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学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叙事中，中国很少获得其作为主要盟国应有的篇幅，但在战时宣传和官方文献中，中国国旗总是与苏联、美国和英国国旗并列飘扬。中国是反法西斯同盟的第四盟国，自1931年起与日本作战，在1941年12月对德国宣战。然而，中国领导人蒋介石从未被邀请参加其他三个主要盟国的会议，中国的将军们也不被允许加入讨论和决定西方战时战略重大问题的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Combined Chiefs of Staff）。1945年9月2日，美国按自己的意愿组织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中国战区的日军投降仪式于9月9日举行。

 

 

 

中国较低的地位在战后的二战史叙事中一再被重复，它反映的是战时观点，即中国军队装备简陋、指挥无能，对击败轴心国的贡献微乎其微。有关中国战局的确切消息甚少传至外界，而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尽管做出承诺，却始终不愿向中国提供蒋介石及其政府所请求的财政援助和租借物资。在二战期间及战后的岁月里，中国战场被认为不如苏联、北非和欧洲战场重要。传统主流观点认为，美国军队在横跨中太平洋和东南亚岛屿的激烈战斗中扮演了击败日本的主要角色。1945年8月，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在短短数周内便被苏联红军横扫。尽管中国军队曾与英联邦部队在缅甸并肩作战，但战后英国对该战场的记忆几乎完全聚焦于英国方面的贡献。

 

 

 

 

 

 

21世纪以来的25年，西方关于中国二战贡献的历史叙事发生了变化。这部分归因于更多中国档案向西方学者开放，同时也与中国崛起为现代军事与经济超级大国密切相关。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变化，促使学界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化的起源，探讨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危机与战争。这一趋势推动了对中国战时军事史和社会史的更多关注。一批西方学者为加深对中国抗战的理解作出了卓越贡献。2013年，拉纳·米德（Rana Mitter）《中日战争（1937—1945）》一书出版，这是首部用英文撰写的中国抗战通史。2017年，剑桥大学历史学家方德万（Hans van de Ven）《战时中国》一书出版，努力将中国抗战置于20世纪30年代更广阔的背景下，并将叙事延续至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美国历史学家莎拉·潘恩（Sarah C.M.Paine）在2012年出版的《亚洲战争（1911—1949）》中，将抗日战争置于更宏观的视野，即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席卷中国的战争之中。同年，冷战史学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出版《躁动的帝国：175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书，虽主要关注更长时段内中国地缘政治的变迁，但也详细探讨了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

 

 

 

关于中国抗战的军事史研究也日益丰富，这些研究有助于填补西方对中国军队——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认知上的空白，了解其在持续遭受日本侵略直至1944年“一号作战”期间仍有能力避免彻底失败的原因。由马克·皮蒂（Mark Peattie）、爱德华·J.德里亚（Edward Drea）与方德万编辑的论文集《为中国而战：1937—1945年中日战争军事历史论文集》于2010年出版，全面概述日本侵华战争的军事背景、军事对抗的进程以及双方军队的特点和素质。如今，人们已无法忽视或贬低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的军事贡献，它比英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早2年多，比美国参战早近5年。此外，西方学界也首次深入理解了中国战时经济的表现及其诸多局限，这得益于约书亚·霍华德（Joshua Howard）的开创性英文著作《战争中的工人：中国军工劳动力（1937—1953年）》。该书提供了关于国民政府军工生产及劳动力状况的原始统计数据，为西方史学界填补了长期缺失的实证资料。最后，陶涵（Jay Taylor）撰写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是一部全面的蒋介石英文传记，呈现了一个更完整和富有人情味的形象，展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动荡时期，蒋介石如何在国外压力和国内对手之间寻求平衡，推动国家发展的历史。该书对二战期间西方政治家对蒋介石的评价，以及战后史学界对这些评价的延续提供了新的观点。

 

 

 

 

 

 

