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他踌躇满志地认为国内再也没有可以同他相抗衡的政治力量。为了进一步垄断政权，蒋介石从开封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制定训政时期约法，并一度渴望通过约法将自己推上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蒋氏此举遭到立法院长胡汉民的强烈反对。1931年2月，蒋介石悍然将胡汉民扣押于南京。这种极端行动，再度引发国民党内反蒋势力的大联合，最终导致党内又一次大分裂——宁粤对峙。

陈独秀有一段名言：“凡是一个集团，对外走向统一，同时对内即走向分裂，倒是对外竞争，往往加紧了内部的团结，这是一个公例。”[1]虽然国民党的正式分裂始自孙中山去世，源于汪精卫和胡汉民的继承权之争，但当时并没有形成流血冲突。而当国民党从广东一省走向全国的同时，它的内部分裂很快就演变成巨大的武装冲突。自国民党北伐胜利统一全国后的数年间，党内武装对峙不断，终因汪精卫、胡汉民二人分立，总有一人支持蒋介石，而使蒋能稳坐南京中央。

由于历史的原因，可以说国民党发迹于广东，也造就了一批象汪精卫、胡汉民这样的粤籍党国领袖。当蒋介石企图抛开汪、胡二人，建立一个没有粤籍领袖为核心的南京中央时，立即引起党内粤派势力的大团结，并一度迫使蒋介石下野。不可否认，地域观念是构成这次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先投入此次反蒋阵营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粤籍党国领袖，包括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的太子派、西山会议派等原本政治立场相互对立或排斥的各派政治力量，在反对蒋介石独裁这一大前提下，团结一致，形成了自1927年宁汉分裂以来最大规模的反蒋局面。这次的党内分裂，也因地域关系被称之为“宁粤对峙”。在党内粤籍领袖的带动下，原本受蒋介石打压的地方实力派如新粤系陈济棠、晋系阎锡山、桂系李宗仁和冯玉祥影响下的部分西北军将领纷纷加入反蒋阵营，在广州组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成立同南京中央相对抗的国民政府，还一度下达总动员令，出师讨蒋。但随后爆发的九一八事变，震动了整个中国。在国难当头的情势下，相互对峙的宁粤双方谁也不可能再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面对全国人民要求团结御侮的呼吁，双方不得不由对峙走向缓和。

这个过程一波三折，是国民党领导层内出现的一次重大分化和改组。本文主要利用台湾公布的国民党核心档案，力图说明在这次国民党内部分化重组过程中，各派系相互妥协的内在因素和各方被迫和解的真实心态，不当之处请指正。[2]
一 蒋为何始终坚持政治解决？
1931年4月30日，针对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事件，经过多方酝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古应芬、林森、邓泽如、萧佛成四人首先发难，公开发表弹劾蒋介石的通电，逼其下野。一周后以陈济棠为首的广东地方实力派通电响应。而此刻在南京的孙科、王宠惠、马超俊、李文范等国民党粤籍领袖纷纷脱离南京或直接加入广州反蒋阵营。为了扩大反蒋同盟，胡汉民更是暗中指示孙科、古应芬等人同自己的政治宿敌汪精卫握手言和。陈济棠也同原本武装对峙的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部和解，两广迅速连成一片。与此同时，粤方还积极联络北方冯玉祥、阎锡山等势力共同反蒋，形成了国民党内新一轮的宁粤对峙。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就深感这次事变难于处理。

此次反蒋事件同以往历次反蒋事件的最大不同，就是它动员面之广、参与派系之多，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以往的历次反蒋战争多以地方实力派为主，附以国民党内个别派系的支持。而此次反蒋运动则是党内除蒋系以外各派系前所未有的大联合。而且是首先爆发自党内，再带动地方实力派加入。胡汉民也承认：“国民党党治之分裂，自北伐完成以来，已非一次，然多半出自党外之离间挑拨。而一九三一年之分裂，则纯出于党中之内讧。”[3]

蒋介石在接到四监委通电的当天就曾在日记中感叹：“此四人非军阀，乃监委也。”[4]他很难再以军阀反叛为借口，直接采取武力讨伐，不得不力争政治解决。当时，一向抱中立态度的天津《大公报》就曾发表社论，论及到这次反蒋运动与以往历次反蒋之不同：

自广东事起……旬日以来，国民会议及各方之电，皆以陈济棠为事实的对象。有所劝，劝陈济棠；有所责，责陈济棠。……而自另一方面论，则挑起此次问题者，为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四监委，而非陈济棠。日来各省有力者之发言，奈何只问陈济棠，而不问四监委。[5]

“非常会议”成立前夕，蒋介石就期盼能够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力求使事件消弭于无形。5月初，在南京的中央监察委员的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即复电挑起事件的古应芬，希望调解宁粤对峙，并拟定办法十条：

一，广东主席任伯公（陈济棠）；二，各要职由伯公推定任命；三，粤财政由中央与省府协定，以后变更办法必经协定；四，一切形式仍旧，丝毫不能有与中央隔膜之态度；五，中央绝对不取一时和缓之计，实图尽释前嫌；六，今省政府绝对顾全党国而受任，决不为养精蓄锐之准备；七，桂事粤不过问；八，始终严拒改组派等之反动团体；九，双方绝对如无其事，马上回复旧状；十，协定后展公（胡汉民）愿任大政留京或乐暂息他处或返故乡，均听展公自定。公等最好即日回京，倘欲续请短假亦听尊便。[6]

蒋介石原本希望通过自己控制的中央政府，重新分配权利资源，以期消除粤方的反抗，但粤方对此毫无反应。5月底，在蒋氏授意下张继又追到广州希望说服粤方不要公开组织同南京中央政府相抗衡的新的中央政府，粤方仍不为所动。27日，粤方责令蒋介石下野的期限一满，立刻在广州宣布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第二天，又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同南京政府相对峙。张继为此特电南京报告：“此间明日成立国民政府，惟介石兄若能引退，则成立之后仍可取消。”[7]但蒋介石并不轻言放弃，他进一步指示蔡元培等人转告粤方：“使方负责者引退乃决裂，非调和矣。使已引退者重负责，乃真调和。其条件可尽善美，其范围可较广大。”[8]6月1日，张继复电南京称“此地诸负责同志并不欲党内再战”，“弟意调和仍有希望。”[9]蒋介石得知“粤事有和平商量之余地”后，于6月5日晚宴请立法院全体委员，公开表示：“粤变发生，不过为党务和政治上之一种纠纷，中央应付绰有余裕。故中央对于粤事一本和平精神，决不轻启兵戎。”[10]可见，直到粤方公开成立同南京相对抗的中央政府时，蒋介石仍不愿甚或不敢采取武力镇压的方式解决粤变。

粤变的发生，主要是因蒋扣胡激起众怒而引起的。当时身在美国、参与四监委弹劾案的林森为了缓和宁粤关系，特电蒋表示：“展公居都调摄自较他处适宜，奈反动者造谣惑众，至为痛心。现届暑天，务请展公暂栖庐山疗养。一转移间，群疑尽释，纠纷自平。”[11]蒋复电称：“展公则近日自以留京为安也。如公能速回劝解，公私皆有大益也。”[12]这实际上是拒绝了林的建议。但蒋想拉林回京、分化粤方的目的也不可能达到。而此时刚从广州返回南京的张继也“主张胡展堂外游”，并得到蔡元培等人的同情。蒋介石对此举是不会接受的。胡汉民在国民党内历来处于非常高的地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蒋看来，“余之所以留展堂在京，非惧其反对余个人也，而患其外游以后自组党部，分裂本党。如此则党事更难定耳。是以既做之事、既定之方针，不可自变也。”[13]同时，他也感慨道：“党中同志多消极者，又以胡展堂事恐多离异，此种心理几占多数，如不设法打消，则本党希望断绝，永无进步矣。”[14]

蒋介石既不肯释放胡汉民，而粤方又坚持蒋氏必须下野才肯合作，以致张继无功而返。第一轮的宁粤和谈可谓毫无结果而散。

自7月下旬起，长江流域发生了六十年来未有的大水灾，受灾地区之广，损失之重，遭灾人民之众多，都打破了历史记录。此外，东北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的发生，更加剧了中日间的冲突。蒋介石寻求政治解决的意图，更加迫切。

8月2日，在北平的李石曾致电蒋介石表示：“赤匪、石（友三）逆已将次肃清，粤事应贯彻前议，谋和平解决之道。古（应芬）、孙（科）、邓（泽如）有来电，（张）继拟日内南行，继续接洽。”[15]为了迅速解决粤变，蒋当即指示：“请粤派员来沪相商，以俾就近接洽。”[16]此时，蒋还首次提到自己的下野问题：“只要粤方有整个接收政府之计划，因合法之手续提出，则尽可开诚相见，共商大局。至于个人进退，何所顾虑。”[17]4日，蒋还亲笔致函汪精卫、孙科、古应芬等人表示：

弟个人之去留决无问题。弟之求去非一日，徒以国难未平责任未了，故负疚待罪，以至今日。今赤匪将告肃清，正弟求去之日也。如兄等果有合法之手续，整个之组织，使革命大业不致中坠，总理遗志可以完成，俾弟得安心为一在野之党员，对党、对国、对总理、对已死之将士先烈无内疚，此实弟所祷之祈之者。如广东政府能即宣告取消，则统一既成，弟志已酬，决不恋栈朝夕，自负其生平之愿。[18]

但这时他所说的“个人之去留决无问题”并非本意，在相当程度上是对粤方的一种政治姿态。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就说得很坦率，认为他的辞职只会“有害”：

余之辞职，应慎重考虑。如为革命计有辞职之必要，则当即辞职。否则，如为个人或家庭关系，则不可以私而废公也。兹将各方关系分析之（一）余辞职以后，本党中央如何办法：甲，中央主持无人，必为反动派窃据；乙，经济财政必更困难；丙，时局必益陷扰乱；丁，日寇侵略必将更急；（二）各军如何办法：甲，军中无主，必至惶惑；乙，蒋光鼐、蔡廷锴部不愿回粤；（三）干部如何办法：亲戚友朋学生以余之退未能自立；（四）对粤对桂如何办法：粤桂以得放宽，必至自讧；（五）对于个人，则以退让能自白其志，必得国人谅解。呜呼！分析而后，益不敢辞矣。盖余之辞职于私有益，于公有害也。[19]

