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近代中国考古学起源的历史谱系中，罗振玉的古器物学被视为重要的先导。从民国学者到近年研究者的共通之处，是将罗氏学术视为从传统金石学走向考古学的过渡形态。然而，线性发展的学科史框架忽略了罗氏标举古器物学之名的历史语境，也因此遮蔽了其革新的动力来源，从而不能解释为何是政治保守且未受西方教育的罗氏走出了最接近现代考古学的一步。考察罗氏立说的本事与本意，其古器物学在政治上有为逊清朝廷确立文化正统而与民国政府相抗的用意，学术上则有意与清代金石学的主流立异，借程瑶田、吴大澂之学而建构出古器物学的学统，核心是以器物考证礼制，强调三代礼制的正统性，并从再现古制的角度来认识新出器物，接续中国学术的内在渊源，这是罗氏心中之新意。而他人眼中罗氏之新意，则是其有关遗迹、遗物的考古学观念。此乃得益于海外学术，尤其是与日本考古学者的交流。因此，罗氏古器物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术在中外互动过程中的独特产物，这一认识有助于推进对中国考古学史主流叙述的反思。

 

 

 

【关键词】

 

　　罗振玉　古器物学　考古学　金石学　殷墟

 

 

 

 

 

 

 

 

1918年夏，寓居日本京都的罗振玉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元培，作为谢绝北京大学教授聘任的答复。罗振玉在信中提出研究“古器物学”的设想，主张梳理古器物学史、建立纲目。此信以《古器物学研究议》为题刊登于《北京大学日刊》，回国后罗振玉将其改题为《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并略作修改，收入文集《云窗漫稿》，且又自刊单行本，足见其对此文之重视。在罗振玉“偏于实践”的治学和著述中，《古器物学研究议》力图革新观念、创建体系，实属少见。此文和罗振玉有关古器物的一系列著述，构成了一套独特的学说，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中占据重要位置。稍晚于罗振玉的诸多中国考古学学者对此有所回应。如郭沫若赞赏其眼光超前，李济则激烈批评其方法落后。可以说，罗振玉的古器物学成为后来考古学学者不得不面对——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的一种“元考古学”。

 

 

 

既往研究多在金石学过渡到考古学这一进程中理解罗振玉的古器物学，将其视为学术转型中的过渡形态。因此，关于近代中国考古学史的研究，大多重视罗振玉学问中接近考古学方法的部分。如陈星灿认为，罗振玉搜集殷墟遗物、实地探访殷墟及编印《殷虚古器物图录》，虽非真正的考古调查，“在金石学的发展史上却有开天辟地的作用”。查晓英认为，罗振玉处在收集古物到实地发掘之间，“属于一种过渡型人物”，既延续清代金石学传统，又“吸收了新史学搜集实物材料的观念与做法”。美国学者宗小娜（Shana J. Brown）另辟蹊径，从罗振玉既保存文物又通过买卖藏品谋利的生活方式入手，揭示其作为与民国政府对立的私人学者的困境；同时，以欧洲的古物学类比于清代金石学，将罗振玉和王国维视为从古物学走向历史学的关键人物。

 

 

 

专门探讨罗振玉古器物学的成果不多，王正华的研究注意到在日本接触的珂罗版等新出版技术对罗振玉学术的影响，是相关研究的一大进步。但是，其仍将罗氏古器物学置于传统金石书画走向“现代考古学与艺术史学”的框架中，认为罗氏的革新之处在于重视器物形制及材质，改变了中国传统金石书画只有二维平面的认知，确立了“器物”与“书画”即三维对二维的新框架。这种以后设的框架衡量罗氏学术的做法，亦未能阐明罗振玉创新的用意和知识来源。

 

 

 

“过渡型人物”的叙述实际上服务于构建中国考古学起源的整体谱系，因此仍然延续着民国时期学者评价罗振玉的逻辑。但这种认知忽视了罗氏的本意和有自觉意识的革新之处，侧重于其更符合学科发展的另一种革新，且将后者视为合乎大势而理所应当，未能揭示罗氏如何吸收新学问，又如何将新观念与其原有的知识、政治立场调适妥当。考虑到罗振玉作为清朝遗老的政治认同，新知与旧学的矛盾在他身上本应更为突出。然而，近代化、科学化视野下的学术史，以趋新的新文化运动、古史辨运动等为叙述支柱，对于罗氏学问与其保守政见之间的关系多作区分对待而未能深入分析。

 

 

 

因此，本文的目标不是为罗振玉古器物学作全面描述或成绩总结，而在于将线性发展的学科史观和“过渡型人物”的叙述问题化，从而解决以下问题：罗振玉提出古器物学，在学术上意欲革新之处在哪里？政治上有何用意？政学之间如何配合？如何解释罗振玉古器物学中出现考古学的观念与知识？

 

 

 

本文从罗振玉撰《古器物学研究议》（以下简称《研究议》）的来龙去脉入手，结合其言行揭示古器物学的政治用意，进而探究其古器物学所建构的学术脉络、采用的方法路径、欲实现的目标，阐明罗氏心中的新意之所在。同时，挖掘罗振玉与日本学者林泰辅、滨田耕作、梅原末治等人交流的新史料，将抽象的影响落实到具体的交往现场，考察罗氏是在怎样的人际交往和学术交流中获得新观念的，以探明他人眼中罗氏之新意来自何处。只有在罗氏本人之新意与他人眼中之新意两个层面的互相映照中，其学说形成背后的动力来源才能从整体上得到揭示。

 

 

 

 

 

 

1918年夏，罗振玉为回应蔡元培聘请其担任北京大学教授而撰《研究议》，并提出古器物学之名。然而细考史实，罗振玉和北大双方出发点不同，学术观念也有差异。因此，需要梳理罗振玉与北大的关系，还原《研究议》的两层语境：一是北大对罗振玉学术的看法和需求，二是罗振玉如何看待其言说对象。1918年是蔡元培筹建各科研究所、力图将北大改造为“研究高深学问”机构的关键时期。而蔡元培的蓝图中给罗振玉的安排是“古物学讲座”。1918年4月29日罗振玉从日本回国驻留北京时，蔡元培登门拜访，“请任本校古物学讲座”。罗振玉推辞后，蔡元培又“与商专设一古物学研究所，请为主任教员”，甚至托罗氏起草“研究所之组织法及全国古物保存法”。

 

 

 

当时，在蔡元培等人的认识与计划中，“古物学”就是西方的考古学。1918年2月，北大新设“人地学”课程，拟请法国学者铎尔孟（André d’Hormon）讲授，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课程通知，还附上1913年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创建的“人地学社”简章。该简章规定，修习“人地学”课程的学生需修学科包括外语、中文、算学、物理、化学、地质学、天文学、生物学、地理学、古物学、人类学等。可见，“古物学”的培养方案更接近西方的考古学学科体系。

 

 

 

1922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后，蔡元培、马衡再次向罗振玉发出邀请，此次还专门提到1921年罗氏受法兰西学院之聘担任考古学通信员之事，隐有责备其偏心之意。罗振玉难以再推脱，只好要求“不受职位、不责到校”，“以局外人而尽指导之任”，并得到蔡元培、马衡“当面许诺”。考察国学门“通信员”名单会发现，除罗振玉以外其他人员均为欧美、日本学者，可见当时罗振玉对北大的作用近似于海外东方学者。有研究者指出，北大聘请罗振玉、王国维，“正显示出同人急欲跻身国际东方学界的愿望和决心”。而梳理聘请罗振玉的过程可知，北大期望罗氏来建设的并不是宽泛的东方学，而是具体的古物学即考古学学科。换言之，此时蔡元培等人的构想是，在北大建设发源于欧洲、在欧美日本学界已经发展成熟的考古学学科，且将罗振玉、王国维视为考古学家，也是在现代学科体系下而言。

