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界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已经取得长足进展，相关成果大量涌现，议题不断丰富，视野不断扩大，史料不断扩充，从整体上推进了该领域的纵深发展。不过，中国的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近代反抗外来侵略并取得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极为丰富，远非以往学界关注较多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社会等议题所能涵盖。近年，围绕抗战军工史的研究开始兴起，渐有推进，或可成为这一领域新的学术增长极之一。兹仅就如何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略提谬见，尚请专家学者指正赐教。

 

 

 

 

 

 

研究历史的前提是记录历史，记录历史首先要了解历史。而历史需要了解的内容非常多。尤其是近代以降，随着社会全方位发展速度的加快以及发展方式的转变，历史的内涵急遽扩大，除了人文方面的知识之外，由科技发展引发的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不断变化，从而进一步推动着历史的结构改变与容量扩充。

 

 

 

如果说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科技的社会影响相对有限，人文活动及其知识与经验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较大，那么近代以降，由于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以近代科技为基础的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成果的全球扩张，科技的支配地位则越来越强。

 

 

 

从晚清开始，中国不断进行近代化的探索，无论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陆续取得了相应的发展与进步，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议题。但毫无疑问，科技与生产力的落后是近代中国最为基本的社会特征之一。由此不仅决定了中国近代化发展的路径与成效，也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如果不关注科技发展的实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会受到制约。对于抗日战争研究而言，尤其如此。

 

 

 

集中体现科技之于抗战意义的学术议题，就是抗战军工史研究。抗战军工史总体上是指以先进的科学理论、技术流程、生产工艺与材料设备为基础的抗战军事工业的建立、发展及其结构、成效与价值、意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广义层面的军工科技史。

 

 

 

军事科技与装备之于现代战争的意义无疑是非常重大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指出：“现代战争之开始战斗也，最先为飞机战，其次为大炮战，又次为轻炮战，其终为坦克车战、步枪战，最后乃为白兵战。（其）中除白兵战外，大部均为远距离之器械战，所谓杀人如草、不见敌踪者也。故现代战争非仅人与人之战，实为物与物之战，亦即科学与科学之战也。故必一国之科学发达于先，海陆空三军始可完成于后。否则，海陆空三军纵具外观，一旦与科学发达之国家战，其胜败有不待蓍龟者。质言之，海陆空三军如为躯干，则科学实为其灵魂，无科学基础之海陆空军，犹无灵魂之躯干，不独其运用上之威力如何，即其本身之存在与否，且成问题也。”时人还指出：“我中华民族在二三千年来之历史上，虽曾耀武四邻、称雄亚陆，而近百年来，每与外人作战，无一次不遭挫败者，岂尽将士之不得力？其根本原因只在科学而已矣。然此中消息，惟深明科学权威者、明深［深明］现代战备之因素者感觉之、了解之，而一般爱国之国民，则往往以为‘民族决死之精神可以战胜一切’，此国论之所以不能尽同欤。自今以往，我国人尚欲于百年屈辱之余，力上复兴之途乎？则除举国家之财力以发展种种方面之科学建设，竭学者之智能以独立种种方面之科学地位外，实无他途。”此言虽不免夸大武器作用之嫌，但其关于军事科技重要性的强调，对于全面认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意义，尤其是与对外御侮战争的关系，无疑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抗日战争既是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反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伟大胜利，也是中国近代化发展成果的重要检验。同历次反侵略战争有所不同，抗日战争是现代战争条件下中国人民同入侵者的殊死斗争。其间，不仅民族动员方式与效果不同于以往，而且战争的手段，尤其是武器装备的使用也大异于前。相较于中国军民英勇顽强的抗战精神，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显然没有优势。以装备相对先进的国民党军队而言，所用武器也不外乎步枪、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而且数量也较为有限。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国人非常清楚中国在武器方面的劣势，不少人甚至认为中国“不足以言抗战”。但中国人民正是在“武器不如日本”的情况下，经过八年全面抗战，最终取得胜利。也就是说，正因为“器不如人”，才更加突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

 

 

 

从军工史切入，有利于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制定正确的抗战策略，为抗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社记者就抗战方略分别采访了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和副总指挥彭德怀，将他们的意见概括如下：

 

 

 

我国这次为自卫而抗战，所在战略上是防御，惟因我国兵器远不如人，国防的设备又极微弱，如果采取单纯的防御，必然招致失败。所以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采取积极的防御，即攻击的防御。这种攻击的防御就是要能乘敌人于运动中，或在敌人立足未稳之时，集中我们优势的兵力向其猛攻，庶可歼灭敌人。否则只知在一地死守，无异帮助敌人发挥其现代技术威力。结果，与其老是那样的死守，毋宁说是守死。过去的失败，就是敌人能以其所长，攻我所短。我们要取胜敌人，相反的要避其所长，攻其所短；要能深入敌人的后方，随时予以袭击，一开始就是白刃相接，与他肉搏，这样是避开敌人技术优势的最好办法；要能深入敌人的后方，最好是能运用游击战术，游击部队可在敌人的后方，建立许多小根据地，来分别削弱敌方兵力。同时，将我们的主力可应用于突击方面，而不以多数兵力使用于防御与箝制方面，使自己受箝制。如此敌人将疲于奔命、穷终应付，这样无形的我们已易被动于主动的地位，胜利属于我们，是很有把握（的）。

