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唐振常先生已近40年了,坐下来听他细述人生经历以及治史治学的感受,却是第一次。

　　振常先生于我应是师字辈人物。60年代初乍离校门不久,我在《文汇报》文艺部当记者,部主任就是振常先生。当年文艺部是《文汇报》的两个大部之一,集文艺报道、文艺评论、文艺副刊于一身,由振常先生统管。但见他每日自早到晚忙个不停,白天抓报道,晚上看评论、副刊的大样,几乎没有什么节假日,也谈不上八小时以外的休闲生活。时不时见他点燃一支烟,手捧一杯茶,凝神沉思,顷刻间便挥就一篇"闻亦步"之类的短文,评点剧目,针砭时弊,文风辛辣。那段时期,《文汇报》的文艺宣传可谓有声有色,影响甚大。直至"文革"发生,他进了"牛棚",离开了新闻工作岗位。

　　"四人帮"覆灭以后,原以为他会重整旧业,以他丰富的办报经验以及雷厉风行的作风,回《文汇报》继续发挥所长。不料他却进了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冷板凳一坐就是20年。其间不断有论文问世,从唐代政治史的考证,近现代人物的研究评价,直至上海地方史的论述,新见迭出,并以行文风格的独树一帜,而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以一代报人转入史学领域且卓有成就,在当今罕见有第二人。颇想听听他转行的动因以及20年治史治学的种种感受。于是趁安徽教育版的《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唐振常卷》面世之机,我访问了他。

由新闻转而治史动因在于"不读史便无以知今"

　　振常先生说:"离开新闻工作岗位转到历史研究行列,其动因在于对文革这个怪胎的莫明所以,以为不读史便无以知今。所以在社会贸贸然跌跌撞撞三十年之后,终于废弃新闻而从事历史研究。"他谈起早年的人生经历。

　　1922年出生在四川成都的振常先生,自幼接受国学传统教育,少年时代就酷爱文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平燕京大学关门,次年在成都复校。1942年夏天,他考入燕大外文系,目的为了学文学。当时燕大的外文系和其他教会学校相同,注重语言,他以为新闻与文学相通,于是转入新闻系。学校有一个规定,有的学系要有副修,即除了主修学课系,还要选定另一学系,读满所规定的学分。他选历史为副修,也读了中文系开设的较多课程。

　　1944年,陈寅恪先生来燕京大学任教。第一年,在历史系开《魏晋南北朝史》,在中文系开《元白诗》。早就仰慕陈先生的大名,振常先生当然不会放过学习的机会。于是他就选修这两门课。他回忆说,当时陈先生一眼已近于盲,身体很坏,讲课声音很低,一边讲,一边不断喝冷开水。日常课堂讲授,很少和学生问答。一次讲元稹《悼亡诗》到"唯将终夜长开眼"句,陈先生突然问学生,何谓"长开眼"。他坐在前排,首先被指名问及,竟答不出所以然。陈先生又问了二三人,均不能对。陈先生这才从"鳏鱼眼长开"讲起。第二年,陈先生开《唐史》及《元白刘诗》两门课,他都选读了。前两门课读到一半,学期考试,意外地得了高分。陈先生建议他转读历史系,他以自己"不是做学问的材料"而谢。他解释说:"其实当时的真实思想是,抗日风云如火如荼,自己满脑子的战斗观念,未曾想到致力学问。而今回忆起来,对历史学的兴趣,其实当年就已有了。"

　　1946年6月,振常先生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到上海《大公报》工作。从此,他长期战斗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在《大公报》七年时间,奔忙在上海-香港-上海-天津之间。后来又在上海《文汇报》工作。他当过记者、编辑、采访主任、文艺部主任。谈起新闻工作的这段经历,他概括为"轰轰烈烈,空空洞洞"八个字。他说,"搞新闻这些年虽然所写文字很多,但能留下的不多。全国解放前所写的,已成明日黄花。建国以后所写的,总离不开当时需要什么就写什么,社论文章尤其如此。这些文章大多是应命之作,当时是轰轰烈烈,时过境迁,回头看看,没有实在的东西,只能与时事同成过去。所以说是空空洞洞。"

