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之无愧的东方主战场。这场战争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持续深入，学界从史料发掘到理论探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对于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仍有待于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与客观评价。毛泽东曾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因此，从东方主战场视角重新审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构建东方主战场视域下的抗战史研究体系具有迫切性。

 

 

 

2025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论断，为东方主战场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构建中国自主的抗战史知识体系注入了时代灵魂。所谓自主知识体系，首要之义在于认知的独立性、问题的本土性以及价值的自为性。其内核是在整理、总结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而非在西方叙事中“寻找注脚”。因此，将东方主战场纳入全球反法西斯战争整体叙事，并非简单补足西方史学的“缺页”，而是立足中国、关照人类，用中国话语重塑世界对反法西斯战争格局与不同国家、民族贡献度的理解。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的东方主战场地位，一直是西方史学界无视或者刻意回避的重要学术问题，在他们的话语建构当中，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不大，中国战场并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东方战场在绝大多数西方史学论著中失语、失声”。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时代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一些外国历史学家逐渐认识到东方主战场的价值与地位。英国历史学家拉纳·米德（Rana Mitter，又译作“米特”）曾指出，东方主战场不是一开始就被西方人所遗忘的，“1939年5月3日和4日经历大轰炸之后，响彻重庆上空的防空警报，早已传出中国国界。陪都重庆的哀号传到了西方，必定会被看作是反抗压迫的象征。可以肯定的是这场战争对他国人民而言并不遥远，而在当时它也是最受全球瞩目的战争之一”。那么，这段历史为何会被西方的历史学者忽视？政治立场是主要因素，“简而言之，这段历史早在冷战初期就被抹杀了，近期才重新浮现”。也就是说，在冷战的时代环境影响下，西方史学界刻意弱化甚至忽视了东方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然而，历史事实证明，东方主战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苏联元帅崔可夫所言：“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一些日本历史学家也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是以“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满洲’（九一八事变）为导火线而开始升起的”。意识到这一问题后，西方史学界对于东方主战场的关注程度日益加深，但时至今日，对于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用的评价，仍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主观偏见。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一些研究走向精深化，聚焦于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对于深化推进抗战史研究意义重大，但区域的研究难以从宏观上把握东方主战场的整体情况和价值。抗战史研究发展到当下，迫切需要打破藩篱、开拓新命题，充分挖掘被忽略的“东方主战场”，构建东方主战场视域下的抗战研究体系，从而为抗战史研究迈向新阶段提供借鉴。正如张海鹏所指出的：“在国际视野下观察中国抗日战争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上出现了两个战争策源地、两个战争爆发点。只有确立了这个认识，才能看到中国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地位和中国人民对战胜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与为世界和平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只有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性、全局性、复杂性的认识和分析中，才能清晰地看出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和作用。”

 

 

 

 

 

 

目前学术界在抗战史研究方面多遵循“三足鼎立”模式，即“根据地”“沦陷区”和“大后方”三个研究领域。这种划分具有研究上的便利性，却容易造成研究视域狭窄、研究对象碎片化的问题。东方主战场视域下的抗战则突破了地域局限，既将中国抗战置于东方主战场的整体之下，以准确地把握抗战史全局，又在拓宽抗战研究区域和视角的同时，更加聚焦于中国。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

 

 

 

抗战史研究作为历史学的重要分支领域，在国内学界起步较晚。张海鹏指出：“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在晚清历史，1919年以后的历史还没有真正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视野大开，1919年以后的历史包括中共党史、国民党史、民国史和抗战史研究逐渐提上学术界的研究日程。无论从中共党史角度，还是从民国史、国民党史角度，都不能回避抗日战争历史。”1985年，刘大年率领代表团参加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此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周年之际，他深刻感受到西方国家对二战史研究的高度重视，同时意识到中国在此领域的研究尚显不足。因此，他一方面加强与日本等国学者的学术交流，另一方面积极策划并推动国内抗战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并于1988年促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了首届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这可以看作是国内学术界开始积极关注抗战史研究的先声。1991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正式成立，并创办了《抗日战争研究》这一专业学术期刊。从1988年算起，国内抗战史研究的真正起步也已30多年。起步阶段学者们将重心置于“区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从学科体系层面看，自主知识体系要求“学科划分服从理论内容的内在逻辑”。抗战史若一直沿用“根据地—沦陷区—大后方”三分法，便难以回应“为什么中国战场成为东方战略支柱”这一关键问题，如此势必影响世界范围内学者对中国在抗战中贡献的客观评价。新的学科布局应以东方主战场为轴心，横向设置“国际援助与跨国军队”“战时技术、生态与医学”“人口流动与民族互嵌”“抗战文艺与全球传播”等交叉方向；纵向贯通“14年抗战—冷战—全球治理”长时段，把军事史、社会史、知识史、环境史整合为“抗战与人类文明”大学科群，实现从区域研究到问题驱动的范式转换。

