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中共南方革命的战略布局，是中国革命总的战略布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革命的重心北移，党的主要力量和资源集中于北方，根据这一客观情势，中共中央对南方广大地区党的工作重新进行布局，并随着中日战局的演变和国共关系的变化，及时调整战略方针。在全面抗战初期，中共是以保持“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为目标，留人留枪“留根”；1939年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后积极反共，中共对国统区党组织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同时在必要与可能的条件下进行“武装自卫”，而在南方沦陷区则要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到抗战后期，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及国统区危机的加深，中共中央作出了“造成南方一翼”、大力“发展华南”的战略部署。

 

 

 

【关键词】

 

新四军　五届五中全会　华南抗战　中共中央南方局　国统区

 

 

 

 

 

 

 

 

 

全面抗战开始后，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各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奔赴华北、华中抗日前线，中共革命的重心北移，党的主要力量和资源集中于北方。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广大地区党的工作如何开展？南方地区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中共在南方地区有着怎样的战略布局？采取了何种战略方针？随着中日战局的演变和国共关系的变化，中共的战略方针作出了何种调整和应对？这些政策在南方各地的执行情况如何？学界过去的研究，较多集中于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各省党组织等个案研究，偏重华北与华中地区，但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南方地区的战略布局问题，似未见有学者作系统的梳理。有鉴于此，笔者拟就此略作探讨。

 

 

 

 

 

 

1937年4月，中共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与国民党谈判初期便表示：“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取消红军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委会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在国防需要时可调赴前线参加对日作战。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在此之后有所改变。这时期，关于南方存留的革命力量，中共中央考虑的方案是原苏区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及行政区的保安队，编余的精壮人员改编为徒手工兵队负责修路工程，老弱残废由国民政府中央给资安置。

 

 

 

1937年6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谈判方案问题致电彭德怀等，决定对其他各游击区，原则上一律停止没收土地及建立苏维埃政权，取消红军名义，改名“抗日义勇队”；在双方停止攻击后，争取大的游击区大的部队编成各省独立团或保安团，小的部队编成保安队或民团，也可不受改编；小的游击区也争取按照上述方式加以调整。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中共一再公开发表宣言，表达合作抗战的态度，号召实行全民族的抗战。为适应新的形势，迎接全国抗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到来，及时调整中共在南方地区的工作方针，中共中央在1937年8月1日即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就政权问题、土地问题、武装问题、群众工作问题、对国民革命军工作、中共的组织与工作、向党内外解释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必要性等7个方面，作了明确指示。在政权问题上，要求在“已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取消苏维埃的制度，采取国民党现有的政权组织形式”，但要保障党的领导；在“游击区域没有旧政权的，同样建立现有国民党式的政权，有旧政权的，则力争旧政权的民主化，争取党的领导”。在武装问题上，要求“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较大的部队“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允许“脱离生产的小的地方性的游击队、游击小组”变为民团，以取得合法地位，若做不到，可保持“非法存在”。在中共的组织问题上，要求“无论是苏区、游击区，党的组织必须全部变为秘密的组织，不必公开的干部与党员，不应该在群众中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出头”。以便于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合作，以统一战线的形式更好地开展抗日工作，也可避免国民党方面的疑惧。

 

 

 

但其后国民党的一些做法，使得中共对此前一些比较乐观的估计和计划不得不加以修正。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之后，蒋介石及国民党内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对此的态度仍是十分勉强和抵触，对中共抱有很强的敌意，希望能够趁此时机限制和削弱中共。1937年10月4日，蒋鼎文致电蒋介石称：“查共党表面虽为归顺中央，一致抗日，然自始至终毫无诚意。庐山所决定者并不确实履行，派往之政训副主任、高级参谋则绝对拒绝，派往传达命令之参谋亦婉拒不见。本行营派往陕北之视察组亦来函拒绝，谓恐保护难周。……职之观察，彼方决无诚意，不过藉此公开扩张其势力。”蒋介石对中共的偏见不减，10月的日记中称要考虑“对共防制计划”，说“共党投机，应切实注意，然不足为惧，此种无信义之徒，决不能成业也”。其日记自全面抗战以来一直使用“共党”一词，但当年12月，又用了一次“共匪”，说“各地共匪行将蠢动蜂起”，“以全局设计，应暂使能与共党合作者共同抗倭，似为相宜。”要注意“控制共党，勿使捣乱”。

 

 

 