　　"四人帮"覆灭后,振常先生之所以未回到新闻工作岗位,这是原因之一。

　　"其二是,"振常先生继续说,"原来我想通过习新闻而走上文学道路,当作家。在工作实践中发现,新闻和文学纯属两码事,搞新闻的人,转作家的不多。转而搞史,开始是由于一个问题始终萦绕脑际,挥之不去,即中国在60年代中期何以会出现文革,这是举世旷古所未有之事,不读史无以知今,读史为了帮助我了解文化大革命,因为做记者多年并没有好好读书。然而踏进历史之门后发现,对于浩瀚无涯的中国历史,毕竟所知甚少,当年改业触发的今,仍然未明头绪,更遑论探索文革的所由这个难碰的题目了。"

　　尽管如此,振常先生认为由新闻转而习史,有它的好处。因为新闻工作笔不停挥,天天要写,还要写得快,这对治史有利。他说"过去有种说法,是学术死板,史家无文,其实中国历史绝不是这样的。翻开一部中国史,凡优秀史学著作都是绝好的文学作品。司马迁是大史家,又是大文学家。他的《史记》史料翔实,被诩为信史,文采也属一流。另外,搞新闻多年养成的快速、敏感等习惯,也有利治史。我的史学文章和有些专门治史者写法不一样,正统史学工作者也许会认为我是野孤禅,而我则认为,搞史不应古板乏味,同样要求潇洒、自然。这也许正得益于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吧!"

为个人辨诬事小,求历史公正事大,这是治史品格

　　自选集收集振常先生20年治史中的主要论文近40篇,其内容为中国古代史主要是唐史部分、近现代史部分以及上海地方史。振常先生写于书首的自序,可看作是这本书的导读。他写道:40篇论文涉及中国近代史方面较多,归纳起来为"只研究了蔡元培、章太炎、吴虞三个人和半个吴稚晖"。近十年来他把精力集中在上海地方史的研究工作上,"而真正能称为现代意义的上海史研究工作,只是《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一篇"。

　　围绕这三个半人物的研究,我请振常先生谈谈治史治学的感受。他说,看待历史事物,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纳入一定的历史范围。这些年治史中每每涉及人物评价,出现一些争议。他认为:为个人辨诬之意义小,求历史公正之意义大。这是治史的品格。他以《苏报案中一公案--吴稚晖献策辩》为例来阐述这一观点。

　　1903年6月底发生在上海的苏报案,震惊中外,章太炎、邹容等6人被捕入狱。章太炎被判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其余4人相继释放。1905年4月3日,邹容瘐死狱中。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前往日本,次年发表《邹容传》,其中提到章邹之被捕,乃出于吴稚晖告密。研究这段历史者大都依据章太炎的文章判定吴稚晖是告密者。这一说法沿袭很久,以致过去《辞海》的有关条目也持此说。振常先生根据两位与此案有关联的人物,即蔡元培和章士钊所做的否定的结论,细加研究思考,分析了蔡、章两人的有关材料,又广泛搜集史料,发掘档案以及当时与章太炎有关的人物的书信和文章,从而否定了吴稚晖告密之说。

　　振常先生说,《苏报案中一公案》乍看完全是一篇考证性的文章,其实并不尽然。它涉及如何治史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吴稚晖在苏报案中是不是告密者,这是一个不难搞清楚的问题,然而在一些文章中一再沿袭陈言,以讹传讹,纠缠至今。何以如此?因为吴稚晖这个人后来的历史太糟糕,他顽固地反共。人们就因为他太糟糕而否定他的不糟糕处,认为他既然反共就必然告密。没有人想到要去搞清这件事。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涉及到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这样一个重大问题。