 

 

 

朱德与彭德怀的谈话反映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战略，即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而且“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中国共产党全面分析中国抗日战争所面临的客观形势，正确地认识到“集合许多小胜化为大胜”的游击战争“在抗日过程中起着伟大的战略作用”，制定了机动灵活的抗日策略，同时积极发动群众，广泛建立敌后根据地，进行全方位动员，并克服困难，发展红色军工生产，服务抗战事业，最终领导军民取得抗战胜利。

 

 

 

 

 

 

在抗日战争这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中，中华民族的动员范围、力度与效果超越以往任何时期，在这场战争中的磨难与淬炼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民的反侵略表现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由此决定抗日战争是一场动态的、系统的民族解放战争，也决定了抗日战争研究成果的综合性特征。检视以往发表的数量庞大的学术论著，不难发现大致呈现出一种从重“抗”轻“战”向“抗”“战”并重的演变趋势。

 

 

 

所谓重“抗”轻“战”，其实就是抗日战争偏重于政治、文化与社会史书写，重在记录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华的残暴罪行，及其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彰显中国各族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顽强意志与英勇精神；揭露日本侵略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阻滞与破坏，展示中华民族现代国家观念在抗战过程中的形塑以及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大国地位的形成与国际形象的提升等。

 

 

 

从根本上而言，抗日是一场“战争”，虽然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方面的变化都与这场战争有关，而且这场战争也绝非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所能涵盖，但军事战争无疑是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军事战争的演进及其结果，决定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也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对敌斗争体现出来。

 

 

 

在全面展现抗日战争历史面貌及中国人民抗日斗志的学术导向之下，关于中国军民抗日之“战”的研究日渐受到重视，具体表现就是关于正面战场的20余次重大战役，以及敌后根据地的艰苦斗争——既有像平型关战斗、夜袭阳明堡、百团大战等主动出击的大战，也有各根据地反“扫荡”、反“清乡”等苦战——的研究不断增多。

 

 

 

即便如此，目前的研究仍以战争的效果，或者说战争的总体状况为主，侧重于战争的影响，旨在呈现中国军民“战”的意志，相形之下，对于“何以为战”的分析程度还可进一步加强。

 

 

 

当然，“何以为战”是个比较大的命题，学术界对于中国军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抗战制胜的研究也不在少数，较为全面深入地展现了“何以为战”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源。相对于整个抗战进程而言，“何以为战”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资源是军队战斗力。就后者而言，既包含部队素质、军事作风、作战精神与军事指挥等因素，也与军事装备、军事器械等物质与技术条件有直接关系，尤其不应低估军事装备在现代战争中的影响。抗战军工史的兴起及其走向也表明了这一点。

 

 

 

但就目前有限的军工史研究成果而言，仍存在重“军”远过于重“工”的状况。此处的“军”主要是指对于武器的军事学研究，而“工”则是指武器的工业原理。申言之，研究者关注较多的是军事装备的实际效果，或者军事装备与军事工业的整体状况，例如兵工厂的创建与经营管理，以及火炮、枪械、弹药与后勤保障物资的生产及分配等。当然，这些均为抗战军工史研究的重要议题，直接关乎军工为抗战发挥的作用，是检验抗战军工建设成效的重要指标。但是，军工是服务或者服从于军事需要的特种工业建设，为了更好地说清楚“工”如何服务于“军”及其实际效果，对于“工”的深入研究必不可少。

 

 

 

抗战中后期，有人撰文指出：“据一般的军事知识告诉我们，近代兵器一定是要建立在近代设备的经济与技术基础上，这就是重工业以及其他极复杂的军事工业。一架高翔在空中的飞机，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它的内部的构造和原料却是非常的复杂，一件小东西也不能缺少，并且需要有专门的技术，才能装配驾驶；坦克虽然装配较为简单，但它在作战时候比飞机更容易大量损坏，一定需要有很好的摩托工业基础，才能随时的修理补充，以资应用。而这两样近代兵器还需要有驾驶的技术的专门人才与汽油，缺一不可。”

 

 

 

