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英夫是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的教授。2003年7月由吉川弘文馆出版的《中日战争与汪兆铭》（全书共195页）一书是他从事中日战争研究30余年的封笔之作。小林先生从事汪精卫研究也亦8年有余。作者在书中引用的大都是第一手资料，书中揭示的史实及观点对于我们国内的相关研究，有值得参考之处。下面择要介绍，以助于中日间的学术交流。

《中日战争与汪兆铭》一书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著作，没有章节次序划分。作者是在一个一个大标题下又列出小标题展开其论述的。具体目录如下：

对于中国人而言的中日战争——序言

国民政府的诞生

两个人的青春、辛亥革命以前

国民政府内的蒋与汪

中日全面战争

中日战争爆发

中日和平工作

汪兆铭政权

汪兆铭政权的诞生

清乡工作

法币问题

发动民众之组织

日美开战与汪兆铭

汪政权的外交政策

占领下的庶民生活

战败与汉奸审判

中日战争与汪兆铭——尾声

后记

参考文献

在“中日全面战争”部分，作者在简述卢沟桥事变引发中日间全面战争的基本事实后，指出，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和日军在华北占领地区的扩大，日军着手组织下级机关以作其军政之手足。每占领一地，便以主要城市为中心，以亲日派中国人为主组成治安维持会，并组织下级行政机构——县公署。如此在占领之初即组织行政机构，酷似满洲事变后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实行的占领政策。但是，当时日军虽在占领区组织了维持会及县公署，却没有得到适宜的中国人的支持。协助日本占领区行政事宜的，多数是已结束历史使命的清朝官僚及留日派。有能力的政治家及官僚都反对日本的军政。例如，战争爆发后不久组成的北平治安维持会的会长，由原清朝步军统领九门提督江朝宗就任;天津治安维持会的会长，由北洋政府的内务总长高凌蔚就任。江、高就是已结束历史使命的人。而且，江朝宗的儿子借着父亲的光，就任北平市政府财务处长，只顾中饱私囊。地方上情况也类似。根据日军驻华北的杉山部队作成的《治安工作经验搜录》记载，朔县“有为之材随敌逃走，职员素质明显低劣”；平山县“县知事何再万出身县内土豪，是由治安维持会副会长就任知事的，但无行政手腕”；在深县，“官吏之外的有能力的人物都逃往北平天津等，即使组织治安维持会，因无合适人选，无活动能力而感不安。”总之，在日军占领区有才能的对日协作者很少。

作者认为，日军在占领华中的同时，也着手组织县公署完善行政机构，但与华北一样，县公署等行政组织也都贫弱无力。据满铁上海事务所《宣抚工作概况》记载，浙江省嘉善县于1939年9月设立了县公署，但从之前的县自治委员会时代起，便派阀林立，明争暗斗，玩忽职守。嘉善县并不是个例外，日军感叹“县公署缺少可期待之人才，正怂恿知事吸纳优秀人才”。在此状况下，县公署当然不能控制其下级行政组织。江苏省镇江县日军占领区，沿用以往的区、乡镇制，各区设保卫团以图维持治安，但保卫团受游击队压迫，畏缩不前，不能向日军提供所需情报；扬州日军占领区，县内有九个区公署，但县公署令只能下达五个区。

关于日本诱降汪精卫及汪伪政权的成立过程，国内学术界虽早有研究，但是关于1939年6月中旬汪精卫赴日期间向日方提出的条件，还一直是个谜。小林先生利用日本外务省档案，在“汪兆铭政权”部分解开了这个谜团。书中指出，1939年6月15日汪精卫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关于实行尊重中国主权原则汪方对日本的希望》，内容涉及“内政”、“军事”、“经济”三个方面。

“内政”方面：

一、中方实施亲日教育，日方实施亲华教育。

二、避开在中央政府设政治顾问及类似名义的职位，商谈事项与日本驻华大使间进行。

三、中央政府各院、各部不任用日本人为职员，避开干涉内政之嫌。但是，可聘用自然科学的专家作技术顾问，但不让其参与一般行政计划。

四、各省政府及特别市政府也同样不设日本人政府顾问及类似名义的职位。日军在必要时通过外交程序解决。

五、县政府、普通市政府也不任用日本人为职员，必要时用外交方式处理。

六、为保持地方政府的威信，避免对日本的恶感，日本驻屯军设专人与地方政府交涉。

七、日本不占有、控制税收机关。

八、日本军人不取侮辱中国人之行动。

“军事”方面：

一、中央最高军事机关（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等）设顾问团，聘用日德意三国的军事专家。比率是日本人占二分之一，德意人占二分之一，主席为日本人，制定国防计划等。