在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和改编的过程中，国共摩擦亦相当激烈。1937年7月，福建发生闽南何鸣部近千人被国民党军包围缴械的严重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警惕。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讨论统一战线问题的座谈会，张闻天在发言中强调，要警惕“右倾投降主义的危险”；在统一战线中，既要看到国共统一的一面，又要看到不统一的一面。9月初，中共湘鄂赣边区游击队傅秋涛部在与国民党武汉行营的谈判中，接受了国民党方面派军需主任、副官主任等到部队去的条件，9月10日，林伯渠致电毛泽东报告此一情况，毛泽东立即电告林伯渠及正在赴武汉途中的董必武叫停这次谈判，指示董必武到鄂后，“坚持下列原则：（一）部队包办，国民党不得插一人。（二）一定防区，此防区背山地，有险可守，不与国民党军队及民团混杂，不争驻大地方。（三）一定的足够的饷款。（四）对鄂豫皖边区，谈判原则同上”。9月14日，张闻天、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人，再次强调“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个人来”；“驻地依靠有险可守之山地，严防暗袭及破坏，不要求驻大地方”。

 

 

 

鉴于合作谈判过程中出现的这些值得警惕的现象，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37年10月1日致函张云逸、张文彬、博古、叶剑英等，就南方各游击区在与国民党开展合作时的基本方针作出明确指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他们。”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支点，应采取步骤，保存这些支点。部队在原则上不拒绝集中，但提出如下一些前提条件：1.集中改编的命令由中央派人传达，这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2.各地游击队调动之前，周围二百里内之驻军、保安队、民团应先调出参加抗日，至少同时调动；3.按照附近驻军、民团数目保留一定比例的游击队数目，以保护原游击区内之游击队家属；4.游击区实行民选制度；5.不变更游击区的土地关系；6.国民党不得派任何人员、部队入驻及破坏游击区。

 

 

 

该指示还对项英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强调“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原则”，“不应无条件集中而应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原则”。

 

 

 

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提出在党内要“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国内要“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关于南方地区的工作，毛泽东再次强调：“在南方各游击区——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是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后还用‘围剿’政策企图消灭、在卢沟桥事变后又改用调虎离山政策企图削弱的力量——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1）无条件集中（适应国民党拔去这些支点的要求）的防止；（2）国民党派人的拒绝；（3）何鸣危险（被国民党包围缴械的危险）的警戒。”

 

 

 

为适应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在南方地区工作的需要，1937年12月，中共中央设立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的长江局，负责对国民党的谈判和南方地区党的工作。长江局的工作时段大致上是从上海、南京沦陷到广州、武汉失守的1938年，大部分时间是在武汉活动，是国共关系相对较好的阶段，也是中共党的工作在南方地区恢复较快的时期，南方地区各省党的组织逐步恢复和健全，党员数量有大的增长。不过，受王明一些错误主张的影响，一度把宣传和动员“保卫大武汉”作为工作重心，对于积极发展敌后游击武装、将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认识不够，执行不力；在与国民党的关系与抗战路线问题上，王明公开发表了一些与中共中央方针不一致的言论，也有一些与此前中共中央指示不一致的做法。例如中共中央指示闽粤赣边省委在新四军部队开拔时，留下一个连100多人，并准备扩充为一个营，这亦得到了福建地方当局陈仪、涂思宗等人的许可。但是，1938年4月下旬，省委书记方方按照长江局通知到汉口参加关于闽粤赣边工作的专门会议时，却得到把留下的一个连集中去新四军，要他们转入合法秘密工作的指示。当时参加会议的有王明、项英、博古、凯丰等长江局多位负责人，其指示“主要是根据王明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精神”。当方方指出这与毛泽东的指示有矛盾时，博古答“小的要服从大的”；方方提出“巩固支点向外发展”的设想，博古称，在新的形势下，这种精神不够，要“由海到山”。

 

 

 

