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学界普遍认为王闿运赴任成都尊经书院山长，将今文经学传入四川，直接影响廖平由古文经学迅速转向今文经学，间接引发康有为走向今文经学。然而，王闿运在尊经书院并未大力倡导公羊学，而是引导院生从小学进入经学，衍成汉宋并重、今古兼治的学术格局。廖平“庚辰之变”并非经学立场从古文到今文的转变，而是学问境界的提升与治经方法的完善。王闿运对廖平前期经学很有影响，但与其经学一变、二变并无直接关系。揭开王闿运、廖平师承与学脉的本相，流行百年的“王闿运—廖平—康有为”今文传承之说自然落空，清代今文经学谱系中的关键链环也随之断开。

 

 

 

【关键词】

 

　　王闿运　廖平　四川尊经书院　清代今文经学

 

 

 

 

 

 

 

 

清代中期从常州兴起、以公羊学为中心的经学思潮，嘉道以后迅速蔓延各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晚清、民国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尤其光绪年间，廖平、康有为承继其绪，试图革新经学、改良政治，掀起轩然大波。此后，廖平、康有为的经学交涉及其与王闿运、常州学派的渊源问题，备受关注。

 

 

 

自1897年张之洞揭出“素王改制”新说创始于廖平而大盛于康有为，特别是廖平1906年指责《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分别“祖述”《辟刘篇》《知圣篇》“而多失其宗旨”，世人普遍相信康学出于廖平，王闿运连带进入这个热门话题。1898年初秋，湖南巡抚陈宝箴奏请将《孔子改制考》毁版，言及“近今倡此说者为四川廖平，而康有为益为之推衍考证”。沈瑜庆在上海作诗赠友也说：“蜀中变学派，王、廖真抗颜。流传有谬种，腾沸惊神奸。”可见，无论官场还是学界，均将王、廖、康置入清代常州公羊学的传播链中。叶德辉当时在湖南力反康学，无法否认王、廖、康的学术渊源，只好苦心化解，提出王闿运公羊之学“实上接胡、董真传”，“并不拘守任成之例”，与一意“申何”的常州学派有异。但数年后，国粹学派为批评廖平、康有为“素王改制”学说，仍将王闿运纳入常州公羊学脉。如章太炎评议常州今文学派时，将戴望、王闿运放在一起，接着说，“闿运弟子，有资州廖平传其学”；评议戴望时，又说：“其学流传于湖南、岭广间，至使浮竞之士延缘绪言，以成新学伪经之说。”刘师培评议常州今文学派时，更将章太炎两说叠加，另以与王闿运“同里”的魏源取代戴望，第一次清晰地描绘出常州公羊学从魏源到王闿运，再到廖平、康有为的传播路径。

 

 

 

民国以来，凡是涉及常州公羊学、晚清今文学、四川尊经书院或王闿运、廖平、康有为各家学术，人们都会津津乐道这一说法。如1913年廖平到上海，《申报》刊发消息，称誉“近世言公羊学者，自刘申受、龚定庵后，当代大师首推湘绮、康南海及季平先生为三大家，学说各有异同”；并配发短评：“今者廖季平之学，以《公羊》为师承，由是而南海而湘绮而定庵，以推之于申受，一脉相传，宗风西汉，其诸所谓穿凿附会者欤？”毁誉同版，可谓奇观。特别是王闿运、廖平辞世之际，社会各界尤其湘蜀后学为彰显两位鸿儒的历史地位，借此话题大做文章。如熊希龄挽王闿运联，称赞他“张《公羊》三世，实启西川弟子、南海名人”。追悼廖平的诗联更纷纷称誉他“继常州，拓湘潭”，“启南海，衍新会”；陆香初还在追悼大会上详述“井研学派出于常州学派”。尤其是侯堮，从晚清疑古辨伪学风延及钱玄同、顾颉刚等人，彰显廖平之学对康有为的影响，再通过王闿运与常州学派联为一体：“先生之师为王壬秋闿运，好谈公羊学，上承邵位西、魏默深、龚定庵之余绪，以衍庄、刘等之常州学派。”学界也纷纷采信此说。如马宗霍在《中国经学史》中论清代常州今文学向外流播到湘、蜀、粤三省，即以王闿运上继魏源，下传廖平、康有为作为叙述主线。如此辗转附益，以廖、康学术交涉为依据，再以王、廖师生关系为纽带，从清中叶常州公羊学的漫衍，到晚清今文学的扩展，下及“古史辨”运动，被整合成一条似有内在理路的学术谱系。

 

 

 

不过，因廖平、康有为经学渊源及其与常州公羊学派的关联难以完全确定，以之为据构建的“魏源—王闿运—廖平—康有为”学脉，民国年间也有变动或异议。章太炎、刘师培入民国后与廖平相识，对其人其学大有改观，不再坚持旧说，反而凸显王、廖、康彼此间的学术变异。廖、康弟子对这个谱系的回应更引人瞩目。如1904年梁启超在叙述清代学术时，既认可从常州学派经王、廖到康有为的公羊学传承，又贬抑廖平的学术、人品，强调廖、康“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仍沿用流行的谱系，却数落王闿运“经学所造甚浅，其所著《公羊笺》，尚不逮孔广森”，讥斥廖平“晚年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1924年梁启超在讲清儒整理《公羊传》的成绩时，更说王闿运“拘拘于例，无甚发明”，指廖平“穿凿过甚，几成怪了”，相形之下，“康先生从廖氏一转手而归于醇正”。梁启超一再贬斥王、廖师生学术造诣，意在削弱王、廖、康之间的公羊学传承。同样，蒙文通既坚持康学源自廖平，又凸显廖平之学纯正无弊，一面批评“康氏之学实以龚、魏为依归，而未穷廖师之柢蕴”，一面指出“廖师之今文学固出自王湘绮之门，然实接近二陈一派之今文学，实综合群言而建其枢极也”，认为王、廖之间有师承，但未必有学脉，进一步判分廖、康学术高下。蒙文通后来又在訾议常州今文学的语境下，将王闿运列入常州公羊学派，然后说：“廖师出于王氏之门，说经之根实深宏若过之。其孤怀远意虽在《春秋》，而判析今古门户则在礼制，本之二陈绪论，诚不屑意刘、宋、龚、魏之伦，条例精密，实远迈常州先哲，而奇纵超绝，殆又过之。”“湘绮言《春秋》以《公羊》，而先生治《穀梁》，专谨与湘绮稍异。其能自辟蹊径，不入于常州之流者，殆亦在是。”蒙文通强调廖平因承接二陈之学而超越常州学派，并以王、廖经学迥异淡化两人间的经学传承，使廖平与龚、魏到康、梁的“伪今文学”彻底分开，暗中切断流行谱系中“魏源—王闿运—廖平—康有为”的环节，可谓巧妙。

 

 

 