新史学的一个成果是将中国置于更漫长、更广泛的全球危机之中，这一危机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在20世纪30年代加剧。在一战引发的地缘政治变动中，列强有关中国战后地位的考虑是重要变量。一战后，中国仍然是一个动荡且分裂的国家，在西方看来，它是地区不稳定和潜在冲突的根源。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英国而言，虽然此时不得不对中国作出一定让步，但维持在华贸易和战略利益仍然是优先事项。中国的动荡推动了日本国内关于强化帝国统治以提升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的讨论，以致日本出现一种信念，即控制更多领土能够解决日本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直接导致日本关东军贸然发动军事行动，先是在中国东北地区，随后扩展至华北地区。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列强和日本在全球范围内大肆扩张，日本侵华战争现在可被理解为此类帝国扩张的激进延伸。帝国史学家比战争史学家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连续性。1914年之前，扩张领土被帝国视为传播优越文化（Superior Culture）和文明的手段，同时也是在快速现代化的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利益的一种方式，还被看作大国地位的象征。英国、法国、荷兰、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极力推行海外帝国扩张计划。到一战爆发时，那些没有被列强直接统治的非洲和亚洲地区几乎完全被殖民化。一战后，列强仍然热衷于扩张。英国和法国通过对德国前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前行省的委任统治，扩大了直接控制的领土。与之相对，日本在中国扩张势力范围的希望受挫，意大利在欧洲的野心未能实现，德国则被剥夺了所有殖民地。这三个国家开始对英国和法国的全球霸权感到不满，三国的激进民族主义势力主张“弱势”列强（The “Have-not” Powers）应在帝国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日本在中国、意大利在东非、德国在中欧疯狂地扩张，希望借此挑战英法的霸权。

 

 

 

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近年的二战历史书写开始将叙事起点定在1931年，而非传统的1939年9月。两本书将1931年放入标题：理查德·奥弗里的《二战新史（1931—1945）》和安德鲁·N.布坎南（Andrew N. Buchanan）的《全球视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1953）》。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可被视为20世纪30年代新帝国主义扩张的第一步。一旦日本政府承认了关东军的行动，便几乎默认了进一步的扩张浪潮。这是1919年后建立的全球秩序首次受到军事行动和领土占领的挑战，而这种模式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反复上演。到英国和法国因德国入侵波兰而宣战时，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和战争已经持续了8年；意大利军队自1935—1936年在埃塞俄比亚、1936—1939年在西班牙、1939年春在阿尔巴尼亚的行动已有4年；纳粹德国在开启对波兰的帝国主义侵略之前，已经占领了奥地利和半个捷克斯洛伐克2年。帝国的每一步扩张，都加剧了战后秩序的不稳定，全面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大增。

 

 

 

在这些冲突中，中国战场的规模最大、代价最高，这也是将二战这场全球性战争的起点定为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在西方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传统叙事中，九一八事变被视为一个短暂的插曲，其重要性低于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活动。然而，近年来的新叙事将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也纳入其中，并描绘了此后5年日本军政官员不断向华北各省推进，直到北京被日军包围的历史。在中国发生的危机削弱了国际联盟的信誉和效力，它未能阻止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入侵。正是日本的持续侵犯，最终促使蒋介石于1937年7月迎战日本，试图阻止其进一步的侵略，同时联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团结整个国家抵抗共同的敌人——日本。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尽管西方大国未明确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但它们积极向中国政府及其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和建议。这也是日本与西方关系急剧恶化的时期，虽然双方没有发生直接对抗，但西方日益担忧日本威胁到他们在东亚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开始警惕日本在该地区的角色变化。在西方列强看来，一战后既有秩序面临着危险的挑战，这些挑战还包括意大利在非洲和地中海的行动以及德国在中欧的行动。

 

 

 