由于长江局的工作在王明的领导下，对中共中央的路线贯彻不力，故而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常委，主持中共在南方国统区的各项工作，负责与国民党的谈判，领导和指挥南方各省党组织，布局隐蔽战线的情报工作，对各地方实力派、各业各阶层代表人物、海外侨胞、外国人士进行统一战线的宣传。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的有利条件下，中共加快了在南方地区恢复党组织与党的活动的工作。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特别在南方各地更要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考查旧组织，建立新组织，着重建立地方党部与支部”。中共先后在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韶关）、重庆、桂林、长沙、香港、南昌、贵阳、福州、平江等地建立了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交通站或通讯处，以合法身份重新回到公众视野，对国民党上层及其他各界人士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积极推动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大了中共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也为其后党组织在南方地区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按照毛泽东、张闻天等的反复指示和中共中央提出的“独立自主靠山扎”的方针，南方各地党组织和游击区的负责人绝大多数都及时调整了斗争策略。新四军在下山集结整编时，陈毅等领导人认为“部队要大部出动，但要留枪、留人，留干部，像割韭菜一样留根”。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于1938年2月13日发出《致闽浙赣特委指示信》，对闽浙赣特委的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各地建立“完全在我们领导下的”自卫队、壮丁队等合法的武装组织；特别提醒县委“人员不必过多，应该分散到区委及分区委方面”；支部组织“应该绝对秘密”；“人员可以分散及住宿在山蓬内，同时可应用随东随西行迹无定的游击战争的工作方式”。在闽西南，面对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后的形势，闽西南潮梅特委及负责人方方认为，今后闽西的斗争将是长期而残酷的，必须充分运用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的形式，如果没有武装，中共的老支点是无法保存的。在新四军第二支队出动后，“坚决保留了一部分干部和部队”，“在巩固老支点的基础上，决定迅速大力的〔地〕发展新区”。闽西南党组织把保留下来的少量自卫武装改称为“壮丁队”，或以防奸防匪、维持治安、保卫乡里为理由，进一步扩大或重新组织壮丁队，从而以合法斗争形式，加强了支点武装力量。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成立时，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对前一阶段中共的迅速发展强烈抵触，于1939年1月下旬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而由于中日之间战线的相对稳定，大体言之，北方地区基本上是沦陷区，国民党的势力退出或大大削弱，是中共可以放开手脚、大显身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广阔天地。而南方地区虽也有日军的进攻和部分地区的沦陷，但主体上还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中共在南方地区的工作主要还是属于在国统区的工作，其工作性质、工作方式和工作任务与以沦陷区为主体的华北有较大区别，也面临着更为复杂、更不容易完整准确地掌握好党的政策的局面。主要包括：党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如何区隔；国民党既是合作抗日的对象，常常又是积极“反共”的敌人，应该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在坚持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回击到何种程度；要不要发展党的武装，是搞武装斗争，还是搞政治斗争；党的组织是发展还是巩固，党组织在华南的工作要达成什么目的；等等。

 

 

 

（一）隐蔽组织，融入基层，保存干部

 

 

 

1939年4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秘密工作的决定》，要求凡在国统区工作的党组织不得保存秘密文件，所有秘密文件在阅读后须立即销毁；不得印刷登记表登记党员及干部，党的负责人如有必要记录干部姓名履历时，须采用特别秘密的办法。

 

 

 

一个多月后，193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保存党员干部的指示》，指出“因国民党决定逮捕所有被其特务已经发觉及正在发觉的共产党员”，国统区各地方的中共党组织必须下决心将已经暴露的干部和党员送往新四军控制区域、延安或其他能够立足的安全地区，即使因此暂时牺牲若干地方工作，亦必须下决心做，以便保存干部。同时要求国统区的中共干部坚决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认真地将党的力量有计划地隐蔽和撤退。该指示还指出，一些地方党组织并未认真彻底执行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干部和工作均仍处在暴露或半暴露的状况，“这种情形有使南方东南及华中各地党遭受到极大破获的危险”。后来中共江西省委、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中共广西省的组织遭到破坏或严重损失的情况，实际上就是因为没有很好执行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

 

 

 

1940年5月4日，中共中央在给东南局的指示中再次强调，在国统区的方针与战区、敌后不同，应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中，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

 

 

 

1940年7月27日，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中共中央于7月30日、8月1—8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工作和中共在南方地区工作的长篇报告。8日，毛泽东发言指出，今后要重视中共在国统区的工作，“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对南方和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方面工作。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这就从战略上将中共在国统区的工作提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高度，尽管这与相应的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不能画等号，中共的资源主要还是放在战区和敌后，但反映了中共工作方针由此在全局上、在宏观上的一个重要调整。毛泽东说，“南方党的工作是带全国性的工作，南方党以巩固为主，但在没有党组织或党组织很少的地方发展还是必要的”。

 

 

 

中共在国统区政策的变化，也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注意，1940年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下简称“中统”）主持的一次会议就对中共在广西和闽西的活动有相当的注意，中统副局长徐恩曾在会上报告称，中共“在桂似有一中央分局之组织”，以徐特立、李克农、夏衍、王凌波等为首，在桂林等地极为活跃。在闽西，中共人员“利用新四军政工名义，各方活动，闽西各县组织大多恢复，……大量发展各地共党组织”，“特别注意窃夺保甲组织及收罗土匪”。

 

 

 

