日益凸显，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呼之欲出，人类的工业生产便由手工业时代发展到了大机器生产时代。当然，手工业现代化需要具备相应的外部条件，譬如，革命性的技术发明与应用，与技术发明和应用相配套的新型材料与新型能源如铁矿、煤炭的大规模开采和使用，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措施如重商主义政策指导下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及国外市场的拓展等。不仅如此，手工业的现代化还建立在内部变革过程与外部因素的同步发展基础上，技术、市场、新型材料与能源，缺一不可。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各个国家和地区都能齐步迈入大机器生产时代，恰恰相反，不同国家和地区进入大机器生产时代的时间有先后，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进程表明，从手工业到大机器工业的发展具有必然性，但在哪个国家和地区率先突破，则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对落后国家和地区来说，手工业现代化既是在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逐步向现代工业转化的进程，也是不断调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以符合本国国情的过程。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手工业现代化尚未达到一定程度而外力如现代工业开始侵入时，这一过程就会更加曲折和艰难。有的国家和地区原有的手工业现代化过程出现了中断，手工业整体上衰落乃至消亡了。有的国家能够采取积极举措，利用大机器生产所带来的技术与市场条件，因势利导，成功完成了手工业现代化转型。还有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手工业行业呈现出不同的命运，有的经不起大机器工业的冲击，迅速衰落下去，有的则不受影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原貌，有的则主动应变，努力推进行业的现代化进程，近代中国的乡村手工织布业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行业。

 

 

 

 

 

 

近代中国的手工业现代化进程没有一个清晰的起点，因为它不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有意识、有纲领、有方案的政府行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当手工业在机器动力、生产工具、经营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变革与创新成为较为普遍的行为时，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手工业现代化的起点加以叙述，甲午战争就是这样的起点。从甲午战败开始，近代中国乡村的手工业现代化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甲午战败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乡村手工业现代化的第一个时期，也是起步时期。1931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中国乡村手工业现代化第二个时期，也是遭遇挫折的时期。纵观整个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未能完成。

 

 

 

中国古代手工业较为发达，遍布城乡各地，但是，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乡村传统手工业始终没有摆脱农家副业地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非常明显，耕织结合的经济结构十分牢固。随着外国机制品的输入，手工业与农业在农家内部的牢固结合逐步分解。这一过程是漫长的，也是痛苦的，从通商口岸附近的乡村地区逐渐向口岸城市的内陆腹地蔓延。受影响最大、变化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乡村手工棉纺织业。结合历史实际，可以把它的演变过程表述如下：在传统乡村手工业中，手纺线与手织布犹如一对孪生兄弟，彼此关联，相互依存。随着机制棉纱的输入，传统手纺纱逐渐衰退乃至在部分乡村消失，与此紧密相连的手工棉织业怎么办?要么非手纺纱不织，听之任之，那么，手织业便与手纺纱一样彻底衰落；要么顺应这种变化，购买机制棉纱仍操旧业。其实，旧业不“旧”，农民手工业者织出来的是“新布”——从原来的“土经土纬”，中间经过“洋经土纬”，到完全“洋经洋纬”，这种土洋结合的过程，既是农民手工业者适应本土经济的过程，也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过程。近人将它称之为“改良布”，近代经济学者敏锐地观察到这种改变，“一方面是外来的布匹逐渐改变了消费者的心理，一方面是新式棉纱逐渐动摇了土线的根基；于是在一种适当的旧棉织中心上自然生长出新的棉织工业来而且生长的速率是迅速的”。起初，农民手织业者所使用的织布机还是祖宗遗留下来的旧式织布机，随着外国先进生产工具的传入和民族机器制造业的发展，旧式织布机慢慢地为新式织布机如手拉机、铁轮机所取代，乡村手工棉织业也逐步脱离家庭形态，向大型手工棉织工场发展。

 

 

 

