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周年之际，很多二战史学者注意到，西方学界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关注度显著提升。回溯以往的西方学术论述，中日战争始终是这场全球性冲突的历史叙事中最受忽视的环节，而这一局面在10年前已出现转机。有多种原因促成这一变化：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得以赴华查阅战时档案资料；另一方面，中西学者借由学术会议与合作项目，在相关领域展开合作研究的机会日益增多。如今，西方学界关于战时中国的研究又呈现出哪些新变化？
截至2025年，在西方学界的研究视野中，可以观察到以下几个具体发展趋势：1.全球史视野下的抗日战争史研究方兴未艾；2.战时社会史倍受关注；3.战时科学相关议题成为研究热点；4.1945年战后初期阶段与战争后续问题日益受到重视。
这些研究趋势已不再局限于历史研究的传统关注领域，特别是过去长期主导中国抗战叙事的精英政治史。这一转向不仅映射出历史学科整体的发展动向，也折射出西方学界对中国历史解读方式的调整。就前者而言，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学涌现出诸多新的研究路径，其中尤以关注社会、性别与文化议题的“自下而上的历史”备受瞩目，这些趋势在中国史领域中表现得尤为显著。自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随着中国档案的逐步开放，地方史与区域史的撰写变得更加可行。然而，这些新趋向在中国战时历史的书写中却显现出较为缓慢的推进态势。造成这一滞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部分关键领域的资料因战争的破坏而难以获取的客观限制，也涉及历史研究框架本身的深层原因。对于西方的中国史研究者而言，1949年这一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时间节点，至今仍是理解20世纪中国的主导范式。其缘由显而易见，解释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始终是几代学者关注的核心议题。这意味着，结束于1945年的抗日战争，往往被简化为革命胜利的前奏，而非一个具有独立历史意义的完整事件。因此，构建新的历史认知体系的重要方向之一，便是提升抗战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将其视作一个虽与革命进程相关联，但需要独立审视的转型阶段。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是一个相对渐进的史学转向过程，其更多体现为解释视角的逐步调整，而非根本性的剧烈变革。总体而言，与二三十年前相比，中国的抗日战争已在更大程度上被纳入西方关于二战历史的整体叙事体系。但直至2025年，我们仍可清楚观察到，在西方全球战争史的研究图景中，战时中国依然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尚未获得与其历史重要性相匹配的学术关注度。
一、 既有研究领域
长期以来，英语学界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多数研究仍局限于特定细分领域。迄今为止，以英文撰写且具有整体视野的综合性抗战研究仍相对匮乏。当然，这种状况正在逐步改变，正如后文“新的研究方向”部分所阐明的那样。
即使在当下，中国的抗日战争恐怕仍是西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认知中最为陌生的部分。这一认知隔阂的形成源于双重因素：其一，中国战场是二战中少数几个西方人未深度直接参与作战的战场之一，尽管他们通过空中与地面支援等方式间接介入其中；其二，绝大多数相关史料以中文或日文撰写，而这两种语言至今仍未被欧洲和北美学者广泛掌握。
更深层次的原因则与冷战格局密切相关。在冷战初期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和德国被共同纳入一个由美国的金融和军事力量所支撑的西欧政治阵营，由此发展出一套关于欧洲战事的共同叙述框架——反法西斯的胜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冷战前期中国与苏联保持密切关系，使其史学发展既未与西方对战争的理解进程形成紧密关联，亦未能与日本学界展开实质性学术交流。这种双重隔绝导致中国国内关于抗战的学术研究长期聚焦于战争的国内维度，而较少探讨其与全球史的内在联系。