 

 

 

然而，考察罗振玉撰写《研究议》的用意，则可见双方的差异。罗振玉在1918年7月3日致王国维的信中，建议王氏谢绝北大邀请其北上任职，但可“在沪撰述”；而自己“则为条议一篇以塞责”，即指《研究议》。罗振玉称：

 

 

 

蔡之宗旨，与我辈不合，其虚衷则可嘉，故处之之法，如此最妥。弟之条议以流传责之，而撰述为其中大要，若果听此言，则公任编辑，未始于学术无补。尊意如何？条议成，当奉览。此事彼之力可做到。弟以前深悔以西陲古籍及大库秘书付诸东流，今拟借彼之力创一古物研究所，异日幸得重见天日，则今日犹外府尔。

 

 

 

此信关键在于“蔡之宗旨，与我辈不合”一语。结合罗氏前后的说法，此言所指并非学术，乃是政治。早在答复4月29日蔡元培登门聘请的信中，罗振玉就将蔡氏推举为秦末“济南遗老”，“存遗经于将绝之余”，以及汉末“北海鸿儒”，“传圣学于炎刘之末”。罗氏当然清楚北大作为民国高等学府的官方地位，这种说辞无非是为强调自己“饬巾待尽”的遗老身份。

 

 

 

罗振玉称《研究议》“以流传责之”，指的是其文中论古器物学有“二纲”，“曰类别，曰流传”。“流传”包括“四目”，即“鉴定”“传拓”“模造”“撰述”。撰述为“考古第一急务”，所指即编纂图录、撰写考释，也是罗振玉在京都治学主要用力之处。而罗振玉希望这一建议能被蔡元培采纳，且王国维“任编辑”——因此《研究议》中建议北大“遴简通人，撰成图籍”，“先请耆宿，订定条例”。虽然蔡元培对王国维的期许比“任编辑”高得多，但此时罗振玉所关心的是借北大之力创立古物研究所，以避免像敦煌文书流出海外、大库史料流出宫外而濒临毁灭的事情再次发生。如果创立古物研究所的目标得以实现，则北大即充当了清廷“外府”的角色。可见，罗振玉仍努力将自己和民国大学的关系纳入其遗老的政治立场中。因此，《研究议》最后回应蔡氏邀请其起草全国古物保存法的提议时称：“此尤今日之急务，然乃国家之事，官司之守，有主之者，予所不必言，亦不欲言矣。”而《研究议》收入《云窗漫稿》时罗氏删去此句，可见他也意识到，此处遗老立场多少有些让步。

 

 

 

“今日犹外府”一语提示我们，罗振玉古器物学与清廷“内府”有着紧密关系。实际上，罗氏1918年写作《研究议》时正在计划从日本回国定居，与逊清朝廷的关系此后也逐渐紧密。是年3月2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称，感到清朝复辟之事“必无乐观”，准备回国后拜谒西陵，并“入京乞一陵差”，为光绪帝守陵，最后终老于西陵所在的梁各庄。罗振玉曾试图将此愿望付诸实践，但是逊清朝廷拒绝了他守陵的申请。1919年罗振玉回国定居天津后，继续与逊清朝廷及遗老们来往。此时他最关心的事务不是复辟，而是保护清宫文物。逊清朝廷的重要成员胡嗣瑗称，当时传言罗振玉接近清廷是为了谋求官职，“实则振玉志在悉发内藏，立图书馆、博物馆”，并“具说帖于诸师傅及内务府大臣”，但大臣们认为这是轻慢之举而未与置答。罗振玉又托升允上奏，“亦留中不报”。罗振玉拟的奏稿保存在其为升允编的《津门疏稿》中，此稿建议，“莫如即以皇室自创图书馆、博物馆为名，亟设筹备处，移庋宝物”，并提出租借因一战而闲置的奥匈帝国使馆地界，作为筹备处之用。罗振玉与王国维的书信中也有此时与德国使馆顾问、汉学家卫礼贤接洽的信息。

 

 

 

王国维草拟并且与罗振玉反复商量的《筹建皇室博物馆折》中有更为明晰的提示。折中提议，“开放禁城离宫之一部为皇室博物馆，而以内府所藏之古器书画陈列其中，使中外人民皆得观览”。如此，“禁城一隅”即可成为“全国古今文化之所萃”，“即与世界文化有至大之关系，一旦京城有事，万国皆有保护之责”；并且举出日、英、法等国以庚子赔款经营东方文化事业为例证。在谋建图书馆、博物馆之事受阻后，罗振玉致信王国维，直言自己之意“即在以开放为保存”，“换言之，则舍开放将无保存之法也”。罗振玉“以开放为保存”，试图使清廷内府藏器的文化价值超越一国的局限，从而摆脱落入民国政府之手的命运。当然，罗振玉仍然认为这些古器的合法所有者是清廷而非民国，这种“开放”只是面对强势的民国政府时的一种策略——内府即使开放也是清廷的内府，而北大终究只是“外府”。而罗振玉、王国维与北大最终决裂的原因，正在于围绕清宫文物的分歧。

 

 

 

罗振玉在致王国维信中明言，自己虽与蔡元培宗旨不合，也多次拒绝北大聘请，但仍然撰《研究议》以付，并非单纯为学术讨论，除了为王国维谋求编辑职位外，更是试图通过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干涉民国学术的走向。按照罗氏的理想，如果北大愿意按照《研究议》的规划来发展古器物学，则其古物研究所将成为清廷的“外府”。也就是说，北大将和罗振玉为清廷筹设的博物馆、图书馆一样，以公开陈列、学术研究为外观，内核则指向对清廷的保护甚至是对帝制意识形态的维护。

 

 

 

因此，《研究议》的内容虽然以学术讨论为主，但其实蕴含着罗氏以古器物为基础，为逊清朝廷树立超越民国政府的文化价值的用意。这也是罗振玉从当时的环境出发为清廷效忠的方式之一，只是碍于蔡元培作为民国官员的身份而不能明言。但结合罗振玉的私密书信和行动看，其在《研究议》中提出“古器物学”的政治意图贯彻在尔后围绕清宫文物的实践之中。然而，古器物学毕竟是学术体系，罗振玉的用意如何融入论学之中，还需要从学理层面加以分析。

 

 

 

 

 

 

在罗振玉与民国大学的政治立场差异的表层下，《研究议》中古器物学的深层学理——其接续的学术脉络、运用的概念体系、吸收的知识来源以及展现的整体特质，也和北大所期待的“古物学”有根本的不同。下文从《研究议》入手，由罗振玉著述的整体出发，分析其古器物学的学理与特质。

 

 

 

（一）程、吴之学的脉络

 

 

 

《研究议》从梳理古器物学的历史开始，将古器物之搜集、著录追溯至宋代，认为“古器物”之名由宋人所定，且称宋代《博古图》“虽以三代礼器为多，而范围至广”，到后世变为“彝器款识之学”，“其器限于古吉金，其学则专力于古文字”，因此研究古器物者“率附庸于金石学”。由此，罗振玉认为须“正其名”，即将古器物学从金石学中解脱出来。由此可见，罗氏标举古器物学之名，以宋人为凭借，实际上是针对清代金石学的主流即“彝器款识之学”而立论。

 

 

 

