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30—1931年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发展概况

（一）

“以研究太平洋各民族之状况，促进太平洋各国之邦交为宗旨”的太平洋国际学会，[2]自1929年日本京都会议，逐渐发展至成熟时期。学会各部分职能已经完善，一套完整细密的工作程序正在形成。学会继续通过研究委员会（Research Committee）及各分会推进研究工作。[3]此时，学会已经较成功地举行了三次双年会，且其影响渐渐溢出太平洋范围。

调查研究、会议讨论和出版是太平洋国际学会工作的主要内容。在学会看来，调查研究与会议讨论构成了一个赓续不断的研究过程。[4]尽管学会强调双年会只是这一赓续不断过程之一环节，[5]然而对于外界来说，会议讨论仍是学会最吸引眼球的部分，而其背后的研究工作却往往被忽略。

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双年会应中国分会邀请将于1931年在中国举行。为起草会议议程，1930年11月，学会召集各分会代表在美国纽约开会。代表中国分会出席的是华昌贸易有限公司的李国钦，正在美国访问的张彭春亦作为客人参加。经讨论，会议向总干事提出如下建议：（一）主要圆桌会议议题：（1）世界经济关系；（2）中国之国际关系。（二）专门圆桌会议议题：（1）粮食与人口问题；（2）太平洋诸岛非独立民族问题（3）文化关系；（4）移民；（5）种族问题；（6）劳工问题；（7）生活水平问题。[6]

受大萧条的影响，经济问题自然成为本次会议关注焦点。值得注意的是，曾为上届会议重要议题之一的东三省问题，未被列入议程。在此决定之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学会内部的意见分歧及由此导致的学会的两难境地。当成立之初，太平洋国际学会主要以社会、经济、文化等问题关注内容，它们被视作长时段的、更深层面的问题，是解决当下国际纷争的根本所在。而自第二次届会议，学会开始更多介入对外交事务的讨论。到了京都会议，这一趋势更加明显。会议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尤其是中国东北问题的关切，以及中日代表围绕东北问题的论争，在学会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对于学会是保持原初的状态，还是更积极的投入对当下国际关系热点的讨论，会员的主张见仁见智，差异颇大。[7]而在学会领导层，对于这一决定学会的工作取向和性质的问题，也一直存在意见分歧。传统的一派担心，将政治论争引入学会，后果将是破坏性的，会招致对学会的各种误会及批评，而这种的意见逐渐失势。有研究者认为，这也是导致京都会议后学会指导机关太平洋理事会（Pacific Council）主席戴维斯(J. M. Davis)辞职的原因。[8]

对是否将东北问题列入太平洋学会会议议程，中、日两国会员的意见一向相互冲突。京都会议后的调查显示，日本代表“几乎众口一词”：“中国问题应作为讨论中心……满洲问题已讨论完毕了。”[9]中国代表中，虽然也有人希望学会远离政治论争，以避免沾上政治团体之嫌疑，[10]但大多数人认为，东三省问题是太平洋国际最主要的问题，果舍此而不谈，则更可讨论的，还有什么？[11]因此在纽约开会时，中国分会提出将满洲问题列入议程，日本分会则表示反对。[12]会议提出的议程草案事实上是一个折衷的方案，体现了对各方意见的妥协。满洲问题不作为一个主要议题出现，但在其他问题，如中国国际关系或经济问题的讨论中涉及相关内容时，亦不限制其讨论。一些西方会员预计，满洲问题势必将被提出讨论。[13]

（二）

自1925年在上海由32个团体发起成立，至1931年前后，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在组织上一直未能完善起来。虽然会员已逾百人，[14]但是分会既无会所，也无雇员，参加前三届大会，“都是由一班热心的人自动尽义务办的。”[15]按分会自己的说法，“工作虽在做，分会却还没有组织起来。连招牌都可以说还没有挂上！”[16]

尽管条件有限，中国分会通过与燕京大学、南开大学、金陵大学、中国经济学会等学术机构合作，协助总会完成研究项目，并推行进自身的研究计划，1930至1931年间，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资助的研究项目包括：