1941年4月16日，蒋介石致电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通报江西中共党组织“最近活动策略”，其中包含“调移露面在职干部往他处活动，避免打击”。“扩大打入民众团体（如农会工会等）争取领导权，并深入下层行政机构，期运用敏活”。1941年9月，国民党的一份专报特别注意到中共在大后方的军事活动，称中共是在为将来的“夺取政权”做准备：“后方各省之中共潜伏武力，近亦积极活动，如粤曾生叛军之改编为伪‘新四军广东独立团’，以曾生及王作尧统率叛部四千余人，活动于海陆丰、东莞、宝安、惠州、博罗一带，广州近郊共党近并组有‘人民抗日自卫军’五百余人，积极活动。至闽浙赣湘等省均有该党潜伏武力，企图建立华南基础，以为将来夺取政权时武装斗争之准备。”这些情报未必都准确，但说明他们通过叛徒或特务人员对中共的政策变化及战略意图有所了解，并欲设法加以防制。

 

 

 

1942年1月，周恩来在南方局的会议上，就西南党的建设问题提出，为了“实现中央给我们规定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使西南党成为真正的彻底的地下党，成为群众的党”。

 

 

 

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精神，各地做了积极的贯彻。在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向各地党组织提出，虽然国民党顽固派猖狂反共，但他们只能控制城镇，管不了广大的农村，特别是山区，今后要把工作的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利用各种机会和各种手段，打入国民党基层的管（行政）、教（教育、文化）、养（经济）、卫（武装）各部门去，掩护党的活动，以便争取群众、开展工作，壮大党的队伍，乃至建立党控制的“白皮红心”政权。1942年广西发生七九事件后，党组织布置撤退，“灰色的同志坚持城市工作”，“红色的同志一律撤退到偏远地区”，强调知识分子转入下层，以难民、逃兵等身份，以种田、开垦、烧灰、瓦窑、小贩、店伙，甚至庙祝等行当“解决生活”，钱兴就是转移钟山县英家乡以开荒种菜养鸡等方式谋生，坚持斗争。在福建，有些党员利用社会关系打进国民党政府机关、军队、银行，有的留在当地开荒生产、做生意或者教书。闽粤边区县以上的干部，很多都是坚持留下来。闽西南的魏金水、朱曼平、刘永生等主要负责干部在大山开荒、烧炭；林美南在梅县城郊乌寥社种柑园；李碧山在大埔化装做生意。他们仍然联系着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的党员干部。

 

 

 

“十六字方针”的目的，除了竭力保持一批基点，以待将来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保存干部、储备干部。1943年6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党的工作方针致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抗战还须准备三年”，“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为实现这一目标，“对党内政策，一是整顿三风（应坚持一年计划）；二是审查干部（清查内奸包括在内）；三是保存干部（送大批干部来后方学习）。如能实施上述各项，不犯大错，我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

 

 

 

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转向积极“反共”。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领导下，南方各地的党组织坚决贯彻了在国统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撤离、转移已暴露的干部，保存了有生力量。同时，要求地下党执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实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在部分省区一段时间停止了组织活动，通过这种方式，绝大多数地区的党组织保全了领导机关和主要骨干，积蓄了革命力量，为时局转变后的恢复活动和迎接新的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必要与可能条件下的武装斗争问题

 

 

 

抗战相持阶段中共在国统区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大后方的老苏区老游击区与国民党的斗争应该采取何种方式，要不要、能不能搞武装斗争？皖南事变之后的1941年6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老苏区老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国民党正用武装进攻、胁迫、自首等方法向我老苏区老游击区进攻，这些地区党要实现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必须“隐蔽组织，避免打击”。目前“在大后方老苏区老游击区一般的不应当与国民党作武装斗争，但如果国民党武装进攻时，在必要与可能武装自卫并能坚持的条件下，可以武装自卫，并应有不怕武装斗争扩大的决心，但武装自卫的目的仍在求得和平和保存党的力量，因此自卫斗争必须遵守下列的原则：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乙、‘有理，有利，有节’”。“武装自卫只有在迫不得已而且可能坚持的情况下进行，决不是任何老苏区老游击区都可武装斗争”。至于何处应武装自卫，“须由南委及华中局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不能武装自卫的区域应保存枪支，并迅速撤退已暴露的干部”。

 

 

 

这个指示非常明确，就是一般不主动出击，但如果遇到国民党的武装进攻，可以武装自卫，但应严格限制在有理、有利、有节的范围。具体的，中央则授权由南委及华中局来决定。

 

 

 

这个授权南委具体处理的指示，是否传达给了南委？据当时在闽西南潮梅特委工作的谢毕真回忆，1983年冬，他们在中央档案馆查阅到1941年6月7日发的《中央关于老苏区老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很明确，当国民党军事进攻我们时，可以组织武装自卫。但当时，这个中央指示精神，似没有传达到南委和闽西南，方方同志提出武装斗争问题，听说还受到批评”。

 

 

 