当日下午，蒋“再研究辞职时机与布置”时，又自记道：

余如决心引退，则不顾一切。对党务与政治发表意见，听彼取舍。对各军则皆与安置，勿使失所。如以顾（祝同）长苏，蒋（鼎文）长浙，朱（培德）长闽，熊（式辉）长赣，鲁（涤平）长沪……如是可乎？然细思之，有碍于国家之大局，余何忍也。故目前只有望陈济棠离开广州，而令陈真如回省。至于取消伪政府与余下野两事，暂不能提及也。呜呼！痛哉！余之人身，何其苦也。[20]

蒋的内心既然并不准备下野，即于当日由南昌急电南京，指示：“对粤态度请暂缓决定。”[21]而此时南京内部在处理粤变问题时意见也不统一。“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等多人主张和解，陈立夫等则主讨伐，李石曾等主张再开国民会议，修改约法，容纳粤方意见，党政分治。主战者则以陈铭枢将该部布置妥当，拟扩为讨伐军，即以回粤。”[22]此时何去何从，颇令蒋难以决定。8月14日，吴铁城自北平致电南京贺耀祖，详细分析了宁方当时所处的尴尬状况：

阎（锡山）虽回晋，与冯（玉祥）复行勾结，有所企图，惟察知大势已去，现对外极力间接解释，缓和攻击目标，而暗中从事团结内部及联络他方工作不遗余力。今幸华北在我军严重监视之下，向方（韩复榘）兄维护和平统一态度又极明，彼等不无顾忌，一时或可无事。但粤中纠纷尚未解决，日俄为患边疆，利用阎、冯正切，对粤或晋总须及时稳定一方，否则粤、晋有同时发动之可虞。稳定晋，孤粤之势，使粤中就范。缓和粤，晋在大军严重监视之下，当不敢异动。汉公（张学良）亦认解决大局关键在粤，故欲粤中纠纷能和平解决，并愿稍尽其力也。[23]

张学良当时想到的方法就是请李济深出来调停宁粤对峙。据吴铁城报告：“闻任潮（李济深）左右有人在平由何柱国介绍，为任潮奔走，拟请汉卿兄建议中央请任潮调停两广事。汉卿兄尚未置可否。”[24]李济深是在1929年蒋桂战争前被蒋扣禁于南京。当时蒋扣李得到了胡汉民的鼎力支持，而李的部下陈济棠不但不反蒋，还乘机夺了李的军权。尽管李对胡、陈等人极为不满，但始作俑者终归是蒋。因此，蒋介石更希望调停人不要同粤方有任何瓜葛。当蒋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电示孔祥熙：“任潮回粤，此非其时。”[25]

蒋介石或许觉得张继的角色更为合适。为此，当张继向蒋建议“党讧不已，国步艰难甚于明末，请与展兄及早恢复感情”时[26]，蒋立即表示：“对于展兄恢复感情于公私皆有裨益，自当遵循进行也。”[27]于是，张继再次积极联络粤方，希望促成政治和解。8月21日，张继致电粤方，沉痛表示：“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举国所要求者为和平。甲倒乙，乙倒甲，同为蜗角蛮触，引不起国人何等同情，可止则止，为革命家最高情感。”[28]而粤方回电时的态度仍很强硬：“今后和平之责，仍在公等，公等于蒋之不能服众，亦已深知，倘能发公道之论，勿为掩盖之词，蒋复何恃可以恋栈？”[29]

9月1日，粤方下总动员令出师讨蒋，两广先头部队迅速占领湖南的衡阳。此时，蒋的求和心态更加紧迫，这主要是因为蒋的军队大都正用于剿共和镇慑北方，无力抵抗粤方攻湘。北方的不稳首先是石友三率先反叛，随后暂时庇护于大连日本势力范围的阎锡山也于8月初秘密返回太原。为此，蒋通过同桂系关系密切的吴忠信联络汪精卫和李宗仁、白崇禧，希望政治解决宁粤纠纷。但此时胡汉民仍被蒋介石扣禁于南京，而反蒋势力则在不断壮大，粤方自然是肯轻意言和的。12日，吴忠信持汪精卫等人的复电见蒋后，蒋在日记中写道：

彼电中先要余下野，然后方停止军事行动。余固亟望彼等推一二人来沪，极愿面商一切也，因属礼卿（吴忠信）可以‘介石望和之意甚切，惟望不用武力强迫方式或易进行之意’答之。呜呼！此皆余由衷之言也，但不知彼等再将何言来复？岂彼辈仍以只要介石先通电下野然后方来沪，或以如介石不下野不能来沪相答乎？[30]

15日，朱培德首先得到汪精卫的复信，仍坚持要求蒋“于形式须辞职，而后广东取消伪政府，两方派代表开会。”[31]两天后，吴忠信也得到汪精卫的第二封复电，当蒋向吴询问电报内容时，吴仅答道：“贱逆狗彘之人，其言无理，不足以闻于我公焉。”[32]可见，粤方态度依然未改。

　　此时，张学良也积极参与宁粤调停，密派罗文干赴粤疏通。而粤方则派王葆真在天津会晤胡若愚，“磋商粤奉合作问题”。[33]据王伯群电蒋报告：“罗文干赴粤确得张同意，其任务（一）观察粤状况；（二）申明阎果无碍华北安全，绝不与之为难；（三）劝粤提和平条件，彼愿作调人。”[34]
双方各自坚持己见，和平解决的希望已很渺茫。9月18日，蒋介石考虑“剿赤援湘策略”时，已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他在日记中写道：“一，对粤决令第十九路军先占潮汕，第十八军集中赣南，而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共为第四届委员，余在四中全会中引咎辞职。”[35]就在这天夜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宁粤对峙的局势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正如陈独秀所言：“对外竞争，往往加紧了内部的团结。”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粤方不得不放弃武力讨蒋计划；而九一八事变也为蒋介石寻求政治解决宁粤对峙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二　宁粤双方的初步接触
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抵北平时，吴铁城、李石曾、张继三人立即联名“特急”致电粤方汪精卫、孙科、古应芬等人，请“接受调停”[36]20日，南京国民党中央也致电粤方表示：“本党同志，必须抛弃其一切意见”，“精诚团结”，“共赴国难”。[37]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余主张以日本占领东北事实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会，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此时惟有诉诸于公理也。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最后之行动。至于广东以诚挚赤忱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迅集南京加入政府；二只要粤方能负统一责任，到达南京改组政府，则我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断无异议；三如粤方以为胡、汪、蒋合作共任艰钜，则我方亦当不顾一切，完全以国难为重也。[38]

面对迫在眉睫的外侮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对外的呼声，粤方不得不暂停军事行动，公开通电表示赞同“和平统一”，但同时提出和平统一解决时局的三个条件：(一)蒋介石下野；(二)取消广东国民政府；(三)由统一会议产生统一政府。[39]其中，蒋介石是否下野仍是问题的焦点所在。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得知粤方的态度后，立即复电粤方表示：“公等致蒋马电钦佩万分，北方袍泽一致照此进行，必期达到目的而后止。” [40]21日，孙科在广州非常会议纪念周上作题为《和平统一先要蒋中正下野》的演讲，更是警告南京道：“蒋如下野即可和平解决，不一定要出兵。但蒋下野如是骗人的假话，两广军队仍可随时开动应付。这便是国民政府对于和平的表示。”[41]

同日下午，蒋介石自南昌返京，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会议决定：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42]蒋介石并表示：“如粤方必欲以渠下野为条件者，渠亦甚愿承受，如愿共同合作而充实政府者，渠亦均可照办。”[43]同时，针对粤方提出的三个条件，蒋介石同陈铭枢等人当面制订解决粤局的三项原则如下：

一，如粤中能负全责，则在中央同人尽可退让，一切请在粤同志整个的迁来首都，改组政府。至中正个人下野更无问题，只要粤中能确实负责，前来接代，则中正即可通电下野。二，如粤中不能负责，则应归中央负责主持，而广东政府自当取消，粤方同志即应齐集首都，共赴国难。三，如要各方合作，则中正更为欢迎，但必须来沪面商，方是开诚相见，同舟共济之道。[44]

蒋介石这里所说的“如粤中能负全责，则在中央同人尽可退让”，“如粤中不能负责，则应归中央负责主持，而广东政府自当取消”，显然十分自负，对粤方多少有着施压的意味。

9月28日，蔡元培、张继、陈铭枢和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等人同期抵达香港，双方展开先期谈判。陈铭枢首先将蒋介石致汪、孙、古的亲笔函递交粤方代表。蒋在信中表示：

当国三年，愆尤丛集，过去之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谴无所加，何心复求诿卸。唯愿诸同志以党国为重，念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不复以平苦(昔)之龃龉为芥蒂，度此漏舟覆巢之惨祸。[45]

随后，宁粤双方代表分别阐述了各自解决时局的三原则和三条件。第二天，双方继续谈判，新由欧洲回国的驻美公使伍朝枢(粤籍，胡派骨干，接近孙科)也应邀参加。[46]最后，达成如下两项协议，由陈铭枢等人联名电蒋：

(一)钧座发一通电，为时局危急引咎，并声明议定统一政府办法时立即下野。粤方亦发一通电，亦向国民引咎，并说非统一不能救国，赴京开会，取消广州政府，并不以钧座下野与否为条件。两电须同时发表，电稿均在草拟。(二)须立即变更京沪卫戍警卫组织，俾粤方诸同志即可安心来京，在总理陵前宣誓开会，议决统一政府办法。[47]

当日，蔡元培、张继又将双方草拟的通电文稿报蒋，并表示：“变更京沪卫戍警卫组织以人选为第一义，拟请任陈真如(陈铭枢)为首都卫戍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已得陈及粤诸同志同意……此事为和议重要关键，发表之期愈早愈好。”[48]

第二天，蒋介石致电蔡元培等表示：“京沪卫戍事宜请真如兄主持，即日照办。中应引咎自责及个人去就不成问题”，但他仍借口“两方通电时间若与实际解决相距过远，照目前形势深虞于外交、财政发生困难”为由，主张粤方“同志即日来沪，详商一切”。[49]蒋的这一指示，实际上否认了双方协议中要求蒋先发表下野通电，再行建立统一政府的原则。蒋在当天日记中发泄了对粤方的强烈不满：

彼仍坚持统一会议以改组既已统一的国民政府为条件，且间多诬辱之句。呜呼！当此国家危急之秋，而余以一身当此横逆之来，既要余屈服，又要余负责，而若辈乃毫无负责勇气，既不顾大局，一意捣乱，而又无能力组织；既勾结敌国，动摇国本，而又无良策御侮救国。若辈所为能不痛心。然余既以身许国，此时惟有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以求万一之补救而已。[50]