但是，实际情形比理论上的描述深刻得多，过程也更为艰难、曲折。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战争前，第一批通商口岸城市的东南沿海腹地首先受到了机制品的冲击，传统的市场生态遭受破坏。上海附近的太仓，自上海设立纱厂后，“民间自轧自弹，反不如买机器纱之便宜……而乡间几无自轧自弹自纺之纱矣”。广州附近的番禺，“纺织之业，风流云散，至觅一纺纱器具，而不可得”。乡村织布业也面临同样的情形，同样是在番禺，“织布之业，亦一落千丈。新出高机，尚可支持，旧日矮机，已成仅有”。机制布的冲击由点到面，逐步扩大，江苏全省“各种土布，近年销场情形，全般计算，实不景气。或以时局之影响，或以他种代用品之流行，在在均与江苏土布以打击”。继东南沿海及通商口岸城市附近的乡村后，机纱、机布向内陆地区渗透，手纺纱与手织布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四川、广西等西南腹地的广大乡村也出现了洋纱，“由此项棉纱细匀洁净，颇合川民之用，不特通都大邑，销数日多，即僻壤穷乡，亦将畅行无滞”，广西贵县“迨洋纱输入，而家庭纺绩之工业，遂渐消灭，今欲于乡村间觅一纺车，几不可得矣”。华北陵县自洋布“输入内地，白粗布销路顿形滞涩，渐至断绝，全县手工业无形破产，农民经济，影响甚巨”。

 

 

 

危机孕育着转机。在土纱几乎绝迹、土布遭受重创的时候，农民手织业者迎来了生机，他们逐步用质优价廉的机纱取代土纱，并把原来从事纺纱的劳动力转移到手织业中，恰在此时，手工织布机不断改进，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为织布机从传统的投梭机到手拉织布机再到铁轮织布机的更新迭代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河北高阳棉织业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自前清光绪末年以来，情势显然发生了变化：第一，机纺洋纱，因商人的贩卖获利，开始大量的输入高阳，于是织布原料的供给，无虞于缺乏，农民可以省去自己纺纱的麻烦而专心于织布（虽然当初很多用洋纱为经而仍以手纺土纱为纬的）；第二，足踏机（俗称铁轮机）的输入”。同样，“宝坻手织工业之兴起，即系受新式织布机及洋纱输入之影响”。据现有史料所载，最早改良旧式织布机的是浙江宁波人王承淮，他于1896年将旧机踏脚增至五竿，可多层开口，能够“不借汽力”，生产“新式东洋西洋等布”。1900年后，日本手拉机和铁轮机先后传入中国，并很快在手工织布业中推广。一些地方商会和个人成为先行者，发挥了带动示范效应。高阳县“张兴汉……与韩伟卿、杨木森、李秉熙等创办商会，改良织布”，但是，东洋铁机“行之数年少成效”，于是，高阳留祥左村人王士颖“研其故，仿其制而改造之，始适于用。自是高、蠡、清、安各县机声相接，布货之流通，遍各省矣”。1901年，江阴“华市人黄哲卿首先将投梭布机改制为手拉布机，布的门面可以放阔……有些地方就有手拉布机厂发生”。潍县铁木机最早于1907年由该县寒亭镇寒亭村人张瑞芝变卖家产直接从日本购入6台，惜效果不佳，随后，该县东乡胡曰汉从天津日商三井洋行购买4台，另一位同乡胡玉瑶得知东三省有铁机织布厂，“乃命长子巨镐赴营口肄习并购机器以归为乡人倡”，这些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效，数年之间“潍东一带有铁机二万余架，近来附近昌邑、安邱各村亦仿效焉”。

 

 

 

进口织布机的输入开创了风气，民族机器制造业纷纷跟进仿造，20世纪初年，上海、天津、潍县等地的机器制造业都能生产改良织布机，天津三条石附近聚集了金聚成铸铁厂、郭天成机器厂、春发泰机器厂，从事织布机的制造，其中，郭天成机器厂制造的“郭天成牌”织布机，“行销高阳一带……年产织布机、轧花机一百四五十台”。上海“织机制造厂有江德兴、宣东兴、东升、天利成、东华、泉鑫昌、三星等数家……在1922年至1924年间，年产铁木机四五千台，包括仿天津式及日本式。初期销路以上海为多，后销至江、浙二省的江阴、常州、无锡、嘉兴、杭州等地，并远销汕头、厦门”。除了现代工业较为进步的大城市外，一些小城市制造的铁木机也能满足本地需求，以潍县为例，“布机之制造，无须仰给外来，本地华丰、天丰、洪丰、阜丰、大丰、蚨丰、新华、利民、兴中、永聚等厂皆能制造”，潍县的机器制造业具备了每年7400台的织布机生产能力。江苏南通、海门地区的铁木机大多由当地机匠王三和木匠汤二开设的翻砂厂制造，王三负责铁件及梭筘等物，汤二改机装配，到1932年底，“乡区的铁木机，已近万架，发展很快，其铁件大都是王三翻砂厂的出品”。

