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江西、福建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土地革命运动，并形成全国最有影响的苏维埃区域——中央苏区，东南地区尤其是江西、福建的土地占有状况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几十年来，关于这一问题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问世，但由于对资料挖掘、利用、分析的限制，具体、细致的说明尚嫌不足，相当部分著述对土地占有状况及土地革命成因的描述因因相袭，缺乏实证性的史实支撑。国外相关论著则由于史料的缺乏及建构体系的冲动导致太过浓烈的假想特征。[1]本文悬探索土地占有与土地革命关系为鹄的，以土地革命中心区东南地区作为考察对象，主要考察江西、福建、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数省市[2]，希望通过对已搜罗的相关史料的鉴别、分析、研究，在已有成果基础上，努力呈现和历史资料提供的事实更相契合的解释。

一

关于江西、福建这两个土地革命基本区域的土地占有情况，有来自多方面的不同材料。理论上说，当时所作调查应是最准确的，这方面，中共方面材料以毛泽东所做一系列调查最具参考意义。从数据最为详细的寻乌调查看，当时寻乌全县农村人口成份是：地主占3．445％，富农占4％，中农占18．255％，贫农占70％，手工工人占3％，游民占1％，雇农占0．3％。土地占有情况是：公田占40%，地主占30%，农民占30%。[3]中共赣东北党对江西乐平的调查显示，该地土豪、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的占地比例分别是2%、40%、30%、5%、5%。[4]中共有关报告提供的江西万安农民成分是:自耕农约30%，半自耕农约45%，佃农约13%，雇农约7%。[5]

当时，一些有关机构也对土地占有情况作过调查。据1933年福建上杭的调查，该县43293户居民中，地主占3.6%，占地30.5%；自耕农（实际即富农和富裕中农）占5.3%，占地5.4%；自耕兼租种农户占88.4%，占地64.1%；佃农占2.7%。[6]福建龙岩1943年调查自耕农、半自耕农占66.62%，佃农占33.38%。[7]江西省193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该省自耕农占农户总数的28.7%，半自耕农占34.2%，佃农占37.1%。[8]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调查江西、福建两省1934年自耕比例为：54.9%、60.67%，佃耕比例为45.1%、39.33%。[9]这些调查结果显示的数据虽然在分类上有所区别，但从不同角度反映的土地分配状况是相近的，即以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人口多数，地主占有远超过其人口比例的土地，一般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也拥有相当数量土地。

南京政府土地专门人员所作的江西土地占有情况调查较多强调土地的分散情况，其对江西新干的调查结果显示：“新干第四区谦益村，自耕农占百分之四一点二一，半自耕农占百分之四六点二一，佃农占百分之八点四九，雇农占百分之三点六四。”[10] 这一数据中，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虽然这和福建上杭调查有相似之处，但和江西全省数据有一定差异，不排除其在选样上有偏向自耕农占优势地区的可能。因此，他们的调查结论多是：“安远、寻乌、信丰三县，大都聚族而居，各村之土地，为各村民所有者，占大多数。”[11]“莲花、永新、宁冈三县，以前均系小农作业之自耕农制，纯粹收租之地主，与贫农立锥之佃农，均占极少数，大地主制尤为稀少。”[12]其调查结果具体可列表为：

表一、江西部分地区土地占有状况调查

从上表看，各地拥有土地的农户达到总数的90%左右，完全无地的农户数量不多，在10%以内或稍高，但拥有5亩以下土地的缺地少地农户比例很高，普遍在70%以上，证明农民缺地少地的现象还是很严重的。虽然，这些调查在对象选择和数据统计上可能不无偏颇，如只是对不同土地占有量的户数作了统计，却没有对其土地占有数作出说明，有意无意模糊了土地占有的不平衡。但有理由相信，它仍然反映了江西土地占有的部分实况。

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上述数据可以得到当时中共内部有关报告的证实，如关于湘赣边苏区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到：“边界的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13]，江西万安也是“自耕农占全县人口大半”[14]；另方面，我们还可以把上述调查数据和1950年前后江西、福建土地改革专门机构在农村所作的一系列调查加以对比，相互得到印证。虽然由于时代的不同，两者间不一定具有完全的可比性，如可以发现，在不少地区，1940年代末的土地集中程度略高于抗战前。浙江丽水城区第一、第四行政街地主抗战前占地661.4亩，抗战后达到837.2亩，占有率提高了13个百分点。[15]江西丰城小袁渡乡战前地主占有土地（包括公田）达28.72%，解放前夕为30.5%。[16]不过，相反的例子也并不罕见，湖北二十个典型乡土地一般集中区战前地主富农占地32.29% ，解放前夕为28.95%。[17]浙江丽水南明乡4个村1939年地主、富农占地高达64.48%，1948年为58.82%。[18][NextPage]