东亚农产消费之趋向 金陵大学孙郁文

中国之地理研究 沪江大学G. B. Cressey

东三省问题 燕京大学徐淑希

中国土地利用问题 金陵大学卜凯（J. L. Buck）

天津之工业化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上海之工业化 刘大钧

东三省之移民问题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此外，还有关于关税及外侨待遇等问题的研究[17]。

从1931年起，中国分会着手陆续出版“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丛书的选题涉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各方面，是学会部分研究成果的结集，也收入了会外学者的相关著作。另一部重要的出版物是陈衡哲主编的《中国文化论丛》。[18]出于对京都会议有关文化问题讨论的不满意，及为下届会议提供关于中国文化历史与现状之参考，陈衡哲受中国支部委托，编辑了此论文集。[19]其中收入丁文江、胡适、蔡元培、赵元任、朱启釿、余上沅、任鸿隽、葛拉普（A. W. Grabau）、翁文灏、李济、秉志、胡先骕、朱经农、冯锐、何廉、曾宝荪、陶孟和、陈衡哲的论文，涉及中国的古代文明、哲学、宗教、绘画、书法、音乐、考古学、戏剧、科学、化石学、地质学、考古学、生物学、教育、农业、工业、妇女、社会变迁等问题。

中国分会在困难的条件下所取得的成绩甚至令美国的同事感到惊异。而将分会建设为本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非官方研究机构，则是不少中国会员的期望。[20]

二、杭州会议之筹备

当余日章等在1929年的京都会议上邀请下届会议在中国举行时，他们的考虑是，以往国际上对于中国现状存在种种误解，而此会议正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真相及立场之良机。[21]况且，一般说来，在国际会议中，东道国的身份更为有利，日本亦曾借京都会议之机对外宣传且不无获益。

不过，对在中国开会事，也曾有外国会员对中国政局是否足够安定提出怀疑。[22]故而1930年秋，当中国分会开始筹备工作时，会址即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为选择一个足以代表中国的城市，分会煞费心思，北平、南京、广州、杭州等都曾被列入考虑名单。尤其是北平，作为旧都与文化中心，合乎学会的要求且特性与上届会议举办地相类，然而，考虑到会议将讨论收回租界问题，分会“不欲在东交民巷所在地开会”[23]。会址最终确定为杭州，因其完全在中国主权之下，在自然风景、文化、建设、交通方面具有优势，“且远政治中心”。[24]开会时间定为10月20日至11月4日。[25]

1931年初，中国分会推定余日章、郑毓秀、刘鸿生、王云五、钱新之、徐新六、刘湛恩等为筹备会执行委员，计划一切进行事宜。[26]陈立廷任大会总干事。

此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开会也得到了国民政府，包括外交部的支持。国民政府向各国分会发出了会议的正式邀约。会议请到一些国府要员及其他名流担任名誉职务，其中，蒋介石、张学良、唐绍仪、蔡元培为大会名誉赞助人，王正廷任名誉会长，宋美龄为名誉副会长，陈光甫为名誉司库。[27]大会“一切筹备事宜，政府均予种种之便利与合作，浙省当局，已得政府训示，对于该会议各事协同照料，而各代表，在华乘坐火车，亦得铁道部之同意，凡国内任何路线，一概优待。”[28]国民政府支持会议在中国召开，是把会议视为推进国民外交，以为政府外交后援之良机，正如蒋介石所说，“政府之为此，实欲联络国际间国民之感情，且藉以宣传我国之不平等地位。”[29]

与前三次会议不同，由于地域广阔、会员及研究工作分布较为分散，因而本届会议筹备工作在南方与北方几个城市分头展开，准备材料，安排场馆，讨论进行程序，将筹备进行情况通报总会并知照国内舆论界……[30]作为地方分会的东北分会，也准备了自己的提案。[31]

为准备中国代表团提交会议的论文，分会聘请会内外专家从事撰述，并分类请几位学者担任主持，其中，“（1）关于经济问题组，聘刘大钧主编；（2）外交问题组内分（甲）普通组，夏晋麟主编，（乙）东北问题组，徐淑希主编；（3）文化问题组由潘光旦主编”[32]。

