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郭守敬、王恂都是元代著名科学家，他们如何成为科学家的？应当说，他们之所以能成为科学家是与元代的私学教育分不开的。

元代的办学形式很多，但从性质划分，大致可分为有官学与私学。官学是政府所办，学制、教材、课程、教师均有政府教育机构安排。私学是私人创办，主要采用家学、私塾、义塾、书院等方式传授知识，没有统一办学模式。以往学术界对元代官学的研究比较重视，发表了不少颇具影响的成果。1 相比之下，对元代私学的研究关注不够，除书院研究之外，成果极少。近年来，有关元代私学问题开始引起学术界重视，出版的几部教育史中都涉及到元代私学问题。2但似乎欠深入，仅从《元史》中拣选出几个曾读过私学（基本均为蒙学和自学）者罗列出来了事。不仅元代私学的特点及发展情况未弄清楚，而且由于工作不细，有的与元代私学风马牛不相及的人也被拉入。如几部教育史都引用《元史˙耶律楚材传》的一段话：“楚材三岁而孤，母杨氏教之学。及长，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数术及释老、医卜之说。”耶律楚材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自幼到成年所受的私学教育都是在金代（金章宗时入仕），与元代乃至蒙古国毫无关系，以此作为元代私学的证据很不恰当。笔者近年对有关元代教育问题较为关注的原因是由两件事引起的：一是参与编写《中国大通史》元代卷，在编写“元代精神文化编”中的教育部分时，感到元代私学研究薄弱，基础工作欠缺，主要是资料工作做得不够。于是，不得不从最基础资料工作做起。二是1999年初，受《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委会和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委托作为徐梓《元代书院研究》一书的责任编辑，看了一些有关书院史方面的资料。这两件事引起笔者对私学问题的兴趣。在完成以上两件工作之后，决定对元代私学问题进一步研究。

然而，元代私学资料相当分散，民间教育问题又极为复杂，尽管笔者收集了一些相关资料，但仍远远不够。因此，题目冠以“初探”，目的是对元代私学的情况谈点初步意见。以后，待有机会再做进一步探讨。同时，更希望元史学界同仁赐教。

二、 元代私学的兴盛

一般来说，学校凋零，而私学兴盛，这似乎是历史上私学发展的规律。元代私学的兴衰，基本上是沿着这一规律而演变的。元代私学的历程，与学校（包括官学与书院）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官学和官办书院愈发展，私学就愈零落。

元代私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划分，当以元仁宗统治前后为界。

从元太宗窝阔台到元武宗至大末，是元代私学发展的前期。

这一时期的客观形势促进私学的兴盛。当时，蒙古灭金后，经过多年战乱的北方地区趋于平静。北方地区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也逐渐得到改善，流离失所的儒士也回到家乡。作为礼仪之邦，人们一向重视对子女的教育。社会安定是发展教育的首要条件。由于忽必烈中统建元以前，“诸路学校久废，无以作成人材”。[1] 南宋境内的民办书院教育已是相当繁荣，而北方书院尚无一所。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私学开始发展起来。

当时，私学主要的兴形式多为儒士教习生徒，私相传授，即私塾的形式。如后来成为忽必烈幕僚的姚枢，入仕前曾在辉州（今河南辉县）授徒，“作家庙，别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颐等象，刊诸经，惠学者，读书鸣琴”。[2] 学者许衡初在家乡河内（今河南沁阳）授徒，后他从辉州姚枢处，“就录程、元朝国子祭酒，将在各地的弟子召到京城国子朱所注书以归，谓其徒曰：‘曩者所授受皆非，今始闻进学之序。’既而尽室依枢以居”。[3] 许衡以后回乡，“以倡其乡人，学者浸盛”。[4] 许衡后来出任学为伴读。河北学者窦默，在战乱后“继还肥乡，以经术教授，由是知名”。[5] 还有与窦默有类似经历的儒士砚坚，其先世为颍州（今河南阜阳）人，后逃避战乱，南徙应城（今属湖北）定居。元太宗八年（公元1236年），他被蒙古军队掠至北方，“周流河朔，不获宁居”。元宪宗二年（公元1252年）以后，定居真定（今河北正定），“著儒籍儒户，自是专以授徒为业”。[6] 他的门生中，有后来成为著名的理学家刘因。元代著名学者郝经，在未入仕前，曾师事元好问。据郝经说：郝、元两家互为师生关系，“先生（元好问）与家君同受业于先大父（郝天挺），经复逮事先生者有年”。[7] 南宋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家铉翁，宋亡被羁留于北方，后“改馆河间，乃以《春秋》教授弟子”。[8] 战乱之后，儒士通过教书授徒谋生是很常见的现象。