如前所述，闽西南的党组织一直是比较注重武装斗争的，新四军集中开拔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就千方百计要把共产党的势力“清剿”干净。例如福建漳浦县派兵通缉中共闽南各地负责人，在各地设卡搜捕，解散支点内的学校，“防共的阴谋也伸展到云霄、诏安、平和，各地均有通缉与围捕我党当地负责同志”。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中共闽南党组织开始“集中最大的力量布置武装的整理、充实”，“集中力量加强游击小组与地方群众武装的领导”。游击小组挑选最忠实坚决的党员组成。在整个闽南，这样的武装原有8个中队240人，1939年上半年又成立了6个中队，有210人，巩固了原有支点并开展了32个新点的工作。

 

 

 

1940年春末，永定的国民党顽固派埋伏枪杀了中共永定县委书记马永昌等人。中共永定县委集中武装向顽固派反击，方方主张将各地武装总集中予敌痛击，“以免其余尚未反动分子和他联结一起”。龙岩、闽南也开始了局部“武斗”。但闽西南潮梅特委的斗争还是有所节制的，斗争起来之后，特委决定，闽西南如敌人进攻和缓，即暂复员（只留保卫武装），以免重复内战时期乱打土豪的错误；游击武装精干化的深入敌后活动，避免损失，战工队大部复员到社会职业学校中去。

 

 

 

那上述谢毕真所说的批评来自何处呢？1940年7月底、8月初，周恩来在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南方工作问题，回到重庆之后，南方局即通知方方到重庆汇报工作。8月底，方方到渝，南方局有关负责同志对南委的工作提出了几点批评：其一，批评张文彬强调广东特殊化，要求广东的工作应加速与大后方各地一样，实行隐蔽埋伏的方针；其二，批评闽西南地区采取的武装斗争方式，“过去不宜使用武斗”；其三，批评不善于使用社会合法方式组织群众，要求多利用合法方式，如加入三青团，取消秘密农会，加入合法农会、壮丁队等，实行党内长期埋伏的方针。方方表示完全同意这些意见，据他回忆，“会议上略有争论是关于应不应在必要时使用武斗自卫问题，我是较为坚持，孔原则反对，周结论时认为我不应有此观点”。不过，方方也称，此后他“到重庆，报告搞武装的情况，受到批评。因这时党内还有许多同志不明确抗战中，在国民党统治区可以搞武装斗争的问题，认为‘有统线就没有战斗，有战斗就没有统线。’回来后传达不要搞武装，即将武装收缩，把基干队分散，只留下一些精干的老支点和老支点附近的山上保卫机关。不久由于形势的逆转，永定、龙岩等地的党和武装相继上山”。直到1942年6月，南委事件之后，南方局“仍然不同意我们搞武装，搞了就受批评。但我们还是偷偷地搞些武装，因为在闽西没有武装就不能生存”。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1941年6月7日指示发出几个月后，10月24日，周恩来在南方局会议上总结大后方工作的教训，强调大后方党的任务是建立秘密党组织，保存力量，不能搞武装斗争。会后周恩来又致电毛泽东，认为需要把这些教训作为大后方的工作路线问题“予以尖锐地提出”。10月27日，周恩来又致电中共中央：“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去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路线，而不能同时取得武装斗争路线。对此问题应有所取舍，即采取隐蔽组织而暂时舍弃武装斗争。”周恩来认为，大后方之所以不能采取武装斗争路线，是因为没有可能建立独立的大的军事区域，没有能动员群众的口号，不能对外宣传，且易有害统战政策，目标大，国民党一定会全力打压。在这份电报中，周恩来再次提到南委和闽西南的工作：“根据南方工委方面来电，我们认为，他们的工作已处在一个严重的情况，其根本原因是秘密组织与武装斗争同时并用，致工作路线发生许多错误。”主要问题为：“闽西南是作战时最好的成果，但运用这成果是要隐蔽组织，深入社会，而不是上山和武装斗争。”周恩来担心的是南委的武装斗争工作与秘密工作混淆，从而影响到党组织的安全。果不其然，7个多月之后，南委就遭到大破坏，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等三位主要负责干部均被捕。

 

 

 

关于南方国统区的工作方针，就总的、全局的情况而言，周恩来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具体到一些地方的实际情况，也有一个灵活运用的问题。1944年秋，中共中央讨论闽粤赣边的工作时认为，可以搞武装斗争。周恩来自己对这个问题做了坦诚的解释。他说：“武装斗争是可以搞的，因为中国的特点是农民在历史上原来就有武装斗争的形式。这时开展武装斗争目的不一定要夺取国民党政权。过去所以不批准闽西等地搞武装斗争，是因为犯了教条主义，照搬列宁的原则，不懂中国的特点，认为……搞武斗就会破坏统线，有统线就不要战斗。”