西方学界对中国抗战的最初研究，主要涌现于战争结束后的二三十年间。彼时西方学者既无法查阅中国的档案资料，也难以和中国学者展开直接交流。在当时的美国，其对中国的主要现实关切聚焦于政权更迭问题。这一早期阶段的代表性西方著作包括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的《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政权》与塞尔登（Mark Selden）的《延安道路》，二者均致力于阐释支撑中国革命的关键因素。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中国逐步对外开放，西方学者得以利用中国的档案资料，并与中国学者开展合作研究。这一变化使得大量抗战新史料得以被发掘并利用。在此阶段，中国学者发挥了主导作用，对战争时期的诸多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与讨论。西方学者则借助这一学术开放进程，逐步将中国的抗战历史推向国际研究前沿。自20世纪90年代起，包括哈佛大学已故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在内的多位重要学者，积极推动中国、日本及西方学界的联合研究，旨在共同理解这场东亚两大强国之间的惨烈冲突及其历史遗产。与此同时，麦金农（Stephen R. MacKinnon）和拉里（Diana Lary）等众多西方学者也相继出版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中国抗战史著作。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早期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多聚焦于军事层面，这一情况延续至今。然而过去几十年来，全球历史学研究的总体趋势已发生显著变化：传统上对精英政治史的关注，部分让位于对“自下而上的历史”及社会变迁的兴趣。同时，文化史与科学史的重要性亦持续提升。这些新的研究取向，同样被西方学者应用于对中国抗战历史的考察之中。
二、 将中国抗战置于全球视野下
过去十年间，西方学界涌现出多部聚焦中国抗日战争重要面相的学术著作。一个显著趋势是致力于将这场战争置于更完整的全球史框架中加以理解。中国的抗战被置于全球抗争的语境下，并与其他国家的经验展开比较研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剑桥大学历史学家方德万（Hans van de Ven）的《战时中国》。方德万指出，20世纪中叶发生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标志着战争形态的重大转变：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作战转向模式更为广泛多样的“民族解放战争”，而这种新型战争后来在中国之外的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该著作将中国的抗战完全置于国际语境之中，阐释了盟军在兼顾欧洲战场与亚洲战场之间所做的平衡决策。同时，其在战争史学方法论上实现重要创新，提出抗日战争应被理解为中国的解放战争的先导。
方德万研究的独特性与重要性，在于其将中国置于叙事的核心位置。他特别提到战争年代所带来的“非同寻常的诠释性挑战”，这一敏锐观察精准揭示了将中国抗战纳入更广阔的亚洲史乃至全球史的困难所在。首先，中国战场上的关键行动者并不像其他盟国或轴心国阵营中的人物那样界定清晰：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在二战史中形象明确且传记丰富；而在中国，尽管国共两党建立了统一战线，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两位核心人物之间的关系却极为复杂。两位抗战领袖都清醒意识到，对日战争结束后必将有一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内部竞争。抗战期间，中国呈现国民党统治区、中共根据地及日本占领区的政治与地理分裂，这使得历史诠释更为复杂。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在二战时期同样经历过类似分裂：本土处于德国占领或维希政权统治之下，戴高乐领导的抵抗力量则以伦敦和部分法属殖民地为基地活动。尽管如此，中国在战争中的不稳定状态，使其抗战历史难以被简单纳入单一历史叙事。法国历史学家曾指出，与盟国和轴心国之战并存的是一场“法国人之间的战争”（Guerre Franco-Française）；而在中国语境中，内部冲突也必须与国际战争并列考察，这种双重性使得历史叙事更趋复杂。
尽管如此，中国在二战中的角色并未被学界忽视。相反，近年的亚洲和太平洋战争研究中，对中国的关注显著增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当数弗兰克（Richard B. Frank）的《骷髅之塔：亚太战争史（1937年7月—1942年5月）》。该著作首次尝试融汇美国、中国与日本三方视角，对亚洲战场进行全面叙述。正如书名所示，该书叙事自卢沟桥事变起始，至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菲律宾巴丹与科雷希多尔陷落为止。弗兰克广泛吸收亚太战争研究的最新成果，构建了前所未有的综合性分析叙事。他充分肯定了中国作为主要盟国的地位，那种将中国仅视为战争旁观者或受害者的陈旧观点，在弗兰克的论述中得到实质性的修正。这是一部军事史著作，而非社会或政治史。全书前半部分聚焦中国战场的主要战役，尽管上海、长沙、台儿庄等地名在中国学界乃至公众中耳熟能详，却在西方世界长期鲜为人知。弗兰克的著作有力地修正了中国在二战叙事中被边缘化的现状。