罗振玉在著作中多次述及古器物学的历史脉络，认为开端者是宋人，处于中坚位置的则是清代学者程瑶田、吴大澂。如1915年罗氏在重刊吴大澂《权衡度量实验考》而写的序文中称，“考古礼器百物制度”肇始于宋代，到清代变成“彝器款识之学”，直到程瑶田作《考工创物小记》、吴大澂作《古玉图考》才“根据礼经，证以实物”，超越前人；1924年，罗氏在《雪堂藏古器物目录》的“叙”中再次批评清代“重文字而略图象”，“贵鼎彝而忽任器”，反不如宋代，直到近百年以程瑶田、吴大澂为代表的学者“据古物器以考古制”，“实为斯学之中兴”。程、吴二人的学问是罗振玉心中古器物学的典范。《观堂集林》序言（署名罗振玉，实为王国维撰）称，王国维的学术在清朝最接近程、吴二人。可见，罗振玉、王国维二人对程、吴的推崇是一致的。 

 

 

 

程、吴的学问有许多不同面相，而罗振玉所取的是他们二人所代表清代学术中通过器物考证礼制的礼学一脉。例如，程瑶田考订戈戟，称《冶氏》“义失久矣”，因此“广采古戈戟之流传于今者，以定其倨句之形”。阮元称赞程氏为“善说经者”，因“其说《考工》戈、戟、钟、磬等篇，率皆与郑注相违，而证之于古器之仅存者，无有不合”，也和后来罗振玉的看法一致。罗振玉推崇吴大澂，重视其所著《古玉图考》《权衡度量实验考》，但对其典型的“彝器款识之学”著作《愙斋集古录》的评价不高。吴大澂研究古玉，称每得一玉，“必考其源流，证以经传”，以揭示玉器背后的“典章制度”“宗庙会同祼献之礼”“冠冕佩服刀剑之饰”。因之，《古玉图考》一书所配绘图皆为“图其形制”，乃是理想而非实物。因此，程、吴之学所追求的是古器物与经典文本的一致，正如阮元所说的“器者所以藏礼”，而他们致力于还原藏在器物中的三代礼制，这也符合清代经学的宗旨。罗振玉在推许程、吴二人学术时反复提及“目验”，也正是此意：对器物实体的研究，方法与目的都在于检验对经籍解读是否正确，从而指向一种完美的形制，而非眼前的器物。

 

 

 

罗氏标举程、吴，实有意与清代金石学的主流叙述立异。道光初年出版的李遇孙《金石学录》一书，收录了汉至清468位金石学学者的小传，以阮元的序文冠首，代表了金石学鼎盛期的通行认识。其中记载：

 

 

 

程瑶田著《通艺录》。易畴孝廉系歙产，精考订之学，著述皆有根柢。《通艺录》中《跋夏承碑》一通，极详核，又《积古斋款识》中屡引其说，象形句兵、周幼衣斧、立戈、父癸鼎诸器皆有释文。

 

 

 

对于罗氏反复致意的“目验”、以实物证礼制全未涉及，而是突出其解读碑刻、彝器释文。民国初年的金石学者褚德彝为此书作续补时增入吴大澂传，也注重其考释古文字，和罗氏之意明显有别。熟悉清代金石学文献的罗振玉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提及程、吴之学，评价方式与前人不同，显然并非从金石学的角度出发。

 

 

 

 

通过建构程、吴之学的谱系，罗振玉将金石学和古器物学区分开来，将前者视为文字之学，后者则为形制之学。例如，罗振玉在给商务印书馆版《愙斋集古录》作序时称，“金石文字者，古载籍之权舆也”，并将钟鼎、石刻视为“雕板以前之载籍”，评价吴大澂学问时也只说“我朝古金文之学，实至中丞而中兴”。可见，在金石学中罗振玉只谈文字，不谈器物形制问题。罗振玉在1916年出版的《金泥石屑》自序中，提出了一套出版计划，更可见其整体构想。罗氏方案分为“依文体类次”和“依物分类”两种：前者针对石刻文字、器物铭文，可编为《寰宇石刻文编》和《集古遗文》两种书；后者则“各以类别，总名之曰《集古图录》”。这一方案实际上对应着罗氏对金石学和古器物学的二分法。后来罗氏出版的《贞松堂集古遗文》以及按芒洛、东都、中州、邺下等地分类的多卷《冢墓遗文》，都延续着这一计划，只录文字，无关形制；而《古明器图录》《古器物范图录》《古镜图录》《四朝钞币图录》等书，则是属于计划中的《集古图录》系列。可见，金石文字之学和古器物学的二分法，是其刻书与研究的重要指导原则。

 

 

 

罗振玉有意区分古器物学和金石学，其所构想的古器物学并不能从清代金石学中自然生发出来，所以需要另立门径，建构程、吴之学的新脉络。究其原因，罗氏要为古器物学确立的核心即礼制考证，和正统观念有着紧密联系。

 

 

 

（二）礼制考证与正统观念

 

 

 

正如前文所述，罗振玉从程、吴之学中所取的乃是一种以实物证经义的礼制考证之学，这也成为罗氏古器物学的核心并贯穿于他的著述中。

 

 

 

先回到《研究议》，来看罗氏古器物学的体系构造。《研究议》中绝大部分篇幅在讨论古器物学“二纲”中的“类别”，并将古器物分为15类，即“礼器”“乐器”“车器马饰”“古兵”“度量衡诸器”“泉币”“符契玺印”“服御诸器”“明器”“古玉”“古匋”“瓦当专甓”“古器模范”“图画刻石”“梵像”，最后又附以“他若殷虚之骨角、蚌甲、象齿之类”。可见，礼、乐之器仍然占据古器物学的核心地位，分类上大致按礼制重要性下降的顺序排列。

 

 

 

罗振玉对于器物分类有高度的方法论自觉，并将此作为自己学术的一个重要基础。而其分类法的根基是罗氏古器物学以礼制考证为宗旨的取径，呈现出一种由中心向外扩散的结构，其中心是“三代吉金”，而新出现的器物则在圆圈的外围，贯穿整套体系的仍然是古礼古制。1924年罗振玉编辑出版《雪堂藏古器物目录》，按金器、石器、陶器、杂器四类编次，金器类以鼎、鬲、甗、彝、敦、簠、簋、尊等排列，瓦当、货币范、封泥、贝类等新出器物则编入陶器、杂器类。这种分类虽然与《宣和博古图》《西清古鉴》等经典图录的编次有同构性，但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罗氏借其分类法所构建的体系紧扣礼制考证的宗旨。

 

 

 

罗振玉为《雪堂藏古器物目录》一书所作的“叙”可视作其对古器物学成就的“夫子自道”。罗振玉在该文中叙述了古器物学的沿革，强调程瑶田、吴大澂为“斯学之中兴”，而将自己的贡献定位在提供了大量“前贤所未见”的器物，且凭借这些器物，能得到对古礼古制的新认识。如，“于戈戟之𨱔镦，可订郑注‘凡矜八觚’之误”；“于古勺，知有受一升及不及一升之差”；“于古石磬，知程氏磬折古义不尽合于古器”。并称，有些器物前人不能确定其名，今可考证为车輨、钲、铙、门铺等。可见，罗氏对新出器物的做法是定名、考制，将古器物与经籍文本的记载相对应，为器物找到礼制体系中的位置。

 

 

 

 

 