20世纪30年代，各国纷纷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顾问和人员的举措表明，由日本侵略引发的中国危机已高度国际化。近年来，西方的研究揭示了意大利、英国、德国、苏联以及美国的援华行动。这些国家系基于自身利益介入中国事务，中国自身的军事现代化才是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堡垒。1931年，蒋介石邀请英国皇家海军为中国的海军改革提供建议，但英国欲借此向中国兜售军舰。1933年，墨索里尼批准意大利向中国派遣空军顾问团，向中国空军出售意大利飞机；1935年，意大利将军罗伯托·洛蒂（Roberto Lordi）短暂担任了中国空军的参谋长。1932年，一群美国飞行员在杭州发起了一个私人航空项目，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该项目扩大，到1940年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航空技术和装备来源，并最终促成飞虎队的组建，它与中国军队并肩战斗到1945年。1937—1941年，苏联直接向中国提供航空人员和飞机援助，发起“泽特行动”（Operation Zet），共向中国派遣了900架飞机及数百名飞行员和机械师，其中200人在对日作战中牺牲。苏联的介入源于斯大林的战略考量，即利用中国战场牵制日本，防止其染指苏联远东地区。如今，西方关于这些援助行动的研究越来越多，进一步表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命运是一个国际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亚洲范畴的考虑。

 

 

 

 

 

 

最近10年，在关于欧洲战争爆发的历史叙事中，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描述也发生了变化。对当时的英法两大帝国而言，20世纪30年代末的最大威胁是纳粹德国。希特勒大规模重整军备，显然有意向中东欧地区扩张。次要威胁则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它成为英法在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主要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在中国的战争不可避免地被轻视。然而，英国政府依然认识到日本侵略对其在华商业和政治利益的威胁，并试图在避免战争的前提下，找到遏制日本野心的办法。结果，正如弗兰科·马克里（Franco Macri）所称，这导致了一场与日本的“代理战争”：在不与日军直接交战的情况下，英国向中国提供资源和资金，帮助其抗战。美国政府同样关注日本的扩张，以及它对美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和资源利益所构成的威胁。乔纳森·马歇尔（Jonathan Marshall）的研究表明，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开始认真看待发生在中国的战争，尤其是当日本可能通过华南地区进一步扩张至列强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威胁锡、橡胶和锰的供应时。虽然这种担忧尚未促使罗斯福向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但美国的政策已受到希望加强中国抵抗和遏制日本扩张的意图的影响。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英法对德宣战的同时，苏联与日本在中国东北诺门罕附近发生了一场短暂的冲突，最终以日军的局部失败和东京与莫斯科达成协议而告终。而就在此前一个月，苏联与德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些事件共同导致中国战场的重要性被进一步削弱，使得中国几乎无法再从任何主要大国获得实质性援助。苏联撤回了对中国的支持，日本军队得以向南推进，并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扩大了侵略范围。1940年5—6月，英法在欧洲的失败使中国的处境更加艰难：英国因陷入对德孤军奋战，已无力在亚洲采取更多行动；而法国的败降与沦陷则为日本进入法属印度支那提供了机会。这最终导致通过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地区的对华补给线被切断。在中国，中共、国民党以及汪精卫傀儡政权之间的分裂，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瓦解。从1939年底到1941年底，中国战场多呈僵持局面，因而在西方传统史学叙事中篇幅甚微。尽管近年关于中国抗战的军事史研究有所进展，但亚洲战场仍然未能得到足够的关注。当代西方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军队指挥不力、装备落后，而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这得到了后续历史的印证。

 

 

 

直到1941年12月至1942年5月间，日军严重侵犯了英国和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亚洲战场才进入主流讨论之中。然而，即便如此，学界的关注点依然集中在太平洋战争和东南亚战场。尽管中国战场更为广阔，交战兵力动辄以百万计，战争规模远超太平洋战争，但1942年2月英国在新加坡的惨败，以及美国在菲律宾的失败，却受到更多的关注。

 

 

 