 

 

 

织布机的迭代更新很快，在手拉机尚未普及之时，构造更先进、效率更高的铁轮机迅速铺展开来，织机数量不断增多，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到30年代初期，乡村棉织业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最为突出的是华北、长江中下游以及一些城市附近的乡村地区。在河北高阳、宝坻等县，山东潍县，长江下游的南通、海门等地和江南乡村，棉织业成为农业之外的重要产业，在地区经济总量和农民家庭经济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甚至超过农业，成为主业。1923年，宝坻乡村织户每家依靠织布的平均纯所得为105.11元，其中，佃农织户的织布收入约占总收入的80%，半自耕农的织布收入占总收入的55%。1932年，高阳县共计50793人从事织布业，据吴知对344家织户的抽样分析，平均每家全年收入152.91元中，织布工资占49.12%，自织布匹净利占29.82%，两项合计为占78.94%；而平均每户耕地净利，仅占18.29%，副业及其他工艺收入占2.77%。可见，织布业在高阳农民家庭经济中的地位相当重要。在南通，1933年全县共63140织户，13万余人从事手工织布业，占全县50万人的26%，直接或间接以织布为生活依靠的达92%，土布产值达9180543元，平均每户产值145.4元。后起的潍县织布业，部分乡村中的农民即便在农忙季节，白天农作，晚上仍从事织布，织布业“一变而为正业之势，反视农作为副业矣”，1934年，全县手工业产值达1211.6万元，户均103.8元，占全县总产值的48.4%，其重要性可见一斑。这些都说明，上述乡村的手工织布业已经突破了副业地位、生产的季节性和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

 

 

 

可惜，这种发展势头没有延续下去，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两场重大事变的叠加，使这一进程被迫中断。一是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是土布的主要市场，在华北、江南的土布销售中占有重要地位，东北沦陷对关内手工织布业造成了沉重打击，“土布原以东三省为大销场，自东省失陷后，大好市场尽为日本瀛布席卷而去，其影响于土布销路者至巨”，尤其是那些以手工织布业为重要产业的农村地区，“以纺织业论，关内土布之输入东北者，年在十万担以上。大连一埠，于民国十八年，进口37000担，十九年犹29000担，迨二十年已为16000担，以后尤少。因而河北之高阳、定县、玉田、清丰，江苏之通州、常熟等县布业，大为衰落”。二是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得市场大大萎缩，对此，学术界已有充分研究，限于篇幅，不详细展开。

 

 

 

 

 

 

上述乡村地区棉织业的突起，不仅是量的增长，更体现在质的变化上。也正因如此，我们有理由断定，这些地区的棉织业已经在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迈进。

 

 

 

首先，体现为铁轮织布机的大量使用。高阳棉织业在1908年以前，“因为机械的拙劣（用最老式的木机），生产能力极低，出品往往只供家庭自用”，1909年前后，高阳旅外人士从天津引进铁轮机，到1914年，“高阳有织机二千五百架至三千七百架之数，其中木机约十分之一二”，这里的木机就是指旧式投梭机，仅为总数的10%—20%，说明铁轮机已占绝对优势。此后高阳铁轮织布机迅速增加，1915年为5726台，1917年突破10000台，1920年超过20000台，到1928年达到29631台。在江苏南通、海门地区，截至1932年，“乡区的铁木机，已近万架”。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称，南通乡村“现有织机计阔幅机3000余台，脚踏机10000余台，小布机及其他织机100000台”。山东潍县是华北另一个著名的手工织布区，1915—1916年，潍河沿岸各村庄约有铁轮机500台左右，1923年前后传至该县南乡、北乡和西乡，遍及全县，铁轮机达5万台以上。在内陆的广西玉林乡村，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该地可织造“长二十四码或三十码，宽二尺以上”的布匹，如此宽幅的布匹已不是旧式木机所能生产的。