二、各军事教育机关聘用日德意军事专家。

三、部队不聘用日德意军事顾问。由中央最高军事机关派遣的顾问不在此限。

四、必要时应派日德意专家到兵工厂。

五、汪兆铭政权成立后，复归汪政权的中国部队在某个时候应驻屯日军撤退的地区。

“经济”方面：

一、日军接受的工厂、矿山、商店归还中国。

二、关于合办企业，对固定资产进行再评价。

三、对日本实际上没有出资的合资企业，应加以修正。

四、合资经营时，日方出资不能超过资本额的49%。

五、合资企业的最高主权属于中方。

六、汪兆铭政权成立前，临时、维新两政府签订的条约有重新审查的余地。

小林先生同样根据日本外务省资料揭示出，直至同年的10月24日，日本政府才对汪精卫的上述“希望”做出答复。内容归结为以下三点：

（1）关于内政。对双方互施亲善教育无异议。关于不设日本人顾问及日本人职员一事，政治顾问可以不设，但考虑聘任日本自然科学、财政、经济专家及教授、教官、海关官员、技术官员等如何？县政府与市政府也一样。与日军的关系原则上同意汪方的提案。

（2）关于军事。最高军事机关聘请顾问只限日本人。向一般军事教育机关派遣德意顾问之事另行商议。派日本人到部队中作军事顾问更为有利。

（3）关于经济。用合理的方法逐渐移交没收的中国人的资产。关于固定资产的再评价，认为已经恰当地给予了评价，如有欠妥之处，可设委员会重新评价。

以上内容给我们提供了日汪交涉的更多内幕。

关于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的成立仪式，作者根据当时日本《东京朝日新闻》的报道，在书中详细描述如下：

上午9点，带有青天白日旗标记的汽车载着各院长、各部长陆续到达会场。10点，城墙上燃放一支烟花。5秒钟后又放一支，过10秒钟后又燃放一支。接着停泊中的中国海军军舰发射21发礼炮，以此为机，青天白日旗在大礼堂前的国旗升降塔上很快升起。国旗的上方有三角小黄旗，上面写有“和平建国”几个字。汪兆铭在最前面，立法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长梁鸿志等紧随其后，他们一登场，主席台上展开一幅绢做的大幕，现出孙文的肖像。吹奏国歌后，已就任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的汪兆铭站起来朗读孙文的遗嘱，各院长、部长就任仪式结束后，汪又站起来，宣布“改组国民政府，继承中华民国的法统，从今日起堂堂正正还都南京，执掌中国的主权”后，成立仪式结束。

关于伪政权动员民众的组织，作者指出，中日战争时期，无论是华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下设的新民会，还是华中“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下设的大民会，以及汪伪政权成立后组织的东亚联盟中国总会，都与1939年10月在日本成立的东亚联盟协会有很深的联系。东亚联盟成立时，负责人是日本国会议员、农民运动领袖之一、东方会的木村武雄。但由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长石原莞尔在幕后控制。东亚联盟的宗旨在其设立意旨书中明确写道：“东亚联盟作为一个文化团体，基于东亚联盟主义，以开展文化运动为任务。联盟运动的终极目标是，迅速向全体日本国民普及昭和13年12月22日近卫声明之宗旨，并使其理解消化。同时，应使中华民国国民理解其真意，确立促进东亚诸民族提携强化之基础”。由此可见该团体不是政治团体，而是文化团体，是宣传和促使实施1938年12月近卫三原则的国民运动团体。由于木村等人的活动，东亚联盟组织以日本东北农村为中心，扩展到全国。

但在实践的意义上，该组织在中国华北、华中日军占领区的活动比在其国内更受关注。与石原莞尔有世交的原满洲协和会的小泽开作（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的父亲）、原“满洲国外交部”的部长、首任协和会理事张燕卿以及留日归来对东亚联盟运动产生共鸣的缪斌等参加了新民会。1939年9月东条英机派安藤纪三郎到华北改组新民会，将其置于军队的控制之下。因此，1940年5月缪斌等在北平发起成立中国东亚联盟协会，创刊中文的《东亚联盟》杂志，开展东亚联盟运动。发起之际，缪斌寄函东亚联盟本部，指出“共同防御”“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强调“政治独立”，说“这是中国人民最为希望的”，又说“和平成功与否，在于和平政府是否有力，和平政府有力与否，在于日本是否放任。成立二年半的新政权至今仍不能充实力量作其后盾，这实在是吾人最惋惜之处。所以希望引起日本朝野的注意”。但是东亚联盟本部并没有积极应对，仅在机关刊物上发了声明而已。