由于学校凋零，即使很有地位的官僚也不得不求助于私学教授其子女。当时，有不少儒士被官员聘入家塾。如金元之际的北方文坛领袖元好问，在金亡后，曾馆于河北的万户张柔家，教授张氏子弟。他还受东平（今属山东）汉人世侯严实之聘，教授严氏子弟。“张寓斋相公，少与孙德谦于严侯府从元遗山读书。”[9] 郝经也曾在张柔家教过书。“蔡国张公闻其名，延之家塾，教授诸子。”[10] 忽必烈至元间曾任参知政事的商挺，早年“东平严实聘为诸子师”。[11] 金正大七年进士、晋宁（今山西临汾）人段成己，在金亡后，“万户晋宁李侯，迎菊轩（段成己之号）辟馆授徒，学者四集”。5这一时期，名儒在家塾、私塾以教书为业的现象很普遍。

当时，一般人家能请名儒授课的极少，大多是父兄自行授课和督学。“父为师，兄弟为友，以是讲学”。6如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董氏一家，早年平民董俊参加蒙古军，后死于灭金的归德之战。长子文炳，父殁后，“率诸幼弟事母李夫人。李夫人有贤行，治家严，笃于教子。公子（文炳）师侍其先生，警敏善记诵，自幼俨如成人”。7 董文炳之弟董文用，年十岁父死，他成年以前，受其兄董文炳的家教，“长兄文炳教诸弟有法，文用学问早成，弱冠试词赋中选”。8 这是典型的家长授课的例子。元代数学和天文学家王恂，世居中山唐县（今属河北）。“公生三岁，家人示之书帙，辄指丁字及风字能道之。母夫人（刘氏），授《千字文》于膝下，一再过即尽识。……六岁就外学，十三学九数，性与数会，辄造其极。”9元世祖时，曾任翰林修撰的雷膺也是家教成材的。其父在金末任金朝监察御使，雷膺七岁时父死。蒙古占领北方后，“母侯氏挈膺归浑源（今属山西），艰险备尝，织絍以为业，课膺读书”。10元临川（今江西抚周州）人孙辙，生于中统三年（1262年）。“幼孤，母蔡氏教之，知警策自树立。比长，学行纯笃，事母甚孝。家居教授，门庭萧然，而考德问业者日盛。郡中俊彦有声者，皆出其门。”11 这种家教形式的私学事例举不胜举。元代的家学是私学中最为简便的一种形式。家长是教师，子侄是学生，教材由家长选定，无专门的经费和收受束修（学费）问题。元代这种家学的方式很普遍，尤其是专门的行业，多采用家学传授的方式。

元代私塾与家学相比，规模和层次要高一些。元朝统一全国后，曾遭受战火的南方一些私塾陆续恢复，北方私塾也在相继创办。如元曹州（今山东曹县）楚丘人朱仲敏，曾在家乡“设立书塾，延礼儒士，以淑其乡里之子弟，意欲使同归于善”。[12]元初，家铉翁在中书省河间路时，对当地的私塾情况有所记述。他说：“自城之南，历西而东，所至皆有学塾，授徒多者百余人，少者不下数十。弦诵相闻，蔼然有古者乡庠、党塾之遗意。王君国宝所居近古堂，则东塾也。学校之废六七十年，而郡人犹能各以其力兴……”。[13]说明战乱后，不仅南方的私塾在恢复和发展，北方地区私塾亦有较快地发展。