 

 

 

铁轮机运用了齿轮装置的机械原理，有利于蒸汽机动力的应用。在乡村手工织布业中，也的确出现了向机器织布工厂的转化。在河北高阳，1916年北沙窝村村民苏秉衡、苏秉凯合购一台楼子机织造提花布，“织了一年，就赚了三四张机子的钱”，于是将织机“增加到七张，雇用10个工人，使产品销量大幅度上升，只1919年一年销布量就达1000多匹，纯盈利5000多元。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苏家的资金就达8000多元了”。1921年，苏家以8000元之资买地15亩，盖房30间，购买楼子机32张，招收工人60名，正式创办“同和”工厂。1933—1934年间，同和工厂斥资购进提花铁木机、条纹铁木机多架，“都用柴油引擎拖动发电机再转动各机，试验成绩，已有可观”。另一名为“鸿记”的织布工场添置了“发动机、轧光机、喷布机、上浆机、干燥机、漂白机、染布机等，锅炉是全高阳最大的”，开始了向机器工厂的转化。高阳手织业向机器织布业方向的发展，引起了当时在华外商的注意，他们认为“有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家庭手工业正在渐次成为工厂的组织”。这种情况并非高阳所仅见，在江南地区，20世纪20年代末，常州织布业中，“纯用铁机者，惟大纶、利源，广益则铁机及铁木混合机皆用。振新、永成则专用铁木混合机，此皆专用电力汽力为原动力……余如定东乡之大文，定西乡之协源，政成乡之益勤，亦皆为铁木混合机，原动力均用电力，协源则兼理浆纱营业。大势所趋，原动力之用人工者，将尽改为汽力电力矣”。虽然这种转化过渡还只是零星的个案，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从发展趋势上看，仍然显示了手工棉织业现代化的不可逆转性。

 

 

 

其次，体现在市场的拓展上，即产品主要销往区域外市场。传统手工业以满足家庭消费为主，消费之余将多余的产品出售以调剂余缺。远距离贸易虽然也存在，但交易量小，本地与外地市场的商品交换有限，市场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延伸度较低。随着手工业的发展，传统商路的扩展和新商路的开辟，本地市场与区域外市场有机地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市场网络。例如，宝坻土布业兴旺的1923年，棉布销售额的92%和销售值的82%都在河北以外地区，高阳棉布销售区域更广，即便在织布业衰落的1932年，高阳棉布在本地的销售量与销售值在全国所占的比重也分别仅占12.49%和12.84%，大大低于高阳以外的市场。定县棉布主要输往西北，1913年达到200万匹，1914年达260万匹，1915年超过了400万匹，达到历史顶峰。潍县“每年出布约一千万匹，约值七千五百万元以上。其销路几遍及全国，而以河南为最”。偏处内陆的广西玉林，土布“销场上达宾阳、迁江、南宁、龙州、百色等处，且有一部分可达黔省边境”。手工织布业较为发达的产地，无不仰赖外地市场。

 

 

 

