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战后赔款问题的历史，说明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分别放弃对日战争赔款的理由，揭示了在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历史关头，执政者考虑问题的角度。
关键词：中国 日本 赔款问题
200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30周年纪念日，中国政府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放弃了对日索取赔款的要求。近年来，从中曾根康弘开始，日本政界主要领导人一再参拜供奉日本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侵华战争持否定态度。为了纪念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30周年，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战后对日索赔问题的来龙去脉，提醒国人不能忘记被外人欺辱的历史，并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在105年的漫长岁月里，日本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不管是作为帮凶，还是作为主力，它把这个有着数亿人口、国土广袤的泱泱大国，作为其任意宰割的对象，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凭借武力在中国取得了租界地，划分了势力范围，霸占了中国领土，而且还向中国勒索了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列强的战争赔偿：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先提出要中国赔偿3亿两白银，只是在李鸿章的再三哀求下，才减至2亿两，此数额相当于清政府当时全年总收入的三倍。
根据《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由于割让辽东触及了俄国的利益，于是俄国拉德、法联合出面干涉，致使日本不得不放弃辽东，但却又从清政府手中索取了3千万两白银，作为所谓的“赎辽费”。
八国联军侵华时日本趁火打劫，从中国赔偿总额4.5亿两白银中，攫得8 %的赔款。
上述这些赔款，如按1905年美元与白银比价计算，约为2亿美元，这在当时的中国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数目。日本正是用这些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出的血汗钱，发展了军事工业，进一步武装了自己，再经过处心积虑的准备，终于在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迈出了大举侵华的第一步，继而又步步进逼，在1937年7月7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到1945年8月15日战争结束，“八年来全国曾蒙战祸区域全国共有四百六十七市县”，“日本空袭广及十六省，内含战区粤、豫、赣、桂、浙、闽、皖、湘、鄂、滇十省，幸免于害的除东北四省不计外，仅远居边陲的新疆、蒙古、西藏三地而已。”中国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拒军事科学院统计，中国军民在这场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多达1040万，财产损失以1937年美金价值计算共约350亿美元。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抗战，终于在1945年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无论是出于民族感情还是按一般的国际惯例，都有权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中国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有例可循。日本每次对华战争胜利后，都要向中国索取大量的赔款。然而，处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的索赔问题更多的还是受到了战后国际形势的影响。二战期间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除中国外，还有其他亚洲国家，再加上日本的投降是在盟国参战的情况下实现的，因此，战后日本的赔偿问题显然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双边关系，而是一个牵涉许多国家的复杂的国际问题。而单独占领日本本土的美国，显然在这个复杂的国际问题上，具有了独特的主导地位。
战后初期，美国基本上还能遵守《波茨坦公告》的原则。美国赔款问题专家鲍莱经过对日本、朝鲜、中国一些地区的考察，于“去年十一月十六日向美国总统杜鲁门氏提出队日赔偿报告书”，其主要思想是，要日本在保留能使日本人民维持合理经济生活的工业及生产量的基础上，将其余工厂拆充赔偿。美国政府以鲍莱方案为蓝本，于1947年3月，提出了一个关于日本的临时赔偿方案，提交给由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委员会讨论。由于各国分歧太大，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在此情况下，美国遂决定拿出临时赔偿方案中规定赔偿额的30 %，先期分配给中、英、荷、菲四国，其具体分配比例为：中国15 %、英、荷、菲各5 %。1947年9月，此拆迁令开始实施，截止到1949年7月，中国在先期拆迁案下，先后分到了三批赔偿物资，总价值约2千多万美元。
但美国提出的先期拆迁计划，实际上只完成了列入赔偿计划的3 %，由于当时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美国认为有必要扶助日本，以增强在亚洲抗衡共产主义的力量，因此，决定停止先期拆迁计划的执行。这样，关于战后日本的赔偿问题也就告了一个段落。
