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新见唐才常致梁启超手札写于戊戌政变与庚子自立军起义之间，内述戊戌后国内政治变动情况，及其本人自日本返国后途径两广、湖南等地，抵达上海的历程。综合新、旧材料，重建戊戌、己亥之际唐才常的生活史，不仅对于既有唐才常年谱、传记编纂的薄弱部分具拾遗补阙之效，也有助于厘清唐才常在改良与革命之间的定位，进而理解所谓“公而忘私、为国奋斗”的政治人物在具体社会语境中的出路困惑及其抉择。唐才常与同志筹谋应变之际，面临了身体、物质和精神上的多重困境，遂有“国忧家难，丛集厥躬”之慨，他的革命道路的选择深受个人生活境遇的影响，在政治目标明确的前提下，诉诸行动时也采用了适时灵活的方法。

 

 

 

【关键词】

 

　　唐才常　戊戌　生活史　政治史　革命

 

 

 

 

 

唐才常与谭嗣同为“二十年刎颈交”，“少同乡，长同学，生同志，死同烈”，时人目为“浏阳二杰”。戊戌政变发生后，谭嗣同在京死难，唐才常悲愤之下，“痛哭回湘，料理家务，直趋上海，与海内外有志者联系，为复仇与救国之准备”，同年（1898）旋有日本一行。康有为后忆及：“嗣同蒙难，才常愤痛，日思复仇，以救圣主，拯中国。走东与吾及梁启超、麦孟华、徐勤谋国事。”越年（1899），唐才常返国，在上海主编《亚东时报》，成立正气会、自立会，组建自立军，全力策划“勤王”起事。1900年夏，设在汉口英租界的自立军机关被清朝破获，唐才常被捕就义，时年三十三岁。

 

 

 

自立军一役在历史进程中上承戊戌变法，下启辛亥革命，一般被视作“从维新到革命的过渡性事件”。至于唐才常本人的形象，也在改良与革命之间转换不定。在革命史视角下，唐才常虽然不能算作“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但学界肯定其“正在向革命派转换，并且和革命派实行过真诚合作”，故评价唐不失为“从保皇到革命的过渡性人物”。西泠印社2022年秋季拍卖会，有“唐才常、林圭致梁启超等有关戊戌政变及筹备自立军的重要信札二通”，系柏原文太郎旧藏。这份手札（以下简称“唐札”）内述戊戌政变后“湘省近来大不安静”各情事，及其本人自日本返国后“周历吴楚”之经过，作于唐氏抵上海当日，即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廿四日（1899年4月4日），总计2800余字，为一通罕见的长信。据拍品介绍，此札是维新派人士自戊戌政变后寻求新出路的重要记录，可见唐氏“公而忘私、为国奋斗”的精神。全札信息丰富，多有与其他史料相互发明、供晚清史研究发覆者，然所记杂糅隐讳，亦有非笺释不易解者。

 

 

 

旧说多谓唐才常“以己亥春返国,组正气会于上海，假东文译社之名，实以革命主义号召人心，结合有志之士”，“当是时也，唐君之胸中，不日将起革命，而光鍖自不可掩，故其名显于四方，海内外之有志者，日日相续而来，而革命之光线遂充满于寓居暗澹之中矣”。饶具意味的是，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手札记录了唐才常本人及其家族许多细节故事，作者时时流露“困极”“无处不形棘手”“其苦更不堪言”“国忧家难，丛集厥躬”等感时伤怀之语，显示他革命之路的选择并非一蹴而成。个人生活境遇对政治选择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社会结构、经济环境、文化资本和个体能动性之间的互动，社会制度变革亦须经由具体生活实践才能获得真实的历史效力。生活史研究恰恰提供了一种有效路径，即通过具体的生活经验来理解抽象的政治权力与结构。这一突破将政治史从单纯的“事件序列”重构为动态的“实践网络”，呼应了王汎森关于“历史与个人生命模式”密切关联的论述，也有助于反思当代人文学科研究中存在的“去人格化”倾向。在此意义上，“唐札”为重建戊戌、己亥之际唐才常的生活史提供了新材料和新视角，也为理解所谓“公而忘私、为国奋斗”的政治人物在具体社会语境中的出处困惑及其抉择提供了难得的检视契机。

 

 

 

 

 

 

戊戌（1898）、己亥（1899）之交，唐才常从日本回国，并未直接返乡，而是取道两广，先有所谓“粤桂之行”，唐札记：

 

 

 

粤桂之行，实非本意，乃因多人怂恿，成此无益之举，逮入香港，始奉公力阻之函，然已无及矣。严冬水涸，舟行维艰，自梧州泝昭平，为程百里而近，已阅时十余日之久，遂愤而就陆，然山道崎岖，无肩舆可雇，乃蹒跚步行四百余里，始抵桂林，严霜冱寒，足心为穿。

 

 

 

此一行动方向与唐才常原先力主兴义兵于湖南明显不符，究其根由，当出于康有为强力指派。迨庚子勤王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总结教训，特别强调“用兵”方向的选择问题，自初“专意桂、湘”，“桂”且优先于“湘”，故嘱唐才常致意“谋湘”而“起点自桂”；梁启超等康门弟子多主张“谋粤”，康大不以为然，表示“前后同仆议者，惟一黻丞”“惟黻赞此议，诚为绝识也”，视唐为最支持其决策之人。此次粤桂一行，正是唐才常贯彻“起点自桂”的探路之旅，但从札内流露“实非本意”“因多人怂恿，成此无益之举”等不满之词，可见对于康之决策并非无保留支持。

 

 

 

唐才常航海返国，选择自香港入境，沿梧港航线，走西江入广西，至梧州，由桂江北上，一路舟行艰困，耗费时日。自昭平（今广西贺州市昭平县）始，改换陆路，徒步行四百余里，抵桂林。此间为百越山地，值岁暮天寒之际，孤身长途跋涉，穿越瘴雨蛮烟之区，遍处荆棘，其苦可想。

 

 

 

唐才常从日本潜回国内，其最初落脚处即桂林龙宅。唐札记：

 

 

 

居赞侯家六日，仅与同门诸君子瀹茗深谭，此外别无奇遇，惟薇老大是俊物，每至酒酣耳热，痛神州之陆沈，与君父之幽囚、权奸之跋扈，声随泪下，慨当以慷。但苦无藉手以回兹浩劫耳。

 

 

 