元前期还大量出现“义塾”。如较有影响的义塾有：江西庐陵的儒林义塾、丰城的蒨冈义塾、无锡的梁谿义塾、崇德的吴氏义塾、德兴的银峰义塾、嘉定的东阳义塾等。义塾一般多由权贵之家出资创办，有专门的塾田用于开支，乡里中贫穷子弟亦可以免费入学。义塾对元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不小的作用。有关义塾的情况，后文将专门论述。

元前期民间办学的最高形式是书院。书院问题极为复杂，有民办和官办之分，而民办书院也带有浓厚的官学性质。对元代书院的研究，目前成果较多，近年徐梓撰《元代书院研究》，3对书院论述甚详，有关书院性质及演变情况，请参看该书，故不再赘述。

这一时期，私学所传授的知识五花八门，经史、律令、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等相当广泛。这主要在于私学与官学不同，没有统一的教材，各行其教。如广平永年（今属河北）人吴元珪，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任忽必烈的后卫经历。“元珪简重，好深沉之思，凡征谋治法、律令章程，皆得于家庭所传授。”4吴氏所学的主要是法律。元清州（今河北青县）人陈颢，生于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幼颖悟，日记诵千百言，稍长，游京师，登翰林承旨王磐、安藏之门。磐熟金典章，安藏通诸国语，颢兼习之。”5 陈氏向王、安二人所学的是典章制度和外语。元崇仁（今属江西）人虞集，生于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集三岁即知读书，岁乙亥（公元1275年），汲（虞集父）挈家趋岭外，干戈中无书可携，杨氏（虞集母）口授《论语》、《孟子》、《左氏传》、欧、苏文。”6虞集后来诗文颇负盛名，与其早年受的文化教育有关。元晋宁（今山西临汾）人张翥，生于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其父元初为吏，随元军灭宋，定居南方。他在少年时，从安仁儒者李存习学陆九渊之学；后“又从仇远学，远于诗最高，翥学之，尽得其音律之奥，于是翥遂以诗文知名一时”。1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顺德邢台（今属河北）人，生于元太宗三年（公元1231年）。他早年受“通五经，精于算术、水利”的祖父郭荣影响，后“荣使守敬从秉忠学”。2 郭氏后来成为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工程专家，可以说是得益于私学教育。金元之际镇州（今河北正定）人李杲，“幼岁好医药，时易人张元素以医名燕赵间，杲捐金千金从之学，不数年，尽传其业”。3李氏后来也成为名医。可以说，元代前期北方学术上有所成就者，基本上都接受的是私学教育。

这一时期，不仅汉人私学发达，蒙古、畏兀等族也重视私学。如蒙古人只必（木华黎的后人），元世祖至元间曾官少中大夫，“幼嗜读书，习翰墨”。4 蒙古大臣康里脱脱，“尝即宣德别墅延师以训子，乡人化之，皆向学”。5 畏兀人唐仁祖，“少颖悟，父殁，母教之书，通诸方语言，尤邃音律”。6 畏兀人小云石海涯，早年受家学教育，后“北从姚燧学，燧见其古文峭厉有法，及歌行、古乐府慷慨激烈，大奇之”。7 私学对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较为重视发展教育，恢复建立地方官学和书院。但是，初期官学数量不多，而且所招人数很少。新建书院也很少，据当代元史学家王颋统计：蒙古国时期新建2所，修复1所；中统间修复1所，至元间新建16所，修复19所。8 在这种情况下，私学还有广泛存在的社会基础。因此，元朝政府在恢复发展学校教育的同时，也提出对私学“或自愿招师，或自受于父兄者，亦从其便”。9 以后，直到元武宗统治时期，私学的发展基本上仍保持惯性，不论在办学形式还是教学内容，均无多大变化。但是，随着学校制度的完善，私学也逐渐走衰势。

