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抗日战争史研究是近代史研究中的显学，那么，中国共产党抗战史研究可谓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显学，近十年来发展尤为迅猛。学者们围绕中国共产党抗战战略方针的提出与成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维护、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扩大、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等主题，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与整体探讨，推出许多高水平的综合性、专题性学术成果。鉴于学界已对相关领域的具体研究状况作过较为全面的梳理与回顾，笔者将主要围绕研究趋势与主要特点作一概述，以期展现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抗战史的发展脉络与走向，并提出若干不成熟的思考。
一、 传统领域的不断深化
中国共产党抗战领域的传统研究议题，均为抗日战争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历久弥新的探讨，正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史的重要地位。
持久战是中华民族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下坚持抗战，最终赢得胜利的根本战略，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近年来，学界对持久战思想的形成从更长时段和更广阔的历史背景进行探讨，考察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后引起的各方反响，从国共比较的角度分析两党对持久战究竟要打多久的研判及其人心得失。持久战从战略提出到具体实行，均超越了单纯的军事框架，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互为作用，形成党政军民一体化的全面抗战局面，从而造成持久战的基础。同时，中国的持久战战略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考察日本对中国持久战战略的态度及其应对，显然非常必要。《论持久战》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与影响，日军的对华持久战战略，以及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和战争期间对中国共产党的情报调查与对策，进入了学者的视野。这些针对对手方的研究，从一个侧面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国持久战战略的理解。
敌后游击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打击日伪军的主要作战方式。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作战方式广为人知，但其中蕴含的军事和政治意义仍有进一步探讨空间。地道战得以大规模实施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强大能力。人民群众中普遍存在的民族主义热情是反抗日军侵华的不竭力量所在，也是地道战得以开展的坚实基础。打狗运动、堡垒户等，与地道战共同组成一个隐蔽的抵抗系统，为的是更好地掩蔽自己，打击敌人。游击战中展现的中国共产党的民众动员理念、组织能力，成为抗日战争胜利和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基础。
根据地研究中，陕甘宁和华北根据地一直是研究重点。近年来，这两大块根据地的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更加丰富、多元、深入。政治史领域注重县乡级政权研究、基层民主选举，以及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发挥的作用，力图上下贯通，落到实处；经济史领域注重农业、盐业、金融、财政等方面的精深研究，观察相关政策在抗战时期不同阶段的变化及具体发展，探讨民间传统、经济运行规律发挥的特定作用，展现了革命与传统、主观努力与客观规律之间的张力与调适；社会史领域关注乡村社会整合与改造、妇女组织和家庭婚姻等问题，更多地将其放在战争环境、根据地建设、妇女解放运动等更为广阔的视野和背景中作全面分析。
与此同时，学界对华中、华南地区的敌后战场和根据地建设予以前所未有的重视。不少中青年学者探讨中国共产党“发展华中”的复杂战略进程，关注八路军与新四军的配合、中共中央战略变化和在华中各地的落地过程、各战略区开辟和发展中的成败得失等问题，展现中国共产党不断尝试、不断努力的艰难历程，大大推进了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研究。有关华南地区统一战线与独立自主武装斗争的关系、敌后抗战局面的形成、根据地选址与建设等研究，成果也很丰硕。在错综复杂、敌强我弱的形势中，敌后武装斗争如何开展？根据地应该创建在哪里？这些研究在强调中国共产党对华南抗战的统一领导作用的同时，也注重凸显华南的区域特点与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研究，也有诸多新成果问世。金冲及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异常复杂的环境中正确处理与国民党联合与斗争的关系，既坚持合作，又正视彼此间存在的严重分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表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辨明时局变动征兆的政治敏锐性、驾驭复杂局势的领导能力。地方层面的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研究，也充分展现了时代的风云变化与历史的复杂性，考验学者的解释与分析能力。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抗战和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如何观察发生在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侵略斗争，都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皖南事变善后处理中的各种国际因素，西方人士对游击战和根据地的观察，活跃在香港敌后的港九大队为盟国提供情报，以及中国共产党对阿比西尼亚抵抗意大利侵略的认识等方面的研究，都大大开阔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史研究的视野和思路。此时的中共中央虽然僻处西北一隅，但时刻注意洞察时代大势和世界变局，并制定适合中国实际的战略决策。
在继续深耕传统领域研究的同时，研究者也注意综合性和贯通性，试图关切更宏大的问题。有学者通过研究太行根据地的敌后抗战态势、根据地政权建设、减租减息与群众基础的形成、游击秩序的建立等问题，将军事与政治、经济等方面联系起来考察，较好地回答了中共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何坚持抗战、不断发展的重要问题。
二、 新领域的积极开拓
近十年来，抗战史学界努力扩展视野，借鉴多学科研究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战时生态环境史、科技史、医疗卫生史、文化史、情感心灵史研究的成果数量和质量均有大幅提升。