再次，表现在经营形式的多元化上。近代手工业面临着机器工业的激烈竞争，手工业者需要适应市场的剧烈波动，灵活应变，寻求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式。近人冯紫岗在浙江嘉兴乡村调查中，发现嘉兴乡村的织绸业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经营形式，“第一种是独立小生产者，他们为市场而生产，但是他们自有原料，不受任何人的限制；他们的生产品售与绸行，转销他处。第二种是商业资本支配之下的家庭工业，例如各地均有所谓‘包织’者，原料由丝行供给，织成后，将产品缴还丝行，而领取每日约一角的工资”。这两种经营形式在乡村织布业中也十分普遍。理论上分析，这两种形式分别属于业主制下的自主经营和包买主制下的依附经营。前者是指生产者自备生产工具、生产原料从事生产，并完全拥有产品的处置权。后者则失去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完全由包买主确定。业主制和包买主制在明清之际的中国手工业中便已存在，但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不能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甲午战后的中国同日而语。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与市场联系的紧密程度上，譬如，同为业主制下的自主经营，明清之际更多的家庭手工业主要为家庭消费而生产，只在消费之余才向市场出售。近代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或通商口岸附近的乡村地区，面向市场生产的家庭手工业更加普遍了，完全为市场生产的织布工场也越来越多了。在包买主制下的依附经营中，明清之际手工业者的依附程度及其多样性远远不如近代中国的手工业，这主要取决于商业资本介入程度上的差异。在近代中国乡村，还有一种手工业生产，或可称之为合作制下的联合经营。这种经营形式是在中国传统的合伙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指单个手工业者为了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在生产工具、原料或销售环节上以平等身份组合起来，共同生产，或统一采购原料，或统一向市场推销产品。此外，自主制、包买主制、合作制也常常依据市场的变化而变动，时而自主，时而依附，时而联合。经营形式上的灵活应变，进一步增强了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韧性，使其朝向工业化方向发展成为可能。

 

 

 

本来，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在外力的作用下，这一进程变得十分复杂，近代手工业不仅在整体上没有完成现代化，而且就发展势头最好的乡村手工织布业来看，也被迫中断了，未能摆脱同样的命运。1937年后，随着抗战的深入，西南大后方乡村棉纺织业又一度兴起，但这已经是战时经济体制下的一种特殊情形，是为战争服务的、非常态的战时经济。

 

 

 

 

 

 

从现代化目标看，近代乡村手工业没能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使命，而是处在朝向工业化的努力过程中，笔者曾将这个过程概括为“半工业化”。“半工业化”现象不仅表明了乡村手工业现代化的可能性，也从侧面印证了乡村现代化的艰难性及其特殊性。具体说，呈现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现代化进程中本土手工业的传承性。中国手工业历史悠久，明代中叶以后，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中的某些行业已经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学术界最初将它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近年来也有学者称之为中国的“早期工业化”或中国的“原始工业化”。虽然如何定性这些新变化还存在争论，但这些新变化的内涵、特点是清晰的。要而言之，明清时期的这些新变化具有本土性、内在性与自发性。持论虽有不同，但各种观点都肯定了明清之际中国手工业的发展，“萌芽论”者肯定了明清时期中国若干地区农业、手工业新变化的“资本主义性”，这是源自中国社会经济内部的发展，“早期工业化”论者也强调明清时期江南手工业的发展同工业革命前的英国一样，各自独立地经历着“斯密型增长”阶段，“原始工业化”论者将明清时期若干地区的手工业发展视之为工业化的前奏与序曲，并强调其道路的独特性。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机制品的大量输入，中国传统手工业中的少数行业遭到沉重打击，以至于完全消失，但这只是手工业经济整体中的极少数，“受摧残的有手纺、土钢、土针、土烛、踹布、制靛、烟丝、木版印刷等8个行业”，它破坏了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完整性和内在依存度。但是，我们不必看得过于严重，除了手纺纱外，其他几个行业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有限，更未从整体上摧毁中国的手工业经济。相反，随着机器工业的发展，传统手工业中的若干行业获得了新的生机，如棉织、缫丝、丝织、榨油、磨坊、造纸、手工锻造等，它们在遭受机器工业排斥的同时，也利用它带来的文明成果，实现了与工业化的对接和嫁接。这些行业的新生机是建立在既有手工业经济机体之上的，在这个经济机体上，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对接以双方互补为前提，手工业对先进技术的嫁接建立在自身已有条件的基础上。否则，在机制品倾销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外国在华企业和民族机器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手工业是经不起打击的。当然，传统手工业在现代化进程中也表现出其惰性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其进度。

 

 

 

第二，手工业现代化动力的多重性。手工业能否现代化不仅取决于前现代化时期手工业的发展水平，更决定于工业化时期的多重因素，大而言之，既有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力，也有大机器工业客观上的助力，还有源于市场的压力和来自手工业自身的能动力量。所有这些力量形成一股合力，共同推动着近代中国的手工业现代化进程。

 

 

 