各论文、参考论文的题目及承担者如下：

经济类：

银价与货币 孙拯

财政 贾士毅、叶景华

工业 方显庭

劳工 陈达

国际贸易 潘序伦

铁路 刘大钧

外人投资 刘大钧

关税 李干

外交类：

外侨在华之现状 鲍明钤

东北国际问题 徐淑希

矿权问题 丁文江

矿业现状 王正黼

最近中国之外交 夏晋麟

文化类：

中国对西洋文化之态度 胡适

几种中国社会制度之特征 潘光旦

中国之侨民 吴泽霖

外国报纸之影响 陈石孚

西洋对于中国文学之影响 林语堂

西洋对于中国思想之影响 张歆海

其他：

中国国内人民之迁徙 何廉

农田人口 张心一

生活程度 陶孟和

参考论文：

中国文化： 陈衡哲[33]

东北现状：

东北韩侨问题 王维新

东北铁路现状 苏上达

东北金融状况 宁恩承

东北农业 姚梦年

东北拒毒状况 阎宝航

东北教育 王卓然

外侨生活 卞宗孟[34]

7月，中国分会在上海举行会员年会，讨论会议人选及议案等问题。经反复讨论，确定金贵银贱、内河航权之收回、驳复费唐报告诸问题最值得注意，此外，决定特别派人对万宝山事件做精细之调查。“各会员均认为本届杭州大会，在国际宣传上有最严重的关系，对于出席人选，非常注意，经数小时之研究，始得名单如后：颜惠庆、陈立夫、张伯苓、胡适、王世杰、丁文江、徐新六、马寅初、刘大钧、张公权、陈光甫、周作民、王云五、董显光、夏晋麟、陶孟和、吴经熊、曾宝荪、徐淑希、刘鸿生、陈蘅哲、鲍明钤、吴大钧、林文庆、宁恩承、吴贻芳、蒋梦麟、刘湛恩、阎宝航、锺荣光、王卓然、苏上达、李纶一、何廉、王国秀、陈达、周寄梅、刘竹君、杨杏佛、李熙谋。”[35]

三、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杭州开会风潮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在中国开会事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一定的注意。当会址问题悬而未决时，北平各界力主会议在平举行，即在得知杭州被定为会址后，北平总商会、北平私立中小学联合会等组织仍致电国民政府外交部、中央党部、各政府要员，请求将会议改在北平举行。[36]尽管其目的是“藉以繁荣市面”，尽快帮助北平走出百业凋敝之境，但这也从侧面也反映出，此时社会舆论对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态度仍是欢迎的。新闻报道的总体基调也是正面的。[37]

然而到了1931年5月底，当外交部谘请浙江省政府协同办理会议筹备的消息传出，忽然出现了一股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杭州开会的风潮。

风潮的发端是东方问题研究会致函外交部、北平市国民党员方竹峤等134人具呈中央，反对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在杭州开会。他们提出，“中国国民党总理所倡导之国民革命，其所标对外之两个根本原则，一曰打倒帝国主义，二曰扶助弱小民族，国民党同志，秉承遗教，继续奋斗，对一切帝国主义，均不应与之妥协，对一切不利于弱小民族之组织与运动，亦当予以摒弃。查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完全为国际帝国主义者的代言机关，亦即欺骗弱小民族之团体”，“不仅与我国有害无益，且完全与本党主义相反”，因此请拒绝该组织在中国开会。[38]他们的请求虽未得到答复，但其主张既经各大报章披露，社会舆论也为之一变。[39]

实际上，事情的起因还应追溯到两年前的太平洋学会京都会议。那次会议由于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且在近邻日本举行，因而引起了中国各界的关注与期待。而会议讨论的结果，尤其是日本代表在东三省问题上所采取的追随本国政府政策的做法，令中国各界感到失望乃至不满。[40]当时，在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的某些副刊上，出现了最严厉的批评，即指责学会为帝国主义奴役弱小民族的工具。[41]持同样看法的，则有北平的《新东方》杂志。该杂志1930年1月由吕振羽、郑侃、谭丕模、刘思慕、穆雨君等人创办。在它的基础上，同年10月，还成立了东方问题研究会。研究会的成员中，既有国民党员，也有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者。[42]该会的宗旨是：“站在革命立场，根据社会科学原理及客观事实，以研究东方各种问题，努力东方民族解放，促进世界人类平等。”[43]东方问题研究会不单纯以学理研究为目的，而更注重以研究所得，“见诸实行”，“唤醒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共同致力于反帝国主义之运动”，[44]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也成为该会所致力的行动之一。