尽管蒋口头上说得冠冕堂皇，一再对粤表示“个人下野更无问题”，而内心深处是决不肯轻易放弃权力的。

此时，粤方的态度虽似甚坚决，但其实内部状况相当复杂：一些元老派和仍被软禁在南京的胡汉民对蒋介石倚仗军权、置党权于不顾的独裁统治深恶痛绝，坚持要他下野；汪精卫在中原大战失败后已陷于穷途末路，只是想藉此次粤变达到东山再起的目的；孙科在政治上历来摇摆不定。当粤方决定出兵讨蒋之时，孙科就曾致电张继表示：“粤出兵系各委员会议决，非予等之意。予等虽极力主张和平，奈不能贯彻此苦衷，希见谅。”[51]；陈济棠等地方实力派更是各有各的打算。这就给蒋介石提供了分化瓦解的有利条件。当然这种分化也不是一步就能做到的。

9月30日，宁粤双方代表自香港抵广州，随即同粤方全体举行会谈，古应芬、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等粤方党政军领袖，因汪、孙未能坚持粤方原定的须蒋先下野，而后开和平会议的主张，故强硬表示：下野“通电发表之前不能来沪”，“发表之期，希望在本(10)月五日”，并进一步要求：“自通告发表日至开会日至少三星期，并须十九路军全部到达京沪以后。”[52]此时，北方阎锡山也致电粤方表示支持，称“现在北方发动较易”，请指示“具体办法”。[53]阎还同时致电汪精卫表示：“闻蒋复电拒下野，不知确否？弟意迁就当有界限。”[54]

10月2日，陈铭枢密电蒋介石报告：“广州若干老同志尚持异议”，“有人欲加提困难条件，对和议施其破坏伎俩”。他还向蒋解释和议之困难，“甚至张(继)先生与君佩(李文范)同志相对下跪乃得议定”。恳请蒋对“即日引退一节，乞勿更改，免至和议根本动摇”。[55]粤方此举，引起蒋介石的极大不满。蒋当日即复电拒绝，并对蔡、张、陈三人严加责备道：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统一中国方能对外救国。故于此党国存亡之际，不得不在事理上求一圆满解决之道，特与兄等面定三个原则。……舍此三者之外，而欲必有条件相要胁，则于情于理于公于私皆不能通，无异背道而驰，殊非中正所愿闻也。兄等竟忘此三个原则及无条件三个字，而乃来此绝无磋商余地之东(一日)电，未知何意，诚令人不解。……今粤中同志既不在情理与国难中求解决，又不能来此面商，则先发通电更滋纠纷，无补于事。[56]

对粤方逼迫“先发通电”一事，蒋更斥为“直等于儿戏耳”，并在日记中愤慨地写道：“夫国事危急至此，而若辈尚以敌对态度要胁不止，对国内与中央则强施压迫，对倭寇则勾结迁就。若辈是诚无人心者矣。”[57]

此电到粤，几乎使和谈破裂。原拟返京的陈铭枢得知蒋电内容后深恐粤方“藉口破坏”，急忙从香港“与哲生重入广州，与汪同志密为挽救”，并电蒋解释道：“以职近日观察，钧座如通电后，汪、孙两同志必可离粤赴沪。汪、孙离粤，则中央对外对内均可绰有余裕。……如通电不发则某等必于双十节开四全大会，汪、孙两位再无术可以斡旋，形成更彊[僵]之局。”[58]4日，蔡元培等人也电蒋解释道：“钧座对于培等东电似有误会。此间各同志意见颇多。所谓两方同发通电全由汪、孙两同志苦心磋商之结果。通电一发，彼等次日即可来沪把晤。不过以通电为会晤之标纽，非作为条件也。”[59]

面对蔡、陈等人的解释，蒋介石仍毫不妥协。而粤方内部的分化逐步明显。这一分化被刚刚返粤的陈铭枢察觉。10月4日，陈连发两密电向蒋报告观察所得：

粤中群情庞杂，老同志成见极深，某等复存心破坏，精卫、哲生暗中调协，意甚诚切。[60]

汪先生坚决主张赴沪，下午与某等大辩论。哲生与汪意见一致，伯南(陈济棠)受激动亦甚赞成。明日他们开非常会议解决。他们即不通过，汪亦必行。枢极劝孙同行，前途可乐观。[61]

汪精卫虽然不是这次反蒋运动的主角，但他在国民党内的资望和地位同胡汉民相仿佛，并且拥有一批支持者，因而在粤方内部仍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蒋介石得知陈铭枢密报的消息，看出粤方内部存在的弱点后，态度更加强硬。10月5日，蒋再次致电蔡元培等人转告粤方：

对于通电原则，前电本已赞同，且甚愿早发，无所犹豫。惟当此外交紧急，存亡呼吸之际，不可一日无政府，此电文句虽发，电后仍未下野，而中外心理与事实已等于入无政府状态……万一发生意外，不但无以自解，即粤中同志亦与有责。如粤中同志能早日来沪，或请精卫、哲生、襄勤（古应芬）、君佩（李文范）诸先生来亦可。诸兄朝到沪，此电夕即发。诸兄若不能来到，此电为国家计，实不能不负责审慎。[62]

同时，蒋介石立即展开分化手段，密电陈铭枢转给同他长期处在对立地位的汪精卫，称赞：“兄排除众议，毅然来沪，共赴国难，患难乃见真友，遥闻之下，无任铭感。”[63]由于蒋的强硬立场和粤方的内部不和，粤方被迫作出让步，决定：(一)最低限度先释放胡汉民；(二)全体联名请胡复出。汪精卫也清楚这是粤方接受和谈的最起码的前提。他于会议席上亲笔致函胡汉民，写好后由各人连署，托陈铭枢带往南京面呈。函称：

展堂先生大鉴：蔡、张、陈三先生来，具述和平统一之必要，弟等皆同此心，惟弟等一致之要求在先生即来沪一行。如先生抵沪，此间即举出代表来沪共商统一之进行。弟等已托真如先生先回，与介石先生接洽一切。想对于此等最低限度之要求必能达到。惟盼先生俯顺弟等之意，即行来沪，以慰同志之望，而促进和平统一之进行。[64]

同时，广州国民政府还做出如下决定：一，由蒋决定发表下野通电日期；二，十九路军调宁后，粤代表方北上；三，俟在沪商有头绪，粤委始赴京。[65]6日，非常会议公开发表其解决时局主张的“麻电”，强调“民主政治之先决条件，在使武力受政治之支配”，并提出四项办法：一、废除海陆空军总司令；二、设军区，军区之划分不必同于行政区域之划分；三、军需之独立，革除以个人支配军队，以军队长官支配军饷之恶习；四、国防统于中央，保安属之地方，全国军队应负此两大任务。至于政治，绝对不容干涉。[66]

至此，双方谈判暂告一段落。

10月8日，蒋介石针对粤方态度，致电何应钦告以今后宁方所持立场：“对粤方针以无条件合作，并无所谓党政分工之说；对日备有最后之决心，如逼不得已，惟维持革命之精神、民族之人格，以留历史之光荣。但并无联俄之策，亦决不屈服于日本武力压迫之下也。”[67]10月10日双十节，蒋在日记中写道：

余自十七年双十节就职国府主席以来，至今正三年矣。此三年之中，战乱频乘，祸患迭起，而尤以最近半年之内为特甚。此皆余之智力不足，用人失当，不能自拔之过也。夫外侮内忧，天灾人祸之来，固由余德薄之致，而所以致余至此者，乃自名为老党员诸人争权夺利，卸责避怨，宁使党国灭亡，而不愿新进继起。其意气用事时时掣余之肘，强余为彼傀儡，此实足以致于灭亡而有余也。世人不察，一概加罪于余一人之身，余自亦愿任其咎，否则舍余一人之外，无人能胜此重任也。故余于此，惟有忍辱负重，至死而后已耳。勉旃！勉旃！[68]

10月12日，陈铭枢抵京向蒋介石报告议和经过。蒋深知此时再不释放胡汉民，尽管汪、孙等人愿意北上，“惟古(应芬)等以高压手段阻其行”，宁粤和谈很难实现。[69]此时宁方要员也“皆主展堂日内即至沪”。[70]蒋于是被迫答应粤方条件。次日，胡汉民在陈铭枢、吴铁城陪同下见蒋。据陈铭枢回忆：“他们见面时，表现尚觉融洽。…… 14日晨，蒋又亲往胡宅拜访，下午我们陪同胡赴沪。此为胡自1928年入京后第一次离开南京。”[71]15日，胡汉民电粤报告平安抵沪，并对以往党内纠纷反省道：

过去党内一部分力量属于己有，党即失去团结之本体。人每欲自私，则互相排他；排他则纠纷愈多，而各人遂忙于对人，忽于对事。而奸黠者流，乘虚以入，肆其恶行，亦遂莫由过问，驯致过则归于吾党,权则归于他人。久而久之，党不为人民所重，乃为人民所轻，积渐且为人民所忌恨矣。此其错误，皆不容吾辈各自诿卸责任，弟亦容或为过误中之一人。

但胡不忘为自己表白，称：“然平日自检，担负既往之过误则较轻，而今日盼望吾辈纠正过去错误之心则最切。”为此，他请求粤方从速“推举代表来沪进行议和，共商大计”。[72]

此前，蒋介石拜访胡汉民时，曾自谦道：“过去之是非曲直，皆归余一人任之可也。”[73]但当蒋得知胡电内容后怒曰：“余于十四日释放展堂，送之上海，希望促进团结共御外侮。彼乃一出又变，反增粤方纠纷。呜呼！内忧其于外患可叹。”[74]蒋氏的无奈也暗示着即将来临的上海和谈必将有一番激烈的争斗，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三　上海和谈中的较量
10月14日，就在胡汉民赴沪当日，陈铭枢下令调所属十九路军开京沪驻防。[75]粤方看到胡已恢复自由，符合各派共同的最低要求，于是决定派汪精卫、孙科、伍朝枢、古应芬、李文范五人赴沪。后古氏因病无法前往，粤方又加推邹鲁、陈友仁（均出身粤省）两人为代表。

粤方代表赴沪前，还分别致电阎锡山、冯玉祥等北方领袖转达粤方主张，并表示决定另设“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各国防分区”，“请领导北方同志一致主张。”[76]阎对“政府主张极表赞同”，立即复电赞同：“自当遵嘱催促北方一致行动也。”[77]改组派还四处宣传：新政府将以“唐绍仪任国府主席，蒋任国防会主席，其他四国防分会主席以（张）作相、（李）宗仁、（陈）济棠、（冯）玉祥分任”。[78]