罗振玉在该篇叙文中还提到，“予于此学，有所记述”，即《古器物识小录》一书。罗氏撰述《古器物识小录》时自许甚高，认为有“为后学肇启山林”的效用，“不在发明殷虚文字之下”。在此书的序文中，罗振玉再次强调了“乾嘉诸儒，大抵偏重文字”之失，并举洛中出土的“三代古车”为例，认为如果能“一一考其规制，必有可补正乾嘉诸家所说”。可见，罗振玉所关心的仍是如何理解周礼之古制、补正清儒之经解。此书解说古器物之文，秉持这一理念的地方俯拾皆是，此处略举数例：

 

 

 

予藏古勺一……注以水，其所容量与爵同，则勺与爵均受一升，其说信矣。又以试觚与觯，则所受皆倍于爵，则觚二升之说亦信，而觯受三升之说，则非矣。

 

日本住友氏藏鸮尊、鸮卣。……予意此或是《周礼》“司尊彝”之所谓鸡彝、鸟彝，其形亦不能确定为鸮。盛伯羲祭酒郁华阁旧藏饕餮卣（此盛氏名之），今亦在住友氏许……予意即“司尊彝”所谓虎彝也。古礼器家皆谓画之为饰，今观传世牺尊，确铸为牺形，而非画饰，则此诸彝殆亦尔也。

 

予藏古器一，状略如钟……而中间有“铸此钲铁”四字，则均可辨，则此器名钲铁，殆即钲也。……《说文》：“钲，铙也，似铃，柄上下通。”《汉书·平帝纪》注亦云：“钲，似铃，柄中上下通。”今验此器，柄不上下通。……记载偶疏，赖实物足以正之。

 

 

 

罗振玉将古勺、鸮尊对应《周礼》的记载，并得以更正后世经解的谬误；而确定古器的钲之名，则使这一器物具有了代表礼制的权威性，由此可以更正《说文》《汉书》等五经以外的书籍记载。后来，罗氏又从古钲等器物的“识小”中拓展，写成《说文镯铃钲铙四字段注订》《说文锭镫二字段注订》两文，其论述方式皆是从《说文》段玉裁注出发，讨论字义，再引入“予藏古钲二”“今据传世之实物”“今考传世汉器诸铜锭”等对古器物的描述，更正了段玉裁之误。若与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中考订戈戟等篇章对读，更可见两者的逻辑之相似——经籍记录的礼制本清晰无误，只是后世经说失其确解，而今幸得见传世实物，依据实物目验才重新理解经义，也才得以重现三代礼制。

 

 

 

这种逻辑使得古器物和经典文本一样，亦成为圣王之道的体现，因此古器物所承载的必定是正统的、严格的古制。这一点从阮元、程瑶田到吴大澂都尚可说通，然而到罗振玉所处的时期，出土器物大量增多，礼制考证之学的传统方法遭到挑战。对此，罗振玉只好用“异制”来归类不符经籍记载的器物。如在《古器物识小录》一书中被命名为“异制”的器物就有“异制斝”“异制爵”“异制敦”“异制钟”“异制戈”“异制削”“异制弩机”等。“异制”的存在同样预设了古制、常制的存在。然而，考订新器物原本是为了佐证礼制、强调正统，最后却使得“制”变得多元，反而容易使礼制失去权威规范的意味，变成了技术史的问题。

 

 

 

随着罗振玉卷入清室复辟活动的程度渐深，其古器物学的正统观念也越发加强。1930年春，罗振玉应邀在中日文化协会演讲，其以《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为题叙述了颇具主观色彩的清代学术史，虽然在列举著作时提到王国维而不提自己，但仍在关键位置总结了自己大半生的工作，可视为其问题意识的“晚年定论”。在“本朝学术之渊源”一章中，罗氏列出的9条渊源，均为清代皇帝的作为，包括：1. 圣学、圣制； 2. 开著作馆； 3. 搜缉遗书； 4. 校刊经籍； 5. 颁布群书； 6. 举行特科； 7. 奖励宿学； 8. 振兴书院； 9. 内府搜集古器。在第9条中，罗氏讲道：

 

 

 

搜集三代礼器，始于宋之皇祐。本朝乾隆中，命儒臣将内府所藏古礼器，编为《西清古鉴》正、续编及《宁寿鉴古》。当时士夫承流鬯风，斯学遂盛。其文字可考证经义，其形象可正礼图，故程氏瑶田据以释《考工》，吴大澂据以考古度量权衡。晚近山川之宝日出不穷，礼器以外，若殷墟之甲骨、西陲之简牍、中州之碑版，均为前人之所不及见，有资于考古甚巨，其风实自上开之。此本朝学术之渊源九。

 

 

 

这段简短的文字高度凝练地将三条线索编织到一起：一是清学源自清帝，是从遗老立场对清朝正统性的再确认；二是罗振玉所建构的程、吴之学；三是罗振玉在新出古器物上的贡献，即“甲骨”“简牍”“碑版”之学。在讲演的最后一部分，罗氏总结“本朝学术之得失”，提出有三得：“一曰师承有自”；“二曰研究有法”；“三曰取材宏富。前代学者，于名物制度多凭经注为图，非实见其物。如宋代之《三礼图》等，概凭理想，罕得真象。自阮元以后至吴大澂，始以古礼器文字考证许书。程瑶田作《考工创物小记》，就传世古器以证经传。吴大澂用其法以考度量权衡，遂一洗前人凿空臆定之弊。近三十年洹阳之卜文，西陲之简牍，中州关中所出古金石刻、古器物，可据以考证古文字、经史者不少，又为以前学者所未及见。此三得也”。

 

 

 

这段处于演讲末尾的文字再次确认了前文所述罗振玉构建的学术脉络，即罗氏对新出古器物的探索，实是对程、吴之学“就传世古器以证经传”的继承。在罗氏心中，这一脉络在清代学术中占据极高位置，需要以“渊源”“得失”论之，而金石学在其讲稿中只在“本朝学术流派”中“经学”部“小学”类下的“古金文”，及“史学”部“谱录”类下的“金石”两处略论。古器物学和金石学的地位差距悬殊。

 

 

 

罗振玉的清代学术史论述显示出，其对清代学术是有选择地继承，与其古器物学互相呼应，貌似保守，实欲革新。如与其他人的学术史对比，差异更加凸显：梁启超1920年成书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有“金石学、校勘学和辑佚学”一章，仍将金石学视为增补文字史料之学，并提及罗氏的甲骨文研究。罗氏却将甲骨置于古器物学而非金石学的脉络之下。再到朱剑心1940年出版的《金石学》，以通史、通论的形式从三代论及民国，也不复有罗氏的古器物与金石之别，且朱氏的框架也成为后来金石学史的主流论述。而罗氏在其清代学术史论述中延续经学、礼学的正统性观念，将古器物的意义提升到经典级别，建构程、吴之学的学术脉络作为凭借，和清代金石学虽然同样处理古器物，但其宗旨截然不同。可见，至少就罗氏的案例而言，清代学术史内生的革新动力仍有揭示的空间。

 

 

 

至此，一个问题浮现出来：罗氏受北大以及后来考古学者重视的创新，在于考察发掘现场、搜集石器化石等史前遗物等做法，其礼制考证的用意在当时几乎没有引起对话。罗氏接近考古学的趋新并不能从其古器物学的宗旨与取径中自然生发，那么又是从何而来？关键在于，罗氏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对待殷墟及其遗物上，这也是考古学者们评价的重点所在。所以，探究罗振玉的殷墟研究抱持何种观念，受过何种影响，是理解其古器物学的关键。

 

 

 

 

 

 