 

 

 

应该说，南委基本上是执行了南方局关于武装斗争问题的指示的。1940年6月至1941年10月，广东合浦（现属广西）白石水民众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掀起反运米资敌的斗争，并起来反抗国民党合浦县当局的武力镇压，当时的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就指示南路特委，在统一战线时期，在国统区“不应搞武装斗争，应转变为政治斗争”。南路特委执行了这个指示,解散了几十名骨干武装队伍,撤退张世聪等党员领导干部,将坚持了一年半的武装斗争转为政治斗争,组织签名运动。结果,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我们被动挨打,敌人为所欲为,白石水人民受摧残,而且影响合浦党的发展”。时任南路特委书记的周楠后来指出，白石水斗争的背景是，1939年11月，日军攻占南宁，钦廉部分地区已处在敌后（白石水离日军一度攻入的灵山县腹地只有10公里），合浦的国民党当局向宣传抗战的白石水中共党组织和白石水人民发动进攻，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这斗争一直坚持到1941年10月在省委的指示下停止了。省委认为这一斗争影响统一战线，指示把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展开政治攻势……在省委这种指示下，斗争当然不能继续下去了”。

 

 

 

不过，1944年南方局对在国统区搞武装斗争的态度已经出现明显改变。当周楠在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工作时，王若飞、董必武等人指出，“官迫民反，不得不反，解散白石水人民武装是错误的”；“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不是不能够搞武装斗争”。周楠回来向南路特委的同志传达后，大家一致认为，白石水地区当时所在的合浦，一定程度上是处于战争区域和敌后区域，而不完全是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合浦党组织在这个区域领导白石水人民进行反对运米资敌的抗日救国斗争，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围剿”时，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组织队伍，实行武装自卫，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制定的独立自主方针和自卫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三）积极开展沦陷区的敌后游击战争

 

 

 

与这一阶段在南方国统区执行“十六字方针”相辅相成的，是在南方的部分沦陷区、游击区，则是采取积极开展敌后斗争、尽量发展的政策。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日军随后占领了珠江三角洲部分地区，1939年2月入侵海南，6月入侵汕头。由此这些地区成为沦陷区，也是中共可以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区域，这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和中共东南特委书记梁广等人的布置下，曾生、王作尧领导的东江游击队于1938年12月正式成立，开始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斗争历程。1940年3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广东省委对惠阳曾生部，东莞黄木芬及顺德、南海吴勤部等游击队须加强领导，动员地方党及群众对他们给予各种精神上、物质上的援助，“使他们尽可能扩大，同时严防汉奸顽固派的袭击和瓦解阴谋”。恰在此时，国民党地方当局企图消灭东江游击队，曾、王部队东移海陆丰受挫，遵照中央“五八指示”重返惠东宝敌后，才在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导下摆脱了前期一直较为注重统战、不能放开手脚尽情施展的困境。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在给东南局的指示中明确要求：“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中共中央对海南岛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一直对琼崖的工作寄予厚望，希望中共在海南的力量有一个大的发展。海南沦陷之后，1940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就琼崖工作指示广东省委，指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冯白驹部应作长期坚持计划，因在任何条件下，日本必占琼崖不退，在此情况下，冯白驹与琼崖特委应以全岛为对象，大力发展党组织、发展武装、发展民运，设法争取各县政权，不顾国民党的任何阻碍，坚决组织全岛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还指示，广东省委对琼崖的做法应与广东的做法有所区别，广东“应谨慎的干”，对琼崖“应放手的干”，最后达到驱逐一切汉奸反动势力，由共产党与进步派别领导全琼抗日；认为冯部还只有1000人太少了，应在1年内至少扩大至1万人枪。省委要派大批革命青年及有能力之干部去，把琼岛创造为争取900万南洋华侨的中心根据地，创造为党在南方发展广大影响的根据地，创造为培养干部的根据地。

 

 

 

1940年3月，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对于琼崖工作，“必须坚决改变过去依赖国民党的方针，不要依靠国民党发饷，要自力更生，使部队尽量扩大，要派县长，建立区乡政权，依靠群众，依靠有利地形，建立游击根据地”。根据来自各方，包括海南冯白驹等人的报告，194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就琼崖工作专门发出指示，指出反共顽固派有发动武装进攻的危险，要动员一切抗日力量，给反共顽固派以坚决的回击。要建立独立自主的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要做长期艰苦斗争的打算，要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收救国公粮、收各种捐税，及发展人民生产等办法去解决长期给养问题，不要靠国民党政府的津贴，更不要想着靠中央及粤省委的接济。其后，中共中央又多次就海南工作作出指示，千方百计将电台设备运到冯白驹部，派遣李振亚、庄田等军事干部参与琼崖游击部队的领导指挥工作，要求设法打通从广州湾到海南的联络线。