按，龙朝翊（1871—1922），号赞侯，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康有为赴桂林讲学时的受业门徒”，北京创立保国会，龙赞侯列名为会员，又曾参加桂林圣学会，任广东饶平县知县。其兄龙朝言（1837—1896），光绪二年（1876）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故有“兄弟翰林”之称，晚年为桂林经古书院山长。龙朝言长子，即龙泽厚（1860—1945），字积之，光绪十四年（1888）优贡，广东翁源县知县，在广州万木草堂从康有为学，即康所谓“知县门生”。戊戌前，康有过两次广西讲学之行，均应门人龙泽厚之请，建广西圣学会，创办广仁学堂和《广仁报》，招收桂籍弟子数十名。唐才常至桂林后，居东巷龙宅六日，与“同门诸君子”相往还，然经历政变冲击，龙朝翊等桂籍康门弟子或意气消歇，或韬光养晦，故除“瀹茗深谭”外，“别无奇遇”可言，唯有唐景崧悲愤填膺，溢于形色，给予唐才常深刻印象。

 

 

 

“薇老”，唐景崧（1841—1903），字薇卿，广西灌阳人，同治四年（1865）进士，光绪八年（1882）法国入侵越南北圻，自请募兵出关，然“请缨之志，终憾未偿”，乙未（1895）割台后，以署台湾巡抚被推为台湾民主国总统，迫于基隆失守，仓皇内渡，遭清廷勒令休致回籍处分。时归隐桂林，接替龙朝言为经古书院山长，与康门弟子“见则谈学”。按谭嗣同家族与唐景崧有一层“戚属”关系，唐才常亦久闻“薇帅”之名。甲午后唐景崧受“台湾民主之印”，时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的唐才常为之击节，“化家为国，千载一时，薇帅可谓人杰矣”；不久唐景崧弃岛内渡，唐才常观感变化：“台北已失，唐中丞微服内渡，虎头蛇尾，特恐吴中丞之无偶耳。可笑可恨！”在桂林龙宅，与唐景崧相会，见其慷慨激昂，不减当年，故称扬“薇老大是俊物”，只叹惜“苦无藉手以回兹浩劫耳”。以康有为的勤王谋略，首先“以全力取桂”，广西地位举足轻重。桑兵讨论保皇会所借重各力量，其一大枝即“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唐景崧在勤王计划中“实际上被委以勤王正军全军统帅的重任”。然究诘其实，庚子时期广西团练办了几个月便草草收场，“唐景崧并没有过多表现的机会”，康有为期待的“广西伏莽，不患无人……大军成后，土匪义团皆来附，十数万人可立”“薇以亲统为宜，以将来破长沙、武昌，捣中原，当有大帅指挥之也”，毫无下文，对唐景崧所谓“勤王”行动的意义不能估计过高。

 

 

 

在桂林停留六日后，唐才常于戊戌“腊月十三”（1899年1月24日）启程，“幞被行雪中”，于“小除之夕”即腊月廿八日（2月8日）抵衡阳（属衡州府），面见匿迹当地的熊希龄而作长谈：

 

 

 

秉三忧谗畏讥，枯槁憔悴，终日如坐针毡，辗转诘之，惟以静观时变相约。又言黄泽生、蒋少穆新为黄均隆所劾，语极危险，幸中丞极力洗刷，粗获无事。少穆辞差而去，泽生辞不获，仍统数百人，朝夕操练……而孤军益无能为役矣。松琥之归，湘人疑之，又新奉密旨，湖南速练重兵一枝〔支〕，以备调遣，遂若朝廷专以防湘为事者，故熊、黄慴不敢动，且日忧祸至，其势然也。

 

 

 

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人，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以在籍翰林身份襄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任时务学堂总理、《湘报》董事，为湘省维新运动干将之一。政变爆发前，熊希龄已离开长沙，前往衡阳。戊戌八月廿一日奉旨以“庇护奸党，暗通消息”，被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同遭革职处分者还有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陈三立（“招引奸邪”）父子。唐才常行至衡阳时，所见熊希龄尚在地方官“管束”之中，流露劫后余生、惊魂甫定意态，故谓其“忧谗畏讥，枯槁憔悴，终日如坐针毡”，后致江标信中，也说“秉三居衡，忧谗畏讥，於邑无色”。

 

 

 

 

黄忠浩（1859—1911），字泽生，湖南黔阳人，以优贡纳捐内阁中书，二十一年（1895）招募乡勇五百人入鄂，守田家镇炮台，为湖广总督张之洞赏识，二十三年（1897）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整饬军事，《清史稿》记其“治军长沙，统毅字军，军故征苗旧旅，日久窳敝，不可用，宝箴纳其议，别募威字新军，俾主之”。蒋德钧（1852—1937），字少穆，湖南湘乡人，荫先世功勋为监生，任四川龙安府知府十年，劝农兴学、兴利赈灾，有政声。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始，以在籍绅士身份参与湖南新政，盛宣怀曾言：“近来湘中风气大开，轮船、电报、矿务、银行均已踵起，所以劝其始者，前四川龙安知府蒋守德钧功居多。皮锡瑞当时说“蒋、熊皆开化党，所言皆变法事”。

 

 

 

唐札引熊希龄语，谓黄忠浩、蒋德钧二人“为黄均隆所劾”，应是误传。参黄、蒋者实为张荀鹤，湖南岳州华容县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山东道监察御史，戊戌十月十四日上一折一片，分别为“奏请裁湖南保卫局所仍复保甲旧章事”、“奏为特参湖南统领营官黄忠浩蒋德钧纵勇殃民到处钻营请予斥革惩办事”。关于保卫局、左孝同被劾，时为省内人士听闻：“左子异（孝同）交卸保卫，鹤老（张荀鹤）尚不肯与，闻左袒于黄（遵宪），已被人劾，闻交廙帅查办。”皮锡瑞记：“蒋少穆、黄泽生与左子异皆为张苟〔荀〕合所参。”

 

 

 

“中丞”，俞廉三（1841—1912），字廙轩，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调湖南布政使，赞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尚称得力。陈宝箴被罢后，俞廉三由布政使擢巡抚，面对政变后复杂省情，镇以安静，不愿纷更多事，如张荀鹤请裁“湖南保卫局”一折，他便附和张之洞“保卫局似不能有植党情事”之论，主张在“保甲局”名义下行“保卫局”之实，虽奉严旨而采取回避周旋之法，保卫局实际被保全下来。张荀鹤附片参劾黄忠浩、蒋德钧不轨情节，据俞廉三复奏，二人统兵“实系陈宝箴慕名选派”，皆一时之选，所参“夤缘”“钻营”两节俱非事实，请“准予照旧统带，以策后效”。俞折对二者罪名加以辩护，确可谓“极力洗刷”。

 

 

 