1941年发生的两件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彻底改变了中国在更广阔战局中的地位：德国入侵苏联，以及日本对西方控制的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发动突袭。这两个事件对中国的重要影响已广为人知。德国的入侵使得苏联被牵制在欧洲战场，从而让日本得以巩固对中国的控制，并向东南亚的资源腹地扩张，使中国更加孤立。然而，日本的南进政策也使美国正式参战，从而促成中美之间比以往更为紧密的军事与政治合作。为强化中国的立场，蒋介石于1941年12月正式对德国宣战，使中国成为主要盟国之一。然而，蒋介石的宣战在国际叙事中往往被忽视，甚至在盟国内部也几乎未受到重视。当中国领导人要求英国、美国和苏联将其视为“大联盟”中的主要盟国时，这一诉求被无视。这暴露了罗斯福政府外交政策中的矛盾：罗斯福在言辞上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中国成为战后世界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美国政府与军方高层在行动中却普遍将中国视为一个被动的盟友，认为其在军事上与经济上都过于孱弱，仅能发挥次要作用。蒋介石还希望中国代表能加入1941年12月由美英主导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以参与共同战略的制定，但同样遭到拒绝。他进一步提议，应该设立一个由中国主导的战略指挥机构，统筹从缅甸、南太平洋到中国腹地的亚洲战区，因为中国在该地区承担了最主要的作战任务。然而，这一提议也未能得到回应。英国在印度新德里设立了东南亚战区司令部，而罗斯福则任命美国将领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为驻中缅印战区美军最高指挥官。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中国作为主要国家对日作战已超过4年，但其潜在贡献却几乎未受到西方的关注，而这种态度也与西方公众对中国抗战缺乏兴趣的状况相一致。

 

 

 

蒋介石原本希望参战后的美国能够带来比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及其飞虎队提供的空中支援更大的军事承诺。然而，对橙色作战计划（War Plan Orange）的最新研究表明，自美军制定这一美日战争应急计划以来，美国海军和陆军规划者始终不愿在中国大陆投入地面部队以发起攻势，原因在于后勤补给的困难以及地理上的挑战。相反，他们更倾向于采取一条横跨太平洋岛屿的进攻路线，逐步占领基地，为战略轰炸提供跳板——这一战略正是美国海军与陆军航空队在1941—1945年间所执行的作战方针。因此，蒋介石从中美同盟中所获得的支持远远达不到他的期望。而史迪威的任命，正如近年来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最终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史迪威是一个傲慢且自私的指挥官，几乎没去理解自己所接触的文化，并且对蒋介石及中国高层指挥官嗤之以鼻，认为他们腐败无能。埃里克·塞泽科恩（Eric Setzekorn）在其2024年出版的新作《不确定的盟友：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与中缅印战区》中，详细揭示了史迪威与他在中缅印战区应当协助的中国军政要员之间的恶劣关系。塞泽科恩指出，史迪威未能理解罗斯福及美国政府希望与蒋介石建立合作关系，以维护战后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战略目标，反而单方面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从中国军队那里攫取资源，以支持美国的作战计划。当代西方史学界更直言不讳地揭示了史迪威在战略决策上的误判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同时也指出，尽管罗斯福在公开场合强调中国在战后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他更倾向于优先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史迪威在执行政策时完全遵循这一立场。

 

 

 

在西方盟国的战略中，处于相持阶段的中国战场被赋予无足轻重的角色，这在美国于1941年春季发起并得到英国和加拿大支持的租借法案计划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罗斯福虽然将中国纳入租借计划，并向蒋介石做出承诺，但实际提供给中国的物资与苏联和英国相比，不过是杯水车薪。部分原因在于供应路线的困难：运输或者必须经过缅甸北部（直至1942年该路线被日军切断），或者只能通过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以致物资大多堆积在印度的仓库里。那些真正进入中国的物资，优先服务于美国的军事利益，首先是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然后是自1944年夏天起驻扎成都、执行对日轰炸任务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第二十轰炸军司令部。中国方面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租借法案援助的物资中，98%被美军使用。中国仅获得供应全球的37000辆坦克中的100辆、11400门高射炮中的208门，以及43000架飞机中的1378架。这一数量极为有限，反映出中国战场在整个同盟国后勤体系中的优先级不高，而近年来关于租借法案的研究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战场在同盟国组织者眼中微不足道的地位。

 

 

 