 

 

 

1940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要注意对敌后大城市的工作，其中包括在南方的敌后大城市，要求改变此前党的工作与敌后大城市隔离的状况。中共中央成立敌后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总责，在全国确定以“上海、香港、平津、平西、冀察晋、晋东南、晋西北、大青山、胶东、鲁西、鲁南、皖东、鄂中、豫东等十四处为据点”进行对敌后城市的工作，“以重庆为推进整个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中心，以延安为推进整个北方工作的中心”。

 

 

 

 

 

 

1944年，日军发动所谓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湘、桂、粤北的交通要道和多个重要城市陷于敌手，这些地区对日斗争的重任更多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鉴于华南地区对敌斗争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1944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东江纵队和琼崖游击部队，指出华南即将大范围沦陷，“拯救华南人民的责任，不能希望国民党而要依靠我党及华南广大民众。因此，你们在华南的作用与责任，将日益增大”。中共华南党组织对此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必须更亲密团结自己的队伍，加紧整风，打通干部思想，坚持统战政策，加强与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坚持原阵地，并力求继续发展，扩大武装部队，建立广大的与强固的根据地”。

 

 

 

7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广东，日军“打通粤汉路仍势在必行，你处工作应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之方针加紧进行”；“凡敌向北侵占之区，只要其有久占意图，即应由你处派出得力干部或武装小队至该区与当地党员取得联系，尽力发展抗敌武装斗争”；“三角洲及其以西地区亦有可能扩大我现有武装，希望广东我党武装能扩大一倍，并提高战斗力”；要“不断设法派人与琼崖游击队打通电台联系，如可能亦应派人至广州湾附近发展武装抗日斗争”。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策，派出在延安的八路军主力部队三五九旅一部（以下简称“八路军南下支队”），并带领上百名准备派遣到华南工作的干部，由王震、王首道率领挥师南下，最终目的是与东江纵队的北上部队会合，在粤赣湘桂创立五岭根据地，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战略部署，也是中共发展华南投入实力最大的一次行动。1944年7月，毛泽东向王震布置任务时明确指出，“在当前形势下，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其中包括“由广东的东江纵队向前发展，……由你们南下支队护送干部，挺进华南，会合东江纵队开辟湘赣粤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把华中和华南联系起来。这样，……在抗战胜利后，如果蒋介石依靠外国势力把内战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也能进退有据，牵制其南方一翼，配合各解放区的自卫战争，打败蒋介石，建设新中国”。毛泽东指示王震，“三五九旅要全部南下，再加上一批地方干部，包括从广东、广西等地来延安学习的干部，分成两个梯队。你带领第一梯队先走，等你们与东江纵队汇合了，第二梯队再继续南下”。

 

 

 

据此时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吴有恒回忆，中共中央估计大约还要两年的时间打败日本，为了迎接抗战胜利，中央甚至计划在两年内派6万人南下广东，联合李济深、蔡廷锴等人成立广东抗日民主联军，在两年内发展到30万人，扩大华南的抗日游击战争。

 

 

 

随着豫湘桂战局的进一步发展，国民党在湘、桂两省一败再败，狼狈不堪，日军一部沿西江、南路会攻广西，国民党军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大大减弱。根据形势的这一变化，10月26日，中共中央令尹林平转广东临委、军政委，提出了加快步伐大力向西发展的计划，即“以向西发展为目前主要方向”，“联系南路，打通琼崖联络”，为目前重要任务之一。

 

 

 

11月11日，尹林平给中共中央回电，报告临委与军政委已经通过联席会议决定积极执行中央向西、向南发展的方针，派东江纵队主要军事干部之一梁鸿钧及三个连级军事干部到粤中区，东江纵队参谋处处长周伯明到珠江三角洲，两个营级军政干部往南路，并准备再选拔营、连、排级军政干部继续前往，迅速开展西江和南路的工作。接到尹林平的电报后，11月14日，毛泽东亲自拟电给尹林平，要他们“特别注意西江，迅速向桂林、柳州发展，以便明年能和湖南部队（对外守秘）向桂林南进部分取得联系，好输送干部给你们”。此电起草者为毛泽东。这表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此时从抗战全局和战后可能的趋势出发，对提前布局华南战略的高度重视与对华南工作干部的期待之殷，期待他们能深刻领会中央意图，尽快行动，迅速打开局面。

 

 

 