作者还指出，在华中日军占领区也一样。1938年1月，日军占领下的上海筹备组织民众“教化”团体兴亚会，兴亚会组成后，因内部有“不良分子”不久即解散。“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4个月后的1938年7月在日军支持下，新组大民会，公开的口号是：振兴实践民德主义、确立新中国国民精神；普及政教上达民情；革新生活强化民力；中日提携以图东亚自主兴隆。该组织给人的感觉就是日军与“维新政府”的别动队。

作者认为，汪伪政权成立后，并没有继承大民会的衣钵，而是组织了与东亚联盟相联合的组织。1940年9月，以“广东省政府教育厅长”林汝珩为会长，以政治独立、经济提携、军事同盟、“民族的独立自由平等”为纲领的中华东亚联盟协会成立。木村武雄、涩谷悠藏、三轮正一等东亚联盟干部从日本赶来参加了成立仪式。同年的11月，在南京又成立了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口号是“政治独立”、“经济合作”、“军事同盟”、“文化交流”，汪兆铭、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村等南京“国民政府”主要成员参加了该组织。1940年12月，以上组织统一于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1941年2月又改名为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汪兆铭为会长，陈公博、温宗尧、陈璧君、陈群、徐良、诸青来、赵毓松7人就任常务理事。鲍文樾等39人为理事，周佛海就任理事会秘书长。理事中又设指导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文化委员会、社会福利委员会四部，梅思平、林柏生、缪斌、丁默村分别为主任。常务理事会的活动，因资料不足还不清楚，但他们与东亚联盟成立时打出的“共同防御”、“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口号产生深深的共鸣是无疑的。汪自逃离重庆后，与日本政府的交涉就是为了实现以上三条。由此可以设想，在汪政权成立前后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已经设立。对与日本政府的交涉不抱明确希望的汪，最后寄予期待的是日本的东亚联盟协会，是中国的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因此，东亚联盟的下级组织与“汪政权”的下级组织是表里一体的。其活动的开展就难于超出统治机构的框架。在沦陷区看惯了日军的横暴及掠夺的中国人看来，东亚联盟的口号并不现实。1940年2月受命访问北平的东亚联盟干部野口传兵卫就听到了中国人的真实的声音：“说什么东亚联盟等等，中国人根本不信。毋宁产生反感。以往日本既说建设东亚新秩序、东亚共同体等冠冕堂皇的话，现实中却相反。因此，组织东亚联盟难道不同样是帝国主义的伪装吗！一般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这样想。”由此可见，由于日本的言行不一导致的中日间的不信任使得双方之间产生了鸿沟。东亚联盟运动也不是个例外。

小林先生还对汪伪政权推行的新国民运动的来龙去脉及其效果作了简要描述。指出，与东亚联盟运动相呼应，“汪政权”提倡“新国民运动”。最初是1941年11月汪伪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作为“清乡工作”之一环“思想清乡”而提出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变为支持“大东亚战争”的精神总动员运动。同年12月底，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了《新国民运动纲要》。1942年1月1日汪精卫公布该《纲要》的同时，发表面向日本的广播讲话，呼吁“支持大东亚战争”。汪伪政权宣传部立即制定《全国新国民运动推行计划》，决定分宣传、训练、普及三期实施。汪精卫于同年2月10日发表《新国民运动与精神总动员》之广播讲话，3月28日会见记者时说，中日战争扩大为“大东亚战争”后，“和平运动”所寻求的就是中日协作“东亚共同防卫”，“汪政权”当前的课题，就是支持日本完成“大东亚战争”。还发表讲话称新国民运动、东亚联盟运动、清乡工作是三位一体的。6月2日汪伪行政院例会上决定组成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汪精卫自任委员长。事务局设在南京，下设青年运动、社会运动、农业合作三处。在上海、汉口、浙江、安徽、广东等设有分会。该运动的特点之一即是把组织训练的重点放在青少年身上。这并不是汪精卫的发明，只不过模仿了德国与日本战时体制时期对青年的组织及其运动。旨在有组织地控制10到20多岁的青少年的意识形态。