《新东方》在创刊号上刊载了穆雨君的《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问题》一文。文章之写作正值京都会议闭幕不久，因而作者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太平洋学会对部分人的“蒙蔽”。文章通过对学会的历史，尤其是京都会议的分析，批评会议对朝鲜代表与会资格的限制，及日本代表在满洲问题上的蛮横无理，认为学会是“帝国主义宣传机关”，“宣传着欺骗弱小民族的理论。”[45]东方问题研究会成立后，承继了这种看法，1930年底，《新东方》上发表了《给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一封公开的信》。次年5月，该会更公开提出反对太平洋学会在中国开会的主张。

为扩大声势，在东方问题研究会发动下，1931年7月包括北平党部成员在内的北平各界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联席会议成立。其成立宣言实际体现了东方问题研究会的主张，“太平洋问题彻底的解决，惟有该地被压迫民族自谋解放，推翻帝国主义势力的一途”。太平洋学会“为纯粹资产阶级的学者的集团”，宣传帝国主义者的“善意”，造成亲善和睦的空气，愚弄太平洋被压迫民族，掩饰国际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各殖民地的革命斗争，“与国际联盟异曲同工”。鉴于国联的面目已人所共知，因而“假借学术团体美名，做帝国主义欺压弱小民族工具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真相，更有揭露的必要。宣言提出如下口号：“拒绝该会在杭州开会！”“警告中国出席代表！”“敬告中国总支部自动解散！”“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代言机关！”“另组东方被压迫民族会议！”“扩大反帝国主义的运动！”

联席会议成立后，一面致函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请其自动解散，致函各代表与会议脱离关系；一面电请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政府要员拒绝该会在杭州开会，同时联络各地党部、新闻界，宣传自己的主张，并派东方问题研究会会员方济生南下，与各方接洽。

东方问题研究会率先发难，北平、南京等地党部纷纷随之揭竿而起，反对开会的风潮也波及了会议的举办地。6月，东方问题研究会致函浙江省政府，请其拒绝筹办会议，并称“现敝会正拟联合东方各革命团体，一致反对。”“素审贵省为中国革命历史上光荣的地域，杭州胜迹，乃东方纯洁之区，革命先烈陈英士先生铜像，巍然尚在，断不容此帝国主义代言者活动其间，贻山湖羞。”[46]浙江省党部机关报杭州《民国日报》在主笔胡健中的领导下，成为当地反太平洋学会的先锋。杭州其他报纸虽未明确表明态度，但数月间未刊登有关太平洋学会的半条消息，也有人说，事实上，它们对相关消息一概拒绝登载。[47]6月26日，浙江省党部决议“密呈中央制止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杭开会”[48]。7月，一些地方党部发表了反对通电。[49]杭州渐成为北平之外，反对太平洋学会在中国开会风潮的又一个中心。这种形势使协助会议筹备的浙江省政府处于“两难之间”，尽管在6月22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浙江省政府代表仍以各界之反对为不然，并表示筹备工作系出自外交部咨请，不会因此而停止，[50]但随着反对风潮的扩大，当地官员的态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51]。

8月间，方济生代表北平各界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联席会议在南京、杭州和上海进行接洽。此行，他取得了南京国民周刊社、新京日报社、亚洲文化协会、杭州民国日报社等团体以及南京市党部等一些地方党部的同情；但在南京政府、国民党中央及各要人那里，却未得要领，外交部长王正廷更明确表示支持学会在中国开会。[52]浙江省党部等因中央未表明态度，亦表示不便公然反对。在此情况下，方济生于出席浙江省党部纪念周等一些公开场合声称，若反对最终无法奏效，太平学会硬在杭州开会，则有“许多国民党员及朝鲜台湾等处革命青年”，“与他们五步流血，来一个对付一个”。[53]这番话见诸报端后，“杭州市空气，骤然紧张”。 [54]