尽管如此，这个从传闻轶事衍成的今文学谱系仍对后来的研究产生极大影响。1960年，胥端甫发表《王湘绮与尊经书院》一文，将王闿运主讲尊经书院视作今文学由湘入川的标志性事件，“魏源—王闿运—廖平—康有为”递相传承的话题被重新提出。1977年，李新霖综合梁启超、马宗霍等人的说法，第一次排出清代今文经学传承表，“魏源…王闿运—廖平—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链环赫然在目。陆宝千也将清代公羊学的演变编列成表，视王闿运为“刘宋龚魏而后闻声相和者”之一，“王闿运—廖平—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皮锡瑞”的传承构成晚清公羊学主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随着廖平、王闿运及四川尊经书院、近代今文经学等研究逐渐兴起，无不或多或少地论及王、廖、康今文学说一脉相传，常州公羊学到晚清今文学的谱系几成共识。

 

 

 

当代学界除整体上强化这一谱系，更对作为从龚自珍、魏源到康学中间环节的王闿运、廖平师承问题大加探讨。廖平曾自述，入读尊经书院后学思两变，第二次是“庚辰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对此“庚辰之变”，徐仁甫最早提出：“廖平之变，与王壬秋有关。王、廖师弟，皆今文学家。他们厌弃名物训诂，专求大义微言。”黄开国多次讨论“庚辰之变”，认为王闿运治经宗《公羊》，与专重名物训诂的乾嘉汉学不同，改变了尊经书院及四川的学风，廖平在他教导下研习《公羊》，很快厌弃训诂名物，改而信从专讲微言大义的今文学。将廖平“庚辰之变”解读为从乾嘉汉学直接转向今文经学，并归功于新来掌教的王闿运，恰能坐实“王闿运—廖平—康有为”今文传承，后来者纷纷采信。相形之下，学界早已确定王闿运经学兼综今古文，不再视作常州派公羊学家，然而一旦涉及王闿运与尊经书院或廖平，研究者仍多沿袭旧说。有些学者则继续凸显王、廖治经内容及学风的差异，缩小王闿运的影响。这些现象反映了整个研究的徘徊、反复。十多年前就有学者提出：“论者经常会强调王闿运主讲尊经书院对蜀地学风的转变起到了巨大作用。廖平受业于王闿运，为其影响在所难免。但是，王闿运对廖平的影响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究竟程度有多深，意义有多大？换言之，王闿运对廖平的影响，究竟有没有被以往的研究所夸大？究竟该如何准确看待廖平与王闿运的关系？这些问题尚需仔细检讨。”此问振聋发聩，揭出王闿运与尊经书院及廖平研究的要害。确实一百多年来，还没有人真正讲清王闿运对尊经书院学风及廖平经学的影响。

 

 

 

概言之，由廖、康经学公案引出的王、廖师承与学脉问题，一直是学界热点，却未见根本性突破，反而“坐实”某些传闻疑似之说，使清代今文经学谱系更为盛行。回顾这一谱系的建构历程，晚清、民国学者仅以王、廖师承作依据，缺乏学理分析，当代研究者通过解读廖平“庚辰之变”，看似落实了王、廖之间的今文学脉，实则遗漏两个紧要关节：第一，王闿运在尊经书院是否大力宣扬公羊学并导致学风丕变？第二，廖平“庚辰之变”是否从古文学直接转向今文学？笔者曾对第二个问题有所讨论，但因学力、史料所限，论述欠充分。以下先详细考察王闿运在尊经书院的经学教育，再重新审思廖平“庚辰之变”的丰富内涵，结合廖平一生经学历程，深入辨析王闿运、廖平的师承与学脉问题，对长期盛行的清代今文经学谱系能有所反省。

 

 

 

 

 

 

尊经书院创办时，明确规定“以通经学古课蜀士”。张之洞主张经史为根柢之学，尤以小学为一切学问之根基，将乾嘉汉学定为尊经书院的学术主流，以经学、史学、小学、词章教士子，奠立尊经书院的基本格局与发展方向。王闿运自光绪五年（1879）起担任尊经书院山长，前后七年（光绪八年因事居湘），在尊经书院历史上占据重要的一页。研究者为彰显王闿运掌教尊经书院的影响，近乎一致地认为他大力宣扬公羊学说，使尊经书院乃至川省学风由乾嘉汉学转向今文经学。然而，细心翻检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尊经书院初集》等原始文献，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王闿运执掌尊经书院后，即作《释蒙》范文，解说《周易》蒙卦的经文用字，“并言读经法以示诸生”，提出治经的基本主张，“六经之文，字无虚下。解经不词，先师蚩之。经文非独无剩字，亦无练字也”。他告诫院生：“先通文理，乃后说经。文通而经通。章句之学精，然后可言训诂、义理。”并具体指出：“夫读《易》当先知一字有无数用法，读《尚书》当先断句，读《诗》当知男女歌咏不足以颁学宫、对君父。一洗三陋，乃可言《礼》。”论者大多据此认为，王闿运强调经文字字寄寓微言大义，倡导与古文经学完全相反的解经方法。然而，这种解读完全误会王闿运的本意。他因前人对经文随意去取、任情解说，乃至臆改经文以就己说，提出“六经之文，字无虚下”，教导初学者细心体味经文，领悟圣贤遣字用词的深心妙意，并非主张经书一字一词均有微言大义。即使对看似最低层次的经书句读，王闿运也相当重视，不仅提出读《尚书》要先断句，还手写《尚书今古文注》，纠正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仍用旧读，句绝多讹”的缺失，交尊经书局刊出，作为书院教材。王闿运所编《尊经书院初集》也有两道考题，直接以句读发问。因此，他教诫院生，“章句之学精，然后可言训诂、义理”，并非反对汉学家注重音韵、训诂的成法，而是主张效仿汉儒章句之学，在分章析句、确定语境后，再去审音解字、寻求义理。他一再批评的“解经不词”，就是不顾文理，脱离经文语境妄作臆解。对这种直追汉儒成法的治经主张，时任川督丁宝桢极为赞许：“观其自记曰：‘今愿与诸生先通文理，然后说经。理通而经通。’旨哉斯言，诚后世说经者不易之准绳矣。盖汉儒借章句以求古圣之义理，义理明而章句之学愈显；后人背义理以求显著之章句，义理晦而章句之病益深。”进一步揭明通章句与明义理的深层关系，既迥异于常州公羊学者“凭臆妄造以诬圣人”，也有别于乾嘉汉学家“支离穿凿以蠹经”，颇为平实。

 

 

 

《释贲》是王闿运所作另一篇经解范文，篇末提出“治经以识字为贵，非识《说文解字》之文字为贵”。此语也被后人视作王闿运教导尊经院生的名言，并被解读为反对他们研读《说文解字》或从事训诂之业，要求探寻微言大义。其实，《释贲》通过考察《周易》中“贲”字有不同的音义，再分析《诗经》《论语》中的“贲”字，发现不同语境中“贲”字多次发生音义的变迁或通假，提出“治经以识字为贵，非识《说文解字》之文字为贵”，仍与张之洞的旨趣相承续，意在强调不能照搬《说文解字》中的声读与释义，应根据具体语境定其音义。而且，王闿运并不否定审音识字的小学功夫，也不反对学生研读《说文解字》《尔雅》等经典。据《湘绮楼日记》，王闿运在同治九年（1870）开始抄校《尔雅》，第二年又有意刊补郝懿行《尔雅义疏》，入主尊经书院数月后，即邀约院生分工编撰《尔雅集解》。《尊经书院初集》收录周道洽、蒲九茎、杨锐、胡樑、尹殿飏、吴福连、吴之英、陈潚解证《尔雅》《说文解字》的课艺20篇，王闿运均给予佳评。尊经院生后来以研治小学而著述成家者，有廖平、杨锐、宋育仁、岳森、周道洽、李天根、张森楷、饶炯等，这不仅归功于张之洞的诱启，也离不开王闿运的教导。