在关于这一时期的众多重要著作中，奥弗里（Richard Overy）的《二战新史》是一部视野宏阔，并将中国抗战纳入全球战争格局考察的代表性作品。奥弗里提出应将这一时期的战争视为传统帝国间的最后一场大规模冲突，其时间跨度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至1945年终结。该研究的价值在于真正实现了全球视野，将中日战争作为分析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非例外性案例。在此过程中，他将一个问题摆到突出位置：日本对中国乃至广大亚洲地区的侵略与占领，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与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相比较？这一视角的深刻性在于，他揭示了一个关键现实：对多数参战国家而言，这并非“为民主而战”，而是帝国间的激烈争夺。奥弗里将战争叙事的重心从欧洲移开，重新置于东亚，从而重塑了二战的全球史结构。这使我们得以在欧亚大陆另一端早期暴行的对照下，更清晰地审视纳粹占领欧洲的残暴本质。他并未混淆盟国与轴心国的战争目标，而是有力地促使读者认识到：帝国间的竞争或许比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对抗法西斯主义的经典意识形态冲突更接近战争的核心驱动力。在此框架下，他对中国战争经历的深度剖析尤显重要。
三、 新兴的战时社会史与科技史
前述著作为从全球视野下审视中国抗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此同时，也有众多研究逐渐跳脱传统政治史的范畴，转向对战时社会史等新领域的探讨。一个新兴的研究方向聚焦于国民政府流亡重庆时期的历史转型，这不仅是国民政府在日本侵略面前重新振作的关键阶段，也促使当时的人们开始思考战争所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战事持续进行之际，许多国家已着手探讨战后改革议题。例如英国在1942年出版的《贝弗里奇报告》，便为战后社会福利与医疗保健等议题的解决构建了蓝图。战时的中国社会同样出现过类似的讨论。
近年的新研究正体现出这一向战时社会史转向的趋势。例如，巴恩斯（Nicole Elizabeth Barnes）的《亲密共同体：战时医疗与现代中国的诞生，1937—1945》，揭示了医疗卫生领域的社会变革如何因战时压力而产生。在日军入侵下，面对维持社会医疗健康的紧迫需求，儿童保育改良与传染病防治等领域的科学研究进程在中国显著提速。这类研究折射出近十年来全球史学中的一个更广泛趋势，即探讨国内社会变迁与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国际联盟的作用尤其受到重新审视，其对中国在防洪防灾、作物改良等领域的援助贡献卓著。更重要的是，当维持社会凝聚力与有序运转的任务因战争冲击而愈发紧迫时，这些战前准备工作的重要性愈显关键。巴恩斯的研究同样触及重要的性别议题，特别是妇女健康如何成为当时国民政府高度关注的焦点。相较于男性，战时女性的声音在历史记载中仍显薄弱。潘以红（Yihong Pan）近期出版的《这不仅是男人的战争：中国女性对抗日战争的记忆（1931—1945）》，正是重现这些女性声音的重要尝试之一。该书通过运用访谈、回忆录和口述史料，生动呈现女性作为抵抗战士、教师、宣传员与医护人员等多重身份，在国共两大阵营中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社会史与性别研究是巴恩斯著作的核心，而科学亦占据同样重要的位置。她对疫苗接种与营养科学发展的研究，深化了我们对战时社会变革的理解。“战时科学”这一概念深刻影响了近年的学术著作，例如格林（J. Megan Greene）的《战争中的建国之道：跨国知识网络与二战期间及战后中国的发展》。格林的研究表明，抗战时期催生的中美合作有力推动了翁文灏等科学家的科研事业，这位战时任职于国民政府的地质学家，在1949年后继续为新中国效力。该研究同时揭示了中国战时科学面临的核心困境：资源与设备的匮乏，致使那些能带来根本性变革的科技突破难以实现。在20世纪的大部分岁月里，“科学与民主”这一五四时代的口号，已成为各党派共同追求的政治现代化蓝图。战争赋予科学发展前所未有的紧迫性，而这种紧迫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依然延续，彼时科学发展被置于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规划的核心位置。