对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来说，反对风潮之骤起“好像是平地一声霹雳”。[55]所谓“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对于这一关乎学会生死的问题，他们一方面回应东方问题讨论会的批评，一方面派陈立廷赴北平、刘驭万赴杭州，向各方进行解释与疏通。“为使一般人明了内容，免除误会起见”，7月12日，分会总干事陈立廷向北平新闻界报告学会的渊源、目的及本届会议大致情况。他强调学会的宗旨在“联络各民族感情，以解决国际间之纠纷”。并称“本人站在党员立场说话，以为与总理所谓联合世界弱小民族之旨恰相符合，纯粹为公理而奋斗，久后必有良好之结果。”[56]陈立廷还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发表于各大报章，介绍学会的缘起、性质、目的、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历届会议经过及第四届大会的筹备情况等。[57]然而，正如学会后来所说的，“解释自解释，反对仍反对”，[58]他们的努力未能制止反对风潮的扩展。在反对升级为威吓后，杭州的会场建设受到了一定影响，[59]关于会议将流会的种种传言也甚嚣尘上。[60]

反对风潮对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以及会议准代表，也是一个挑战，事关他们对于学会及这种国际交往形式之信仰。准代表及其他担任会议论文准备工作的学者屡次收到反太平洋国际学会联席会议等组织的来函或通告，警告其不要参加会议，“致隳清誉”。[61]中国代表更是被斥为“帝国主义走狗”或“帝国主义者走狗之走狗”。[62]新闻界亦对这些准代表是否出席会议表示关注。可能部分由于这种舆论压力，一些初次被选为与会代表的学者，如杨杏佛、蒋梦麟等公开表示辞谢代表身份。[63]相对而言，那些老会员，尤其是有出席会议经历者，因对学会的情况有更深切的了解，所受舆论影响也较小[64]。曾两度担任中国代表的陈衡哲在接受采访时虽表示将不参加会议，但对反对风潮并不以为然。[65]总的来说，反对风潮对代表选派及论文准备造成了一定影响，但相关工作始终仍在按计划进行。

在反对太平洋学会在中国开会风潮中，新闻界的态度也值得一提。新闻界既是太平洋学会及其反对者争夺的对象，也代表了论争双方之外的另一种立场。以几家报纸为例：国民党各级机关报的立场多是反对太平洋学会的，姑且不论；其他各大报纸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和反对风潮的看法差异颇大，然而基于不同的出发点，它们却得出一个相近的见解，即反对在中国开会的做法不可取。《北平晨报》对反对太平洋学会风潮表示同情，但认为一味反对在中国开会是消极、闭关的做法，应该采取积极手段，联络平等待我之民族，一同监督该会之言行。[66]《时事新报》对学会所标榜的学术机构、私人团体的身份提出质疑。但又认为，在中国开会事已由政府知照各国代表，无故取消是国际失态。“与其反对开会，毋宁为努力之工作，如研究议题，注意代表人选，及监视出席者之举动，此皆为国民之责任。”[67]连载于《申报》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之回顾与前瞻》提出，近来出现的反对风潮应由上届太平洋会议之日本代表完全负责。一切国际组织，本无绝对利害可言，亦不能因噎废食。外交上的胜利在于本国之努力，对于该会，国人应淡漠视之，既不应把它当作扶困济危之活佛，也不必“力予反对”。国人应在诚意款待之余，监督该会，使之纳入正轨；中国代表，应做好研究准备，并将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下所受苦痛，敷陈于大会。[68]