三、元代私学的衰落

从元仁宗到元朝灭亡，是元朝私学的衰落期。

这一时期，自上而下的官学体制已经发展得很完备，不仅元朝中央官学制度完善，而且元朝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设立行省、路、府、州、县等各级官学。即使在乡村，亦设立社学，以至于“一乡一社皆有学”。而且，书院也被完全纳入官学体系。有关官学情况参看陈高华先生的《元代地方官学》。1学校的兴盛必然带来私学的衰落。这一时期，大批的有影响的学者进入各级官学和书院任教，吸引了众多求学者。学校大发展的结果，使生员就读的渠道增多。后期私学与前期私学变化最大的，不仅是形式有所改变、人数减少，而是授课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

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三月，元武宗海山死，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元仁宗下召恢复科举。两年后，进行了元代第一次“殿试”，录取进士56人。尽管辽阔的大元版图才56个幸运者，但是所带来的冲击波是巨大的。它强烈的刺激路、府、州学、书院的发展，出现学校遍地开花的局面。尤其是科举规定：北方的中书省及河南、陕西等省录取进士名额超过南方各省。这一政策，对于教育相对滞后的北方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北方州、县各级官学发展的同时，民间出资兴办书院很踊跃。仅延 几年间，修复的不算，新建名气较大的书院有13所，北方地区占了7所。泰定的四年间，著录有名的新建书院8所，北方地区占5所。不仅是汉人建书院，一些蒙古、色目官僚也出资兴办书院。如中书平章蒙古人千奴，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致仕后，“退居濮上，筑先圣宴居祠堂于历山之下，聚书万卷，延名师教其乡里子弟，出私田百亩以给养之。有司以闻，赐额历山书院”。2 科举促进了学校和书院的发展，家塾性质的私学受到影响。正如元人程钜夫说：“今之书院，三代之家塾也。”3这一时期，不少家塾、义塾争先发展成为书院。如延 初年，被朝廷赐名并列入学官的藤州性善书院，前身即义塾。“表义塾曰性善书院”。4江东的锦江书院，其前身“本家塾也”。5百丈溪书院的创办人说：“书院，吾私塾也。”6 私塾发展为书院后，在教学和管理方面与私学有所不同。当时许多书院还设有小学进行启蒙教育，其教育的正规性是一般私塾和家学无法可比的。私学也无法获得儒学和书院学生所能享受的廪膳和“资历文凭”。科举制度中对资格的认定和考试科目，又与州县学和书院的学制和教学内容相符。于是学校和书院生员逐年扩大的结果，私学出现萎缩的趋势。

这一时期，私学在教学方面也受到官学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在朱学被独尊后，与官学一样，私学的教学内容也是以朱学为主。元人虞集对这种举国一致的学朱学的现象说道：“国家提封之广，前代所无，而自京师通都大府，至于海表穷乡下邑，莫不建学立师，授圣贤之书，以教乎其人。群经、《四书》之说，自朱子折衷论定，学者传之，我国家尊信其学，而讲诵授受，必以是为则。而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书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1 检索《元史》所著录的这一时期有过私学经历的人物，接受的基本上是朱学教育。如元顺帝朝的翰林学士承旨欧阳玄，“幼岐嶷，母李氏，亲授《孝经》、《论语》、《小学》诸书，八岁成诵，始从乡先生张贯之学，日记数千言，即知属文”。2 元代理学家许谦，早年丧父，“世母陶氏口授《孝经》、《论语》，入耳辄不忘。稍长，肆力于学，立程以自课，取四部书分昼夜读之，虽疾恙不废。既乃受业金履祥之门，……居数年，尽得其所传之奥”。延 年间，他在东阳八华山讲学，传授朱学。3元至正年间的监察御使王思诚，早年“天资过人，七岁从师授《孝经》、《论语》，即能成诵。家本业农，其祖佑，诟家人曰：‘儿大不教力田，反教为迂腐邪！’思诚愈自力弗懈。后从汶阳曹元用游，学业大进”。4 早年因丧父，家贫，依靠私学而成才的元统进士成遵说过：“《四书》、《五经》，吾师也。”5 这些事例反映出私学在授课内容上与官学趋于一致。