在战时中国，中美合作对科学等诸多领域产生深远影响，但这一同盟关系也伴随着诸多问题。傅知行（Zach Fredman）的《受煎熬的同盟：美国军人及其在中国的部署（1941—1949）》是聚焦战时美军在华活动的杰出研究之一。傅知行借助中美双方档案资料揭示，美军人员与中国民众之间的关系常处于紧张的状态。尽管同盟关系对双方均至关重要，但文化冲突极为剧烈。美军官兵普遍对战争时期中国的生活环境感到陌生与不适。而在中方视角下，他们已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竭尽全力款待盟军。这种认知错位导致双方关系在抗战结束时已滑向对立，并为解放战争期间更具敌对性的中美关系埋下了伏笔。
阶级革命史领域近年亦涌现出值得关注的新进展。从某种意义而言，社会史曾是西方学界将抗战时期作为整体研究对象的重要起点。冷战期间，战争动荡与农村阶级革命的关系，一度成为西方史学界最关注的课题之一。过去二三十年间，包括农村革命分析在内的社会史研究相对式微，这既源于农村革命起源问题对理解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渐失解释力，也受制于地方革命档案获取难度的加大。然而近期该领域已显现出重要新作再度萌发的迹象。
康笑菲（Xiaofei Kang）的《魅化的革命》即是对中国乡村社会变革如何推动革命进程的极具创新性研究。该书深入剖析民间信仰与宗教传统如何被转化利用，使农民得以理解远超其生活经验的意识形态变革。该书实至名归地荣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颁发的2024年度约瑟夫·列文森奖，该奖项系美国亚洲研究领域最具声望的图书奖项之一。
麦金农在《武汉，1938》一书中，将“难民迁徙”这一战时社会史的关键议题推向研究前沿，该书堪称该领域的典范之作。战争期间，大量难民自中国东部沿江而上，向重庆及大后方其他地区迁徙。麦金农以1938年作为国民政府临时军事中心的武汉为观察窗口，系统揭示战争引发的广泛社会变迁。这些现象亦包含积极面向，例如战争初期审查制度出现的松动态势。这种松动既源于蒋介石政府动员中国社会异见力量共同抗战的现实需求，也受制于政府迁都避难过程中难以维持原有出版管控的客观条件。拉里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战争中的中国人民》一书中同样关注难民迁徙问题，深入探讨了战争创伤如何重塑中国社会的情感图谱。
环境史是另一种极具创新性的研究路径。穆盛博（Micah S. Muscolino）的《中国的战争生态学: 河南、黄河及其他(1938—1950)》是一部兼具开创性和影响力的著作。穆盛博指出，在战争年代受灾最严重的河南地区，花园口决堤事件给当地农村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灾难。
近年来，中国学界对东京审判，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相关议题的兴趣显著提升，这也表明对日本在华战争罪行的更广泛关注。尽管西方学界对该议题的讨论热度不及中国，但仍产出若干重要成果。巴斯（Gary Bass）的《东京审判：二战审判与现代亚洲的形成》是近几十年首部全面研究东京审判历史的英文著述。该书将视角从法庭上的西方法官转向亚洲法官群体，特别是中国的梅汝璈、菲律宾的哈那尼拉（Delfin Jaranilla），以及唯一主张被告团无罪的印度法官帕尔（Radhabinod Pal）。巴斯通过分析梅汝璈战前成长经历的时代背景，揭示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如何塑造其审判决策。虽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为知名，但并非唯一的战争罪行审判平台。顾若鹏（Barak Kushner）的《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犯与中国的审判》聚焦中国境内开展的战争罪行审判，借此揭示战后初期的复杂与暧昧局面。考虑到冷战格局的逐渐浮现，蒋介石曾试图对大量日本战犯进行宽免和利用，其深层考量在于：构筑“反共”力量或许比清算战争罪行更具战略优先级。凭借精湛分析及独创性，该书于2016年荣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
四、 新的研究方向
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在未来数年无疑将持续涌现丰硕成果。中国国内的重要学术期刊（如《抗日战争研究》）持续刊发基于档案馆与图书馆文献的大量研究成果。然而，对于无法阅读中文的学者而言，这些研究仍难以有效获取。因此，探索如何推动这些成果更广泛地融入全球学术对话，将成为未来一项关键任务。
与此同时，诸多具有开拓潜力的研究领域仍待深入探索。地方史视角为理解战时经验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国各地档案馆保存着大量各级政府应对战时困境的珍贵记录。