 

 

 

从研究的整体性层面来看，区域化现象在目前抗战史研究中非常明显，当前区域抗战的学术文献大多数侧重于地方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毋宁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视野，就是对中国抗战的研究，也多限于国内视角。事实上，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广大乡村抗日干部和将士，对于世界形势也颇为关注。翻阅当时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晋绥日报》等报刊，可以发现大量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新闻的报道和地图。这些内容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并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世界。他们对国际新闻的关注，源于这样一个基本认知，即外部战场的胜负与国内抗战形势紧密相关。对此也有学者指出：“区域抗战史研究并非在区域内画地为牢，而是自始至终在全国抗战局势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视野中徐徐展开。要做到这一点，非大量阅读、研究和反复思考难以达成。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由各大洲一个个战场组成的。”鉴于此，在分析与总结以往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多样化的视角，高屋建瓴地从整体角度看待抗战史研究，是当前学界必须面对的紧要问题。

 

 

 

中共的广大干部群众关注外部世界，外部也十分关注中国。自1936年算起，抗战时期先后有100余位国际友人深入到延安，并形成了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中国》、海伦·斯诺（Helen Snow）的《续西行漫记》、安娜·斯特朗（Anna Strong）的《人类的五分之一》、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打回老家去》与《中国在反击》、埃文斯·卡尔逊（Evans Carlson）的《中国的双星》等诸多著作。“这些著作大量介绍八路军敌后抗战情况，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给予正面评价，使外界对红色中国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卡尔逊等人回到美国后，仍积极为中国抗战奔走疾呼，向美国高层力陈中国抗战的重要地位。从外国人士的抗战观察与认知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抗战时期不但在可能的条件下尽一切力量创办报刊对外宣传，而且还充分利用外国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进行宣传报道，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通过这些国际友人的笔触，中共成功地将自身在抗战中的英勇形象和卓越贡献介绍给全世界。不仅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同情，也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尊重和地位。与此同时，国民党也成立了国际宣传处负责对外宣传抗战工作，并分别在上海、香港、伦敦、新加坡等地设立分支机构，积极利用外国记者及各类媒体进行宣传。

 

 

 

上述发展历程揭示了一个容易被忽视但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抗战”一词具有内外关联的特性，并非仅限于中国国内的抗争。该术语的形成、演进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紧密相关，是在东方主战场视域下的“抗战”。这不仅是术语概念的更新，更促进了研究视角的转变与拓展。因此，在构建东方主战场视域下的抗战史研究体系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内外关联的特性。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国内的抗战历史，而要从全球的角度来审视和理解中国的抗战。这种“内外关联”的特性也要求研究者不断更新抗战研究术语，拓展研究视角，以便更全面、深入地揭示抗战历史的真相和价值。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构建出一个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具有深度和广度的抗战史研究体系。对此，已有学者指出：“国际抗战既是一种研究视角，亦是全面抗战发展到太平洋战争后的一个新阶段。从中国抗日战争视角来看，它是中国全面抗战的一个阶段，但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视野观察，它是以中国抗战力量为主体、以中国为主战场的国际性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深入探索东方主战场视域下抗战史研究的学术路径时，构建全面而系统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至关重要。如若缺乏一套完善的学术研究体系，东方主战场的研究势必只能停留在倡议层面。关键在于促进内部的讨论与外部互动，进行切实研究，这是推动这一研究领域发展与繁荣的关键所在。

 

 

 

首先，在学科体系的构建上，需要整合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军事学等多学科的资源，形成跨学科的研究合力。一方面，要加强多学科合作，尤其是相关档案资料的整理，推动抗战史交叉学科研究的深入，更加精准地把握研究焦点和方向；另一方面，要推动抗战史相关课程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开设。这不仅有助于培养后备专业人才，还能进一步推动抗战史学科的独立与发展。同时，应借助跨学科方法，加强对抗战史料的数字化建设，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史料的数字化、网络化，为研究者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史料查询途径。

 

 

 

其次，学术体系的构建是深化抗战史研究的核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我们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并结合实证研究、口述史、比较研究等多种手段，以全面揭示抗战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实现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历史地位、民族关系、民众认识等问题更深层次的理论探讨，为抗战史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加强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建设抗战史研究中心，以助力学术成果转化为教材、普及读物、主题宣讲等多种形式。在媒体和出版机构的参与和共同努力下，不仅能够丰富学术研究的内容，还能够提升抗战史的社会影响力，让更多人了解抗战史、关注抗战史。