至戊戌年底，唐才常返湘时，蒋德钧已“辞差而去”，不再统兵，黄忠浩则“仍统数百人，朝夕操练”。唐对黄有所动员，但后者已成“孤军”之势，实力受限，且面临朝野夹击的压力——一方面“新奉密旨，湖南速练重兵一枝〔支〕，以备调遣”，显示军事上“朝廷专以防湘为事”的肃杀氛围；另一方面，省内“直谓其欲造反”等流言传播，舆论杀人，形格势禁，使其“益无能为役”。经历政变，湘省新旧力量权势转移，唐才常寄望的南学会一派已无再起的可能。熊希龄以前途凶险，劝唐才常不要再往浏阳，但后者执意返乡，辞别而去，除夕（2月9日）行至衡山，在此“度岁”。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1900年2月12日），唐才常顺湘江而下，“买棹由湘潭而长沙”，稍为休整后，陆路东行返乡。唐札内多记“湘省近来大不安静”各情事，如新年前后“盗贼”四出，钱庄、典当“被抢者十余家”，地方绅民“追思保卫之善，私征钱仿行之”，即民间有筹款仿行戊戌时期湖南保卫局之举。按湖南保卫局宗旨为“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性质非名义上的官办机构，“名为保卫局，实为官绅商合办之局”，然戊戌后民间势力失坠，“不与官通气，规条亦不肃，终不能制盗贼”，其事遂不行。当时又有湖南巡抚俞廉三遭“梃击”事件发生，袭击者被捕后昌言不讳，“人言抚台不可击，吾故欲击死以市吾勇耳”。此为湖南政情变化的一条重要记录。唐才常以为“盖湘省人心已蠢动，而若辈特冒险以试其技也”。此处“若辈”，实指省内会党（哥老会）而言。

 

 

 

正月初十日（2月19日），唐才常入浏阳县境，在“距市约一里”的枨冲地方（今枨冲镇，位于浏阳西南部）旷野无人之处，忽遇暴徒袭击。唐才常本人即浏阳枨冲人。此前路经衡阳，熊希龄已告诫浏阳地方不靖，劝勿以身试险，事后发展，果不出所料。《唐才常烈士年谱》记：

 

 

 

公归国以后，复回浏阳省亲。将抵家门，道经枨市，为顽固派邹某所见，纠无赖多人围殴之。幸与唐祠相近，族众闻信，群往救护，得免于难。然左额已为铁尺击伤，在家养息十余日始愈。

 

 

 

此次“围殴”事件，给远道归乡、将抵家门的唐才常一个巨大的下马威，可谓其生平至暗时刻之一。年谱专记一笔，惟较省略，唐札则备述始末，提供了丰富细节：

 

 

 

由长沙行至浏界，名曰枨冲，突遇不逞之徒五六人（皆腐秀才，距市约一里，旷野无人），拦舆而骂，弟跃而下，诘其故，彼云“省城方悬赏购汝，速就缚，无多言。”……闻弟自省来之言，愕眙久之，乃反顾曰“此人官既不办，吾辈当殴死之，以泄吾愤，且渠康党也，纵死非命，官必不罪我。”于是五人者环而攻弟，一人执钢条乱击，打破弟额，血流满襟，幸弟平日颇习拳勇，将其钢条夺住，力奔至市，市人纷集，有助彼者，亦有助弟者，而弟已晕倒在地矣。

 

 

 

所遇“不逞之徒五六人”，为首者即唐才质所记“顽固派邹某”，先是拦舆叫骂，欲缚而献之，邀功求财，遂而一拥而上，集体围攻，且下手阴狠，直必欲置人于死命。唐札追究事起之因:“盖其时实有悬购之蜚语，一二无赖小人遂以为奇货可居”。可见事变后政治清算，如风遍布，复因各种社会矛盾媒糵其间，新、旧之争的烈度提升，舆论和现实对涉嫌“康党”者均极不利。

 

 

 

唐才常遇险之际，所幸距离不远的唐家及时得到消息，家族子弟出动营救，方扭转危局，虎口脱险，“是夕宿于族人家”。次日（2月20日）即“抵县垣，诉其事于县官”，但未有结果。唐札记：

 

 

 

陈县官于弟家有年世旧谊，外极尊崇，而内实不满于弟（去岁宰湘潭，潭人请县试加时务一场，陈驳斥之，《湘报》遂并其禀与批语，痛加评骘，以是忮弟）。然陈柔愞畏事，于新、旧二党两无所助，故新党亦不甚畏之。

 

 

 

按，“陈县官”名宝澍，字宇初，上年（1898）三月谭嗣同致书欧阳中鹄谓：“湘潭县官陈宇初大令不肯考（县试）时务，似此守旧之官（讯断又最糊涂，终日坐堂并不能结一案），而补吾浏阳之缺，如之何其可也？不如留黎大令万万矣。”此处“补吾浏阳之缺”，可与唐札“去岁宰湘潭”一语互勘，考试“时务”一节也可彼此印证，确认“湘潭县官陈宇初大令”即“陈县官”，上年由湘潭转任浏阳，谭嗣同以为此人排拒时务，且讯断糊涂，系一“守旧之官”，故不愿其调来浏阳。陈宝澍与唐家有世交，表面客套，实则虚与委蛇，依违新、旧二党之间“两无所助”，“围殴”控诉最终不了了之。欧阳中鹄记其事：“此时县君但传邹氏具结，出示拿捏造访闻之人，众知其伪，其事即解。”

 

 

 

唐才常所谓“内实不满于弟”“以是忮弟”的潜因，则在于陈宝澍知县湘潭时，正值清廷下诏推行“经济特科”，改革考试内容，本地士子陈请于县试“加时务一场”，遭陈批驳，唐才常主持的《湘报》起而抨击。查《湘报》第三十八号刊有《湘潭公恳变通县试月课禀并批》一文，编者“附识”对各方意见“痛加评骘”，驳斥“湘潭县正堂陈大令宝澍批”之种种“误会”，尤有力道，显示了办报者立场所在。据文末署名，“附识”由樊锥所作，思想取向则反映《湘报》馆同人共识，约同时期唐才常发表《时文流毒中国论》一文可供参观。

 

 

 

经此“围殴”事件，唐才常受伤不轻，身心俱惫，“在家养息十余日始愈”。唐札记：

 

 

 

弟负重伤，卧病于家者十余日，彼不逞之徒益纠多人，欲得弟而甘心（揭帖四张，动以康党、逆党为名，闻王、叶实主使之）。王少实，弟密友也，飞函告弟，谓“叶党且谋以他事陷君，君宜速去”。

 

 

 