汪精卫等人抵沪后立即同胡汉民会面。当时粤方许多人都认为这回汪、胡两位领袖能真诚合作，国民党可以改变过去内部派系斗争的局势。而当汪、胡二人见面时，汪也作出一付谦虚诚恳的样子，对胡说：“中山先生在日时，我就是小兄弟，现在经过多少离合悲欢，回想起中山先生，真是痛心！我情愿听老大哥的教训。”于是胡也就公然用老大哥的口吻说了几句批评的话。[79]事实上，胡、汪之间长期形成的嫌隙很难消除，汪精卫此次北上已另有打算，粤方内部的裂痕早已显现。蒋派往香港执行分化粤方任务的杨永泰对汪精卫的真实立场和态度就看得十分清楚。他18日向蒋报告道：

汪、孙、李、伍等明晨赴沪，伪府立场全失。故和议完满与否，汪、孙绝不再作回粤想。近日汪极亲孙、尊孙。彼二人亦欲自介于胡派与中央间之调人。当前和局纵不十分迁就，亦必事成。粤方畏赤如虎，不能派兵入赣填防，惟极注意四全大会。[80]

10月19日，南京方面为显示诚意于中常会决议：“凡本党同志自第二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后，因政治关系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81]计开除党籍者有：汪精卫、陈公博、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等35人。

22日，蒋介石乘飞机到沪，首先在宋子文寓所同于右任、李石曾、陈铭枢、张静江、邵力子、邵元冲等先行会谈。“对于与粤方代表接洽之标准，介石谓只要彼等对于党及政治之系统不动摇及对建国大纲不违反者，其他皆可让步。”[82]其目的就是要继续维护原有的统治体系，不容加以动摇。下午，蒋介石等人一同前往孙科寓所和粤方代表会晤。彼此握手，互道问候后，旋即正式举行会谈。

众人入座后，由胡汉民及粤代表等请汪精卫先发言。汪起发言先述同志年来离隔，致行动冲突，但系为公，非为私。此来代表粤方同志，解决一切，共济国难，遂述及粤方主张三项：(一)国府主席宜如德、法总统，由行政院负政治责任；(二)废总司令制；(三)由一、二、三届中委任党事。又对蒋所拟关于个人进退之电稿表示赞同。蒋继起发言，态度恳挚，先赞成汪言，谓：“本人亦如是，公而无私。诸同志皆党中前辈，本人为后进，向来服从前辈。此次诸同志议定办法，凡胡、汪两先生同意之事，我无不同意照行。我若不行，尽可严责。”言毕，李石曾起述国难及团结必要，主张大家即入京，已无需会议。蔡元培、张继和之。孙科略驳其说，谓：“此来系代表粤府，须照预定程序，议有端倪，始可入京。否则须电粤请示。”汪又起言：“入京本无不可，不过现状下若遽入京，则议定签诺之事，各方将误会为吾等自由意志，为不佳。”蒋对汪言表示谅解，赞同即在沪会议，胡先生可代表本人。复叮咛谓胡、汪同意事，无不照办。谈话至此结束。[83]

此次蒋、汪、胡三人的会谈，是自1926年秋胡因廖仲恺被刺案被迫离国后五年来仅有的一次会面。这短短的三小时会谈，也是他们三人毕生中的最后一次。会谈结束后，蒋借口京中有事，当日返回南京。蒋介石虽然在公开场合口口声声说“凡胡、汪两先生同意之事，我无不同意照行”，但内心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尤其对胡汉民痛恨不已。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粤方提出条件，意在推倒中央现在组织，否认政府根本法纪，而展堂持之尤坚。……展堂何尚有意捣乱哉？其将使余进退两难矣。夫若辈既不敢负此国政重任，又不肯知难而退，更不肯置之不问，真令人可痛！可鄙！可恶！可笑！又可怜也！乃若辈反以此等手段自谓得计，隔岸观火，壁上观战，而又下井投石，必使一切罪恶归于余之一身，置党国败亡于不顾，增国家纷乱而后快，此等卑劣之政客，既陷总理于前，今又加于余身，毁党卖国，毫无天良。余尤痛惜展堂之终不悔改也。[84]

当晚，蒋自称“心中悲愤，夜深不寐”，又记道：“哲生何竟不肖！总理创党立国，而哲生乃必欲毁党卖国。余甚为我总理叹惜也。” [85]

蒋介石走后，双方代表继续会谈，达成两点决议：外交方面“须求得一致，共赴国难”；党政军方面，“由京派定代表与粤方代表先在沪详商办法，俟将草案拟定，再入京开正式会议”。[86]会谈结束后，粤方代表六人又共同联名致函蒋介石，单方面提出粤方共赴国难的七项条件：

（一）为共赴国难计，先谋外交之一致行动。
（二）关于党国诸疑难问题，拟请尊处派出代表数人，在沪与弟等详细讨论解决方法，俟彼此同意，乃开正式会议，以决定实行。
（三）弟等认定党国根本问题，最要在集权于党，而按照建国大纲所定程序，以完成民主政治。此点乃根本原则，尚希鉴察。
（四）关于党务，拟召集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议，共谋解决产生健全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务扫除过去纠纷，以确定将来基础。
（五）国民政府主席，拟仿法、德总统制，以年高德劭之同志任之，现役军人不宜当选。
（六）陆海空军总司令一职，拟废除之，另设军事机关，其详另定之。
（七）目前在粤所拟双方通电，其用意在使从前纠纷得一结束，决非彼此抛弃责任。故会议决定以前彼此应尽之责任，应照常担负。至于此后对于党国如何服务，一听命于会议。[87]

粤方提出的七项条件中，前二条是蒋、汪、胡等人会谈时议定的，并没有新鲜内容。第三、四条重点在于提高党权、消弱军权，目的在于恢复胡汉民力主的党权高于军权的组织形式。第五、六、七条，明显地是针对蒋介石而发，同蒋所决定的不变更现行政府体制原则，完全相反。由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废除总司令制，目的都是限制蒋垄断政权，并再次要求蒋在正式会谈前公开发表下野通电。面对粤方的七项条件，蒋在日记中愤慨地写道：

彼辈以为中央已无办法，故提此苛刻无理之要求。呜呼！倭寇藉粤方捣乱之机而来侵略中国，粤逆藉倭寇助虐之力而来推倒中央。且粤方所推出改组政府，尽为粤人，是广东俨然成一粤国，将与倭国攻守同盟而来围攻我中国乎？形势至此，殊为我中华民族羞也。[88]

蒋介石在这天日记中甚至称粤方为“粤逆”，而对粤方“既不敢负此军国重责，又不肯知难而退”，极表不满。但他也深知此时对付粤方决不能单靠武力硬干所能济事。第二天，蒋复函粤方代表，表示：“目前第一要义，厥在以一致对外之精神，表现之于事实，使国际观听得所转移，国民期望得所安慰，救国救党，惟此最为急务。”至于党国根本问题，“事关内部，无不可以开诚相见，从容商谈。”蒋并正式指定李石曾、张静江、张继、蔡元培、陈铭枢五人为宁方代表，同粤方代表继续讨论。蒋氏复函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外侮为由，要求粤方尽快来京，“共赴国难”，至于粤方所提改组现政府组织形式等条件，则表示可“从容商谈”。[89]其实他的内心所思，正如日记所言：“叛逆不可再与理喻，余惟有负责坚持，以报党国，岂尚有退步之余地乎!”[90]此时，他已看清粤方内部出现的矛盾，汪精卫是他对付胡汉民最有利的武器。为此，蒋暗中“授意左右要人联名通电拥蒋”，“并暗行联汪拒胡，以延缓分化手段应付粤方。”[91]

10月25日，就在张继将蒋氏复函送到上海当天，汉口行营参谋处突然公布了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同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的两封往来电报。一封是21日陈电何，称：

国难临前，赤氛未息，攘外安内，全在负责有人，无论如何更张，一国元首不宜更易。闻极峰(指蒋)因望和平，拟自引退，理应竭诚劝阻。

另一封是23日何复电谓：

当存亡危急之秋，欲一致对外，不应有统一和平等会讨论条件，自显破裂，贻人口实。请即起草通电以救危亡。[92]

同时，汉口军方还表示何应钦、刘峙、何成濬、陈调元、何键、刘湘等赣、鄂、豫、皖、湘等亲蒋将领，拟由何应钦领衔通电，据称电文中有“国难方殷，元首不可轻易，藉安民心”等语。[93]贵州省政府主席毛光翔得讯后也电何成濬表示积极参加：“御侮救国惟恃总座领导。当此紧要关键，一国元首尤不应轻易纷更，请由敬公（何应钦）领衔通电劝阻及辞去沪会各节，弟极赞成，务祈即将弟名加入，以维正义。”[94]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也电邵力子表示：“除由何敬公领衔通电，一致拥护外，敢请先生鼎力劝阻以同邦基。”[95]

有了这批封疆大吏的支持，显然大大增强了蒋介石的声势。10月27日，蒋复电陈调元强硬表示：“当此国难，岂用苟免，自当负责到底，任何毁谤，在所不计也。” [96]当天，蒋同吴稚晖、李石曾会商时亦明白表示：“当此国难，余决心负责到底，任何诽谤在所不计也。”[97]甚至有情报显示：“蒋密令沪公安局等秘组多数民众团体，使粤代表不敢提出蒋下野条件，如果提出，即不惜酿成大惨案。”[98]

这一系列舆论导向，不难使人感到这是出自蒋介石的授意，在正式和谈之前，先由军方放空气威胁粤方。蒋氏恋栈之情跃然纸上。对此，孙科愤怒地表示：何应钦等人通电“如竟要发出，致碍和会，则惟有请彼等开督军团会议而已。”[99] 27日，非常会议天津执行部亦急电阎锡山、冯玉祥指出：“此电发出显有破坏嫌疑，希速设法阻止，并电商次辰（徐永昌）、明轩（宋哲元）诸公预先防范有人代为列名。”[100]阎接电后即“着专员与焕章、明轩、（孙）殿英、次辰商酌阻止列名”。[101]