 

 

 

最后，话语体系方面，西方二战叙事惯用“欧洲主战场”“太平洋战争”二分法，使“东方主战场”概念长期处于“被遗忘的盟友”窘境。中国学界须以多语种、跨媒介、矩阵式传播，将“东方主战场”提炼为与“诺曼底登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同等级的全球史关键词。具体路径包括：第一，在中外学术期刊同步推出“东方主战场”专题，用多种语言撰写、发表论文，提升话语权；第二，与联合国教科文、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加强合作交流，增强学术对话；第三，借鉴2025年纪念大会14响礼炮、14道彩烟的象征设计，开发“14年抗战”数字博物馆，用沉浸式交互技术让全球受众体验“从九一八到密苏里号”的完整东方叙事，进而把概念认同转化为情感认同。

 

 

 

需要强调的是，话语体系的建立对于提升抗战史研究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至关重要。我们需要提炼抗战史研究的核心概念，如“东方主战场”“全民族抗战”“人民抗战”“统一战线”等，以形成具有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一方面，通过学术期刊、学术会议、大众媒体等多种渠道，加强抗战史研究成果的传播与普及，增进公众对抗战史价值和意义的理解与认同；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与交流，提升中国抗战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讲述中国抗战故事。三大体系相互支撑、相互配合，方能将抗战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研究如果缺少了对东方主战场的书写与关注，就会失去其完整性。在深化中国抗战研究的过程中，开辟新路径不仅是对既有研究范式的超越，更是对历史真相更全面、更深入挖掘的必然要求。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与外文档案资料的持续涌现，将中国抗战放置于全球史视野下进行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趋势。为此，我们应做如下探索。

 

 

 

第一，扩宽视野、挖掘与运用新史料。在全球史视野下，中国抗战史料的搜集与整理需跨越国界，充分利用国际资源。除了已广为学界所熟知与关注的美国解密档案在线（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数据库、俄罗斯《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等，还应关注欧洲、东南亚等地区的历史档案馆，那里同样保存了大量与中国抗战相关的珍贵史料。通过与国际学术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实现档案资料的共享与互鉴，将极大丰富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史料基础。

 

 

 

史料体系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抗战史料的搜集应突破国界，继续深耕美、日、俄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官方档案的同时，使中国平台成为全球抗战史料最完整的汇聚地。在宏观史料之外，微观史料的搜集同样不可忽视。例如，在抗战时期，那些记录个人生活和感受的日记、信函、回忆录等个人文档，以及通过战地摄影、新闻报道等形式呈现的媒体资料等微观史料能够以更加生动、具体的方式，细致入微地展现抗战时期社会的深刻变迁、民众的真实心态以及战争的诸多细节。它们不仅补充了宏观史料的不足，还能为我们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历史视角，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和还原真实的历史。因此，在搜集与整理史料时，应秉持开放的态度，既注重宏观史料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也不忽视微观史料的独特价值与意义。宏观与微观史料相互印证与补充，才能够更立体、更全面地揭示中国抗战的历史真相，为抗战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与深度。

 

 

 

建立史料体系还要求我们在研究方法上不断创新，善于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手段与技术手段，如数字化、大数据分析等，以更加科学、高效的方式挖掘与解读史料。大数据分析技术则能够从海量史料中提炼出关键信息，揭示历史事件的内在规律和趋势，为抗战史研究带来新的突破。同时，通过数字化手段对这些史料进行整理与保存，将为研究者提供更加直观、生动的历史素材，也能有效避免传统纸质史料因年代久远、保存不当等原因造成的损坏或遗失，确保资料的长期保存与传承。此外，还应尽可能地建立统一的数字化史料数据库，实现史料的快速检索与高效利用，为跨学科、跨国界的历史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进一步推动抗战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第二，深化选题，构建抗战史研究的新框架。首先，东方主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对其研究不应局限于军事本身，而应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例如，探讨东方主战场对二战全局的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关系、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政策等议题，将有助于构建更加全面、深入的抗战史研究框架。同时，应加强对抗战时期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研究，包括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知识分子的思想变迁、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发展等，以展现抗战时期中国的全貌。这些细致入微的研究不仅能够丰富抗战史的内涵，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和民众心态。

 

 

 