当时“不逞之徒”聚众寻仇，不肯善罢，并以“康党”“逆党”影射攻击之揭帖四处张贴，政治风声日紧，警报远未解除。“王、叶”，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1842—1917）、吏部主事叶德辉（1864—1927）皆湘中巨绅，也是湘省辟康学、反变法的头面人物。北京政变发生后，长沙迅速推出《翼教丛编》六卷，并多次重刻、翻印，流传全国，省内有人评论：“叶焕冰刻有《翼教编》，其诋毁新党亦淋漓尽致，而征引之精核颇能洞烛几先，裨益于人心风俗不少。”唐才常返乡之际，王、叶正以湘绅领袖合力“辟康”，所谓“明正厥罪，觉迷辟谬”，变本加厉，不遗余力。一名为“王少实”的友人，专门函告“叶党”谋借故攻讦，劝速离去。唐才常已成为政治敌人的眼中钉，必欲拔除之而后快，他不敢在乡久留，旋即“扶病而行”，潜往上海。

 

 

 

 

 

 

戊戌政变后，唐才常个人命途多舛，“家难”更是有加无已。回国抵香港时，他接奉家书，“始知湘中政变以来，讹言四起，同人星散，平日失志之小人，因利乘便，睚眦报复，无所不至”，甚至将其与故友谭嗣同合伙经营之一煤井、一钱庄“乘风鼓煽，以致倾圮”，一路“踉跄而归”，拟将家事略加料理，却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变故叠生，“不逞之徒，造言生事，横无人理，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对此家族遭际的细节，唐札亦有反映：

 

 

 

然此祗就弟一身言之，而家君及舍弟辈之为弟所累，其苦更不堪言也。先是弟与复生及黎某开一煤矿、一钱庄，冀稍弛内顾忧，得从事于世局。自八月中旬凶耗迭来，且喧传弟死汉口，黎某之族人欲将某捆送有司，黎某夜遁，而店中之掌柜者乘机席卷而去，于是钱庄亏空至万余金。复生死，黎某遁，其亏项遂丛集于弟之一家，家君十年来不问人间事，不得已挺身而出，将应值七千余金之煤矿只作四千金售与他人……余尚负三千余金之谱，无法偿清，而邑人尚缘隙攻之不已。自去秋喧传弟死后，朋友亲戚无一援手者，唯恐党祸之及其身，人心风俗，盖可知矣。伤哉！

 

 

 

“家君”，唐才常父亲，本名唐其恕，改名唐贤畴，终身教授乡里，年逾六旬尚以“课蒙等事”养家。“舍弟辈”，唐才常弟妹共四人：次弟才中，字次丞、次尘；三弟才质，字华丞、法尘；四弟才升，字象丞；妹才难。唐才中、唐才质皆时务学堂学生。

 

 

 

关于“弟与复生及黎某开一煤矿、一钱庄”，事可溯至甲午后湖南新政。按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冬，湖南遭遇大旱，“浏阳实在最重之列”，次年（1896）正月，巡抚陈宝箴奏请开办湘省矿务，在省城长沙设湖南矿务总局。浏阳利源，以矿产为大宗，境内出产煤、锑、金等多种矿产，本地矿务亦作为赈济救灾临时办法而发端。其时谭嗣同为在乡协助欧阳中鹄“总办县赈”，提出矿产为“天地自然之利，亦救荒之上策”，力主开矿，实行以工代赈，遂“因共唐君绂丞办西乡之金矿”，“进而与少谷谋南乡之煤矿”。

 

 

 

“唐君绂丞”，即唐才常；“少谷”，黎宗鋆，字少谷，湖南浏阳人，著有《浏阳土产表》《浏阳利弊论》，与唐、谭发起浏阳不缠足会、群萌学会，“讲学论政，亦学会而兼议会之意也”。唐才常谓“少谷先生是忠孝豪侠人，兄所极佩”，又称“少谷姻丈”，可知二人有姻亲关系。

 

 

 

湖南矿务总局成立之初，唐才常以为“义宁公锐意办矿，千载一时”，与谭嗣同上书陈宝箴，详陈浏阳产矿情形及“浏阳办矿有八便”，主动申请设立矿务分局，以欧阳中鹄主其事，得到陈氏“慨然允许”。浏阳官煤局开发南乡煤矿，除“以工代赈”的目的外，亦负责“代鄂局采买煤斤”业务。“鄂局”，即汉阳铁政局。盛宣怀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接办汉阳铁厂后，“路与轨两局综于一手”，主张“为今日造路计，非轨不能成路，非铁不能制轨，非焦炭不能炼铁”。开平、萍乡之煤因各种原因，缓不济急，而湖南素有“湘煤富甲天下”之称，故盛宣怀急于在湖南寻找煤矿，以供炼焦炭之用，以他自己的话说，“铁厂望湘煤，如婴儿之望乳食”。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十月间，时在南京为候补知府的谭嗣同有上海一行，受盛宣怀委托，“愿任小花石之役”，即返湘协助勘办湘潭小花石煤矿。细绎谭嗣同言说，本年前后屡涉“矿学”“矿务”主题，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又拟创办《矿学报》，公启指出“报也者，矿务之起点也”，“由报馆而学会，而学堂，而公司，矿务幸甚，中国幸甚”。今人引据此类言说，多喜申论谭嗣同之“实学思想”或“启蒙精神”，不过，由唐札所提示线索，也可以换一角度，考察谭、唐辈办矿实际情景，或有助于理解甲午后士人维新的行为逻辑。

 

 

 

谭、唐经营煤业，实自“办赈”始。他们协助欧阳中鹄办理“浏阳筹赈总局”，同时兼办赈捐，所得之款除赈灾外，也用于团防、备荒、算学馆等公事经费。在此过程之中，二人的个人资本也有所积累。唐札谓合办煤矿、钱庄等业，“冀稍弛内顾忧，得从事于世局”，本有“治生”目的。浏阳煤矿创办之初，确有实在利好，唐才常为浏阳南乡所产白煤推广销路，乐观认为“打开各处销路，实为浏邑无穷之利”；又与人合伙开办浏阳西乡煤矿，渐次联络各路富商，广为招股，甚而拟“广招日商或南洋大贾合办，藉通财源”。但好景不长，至本年（1896）夏间，兴盛一时浏阳煤业难以为继，已呈现一派萧条景象。据主持本县矿务分局的欧阳中鹄所见，“县中矿务无可办，仅开北乡曾家洞铜矿，矿师视之遂废；煤则省局不办白煤，专炼焦炭，产既不佳，间有运道又远，利薄不能容局；其余若安得摩尼、五金之属，茫乎未有闻矣”。唐才常的热情也大受打击，对于办矿意兴索然：“来谕不允办矿一节，原公私交迫，万难再安家食，聆之恻然！矿务未知顺手与否，而饥寒驱迫，英雄气短，此是万不得已之苦衷。但悠悠九洲，何处栖身？”