正如北大为罗振玉所设的是“古物学讲座”，在中国本土考古发掘起步的20世纪20年代，将罗振玉视为考古学家可以说是中外学界的共识，罗振玉也因此参与到早期的考古工作中，虽然多为赞助者。1922年，丁文江在拜访张元济时提到地质调查所的发掘工作需要资助，张元济即应允写信向罗振玉介绍；1923年，美国考古学家毕士博（Carl W. Bishop）筹划在易州（今河北易县）开展考古发掘，亦委托罗振玉与当地乡绅接洽；1926年，钻研考古学的瑞典王储古斯塔夫王子（后来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Gustaf Ⅵ Adolf）访华，因读过罗氏著作而托考古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为中介，专程到天津罗宅访问并得观其藏品、图书；曾担任溥仪英文教师的英国人庄士敦(R.F.Johnston)后来回忆，20世纪20年代，罗振玉、王国维“作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名声传遍欧洲”。从当时的学术大环境看，罗振玉的国际名声与初在中国开展、以田野发掘为主要方法的考古学紧紧联系在一起。

 

 

 

 

要理解其起因，需要将目光回溯到20世纪20年代前，罗振玉当时已经以发现和研究殷墟而著称。1910年罗振玉出版《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把甲骨出土于汤阴的说法更正为安阳，并考证安阳为殷墟，使殷墟成为中国第一个可以准确定位的出土遗迹，也使欧洲考古学的遗迹概念第一次在中国具象化。1916年，罗振玉编辑出版《殷虚古器物图录》一书，是中国第一部针对某一具体遗迹的图录。考虑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罗振玉在其他领域（如敦煌文书、西陲简牍、新出石刻等）并没有体现出对待殷墟时的考古学观念，而且李济、郭沫若等评价罗氏的着眼点也集中于殷墟，因此，从罗氏的殷墟研究入手来分析罗氏所受海外影响，不失为具体可行的路径。

 

 

 

关于西方考古学知识如何传入中国的问题已有大量研究，但是作为最早关注某一确切考古遗迹的罗振玉从何处、如何获得这一观念，则仍待考证。罗振玉与欧美、日本学者都有交流，爬梳史料可知，罗氏古器物学中类似考古学的知识主要来自日本学者。下文利用尚未为学界所注意的史料，一是罗振玉清末与日本汉学家林泰辅的通信，二是罗振玉寓居京都期间与京都大学的考古学者滨田耕作、梅原末治交流的记录，来分析罗振玉的知识来源。在此之前，先简要说明罗氏在寓居京都以前对海外学术动态的关心。

 

 

 

（一）古董市场与域外风气

 

 

 

在晚清的北京琉璃厂等古董市场上，来自欧美、日本的买家十分活跃。他们不同于中国藏家收购器物的行为引起古董市场的变化，罗振玉等中国学者感受到这种波动，眼光亦有所转变。最能反映这一现象的例子是古明器。罗振玉收藏古明器被认为是其眼光趋新的表现之一，而罗氏也自诩为最早发现古明器学术价值并大量购买者。罗氏自称，“光绪丁未冬”（1907年底1908年初）在琉璃厂发现并开始收购古明器。事实上，1906年英国收藏家乔治·尤莫弗普勒斯（George Eumorfopoulos）已经注意到古董市场出现古明器（他称之为“early wares”“tomb wares”），并发现1908年开始数量增多，便迅速展开了古明器的收藏。1909年，伦敦的伯灵顿艺术俱乐部（Burlington Fine Arts Club）决定在次年举办“早期中国陶瓷”展览。欧美藏家对明器的兴趣高涨可见一斑。

 

 

 

罗振玉对这一新动向非常关注，并在《俑庐日札》中予以记录。如称，“洛中近治铁道”导致大量器物出土，而“欧美人以重价购求”，尤其重视“古陶器及古造象之金涂者”；又称，“北方古冢中之明器”，种类除盘、匜、尊、罍、瓮、瓿、井臼之外，还有牛、豕、羊、兔、鸡、驼之动物类，“欧美人争购之”，尤其重视“陶器上有绿色粗釉者”。当时欧美汉学界流行借动物形陶器以探究中国古代的农业、饮食以及信仰，又从技术史的角度关注中国陶器何时出现釉。这些动向体现在古董市场的变动，而被罗振玉察觉。因此，在中国的知识、器物、书籍流通走向全球化过程中，中外学者即使出自不同的知识框架，也在互动中影响了彼此的视角。

 

 

 

1901—1902年和1909年，罗振玉两次访问日本，考察农业、教育等事务，也对当时日本与古器物相关的学问有所关注。如在第一次访日时，罗振玉参观了东京帝室博物馆，看到“古化石及古陶器、古刀剑”；之后，他在友人、书法家日下部东作的家中看到“唐人写经及神代古器、金镮、石镞等”；又在京都博物馆见到“筚篥”，称“此物中国久无有”。罗振玉对此器物印象深刻，以至于在多年后写作《研究议》时曾再次提及。在第二次访日时，罗振玉通过田中庆太郎、日下部东作、河井仙郎结识林泰辅、后藤朝太郎、高田忠周等文字学者，又在京都与内藤湖南、富冈谦藏等人交流，在器物搜集上还获得友人所赠“三叶虫化石”两枚。两次访日中，罗振玉都曾专门去古物店搜购日本古钱币。实际上，在罗振玉刚定居京都时整理藏书所编成的目录中，即有与日本考古学、钱币学、江户时代古物学相关的书籍，表明其对日本学术动态的关注。

 

 

 

（二）与林泰辅讨论“发掘之处”

 

 

 

关于罗振玉与林泰辅的交往和学术交流问题，学界已有较多讨论，此处不赘述，仅通过分析罗振玉致林泰辅的一封书信，说明罗氏如何接收有关考古遗迹的知识。

 

 

 

罗振玉在1903年为刘鹗所编的甲骨拓片图录《铁云藏龟》撰写序文后，数年间未有进一步的著述。1909年，林泰辅托人将研究甲骨的论文《关于清国河南省汤阴县所发现的龟甲牛骨》带给罗振玉。罗振玉读后大受启发，立刻整理手上的甲骨资料，并从古董商处购买、扩充甲骨；又从古董商“询知发见之地，乃在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汤阴”，并通过考证确认此地为殷墟。由此，罗振玉迅速写就《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以三阅月之力”），公开这一发现。实际上，在动笔之前，罗振玉曾写信将这一重大发现告知林泰辅。此信后来引起章太炎的不满与批驳，因此广为学界所知，本文不再赘述。本文要分析的是1911年罗振玉致林泰辅的第二封信。即林泰辅读过《殷商贞卜文字考》后去信请教有关龟甲兽骨的发现地及发现的由来等问题，罗振玉针对林泰辅疑问的回信。该信刊登于东京出版的《汉学》杂志。

 

 

 

拙著疑陋，乃过承〔承过〕奖，谓为千载之大快事，何可克当。现方再事研究，拟编为段〔殷〕商书契前后编，前编为墨本，后编则文字与说解，将于《国学丛刊》中陆续印行，印成当寄呈请教也。

 

承询各节，兹一一略复。一发见之地在小屯，实非汤阴，发掘之处在一地，昔开一阱，今又开一阱，相距不远。其他形势，舍弟振常者亲往视，手续〔绘〕一图，异日拙著中当载之也。其发见原由，初由耕地，后由水冲。至骨与龟之多寡，殆骨居十之六，而龟居其四。钻凿之形迥判，凿形椭圆，而钻则圆，异日当以钻凿二者不同之实物奉赠，览之当即了然也。此类之骨，疑是象骨，因弟近干〔于〕此更得象齿（即得龟甲之阱中），一与欧洲地学家所绘旧象之齿正同，而卜辞中亦屡见象字，疑古代黄河流域，此物至多，后乃绝灭也。