尽管事后在蒋的授意下，何应钦等人中止拍发通电，并公开否认此事，但华北各将领的拥蒋通电，则未及阻止而公布于世。[102]有意思的是二天后“华北各军欠饷”即由北平“行营发放，晋军饷七十万。”[103]而何成濬等人也并未停止活动。11月1日，何成濬再次致电毛光翔表示：“粤方代表坚持异议，以便私图。原拟推敬公领衔通电驳斥，嗣以敬公、经扶（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与兄均有特殊关系，不便列名，遂未果行。现会议情形不见进展，最好由吾弟约甫澄（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云樵（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等先发表意见，以促粤方觉悟。”[104]

虽然双方对和谈都缺乏诚意，但迫于时局和舆论的压力，没有一方敢承担破坏和谈之责。宁粤代表终于自10月27日至11月7日，在上海伍朝枢寓所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双方共举行正式会谈七次，蒋介石再也没有参加。

会议开始，奇怪的是并没有一定的议事规程，大概是每次会议推一个主席，蔡(元培)先生做主席的次数很多。讨论的议题主要是国民政府的组织法。南京的代表可说完全采取守势，广东方面则取攻势，其中最激烈的是李文范，其次是伍朝枢。李文范常常很激动的跳出来骂，南京政府给他骂得狗血淋头，好象南京政府一无是处。伍朝枢则专门批评国民政府组织法……伍朝枢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政府组织法，其中的主席一职居然没有任期。[105]

会谈自始至终，因缺乏共识，而屡生波折。

第一天会议，宁方代表蔡元培“发言时对蒋电极力主缓发，谓国难临头该电尽可至商得积极办法时发表。张继、铁城主张亦如是”[106]，和会遂决议：“双方通电原稿(指蒋下野和粤府取消)，俟本会讨论就绪，再定发表日期。”[107]但在第二天的会议中，粤方突然单方面提出《党政改革案》，引起宁方不满，几乎使会谈险遭破裂。该案主要依据前述粤方致蒋函所提出的七点办法所拟定，内容涉及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地方制度五方面。蔡元培等“以此案关系重大，中央未之前闻”为由，表示“不便讨论”，并将该案全文电蒋请示。[108]其实，该案的核心内容，用粤方代表李文范概括的两点最为恰当：“第一对于人的问题，就是要蒋下野；第二对于制度问题，就是要缩小主席权限及废除总司令制。”[109]

蒋介石接电后，“对粤提制度问题认目前内外情势严重，非试验时期。以前种种缺陷并非全系制度之过，且现时制度亦系党之公意所形成。党内分裂均因少数同志未能精诚团结所致。此后工作最要为如何使全党负一致守法合作，绝不愿使党国遭此大险。且变更制度无异修改约法，而约法为国民会议所制定，非强使全国民意曲从党内少数意见。”[110]为此，蒋立即复电宁方代表强硬表示：“今日所发表两方接洽情形，与事实完全不符。……如此捏造，是所不能承认，决非精诚和平团结之意。中不敢同意。”[111]蒋还在当天日记中对胡汉民诅咒道：

胡汉民何无人心至此！其阴谋不特使余个置于死地，且必欲毁坏党国，使总理革命至今所有之革命历史尽行毁灭无余。孔子所谓“小人难养”与“鸟兽不可与同群”者，信也。[112]

10月29日，蒋再复电宁方代表，指责粤方所提《党政改革案》：“内容姑不具论，精神上即与团结对外之主旨不相合。……至党政根本问题，应俟本党多数之讨论决议，无以十余人在租界内谈商，即可决定全党全国大计之理。”蒋氏明确指示：“此等违反党章，不恤国难之提案，不应提出讨论。”[113]此时，蒋的强硬立场，很大程度上源自他对粤方内部分化状况的洞察。蒋曾对此分析道：

粤方全为胡汉民一人所阻碍，而汪、孙则闻愿来合作，以不愿与胡破脸，故不敢明白表示也。此事无论确否，余当使之有转圜余地。乃决定方针：一如其愿就范，不破裂，则暂维统一之局面，固于对外有益也；二如其不愿就范，必欲破裂，则避免内部纠纷，使胡氏回粤自扰。胡氏为人已成过去，况其过去历史全为阻碍总理，反抗总理。今则欲灭亡本党，叛乱革命，此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者，无足计较也。[114]

于是，蒋介石再派何应钦赴沪接洽，希望有所转圜。何到沪后即访胡汉民，“述蒋真意：总司令可废，行政院长可让，但要保留主席及维持第三届政统。此点与粤方条件完全背驰。”[115]而胡则对何表示：“余爱蒋较任何人为深切。北伐以来其勋绩不可磨灭，受人推崇亦因此。但年来争执党政军重任，虽云肯多负责，但一人精力智虑何能顾及。与其多重责任难兼顾，不如大家来负责，徒使集怨于蒋一人，致使以往功勋灭于一朝。希望蒋明此苦衷，毅然对党国前途重加刷新。”[116]为了加强粤方内部的团结，胡汉民还嘱人致电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再次明确粤方的态度：

一，党内大团结，决不为蒋分化政策所中伤；二，断定蒋无诚意，我方惟有表明诚意谋和，免使破坏和议之责有归；三，断定蒋必趋陈炯明、吴佩孚、段祺瑞之续，我方最后宁为民二袁治下之革命党，不为苟且争胜之进步党为世诟痛；四，蒋对陈铭枢已有怀疑，陈亦不自安；五，认目前外交尚有办法，而财政、军事颇难应付。再汪先生态度甚坚决，与胡合作一致对蒋。[117]

在此期间还有一段插曲，即在10月29日第三次会议前，汪精卫临时提出报告，“谓得在粤同志来电告之，古应芬同志因牙病逝世，并提议与会诸人静默三分钟志哀，汪兆铭且于会场放声大哭，一时气氛为之悲戚”。[118]

古应芬实际上这次粤方发难的核心人物，邵元冲就曾指出：“此次粤中之分裂，湘芹实居发路指示之责。”[119]特别是古应芬同广东实力派的陈济棠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他是胡汉民和陈济棠之间的重要桥梁，他的去世对粤方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原本实力雄厚的粤方，随着古应芬的去逝和蒋介石的不断分化，内部团结逐渐开始动摇。这就为蒋介石在会谈中进一步表现出的强硬态度，提供了法码。
四　宁粤双方被迫和解
上海和谈之初，李石曾向蒋介石建议：“沪会性质只能为国难会议，不宜为对等会议。”[120]蒋立即复电表示赞同，“至于会商名称，无论国难会议或何等会议，决不能在沪正式开会，至多只可称为谈话会也。”[121]为什么不能承认是“对等”的双边会谈？蒋的目的就是要保持南京中央的正统性，而否认广东中央的合法性。这在蒋看来是关系重大的原则问题。

10月30日，吴稚晖以“某中委”名义发表谈话：“主张国事由四全会议决”，反对宁粤在沪举行的所谓“和平统一”会议，实际上是公开响应李石曾提出的沪会“不宜为对等会议”的主张。[122] 吴稚晖的谈话，立即引起粤方的指责。在粤方看来“某中委”即是蒋本人。为此，胡汉民发表“负责谈话”，称：

观近两日形势，和似仍陷悲观，京方某中委仍持一切问题应待四全会解决之前议，使和会前途更多一层阻碍。国事如今日，应迅求党政军根本改革，并速定抗日计划，以保存国家一线生机，乃必多方另辟途径。斤斤个人权位争持，余实怆痛。某中委以不负责任之表示，以论党国重大之事，何异匿名揭帖。若仍谓一切问题应由四全大会解决，则蒋所期望粤代表北来，而召集之和议实已失其意义。[123]

虽然粤方提出的《党政改革案》被蒋介石否决，但上海和会仍以实现政治民主化为由，于30日第四次会议决议通过一项《中央政制改革案》，包括原则三项、办法十一条，其中最关键就是第一条：“国民政府主席改称总统，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又总统不兼其他公职。”31日，第五次会议时又将该条改为“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行政责任，等于内阁制国家之总统。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国民政府主席不兼其他公职。”[124]双方代表于非正式会谈中，还草拟了二项解决时局的方案。据刚到上海的何应钦向蒋报告：

一，请总座与胡、汪两先生同入党部，负责为一切政治、军事发动之主体，而政治、军事均由其他同志担任；二，钧座通电发出后，仍公推续任国府主席，但政制须变更，即主席不兼行政院院长，并废除总司令部。汪、孙态度甚好，对此方案亦不坚持成见。胡先生已执意主张实行第一案，谓可免以后一切纠纷。[125]

几天前，何应钦还曾电蒋报告道：

职来沪后，展堂、精卫均已晤谈。顷又与哲生谈话，其态度表示颇好。……连日来交换意见，各同志仍有主张必须变更现制度者。又在粤时有一部分同志之意，党国过去许多纠纷其症结所在实由党务政治不能分工合作。今后最好将党部权力提高，请蒋先生与胡、汪二先生共负党务方面责任，以推动政治之进行；政府方面则由其次之同志担任，似此分办并进，必可增加党政之效能，减少所谓之纷争。胡、汪二先生亦必乐于从同也。[126]

上海和会通过的此项《中央政制改革案》，明显是针对蒋介石而言，自然引起蒋的极度不满。对此，邵力子曾语人言：“蒋性情遇危险困难愈勇于负责，大家如诚意合作，无事不可诚意协商。若一方意气相逼，恐至弄僵。”[127]果然不出邵氏所言，11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府纪念周以《对中央与粤方代表在上海会谈之希望》为题，发表演讲，对粤方猛烈指责，大意分为以下五点：

一，粤方代表违反总理遗训，无诚意与宁方合作；二，粤代表故意与宁府为难，是间接援助日本；三，两星期前曾有辞职之意，现已打消，绝不去职；四，胡展堂先生语粤代表，称蒋不独应下野，且应放逐外国，如俄国之托罗斯基；五，粤方代表利用报纸，假借言论自由之名，颠倒是非，抹杀事实。[128]

蒋氏的演讲词经上海西文报纸披露后，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广州非常会议立即致电宁方代表陈铭枢等，指责蒋介石：“捏造事实以侮辱我代表，是已表现其无意言和，殊为憾事。诸先生前为居间调人，后为宁方代表，应力为纠正。纵使不幸和议决裂，亦责有攸归。”[129]粤方代表并对蒋氏的五点指责一一与以驳斥：一，粤方诚意合作；二，并无故意与南京国府为难之事；三，详述蒋自愿下野之经过，并谓粤方拟请蒋下野后担任国防会委员长；四，未闻胡有蒋不独应下野，且应放逐之语；五，并未利用报纸反抗京方。最后为推卸责任，粤代表还表示：“西报访员谓此演说词为和平会议之催命符，实使和平会议决裂云云，同人深望其言之不中，然若其不幸而言中，则同人不敏，不能负其咎也。”[130]’