自反对太平洋学会的风声乍起，南京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一直未做任何表示。随着反对风潮的扩大，及越来越多的下级党部的卷入，政府及国民党中央的态度即成为关键。8月上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下达指令，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杭州开会事，“本党可置不理”[69]。然而真正促使其亮明态度的一个因素是方济生在杭州、上海等地公然声称将联络东方革命青年，以血与帝国主义者相周旋，从而在一定范围内引起恐慌。[70]9月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训令，警告方济生，对于太平洋学会问题，“不得违抗中央指令，鼓动风潮也”[71]。14日，蒋介石在第一二九次中央纪念周上演讲《太平洋国际协会之性质》。演讲所针对的，正是倡议反对太平洋学会在杭州开会的少数国民党党员。蒋介石提出，在了解太平洋学会真相之前就遽然表示赞成或反对，是失于盲从、妄动。太平洋学会由各国国民发起组织，目的在以国民资格研究国际间各种问题，推究解决方法，并增进国民各国国民之感情，“并非某国藉以侵略某国之工具”。“此种团体，吾人不惟不宜反对，并宜充分赞成及奖励，以促进我国国民外交与民族运动之成功。”“吾人应随时随地应用机会，充分宣传”，使各国国民了解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下之处境，以引起国际同情。“如不问其有无侵略野心，亦不问其是否表同情于中国，苟为外国人，则一律自目之为帝国主义者”“将尽变友为仇，而更置我国于孤立之境”。“吾人求国际平等，必得自身之努力，固不能专事外人之同情，然亦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而绝人之同情。”此次太平洋学会在中国开会是受政府之邀，“政府之为此，实欲联络国际间国民之感情，且藉以宣传我国之不平等地位”，“且党部与政府意志应统一”，党员应“勿为反对派反宣传之利用，盲从妄动，以自暴露其弱点，徒为他人所讥笑”。[72]

此演说词发表后，《大公报》等表示赞同。《大公报》提出，“夫民族建国，自不能倚赖外人，然国际同情，则亦势所需要。”“中国近年在国际间，实孤立无友，中国政治及社会状况，失去各国一切倾向之人之尊敬与同情。故努力改革之需要切矣；而承袭容共时期之大言壮语，岂不更索然寡味乎？”[73]而持续数月的反对太平洋学会在中国开会风潮亦在蒋介石的演说之后逐渐平息。

纵观此次反对风潮，它缘起于太平洋学会京都会议，而在两年后杭州会议前夕对会议及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造成了一定冲击。尽管中国分会对此未免感到冤屈，[74]但事实上，此风潮亦非空穴来风。

首先，上届会议，尤其是会上中、日两国代表围绕东三省问题的论战及日本代表的言行，给中国各界留下了不良之印象。故而有论者提出，此次反对风潮日本代表实难辞其咎。[75]

其次，太平洋国际学会自身也具有一些晦暗不明的,甚至矛盾的特质。其中之一即与学会关注的问题有关。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自第二届会议起，太平洋学会以政治热点为研究中心的趋向逐步加深，而学会内部围绕此趋势一直存在意见分歧。京都会议后，学会自身也意识到，处理带有强烈政治论争色彩的主题容易使人对学会的性质及目的产生误解。[76]也在这个时候，中国分会因受到种种批评及误解，为削弱自身政治色彩、突出学术特征起见，于1930年底1931年初将名称由“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改为“太平洋国际学会”。[77]学会固然以学术团体相标榜，且确实主持了大量学术研究工作，然而，一方面，学会关注的仍是带有浓厚政治论争色彩的问题，另一方面，其研究活动相对不为人所知，因此，学会的“学的“学术”身份常遭到质疑。有人提出，学会自居于学术团体，但热衷谈论政治问题，其性质“异常不明”，“不能不令人怀疑该会，蒙学术之假面，玩国际政治之把戏”[78]这也是那些反对者指责学会是“帝国主义代言者”的原因之一。

再次，反对者所提出的学会的一大罪状是朝鲜代表被摒于会外问题。朝鲜代表团出席了学会前两届会议，在会上曾公然指责日本侵朝政策。第二届会议后，在制定章程时，学会妥协于日本分会的要求，将会员资格规定为以国家而非民族为单位。因此到了第三届会议时，朝鲜代表的出席资格就成了问题。朝鲜代表的遭遇在中国广受舆论界之同情。学会被指为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其主要根源也在于此。

然而，东方问题研究会等组织出于反帝的立场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开会，其出发点不无让人同情之处，而其言论与采取的方式则亦有过激的地方。反对开会风潮中既有一定的盲目排外的成分，也有人云亦云、附和盲从的现象。更重要的一点是，反对者对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性质、工作方式存在诸多的误会与不解。

对于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在华开会风潮，国民政府从外交全局出发，出面进行干预，使风潮逐渐平息。但反对风潮的平息并不意味着社会舆论一转而成为信任和支持太平洋国际学会者。对于学会来说，能否摆脱各种负面印象，即将召开的会议是一个关键。