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之初，在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的问题上一度比较积极，还成立了专门机构——行政院赔偿委员会。开罗会议后，同盟国各国都把战后对日索赔提上了议事日程。国民党政府成立了行政院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加紧系统调查工作。1944年3月19日，参事室外交组代表黄正铬参照苏联所订对德索赔办法，草拟了《战后对日媾和条件纲要》，指出日本除了应对中国进行军费赔偿外，还应用以下方式对中国予以经济赔偿：1、赔款与债权。日本对华所得赔款无论已未交付，所享债权无论有无担保，一律取消。2、损害赔偿。日本非法侵略中国所致一切公私损害，日本应负赔偿之责，并以实物或金钱交付。3、投资与建设。日本在华所有投资以及在侵占或割让地区公私建设一律交与中国。4、复兴资源。日本在若干年内应负责供应中国复兴建设所需资源及制成品。5、债票伪钞。日本及其所支持伪政权在中国占领区域内所发行公债、伪钞、军用票及其他有价证券，应由日本政府以国际通货全部赎回。11月18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通过了《关于索取赔偿与归还劫物之基本原则及进行办法》。其中规定：1、日本对中国赔款以实物为主；2、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受害最巨，故对日索取各项赔偿，应有优先权，如盟国实行总额分摊，中国应占日本赔偿总额的50%以上；3、凡在中国境内之日本公私财产，全部归中国政府，以作赔偿之一部；4、日本境内可以充当赔偿之各种实物，应交中国以作赔偿之一部，这些实物包括军需工业及重工业工厂设备；5、日本每年应将若干原料和产品，在规定期限内分期定量运交中国作赔偿之一部。由此可见，抗战结束不久，国民党政府就已放弃了向日本索取军费赔偿和以货币支付赔款，所索要的实物赔偿也不是依中国所受损害数，而是依据日本当时的赔偿能力而定。
索赔初期，国民党政府最关心的莫过于获得日本的军事装备，以增强内战实力。1945年10月1日，国民党政府就向盟国提出：“日本海军设备，航空工业生产设备，拟由我方接受，作为抵偿损失之一部。“为此，当时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多次与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洽商。1946年8月，远东委员会决定，从日本的残余舰只中抽出131艘，作为盟国战利品，由中、苏、美、英4国平均分配。自1947年6月24日起，4国代表在东京分4次抽签。在前3次抽签中，中国共抽得驱逐舰、护卫舰、运输舰24艘，每次8艘。
按照国际惯例和美国的要求，国民党政府将在华接收日本产业以作为赔偿中国损失之一部。1946年6月13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赔偿委员会通过了《接受国内日本产业赔偿我国损失记帐原则及办法》，规定凡缴获日本方面的军舰、军械、飞机以及其他军事用品，皆为我方之战利品，战利品和伪组织、汉奸的财产不在赔偿之列。但由于东北的大批机器资产被苏军拆运走，国民党政府只接收到日本在东北资产的1/5。据当时统计，日本在华资产可供赔偿的仅约值3.5亿美元。
当时有关日本赔偿的核心问题是日本国内的实物拆充赔偿，在这一点上，盟国之间意见分歧很大。1945年冬，美国赔偿专家鲍莱在经过对中国东北、朝鲜、日本一些地区的考察后，向杜鲁门政府提出了一个方案，主张将日本工业限制在1926-1930年的水准，而其余工厂尽速拆充赔偿，以“复兴东亚工业，监视日本之再起“。国民党政府则拟定了“日本赔偿设备紧急拆迁项目”，主张日本工业应限制在从事侵略前的水平，拆充赔偿的工厂设备中，中国不应少于50%。但由于各国争吵不休，至1946年底拆充赔偿工作仍无法进行。
从1946年9月起，国民党政府多次要求美国单独行动，执行先期赔偿。1947年2月14日，美国向远东委员会提出《日本赔偿先期交付案》，规定拿出拆充赔偿额的30%，先期分配给中、英、荷、菲四国，其中中国占15%，英、荷、菲各5%。4月8日，《日本赔偿先期交付案》开始实施。中国共运回三批工厂器材设备，第一批是机床工具类，共7686部，重52，034吨；第二批是试验设备类，1，960具，重7，350吨；第三批是电气设备及剩余设备类，1，639具，重19，166吨。其中电气设备有1.5万千瓦的蒸气发电机一套，450千瓦的汽动发电机三套。这三批器材设备从1947年4月底开始分别运往青岛、上海和台湾基隆，至1949年5月全部运完。
战后初期，美国为了抵御前苏联在亚太地区的扩张，竭力扶持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一度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对日索赔。例如．在1947年9月远东委员会分配各国摊赔额时，美国不仅帮助中国取得总额的30%，而且表示愿意将自己所获的6%也给予中国。然而到了1947年底，美国便不再支持国民党政府对日索赔。因为一方面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连遭惨败，统治摇摇欲坠，美国对它已不抱太大的希望。另一方面随着美苏对立日益加剧，美国在1947年5月通过了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企图以此来遏制苏联在欧洲的影响。美国从全球战略出发，开始考虑日本未来在远东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对索取日本赔偿问题已经兴趣不大。