 

 

 

张之洞主张诸生“宜专治一经”；王闿运也认为“学贵有本，古尚专经”，建议初学者“但求一经，群经自贯”。主持尊经书院后，王闿运根据院生志趣，分别指授不同经典，如《湘绮楼日记》载：“因杨生习《诗》，为说《诗·葛蕈》《汉广》《汝坟》三篇。”“为廖生温《春秋》一本。”为与分经授业相配合，王闿运很快推行分经会讲、分经考课诸法。如：“拟定分经会讲之法，为设一午食，使诸生得观摩。”“辰刻出讲堂点名，出题十道，仍分经各作一艺。”“晨出点名，令诸生各拟本经题，唯择用二道。”针对初学者“初事寻摭，徒惊浩博”，这些举措正可推促他们“务研一经，以穷其奥”。后来廖平充任尊经书院襄校，沿用乃师之法，坚持分经出题。事实上，尊经院生此前主要用心于目录、校勘、训诂、考据，“人人有斐然著述之思”，正处在由博览转向专精的过渡时期。王闿运适逢其会，“令诸生分经授业，各有欣欣之志”，引导尊经院生专治一经，可谓水到渠成，使他们及时提升学业层次，走上著述之路。王祖源曾专就尊经院生“门户之已成”“真传之未启”，称赞王闿运入院掌教的成就：“院生喜于得师，勇于改辙，宵昕不辍，蒸蒸向上。……窃以研经则搜大义而翦支离，制辞则屏晚近而宗阮、谢。苟比《蜀秀》，其间盖远。虽曰学者善悟，而敩者之指画，不已劳乎！”所谓“喜于得师，勇于改辙”，指尊经院生服膺王闿运分经教士之法，继进入汉学殿堂后，纷纷由博转精，“各有专业，钩深致远，著述成章”。廖平同样根据王闿运的分经授业法，告诫院生“先博后约，一定之理”，“小学既通，则当习经”。费行简在回顾王闿运施教之功时特意指出，廖平治《春秋》《礼记》，戴光治《书》，胡从简治《礼》，刘子雄、岳森通诸经，“未尝封于阮氏《经解》，视诂经、南菁、学海之徒曰经解者，盖不可同日语”，强调尊经书院弟子不止步于作经解文，而是各治专经、著述成家，应归功于王闿运指引。然而，不少研究者脱离历史情境，仅引王祖源“院生喜于得师，勇于改辙”一语，断言尊经院生喜闻王闿运公羊学说后纷纷由古文转向今文，可谓臆解。

 

 

 

王闿运在尊经书院日常性的经学教育及其导向，更是有迹可循，有据可查。通览《湘绮楼日记》光绪五年（1879）至光绪十年（1884）对尊经书院教学与考课、院生请业与王氏指教的记载（未载明具体内容者不计），关于经学者最多，有60多条，其中涉及三《礼》者30多条，其次为《春秋》（10余条）、《诗经》（8条）。再从该日记所载众多门生请业问难的具体问题看，尊经院生大多致力于名物、典制的考索，尤以服章、宫室制度为主，而对《公羊》感兴趣者较少。光绪十一年（1885），王闿运编定《尊经书院初集》12卷，集中呈现他的教学理念与业绩，其中收录院生经解、小学之作最多，分为8卷。各经概况如下：《易》6题、6篇、2人，《书》10题、10篇、3人，《诗》27题、36篇、20人，《周礼》2题、6篇、4人，《仪礼》12题、20篇、15人，《礼记》13题、19篇、13人，《春秋》12题、15篇、7人，《论语》6题、7篇、6人，《孟子》3题、3篇、2人。可见，无论王闿运经学考课的命题重点，还是院生数年内的学业成就，均不在《春秋》，而在三《礼》及《诗》《书》。时任四川学政朱逌然留存一份“成属肄业尊经诸生”的原始记载，内有姓名、字号、籍贯、科名、所习经典和学行评语。在28人中，习《书》1人，习《诗》12人，习《礼》3人，习《公羊》2人，习《尔雅》1人，兼习《易》《礼》1人，兼习《诗》《礼》4人，兼习《书》《诗》2人，兼习《书》《公羊》1人，兼习《诗》《春秋》1人。据此，有志研治《公羊》或《春秋》者仅4人，即张可均、张祥龄专习《公羊》，孙鸿勋兼习《公羊》，方守道兼习《春秋》，可谓寥寥寡俦。

 

 

 

 

《尊经书院初集》卷五《春秋》类课艺12题中，专习《公羊》的张可均5篇、张祥龄2篇，兼治今古的吴之英3篇、廖平1篇，另有旗学哲克登额2篇，商籍张世芳、寄读王代丰各1篇。张可均《公至时月例表》《国君书卒不书葬条说》均据《春秋》“三世异辞”说，考察正例、变例，阐述《春秋》以书法见褒贬；《倪小邾娄解》《郑瞻佞人石恶恶人之徒说》根据前后经文、书法作推阐，证明《公羊》传说为确；《无大夫诸国书大夫或有传或无传说》则就《公羊传》对经文作分梳，论述“有传者即变例，无传者即正例”。张祥龄《美恶同辞条说》论证“《春秋》之义，比事为切”，提醒读者注意经中各种“起文”，细品同辞中的不同意蕴。王闿运评张可均“义例坚卓，确然可通”，称张祥龄“叙论尚为朗畅，中段推阐精严”，对两人归纳经书义例、阐明《春秋》褒贬笔法加以肯定，并未超出西汉公羊学说。吴之英《伯子男辞无所贬解》揭出《春秋》有托王之义，“非真王也”，又立进绌之例，却非“真能擅黜陟之权也”，是对汉儒“《春秋》王鲁”说的一次解剖。王闿运誉为“古博，真《春秋》文也”。王代丰、吴之英同题两篇《大事有事禘烝尝时制考（并考殷周禘祫）》和吴之英《盟会地邑所属国竟考》，则是典型的礼制、舆地考证，与《春秋》大义无关。廖平《伯子男辞无所贬解》、张世芳《倪小邾娄解》，分别解说《公羊》传义，同样朴实无华，立说有据。至于哲克登额作《郑伯克段何以知段为弟》，分析鲁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经文书法意蕴，受刘逢禄启发，一再援引何休注解，提出新论，“窃谓‘夏五月’之义，正以见段之为弟，并非责臣子不以时讨也”。王闿运批语称：“依何学以附义，所谓奇怪可骇之论，非识者不能取也，亟拔之以劝治经者。”乍看正是王闿运在尊经书院倡导何休一脉公羊家新奇之说的证据，但细审哲克登额的论述与王闿运的评议，其实不然。桓公十七年、定公十四年两处经文不书夏、冬，何休将阴阳观念与君、夫人的德行牵连在一起，哲克登额加以引申、比附，提出：“郑伯、夏也，即阳也；段、月也，即阴也。郑伯克段，当书阳时，去阴月，既合于事，且与讨贼及外杀大夫之例合。而书夏、复书五月者，明郑伯失亲亲之道，段之未可遽杀，犹月之未可径去也。”如此解经，确是“奇怪可骇”，“非识者不能取”，对于要参加科举的士子未必不是警诫。因此，很难说王闿运这一评语是奖劝院生讲求“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对哲克登额另一篇《我小君分嫡庶例说》，王闿运以“想入牛角尖”一语作评，同样似扬实抑，批评他解经太过新奇，失之穿凿。事实上，王闿运对《春秋》类课卷的评点，无论赞赏其优点，还是微讽其不足，均着眼于治经方法，并不涉及具体的公羊学说。因此，可以说王闿运主张今古文兼治，却不能认为他一意提倡微言大义之学。