这段话概括起来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首先就是军事工业产品极为复杂，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建立在近代设备的经济与技术基础上”，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技术、工艺、材料及管理等多方面的工作或业务协同，任何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在此过程中，需要专业的技师与工匠、专门的工艺设备，以及严格的技术流程与质量管控。一句话，军工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其次，军工发展依托于一国工业的总体实力，绝非独自发展所能济事。例如能源材料、机械制造、通信工程、精密仪器、化学化工等基础工业体系的发展，对于军工生产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军工在一定意义上是围绕或服务军事用途的工业生产，所以对于这项特殊工业的深入了解必不可少。

 

 

 

 

 

 

抗战军工史既有较强的专业性，又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所以对于研究者的学科认知、研究理路与学术素养都有相应要求。当然，这并不是说作为“文科出身”的传统史学研究者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而是看应当从哪些方面着力。

 

 

 

如果说此前相关成果已经在军工史研究的“外史”方面有所着力，那么笔者则比较强调军工史的“内史”。

 

 

 

中国近代军工建设的发展过程非常复杂。到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既有较为先进的军事装备制造业，例如国民政府各大兵工厂；也有采用传统工艺，或者说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兵工生产，比如根据地兵工厂以及广大军民利用民间办法、旧式材料制造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等活动。

 

 

 

所谓抗战军工的“内史”，主要包括两个层面。首先，要研究作为军事工业产品的各种武器的结构与性能，不能停留于军队使用武器的总体状况，而是关注武器的性能指标、战场效果，以及使用方法等。以步枪为例，国产的“汉阳造”“中正式”与日军“三八大盖”在枪管、枪机、弹仓、瞄准器、枪托、刺刀等构件方面的比较，各自射程、射速、精准度等方面的差异，以及枪管的材质、口径、长度，还有内部膛线的精度等，这些都是影响步枪性能的技术指标。

 

 

 

有学者指出，国民党军队的武器总体呈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状况，主要表现为“步枪新旧杂陈，轻机枪型号太多，重机枪已呈老态”；重武器“品种繁杂、型号众多”。但究竟“新”到什么程度，“旧”且“杂”到什么地步，如何影响武器性能发挥，如何影响战斗进程，均值得从专业的角度进行更为详细的探究。除武器之外，抗战时期的弹药、石油、钢材、水泥等军事耗材的生产与供应，以及交通通信技术等，也与战争进行有着必然的联系，进行深入研究，也属应有之义。

 

 

 

其次，抗战军工“内史”要关注武器、弹药及军事装备的生产、采购、流通与使用等，即军工的非战场环节。抗战时期中国的军工产品既有国内生产，也有不少来自国外。就前者而言，学界目前虽然对于军工厂的办理情况有所探讨，但尚少研讨其生产中的工艺技术、材料供应、设备运用、生产管理、质量标准与监管等内容；对于后者而言，其采购流程、来华途径以及分配供应等问题，也未见较多的关注。

 

 

 

现代武器的使用者必须具备相当的知识与技能，故此与抗战军工关系密切的议题还有武器装备使用知识的推广与操作技能的学习等，例如枪炮的使用，坦克、战车、飞机、舰艇的驾驶，以及通信、指挥与后勤保障等，均需要进行专业培训，以提高相关人员的知识素养与实践技能，俾其胜任相应工作。在这方面，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中共军队均非常注重，且留下不少重要文献，堪供研究者利用。

 

 

 

 

 

 

返诸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史实，既要看到军民同仇敌忾、杀敌卫国的英勇表现与辉煌业绩，也要看到军工事业落后在战争中的影响。邓小平1938年1月22日在题为《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的讲话中说道：“日本帝国主义比中国强大，并不是地大，而是他们有新式武器装备军队，在军事上比我们强。”同年初，周恩来在汉口文化界座谈会上发言指出：“由于我们还缺少重武器，如飞机、坦克车等，甚至连重炮也没有，因此，至今我们还不能负担起夺回重要城市与交通线的任务，而只负起扰乱敌人后方，牵制兵力与夺取较小城市的任务。”正是在军工实力与军事装备差距较大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军民凭借顽强不屈的意志，艰苦奋斗、英勇杀敌，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因此，深入研究抗战军工史，有利于展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所面临的巨大困难，进一步展现中国人民抗战精神与风貌。

 

 

 

从长时段观察学术史不难发现，抗战军工史的意义越来越为学界重视，逐步导引着抗日战争研究学科理路从重“抗”轻“战”向“军”“工”并重演进，从中国军民“何以战”向“以何战”演进，推助着这一抗战专题研究在近年取得明显进展。但在抗战军工的“内史”研究方面，目前仍有较大的瓶颈与制约，这与军工的专业性较强有直接关系，如何突破与深化，尚需学界共同努力。

 

 

 

总体而言，进一步加强抗战军工史考论与叙事，不仅有利于深化抗日战争研究，而且有助于丰富中国军工建设史内涵，从中可以映射出加强国防工业建设之于强军、强国的重要意义。强国需要强军，强军需要强工，抗战军工史研究能够说明这一点。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