当前研究对沦陷区历史的探索仍显不足。尽管该领域档案获取难度较大，仍有学者取得开创性成果。泰勒（Jeremy Taylor）关于汪伪国民政府的系列研究尤为突出。泰勒通过对该政权视觉符号体系的独到解析，揭示其如何借助图像与意识形态建构自身合法性。这项研究为尚待深入开发的亚洲与欧洲傀儡政权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切入点。关于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包括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在内的众多学者自20世纪60年代起便推出诸多有关法国的经典研究。然而迄今为止，对不同傀儡政权之间异同性的比较研究仍相当匮乏。此外，将汪伪政权与日本在东南亚扶植的其他政权进行对比研究，也值得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将战争置于亚洲语境下进行考察（无论是盟国还是轴心国的视角），都存在广阔的探索空间。新的研究趋势亦部分延伸至战后时期。数十年来，关于战后欧洲的研究已积累丰厚成果，大量专著与论文讨论东西欧的战后重建，而对于战后亚洲的学术研究则总体较为单薄。相比之下，对于战后日本的研究相对丰富，这得益于自20世纪50年代起相对开放的档案环境。而由于关键资料长期难以获取，有关战后中国相关议题的讨论难以充分展开。
然而有迹象表明，学界正开始更多地探讨1945年盟军在亚洲取得胜利后的历史。例如，二战催生的国际组织日益成为研究热点，这些机构塑造了中国、亚洲乃至全球的发展轨迹。典型例证之一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与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China National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的工作。1943年至1947年间，身为历史学家兼外交官的蒋廷黻在此领域发挥了关键作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协助中国战后重建，更在于推动中国思考如何通过国家计划与国际援助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战后经济发展。当今国际发展领域也存在诸多相似的讨论，这使得那段历史对当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另一个在战争末期登场的国际组织是联合国。中国参与联合国的渊源始于其战争时期的贡献，这促使罗斯福总统坚持主张中国应与美国、苏联和英国共同成为战后世界的“四警察”（Four Policemen）。直至今日，联合国仍居于1945年确立的国际秩序的核心位置。近年来，理解中国参与该组织的历史渊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要真正将中国的抗战经历融入西方对这场全球战争的认知体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相较于10年前，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已显著增多。关键任务在于将这些研究更充分地整合进宏观的二战史叙事框架。社会史的比较研究路径或将成为推动这一转向的重要因素。例如，中国战时女性史或东南亚华侨社群史，可以与战时的美英女性经历、印裔或非洲裔侨民与士兵的历史相互参照。中国的战争经验应当被更多域外受众所理解，因此相关学术研究需进一步厘清，中国战争经验在哪些层面呈现独特性？又在哪些维度与全球经历形成历史共鸣？
随着时间推移，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将日益成为抗日战争研究的基石。全球范围内的最后一批二战老兵正逐渐逝去，就连童年时期经历过战争的一代如今也已年过八旬。因此，未来研究很可能更加聚焦于“记忆”主题，以及全球范围内人们对这场战争的理解方式。在西方世界，博物馆是展现战争面相的重要载体。英国国家级战争史机构，位于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Imperial War Museum）已在展陈中纳入有关中国抗战的展品，包括来自重庆防空洞的文物。而作为美国纪念这场全球冲突的核心机构，位于新奥尔良的美国国家二战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World War II）亦通过大量实物与文献突显中国战场的历史地位。
后世对这场全球战争的理解无疑会随时间而演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被遗忘。正如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早已凋零，但因为这场战争对欧洲历史记忆的深刻塑造，它仍是欧洲学校教育的重要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亚洲的塑造作用远甚于一战，因而其历史细节将持续吸引人们的关注。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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