 

 

 

《尊经书院初集》其他各卷留存的评语，同样反映了王闿运的教学导向与治经主张。如卷一吴福连《“匪其彭”解》，提出“彭”应训“多”，“匪”指器物而非虚字，从训诂入手得出新解，阐明经句本义，纠正汉宋各家误说。王闿运大加称赏：“释《易》能求其字句之通，便足以超越古今，当以此类求之，一洗数象、爻辰之陋。”又如卷四胡从简《爵弁纯衣皮弁素积与惟言爵弁皮弁服同异考》，依据《礼经》弁服之例，细作分别，指证郑玄注解三《礼》与经例不合，最后揭示礼义。王闿运批语力赞：“心苦分明，如师子搏象，观者为之眴栗，亟拔之以劝学者。”综观各处评语，王闿运屡屡表彰院生课艺“引经证经，理不空绮”，“说新而确”，“礼证极佳，迥非游谈”，显然反对故意求新、穿凿说经之风。特别是蒲九茎两篇解说礼制、引证详确的课艺，王闿运逐次批点后明言：“能申古训，可为穿凿好新说之药，洵足矜式后进，嘉之。”“沉心读书，乃能有此。其于注疏用功至深，可喜也。近日新说盛行，亟拔之以端趣向。”所指近日新说及端正院生趣向，实是斥责当时流行的常州公羊一派学风。

 

 

 

《尊经书院初集》卷十一还有《代太常博士答刘歆书》，为1884年院课试题，本来最易激发今古文学派意识，催生门户意气之争，但所收周宝清试卷对“崇古学”的刘歆并未大张挞伐，只对西汉博士“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不传《春秋》”加以申述，同时以详细的文献考证提出《左传》《毛诗》原为河间献王一家之学，并非古学，不可并立学官，篇末评语称：“文廉悍不及廖平，详婉过之，引《左》《毛》相表里数条，精于梅鷟。”王闿运不选廖平廉悍之文，也不收岳森激昂之作，却欣赏周宝清的文章不温不火、考辨精核，似在尽量规避今古文之争，与有意尊《公羊》、抑《左氏》的常州学派迥然相异。

 

 

 

王闿运离蜀前，特意选刊《尊经书院初集》。廖平认为，“所刊尊经课艺，皆湘潭之教”。皮锡瑞也记载：“阅尊经课艺，颇知川学宗旨，大抵出于壬秋先生。”这种观感与廖平的评议正合。可见，王闿运在尊经书院所倡学风，与其本人治经风格一致，既兼具考据、义理，又兼综今文、古文。尊经书院前期肄业生徒著述成家者，多以训诂、考据见长，仅廖平、宋育仁、李滋然、蓝光策、吕翼文、杨桢、张世芳、董含章等貌似偏于今文，实则今古兼治。如蓝光策回忆：“光策弱冠入成都尊经书院肄业，师王湘绮，习为训诂、词章，既复究心古文、义理之学。”又如徐仁甫记叙刘复礼研治《春秋》：“言《公羊》，本王闿运，嗣亦说《左传》，兼攻《穀梁》。以《春秋》三传同主诠经，说《左氏》尤为赅备。于此见先生学兼今古，是通儒也。”再如《李滋然墓表》详述其入院后精研小学，从字形、声读探求文字本原，同时追究其微言大义，又博涉井田、学校、礼乐、兵刑、田赋、选举、考工、舆地、天文等，考究历代兴衰之故、得失之源，“盖以汉学为本，宋学为用，沟通融贯，采掇精华”，可谓典型的今古兼治、汉宋并重。这些个案描述也与王闿运施教相符。有学者指出，王闿运治经“杂采古今”，在常州学派外独树一帜，“而后其派衍于蜀”，认为尊经诸弟子传其今古兼采之学，颇得其实。

 

 

 

综上，由王闿运掌教尊经书院的理念、举措及成效可知，他将“通经学古”真正落实，衍成汉宋并重、今古兼治的学术格局，并未导致学风根本改变。在张之洞偏重训诂考据、厌恶今文经学的背景下，王闿运推行分经授业，兼重今古文经传，使尊经书院学风日趋成熟，院生得以及时跟进国内学术主流，在历科乡会试中脱颖而出。明悉尊经书院实为今古兼治之学，就不会夸大其中今文的一面，认为王闿运有意倡导公羊学。

 

 

 

 

 

 

1886年廖平在《经学初程》中自述：“予幼笃好宋五子书、八家文。丙子（1876），从事训诂、文字之学，用功甚勤，博览考据诸书，冬间偶读唐宋人文，不觉嫌其空滑无实，不如训诂书字字有意。盖聪明心思于此一变矣。庚辰（1880）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以视考据诸书，则又以为糟粕而无精华，枝叶而非根本。取《庄子》《管》《列》《墨》读之，则乃喜其义实。是心思聪明至此又一变矣。”研究者据此认为，廖平肄业尊经书院后学思两变，第一次是否定宋学，接受乾嘉汉学，源自学政张之洞的识拔；第二次是否定乾嘉汉学，接受今文经学，归于新任山长王闿运的教导。廖平第一变从用心宋学转而嗜治训诂、考据，确无疑义；但第二变的内涵与变因，已有认识过于粗疏、片面。以下依据《经学初程》各处论说，参照廖平其他著述，彼此互证，重作解读。

 

 

 

 

其一，1880年后，廖平“厌弃破碎”，并非尽弃训诂、考据，而是由小学入经学，从“训诂家”转变为“治经家”。

 

 

 