中国共产党充分重视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利用和改造，继续发展山地游击战，改造平原地形，灵活运用夜战、青纱帐战、水上游击战等多种形式，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以弱胜强的创造精神和“人定胜天”的自信。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被纳入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灵活、发动人民、坚持抗战的综合分析中。
科技史和医疗卫生史的研究更多地体现了跨学科的特点。在科技史方面，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的无线通讯系统研究等，令人耳目一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科技史强调的不仅仅是物质和技术，也有人，即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及传授培训对象，还有技术的应用实践与创造发明，以及相关的配套制度等，这方面研究的空间还很大。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医疗卫生事业有很大发展，包括医疗卫生队伍人才的养成，较为完备的医疗体系的初步建立，以及以群众路线为基本方针的卫生运动的发起、传染病防治体系的形成等，展现了根据地政权与基层社会的良性互动。
文化史领域的研究，除传统的教育、宣传舆论、文艺活动外，涌现出大量以节日、话语、仪式、记忆等为视角的透视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特征的成果。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文化史等理论的影响，同时，在具体研究中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与推进革命的宏伟目标，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社会风俗的影响。
情感心灵史领域的研究基于对日记、书信、回忆录等私人史料的大量运用，反映了对战争与革命环境下人物命运、情感的关切。黄道炫运用大量日记，研究政治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心灵史，关切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机制和政治文化。他认为，注重理论思考、宏观导向，强调干群平等、官兵平等、群众路线，建立理论联系实际、实践优先的落实机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整风运动实现内部监督，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重要内涵。
新兴领域的研究大大扩展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史研究的范围，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政治、经济议题。很多新兴研究并不是纯粹追求新意，游离于主流研究之外，而是努力通过新的角度关怀重要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新近推出创新性综合研究成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系列丛书。从2016年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立项，至2025年出版23种28册书稿，可谓十年磨一剑，也体现了有组织科研在推进重大项目时发挥的特殊作用。这套书既包括《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战指导史》等总论性著作，也包括《八路军抗战史》《新四军抗战史》等敌后战场史研究，以及《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史》《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等各个根据地史，对于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史的整体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三、 主要特点
通过对以上十年研究趋势的概述，可发现无论是研究领域、视野和方法，还是研究队伍、科研组织形式等，均取得突破性发展。以下试总结中国共产党抗战史研究呈现出的重要特点。
第一，整体性和系统性加强，超越就战役论战役、就政治事件论政治事件、就经济行为论经济行为等封闭取向。既要做深入精湛的研究，又要避免孤立片面地看问题，强调彼此之间的“关系”与背后的深层“机制”，成为许多历史学者追求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格、动员广泛，党领导的抗战是一个系统工程。研究整体性加强的意涵，并不是要将政治、经济、思想等各要素全面覆盖，而是通过探讨某个事件或现象，真切地看到背后的一整套运行机制和深层逻辑，对抗战时期的建党、建政与建军及其包含的各个环节进行综合观察，探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成长壮大的内在动力和成功要素，否则就会陷入自说自话或者各执一词的境地。
第二，关注基层，重视社会史视野，阐述政策的“落地”过程和区域社会的特征。研究者从对中央和各根据地文件政策的梳理、相关人物文集选集的分析和报刊杂志的报道入手，进而在省、市、县档案馆收集材料，真正熟悉事件发生地的各方力量和风俗民情，深入了解各级政府和党组织、基层干部和普通人民的所思所想所做，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生动性也豁然打开。可以说，一个个鲜活的问题，正是从材料中来，从基层社会中来。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抗战史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和议题的极大拓展，与这种“深入下去、延展开来”的研究特点密切相连。值得欣慰的是，深入下去后的许多微观实证研究并没有陷入碎片化，而是努力关照党史中的重要问题和整个历史脉络。许多看似微观的实证研究，实际连接着抗战史、革命史、近代史、世界史的大关怀。这或许也是社会环境史、文化史等领域许多被传统研究忽略的问题越来越有旺盛生命力的原因。
第三，将中国共产党抗战放在广阔背景中考察，深入探讨敌、伪、我、友多方政治力量的发展变化。有关中国共产党持久战、游击战的研究，在国共比较中，在探讨日军如何应对中，可以观察得更为全面、到位。这与学者在利用中国共产党方面资料的同时，也充分利用国民党方面、日军方面，以及区域性资料密切相关。中共中央发展华中和华南战略的不断变化，很大程度上是时势演变使然，需要考虑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日伪军等诸多影响因素，才能真正把握纷繁复杂的时局，进而探讨中国共产党如何顺势而为，既有所坚持，又灵活变通，不断提高驾驭时局的能力。近年来，学界关注中共中央一些发展计划的提出与改变，甚或暂时中止与放弃，分析国内外形势变化下面临的具体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走过的求索之路。