 

 

 

当时影响浏阳煤矿的，除了土法采煤的制约因素、定位官办或商办（绅办）的政策分歧，另有一层内部人事纷扰。南乡煤矿招商集股，主要股东有唐才常、黎宗鋆、刘善涵、刘善浤、刘蕙圃等，欧阳自耘（欧阳中鹄之子）原来也有参股，相互间不免利害关系，各股东“与旁人有意见”，最突出者即与煤矿原持有人“陶氏（陶俊臣）”的矛盾，欧阳中鹄或牵于利害之私，“赞成”股东一方，终于导致冲突，有所谓“俊臣煽众逐师，掣动全局，令人发指”的大事件发生。可知戊戌以前，唐才常作为“办事之人”，直接经手浏阳煤矿，牵扯利益纠纷，与地方有力人士已有积怨，故时感“人情巇险，势利充塞”；变法失败后，政治情势翻覆，当地有许多不利于他的传言，甚至一度喧传已死于汉口，各路仇家秋后算账，也找到“因利乘便，睚眦报复”的机会。

 

 

 

唐、谭合开之钱庄，限于材料，不详其实。据笔者推测，为方便筹措资本，省城阜南官钱局成立后，他们也在浏阳合资开设钱庄，或入股原有之“浏通公钱店”。

 

 

 

 

谭嗣同致邹明沅函，为光绪二十四年预备赴京前向浏通公钱店借银收讫之回函，信封现存，有“浏通公钱店邹二老爷岳生台鉴”、“内信并字据一纸”字样。

 

 

 

合办煤矿、钱庄之“黎某”，即黎宗鋆，政变后因与谭、唐旧交遭忌，族人欲将之捆送官衙，黎乘夜潜逃出县，合办钱庄无人看守，掌柜之人“乘机席卷而去”，以至亏空高达万两，损失巨大。当时谭嗣同死、黎宗鋆遁，亏项遂丛集于唐才常一家，其父唐贤畴不得不出面收拾残局，“将应值七千余金之煤矿只作四千金售与他人”，又变卖祖产、家私，凑出三千两，供填补亏空七千余两，尚余三千两（其中一千两系“邑中公款”）无法偿清，被人逼迫，不堪其扰。唐才常致江标函也说：“复生死后，讹言谓常亦死于上海。店中管账者将什物银钱席卷而去，至今未获，亏项约四千馀金。”煤矿等产业被目为“逆党物”，费尽苦心，贱价售出，却仍为乡人攻击不已，唐才常不甘之余，对家族抱有很深的负疚感，也认清世道浇漓、投石下井的残酷现实。回顾归乡省亲一行，他的身心遭受双重伤害，一则“伤痕今犹未愈”，二则“自去秋喧传弟死后，朋友亲戚无一援手者，唯恐党祸之及其身，人心风俗，盖可知矣。伤哉”！面向好友梁启超吐露心曲，情难自抑，顿有途穷天地窄之慨，故谓：“清夜以思，国忧家难，丛集厥躬，未有如弟者也。”

 

 

 

 

 

 

唐才常在浏阳跋前踬后、动辄得咎的境遇，也和与谭继洵的关系变化有关。唐札记：

 

 

 

再者，复生之死，敬帅非常痛惜，又时时询及家君，曰绂丞不归，无可与谈，并虚其课孙一席，以待弟归。后有人送《亚东时报》所载《六士传》与之观，因谗弟及复生，曰是传实绂丞所为，中有“继洵才劣而性贪”语，厚其子而薄其父，大不近人情，敬帅于是嗛弟。

 

 

 

“敬帅”，谭继洵（1823—1900），谭嗣同父，号敬甫，咸丰十年（1860）进士，历官至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戊戌政变发生，连坐革职，勒令回籍。

 

 

 

光绪二十年（1894），唐才常考入武昌两湖书院，谭继洵时在湖北巡抚任上，唐才常与居处巡抚署内的谭嗣同“意气投合，过从最密”。甲午战败，唐才常以为《马关条约》丧权辱国，深恶李鸿章及附和和议诸人，对张之洞“五次电争和议”评价甚高。值得注意的是，他赞许“张香帅”直言敢谏，一时无两，连带论及“谭中丞”正色敢言，操行品性有超出其他督抚者，对其任内功绩也有正面评定，以为“精神才力，较前更旺，办理军务，极为认真”，“湖北军政，经谭中丞极力整顿，凡空额克扣、惰于操演等弊，一时尽革，鄂、汉军民，颂声作矣。”

 

 

 

经甲午一役，唐才常思想变化，自言“此次到鄂，他无进境，惟时局之变，及学校人才之必当改弦易辙，略见一斑”，“静观天下之变，时文一道，将来必成废物”，其表现于行动的证明，不仅劝说几位在乡的弟弟读书摒弃“庸陋时文”，更在于发起建立浏阳“格致书院”，并直接上书谭继洵。事见乙未（1895）闰五月初十日致欧阳中鹄函：

 

 

 

受业曾具禀敬帅前，请于我邑建立格致书院，先筹二三百金，购齐上海格致书院翻绎诸书，及纪限仪小机器数种，以为士人观摩。先导之以算学，徐进以舆地、兵法、制器诸学。但经费难筹。但于禀中婉请中丞捐廉以为之倡，余或将每年经课改归此处，或将南台膏火，酌拨其半。中丞深韪是言，慨然允许。

 

 

 

唐才常拟设之“格致书院”，实已发算学社、算学馆先声。他后来说“湘省直中国之萌芽，浏阳直湘省之萌芽，算学又萌芽之萌芽耳”，格致书院科目兼及算学、舆地、兵法、制器诸学，建制规模尚有过之。谭继洵对此新政一度“慨然允许”，且“拟上变法疏”，态度可谓积极；后受清廷导向影响，出于政治敏感，以“守老氏之宝，不欲为天下先”为义，立场转向保守。

 

 

 

政变后，谭继洵受株连归乡，由地方官管束。他对谭嗣同遇害“非常痛惜”，对唐才常态度亦如旧，多次询及唐父唐贤畴，“曰绂丞不归，无可与谈”。据唐札透露，两家关系破裂的直接原因在于《亚东时报》所载《六士传》一文。

 

 

 