根据年谱记载，1880—1886年，廖平仍从事训诂、考据之业，相继撰作《释字小笺》《转注假借考》《六书旧义》等，不过较之此前，已从主业降为治经之附属。廖平1879年始治《公羊》，1881年注解《穀梁》，1884年撰出《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1886年完成《何氏公羊解诂三十论》，进境惊人。廖平自称遵从尊经书院章程，先治小学、目录、金石、典制，随后专心治经，“今之所以治经虽与训诂家有小别，而得力之处半在初功”，既不否定训诂、考据等初功，又明悉训诂家不足而自居为“治经家”。事实上，《经学初程》一方面指出，“夫治经之道，不能离声音、训诂”，“目录、校勘，为初学入门必由之道”，“金石有益于文学”；另一方面也教导初学者恰当处理小学、经学的关系，“小学既通，则当习经。盖小学为经学梯航，自来治经家未有不通小学者，但声音、训诂亦非旦夕可以毕功，若沉浸于中，则终身以小道自域，殊嫌狭隘。故经学自小学始，不当以小学止也”。因此，廖平力主治经应当“先急其大者”，抓住宏纲巨领，超越琐碎训诂、考订：“三《礼》之服饰器物，《诗》之鸟兽草木，《书》之山水官职，《春秋》之日月爵名，近来学人最好言此，一事数说，迄无折中。苟欲精研，虽数月求通一说，亦有不能，破碎支离，最为大害。”他特以尊经书院《诗经》考课为例，论述考订徒耗心力，无益于治经：“如课题‘雎鸠’‘荇菜’，以数百人三四日之心力，课试已毕，试问果为何物，皆不能明。故予谓学不宜从此用工，以其枉劳心力……以此为《诗》中之小事，尚有大者在。今欲明此小事，遂致陷没终身，岂非目见飞尘，不睹泰山之大？况即使专心致志，皓首于此，亦终无是处。故初学最忌从此用功。苟将此工夫用之于兴观群怨，其有益身心为何如！鸟兽草木，不过传闻之细事，经学总以有益身心为大纲，舍大循细，不可也。程子所谓玩物丧志者，盖谓此矣。《尚书》之山川，《周礼》之名物，同此一例。”《经学初程》反复强调突破小学、升入经学，宣称“破碎支离，最为大害”，最应寻求经典大道，用以涵养心性，正是对“厌弃破碎”的生动注解。

 

 

 

廖平在《经话甲编》卷一开篇也指出：“凡经皆有大纲巨领为其本根，而后支流余裔因缘而生。立说须得大主脑，探骊得珠，以下迎刃而解；如不得要领，纵极寻枝节，终归无用。”又在卷二开篇论“学《礼》以大纲为主”说：“近今风尚之蔽，文字则求琐细，一衣一冠，考校累月，一草一木，说以数万言，梦梦为之，倘遇丧祭仪节，或考兵农今古，则茫然失措。张盟荪欲治《周礼》，疑名物难讲，周润民治《尔雅》，于动植求实指，积久无成功。予故以为经学之要在制度，不在名物，必俟大纲已明，然后讲求节目。”《知圣篇》更指摘《皇清经解》“精华甚少”，揭其浅陋之失：“一字之说，盈篇屡牍；一句之义，众说纷纭。盖上半无经学，皆不急之考订；下半亦非经学，皆《经籍籑诂》之子孙。凡事有末有本，典章、流别，本也；形声、字体，末也。诸书循末忘本，纤细破碎，牛毛茧丝，棘猴楮叶，皆为小巧。”廖平痛批清代汉学家沉溺训诂、考据之失，突显小学与经学之别，主张治经应舍细谋大，抓住“大纲巨领”，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相呼应。

 

 

 

其实，返回廖平自述“庚辰之变”的语境，发现他是现身说法，提醒学子奠立初功后，即应转治经学。因此，下文接着说：“学者初治经，莫妙于看《王制辑证》。”从所列十条理由，可知他一面厌憎烦难、参差不齐、泛滥无归，一面特重纲领、喜欢寻绎、提倡推例之法，主张从礼制、师说上抓大放小，与上一条“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恰可对读，足相印证。可惜以往研究者对此语境忽焉不察，孤立作解，以致背离原意。后来，廖平一再重申从“宏纲巨领”具于一篇的《王制》入手，视为治经秘钥。清儒无不主张从小学入手治经，廖平则易以《王制》，因为“综大纲，略小节，不旬月而可通”。在《经学守约篇》中，他更明言“以《王制》易《说文》《尔雅》”，作为治经入门工夫，再次表达通大义、明礼制急于究小学。廖平对《王制》的发现与重视，尤其“综大纲，略小节”的概括，正是他主张超越破碎之学、致力讲求大义的生动案例。

 

 

 

其二，1880年后，廖平“专事求大义”，并非着力探寻公羊家微言大义之学，而是注重把握经书纲领、推明经例的治经之法。

 

 

 

1880—1886年，廖平虽然屡言“微言”“大义”，却并非对公羊家微言大义情有独钟，他专求之“大义”另有所指。廖平回顾注解《穀梁》经过说：1881年“痛微言之久陨，伤绝学之不竞，发愤自矢，首纂遗说，间就传例推比解之”；1883年会试途中，“冥心潜索，得‘素王’‘二伯’诸大义”；第二年“偶读《王制》，恍有顿悟”。由此发现《穀梁》与《王制》相通，确定《王制》为《春秋》礼传，进而悟出《王制》为今学之主，全祖孔子；《周礼》为古学之主，全祖周公。“得周公、孔子诸大义”，实即探得以礼制分今古的大纲领。廖平研究《穀梁》经传时，另撰《穀梁大义》四卷，卷一“以素王为主”，包括改制、三世、亲鲁、故宋、黜杞、尊周、二伯、八方伯、六卒正等，多为《春秋》微言；但卷二“专明著录之义”，卷三“专明制义之事”，卷四“专明传经之事”，讨论《春秋》书法、《穀梁》师说等，并不尽属微言。1884—1886年，他又相继撰成《何氏公羊解诂三十论》，“综括大纲”，“多主大例”，作为注解《公羊》的纲领、要旨，与公羊家所倡微言大义迥不相侔。《今古学考》中的“微言”指孔子所说，“大义”指弟子所传，含义不同。1900年廖门弟子明言：“微言者，言孔子制作之宗旨，所谓素王制作诸说是也；大义者，群经之典章制度、伦常教化是也。”可见，1880年以来，廖平所讲“大义”，即使包含部分《春秋》微言，也不完全等同于《公羊》微言大义。尤其他厌倦考据书后，读诸子书而喜其“义实”，并未列举今文经典。以往论者将廖平专求大义与常州公羊学者阐发微言大义混为一谈，或将廖平所求大义归结为1884年才悟到的“素王改制”说，均属误会。

 

 

 

特别要指出的是，廖平这一时期非常重视探寻经例，或注重掌握各经纲领，多次撰作群经凡例。他曾回忆：“平于《公》《穀》二传，皆尝推考例义，有所阐述。”又在上张之洞书中说：“庚辰在京邸，曾以《易》例请业。”廖平始治《公羊》《穀梁》即注重“推考例义”，“间就传例推比解之”；1880年又推究《易》例，与“专事求大义”最相接近。廖平撰成《穀梁古义疏》、创分今古学派后，特作《十八经注疏凡例》，后来经修订成《群经凡例》。1886年刊刻、集中呈现廖平前期治经成绩及风格的《四益馆经学丛书》五种，“皆宗旨、流别之书”，即总论今古学派宗旨及诸经凡例。1889年，岳森概括廖平经学成就，“一曰《春秋》之学，一曰今古学之学”，直言不讳地指出，“《春秋》之例太简，恐不足以尽圣神；《学考》之例太繁，恐不足以昭画一。此四语者，即弟细绎尊著《春秋三十论》《今古学考》二书所有管见之大纲也”。这一批评，恰好反映廖平前期治学重视以例解经的特点。