11月3日，胡汉民针对蒋氏谈话也在上海公开批驳道：

今又有一事骇怪者，即西报载：蒋在纪念周报告，谓余曾语粤代表今日之蒋不仅当使其下野，且当流之外国，若俄之杜洛斯基，使汝不归故土。蒋是否作此言，余不能知，余非史丹林，纵无一兵一卒，不知将如何流放之。余对人毫无问题，对事则不随和。仍愿竭尽所能，尽最后努力。[131]

但胡汉民并没有明确表示不逼蒋下野。虽然事后宁方指称西文报纸报导不实，以致酿成严重误会，并于4日将蒋氏演讲词全文修改发表。[132]中央社为此还特别发表通讯表示：“蒋主席在二日国府纪念周有重要报告，原记录稿因待整理审阅故未发表，日前沪外字报所载，于重要之点遗漏甚多，且多有失原意，兹录全文如下……”[133]但粤方仍认为蒋氏的讲话与事实不符，愤怒的情绪并没有因此而消释。在9日召开的广州国府纪念周上，李宗仁回以《蒋中正应该负破坏和平的责任》为题的演讲，称：

果然不出吾人所料，蒋中正骗人的面目，已经显露出来了。以前蒋中正有电致陈铭枢、张继、蔡元培三位代表，表示可以下野……故此便派代表到上海磋商。不过蒋中正却中途翻悔，毫无诚意，并且在纪念周中说许多无理性的话。蒋中正欺骗无诚，已经完全清楚，我们对于蒋中正之不肯下野，是不会和他说好话的。换言之，我们对蒋中正是不妥协的!进一步而言，必定要使蒋中正数年来的弥天罪恶，要拿国法党纪来制裁他的![134]

和谈至此似乎已陷入僵局。但国内整个的局势不允许这种对峙进一步演变成破裂。此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侮。日本军阀毒焰弥漫，侵略者的铁蹄已由辽宁踏入吉林、黑龙江；长江流域又逢百年不遇的水灾。为此，全国各界民众强烈要求宁粤双方停止政争，团结御侮。北洋工学院院长王季绪甚至因忧国而绝食三日，并致电蒋、汪、胡三人表示：“和会一日不成，本人一日不食。”[135]社会舆论对宁粤双方都有所非难，上海《时事新报》曾为此发表社评，指出：

剿匪未竟全功而洪水横流，赈灾急如解悬而暴日入寇，此三事者，当今之大问题也，国家存亡以之，民族生死以之，匹夫有责，效命不遑，讵复有小己之利害得失荣辱恩怨值得瞻顾徘徊，一切是非，一切从违，应超越一切理智与情感，而以是否有裨国难为唯一标准，尽心为此三问题，尽力为此三问题，为此三问题而牺牲一切，即三问题而外皆视为不成问题。[136]

甚至连同蒋介石关系十分亲密的黄郛都对宁粤双方表示不满。他在10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际此外患当前，所谓党国要人斤斤于此，真是可恥。”他还针对“党国要人专议对内条件，置国家重大外交于不顾”而草拟三“疑惑”，其中一条谓：“对内会议成则于国家时局裨补如何？不成则影响遗害如何？”交由邹韬奋主编、当时社会影响极大的《生活》周刊刊载，借征求舆论意见为由向双方施压。[137]而一向不公开参与国民党内部斗争的上海银行界因和议迟迟无结果，也于11月初公开发表强硬宣言，要求双方：“牺牲党见，忠于国家”，并警告道：“此次和议若不成，统一再绝望，则嗣后社会之经济能力，决不能应政府之政治需要，实属毫无疑义，无论何人当局，想均无以善其后也。”[138]

在如此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尽管宁粤歧见难以沟通，但任何一方都不敢承担和谈破裂的责任。蒋介石被迫派陈铭枢赴沪向粤方解释误会，表示自己的演说，“系一时之意气，不足介意”。[139]于是，宁粤代表又重回到谈判桌前，双方暂时将《中央政制改革案》搁置一旁，重点集中在如何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主题上，希望以此表明党内统一。

11月4日，上海和谈会议重新开始，除原有代表外，宁方又加派于右任、邵力子、何应钦、朱培德四人出席会议。最后经双方会商决定三项办法任选其一：(一)京粤四全会合开；(二)京粤分开四全会，但以合作精神出之；(三)四全大会展期另选代表。由京粤代表各请示中央。[140]第二天一早，宁方代表分别私下拜会汪精卫、孙科，力求实现第一项办法。蔡元培等人当日密电蒋介石汇报洽谈结果：

本日早与敬之、益之、力子兄等依据此旨分访精卫、哲生，尽力疏解。汪、孙均承认合开之益，惟以展堂坚主缓开，重选。折衷办法只有分开合作，且在沪之粤方四全代表已纷纷回粤，决无在宁合开之可能。汪、孙均谓大会虽不合开，四届中央决可团结，非常会议亦可取消，只须协定中委名单及两方同意之宣言，决可负责办到。汪尤切称其本人决不回粤。俟四届选出，决与中央合作，以谋党之团结。现定明晨九时先开谈话，自当遵依中央意旨，力持合开原案。惟对方形势如此，倘竟坚持到底，势必即时破裂。在此外交紧急之际，似非所宜。[141]

可以看出，此时尽管胡汉民仍“坚主缓开”四全大会，但汪精卫已“决与中央合作”，孙科的态度也已软化，胡在粤方已不能再起决定作用。同一天，广州“非常会议”致电粤方代表，决定：“关于我方四全会开会日期，决俟宁方四全会确已开会后三天举行，使国人了然于破坏和平之责任究竟属谁。”[142]此电显示粤方也有所让步。此时，双方都无人敢承担破坏和平之责。

6日，双方代表再次集议，据蔡元培等当日致蒋介石密电称：

本日午前九时又开谈话会一次。中间有各大学教授、全国各校学生、上海工界诸代表来见两方代表，均以两方破裂为全国莫大之危险，与昨日银行界代表所言相同。可见社会心理最恶破裂。破裂以后决不问党内何方应负其责，必将以是为全党之罪。故我等此刻不可任其破裂，而以能归罪粤为得计。必需迅速分开，委曲求全，使裂痕不至暴露。今日本此原则集合谈话，觉惟两方分开，尚有办法。故仍照此磋商。我等所要求者有两点：一，中央委员有一致名单，两方同时选出；二，粤方汪、孙两同志决不可离沪。对于第一点，哲生答复谓所拟名单如粤方不能照选，渠即退出粤方。对于第二点，汪、孙均表示愿留。此种办法似尚非绝对不可采用，切望钧座勿坚持。[143]

早在上海和谈之初，蔡元培、张继等人曾电蒋请示：“对于四全大会，一、二、三届中委均作为代表出席，及京粤两方代表合开大会两办法，由个人提出，颇受全体赞同，并未决议。尊意如何？” [144]蒋当即强硬表示：“中央所召集各省代表与粤方所召集各代表无条件的合开四全大会，此断不可，并又在沪开对等会议说，以上二事中央万难承认。”[145]但事已至此，蒋介石只好无奈地电告何应钦：

此次与粤方会商，精卫意愿合开全会，但为情面难以自主；哲生主张分开合作；展堂则主张破坏全会，俟明年再开。故精卫表示诚意愿以分开之中站在中央地位。余乃以为合开既不可能，则顺从汪、孙之意，以合作之心分开全会亦可也答之。[146]

同日，陈铭枢密电蒋介石，建议道：“汪对胡殊不满，若能设法使汪派代表不参加粤四全，将来我方是否可容纳粤方主要新进分子参加中央？”[147]蒋当即复电表示：“必可容纳，请代约。”[148]后因“汪与哲生有进退一致之成约”[149]，汪不便单独单独行动而作罢。

11月7日，在双方代表第七次会议上，最终因“南京中央主张第一办法，广州中央主张第三办法，乃拟定采用第二办法”[150]，达成如下协议：

一、开会时双方发表通电，表示本党统一。
二、双方四全大会一切提案，均交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处理之。
三、双方协商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产生方法。
四、由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政府……
关于陆海空军总司令之存废问题，于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时决定之……
至于前经拟定蒋主席表示下野通电及广州国民政府表示取消通电两原稿，原定俟本会讨论就绪再定发表日期，现在根据党务决议第四项办法，中央政府改组后广州当然取消，故上述通电原稿无须发表。[151]

至此，长达数月之久的宁粤对峙局面，经过这样的一波三折，终于达成了和平统一的初步协议。表面上，蒋介石暂时取得了胜利，他没有履约通电下野，但他又将面临着如何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的新问题。为此，张学良曾特意致电蒋介石询问：“李、蔡等十同志在上海发关于和平会议之齐电，钧座是否同意？盼速示。”[152]蒋对此无奈地表示：“李、蔡等通电，事前弟未有所闻。但此为无法中之一法，我方委曲求全之意可以昭告于世矣。”[153]

其实，粤方对蒋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阎锡山派驻上海的代表贾景德就曾电阎表示：“蒋原意有两种，一为先假下野回奉化，将反蒋势力分化勾结生效后，再用段系督军团叛变故事出山收拾；一为吸收粤代表中有力分子进南京，改组政府，仍维持现在局面。”这也正是为什么胡汉民始终坚持“迫蒋下野，要从制度上改革，不使其独裁再复活”的原因所在。[154]

但由于粤方内部的分划，在和谈中对蒋作出了过多让步，从而导致反蒋派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表面团结最终走向彻底分裂。蒋介石则充分利用粤方的分裂，以退为进，经过短短一个月的下野后，很快复出，拉汪压胡，建立起蒋汪合作的新局面，以取代原来的蒋胡合作。

五　结　语

桂系领袖李宗仁曾在回忆录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国民党自有史以来，粤籍要员最具畛域之见，其原因或者是由于方言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平时虽互相猜忌，然一有事变，则又尽释前嫌，作坚固的团结。”[155]李氏提出的方言因素，其实只是粤籍国民党人团结的外在条件之一，隐藏在地域观念之后另一重要因素，则是隐藏在粤籍国民党人内心深处的革命正统意识。