按，《六士传》发表于《亚东时报》第四号（1898年11月15日），署名“逸史氏”。有人将此文送谭家传观，诬为唐才常所作，因谭传内有“继洵才劣而性贪”等语，致谭继洵大怒，对唐态度为之一变。查涉谭继洵一段原文为：

 

 

 

然其志不在仕宦富贵，居恒郁郁不乐，若有隐痛难顷刻排解者。其父继洵，久任巡抚，才劣而性贪，嗣同每几谏，辄被怒责。

 

 

 

文末“逸史氏”附识曰：

 

 

 

六士平素言行之详，虽未得闻其孰优孰劣，然要旨皆率先天下，排陋开新，不惮以一身为怨府……夫清国舆图之大，民数之众，地球上所希觏，然求其能如六士者，竟无其人。呜呼！此清国之所以不振也欤！余客禹域，深有慨于此，乃作此传，以讽激彼土以志士仁人自信自任者。

 

 

 

《六士传》为戊戌被难六君子传记文，也是目前可见写作与发表时间最早的六君子传。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对梁启超撰《谭嗣同传》版本有所研究，指出《清议报》之前，包含《谭嗣同传》的《清国殉难六士传》已分别刊登于澳门《知新报》与东京的日文杂志《日本》，而上海《亚东时报》发表署名为“逸史氏”的《六士传》为其共同母本，关于“逸史氏”身份，其亦有推论：

 

 

 

关于逸史氏，不知其详，但从“谭嗣同，字复生，清国湖南浏阳人也”的起句中可以推断，作者似为日本人。这样的话，主笔山根立庵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一些。

 

 

 

“逸史氏”自谓“余客禹域”云云，可确证其为日本人，但是否为主笔山根立庵本人，尚存疑。《亚东时报》是日本乙未会在上海刊行的汉文杂志，宗旨为倡导中日携手，“敦二国之交”“通两国心志”，树“兴亚之大计”，自1898年6月25日至1900年4月28日停刊，共发行21号。山根虎之助（1861—1911），号立庵，日本报人、汉学家，当时身兼《亚东时报》主笔、编辑与发行，以立庵居士、山根虎侯及“晴猎雨读园主人”“深山虎太郎”“芦中人”等笔名发表大量诗、文、译作，白岩龙平致书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说：“《亚东时报》汉文栏向为清人所称，声名最著，主笔者山根立庵于上海文人亦不做第二人想。”

 

 

 

《亚东时报》创刊时定为月刊（自第七号改为半月刊），第二、三号均按时出版，第四号则严重脱期，迟至本年11月15日才面世，明显因为受到戊戌政变影响。该号除刊载《六士传》外，山根立庵用“深山虎太郎”之名发表《书八月六日朱谕后》及《挽六士》七律六首，同时还有梁启超《去国行》、佐藤马之亟《论京师变故》、飞天道人《论英国兵船庇护康南海不合于公法而合公法》、孤愤子《书八月初六日上谕后》等引人瞩目的诗作和文章。报史研究者一般认为《亚东时报》为日本人创办，在租界发行，故言论偏向大胆，“当时在中国出版发行的中文报刊之中，公开哀悼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同情康有为、梁启超逃亡，以及反对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只此一家而已”。

 

 

 

至于将《六士传》送达谭继洵的具体之人，唐札亦有透露：

 

 

 

复生又有堂兄名嗣棨者（与弟素密，因弟善复生，疏弟），素与复生不协（其诗集中所作《极蠧歌》，专指此人），专为敬帅聚敛家财，以媚于帅，亦因《六士传》谗弟，曰“复生平日性情尚有可取，只因与绂丞交好，事事为其愚弄，且今年本不晋京，绂丞亟劝之，遂遭此祸”。敬帅于是大怒。

 

 

 

谭嗣棨（1843—？），字肇谷，号莘畬，谭继洵伯兄谭继昇（1815—1886）长子，谭嗣同堂兄。《极蠹歌》，谭嗣同作于光绪十八年（1892），其诗有叙：

 

 

 

先仲兄手书，亦既联为大卷，乃开罪脉望，毁于柔口，生而不阅，死无幸焉。相苦抑何迫耶？《诗》不云乎：“作此好歌，以极反侧。”泫然嗟痛，用有斯篇。

 

 

 

“先仲兄”，即谭嗣襄（1857—1889），谭继洵次子，谭嗣同仲兄，与谭嗣同师从毕莼斋，后入欧阳中鹄门下，读书精研义理，尤究心经世学。中法战争时，在县邑“倡义助饷”，后三赴乡试未第。光绪十四年（1888）赴台湾，为巡抚刘铭传赏识，委榷台南府凤山县盐税，不久病卒，年三十三岁。“联为大卷”，即《远遗堂集外文初编》，谭嗣襄遗文集，谭嗣同自述“为先仲兄作也”。谭继洵长期在外做官，生前一直没有为子析产，其浏阳产业由伯兄谭继昇代为管理经营，谭嗣襄协助，伯侄相处融洽。光绪十二年（1886），谭继昇病卒，谭嗣棨接替其位，与谭嗣襄在治家理财方面意见不合。《行述》所谓“忌其才者，窃窃私议，以为耗祖父业”，即指嗣棨不满嗣襄“慷慨好施”而致“负累”，认为他消耗祖业，多次写信向叔父谭继洵告状，从而加剧父子矛盾，此与唐札“专为敬帅聚敛家财，以媚于帅”一节相合。

 

 

 

嗣襄、嗣同为一母同胞，生母早逝，兄弟感情甚笃。光绪十七年（1891)秋，谭嗣同归乡，检点仲兄遗作，辑成《远遗堂集外文初编》，《极蠧歌》成篇亦约同时，作于“泫然嗟痛”之际，诗叙中“开罪脉望”，指对仲兄遗作卷册作“蚕食”破坏的“蟫蠹”之虫，“毁于柔口”、“相苦抑何迫耶”云云，皆针对谭嗣棨之辈而发，故唐札谓“诗集中所作《极蠧歌》，专指此人”。

 

 

 

唐才常自谓谭嗣棨“与弟素密”。今存乙未（1895）四月唐才常致谭嗣棨一函，时居武昌两湖书院，尊称对方“莘畬祖舅大人”，信中主要讨论甲午战后时局及浏阳地方因应之策，提出团练、算学堂办法，请其主持筹措经费，末言：“伏维祖舅德隆望重，四民瞻仰，如能不避怨难，力筹此举，则土匪潜消，将来勃起，输事之人，可以不朽。”《致谭嗣棨书》，《唐才常集》，第556页。可证二人有姻亲关系，且一度交密。

 

 

 