元代学者程端礼著有《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一书，共3卷。此书名为讲家塾，实则包括书院及学校教育方面的著作。据作者自己所说，该书作于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八月，元朝开课取士之后。他在序言中就明确说：“今制取士，以德行为首，经术为先，词章次之，盖因之也。况今明经一主朱子说，使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以便志道之士，汉、唐、宋科目所未见有也。诚千载学者之大幸。”6因此，他辑《读书分年日程》目的很清楚，就是将私学教育与官方的意识形态程朱理学统一起来。读过该书就会看到，全书在办学方面并没有多少新创，主要是为了宣扬程朱理学。正因为如此，元朝国子监将它颁示各郡县学校推广。即书院官学化之后，家塾这样稍高程度的私学也被官学的光环所笼罩。

总之，元代后期的私学多为家庭幼年启蒙教育，家贫无力外出求学者居多，所学多为经朱熹注释过《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这一时期的私学对于培养多种的人才方面，远无法与前期相比。早期学校尚未发展，客观上出现了私学教育多元化的局面，这有利于培养各类人才。可以说，元代一些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医学家、水利工程专家等，几乎都出在前期。后期由于学校和书院的发展，私学逐渐萎缩。而且私学一旦被绑在科举考试的战车上，也就使其走入歧途。

四、 元代私学的特点

元代私学在发展中，除了继承前代私学传统之外，还出现一些新特点。

一是普遍重视家学教育。家学教育由来已久，但是以往重视和普及程度以及内容多样性，都不能与元代相比。元人重视家学有其客观原因，主要是由于战乱造成学校的破坏。尤其是北方，战乱一直使教育基础很薄弱。于是，应当由社会承担的教育功能，而转嫁给家庭。元代出现许多妇教子的事例，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这也是元代早期家教很活跃社会原因。元代做为最基层的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教育方式，其特点是不聘任教师，一般由长辈对晚辈子弟传授知识。家学不受地域、时间、师资等条件限制，简便易行。家学主要传授文化知识和技能培训。这种教育随意性很强，因此千差万别，无规律可寻。如元庐陵（今江西吉安）人赵文在《平实堂记》中说：“今我旦起，漱盥焚香，教儿读书一二卷”。1又如庐陵陈祥甫，“世业儒，又得禁方于其外舅傅氏，遂为医儒”。2戴表元曾说：“余自五岁受《诗》家庭”。3元磁州武安（今属河北）人王植教其子“幼学举子业”，年十七中举，他说：“教吾儿学，今已中举，吾无憾矣”。4袁桷在《赠医者陈生》中载：“里中陈氏子某，世为医。祖父笃后君子也，力训诸子读古医书”。5这是典型的家传医学。以及上文所谈到的董母教子、董文柄教弟、刘氏教子王恂、侯氏教子雷膺等，都是自行其是的家教。这种五花八门、无统一标准的家学，其效果完全取决于授课家长的水平。这种教育形式，虽然属于低水平的，但对元代的早期教育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是私塾制度趋于完善。“塾”，古已有之。“塾者，二十五家为闾，而父老之不仕者，坐于门侧之室，为左右师，以时督其子弟，是之谓塾”。6 “虽二十五家之闾，巷口亦有塾，闾内致仕之老，朝夕做其中，民之出入必受教，此所以教成俗善，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7这不过是塾的雏形，而元代的塾已经具有很高的水平了。元代塾的建制门较前代要齐备，其中有家塾、里塾、党塾、学塾、书塾、义塾等名目。这些称为“塾”的机构，有一定的共性，亦存在差别，又常被混淆，故分别述如下：

（一）家塾。属私塾之一，也是以家庭为单位，聘有专职教师，较家学正规。一般情况下，家塾的水平要高于家学。前文所说的元好问、郝经曾被张柔“延之家塾，教授诸子”，商挺受聘严实之家，就是这种的家塾授课形式。当时，能聘请家庭教师的家庭，多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如信州弋阳杨子成“迨二子能受业，即择名士为师，而日以一编程所业”。1如能聘用名儒为塾师，当非一般家庭，大都为权贵之家。弋阳杨氏本为官宦之家。世为中州儒家的东平孙诚子，曾“馆于相门，而人不知为贵客”。2权贵之家聘请塾师，除了教授子弟之外，目的还有“竞收贤俊以系民望，以为雄夸”。3名师为塾师亦不仅为了获取重金，更多是以此做为晋身的手段。