不过，此时华南战局又有变化，日军在1944年12月大举进攻粤北，打通粤汉线，广东战时省会韶关沦陷，国民党军余汉谋部退往赣南，“广东已处在全面沦陷状态，这种严重形势仍在发展中”。鉴于这种情况，1945年2月10日，广东省临委做出新的决定并向中央报告，提出了着眼广东全省的新的工作部署，加强了对粤北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力量投入，拟组织力量向湘桂边、湘赣边推进，以构成包围广州的形势。

 

 

 

对于广东方面这一新的工作布置，中共中央虽然于1945年3月6日批复同意，但强调应投入更大力量向北发展，指出国民党为准备配合盟军可能在华南登陆，且已将第三、七、九战区在顾祝同指挥下成立东南行辕。国民党在湘粤桂边区的兵力极为薄弱，“依这些估计及目前情势，我华南抗日武装斗争应由小北江入手，以湘粤桂边为主要发展方向，方能向北有所依靠，并便于造成更大的根据地，进行持久的斗争”。此电起草者为周恩来。这个方针与之前中共中央派遣八路军南下支队经略华南的战略更为契合。

 

 

 

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一梯队约3000人，于1944年11月9日从延安出发，1945年7月间挺进至湘北平江一带。1945年7月22日，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要求他们“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毛泽东指出，“和东江纵队会合，使他们获得援助，保存并发展这个多年创立的南方力量，避免可能的失败，具有极大战略意义”。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1945年８月底，八路军南下支队终于打到了广东南雄县，进入五岭山区，与北上接应的东江纵队仅差百余里路程。不过，时局因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发生极大的变化。中共原来设想，若华南大片地区沦于敌手，则中共可以在敌后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造成南方一翼”，但由于条件已不具备，八路军南下支队与东江纵队会合的计划也未能实现，所以最终只能放弃，北返延安。

 

 

 

其后在重庆谈判期间，由于东北出现发展中共力量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共迅速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并从谈判斗争策略与全国力量对比的大局出发，提出让出南方八块根据地，东江纵队北撤。中共在南方地区的发展战略再度作出重大调整，南方革命斗争的定位重新回到一个配合的、从属的角色，直到全国革命胜利到来的时刻。

 

 

 

 

 

 

抗战时期中共南方革命的战略布局，是中国革命总的战略布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全局中的局部，与中国革命的全局、与中共在北方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布局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孤立的、割裂的；有共性，也有个性，有一致，又有区别；是根据国际、国内局势的总变化而变化的，是发展的、动态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止的。

 

 

 

中共在南方地区政策的变化，大致有如下几个节点：全面抗战初期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前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防共”“限共”“溶共”方针之后，尤其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1942年6月南委事件之后；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国民党在湘粤桂的力量大为削弱的时候；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

 

 

 

抗战时期中共的南方工作，既是服务于抗战大局的，也是着眼于当时与将来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是为了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总体而言，南方工作的布局是正确的，不同阶段工作重心的调整也是正确与及时的。在尖锐激烈的斗争与复杂险恶的环境中，在一些地区创建或发展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武装，始终保留了一大批“基点”与“支点”，保持了党组织的活动，保存了党的力量。到1945年初，中共的100多万党员中，南方地区约有10万人，为革命形势一旦需要时党在南方工作的快速恢复和重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的南方工作，是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亲自主导的，毛、张、周等人是南方工作总方针、总策略的制定者和谋划者。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在重庆的南方局是最重要的决策和执行机构。在这个过程中，主要领导人之间，延安和重庆之间，总的目标、总的精神、总的方针是一致的。但毋庸讳言，在某些具体问题的处理和具体工作的指导上，存在着一些不同和分歧，这是属于工作上的不同认识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它实际上显示了这个时期中共党内高层平等的、同志式的意见交换方式和科学民主的决策方式，同时也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反映了革命的历程并不是平坦笔直、一帆风顺的，而是曲折艰难的。我们将之如实地呈现出来，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总结这段历史，更好地传承老一辈革命家一切从党的工作出发、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的崇高品质和优良作风。

 

 

 

在1945年5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谈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问题，强调要将一部分犯了错误，包括犯了路线错误又改正了的同志选进来。他说，六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共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是因为执行了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八路军、新四军，扩大解放区，不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所束缚同时又不脱离统一战线这个原则，这得益于“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对这条路线的赞助和拥护”，因此“七次大会应该接受过去的经验，就是说，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这解放了很多人的思想，消除了很多人的顾虑，使全党同志，尤其是曾经犯过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能够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也要学习这种精神，不要一看到党内有分歧，有不同意见，有某些工作上的缺点甚至失误，就讳莫如深，绕道回避。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但当时党内提倡和形成的这样一种光明磊落、宽宏包容、团结奋进、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态，无疑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