其次，人口大规模迁移是抗战时期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除了引起学术界诸多关注的犹太人向上海等地的迁移，我们还应关注中国内部的人口流动、难民安置以及民族融合等议题。通过细致入微地对比研究不同区域、不同社会群体在抗战时期的独特经历和遭遇，我们能够更加全面、立体地揭示出这场伟大抗战所蕴含内容的多样性和错综复杂性。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拓宽和丰富抗战史的研究视野和深度，还能够促使学界从更多元的维度去理解和解读这段历史。为了达到这一研究目标，学者应积极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军事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更加深入、系统地分析人口迁移这一社会现象对战争整体进程、社会结构变迁以及文化传承与发展等方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再次，抗战时期的经济发展与资源配置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新议题。战时经济体制的转型、工业内迁与区域经济发展、战时财政金融政策及其效果等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抗战的持久能力和胜利基础，也深刻影响了战后中国的经济格局和社会结构。通过对这些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以及政府和民众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所展现出的智慧与勇气。这也将为理解战后中国经济重建和社会转型提供重要的历史镜鉴。

 

 

 

最后，国际援助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有学者指出：“鉴于从1937年到1941年中国战场上80%的外援物资来自苏联，其中90%以上通过西北通道运送而来这一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不能不使部分研究者的目光转向苏联援华和西北通道这一问题。”除了被广泛关注的苏联物资援助、美国“飞虎队”驼峰航线等案例外，还应关注其他国家与国际组织对中国的援助形式、援助效果以及援助背后的政治考量。抗战时期中国与盟军的军事合作也应被纳入解读范围。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扩大升级，美国政府对中共力量的关注不断增加。美军延安观察组便是在此种背景下派出的。观察组在敌后实施了广泛细致的考察，中共的作战效能、战略潜力，以及能为美军提供的战略协助，都超乎他们的预计。在中共鼎力支持下，双方展开了多方面军事合作。这段“与子同袍”的协作对今人理解战时中共与美国的关系，思考中美关系发展趋势，都有重要意义。这些多元研究通过分析不同国家与中国在抗战时期的互动关系，揭示出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第三，增加互动，促进国际学术对话与合作。放眼世界，我们会发现，欧、美、日等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中国抗战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视角与方法。梳理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了解他们的研究路径、理论框架与学术观点，将有助于中国学者拓展研究视野、提升研究水平。

 

 

 

同时，应通过国际学术会议、学术论坛等多种形式的交流平台，积极促进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之间的深度对话与紧密合作。这种跨国界的学术互动不仅能够增进彼此的理解与共识，更能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国抗战史研究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发展。举例来说，抗战时期世界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是一个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领域，可以对此展开跨国界的合作研究，以更全面地揭示那段历史背后的复杂脉络和深远影响。再如战时的苏联援华，可将苏联援助与其他国家的援助进行对比研究，揭示不同国家援助的特点与差异。还可选取美英等国的援助案例进行比较研究，构建起一个超越国别藩篱的国际援助系列研究。

 

 

 

这些研究不仅能够丰富抗战史的史料基础，还能从多个角度揭示抗战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复杂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应注重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相结合，通过对史料的细致解读和深入剖析，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观点，从而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声音，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研究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总之，构建东方主战场视域下的抗战史研究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史学领域“走自己的路”的生动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胜利！”只有把抗战史升华为“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普遍叙事，才能把14亿中国人民的历史记忆转化为全球共享的精神财富，也才能让中国自主的抗战史知识体系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历史依据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只有依据历史事实，看到抗日战争历史的复杂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有可能把抗日战争史研究中认识不够深刻的地方进一步弄清楚”。深入挖掘和全面领悟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漫长征程，能够愈发深刻地认识到，清晰界定和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东方主战场中所扮演的中流砥柱角色，乃是整个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且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民族凝聚起了抵御外侮的磅礴力量，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奠定了坚如磐石的基础。这一历史贡献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关头的担当精神，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深刻的历史启示。“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是正确认识和总结抗日战争史的题中应有之义”。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在抗战史研究中，我们不仅要深入挖掘史料解读细节，更要不断拓展研究空间。对于抗战史的学术探究，理应具备深刻的思想穿透力，透过历史的表层现象，深入挖掘战争背后的深层原因、影响及其深远意义。因此，发现并充分挖掘被西方学界忽略的东方主战场，构建东方主战场视域下的中国抗战史研究体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今天，重新审视“东方主战场”概念，绝非空洞抽象的口号，而是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是可验证的历史事实，它蕴藏于浩瀚丰富的抗战史料之中。唯有深入挖掘这些史料所反映的实际生活，同时将中国抗战置于全球史的视野下，让抗战研究走向国际，方能更精确地掌握抗战史全貌，更深刻地理解其对当代世界的持久影响。

 

 

 

抗战史的研究，还需要我们不断反思历史教训，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为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借鉴。我们应铭记历史，珍惜和平，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积极传播抗战史研究成果，提高公众对抗战历史的认知和理解，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抗战的艰辛历程和伟大胜利，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铭记历史，开创未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