唐札又说谭嗣棨“素与复生不协”，“因弟善复生，疏弟”，两人虽有同乡旧谊，但因谭嗣同关系，戊戌前已生嫌隙，政变后嗣同殉难，嗣棨挟私报复，借《六士传》向谭继洵进谗，欲离间谭、唐两家关系。谭继洵乞休回籍后，“杜门扫轨，坐无杂宾”，心情郁结而消息闭塞，见《六士传》文章，深为“继洵才劣而性贪”一语所刺激，谣传文为唐才常所作，观感顿恶，于是大怒。己亥（1899）新年，唐才常潜回浏阳时，面谒谭继洵，但所受待遇大不如昔，后者怪其“大不近人情”，当时或有激烈的言语攻击。唐札记：

 

 

 

弟归谒帅，帅之词色迥异平时，颇有侵及家君语。欧阳先生闻之不平，颇于敬帅前辨其诬，遂并恨欧阳不已，冤哉！怪哉！

 

 

 

老师欧阳中鹄闻之不平，从中调和，结果不仅碰壁，还连带遭忌。可见谭、唐两家关系破裂，至此已成不解之怨。

 

 

 

 

 

 

鉴于前述“风声鹤唳，一夕数惊”等情势，唐才常在家乡待了不到二十天，不敢多作逗留，再度束装就道：

 

 

 

弟遂以本月初一夜扶病而行（率十余人夜行，无知者），由万载而袁州，而临江，而南昌、九江，今日始安抵沪上。盖自去岁粤桂之行至今，已四阅月，未获数日之安（伤痕今犹未愈），自苦良自笑矣。

 

 

 

因省内风声日紧，二月初一日（3月12日）出发秘不告人，不再过长沙，而绕道江西，折抵上海，时为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廿四日（1899年4月4日）。同期致江标信亦告以“道出江西之袁州，历南昌、九江，仍回翔于沪上”。

 

 

 

甫抵上海、喘息未定，此时唐才常能够完全信赖，并且申请求助的对象，也只有远在东瀛的梁启超等少数几人。唐札记：

 

 

 

弟周历吴楚，困极，今已不名一钱，务恳速寄洋数十元，以济急需，而家中又嗷嗷待哺，未审能于三月间代筹三四百元，使弟稍纡内顾之忧否？弟亦拟于此间谋一生路，以混日食。茫茫天地，侧身无所，命之穷矣，我安适归？本欲即来贵报馆效力，但恐湘人知之，更将肆毒于家君暨舍弟而无已时也。故家眷不设法徙出，直无处不形棘手也。

 

 

 

唐才常自谓“困极”，为谋生计，一度起意再次东渡，所欲效力之“贵报馆”指上年（1898）12月梁启超于日本横滨创办之《清议报》，但鉴于“不逞之徒”在乡挑衅滋事，动以“康党”名目向唐家发难，他不愿也不敢试险，贻人口实，给族人带来危险。他计划将家眷从浏阳迁来上海，妥为安置，但“今已不名一钱”是横亘在眼前的实际困难。

 

 

 

旧说多谓唐才常“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大有蹈厉奋发之慨”“抵达上海，便积极活动于士林之中”，今从唐札所流露“茫茫天地，侧身无所，命之穷矣，我安适归”之嗟叹看，面临种种现实困窘，仍不免前路迷茫之感。他向梁启超所说“弟亦拟于此间谋一生路，以混日食”，是最为真实、也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同时函告江标政变后惨淡经历以及“困窘无聊”“进退维谷”现状，以涸辙之鱼自况，“倘有鹩枝可借，尚乞夫子曲为设法”。

 

 

 

本年三月初四日（1899年4月13日），唐才常致函友人程淯曰：

 

 

 

数日不见，饥渴殊深，弟日夕为报务牵缠，几无暇晷，今始稍有暇，未知我公意兴如何？兹有恳者，《亚东时报》篆文四字，前允代书，甚感。第七号不日又将出报，敬乞拨冗一挥，从速赐下，以光报首，是为切祷！

 

 

 

此处“报务”，即指《亚东时报》编务，这也是唐才常到沪后谋取的一份“生路”。《亚东时报》第六号于1899年5月4日出版，与前号相隔逾四个月，明显脱期，该号刊载《本馆改定章程告白》，宣布今后内容大幅改版，而且“将每月出报一次之例，改为每月二次”。第七号在5月19日刊行。联系唐才常所谓“日夕为报务牵缠”的自白，并请友人题写报头篆文，及其本人在《亚东时报》上发表文章的数量，确可将此《告白》视作他自第六号开始参与编务的一份内证。

 

 

 

唐才常以《亚东时报》馆为据点，不仅持续发声，而且广泛交际，“遇江湖豪士之往来，亦以是规划之，冀以隐遏乱萌，而收为世用”。章太炎在上海初识唐才常，据其所见，“才常方广纠气类，期有大功，士人多和之者”。至己亥（1899）下半年，唐才常向康有为报告，对下一步行动方略有所分析：

 

 

 

南方党人日有联合之机，类皆摩拳擦掌，隐伺时变，以图大举，且彼中智识亦渐开拓，其机有五：一渐知尊王之义。二减其仇视外人之心。三欲得吾辈中人主持其事。四湘粤之气日通一日。五于改革主义渐能相容。似此情形，将来必有可大用之日。

 

 

 

在他看来，相对于“现在用力于北，以行尊王之实事”，此时顺应形势，“用力于南，以为立国之根基”、组建“南部联合之机关”更为稳健。他更以“尊王”与“社会”对举，认为当务之急在造一新的“社会”，开拓民智，阐明公理，“而宗旨归本于变法改制，以救我四万万黄种之民”。

 

 

 

唐才常一度计划于湘鄂内地有所行动，其时召集最重要一人，即为林圭。林圭致重田友介手札作于1899年12月8日，主要内容为以日本人名义在湖南“开办学校、报馆之举”，涉及沈荩、田野橘次、宗方北平（小太郎）、柏原文太郎诸人。林圭返国一行，正值唐才常联合“南方党人”而“隐伺时变，以图大举”之际，林札所云“假用田野之名，以为学、报二事之保护”等语，恰与当时唐才常致宗方小太郎函内“沈君愚溪、林君述唐，拟与田野橘治君同往湖南，开办学堂、报馆等事”一语相合，而开创之时，极力冲破，以学、报二事为先，正呼应了唐才常实行“改革主义”，造一“社会”的观念。己亥、庚子之交，入湘举办“学、报二事”，中、日两国人士均参与其中，且正好发生在上海正气会、汉口义群公司等革命机关成立之前，内中所含深蕴，实待研究发覆。