四、九一八事变的影响

自1929年京都会议以来，中、日两国会员围绕东北问题的论争成为太平洋国际学会双年会上一个突出的现象。1931年，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相继发生，中日关系日形紧张，两国会员的关系也变得十分敏感。尽管有观察家推测，1932年将有重大意外事件发生，[79]但在杭州会议开幕前夕，没有人料到这种意外会突然降临。对于以实现太平洋地区民族和解为诉求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亦是如此。

据《密勒氏评论报》的鲍威尔回忆，会议前夕，一批学会职员先期抵达中国进行筹备工作，其中包括美国著名新闻人罗维尔（Chester Rowell）。一次，在宴请上海新闻界时，罗威尔发言阐述学会工作的目的，其中提到学会力图（至少在太平洋范围内）制止另一场大战的发生。当他演讲完毕，鲍威尔提问道，如果学会开会时，中国和日本发生了战争，学会将如何应付？鲍威尔回忆说，罗威尔，长期以来美国西海岸公认的最佳宴会后的演说家，一时语噎。想了一会儿，他大声断言：“战争将终结一切！”然后坐下了。[80]

这好像是一个预言。蒋介石关于学会性质的演说余音尚在，反对太平洋学会风潮正在平息，各国代表已在来华途中，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无论对于“以研究太平洋各民族之状况，促进太平洋各国之邦交为宗旨”的太平洋国际学会，还是对于素以“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或“具有国际思想者”自居的中国会员，九一八事变都是一次考验。[81]

事变爆发后，日军大肆侵略东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全中国范围内反日民族情绪日益高涨。在此形势下，中国会员最初的反应是，“我们觉得自沈阳事变之后，我们实在没有与日本会员共聚一堂之必要了！甚么国际谅解，甚么国际亲善，都不是一些骗人的话吗？我们自然承认在日本国内亦有开明的份子，不过正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时候，静悄悄的坐下来研究国际问题是不容易做到的。”因而许多人主张取消会议，或将会议延期。

23日，胡适、陶孟和与颜惠庆[82]由北平共发一电给分会：“鉴于日本军阀侵占满洲，我们相信此次会议对于中日关系很难达成共识，故建议会议延期。”[83]《中国评论周报》提出，“遵循一贯的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立场，我们曾奢望日本政府中负责、明智的份子能够说服那些军国主义者放弃武力”，而事实证明，“那些军国分子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事已至此，我们建议学会负责人，要么驱逐日本代表，要么取消会议。”[84]23日，担任会议招待主任的虞洽卿表示，“在此生死关头，唯有暂行停止此项会议，故本年大会，中国决予停开，业已通知各国代表。”[85]随即，在杭州的筹备工作也中辍了。

日本代表出于对人身安全的担心，拒绝到杭州开会。[86]同时，他们提出，鉴于日本代表不能出席，日本对于远东问题的立场缺少了发言人，这对日本不公平，因而也建议会议延期。[87]有日本代表中有提出会议改在上海召开，也有人主张在中立地点如菲律宾举行。[88]他们提出，若会议终究抛弃日本代表而召开，日本将永远退出太平洋学会。[89]

中、日代表在开会问题上的意见冲突使太平洋学会第四届会议乃至学会本身再度陷入危机。如果说，不久前的反对在华开会风潮是来自学会之外的冲击，那么此次会议延期，甚至流会的危险则是来自学会内部的考验。这种形势对一个以处理太平洋民族关系、促进和平为宗旨的机构，也是挑战，即：学会所倡导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是否只适用于和平时期，而在危机发生时则失去了效用？[90]学会是否能继续推进自己的工作，尤其是赓续不断的研究计划？

接到中、日两方延期建议后，太平洋理事会主席格林（J. B. Greene）等决定，是否开会问题留待即将在上海召集的理事会会议最终定夺。10月2日，格林等抵达上海，在接受采访时，他“力言展期或停止开会之说，全无根据” [91]。