 

 

 

廖平治经先抓大纲、喜欢推例之法，同样见于《经学初程》，其中对《王制辑证》的推崇即是显证。另如论初学治经之难：“《礼》学千头万绪，更无总纲，在群经中最号难治。《春秋》文约理繁，多所况，是非心思开悟深明义例者，不能知其变化。”他介绍的经验，就是把握各经纲领、推寻经传义例。如：“三《传》各立门户，有可相通者，有必不相通者，但因注例以见传例，因传例以见经例，则三《传》同此经术也。……三《礼》相维，与三《传》异。其有相错者，当为曲关其理，不可听其乖违。”1885年编定的《穀梁春秋内外编目录》中，既有《穀梁传例疏证》二卷，又有《穀梁日月时例表》《穀梁一见例表》《穀梁三言例表》《左传变易今学传例表》《三传异例表》等。廖平还专门记下推明各经经例的心得：“治经有数大例，前人未能畅发者，今当仿《古书疑义举例》，作为一书以明之。如详略、隐见例，以《春秋》为主；三统礼制异同循环例，以《王制》为主；四代无沿革，以《尚书》为主；参用方言例，以《公羊》为主；译改古语例，以《尚书》为主；记识入经例，以《礼记》为主；省文互见例，以《仪礼》为主；举小数以起例，以《周礼》为主；因事见义例，以《左传》为主。”他发现群经各有例，让人耳目一新。廖平评议陈立《公羊义疏》时又说：“专心讲礼制，不知经例，以注《白虎通》之法注《公羊》，故凡《传》中言礼制者，必详征博引，至言经例处，则承用旧说。凡考据家不得为经学家。真正经学家，即当以经为根据，由经例推言礼制。凡礼之条例，必由经而生，此乃为专门经学。盖十四博士所言，皆由经文而生，彼此不同。若不言经证（谓由经文而生之证也），但详典礼，如说《公羊》而牵涉《诗》《易》旧说，则于本经为赘说，每至矛盾矣。”学界大多表彰廖平前期治经善明礼制，但“由经例推言礼制”一语表明他更重经例，并由此判分考据家、经学家的高下。

 

 

 

可见，1880年以后，廖平专事讲求的“大义”，并非公羊家微言大义之学，实为各种翻空出奇的解经之法。因此在考据型经学盛行之际，廖平得以奇异的经学理论岸然挺立。如蒙文通所赞：“廖氏所为经疏，皆推经义，本其大纲，而贯其全体，不漫为征引，核名物训故，以尘秽简牍。故其书之体制，求之清儒，已不相类。”

 

 

 

其三，廖平“庚辰之变”并非从古文到今文的转变，而是治学方法的提升，直接影响此后的经学多变。

 

 

 

廖平编撰《经学初程》时的经学立场，向来被忽略。综观全书，无论指责训诂、考据之弊，还是盛推《王制》之妙，均属“治经之始事，而成学之理寓焉”，意在指授初学治经之法，并未论及今古文是非优劣。如廖平力主以《王制辑证》统属今学，同时提出“取《左传》《周礼》与今学不同专条”，分类编纂《古学礼制考》，作为“古学入手之书”。他又针对《孝经》，指出：“近来博雅者厌其平淡，故不以教人。今特新注二本，以复今、古二派，其中立国制度、五等尊卑仪制，今学用《王制》，古学用《左传》《周礼》，因端竟委，颇为详备。”书中始终将今、古二学平列，这是廖平述说“庚辰之变”的整体语境。换言之，研究者将正处于平分今古阶段的廖平指为从古文转向今文，显属谬解。廖平曾以《皇清经解》为例，检讨以往沉沦于训诂文字、琐细考订的经历：“近人集以为汇解，一字每条所收数十说，问其得失异同之故，虽老师宿儒不能举。又如用其法以课士，一题说者数十百人，纳卷以后，询以本义究竟如何，旧说孰得孰失，论辨异同之关系何在，皆茫然不能对。盖尝蹈没其中十数年，身受其困，备知其甘苦利害，以为此皆不急之辨，无用之学，故决然舍去，别求所以安身立命之术。积久而得《王制》，握纲领，考原流，无不迎刃而解，以之读群经，乃知康庄大道，都会名区，绝无足音。考求旧游之车辙马迹，亦不可得，徒见荆棘丛中，穷隘巷港，积尸如麻，非黑暗不见天日，则磨旋不得出路，父子师弟，相继冤屈，而不自悟其非。盖得其要领，则枝节自明，且悟其旨归，文字可以出入；苟循枝委，则治丝而棼。予深入网罗，幸而佚出，举覆败以为后来告，愿不似余之再入迷人也。”这一段沉痛的反省与语重心长的警醒，实可视作“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的下文。廖平从1876年从事训诂、考据之业，到1888年力倡西汉博士之学，前后12年，“盖尝蹈没其中十数年”一语，正好道出其从训诂、考据转向今文经学的时间。可见，廖平“庚辰之变”绝非从乾嘉汉学直接转到今文经学。

 

 

 

研究者同样视若无睹的，是廖平自述“厌弃破碎”后，弃置考据著作，“以为糟粕而无精华，枝叶而非根本”，转读诸子而“喜其义实”，应是因为诸子好思辨、多精深之义。当时廖平察觉专门汉学之弊，跳出琐碎的训诂、名物，探寻经例传例、大义要旨，舍枝叶而图根本，弃糟粕而撷精华，由先前的学而少思变为深思善悟。这是他治学迈入新境的标志，因此自称“心思聪明至此又一变”。“心思聪明”一语，揭明“庚辰之变”不能指为治学立场或具体经说，应指向为学精神与治经方法。后来，廖平每谈治经之道，特重苦思、推比之法，原因即在此。关于前者，《经学初程》开篇提出：“经学须耐烦苦思，方能有得。若资性华而不实，脆而不坚，则但能略窥门户，不能深入妙境。”关于后者，《经话甲编》反复指出：“读经传当因所言，知所不说；因其一端，知其全体；因其简说，知其详旨；因其不言，知所宜言。”“观人一节，能知长短，此治经之切法。经传所陈义理，多不具录，举一反三，因端竟委，是在善学者。”这两点作为经验之谈，也是廖平的经学特色。

 

 

 