（二）里塾。属于私塾之一，设于乡里，以本里子弟为教授对象。元朝名儒吴澄曾记述江西安福州（今江西安福）上田李氏创办安田里塾的情况：“安福城西五里外，创里塾，构礼殿，奉先圣先师，设讲堂，立斋舍，门庑、庖廪悉具。方将请公额，割私田，以教以养，意盖有所为。事未及竟，而身遽中。子刚犹稚，越数年渐长，亦克畀田百亩，供里塾春秋释菜之费，示不改父道也”。4里塾聘请专职教师，有一套管理制度，一般学生要交学费，吃饭要交伙食费，即所谓的“有教无养”。安田里塾出现有学田等“以教以养”情况，反映出元代里塾开始向义塾转变。

（三）书塾，亦称学塾。元代典籍中常见“书塾”，或“学塾”之称谓，这在以往不多见。书塾设置的范围有别于家塾和里塾，不受地域和人员限制，或开在城里，或设于乡间，或大或小，均无定制。或教师开馆授课，或朋友切磋期间，学员来自四面八方。如曹州楚丘的以“朋习书塾”为名的书塾，“谓群居之朋，相与学习于斯也”。5乐安桐岗黄氏，“环所居种竹，左建书塾，扁之曰拂云”。6陆文圭让学生“从予书塾，诵诗缉文”。家铉翁说：河间“所至皆有学塾，授徒多至百人，少者不下数十”。7由于书塾受较少条件限，因此元代书塾很普遍。

（四）党塾。属私塾之一，以培养宗族子弟为目的民间教育机关。元代党塾与里塾是有所区别的。里塾是面向同一乡里生活、并非有血缘关系的人。党塾则面向有血缘关系家族，即“以淑一家一族子弟”。

三是民间免费教育的发展。元代在各地出现不少称为“义塾”的教育

实体。这是由民间创办的一种免费教育机构。它不同于私塾，私塾一般要交学费，而义塾学生不仅不交学费，甚至还不交伙食费。用当时话说，有教有养。“古之里塾，有教无养，今揭氏义塾，有以养之矣”。8元代的义塾，实际上是比较正规的学校，以后不少发展为规模更大的书院。元前期，一些有点名气的义塾大都分布在江南地区，这符合当时的教育发展状况。下面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义塾情况：

儒林义塾，设在江西庐陵万安县西二十里邓林（又称儒林）的地方，由当地刘姓家族创办。办学方针是：“设塾延师，凡党里子弟童蒙以上，悉许来学。”塾舍建设是：“中创先圣燕居之室，二庑翼其左右；前为中门，门之前为外门；后为讲堂，堂之后炉亭。有斋舍以馆诸生，有庖厨以供饮食。施田若干岁收入以赡其用。扁曰儒林义塾”。1

蒨冈义塾，设在江西丰城县长宁乡，由官宦之家揭氏创办。“司丞君在官，命长子德就就蒨冈旧基建义塾，聚教其族人”。塾舍建筑形式是：“中建巍楼，前建小楼二，中以奉先圣，旁以处学徒。主簿君割右畔之地益其广，而构燕居之堂及庑与门，以底完美。畀田五百亩给其食”。2

梁谿义塾，“梁谿义塾者，湖广等处儒学提举强以德之所建，以淑其里中之子弟者也。塾在无锡州西南隅梁之东，屋以间计三十而赢，田以亩计一千而赢，岁入以斛计五百而赢。燕居有申申夭夭之仪，报祀有济济锵锵之礼。延请名儒以施教，招集后进以受其教。务俾讲习其间者，皆能明经修行以称时需，此其意也”。3

银峰义塾，设在饶州德兴，至大三年（1310年），由余文夫所创办。余氏办塾目的是：“居望族，得胜处，不以为游观憩舍，而藏书辟馆，欲与同志好学者共之……致老成而贤者，礼之于家，休之以车舆几席，导之以书册琴瑟。与其少壮而材者，纳之介撰尸祝，习之以笙匏俎豆”。4