“宁粤对峙”事件就是一个具体生动的例子。当蒋介石既排斥了汪精卫，再囚禁胡汉民，而独自以孙中山继承者、国民党正统自居时，所有的粤籍党国领袖便可暂时放弃一切政治立场，派系恩怨，团结一致，共同反蒋，并进一步带动地方实力派的陆续投入。而面对来自党内强大的压力，蒋介石也被迫改变以往对异己势力武力讨伐为主，始终希望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宁粤对峙。此时留在南京中央支持蒋氏的，也只有以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等江浙籍党国要人为主。粤方领袖的这种“革命正统意识”，在国民党刚刚统一全国的初期，还是相当有影响力的。宁粤对峙期间，蒋介石就曾在一次“晚宴党国重心诸君”席上无奈地表示：“吾人力肩党国之重，不应以一二人之离异而存消极之意态，切勿为无汪、胡即不成党之奇言所惑也。”[156]没有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国民党“即不成党”，这在今天看来的确是“奇言”，但蒋介石面对“党国重心诸君”却道出此言，可见在那一刻，“无汪、胡即不成党”，在很多当事人看来并非“奇言”。

当然，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并非是决定性的，这其中更主要的因素还是出各派系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不同的政治理念。国民党粤籍领袖之间也并非意志一致，彼此间同样是矛盾重重。但不可否认的是，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短短的数年时间里（1924－1928年），迅速由广东一省统一了全国。这也在无形中增强了粤籍党国领袖的革命正统意识和地位。因此当蒋介石自己都不得不以党内“新进”自称，而欲以军事力量控制国民党时，自然引起党内元老们的强烈“不满”和“不服”。正是基于这一因素，才最终酿成了“宁粤对峙”。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迫使粤方被迫接受政治解决宁粤对峙。上海和谈和的最大成果，就是以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形式来结束党内政争。但象征团结、统一的新一届“党代会”却无奈地在宁、粤两地分别举行，各自为政，毫无团结的气氛。可见，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并没有彻底了断，只是暂时结束了原本四分五裂的状态，特别是在国民党最高领导层内部（尤其是蒋、胡、汪三方面）经历了一番新的分化和重组：从蒋、胡合作抗汪，到一度胡、汪合作反蒋，再到蒋、汪联手排胡。但不管哪一种组合，主导权始终掌握在蒋介石手中，另一方只是陪衬而已。伴随着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的相互妥协，此后党内再难形成各派联合一致的反蒋基础，国民党基本形成了以蒋介石为主导、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