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洛耶尔明确表示要扶持日本，使之成为“防御今后远东方面的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5月，美国政府放弃鲍莱计划，置远东委员会于不顾，同意了陆军部代表克利福德·斯特耐克的方案，认为日本基本战争能力已被消除，其余工业应予保存，日本工业水准应维持在1936年的水平。过去拟拆日本重要工业的3/4，现只拟拆5种工业。1949年5月12日，美国政府片面通知远东委员会会员国，决定停止拆迁作为临时赔偿的日本工厂设备。6月初，盟军总部正式宣布停止日本工厂的拆迁工作。这样一来，国民党政府只获得先期允诺分给中国15%中的极小部分，约2200万美元，与最初期望的50%及1947年9月远东委员会分配给中国的摊赔额30%相距甚远，赔偿已成为一种象征性的行为。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仍继续向日本索取赔偿，但态度已不十分坚决，并更加唯美国马首是瞻。而此时美国为了建立反共反华的军事防线，已决意重点扶持日本，因而主张各盟国放弃赔偿要求，以与日本缔结和约。1951年初，美国加快了缔结对日和约的步伐。这年３月，英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邀请新中国参加对日和约。5-6月间，苏联也两次主张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美、英三国共同举行外长会议，讨论对日和约。
1951年9月4日，美国在没有中、朝等主要作战国家参加的情况下，在旧金山召开了对日和约会议，同日本吉田茂政府签署了《旧金山和约》。《和约》第14条甲款规定：“日本政府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和痛苦给盟国以赔偿。但接着又说：“如欲维持可以生存的经济，则日本的资源目前还不能够全部赔偿这些损害和痛苦，有关国家可以直接和日本举行谈判，日本可以给予必要的劳务赔偿。”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日本的赔偿，因此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强烈不满。由于未能参加对日和约，台湾国民党当局也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抗议，但对《和的》取消赔偿一事却表示默认。《旧金山和的》签订后，美国为孤立、封锁新中国，竭力策动台湾与日本订约。而台湾国民党当局为摆脱困境，便不惜放弃赔偿，讨好日本，以订立和约。1952年4月28日，《台日和的》正式签字。和约共14条，基本内容与《旧金山条约》大体相同。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个条约是非法的。《台日合约》的签订，标志着台湾国民党当局完全放弃了向日本索取赔偿的要求。就这样，由于美国对日本的大力扶持以及国民党政权自身的软弱无能，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对日索赔以失败而告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追随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但中国政府出于维护本地区安全的考虑，本着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愿望，积极致力于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决定不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1972年，在田中角荣上台之际，国务院曾就我国放弃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一事，向国内有关部门发出指示，阐述了中国持此立场的三个理由：
一、 在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当局已经宣布放弃赔偿要求了，这就存在一个国共对比的问题，从长远来看，放弃赔偿要有利一些；
二、 日本为了同我国恢复邦交正常化，必须与台湾断交，而我们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的态度，对把日本拉到我们一边有利；
三、 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这一负担最终必然落到日本人民头上，这同中国提出的与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是不相符的。
中国放弃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在外交上起到了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宽宏胸襟，这与近代史上日本的侵华罪行形成了极强的对比，日本人民应当永远记住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这一善举。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由于在这一问题上的让步，使中国丧失了获得巨额战争赔款。正是由于中国的不统一，使得别人坐享渔翁之利。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纵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日本没有背上沉重的对华战争赔偿负担，毕竟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此消彼长，中国由于丧失了巨额战争赔款，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中国在建国若干年后，经济不景气的原因。正是由于中国的不统一，使得别人坐享渔翁之利。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近来，台湾当局陈水扁、吕秀莲又在大肆鼓吹台独，最终受害的还是中国人民自己。
在此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际，我们回顾这一段战后索赔的历史，在关乎民族国家利益的重大事件上，应该做出慎重的抉择。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中国人民不要忘记那段历史，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灾难。也提醒日本右翼势力，不要再重蹈历史的覆辙，正义终归要战胜邪恶。
原载《研究生论坛》200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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