　　振常先生认为,评价历史人物,要看他的全局和整体,同时也不能忽略他的片面和局部。全面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看他的整个历史,特别要看他在历史发展转折时期的表现,要看他的主流。但不能因为一个人主流不好,大节很差,就讳言他一定时期的作为。尽管局部或者一个片面不能改变对其人的全部评价,但作为研究,是不能不过问的。由于其人大节坏,对其一定时期某些好的表现加以歪曲,这就有悖于治史的品格了。

搞文学要发于情,研究历史却要无情,要铁面无私,秉笔直书

　　振常先生治史的另一感受,是研究历史必须无情,不能讲情面,不能感情用事,秉笔直书也是治史者不可或缺的品格。

　　他说,搞文学要有情。试看曹雪芹写《红楼梦》,十年心血写了个情字。巴尔扎克写《高老头》也是倾注了全部的感情,小说最后写到高老头去世的一刻,巴尔扎克自己也躺到了地上。汤显祖写《牡丹亭》对杜丽娘情不能已,竟一人独卧后花园抱头大哭。这是发于情。文学家笔下有情,塑造的人物才感人。而研究历史不能如此,有情就不能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研究入迷时,也会动感情,但下笔时,一定要铁面无私,要秉笔直书,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他以研究蔡元培为例说明这一点。

　　蔡元培的一生令人景仰。他对中国文化学术科学教育的发展贡献极大。在政治上,他也逐渐走向人民,有功于世。周恩来挽蔡元培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可谓确评。振常先生说,"可是,多年来,蔡元培研究的状况不尽如人意。起初对他缺少研究,甚至有些冷淡。近年一些著述似又偏于另一方面。对蔡元培不断拔高,变成了他信仰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蔡元培是个自由主义者,立身行事,为其所当为。譬如,1927年清党案的提出,蔡元培是主要人物,对此不能掩饰隐讳。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赞成清党,是当然之事。"据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重新出版了振常先生的《蔡元培传》。在新版中,他增写了一篇万余字的《前言》,对蔡元培之作为自由主义者及其参与清党事,提出了深有见解的看法。

　　"但是,现在有些文章或者讳言这一事件,或者以毫无根据的臆测为其辩解。这就是对历史与历史人物的歪曲了。"振常先生又说。

　　正是为了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蔡元培,在《蔡元培传》中,振常先生研究分析了蔡元培1927年的清党案,认为蔡元培一生追求的,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核心在于保障民权。从这点出发,他参与了清党,也从这点出发,他参加并主持民权同盟,走向与国民党对立。振常先生说:"如果讳言或曲解他的参与清党,我笔下的人物便不是真正的蔡元培了。"我印象中,振常先生是个性情中人,他从不掩饰自己的是非好恶,对事对人常常是快人快语。在治史治学方面,他是如何排除个人的感情因素,力求客观公正的?针对我的提问,他介绍了研究和评价吴虞的感受。吴虞是振常先生的太老师,曾执教其父辈三兄弟,并带他们赴日本。振常先生对这位太老师是十分尊敬的。然而,吴虞这个人物一生十分复杂,五四时期名气很大,提倡新文化,反封建礼教,但后期纳娼嫖妓,小节甚差。许多人对他看不懂。振常先生花了大力气在吴虞家乡四川成都调查其生平家世,又在北京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读完并摘抄吴虞《日记》。这份《日记》被分订成61册,起于1911年旧历9月,止于1945年4月。在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他原来对吴虞的某些看法,得以有所佐证、补充、改变和发展,从而比较公正地看待吴虞的一生。他的论文《吴虞研究》写出了吴虞当年如何崭露头角,高举新文化的旗帜披荆斩棘,一往而前,直捣大成殿;又如何在同时代人大步向前之时,他消极遁世,做出许多有悖人情的丑事,终于归于虚无。他说,"从感情上说,我对这位太老师是尊敬有加,确实希望他各方面都不错。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是治史之大忌。如果为这位太老师讳,必失客观公正,这就有失史格了。"