 

 

 

 

 

 

自立军事败后，唐才常临刑赋诗，有句云“七尺微躯酬故友，满腔热血浇皇宫”，时即有人指证：“酬故友者，谭嗣同也。浇皇宫者，谋保德宗复辟也。”但在很多人看来，其政治实践属于“周旋革命、保皇两派之间”“不得不兼筹并顾，为敷衍之计”，其政治思想也因此显得“自相矛盾”“首鼠两端”，涉嫌骑墙而不易定位。从本文讨论的基本面来看，戊戌年末唐才常自日本回国后，其行动主方向，还是受到康、梁影响。康有为先是指派唐才常作“粤桂之行”，后亦将其视作可托付“长江之事”之人，保皇会“勤王”战略虽然多变且夸诞，但唐一直有其重要位置。在唐一面，也始终奉康有为为主帅，及至自立会成立后，起义前夕还多次向康有为请示，可以说，他在上海的政治活动及其所组织的自立军起义，自始至终都被纳入康有为及其保皇会的组织活动范围以内。

 

 

 

唐才常虽然大体上可归为“康门”，但也并非任由康有为摆布的一枚棋子。康有为之“保皇”，用兵方向属意桂、湘，“桂”且优先于“湘”，所以唐才常回国先有“粤桂之行”，从唐札流露“实非本意”“成此无益之举”等不满之词，可见他对康之决策并非无保留支持。上海时期，他在北上救主、复行新政的“勤王”策略之外，提出利用“南方党人联合之机”，广泛发动长江中下游一带力量，组建“南部联合之机关”，一度将康梁系统的维新派、江浙革新士绅、湘鄂哥老会以及一部分日本人等各股势力加以统合，组成正气会。这种“广纠气类，期有大功”的思路，已经超出狭隘的“康党”范畴，也与“保皇会”固守的某种行动路线图异趣。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他当时的政治观念中，已将“尊王”与“社会”对举，在军事冒险行动一层之外，更意识到造一新“社会”的重要，认定“宗旨归本于变法改制”，关键在于“使人人开其独立自由之性质，以为无理压制者之大抵力，而后可以自存于二十纪世界中”。这一思维无疑是时代的先驱。

 

 

 

在讨论庚子勤王运动时，要避免只偏信康有为的一面之词。如果只是根据保皇总会立场出发的各种所谓“战略构想”或“战略行动计划”去描摹并把握各地、各人“勤王”实态，近似刻舟求剑或缘木求鱼。从这一思路出发的研究，无法解释一个悖论：“庚子勤王运动”既然布局如此完备，准备如此周密，集保皇会、中国议会、兴汉会以及秘密社会、革命党、日本东亚同文会、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等等势力于一“总体战略”内，耗时耗力，大费周章，何以最终除了汉口自立军稍有所表现外，几乎“战略框架”内的所有勤王力量都是虎头蛇尾，草草收场，甚至销声匿迹？本文处理的唐才常、广西“康门弟子”、唐景崧以及湖南南学会等个案，实际也尝试在有限范围内因应这个问题。戊戌后为康有为所单方面规划的内地各支“勤王”队伍，或力量衰微，或意气消歇，更有甚者见解相左，实无法有效响应康之主张。

 

 

 

本文主旨有关戊戌后唐才常等人寻求新出路的努力。所谓“新出路”，当然有政治上的意涵，同时也不能脱离生活史的背景。戊戌后返乡省亲的唐才常，面临了身体、物质和精神上的多重困境。除“党祸”带来的巨大政治风险，他在家乡遇同乡人群起围殴，以致身负重伤，与谭嗣同等人合伙经营之一煤井、一钱庄也被目为“逆党物”，全部倾圮，由此造成的亏空给唐家背上巨大负担。而当年在开办团练、算学堂等事情上出过一臂之力的谭嗣同堂兄谭嗣棨，此时却幡然变色，成了媒糵其罪、落井下石的“小人”，造成他与谭继洵之间的不解之怨。个人命途多舛，家难有加无已，“旧党及平日失志之小人，动以逆字、骗字相排挤，必使弟之一家无以自立于浏阳而后已”“朋友亲戚无一援手者”，更让他认清世道险恶，人情凉薄。到上海后，已不名一钱的唐才常所操心之当务之急，在于此间谋一生路，而如何将在浏阳难以安居的一家老少设法徙出，也成了一直压在他心头上的一块大石。充斥唐札的“困极”“无处不形棘手”“其苦更不堪言”“国忧家难，丛集厥躬”等感兴语，以及他向梁启超低首下气、请求告贷的姿态语气，让我们看到“革命志士”的另一重形象。

 

 

 

唐才常在政治目标明确的前提下，诉诸行动时，也采用了适时灵活的方法。为整合最大多数力量，他时作依违两可之论，如在革命派看来，“才常应付各方，至有权术，对康、梁则曰勤王，对留学生则曰保国保种，故各方咸为之用”。直至上海正气会成立后，唐才常为方便“办事”，竟然还在考虑“出山之计”，拟捐官入仕，他对唐才中说：“兄拟上半年捐内阁中书，为将来办事地，有款则再捐他职。”本文根据唐札提供的线索，处理唐才常早期经营浏煤（兼及谭嗣同）、枨市围殴事件及与煤矿倒闭、钱庄亏空相关的家族史，也是想还原一个带血肉气息的唐才常，在生活史与政治史结合的研究方向上稍作探索。任何人在成为“维新派”或“革命家”的同时，他，毕竟，还是一个人。这是我们研究历史时本应须臾不忘但时常习焉不察的认知前提。

 

 

 

个人生活境遇对政治选择的影响并非线性因果，而是通过经济压迫的感知、文化资本的积累、社会关系的动员、历史记忆的唤醒等多重机制实现。生活史与政治史构成了历史认知的经纬线，前者展现社会运行的表层脉络，后者揭示权力博弈的深层密码，戊戌后唐才常之“国忧家难”正是二者动态交织的缩影。这一事实证明经济基础之于个人政治立场的显在影响，也揭示了家庭环境与社交网络作为个人政治选择的“微观基础”的重要意义，从日本到两广、浏阳、再到上海的地理迁移带来的现实冲击，引发唐才常政治观念的激荡及身份重构，而所谓“创伤性事件”对于政治意识的塑造作用在他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经典作家所论，“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上述案例提示我们在具体历史情境中把握社会结构与个人能动的辩证统一，从而理解个体如何在结构约束中作出策略性选择，这一视角对理解政治激进主义崛起、身份政治分化等重大时代议题也具有启示意义。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