 

弟近于此事，调查颇详，恨楮墨不能尽写，略陈一二，以答明问而已。草草奉复，敬问起居。弟振玉再拜，望日两夜。

 

 

 

从罗振玉的回信看，林泰辅所询问的信息包括具体的发掘地点、地形地势、出土原由，以及出土甲骨所属的动物种类等，明确体现出西方考古学知识的影响。而罗振玉也自然会关心起这些信息，并加以回答。只是当时罗振玉并未认识到发掘信息的意义所在，因此，虽然说将发表现场发掘图，但并未实现，而且信中所描述的信息也未出现在其后来出版的《殷虚书契考释》等甲骨学著作中。

 

 

 

可见，在1910—1911年，罗振玉就由于与林泰辅的通信而对殷墟有过接近考古学式的探究，并对发掘遗迹也有了一定的了解。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移居京都，和日本学者的论学变得更加直接、深入，尤其是另一段围绕殷墟而为人忽略的学术交流，为其打开了国际前沿学术的视野。

 

 

 

（三）与京都大学考古学者的交流

 

 

 

1916年罗振玉出版的《殷虚古器物图录》，是其古器物学对旧传统的一次重大突破。此书收录的基本上是在金石学中难以容纳的器物，如“雕犀残器”“雕骨残器”“雕象残器”“骲族”“雕鲨残尾”“古兽角”等，其中大部分是1911年初其胞弟罗振常在殷墟附近所购买，少部分为1915年罗振玉探访殷墟时所得。从考古学的标准看，这批器物没有关于出土具体信息的记录，并不能直接断定为殷墟出土品，但是当时罗氏兄弟二人不具备这一观念，而是径直将这些器物和殷墟联系起来（下文亦称之为殷墟器物）。罗振常前往安阳，最重要的任务是按照其兄的指示，大量收购甲骨。除此以外的其他器物，只能说是顺手所得。从罗振常的日记可知，当时他具备初步的地质学、考古学知识，因此会注意搜集石器、兽骨一类的器物，颇有猎奇意味。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出自罗振玉的指示。目前尚无史料可以证明罗振玉在当时已经注意到这些器物的重要性。但在罗振玉去日本后，其所携带的殷墟器物在京都引起考古学者的注意。

 

 

 

这里需要简要说明一下当时日本考古学的进展情况，以便理解为何罗振玉的藏品会引起关注。1877年美国学者摩尔斯（E. S. Morse）主持发掘大森贝塚，是田野考古在日本实践之发端。在坪井正五郎、三宅米吉、八木奘三郎等学者的推进下，日本考古学迅速学科化，建立起田野考古与科学发掘的方法，对史前遗物的看法也走出了江户时代的“神代”观念。寻找日本民族的起源是当时日本考古学的重要目标。考古学者们的主要方法是通过遗物的类型学分类，来推断遗迹及其居民的人种学归类。从摩尔斯、坪井正五郎开始，学界的基本共识是相信《日本书纪》《古事记》中“神武东征”的记载，认为日本石器时代的居民并非大和民族的直接祖先，大和民族原本是外来的征服民族，其起源地应当是朝鲜、大陆（“北方渡来说”）或是东南亚列岛（“南方渡来说”）。因此，发掘和研究工作必须拓展到日本列岛以外，才能找到日本的起源。正如近年来研究者所揭示的，这种学说实际上与当时日本的殖民扩张相关，而且近代日本学者在朝鲜、中国的考古发掘，大体上也是随着战争的步伐而推进。最早在中国开展发掘的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和1909年，三次在旅顺、辽阳等地开展调查和发掘工作。但在罗振玉旅日期间，日本学者几乎没有机会到中国开展发掘工作。因此，1911年罗振玉带到日本的藏品，成为当时日本考古学者宝贵的资料来源。

 

 

 

京都大学第一任考古学讲座教授滨田耕作，在罗振玉去日本时只是一名讲师。1910年，滨田曾跟随以内藤湖南为首的京都大学学术考察团到中国调查，在北京拜访过罗振玉，并得观其藏品。和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人重视古籍、拓本、敦煌文书等倾向不同，专攻美术史与考古学的滨田对器物更为敏感。他在罗振玉以及端方、宝熙、藤田丰八的家中都注意到出土陶俑（新出现的古明器中的一种），并与日本出土的埴轮进行比较。罗氏去日本后，滨田耕作有更多机会接触其藏品，并与之交流。

 

 

 

罗振玉在京都期间，日本学者梅原末治也从考古学角度关注到其所藏器物。1914年，梅原担任京都大学陈列馆助手，并师从富冈谦藏研究古镜，之后又曾任滨田耕作的助手。借助内藤湖南、富冈谦藏的关系，梅原也得以遍观罗振玉的藏品并向其请教。

 

 

 

滨田耕作和梅原末治在后来的著述中，都保留有此时研究罗氏所藏殷墟器物的记录。这些记载未被以往研究罗氏者注意，因此此处不惮烦文，择要中译。

 

 

 

滨田耕作提到：

 

 

 

我曾在罗氏京都的客寓中，对其殷墟出土品进行摄影，最近注意到其中有白色陶器一片。

 

 

 

梅原末治也提到：

 

 

 

滨田博士在罗氏移居京都之后不久就对其所搜集殷墟出土遗物进行摄影，并在照片中发现了与石刀在一起的这一碎片。

 

罗氏最初在殷墟采集的古器物，明治末年被携带至京都，上述图录（《殷虚古器物图录》）为大正初年所印行。当时，我因内藤博士之厚意，得以进入罗氏家中，幸而有机会看到几乎全部遗物，并因罗氏给予方便而得以手拓、测定器物。

 

……我必须铭记罗振玉氏、内藤博士和故富冈谦藏氏给我极多的指导。最初教给我殷墟出土贞卜文字意义的是故富冈氏，我关于遗物本身的兴趣则完全归功于罗氏和内藤博士。

 

 

 

从以上记载可知，罗振玉携带殷墟器物到京都后不久，就引起滨田耕作、梅原末治的高度关注，并对它们进行摄影、测定、记录，且都与罗振玉有所交流。虽然相关交谈内容没有留下详细记录，但是受过考古学方法训练的滨田、梅原对器物的关注点势必离不开出土地点、出土状态等对考古学有用的信息。这是罗振玉的藏品第一次受到考古学眼光的审视，而日本学者对这批器物超乎寻常的重视，也引起罗振玉的注意。

 

 

 

1912年滨田耕作和罗振玉的一次交流，在滨田的一篇文章中有较为详细的记录。这次交流主要是围绕罗振玉所藏的古贝货。滨田称曾读过罗振玉《俑庐日札》中有关古贝货的笔记，认为其提供了“关于中国货币起源最为重要且有趣的资料”，只是遗憾于未能详知古贝货的发现地点和实物形状。罗氏到京都后，滨田亲见其藏品，并“听到一些详细的谈话”：

 

 

 

这些贝货的发现地在山东省滕县（俗称纪王城）和河南省新安县两处，据说都是在非墓葬地点的陶器中发现的。同时，无法确定发现的数量和状态，但在罗氏的藏品中，山东省挖掘出的数量有二十个以上。如果散逸他处者不少，那么可以想见当初被发现者应当有更多。其藏品中河南省出土有近二十枚，除骨制品以外，还有一个用真贝制成的、同样模仿子安贝形状的贝货。

 

 

 

可见，滨田关注的是贝货的出土地点和出土状态，而且在与罗氏的交谈中了解到这些信息。借助这一记录，滨田、梅原二人与罗氏围绕殷墟器物的谈话内容可略见大概。

 