东阳义塾，设在吴为州嘉定依仁乡，延 三年（1316年），由沈氏家族创办。塾舍“为屋三间，以象先圣燕居，四贤配侑。修题敝庭，登降严翼。重门在其南，中为方池，成梁其上。堂在燕居北，不庳不逾，明习颐养，悉此焉观。西有塾师之舍，其东为庖，西南属于两庑，为斋四：曰志道、进学、观善、时习。延礼、训导二人，以佐塾师。又设长是斋者二人，分小大学以阐教事。买田千余亩，在塾西，畦有蔬，廪有藏，群聚所须，靡不毕给。经始延 乙卯十二月，阅七月落成。有司状其事以闻中书，表其门曰义塾”。5

吴氏义塾，建于崇德州（今浙江杭州东北），大德初年，由吴氏创办。早年规模不大，不过是“门左之塾，聘师以训乡之子弟”。发展十年后，受到州、府重视，行文呈报朝廷云：“吴氏义塾，田为亩者二百，师生饩廪有度，讲肄有业，同冠鼓箧而来者逾百员，盍举以旌善？”于是“朝命表其门曰义士”。随后，吴氏义塾迁至官河东建设新塾舍。“中象燕居，翼以斋庑，其北讲堂，寝息有所，左右书器，庋阁严奥，重门辉赫。南穴为池，直池北东，廪舍庖湢各有攸处。又增田二百亩，以羡岁入。中河为桥，级石夷平，便诸入塾者。自造端至今，更十七寒暑，而塾大备。凡用钱若干缗，米若干石，皆已撙用以给”。1

从以上几个义塾的情况来看，除了早期的银峰义塾明显带有书塾的特性之外，其余的义塾已经具备学校特性。元代义塾一般都具有设备较为完善的学习和生活塾舍和校园，有塾田作为经济支柱，有聘请的专门教师和管理人员。尤其在招收学员、聘任教师、选择教材等方面，又有很大灵活性（不受官府左右），使义塾教育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吴澄曾对比当时的书院和儒林义塾后说：“今日所在书院，鳞比栉密，然教之之师，官实置之，而未尝甚精于选择，任满则去矣；养之之费，官虽总之，而不能尽塞其罅漏，用匮则止矣。是以学于其间者，往往有名无实，成功之邈也固宜。刘氏义塾，既不受官府之拘牵，则其睢阳之初一也。其养之之费有继，而教之之师，亦恶可不慎也欤？”2可见，义塾与书院相比有它的优越性。

四是民办书院的官学化。元朝建立初期，各地出现一些民办的书院。尤其是江南，民办书院恢复和发展很快。但是，随着元朝统治者加强对教育领域的统治，民办书院迅速官学化。当时，针对书院制定的相关政策，如列入学官、委派山长、申报赐额、划拨学田、统一教材等，都迫使民办官学化。民办书院要生存和发展也积极主动向官府靠拢，以取得名分和财力支持。特别是元朝实行科举之后，民办书院基本都被纳入国家统一的学制体系，与官学已无太大差别。由于有关元代书院官学化问题的成果较多，且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故不在申论。

五、 结 语

元朝统一之前，北方地区私学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基本停留在家学、家塾阶段。至于书院（包括官私所办）则更为鲜见。忽必烈即位之后，在汉族儒臣的影响下，比较重视教育，曾多次颁布劝学诏书。在全国统一之后，江南的私学教育对北方产生一定的影响，北方的书塾、义塾书院开始较快地发展起来。元朝前期，在主要发展官学的同时，仍鼓励私学的发展。但是，随者官学的发展，包括社学在内的自上而下官学体制建立，一些原属于私学范畴的义塾、书院，甚至家学（医学、工匠等），也被纳入政府管理体系，私学教育逐步衰落。元代科举的实施，程朱理学成为国学，都对私学教育也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无疑给元代私学教育带来许多新特点。总之，在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史上，元代的私学教育占有特出的地位。

（《郭守敬诞辰770周年国际纪念活动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年12月；《元史论丛》第九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7月，题目改为《元代私学初探》，内容也有所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