[1] 陈独秀:《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472页。
[2] 有关宁粤对峙的相关研究可参阅沈云龙：《广州非常会议的分裂与宁粤四全代会的合作》（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8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2月版）；张天任：《宁粤分裂之研究――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中坜，宏泰出版社1992年1月版）；田宏懋：《1928－1937年国民党派系政治阐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4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台北，国史馆印行，1995年6月初版）；杨天石《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读蒋介石〈日记类抄〉》（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编《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6年9月版）；杨天石：《论蒋胡约法之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在这些论著中，台湾学者或因受资料的限制，大都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为蒋氏辩护；杨天石的论文主要围绕“蒋胡约法之争”和“蒋介石日记”来展开分析，并没有过多涉及上海和谈这一具体问题。笔者有幸参阅了最近几年来台湾地区刚刚公开的所有涉及这一课题的核心原始文献，得以完成此文。
[3] 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台北，世界书局，1995年7月第5版，第137页。
[4] 《蒋介石日记》，1931年4月30日，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印，1978年10月版，第98页。
[5] 《广东问题之两方面》，天津《大公报》(社评)，1931年5月20日，第1张第2版。
[6] 《蔡元培等五人致古应芬五月鱼电》（1931年5月6日），《两广政潮卷》，台北，国史馆特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革命文献” 统一时期，手稿影印件，以下均简称“蒋档·革命文献”。
[7] 《广州张继致南京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感电》（1931年5月27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台北，国史馆特藏“阎锡山档案”，以下均简称“阎档”，微缩胶卷，80／0122。
[8] 《蔡元培等致张继五月世电》（1931年5月31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南京蔡元培吴敬恒等致广州张继世午电》（1931年5月31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0211。
[9] 《张继复蔡元培等六月东电》（1931年6月1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0] 《事略稿本》，1931年6月5日，“蒋档•文物图书”。
[11] 《林森呈蒋主席六月庚电》（1931年6月8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2] 《“林森呈蒋主席六月庚电”批语》（1931年6月8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3]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15日，《困勉记》卷18，“蒋档•文物图书”。
[14]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17日，《事略稿本》，“蒋档•文物图书”。
[15] 《李石曾等呈蒋主席八月冬电》（1931年8月2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6] 《“李石曾等呈蒋主席八月冬电”批语》（1931年8月2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7]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2日，《事略稿本》，“蒋档•文物图书”。
[18] 《蒋主席致汪兆铭孙科古应芬等书》（1931年8月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9]《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5日，《事略稿本》，“蒋档•文物图书”。
[20]《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5日，《事略稿本》，“蒋档•文物图书”。此段文字内容与《困勉记》8月6日条略有出入，但中心意思完全一致。
[21] 《蒋中正电中央党部同志公裁对粤态度或暂缓决定》（1931年8月5日），《筹笔》第60册，“蒋档”，档案号04―0315。
[22]《南京昌致贵阳毛光翔铣电》（1931年8月16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8／1872。
[23] 《北平吴铁城致南京贺贵严寒电》（1931年8月14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0866－7。
[24] 《北平吴铁城致上海张群皓电》（1931年8月19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0926。
[25] 《蒋中正电孔祥熙可与李勉成接洽但李济深此时不宜回粤及晋款缓办》（1931年8月21日），《筹笔》第60册，“蒋档”，档案号04―0342。
[26] 《陈立夫呈蒋主席转张继八月梗电》（1931年8月23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27] 《蒋主席致张继八月敬电》（1931年8月2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28] 《张继致古湘芹孙哲生邓泽如诸先生电》，广州《中央导报》第14期，1931年9月30日，第82页。
[29] 《古等复张继电》，《中央导报》第14期，第83页。
[30] 《事略稿本》，1931年9月12日，“蒋档•文物图书”。另据党史馆藏《吴忠信日记》9月12日载：晤蒋“商京粤和平，拟发电粤中当局，请推代表二人来沪与介石面谈。”转引自刘维开《蒋中正的东北经验与九一八事变的应变作为――兼论所谓“铣电”及“蒋张会面观”》，载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编印《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19期，台北：2002年5月，第216页。《吴忠信日记》目前尚未公开。
[31] 《事略稿本》，1931年9月15日，“蒋档•文物图书”。
[32] 《事略稿本》，1931年9月17日，“蒋档•文物图书”。
[33]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达密删电》（1931年9月15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186。
[34]《南京王伯龄致南昌蒋中正巧电》（1931年9月18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1218。
[35]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8日，《困勉记》卷19，“蒋档•文物图书”。
[36] 《李张吴电粤吁和平》，《大公报》，1931年9月20日，第1张第4版。
[37] 《中央电粤请共赴国难》，南京《中央日报》，1931年9月21日，第1张第3版。
[38]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20日，《事略稿本》，“蒋档•文物图书”。
[39] 《广州国府致蒋介石电》(1931年9月21日)，《中央导报》第15期，1931年10月7日，第105页。
[40] 《阎锡山冯玉祥复广州唐萧诸先生有电》(1931年9月2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26。
[41] 孙科《和平统一先要蒋中正下野》，《中央导报》第13期（1931年9月23日），第4页。
[4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29页。最初宁方拟议中的和谈人选有李石曾，为陈铭枢反对，由陈推荐蔡元培取代李，《陈铭枢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75页。
[43]　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1931年9月21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776页。
[44] 《蒋介石令陈铭枢等同粤方谈判必须坚持原订三原则电》(1931年10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第2册(以下简称：《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7页；另见《蒋主席下野与再起》，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革命文献”统一时期，手稿影印件，以下简称“蒋档·革命文献”。
[45] 《蒋介石关于派蔡元培陈铭枢赴港协商共赴国难事致汪精卫等函》(1931年9月)，《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0页。
[46] 《陈铭枢回忆录》，第76页。
[47] 《蔡元培等致蒋介石电》(1931年9月29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1页。
[48] 《蔡元培张继致蒋介石电》(1931年9月29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2－773页。
[49] 《蒋介石复蔡元培等电》(1931年9月30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1页；《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特交文电”，毛笔原件，以下简称“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23896。
[50]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30日，《事略稿本》，“蒋档·文物图书”。
[51]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达密篠电》，1931年9月17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189－0191。
[52] 《蔡元培等关于粤方要求宁方于十月五日共同发表通电后始行召集统一会议事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1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5页。
[53]《复广州李锡九西密东电》（1931年10月1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26－1327。
[54]《复广州汪先生电》（1931年10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28。
[55] 《陈铭枢等关于与粤方谈判情形并请勿改原议定条件等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2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8页；《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1492。
[56] 《蒋介石令陈铭枢等同粤方谈判必须坚持原订三原则电》(1931年10月2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7页；《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57]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日，见《事略稿本》，“蒋档·文物图书”。
[58] 《陈铭枢致蒋介石江亥密电》(1931年10月3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1566。
[59] 《蔡元培等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4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9页；《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1574。
[60] 《陈铭枢致蒋介石密电》(1931年10月4日午时)，《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80页；《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1585。
[61] 《陈铭枢致蒋介石密电》 (1931年10月4日亥时)，《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81页；《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606。
[62] 《蒋介石关于引退通电必俟粤方代表到沪后发表复陈铭枢等电》(1931年10月5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80页；《蒋主席致陈铭枢并转蔡元培张继十月歌电》，《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23912。
[63] 《蒋介石欢迎汪精卫力排众议来沪共赴国难密电》(1931年10月5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页781；《蒋主席致陈铭枢转汪精卫十月歌电》，《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23913。
[64] 《汪精卫等致胡汉民函》（1931年10月5日），《胡评议委员木兰捐赠中央党史委员会资料》，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胡”251。此函装裱在“各方与胡汉民函件函电”卷内，该函外有一段钢笔注释为：“此函系汪精卫于会议席上亲手写后，由各人连署，托陈铭枢带往南京面呈。胡先生时尚羁留于南京香铺营内孔祥熙之住宅中。”署名者计有：覃振、陈策、马超俊、伍朝枢、李宗仁、陈济棠、李文范、邓泽如、古应芬、孙科、唐绍仪、萧佛成、汪兆铭、唐生智。
[65] 《京粤和议颇乐观》，天津《国闻周报》，第8卷第40期（1931年10月12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页15。
[66] 《粤方政治主张》，《国闻周报》，第8卷第42期（1931年10月26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页5－6。
[67]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1年10月8日），《事略稿本》“蒋档·文物图书”。
[68]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10日，《事略稿本》“蒋档·文物图书”。
[69] 《陈铭枢为汪精卫决心赴沪并请胡汉民同时到沪会面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6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页782。
[70] 《邵元冲日记》，1931年10月12日，第783页。
[71]《陈铭枢回忆录》，第78页。
[72] 《胡汉民删(15日)电汪孙古萧邓等》，《大公报》，1931年10月17日，第1张第3版。
[73]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14日，《事略稿本》，“蒋档·文物图书”。
[74]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16日，《困勉记》卷19，“蒋档·文物图书”。
[75] 《大公报》，1931年10月15日，第1张第3版。
[76] 《广州潘宜之致阎锡山辛密铣电》（1931年10月1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38。
[77] 《阎锡山复广州潘宜之先生壬密巧电》（1931年10月18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38。
[78] 《北平华觉明致汉口陈光组马电》（1931年10月21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1588。
[79] 孟曦《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11月版，第107页。
[80] 《张市长群转杨永泰呈蒋主席十月巧电》（1931年10月18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81]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65次常务会议记录》，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油印件，全宗号七一一（5）／65。
[82] 《邵元冲日记》，1931年10月22日，第786页；《蒋胡汪会谈和平基础已定》，《大公报》，1931年10月23日，第1张第3版。
[83] 《前日孙宅谈话经过》，《大公报》，1931年10月24日，第1张第3版。
[84]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2日，《事略稿本》，“蒋档·文物图书”。据原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总干事刘维开（现为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对笔者讲，蒋介石常有修改日记的习惯。蒋氏日记手稿为蒋氏后人收藏，国史馆藏《事略稿本》摘抄了大量蒋氏日记。又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对笔者说，唯有蒋氏1931年日记手稿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杨氏曾引用过该日记原稿和部分蒋氏《日记类抄》。笔者为此对照所能见到的两种版本，发现确有部分文字表述不同。如此段日记最后一句杨氏引用的版本为：“此种卑劣政客，既陷害总理于前，今日毁卖党国，不顾一切，胡奸之罪，是在灭绝党国于其一人之手也。”见杨天石《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读蒋介石《日记类抄》》，载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编《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6年9月版，第27页。
[85]《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2日，《事略稿本》，“蒋档·文物图书”。
[86] 《蒋胡汪会谈和平基础已定》，《大公报》，1931年10月23日，第1张第3版。
[87] 《汪精卫等致蒋介石函》(1931年10月22日)，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陈友仁个人档案，全宗号三OO五·29。
[88]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3日，《事略稿本》，“蒋档·文物图书”。
[89] 《蒋主席复汪孙等书》，《中央日报》，1931年10月27日，第1张第3版。
[90]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3日，《事略稿本》，“蒋档·文物图书”。
[91]《南京邱文伯致洪江王家烈艳电》（1931年10月29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8／2081。
[92]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8卷第43期（1931年11月2日），第3页。
[93] 《促进和平运动》，上海《申报》，1931年10月27日，第6版。
[94]《贵阳毛光翔致汉口何成濬卅电》（1931年10月30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8／2082。
[95] 《西安杨虎城致南京邵力子卅电》（1931年10月30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033
[96] 《“陈主席调元呈蒋主席十月宥电”批复》（1931年10月27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97]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7日，《困勉记》卷19，“蒋档·文物图书”。
[98]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作密效电》（1931年10月19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1／0795。
[99] 《中央导报》第19期，1931年10月29日。
[100] 《天津军政会国密感电》（1931年10月27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50；《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原案》，微缩胶卷，21／1097。
[101] 《复天津军政会诸先生国密俭电》（1931年10月28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50；《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原案》，微缩胶卷，21／1097。
[102] 《促进和平运动》，《申报》，1931年10月27日，第6版。有资料显示，“华北各将领通电问题，因接中央来电劝阻，决定暂不发表。”《天津阎秉璋达密艳电》（1931年10月29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56，但不知何故最终还是见报了。
[103]《天津阎秉璋达致阎锡山密全电》（该电报韵目代码为“全”，查无此字，而电报抄件中注明系“10月30日到”。查其前后电报抄件，收电日均比拍发日晚一天，故判断此电拍发日应为10月29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58。
[104]《汉口何成濬致贵阳毛光翔先申电》（1931年11月1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1696。
[105] 程沧波《宁粤和谈追随蔡元培先生经过》，《沧波文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3月版），页280。
[106] 《天津李锡九达密俭电》（1931年10月28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52。
[107] 《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第一次会议记录》，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科个人档案），全宗号三OO五·4；《与粤代表接洽和平报告》，《粤桂政潮》，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特交档案”政治类第35卷，手稿影印，以下简称“蒋档·特交档案”。
[108] 《吴铁城为粤方代表在会议前提出“党政改革案”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29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90－792页；《吴铁城致蒋介石勘电》，《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2734。
[109] 李文范：《和议经过与我们今后的努力》，《中央导报》第21期（1931年11月18日），第8页。
[110] 《天津阎秉璋达密陷电》（1931年10月30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60－1361。
[111]《蒋主席致张群转李石曾等十月勘电》（1931年10月28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12]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8日，《事略稿本》“蒋档·文物图书”。另据杨天石引用的该日日记内容为：“胡汉民之捣乱，阴谋不法行为，不特置余个人于死地，且必欲毁坏党国……小人不可与同群，有如是夫!”杨天石《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读蒋介石〈日记类抄〉》，见《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页28。
[113] 《蒋介石关于粤方“党政改革案”不应在上海会议提出讨论复吴铁城等电》(1931年10月29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92页；《蒋主席致李石曾吴铁城十月艳电》（1931年10月29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14]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30日，《事略稿本》，“蒋档·文物图书”。
[115]《上海张涛唐季古致天津之良并转冯玉祥俭电》（1931年10月28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063。
[116]《天津阎秉璋达致阎锡山密世电》（1931年10月31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64。
[117]《广州潘宜之致太原阎督办丁密勘电》（1931年10月28日），《各方民国二十年来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60／1491；《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微缩胶卷，20／2307。
[118] 程伧波:《伧波文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3月版，第283页。
[119] 《邵元冲日记》，1931年10月29日，第789页。
[120] 《李石曾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2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2768。
[121] 《蒋主席致李石曾十月艳电》（1931年10月29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22] 《天津阎秉璋达致阎锡山密世电》（1931年10月31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64－1365。
[123]《天津阎秉璋达致阎锡山密支电》（1931年11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83－1386。
[124]《与粤代表接洽和平报告》，《粤桂政潮》，“蒋档·特交档案”；《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第三、四次会议记录》，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科个人档案，全宗号三OO五·4。
[125] 《何应钦致陈诚世电》（1931年10月31日），转引自《陈诚呈蒋介石冬电》（1931年11月2日），《事略稿本》，1931年11月5日，“蒋档·文物图书”。
[126]《何应钦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28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2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2727。
[127]《天津卅日特讯》（1931年10月30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194。
[128]　中国青年军人社编《反蒋运动史》下，编者1934年印行，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年2月再版，第462页。
[129] 《国民党非常会议史料一束》，上海市档案馆编《档案与历史》，1988年第1期，第51页。
[130] 《粤代表发表谈话》，上海《时事新报》，1931年11月4日，第1张第3版；《天津阎秉璋致阎锡山达密支电》（1931年11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83－1386。
[131]《天津阎秉璋致阎锡山达密支电》（1931年11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微缩胶卷，12／1383－1386；另见胡汉民《二十年十一月三日对上海外报记者谈话》，《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广州，先导社编，1934年9月版，第635页。其内容与阎档所载大致相同，仅文字略有出入。其文称：“余所不解者：中国无红军，蒋先生亦非杜落斯基之比，而余更非史丹林，且从无一兵一卒，不知将如何流放之于国外耳？……蒋先生神经过敏至此，甚无谓也。”
[132] 蒋氏演讲全文修订稿见《中央日报》，1931年11月5日，第1张第4版。蒋氏原演讲词笔者目前仍未见到，《事略稿本》1931年11月2日条内所收演讲词全文，同《中央日报》所刊内容一致。
[133]《申报》，1931年11月5日，第2张第7版。
[134] 李宗仁：《蒋中正应该负破坏和平的责任》，《中央导报》第20期（1931年11月12日），第8页。
[135] 《王季绪绝食垂危》，上海《时事新报》，1931年11月4日，第1张第3版。
[136] 《蒋主席问题》（社评），《时事新报》，1931年11月5日，第1张第2版。
[137] 《黄郛日记》第8册，1931年10月29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藏，原稿影印件；沈云龙编《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1月初版，第454页摘录该日日记数语（不全）。
[138] 《银行界求和平》，《国闻周报》第8卷第45期（1931年11月16日），《一周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139] 《陈铭枢昨晨抵沪解释误会》，《时事新报》，1931年11月4日，第1张第2版。
[140] 《解决四全会办法》，《时事新报》，1931年11月7日，第1张第2版。
[141] 《蔡元培张人杰陈铭枢吴铁城致蒋介石微酉电》（1931年11月5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090。
[142] 《非常会议致胡汉民等电》(1931年11月5日)，《档案与历史》，1988年第1期，第52页。
[143] 《蔡元培张人杰陈铭枢吴铁城致蒋介石鱼电》（1931年11月6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103。
[144] 《张继蔡元培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28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2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2655。
[145] 《蒋主席致张群转李石曾十月勘电》（1931年10月28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46]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事略稿本》，1931年11月6日，“蒋档·文物图书”。
[147] 《陈铭枢呈蒋主席十一月鱼电》（1931年11月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48] 《“陈铭枢呈蒋主席十一月鱼电”批语》（1931年11月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49] 《陈铭枢致蒋介石巧午电》（1931年11月18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548。
[150] 《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第六次会议记录》，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科个人档案，全宗号三OO五·4；《与粤代表接洽和平报告》，《粤桂政潮》，“蒋档·特交档案”。
[151] 《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第七次会议记录》，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科个人档案，全宗号三OO五·4；《与粤代表接洽和平报告》，《粤桂政潮》，“蒋档·特交档案”。
[152] 《张副司令学良呈蒋主席十一月青电》（1931年11月9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53] 《“张副司令学良呈蒋主席十一月青电”批语》（1931年11月9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54]《广州潘宜之致太原阎督办本密冬电》（1931年11月2日），《各方民国二十年来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60／1500。
[155]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7年2月第2版，第417页。
[156] 《事略稿本》，1931年6月19日，“蒋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