 

 

综上，滨田等人最迫切希望从罗振玉处了解有关考古发掘的信息。1910年，鸟居龙藏在中国的发掘成果《南满洲调查报告》出版，影响深远，滨田耕作等人的著作频繁引用该报告。报告中所收录与分析的主要是石器时代和汉代以后的器物，而占据中国传统金石学中心地位的庞大对象——“三代”青铜器，如何以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在当时还是一个尚待开垦的领域，也是日本学者试图掌握中国考古学话语权的必争之地。

 

 

 

而罗振玉所藏殷墟器物在日本的出现正当其时，恰好符合滨田耕作、梅原末治的关注点：这是中国第一次出现能够确定出土具体地点且发掘现场仍然存在的器物。滨田在评价罗氏《殷虚古器物图录》时称：

 

 

 

对于发现地点和同出遗物不明的中国古铜器研究而言，在河南省彰德府安阳县所谓殷墟所发现的各种遗物，虽然有未进行科学发掘的缺点，却给考古学带来了巨大的光明。

 

 

 

梅原末治亦称：

 

 

 

由罗振玉氏带到本国的、据说是从同一遗址中出土的骨角器、陶器、石器和其他遗物，引起了我们一些学者的注意。与罗氏不同，我们从考古学的角度对其加以考察，然后结合上述龟甲兽骨文字来讨论遗址的性质，进而尝试推测中国古代的文化。这也使学者们更加关注该遗址。

 

 

 

而且，滨田、梅原二人在具体分析这批器物时，都和传世的青铜器作了比较研究。可见，殷墟器物的出现，对于当时的日本考古学者来说是恰逢其时的新资料——这些器物与传世青铜器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开启了研究青铜器的崭新可能，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三代”时期第一次进入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填补了鸟居龙藏等人尚未触及的空白。后来，滨田耕作在此基础上，结合安特生等人的新发现，提出了商代中国处于“金石并用期”（石器时代向铜器时代过渡）之说。此说代表了滨田耕作及日本考古学在当时世界上的水平与地位。

 

 

 

当时并未受过考古学训练的罗振玉虽然很难了解这些新知，但他敏锐地捕捉到外国人对殷墟器物的重视。1915年，罗振玉回国扫墓并北上探访殷墟，“仅得珧璧一”，于是认为“宝藏空矣”，决心尽快编出图录。1916年5月27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称图录之书“实非弟不能成，因诸物皆弟一人所藏也”，而且“于学术关系亦不少”。这表明罗振玉感受到学界——主要是日本学界，对他出版此书的需求。

 

 

 

 

 

 

简言之，从清末到寓居京都期间，罗振玉曾多次和日本学者论及殷墟遗迹及出土器物，并目睹考古学的实践方法，这成为罗振玉的考古学观念与知识的首要来源。当考古学的新观念和罗氏古器物学的逻辑通过殷墟器物而嫁接到一起时，会产生何种效应，则需要看其产物《殷虚古器物图录》才能得知。

 

 

 

 

 

 

罗振玉与日本考古学者围绕殷墟器物的交流、实地探访殷墟以及《殷虚古器物图录》的出版，使其古器物学呈现出重视出土遗迹和史前遗物的面貌。这一变化使罗振玉超越了其他金石学家，被视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然而，罗氏古器物学的宗旨及其所欲革新之处，并不在于此。因此，探讨这两种革新之间的关系，揭示罗振玉学术的变与不变，可以重新审视其古器物学的历史地位与独特之处。

 

 

 

（一）《殷虚古器物图录》分析

 

 

 

 

 

1916年，罗振玉在京都出版《殷虚古器物图录》，采用珂罗版影印，绝大部分图像皆按照器物的原尺寸大小呈现。在序言中，罗振玉追溯了器物来历，并介绍了雕器及“古彝器断耳”，皆重在手工精美。因此在编成多册甲骨图录后，罗氏认为殷墟器物也有出版图录的价值：“虽残阙断烂之余，而可窥见古代良工之制作，兼可考见古器之状，收多识之益。”此语极为关键，可视为罗振玉对殷墟器物的一个整体判断，即以两点为重：一是良工制作，二是古器形状，实际上仍是以器物形制为追求。序言又称书中共有古器物55件，“于曩之不能名者，若疏匕，若柶，若笄，乃渐得其名”，也是定名、考制之路径。

 

 

 

此书所附解说分析器物，如“雕骨器”条，先是描述其形状，再断定为“疏匕柄”，引《少牢馈食礼》《特牲馈食礼》的郑注为证。又如“钉状骨制物”条，认为是“骨笄”，而且“笄之状，礼家言之不详”，因此可以“据此笄以补礼家之阙”。再如“骨镞”条，断定为“古恒矢之镞”，“礼射及习射所用者”，依据是《尔雅·释器》和《尚书》经文，以及《周礼·司弓矢》郑注。再如“琱磬一”和“素磬五”，都经罗氏断定为磬，而且大小不一，因此“其大小殆无定制也”。关于磬折之制最经典的研究当然是程瑶田的考证，但罗氏指出这一批磬则和程氏的考证有不合，而断定程氏所考即《考工记》所记载乃“周制”，而殷墟所出为“殷磬”，自然会有所不同——如此则《周礼》经文与殷墟器物皆为正统。

 

 

 

如上文所述，1912年滨田耕作在罗氏的京都寓所看到一批古贝货，而《殷虚古器物图录》中也提到这些器物，称“往岁又于磁州得铜制之贝”，“又于磁州得骨制之贝，漆以绿色或褐色”，按前引滨田氏的论文及其所附图片，可知与罗氏所说是同一批藏品。然而，书中却未见滨田所记录的出土地点“山东省滕县”“河南省新安县”和出于陶器之中等信息，只有得“于磁州”的信息。1915年，罗振玉在河南彰德听一位旅店老板提到“古骨贝、铜贝均出磁州讲武城”，很可能这一耳闻是其改变说法的原因。1912年，在与滨田耕作交谈后不久，罗振玉就将这批贝货中的十枚赠予京都大学。可见，罗振玉通过和滨田的交谈，意识到日本学者对古贝货及其出土地点的重视，但其更改出土地点仍以耳闻为依据，显得草率。

 

 

 

从《殷虚古器物图录》可知，罗振玉虽然围绕殷墟器物与日本学者有所交流，但在解读时仍然出于礼制考证的思路，以三礼、《尔雅》、宋代金石书等为依据，寻求器物之名，以期将其安放于经典礼制之中。这和罗氏古器物学整体的宗旨与取径是完全一致的。用后来考古学的眼光看，这批器物中有部分属于史前考古学遗物的范畴，具有初步地质学知识的罗振常也了解这一点，但是在礼制考证学上造诣精深的罗振玉反而执着于还原完美的殷商之制，并不关心日本学者所在意的信息。于是，这批在考古学上有里程碑意义的器物，在罗氏的著述中仍然是清代以来延续着的新出器物与礼制知识扩充的一环。

 

 

 

从这批器物的去向更可见罗振玉与考古学眼光的差异。1927年梅原末治游学欧洲时，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远东古物博物馆（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意外地发现似为罗振玉所藏殷墟器物的藏品。梅原询问该馆的创立者安特生后得知，罗振玉已经将多种殷墟器物转卖给该馆。1926年，瑞典古斯塔夫王子访华时在天津拜访罗振玉，安特生趁机与罗氏谈判，购买其部分藏品，“尤其是安阳出土的象牙雕刻和其他器物”，安特生认为这是罗氏“收藏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罗振玉眼中的这批“残阙断烂之余”的器物，却得到当时世界顶尖的几位考古学家的共同关注，尤其是安特生从史前考古学角度的衡量，更突显殷墟器物的珍贵，甚至超过了罗氏置于古器物学中心的“三代吉金”。罗振玉应当不认同安特生的评价，但也受到外来信息的影响，其学术也因此发生了变化。