廖平正是经历“庚辰之变”，治经好作深沉之思，常有神悟胜解。他的经学屡有大变，多从积思猛悟中来。他在《今古学考》中回顾“积疑三四年，经七八转变”，才悟得“以《王制》为今文所祖，尽括今学”的诀窍，作为分别今古学的关键性突破，并详叙其事始于1881年秋，止于1885年春，苦苦思索5年之久，然后恍悟汉代博士同为一家、古学别为一家，“遍考诸书，历历不爽，始定今古异同之论”。廖平又自明《地球新义》的撰作心路：“今、古之纷争，《诗》《易》之徜恍，二千年于兹矣。平持西汉博士说以治小统者二十年，不敢谓全收博士之侵地，千虑一得，颇有自信之际。于群经中惟力攻《周礼》立异数条，著为专书，归狱歆、莽。名师挚友，法言巽语，自诩精详，未肯遂翻。丁酉秋，宋芸子同年述南皮师语，有云‘风疾马良，去道愈远；系铃解铃，必求自悟’，为之忘餐寢者累月。戊戌夏，因读《商颂》，豁然有会，乃知三统之义，不惟分配三经，所有疆宇，亦判三等，求之《诗》《易》而合，求之《庄》《邹》而合，再求之《周礼》，尤为若合符节。向求《诗》《易》义例，将及十年，新思创获，层见叠出，师中乏主，终不成军，得此悬言，百灵会合，木屑竹头，群归统属。”廖平在经学三变之际，还将《诗经·长发》“小球”“大球”、《尚书·顾命》“天球”“河图”联在一起，“定天球为天图，小球、大球为地图，先小后大，即由内推外”，提出一种验小推大、验近推远的“推验”论，堪称“推比”法的升级版。四变天人之学的提出实用此法。即廖平自述1902年后因梵宗而大悟，“始知《书》尽人学，《诗》《易》则遨游六合外，因据以改正《诗》《易》旧稿”。此外，在经学五变中起主导作用的“翻译”论，也源自廖平前期阐发的“译改古语例”。廖平在晚年自道一生治学甘苦：“学经六变，各有年代。苟遇盘根错节，一再沉思，废寝忘食，动以数年，豁然理解，如有鬼谋天诱，千溪百壑，得所归宿，旧日腐朽，皆为神奇。”可见，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中形成的好学深思、神悟妙解，正是廖平经学屡变不已、愈益精深的关键因素。以往论及“庚辰之变”，突出今文学对廖平此后经学多变的影响，失之肤浅。

 

 

 

综上所述，廖平“厌弃破碎”，是对清代汉学家沉迷训诂、考据的反省与超越，从小学进入经学；所谓“专事求大义”，主要指治经时统握纲领、通晓家法、推比经例、讲明礼制，进而会通群经、创发大义。因此，廖平“庚辰之变”绝非经学立场的转变，而是学问境界的提升与治经方法的完善，以往解读成“否定乾嘉汉学，接受今文经学”，可谓郢书燕说。

 

 

 

 

 

 

长期以来，研究者一面相信王闿运启发廖平由古文转向今文，一面提出两人治经内容不同、学风迥异，实同悖论。王闿运、廖平师承与学脉问题之所以纠缠不清，根本原因是未究明王闿运对廖平前期经学的实际影响。以下基于对廖平“庚辰之变”的新认识，略作讨论。

 

 

 

廖平“庚辰之变”的表征之一，是从小学进入经学，王闿运正是引领者。廖平入读尊经书院后，“初治小学一二年，遍涉诸家之说”，同时广涉目录、校勘、金石、典故诸学，博而不精，“泛滥无专功”，找不到新的致力方向。及至王闿运入院，推行分经肄业，廖平从此“专心治经”。他在《经学初程》稿中称，“予己卯治《公羊》”。光绪五年《湘绮楼日记》记载有廖平研习《公羊春秋》事宜，王闿运又回忆：“及主讲成都，专以六经课士，弟子胡延﹑张祥龄喜文词，廖平治《公羊》。”吴之英也说，廖平“初治《春秋》公羊说，后兼明三《礼》”。廖平治经从《公羊》起手，确受王闿运指导。廖平在祭奠王闿运时，盛赞其师“笺注群经，提倡微言，主张董、何，西汉师传，千钧一发。他编宗旨，虽不必尽同，若公羊一家，信为伟业”；又说，“受业造膝抠衣，颇与机要，避火画水，投荒《穀梁》。……卌载专精，用分一绝”，以自己另辟蹊径，精研《穀梁》而成绝业，巧妙表明师生之学各有天地。后来，蒙文通叙述廖平因偶知《说文》被调入尊经书院，一意研治小学，“及既沉浸经术，专通大义，遂不乐为名物、训诂之事”，将廖平厌弃破碎之学系于“沉浸经术”之后，与廖平自述“后乃专心治经”相符，却遮掩了他随王闿运治《公羊》、由小学转经学之事。其实，廖平穀梁学具有浓厚的公羊学底色，王闿运以《公羊》诱启之功不容抹杀。

 

 

 

廖平“庚辰之变”的表征之二，是治经方法的成熟，以重经例、明礼制为尤要，也是源自王闿运的教导。王闿运治经有两大特色：一是以例释经，通过分析经书文法寻绎义例，别出新解。其中《春秋》研究尤重经例，王闿运明言：“《春秋》者，礼也；礼者，例也。”他强调“传《春秋》者莫能去例”，特意主持编撰《春秋例表》。二是以礼解经，注重发掘群经中的礼制、礼俗、礼义，每多创发。王闿运晚年总结：“治经必先知礼，经所言皆礼制……诸经所言，有明见三《礼》者，引而释之；有不见三《礼》者，旁推以通之。余所著八笺，略发其例矣。”王闿运执教尊经书院时，注重引导院生以例说经、以礼解经，《尊经书院初集》所收课艺及评语即为例证。《湘绮楼日记》中记载更多，有两条直接提及廖平：“终日为诸生讲说，多发明《公羊春秋》之义例。张生子绂、廖生旭陔皆有志于《春秋》。”“廖生问郑注殇服中从上下之异。余初未寻检，夜列表未尽……属廖总列殇例观之。”廖平也记载1881年院课，“考酒齐所用，题最繁难，精思旬日，大得条理”，王闿运评语称“考出祭主仪节，足补《礼经》之阙”。廖平寝馈其中，必然深受启发，获益匪浅。岳森《禘祫大小通考》自序回忆：“森旧从湘潭王先生游，窃闻属比之义，借窥禘祫之略。爰本师说，稍参己意，先理《春秋》之旨，一主阐发经例。”蒙文通概括廖平“发愤于《春秋》，遂得悟于礼制”，从推寻《春秋》义例走向以礼解经，与岳森所述如出一辙，均受惠于王氏之教。学界多将廖平以礼制分今古归于王闿运的影响，而廖平特重经例，同样源自王闿运。

 

 

 