尽管有个别西方代表表示，若中国代表不愿与日人合作，将说服日方不要出席。[92]但是太平洋学会仍希望中、日代表共同出席会议。格林认为，在有关中日关系的讨论中，中、日代表“无论哪一方缺席都会对双方造成遗憾，因为缺少任何一方的代表，都将使讨论受到局限。”在中日关系以外，还有许多问题，也迫切需要各代表相互交换信息与见解。他提出，当此特殊时期，这样一个会议是有益的。[93]为促使中、日代表共同出席会议，学会一方面与中、日两国分会进行接触，并居中斡旋；一方面，也开始酝酿将会议改为一个非正式的、变更的形式，着重探讨基础性动、长时段的问题。[94]

当中国分会决定建议会议延期后，也有一些现实的问题摆在他们眼前。首先，欧美代表，都应中国之邀远道而来，如若延期，这些人恐难以变更行程，再度赴会，况且这些代表已在来华途中。[95]其次，会议的延期会对学会的工作造成影响，尤其将中断学会年复一年的研究计划。[96]再次，一些中国代表认为，此次会议是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要求提出讨论之良机。[97]

9月底10月初，会议筹备委员接到国民政府的劝勉电。经筹备委员会、中国分会开会讨论，决定恢复各种筹备工作，会议将如期在杭州举行。[98]分会通知格林：考虑到会议的延期或取消将打断学会在研究、出版、文献收集等方面的工作；并会给学会造成只关心当下政治问题的错误印象；又考虑到各代表已应邀抵达，中国分会愿意接受学会的最终决定。[99]

13日，太平洋理事会会议决定，会议以一个变更的形式召开，为各代表的方便和安逸起见，会议地点由杭州改到上海。中国代表接受了会址的变更。日本代表也决定参加会议。于是，在距开幕日期仅剩一个星期的时候，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会议终于得到了保全。学会指出，会议能够跨越重重阻碍，应特别归功于中国和日本会员。[100]

对于中国会员来说，从最初面临民族危机时，受朴素的民族情绪、爱国心的促使而做出会议延期的决定，到最终与日本代表坐到同一张会议桌前讨论太平洋国际关系，他们也经历了一次考验。正如徐新六所说，这种形势对其的国际主义信仰提出了挑战，“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即国际主义是否是可行的？一个具有国际思想的人，在事关是与非的问题上，即使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是否亦不做任何妥协。”[101]他们最终决定参与会议，其出发点正如胡适在大会开幕式上所说“在承平的时候，凡自命为有国际思想的人，不应该在黑白不分意气用事的当儿，放弃它们开诚布公静心探讨的态度”[102]。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在面对危机与灾患的时候，依然以平心静气、谨慎客观的学术态度，从事对太平洋国际关系问题的探讨，这样才有助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并最终促进太平洋民族关系的改善。

五、小结

以“研究太平洋各民族之状况，促进太平洋各国之邦交”为宗旨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促进太平洋区域各项问题研究方面卓有成效。即以中国分会而言，在1930至1931年间，它在组织、推动对本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一些专题性问题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

为了推行国民外交，增进外界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分会及国民政府邀请学会第四届会议在中国举行。然而，就在会议开幕前夕，会议与分会接连遭遇了两次危机。首先是东方问题研究会及各地党部等团体，出于对学会上届会议的不良印象，在各地掀起一股反对太平洋学会在中国开会的风潮。风潮虽经国民政府干预而平息，但它对学会造成了一定影响，尤其是为学会带来了不利的社会舆论。第二次危机则是九一八事变之爆发。由于中、日两国会员间关系紧张，会议再度有延期甚至流会之可能。学会及中、日两国会员都在是否开会问题而遇到了挑战。最终，在学会及中、日代表的共同努力之下，会议终于能够如期举行。

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会议两度面临流会的危险而最终得以开幕，由此，亦可证明学会本身具有一定价值，而为一部分人所认可。应该说，危机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中国分会及其会员。他们出于对学会之于太平洋民族睦谊的作用的信仰，顶住了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压力，促成了会议的最终举行。另外，国民政府在其间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国民政府为推进国民外交，以为政府外交之后援，大力支持会议之举行，并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当然，学会总部及其他分会的会员对促成会议召开也做了阻挡的努力。

中国会员面对民族危亡，在是否参加这样一个国际会议上，经受了考验。他们最终决定以平心静气的、谨慎客观的学术态度，参与对太平洋问题的探讨，相信这种态度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以及太平洋国际关系的发展都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