 

 

 

（二）器物出土之地

 

 

 

从对器物出土地的认识入手，最可看出罗氏古器物学和考古学的联系与区别。考古学起源于17、18世纪的欧洲，在此之前学者已有悠久的古物学传统，而从古物学发展出考古学方法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开始重视古物的发掘现场，并对其作地质学、地层学的描述。这也是考古学者评价罗振玉时重视其对殷墟实地考察的原因。

 

 

 

中国的金石学亦有记录器物出土地点的传统，罗振玉沿袭了这一传统。例如，早在清末所撰的《俑庐日札》中，罗振玉就考察过古货币的出土之地，对于出土于关、洛的空首布，因为“关中所出，多博大整齐”，而“洛中所出，则大小不一律”，断定“关中所出乃西周制，洛中则东周制”，原因在于器物的好坏可见“国之盛衰”。然后，又把出土于“山东”“山阳、虞、安邑”“关中”等地的古币，归类为“齐制”“赵制”“秦制”。可见，当时罗氏对器物出土地的认知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地理学层面上的观念，是像“洛中”“山东”这样相当广阔的区域，皆由这一区域的历史地理而将其与某一种制度联系起来，从而考证礼制。如此，则器物出土地并不需要达到发掘地点这样位置准确的程度，只要从古董商处得知大概来源即可。

 

 

 

罗振玉虽然未受考古学训练，但在与日本学者交流时，器物出土之地成为重要话题，且殷墟的发现和研究给他带来巨大的名声，更让他确信此事之重要。1915年，罗振玉回国扫墓并探访殷墟，撰《五十日梦痕录》，其中有一段话十分值得注意：

 

 

 

逆旅主人李姓，颇知古器物出土之地，为言古骨贝、铜贝均出磁州讲武城；磁枕出彰德北关外颜家庄左近故窑中；磁人、磁马、磁狗之小仅寸许者，出彰德西六十里王家窑（二窑皆于土中掘出，为宋元间故窑）……古器物出土之地，于考古至有关系，前人多忽之。良以古物多得之都市，估人展转贩鬻，致售者亦不知所自出。其尤黠者或讳言之，如龟甲兽骨，潍县范姓估人始得之，亡友刘君铁云问所自出，则诡言得之汤阴，予访之数年，始知实出洹滨，使不知所自出，则殷墟所在末由断定矣。详记之以告吾国之考古学者。

 

 

 

这表明，发现殷墟的经验让罗振玉认识到准确定位器物出土之地在学术上的重要性。这一认知比书写《俑庐日札》时前进了一步。罗振玉明显对这一心得很是自满，提出“以告吾国之考古学者”，自诩有先见之明。但是，他仍然是从古董商人等他人处获知器物出土地，而非精确的发掘地点。可见，罗振玉实地考察殷墟时，并非如后来考古学者所认为的已经具有考古发掘的观念。

 

 

 

但罗振玉的观念还是有了变化。日本关西大学内藤文库中藏有1918年罗振玉赠予内藤湖南的昆夷王钟拓本一件，上有罗氏手写跋文，末尾称：

 

 

 

此钟乃都中贾人得之陕西，惜不能知其出土之地，然亦宇内有一无二之至宝矣。

 

 

 

此文后收入《雪堂金石文字跋尾》，末尾改为：

 

 

 

都下估人得此钟于关中，惜不能知其出土之地，俾得知昆夷旧墟，为可憾耳。

 

 

 

罗振玉意识到从“出土之地”可以定位到“昆夷旧墟”。这是清代金石学家完全没有的观念。罗氏也因此成为第一位明确提出器物出土现场——而非广阔的地域——有研究价值的中国学者。这一认知的形成很明显来自发现殷墟的经验，加之在京都时又与日本的考古学者反复交流而得到再确认。即使罗振玉的器物出土地观念最终仍服务于其古器物学礼制考证的整体宗旨，但无论是殷墟还是“昆夷旧墟”，虽不完全等同于考古学所说的遗址，也已经是崭新的观念。

 

 

 

 

 

 

对于罗振玉而言，其生活世界的变化引起的学术变革，正如其在《国学丛刊》发刊序言所言：一方面“地不爱宝”，“雍𨙸获鼎”、“洹阳出龟”、“和阗古简、鸣沙秘藏”皆现于人间；同时，又因为“梯航大通”，“观摩逮于殊方，交友极于天下”，能与海外学者“声气相应”。新史料的出现和流通，引起不同国家的学者共同关注和研究，中国学术从19世纪以降由于新的技术条件和国际形势而形成新的互动，这一进程是塑造罗振玉古器物学最重要的外来因素，罗氏对此也有深刻感知。但其所欲回应和革新的，仍是中国学术内在的问题。因此可以说，罗氏古器物学是中外互动与内在渊源作用下的共同产物。

 

 

 

从学术的政治意味而言，罗振玉撰《古器物学研究议》而提出“古器物学”之名，本为利用北大资源而保持遗老立场，且暗含以古器物之文化价值维护逊清朝廷的正统性，与民国政府对抗的用意。双方不但政治立场不合，学术观念也有偏差。罗氏古器物学并非如蔡元培等人所理解的西方考古学，也并非金石学的拓展。罗氏以礼制考证为核心，用目验实物更正经解，器物分类上以礼器为中心，预设了与经籍相对应的完美礼制的存在，以还原“三代”正统为终极追求，和其政治立场相配合。在区别于民国新学的同时，也有意与清代金石学的主流即“彝器款识之学”立异，因此罗氏创造出自宋代学者到清代程瑶田、吴大澂的学术脉络作为依据，以突显自己超越金石学的革新之处。

 

 

 

在罗振玉自觉革新的基础上，其古器物学所受的西方考古学影响，集中体现在其对殷墟和殷墟器物的认识上，而与日本学者的交流是其主要知识来源。在1910—1911年，罗振玉已经在和林泰辅的通信中探究过殷墟发掘现场的信息。而其殷墟器物收藏乃始于对地质学有浅显认识的罗振常。罗振玉寓居京都时，殷墟器物得到日本考古学者滨田耕作、梅原末治的高度关注，双方有过直接交流，考古学眼光的审视引起罗氏对这批器物的重视，导向了《殷虚古器物图录》的出版。但殷墟器物在罗氏古器物学体系中的位置处于边缘，与来自史前考古学的判断明显有异。

 

 

 

罗氏将来自考古学的新知纳入其原本的知识体系，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有内在张力和矛盾的古器物学。在应对层出不穷的新器物时，罗氏将其视为礼制知识的扩展，区分古制与异制，将礼制考证之学印证正统性的功能拓展到极限。作为第一位注意到器物出土地点学术价值的中国学者，罗氏仍以正统礼制的思路看待史前遗物，也与西方的史前考古学有根本差异。

 

 

 

同时代的中国学者由于罗氏的趋新因素和海外亲缘，推重其为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而日本学者则由于争夺中国考古学的话语权，需要罗氏提供材料与知识，也称许其有独到眼光。但罗振玉却将已成世界学术热点的器物，放置在自身学术体系的边缘。罗氏知道结果，而不理解作为原因的学理。正是这种复杂多面的中外互动造就了罗氏的学术，也将其推到先驱者的学术史地位。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６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