7月4日第一次促进委员会会议决定了《新国民运动青年训练纲要》、《第一期组织计划大纲》、《中国青年模范团组织原则》、《中国童子军组织原则》等。7月9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又决定了《国民实施训练案》，作为国民训练机构在各地组织青年团与童子军。与此相连，汪伪国民政府还发出了如下训令：基于本年元旦颁布的纲要，在精神物质两方面对全体国民实施训练。另外，在全国设青年团与童子军，以作训练机构。……全体国民应尽最大努力，肩负起国家及东亚的使命，积极推进这两项运动使其成功。这里所说的两项运动，不言而喻是“新国民运动”与“东亚联盟”运动。青年团与童子军都是在学校训练，中学生以上为青年团，小学生属于童子军，受汪伪教育部的指挥监督。还从青年中选出特别优秀的组成青年模范团，由汪特别制定专人（比如林柏生）领导，直属中央。这样，1942年夏，促进委员会在南京、上海等选出45名学生作为模范团举行了暑期训练班，训练三周。汪精卫还出席了8月16日的暑期训练班结业仪式并讲话，1943年夏，汪精卫还在集训班上讲《新国民运动纲要》。日军特别关注此运动，特别是对模范团。

1943年1月1日汪精卫发表《今年新国民运动之重点》演讲，提出今年的运动应把精神集中在协助“大东亚战争”、确保治安、增强生产上。1月15日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后，新国民运动的对象便扩大到伪政府的公务员及学校教师。总体上看来，“汪政权”绞尽脑汁策划的新国民运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不仅沦陷区的广大民众不想成为“汪政权”的“新国民”，就连各路汉奸眼见日本即亡时，也不再“协助”而自寻出路。喧嚣一时的“新国民运动”没有什么成果，便随着日本的战败而销声匿迹。

在“占领下的庶民生活”小标题下，小林教授从以下几个方面描述了汪伪政权统治区的社会百态。

教育。汪伪政权以“反共和平建国”为基本教育方针。伪行政院下设教育部，赵正平任首届部长。1940年6月设立“中国教育建设协会”，伪教育部常务次长戴英夫任理事长，为向民间渗透“反共和平教育”，在江苏、安徽、广东、浙江、上海、苏北设立了分会。1941年2月“汪政权”重建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正式开学。7月新设的国立上海大学开学。1942年8月上海交通大学复课。国立音乐学院、国立上海商学院、上海医学院继续上课。汪伪统治区的中小学恢复了大概有七、八千所，但设备简陋，教材不足，由于伪中储券滥发造成的通货膨胀，教师的工资都发不下来。1938年9月访问过南京市第八小学的中谷孝雄在《沪杭日记》中写道：“校舍之简陋不值一提，土房做成的教室里只有桌椅，没有什么设备。”“二十二、三岁的短发女教师正在给20名左右的男女学生上国语课。上课的方式与日本的小学大体没什么差别，但因没有教材，学生把一张油印的粗糙的纸放在桌子上当书本用”。南京“有40所小学，现在开课的有21所。另外还有1所日本人办的小学。中学仅有1所。”

体育。汪伪政权同样重视体育在发扬“国威”上起的作用。选派运动员参加“日满华”友谊比赛。第一次比赛是1939年9月在伪满首府新京（今长春）、奉天（今沈阳）召开的。汪伪政权选手参加了田径、蓝球、足球三个项目的比赛。第二次是1940年6月为庆祝日本“纪元2600年”在东京与大阪召开的“东亚大会”。汪伪政权派80名选手参加了田径、足球、蓝球、乒乓球、武术五个项目的比赛。第三次是1942年8月为纪念“满洲”建国10周年在新京召开的。这次汪伪政权的选手出现在田径、蓝球、排球、乒乓球的赛场上，并在乒乓球项目上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报纸、杂志。汪伪政权恢复了中日战争爆发后停刊的报纸、杂志，作为自己的宣传媒体。1939年7月恢复了1937年停刊的《中华日报》，让自己的亲信林柏生任社长。同年11月，林柏生创立了“中华通讯社”，1940年5月该社更名为“中央电讯社”，直属汪伪国民政府宣传部，在各地发行报纸。1940年3月汪派的金雄白在南京创办发行《平报》、同是汪派的罗君强创刊《中报》。南京另外还有《南京新报》、《民报》、《京报》、《时代晚报》、《南京晚报》等15种报纸发行。李士群在上海控制发行《国民新闻》。杂志有汪派的周刊《中央导报》等多种，仅上海地区就发行了55种。文艺方面的有：受陈公博财政支持、冯和义主编的《天地》，“汪政权”的朱朴在上海出版的《古今》，日本每日新闻社支援发行的《文友》，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刊行的《文协》，中国文艺协会发行的《国艺》，中国诗刊社发行的《中国时刊》，南京读书出版社创刊的读书等。1942年，佐藤（田村）俊子获得汪兆铭政府、日本大使馆、海军部的支持，在上海创办发行了中文的妇女杂志《女声》。中共地下党员关露（本名胡寿楣）是该刊编辑，借此收集日方情报。从1942年5月到日本战败，该刊一期都没缺，在受到严格限制的条件下，给读者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引起关注。《国民新闻》的主笔穆时英实际上是蒋介石的中统分子。