廖平“庚辰之变”还有一条潜隐的学术进路，是从专门汉学转为汉宋兼融。《经话甲编》有两段治经妙语，最能见出廖平从训诂、考据走向义理的感悟：“治经如做酒，谷米面药，柴炭水火，汉学派也；抉取精华，尽弃糟粕，宋学派也。宋人鄙汉学为糟粕，然其造酿不从糟粕而出，明水涚齐，不堪尊罍。故治经始于繁难，终归简易，然其泓澈樽甕，莫不由糟粕而来。此汉、宋之兼长也。治经当遵此法，不纯乎汉，亦不流于宋。”又说：“斫轮以古人书为糟粕，此经学家当头棒喝。天下六艺、九流、杂技、艺术，其可以言传者，皆糟粕也。凡征实之名物、象数，形而下者，犹可即糟粕求之。糟粕不离乎稻粱，形质不能过远。至于形上之精华，则脱胎换骨，存液去肤，不能即形迹以求之。”后来，他又向张之洞报告治经心得：“受业推考诸经，比齐句读，既尽刻苦之功，久欲探取精华，涵养灵性。目下所言，犹是推考名物形下之功，如得寢馈餍饫，借以岁月，穷其精华，于《易》多一分餍饫，即于诸经长一分境界。”回头再看“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初学看考据书，当以自验，倘未变移性情，其功犹甚浅也”，可知所谓糟粕、枝叶与精华、根本，正对应汉学考据与宋学义理。廖平主张从名物考据等粗迹中，沥取精华，“涵养灵性”，通过形下之功“变移性情”，与《经学初程》所说“经学总以有益身心为大纲”恰相呼应。可见廖平“庚辰之变”，既是从小学升入经学，同时也是从偏于考据变为考据、义理并重。这是廖平对自己早年佞宋、接着崇汉的扬弃，走上汉宋兼融之路。这两条学术进路，时间上近乎一致，形成巧合，不易察觉。

 

 

 

特别要指出，廖平跟从王闿运治经虽始于《公羊》《穀梁》，但“庚辰之变”并非从古文转向今文，而是走向今古兼治或不分今古。因为王闿运入川前及掌教尊经书院后，始终兼治今古文经传，并不偏主今文、排斥古文。《经学初程》《今古学考》两书，也集中呈现廖平今古二学平列的样态。夏敬观概述廖平经学历程时说：“初师闿运为公羊家言，然犹袭用东汉法，以《王制》《周礼》同治中国，分周、孔同异，著《今古学考》；继而以《周礼》与《王制》不两立，归狱歆、莽，著《辟刘编》《知圣编》，则笃守今文家法矣。”指明廖平跟从王闿运习治《公羊》，仍属古文学，直到二变才转向今文学。但廖宗泽《先王考府君行述》称，“湘潭故为今文家言，先祖因亦谨守今文家法”，窄化王、廖师生之学，有意放大其中今文一面，误导后人。已有研究无视“庚辰之变”的多重意蕴，更不顾廖平1888年前后才开始尊今抑古，竟以二变之学回溯“庚辰之变”，将其解读为从古文变今文，并归因于恰在此时掌教的王闿运，荒谬之极，贻误至今。

 

 

 

综上所述，1879年廖平确从王闿运治《公羊》，但并未就此转向今文，而是由小学进入经学，走向汉宋兼融、今古并重，特别是受到以礼解经、以例说经的训练，逐渐走上平分今古之路。至于廖平此后经学一变、二变，与王闿运并无直接关系。王闿运治经不分今古，廖平却认为今古二派各自为家，“原当听其别行，不必强为混合”，着意分别今古，立异乃师。周仁宇谓：“廖意在胜湘潭，始弃东汉之学，求之西汉；又不合，乃弃西汉之学，求之先秦诸子。”廖平进一步走向尊今斥古，更与两年前离川的王闿运无关，也不为王闿运认可。总之，重审廖平“庚辰之变”，发现王闿运、廖平师承内涵丰富，却鲜有公羊学脉。换言之，这对师生间的今文传承，主要出自后人的建构与放大。

 

 

 

 

 

 

清末民国以来，世人常以王闿运主讲尊经书院作为今文经学入蜀的标志，认为廖平在他教导下迅速由古文转向今文，形成尊今抑古的二变之学，进而引发康有为“伪经”“改制”之论。学界也多采信此说，彰显王闿运承接常州公羊学的身份，以王闿运、廖平师承为关键一环，建构出上起庄存与、下迄崔适的清代今文学谱系。尽管民国以来不乏异议或质疑，以“魏源—王闿运—廖平—康有为”为主脉的晚清今文学叙事框架，至今广为学界沿用。然而略加检视，却发现众多建构者无论出于称赞康有为开启戊戌维新事业、促发近代疑经辨伪思潮，还是因为痛恶康学流毒而追原祸始，均因追溯康学源自廖平，于是因廖平而重王闿运，再由王闿运而及魏源，最终搭建起从清中期今文经学复兴到民国“古史辨”运动的超级链条。这种倒溯式的建构，逻辑链看似环环相扣，学理上却经不起勘验。因为从常州庄氏家学到魏源，的确师承有自，学脉清晰；而从魏源到王闿运，既无师承，也无学脉，无法链接。由康有为“素王改制”说倒追到廖平《知圣篇》虽有些理据，但由廖平1888年形成尊今抑古之学，直接溯源到王闿运1879年掌教尊经书院宣扬微言大义之学，并无确凿证据，解读廖平“庚辰之变”尤多臆测。

 

 

 

本文通过细读原始文献，排比相关史事，有以下新见：其一，王闿运在尊经书院并未大力宣扬公羊学，而是推行分经授业等举措，引导院生从小学入经学，衍成汉宋并重、今古兼治的学术格局。其二，廖平“庚辰之变”并非经学立场从古文到今文的转变，而是学问境界的提升与治经方法的完善。他“厌弃破碎”，是对清代汉学家沉迷训诂、考据的反省与超越；所谓“专事求大义”，并非推阐公羊家的微言大义，而是治经中重视握纲领、通家法、推经例、明礼制，进而会通群经、创发大义。廖平经历“庚辰之变”形成的好学深思、神悟妙解，实为此后经学屡变、愈益精深的关键因素。其三，廖平由沉潜小学转向研治《公羊》《穀梁》，归功于王闿运的指引；他重视探求经例、以礼制判分今古，也源自王闿运的教导。但廖平此后分别今古、尊今抑古，与王闿运并不直接相关。两人师承分明，却未必具有公羊学脉。对“庚辰之变”进行全新解读，既可昭揭廖平前期经学演进的丰富内蕴，更能使众口一词的王闿运、廖平今文传承显露本相，而“王闿运—廖平—康有为”今文传承一旦虚空，清代今文经学谱系中的关键链环也随之断开，近代经学史若干篇章有待重新书写。

 

 

 

由廖平、康有为经学公案引出的王闿运、廖平师承与学脉问题，堪称近代学术史上一则典型案例。它从晚清发酵后不断扩衍，即与激烈的经学今古文之争相伴，各家言说均有或显或隐的学派立场。然而，研究者对各种传闻、异说鲜作甄别，轻易采信“王闿运—廖平—康有为”今文传承之说，甚至有意将王闿运、廖平师承上升为近代今文学运动的关键环节，无视王闿运在尊经书院倡导今古兼治之学，径由廖平二变之学来解读“庚辰之变”，由此陷入错误的泥潭。因此反思这一案例，真正超脱近代今古文家门户，仍为近代经学史研究之要务。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６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