在盟国大战略讨论中，蒋介石同样被置于次要地位。直到1943年11月，他才首次受邀出席开罗会议。在会议上，他与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讨论了中国战区的局势。丘吉尔对中国要求与其他主要盟国平起平坐的主张不屑一顾，而罗斯福热衷于让中国继续作战，并承诺设法通过缅甸开辟援助通道，保证在击败日本后尊重中国主权，让中国在对日占领中发挥重要作用。英国和美国虽然同意废除中国给予外国贸易和金融特权的不平等条约，但有证据表明，丘吉尔私下仍希望战后能恢复这些特权。尽管蒋介石对自己被纳入同盟体系感到满意，但他对会议的实际成果持怀疑态度。事实证明，他的担忧并非多余。当罗斯福和丘吉尔结束与斯大林在德黑兰的会谈返回开罗时，他们便背弃了重新开辟缅甸援华通道的承诺。此外，尽管罗斯福的“四警察”（Four Policemen）构想包括中国，但西方学界现已公认，中国并未被真正视为平等的大国，斯大林对此尤其不以为然。蒋介石未被邀请参加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而在此次会议上，斯大林在蒋介石毫不知情、亦未给予认可的情况下，在中国北方的势力范围方面获得重大利益。同样，他也未能出席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即决定战后秩序的关键会议，蒋介石对此深感不满。最终，美国主导了对日占领，而中国未能派遣一兵一卒参与其中。

 

 

 

 

 

 

西方学界关于中国二战地位的新研究路径，有助于更全面地书写亚洲战场的历史，也使人们更能理解中国人在其战争努力被拿来与苏联或美国对比时所感受到的愤懑情绪。中国并未被视为平等的盟友，而主要盟国对蒋介石及对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及其背后的原因，如今学界可以更客观地加以重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长达14年的抗战是否对盟军胜利有实质性贡献。尽管战争持续多年，中日双方始终未能取得针对彼此的决定性胜利。日本试图巩固其对中国大片领土的控制，但中国的抵抗不仅证明了日本并非不可战胜，还牵制了其大量陆空部队。这些兵力和装备本可以投入太平洋战场，协助日本海军，或投入日本国内。考虑到国民政府和中共根据地在动员和装备人力方面面临的重重困难，他们始终未屈服于日本，实属不易。此外，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大规模接受并囤积租借援助物资以应用于战后经济。尽管美国负责租借援助物资的官员时有抱怨，但中国获得的租借援助远少于苏联或英国，给盟国带来的经济负担相对较轻。尽管在当时未得到充分认可，但中国的抵抗仍为盟军作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如果中国战败并沦为日本的附庸，将在政治和军事上对其他盟国形成重大挑战。

 

 

 

还有一件事，如今西方历史学家已非常清楚。学界加强了对中国战时社会的研究，促使人们更加关注中国战时社会的状况及民众遭受的苦难。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的研究尤其让英语世界认识到中国平民所遭受苦难的广度与深度。她描述的牺牲多种多样：经济资源被严重破坏；难民潮席卷全国，多达1亿人逃离日本占领区；饥荒广泛蔓延，甚至发生毁灭性饥馑；无数中国女性被迫沦为慰安妇；日军在占领区的残暴行径令人发指，他们对游击战的回应是“杀光、抢光、烧光”。其他国家，即便是苏联也未曾遭受如此广泛的苦难。这一认知使历史学家将欧洲经历置于更为合适的背景之中，并促进针对交战国战时社会的比较研究。拉里还揭示了战后中国从国民党向共产党政权的过渡。如今，人们不仅将这一变化归因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胜利，更看到其深层原因——战时及战后初期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全面崩溃。现代中国的根源可追溯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危机。因此，西方历史学家如今更关注国共双方意识形态、社会背景及军事表现的成因。

 

 

 

在过去25年间，对于中国在二战这场全球性战争及其影响中所扮演的角色，西方在认知方面经历了一场革命。如今，人们已无法再将中国视为孤立且无关紧要的战场，也不能再将其看作是相较于苏德战场或太平洋战场的次要战场。对于深陷其中的人们而言，日本侵华战争是一场规模庞大、破坏力惊人的战争，波及中国全部领土和全体民众。必须将中国战场同欧洲战场及大洋上的传统战场同等看待，同时，也应将中国的经历置于全球变革的宏大历史背景之中进行考察。这场变革使世界秩序不再由帝国与列强主导，民族国家取而代之，成为世界秩序的主要参与者。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这一变革的剧烈催化剂。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