（一）政府的作用。一般来说，落后国家和地区采取追赶型的工业化战略，直接引进西方国家先进技术、创办工业企业，导致本土手工业直接暴露在机器工业面前，遭受国内外机器工业的夹击，但是本土手工业作为主要的制造业部门，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创造了大量产值，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成为城乡经济生活的重要补充。因此，落后国家和地区政府采取了一些维护和发展手工业的政策措施，如减免税收，提倡改良，举办赛会、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改造传统手工业等。甲午战后特别是清末新政时期，晚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振兴手工业的举措，在中央及各省设立工艺传习机构，研究、改良和传播手工业产品制造技术，培养了一批本土人才。民国初年，北京政府采取了保护手工业的措施，其中受惠最多的是手工织布及手工棉织品，涉及减免土布贸易的海关正税、免征复进口半税及减免五十里内常关税等三项措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实施土布免税令，并且将土布标准大为放宽，规定:1.须以人力用手投梭机、手拉梭机或脚踏机所织成者；2.以平纹及斜纹布为限，但条子格子之平纹布或斜纹布均包括在内；3.无论手工纱、机制纱其单纱不得逾20支，双股纱不得逾16支；4.不限宽度长度；5.不限原色或染色。尽管近代中国历届政府并未明确以加速手工业的现代化为目标，但这些举措调动了手工业者的积极性，成为推动手工业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政府在本土手工业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看得见的手”的重要角色。

 

 

 

（二）外力的影响。一方面是机器工业的先进技术与生产效率的客观作用，另一方面是机器工业在排斥、打击手工业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手工业形成互补。与手工生产技术相比，机器工业是质的飞跃，它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对手工业企业主产生了示范和带动作用。部分手工业者成为先行者，他们购买先进机具，尝试新的经营方式，从而在原有基础上发展为新的生产形态。与此同时，机器工业对传统手工业形成激烈竞争，质优价廉的产品在市场上广受欢迎，并很快占据主要地位，给手工业者带来空前的生存压力，手纺纱的迅速衰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强大的市场压力面前，手工业者要么坐以待毙，要么起而求生，于是，部分手工业主谋求革新，推动手工业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市场逻辑时常背离人们的主观愿望，机制品在排挤手工制品的同时，又与手工业形成互补，譬如，机纱在排挤手纺纱的同时，成为手工织布业的原料来源，手工织布业在引进手拉机、铁轮机的同时，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生产效率，也为机器修造业提供了一个可观的市场。

 

 

 

（三）手工业自身的能动力量。任何外力只有通过行业主体的内在力量，才能转化为动力，在危机面前，部分手工业主和商会、同业公会等商人团体积极行动起来，谋求革新。他们主动购置新式生产器具，创新生产方式，开辟新的市场，创办劝工所、习艺所，反对苛捐杂税，要求政府减免税赋，呼吁政府出台保护手工业的法规，废除旧的限制手工业发展的行规，制订新的章程，维护行业秩序，等等。这些举措都对手工业现代化产生了正向推进作用。

 

 

 

第三，手工业现代化进程中城乡间的相互依存性。随着近代中外贸易的发展和民族机器工业的产生，近代城市逐步崛起，在手工业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城市是工厂、商业、资本、信息的汇聚地，在一定区域内发挥辐射作用，并依靠区域内、特别是周边乡村腹地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因此，城乡间是相互依存的，这种依存性在手工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首先，城市成为手织业原料购买和产品销售的市场枢纽。一般来说，乡村织户所需原料先由大商人从城市商行购买，再分销给本地小商人，小商人或直接售卖、或以包买形式分散给织户，织成布匹后，再以同样途径运往城市，然后分销至各销售地区。在这一过程中，“区域性的大城市—织布业当地市镇—织户”构成一个圈层明晰的市场网络。区域性大城市发挥着市场枢纽功能，如高阳织布业所需原料主要来自天津，“从天津运棉纱到高阳，能走水道……由天津逆大清河行而入白洋淀，止于淀边西南距高阳城三十里属安新县的同口镇……货即卸置码头，在同口镇公立的过货栈登记，货不停留，即由栈代雇大车运高阳”。在高阳，织户“向高阳各布商赊购棉纱，自行织布，但其织就之布匹，则须售予该赊纱之商号”。通海大尺布的销售也是如此，当地织户将布匹织好后，交由海门人运送上海，然后用帆船装载经上海至营口间的传统商路运至东北市场。营口被辟为商埠后，号帮源源不断地将大尺布运至营口，“外城各埠，向营口办货者，实繁有徒。就近的盖平、盘山、辽阳、本溪、抚顺、沈阳，都以营口为吞吐海岸”。