电影。1939年3月日本华中派遣军委托东和商事经营外国电影进口的川喜多长政设立一公司，负责向中国占领区供应电影。川喜多以军队不干预公司运营、只要不违反军队的基本方针，公司任由川喜多经营为条件，接受了委托。川喜多来到日本占领的上海，于1939年6月设立了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华电影”）。董事长缺席。汪伪政权成立后，汪伪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褚民谊任董事长，川喜多任副董事长，实际上行使董事长之职权。川喜多幼时父亲在北京被日军宪兵队暗杀，对军部持怀疑态度。也许受此影响，他把公司地址选在英美军警警备的共同租借内。公司的主要工作是制作新闻纪录片及面向日本的电影，向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人供应中国人制作的电影及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电影。到没有电影院的地方巡回放映电影，也是其主要工作之一。中华电影不以制作中国电影为目的。在这一点上，与伪满的满映不同。张善琨作为制片人是上海电影界的巨头。川喜多与张善琨联合，最初发售的中国电影是《木兰从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外国租界都处于日军的占领下，英美电影公司濒临危机。1942年4月，统合上海电影制作公司，成立了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联”）。汪伪政府的宣传部长林柏生任董事长，川喜多为副董事长，张善琨任总经理。该公司制作了《博爱》、《万世流芳》等电影。李香兰（山口淑子）因主演《万世流芳》而出名。1943年5月，中华电影与中联以及管理着上海12家大电影院的上海影院股份有限公司合并，组成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统辖上述几家公司的所有业务，并统制日本占领区电影的制作与发售。这一方面是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后，电影业由其统辖的表现；同时也是因电影制作资财不足、为有效利用资财而采取的不得已之策。该公司制作了《万紫千红》、《春江遗恨》、《红楼梦》等电影。当时一流的电影院是建在英美租界的上演美国电影的影院。截至1941年，上海约有50家影院，华中华南日本占领区约有110家。一流的影院有：大光明大戏院、南京大戏院、国泰大戏院、美琪大戏院、大上海大戏院、大华大戏院等，除大华大戏院外，都由亚洲影院公司经营。通常每日放映三场，票价为8、7、6元三等。从1939年开始，巡回放映班带着发电机、放映机、电影胶片，到没有电影院的内地巡回放映。这是以日军宣抚工作及慰问在华的日本人为目的的。巡回放映班有2到3个人，班长为中华电影的日本人职员，技师有日本人和中国人。巡回放映新闻纪录片、文化片、动画片等。纪录片删除了与中国军队的战争画面。

文艺——话剧、国戏、漫画 。日军很重视把话剧、国戏、漫画作为宣传工具。中国演剧的中心在北京和上海。北京是京剧、上海是话剧的据点。但是，中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文艺界人士从日本占领区逃往重庆和延安等内地，留下来的京剧演员也离开北京来到上海。上海常设的京剧剧场有：黄金大戏院、天蟾舞台、更新舞台、金城大戏院、卡尔登大戏院，有北京来的一流的演员演出。太平洋战争时期，上海京剧界，除上演传统剧目外，由坤伶主演的色情剧目盛行。战祸及因此带来的人们的颓废也许是原因之一。话剧团在上海分为兰心、卡尔登大戏院、金都、大上海、丽华等一展技艺，演员在各剧场出演，各个剧团无太大特色。中日战争爆发后，叶浅予、鲁少飞、张广宇、张振宇等上海一流的漫画家多为继续抗战去了内地，留下来的也中止了漫画创作。汪伪政权为恢复沦陷区的漫画艺术，1940年冬拟召集漫画家到南京，前来的漫画家只有曹涵美、陈孝祚二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发行了漫画周刊《大亚洲画报》、月刊《中国漫画》等，但很快就停刊。优秀的漫画家大都从日军占领区奔赴抗战的大后方，继续抗战。在最直观地表现思想的漫画界，很难找到赞同日军占领政策的漫画家。