第四，重视对人的研究，包括领导人、各级干部、普通党员和广大群众。无论是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还是各级组织的有序运转，都需要各级干部和党员去动员、组织、武装群众。赵诺研究太行山干部的政治成长史，强调这是一个原本身世各异的干部群体逐渐被凝聚于根据地党组织的过程，更是一个在区域整合基础上，不断实现干部“组织化”和“中央化”，进而完成组织一体化的过程。深入探究每一个个体，再进一步探讨具体的个体如何融入组织，如何在组织中淬炼成长，这样的取径既能看到生动鲜活的个体，又注重描绘整体的特征，进而探讨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视对人的研究，当然不仅仅限于一个个具体的个体，还包括群体，以及群体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变化、影响。如干部自身的学习与工作、干部队伍的养成、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等，都成为探讨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和政治品格的重要内容。
第五，长时段视角与历史性眼光。局部抗战和全民族抗战加起来共14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的抵抗时间最长。为什么中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能进行长期抵抗？14年持久抗战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意义是什么？这些都需要从长时段的历史中寻找答案。李金铮指出，当抗日民主根据地处于敌人严重的经济封锁时，所谓落后的自然经济反而由于其顽强的力量，成了赖以生存的基本形态。中国共产党通过大生产运动等方式，自力更生，度过最为艰难的战争时期。正是中国的经济形态、历史文化，造就了中国式的抗战、中国式的中共革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影响至今。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璀璨文明，深刻塑造了中国人民宁死不屈、捍卫民族独立的精神气质。长远的历史眼光，有助于研究者发现和解决重大问题。
四、 相关思考
十年来，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学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共产党抗战史研究取得大发展。学者在掌握丰富资料的基础上越来越注重用辩证、联系、动态与实践的眼光探讨问题，辨明主客观形势中积极与消极的因素，注意对手方的研究，观察历史事物之间的联系，关注阶段性特点和实践过程中的变化与影响。可以说，目前相关研究的水平已在高位上徘徊，相应地，对接下来的研究亦提出更高要求和更多期待。
首先，从资料搜集看，还需继续做大量基础性的艰苦工作。如对中国地方性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对日本、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国的资料搜集力度也应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十分重要的是要熟悉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抗日战争历史的基本文献资料，处理好基本史料与新发掘史料的关系，提升娴熟运用与分析资料的能力，把握分寸感。这些工作都需要持之以恒的付出、积累和努力，是史学研究者的看家本领。当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大语言模型的建立，资料整理、识别、翻译和分类等工作将更加便捷，提示历史学者应与时俱进，创新史料积累方法和研究手段。
其次，从学术成果看，部分研究存在同质化倾向，需要不断开拓和发现新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创建的根据地及各方面建设，是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进行的。陕甘宁和华北根据地研究已有较深积累，也有一定的模式可循，如何让学者新近尤为关注的华中和华南游击战、根据地的研究成果富有新意，还是要从形势的不断变化、政策落地过程中的复杂性、不同区域的多样性入手。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了19块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各自的发展经历和经验积累，又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种变化，更好地指导各根据地建设和赢得抗日战争的主动权。可以说，真正贯通了中央和各个根据地，同时深入根据地肌理的研究，必然别开生面，而非千人一面。另外，小块根据地、存在时间较短的根据地和游击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沦陷区的工作，在新疆等边疆地区的影响，都值得深入研究。
再次，从研究角度看，国际视野仍显不足。2015年，中俄学者曾共同研究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认为教导旅的历史展现了远东地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军事合作，既有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共同目标，也有关切自身国家利益和福祉时的纷争。这样具有多国视野的研究，因需要掌握多门语言，熟悉多国历史，具有较大的挑战性。朝鲜义勇队在华北的抗战及长远影响，战时各国对游击战、根据地的报道和各种形式的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比较等，都还有深入研究的空间。总而言之，应将中国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抗战历史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和全球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中考察。在与世界各国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定位中国抗战和中国共产党抗战。
最后，从研究体系看，宏观性、理论性研究尚显不足。具体深入的微观研究当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更需要关切具有全局性、理论性、统摄性的问题。关于如何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在1942年就明确指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的关键阶段。为更好地观察历史大脉络和总结经验，需要放在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历史中探讨，尤其要关注此前的苏区时期和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作贯通性考察。毛泽东所说的“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即是处理好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问题。研究历史，既要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要敏锐深入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后者无疑更为重要，因为“所以然”中包含了经验总结、理论思想乃至历史规律。
总之，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历史，深入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依然任重道远。系统性的学术推进，有助于获取百年大党历久弥新的历史启迪，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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