 

 

 

其次，城市金融下乡。以华北乡村织布业为例，以天津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覆盖面广的金融网络，河北宝坻织布业，“其一，以货物及原料之转动关系而形成以天津为中心之金融网；其二，以当地各商号现款之转动关系而形成以当地各银市为中心之金融网”，以天津为中心的金融网避免了宝坻土布贸易中大量异地间的现款往来，贸易双方的货款以“津票”互相结算。高阳与天津的金融关系更加密切，高阳纱布商在天津购入原料，大多靠津银号垫款或向纱号赊购，纱布商又在高阳以赊销办法分售于其他规模较小的布线庄和染线工厂，“天津遂成了高阳布业金融汇兑的枢纽，凡外埠售布所得款项，依自然的趋势，都调到天津，以为还欠或购买原料之用”，高阳本地因现金流通量缺乏，需要从天津调入现金，于是“产生了调津汇水和拨条贴现的情形”。

 

 

 

再次，城市技术下乡。城市通过技术培训、产品标准供给等方式为乡村织布业提供改良技术。如通海织布区通过“各种传习所的大力提倡，终于乡村农民普遍使用了铁木机，学会了染色技术和经纱方法，因此产生了大机布，推广了销区”。高阳商务分会则通过开办私立职业学校，设立织布、染色两科，在附属实习工厂“设置铁轮机、楼子机和供学生学习染色整理工艺的锅炉、染槽、轧光机和各国进口染料。学生边学理论边实习操作”，为高阳织布业储备了人才。南通商会、土布公会等联合设立土布市场，“印制白话问答，标准布度，派员分赴四乡织户，切实散发宣传”，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合格新机布之品质，已蒸蒸日上，出数亦日盛一日”。城市包买主还将产品标准、花色式样等提供给手织业者，保证了产品质量。

 

 

 

总之，近代中国乡村织布业的现代化是一场不自觉的、缺乏自主性与主动性的现代化运动，其过程极其艰难和曲折。在“耕织结合”的经济结构被瓦解的危机中，它艰难地迈开了超越传统织布业的步伐，又在国土沦陷、丧失市场的战争危机中中断，没能成功到达现代化彼岸。外力客观上催生了手工织布业的现代化，但又以战争摧毁了它的发展前途。外国机制品与在华外国企业、民族机器工业虽然为手工织布业提供了进步技术和质优价廉的原料，但本质上只是其扩张市场的附属物，是其资本属性所然。近代历届政府虽然客观上扮演了“看得见的手”，但并未着眼于推进手工业现代化，更未作为国家战略，主动谋划。手工业内部虽然有一股能动力量推动革新，但出发点只是市场压力下谋求手工业生存之道的应对之举，并未上升到推进手工业现代化的高度。

 

 

 

尽管近代中国乡村的手工织布业现代化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但仍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若干通商口岸城市附近的乡村和若干传统棉产地兴起了一批手工织布业经济区，它们采用了新的生产机具和经营方式，扩大了生产规模，提高了生产效率，突破了狭隘的本地市场圈子，走向更为广阔的区域外市场，其中还出现了个别使用非生物动力的工厂，显示了良好的发展趋势，代表了手工织布业的现代化前景。它的溢出效应也是明显的，解决了部分乡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增加了织户的收入，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在近代中国农村，类似于手工织布业的现代化现象并非仅有，不过，手工业行业众多，情况非常复杂，不同手工业的地域范围、行业习惯、技术水平、经营方式等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不同行业的手工业现代化面临着不同的境况，需要我们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总之，手工业现代化是一种渐进式的、嫁接型的本土工业化模式，它的存在及其历史经验对近代中国农村工业化、进而对农村经济现代化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其意义丝毫不逊色于从国外直接引进先进技术、创办大型机器工厂的移植型模式。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