　　《吴虞研究》发表之前,振常先生曾分别寄给吴先生最得意的两位门生及吴先生的女儿。反应截然相反。吴先生的两位门生来信备加推崇,以为文章持论公正。而吴先生的女儿则来信大骂,甚至斥之为与吴先生当年的对手、那批顽固的礼教徒沆瀣一气,并要求不要发表。振常先生回信以"一自为尊亲贤讳,便无信史"劝之。至于蔡元培先生家属蔡粹盎、蔡怀新姐弟,读了《蔡元培传》中关于蔡先生参与清党事件部分,不但不因此而有微词,而且颇为肯定,认为文章所论与蔡先生的实际情况符合。振常先生赞赏地说:"他们不为亲讳的态度,确实可以为革命人物的后代效法。"

　　20年治史,振常先生的体会是:学术研究,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文章自己写,责任自己负。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无论任何人有任何反映,作者应有自己的态度。历史研究是科学,掺不得虚假,更不能为外界所左右。他强调说,"我写文章,研究问题,无所傍依。不管研究的对象是父母,是亲友,是师生,都应如此。所谓修辞立其诚。不仅治史要求如此,干任何事业都要求如此。"他认为,"这是一种敬业精神。"

"在历史中求史识",摆正论文与专著的关系

　　振常先生谈到的这些问题,其实涉及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学风问题。提倡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风尚,应是繁荣学术不可忽视的前提。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振常先生说,"当年陈寅恪先生主张治史应在历史中求史识,这确应成为共识。如果史学研究中看风使舵,为尊亲贤讳,便难有信史了。"

　　近十年来,振常先生偏重于上海地方史的研究。所写论文中,他比较看重的是《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他认为,这篇论文提到一个从来没有提到的问题,即上海人的市民意识。市民意识应是国外的概念。全中国的城市都属于中国传统城市,惟有上海不同,为什么?因为上海人有市民意识--这是西方的概念。上海人所以有市民意识,与上海租界的影响分不开。

　　谈及此,振常先生又提到当前学术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即应摆正论文和专著的关系。他说,目前有些学人过于看重专著而轻视论文。其实,论文比较撒得开,许多学术问题只有论文能讲得清楚。专著往往受框框的局限,不易深入解剖某一学术问题。他分析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评职称有关系。而今评职称往往看你有几部专著,年轻人出于功利考虑,急于出专著,而不去认真学习,研究,分析,深入调查,写出几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他不无焦虑地说:"长此以往,这对发展学术不利。在学术研究上急功近利,毕竟是件悲哀的事。"

　　振常先生居住在苏州河边一座旧式公寓大楼里。自1958年迁入至今已超过40年。二居室的住房全朝北向,其中一间作会客室兼长子卧房,另一间便是他的卧室兼书房,光照明显不足,访谈便在这里进行。由于房间不宽敞,振常先生不得不在厨房辟出一角装上搁板放书。然而,居室虽陋而简,却无损于他爽朗乐观的性格。访谈中,不时听到他豪放的笑声。很难想像,他的一系列闪烁灼见的论著竟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写就的。谈起今后的打算,振常先生告诉我,随着岁月的流逝,年事日高,研究工作无论是调查、研究、收集材料都得事必躬亲,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今要写长篇大论已力不从心,近年来只能写些散文随笔及随感而发的文章,其中一些已集纳成册,出了十几本书。振常先生的夫人陶慧华是他在燕京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建国以后,她长期奔忙在教育战线上,早已是桃李满天下。退休后,她主要忙于家务,照料振常先生的日常起居生活。当年同学年少,血气方刚,他俩在学生运动中并肩战斗;而今三个子女均已长大成人,他俩相濡以沫,互相关心。这些年来,陶先生已成为振常先生研究工作的坚实后方。望着她乌丝中掺杂的较多银发,我想,振常先生的治史成就中,也应有她的一份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