广播。汪伪政权比较好地利用了广播。例如，1939年6月汪自日本与五相会谈归国，又与王克敏、梁鸿志会谈后，即通过广播发表了《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之声明，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的成立仪式也用广播向沦陷区播放其录音；清乡工作时宣抚工作使用的主要工具就是广播；1944年11月23日汪精卫的下葬仪式也是由南京广播电台负责转播其实况的。此外，包括新年献辞等活动，汪自身也几次站到了电台的话筒前。

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即1937年12月，日本占领区即设立了广播电台，即大上海广播电台在上海虹口文路的日本人俱乐部内开播，但只有十分之一以下的波段。1938年4月大上海广播电台搬到黄埔路。之后，广播电台向南京、汉口、杭州、苏州扩大。进而，以上海为中心的广播网通过华北广播协会辖下的北京“中央”电台、天津、济南、太原广播网，向华北沦陷区扩大。对汪伪政权的广播，日本有监督运营权，中日合办的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负责具体工作。该协会设立于1941年3月15日，日本广播协会的中乡孝之助、汪伪政权的宣传部长林柏生、日本陆海军、递信省、外务省驻南京的机构派人参加。广播活动的中心是实施民众宣抚工作、对重庆广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用短波向南方进行对敌广播。

霓虹灯、赌博、鸦片。日军占领下的上海，有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特务的横行，霓虹灯、赌博、鸦片买卖充斥，加上日式餐厅、舞厅、军队的慰安所，成了极度颓废的魔都。其他占领区变得荒凉的时候，只有上海象孤岛一样，霓虹灯灿烂闪烁，变成了不夜城。大街上有高级轿车、大货、大巴、装扮得花哨刺目的有轨电车、大量的洋车、有着呛人的体臭令人头昏眼花的各国人潮。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筹措资金的常用办法即是赌博、买卖鸦片、绑架然后索要赎金。偷卖鸦片所得是他们的主要资金来源。后来控制七十六号的李士群为狂敛钱财，不断开咖啡厅、舞厅，经营赌场。李在沪西开办了几家赌场，加剧了上海治安的恶化。李也因此与周佛海矛盾加剧，自取灭亡。

小林先生在书的结尾指出，中日战争把中日两国的民众投入了不幸的深渊。中国作为战场成了日军破坏的对象，中国的民众作为其牺牲品遭受了很大的灾难。日本民众也被动员到这场战争中来，被强迫把生活的全部贡献于这场战争。由于战争的失败，日本失去了自明治维新以来维持的东亚霸主地位。在这场成为日本命运转换点的战争中，有这样一个集团，他们主张亚洲协调而进入了日本阵营，协助日本统治占领区。这个集团是以汪精卫为领导的、有方方面面的人。在思想上也分各种各样的派别，但他们在反共、反蒋上是一致的。确实他们中间留日的人较多，但不能说他们都是亲日的。就连其首领汪精卫自己，也许是留学过日本的知日派，但不能说他是亲日派。汪在逃离重庆阶段构想的和平，是与日军配合展开和平运动，促使蒋改变主意。但是，一旦逃离重庆来到日本占领区后，留给他的选择只有协助日军担负起占领区行政一半的工作。汪集团与日方进行了顽强的交涉，但是军事、财政、外交权还是由日方控制，而且政权内安排了许多日本人作顾问。在这种状况下，他们自主活动的余地显然很少。倒是离开重庆在河内的时候，汪精卫可选择的路要比之后宽得多。在这个时候，并不是没有可能向他屡次做的那样，去欧洲静观中国的事态以待时机归国。但是，在轴心国与反轴心国的对立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剧，并开始发展为战争的世界形势下，特别是欧洲当时的形势，使得这种可能性又明显缩小了。而且蒋介石派人暗杀的阴影笼罩，他在不断狭小的可选择的道路中，迈入了汉奸之深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