总起来看，无论是集中或分散，抗战前和解放前夕两时期偏差不是十分剧烈。由于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状况，如果从大的范围衡量，总体上增减变化应不会很大，1940年代末的数据基本尚能代表1920—1940年代土地占有状况。[19]下面二表所列就是以1950年前后闽、赣两省土地改革专门机构调查结果形成的综合数据：

表二、福建土地占有情况调查[20]

*该数字包括雇农。

表三、江西土地占有情况调查

*该列数字为抗战前数据。

从上述调查材料看，占人口7%左右的地主、富农占地最多的超过60%，最少的仅6.3%，规模较大、较具代表性的两个调查中，福建66县不到20%，江西28村则为30.4%。江西丰城小袁渡乡抗战前地主占地包括公田在内为28.72%，被认为是“土地集中程度为一般乡”[35],可以看出，这些数据基本是以30%为中轴。相对而言，占人口40%左右的贫雇农占地数据比较一致，多在20%左右。将上述数据和前述多种调查综合看，闽、赣两省农村以自耕农为主的构架可以成立，以往关于地主、富农占地80%以上的说法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在有关调查中并没有得到证实。[36]江西宁都刘坑乡是上述数据中地主占地唯一超过60%者，但该统计包括公田[37]，且该乡地主出租土地中有70%属于皮骨田，即业主占有田底权（所有权），佃农占有田面权（使用权），佃农租额要比一般的皮骨全田低20—30%，这和一般意义上的地主占地有一定区别。[38]所以，严格说，这一统计应有一定水分。事实上，土地改革前江西有关专业部门的调查结论就指出，江西“从全省范围来说明，估计地主土地约占百分之二十五，某些地方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甚至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富农土地约占百分之十五，某些地方可能占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公田约占百分之十，某些地方可能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个别县区约占百分之四十以上”[39]。这一结果，和近年学者提出的全国范围综合估计地主、富农占地约50%的结论比（有理由认为，这一结论可能还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高估），闽、赣两省地主、富农占地比例较之全国并不算高的。无怪乎1950年代初湘、鄂、赣、粤、豫五省农村进行的调查中，江西和河南一起，被列为土地较为分散的地区。[40]而从江西、福建两省调查材料看，福建土地集中程度其实还要低于江西。[NextPage]

二

闽、赣两省调查材料所反映的土地占有状况，如果放到更广大的东南地区加以考察，可以看出，其所反映的现实，在东南地区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关于1920—1940年代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状况，20世纪上半叶有众多的调查资料，其中，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方法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不少调查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调查没有采纳这一观念，他们以纯客观的姿态展开调查，以地主、自耕农、佃农作为中心概念，将农户以占有田亩大小而不是以阶级进行类别划分，根据他们的调查，东南地区各类农户所有田亩基本状况如下表（括号内为占地百分比）：

表四、东南地区各类农户所有田亩调查

*包括5亩以下农户。

**此为20亩以上所有农户数。

***该列为占地数据。

将上述数据和前述闽、赣两省的调查结果比，两者间具有很大的相似度，即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户占据农村中的大多数，缺地少地问题不容忽视；拥有较大规模土地的农户数量很少，土地则相对较多，不过土地集中也还有限，自耕农占优势的状况体现得相当明显。事实上，当时关于东南地区自耕农比例的专门调查数据也显示了自耕农在农村中的优势地位：浙西75村中，自耕农占32.9%，自耕农兼佃农占30.4%，佃农占36.7%。[46]南京汤山自耕农占61.4%，自耕农兼佃农占29.7%，佃农占8.9%。[47]江苏句容自耕农占57.2%，佃农占15.79%，自耕农兼佃农占26.98%。[48]

以农户占有田亩多少为依据考察农村土地占有关系，虽然避开了阶级这一被当时有些人认为存在主观倾向的概念，但确实也存在一些未能克服的问题，一是这些调查普遍没有注意到村外地主的土地占有情况，而村外地主在许多地区土地占有中拥有着不可忽视的份额；二是以农户标准而不是以人口为标准在当时家庭结构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不能完全正确反映人均土地占有情况，同时忽略农民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也不能对其与土地的关系作出准确说明。因此，客观地看，1930—50年代初，根据阶级分析方法所作的一系列调查是值得重视的，尤其是1950年代前后中共土地改革部门为配合土地改革而进行的一系列调查更具全面性、客观性，下列数据基本取自于这样一些调查材料。[49]

表五、东南地区土地占有状况调查[50]（一）

从上列数据看，地主、富农占地在30%-40%间的乡村占据大多数，低的在20%左右，40%左右者居多。不过，在土地集中地区，也有部分村庄地主、富农占地在60%左右，如常熟7村地主、富农占地达59.52%；被认为“可代表徽州专区土地集中的部分地区情况”的一个实例的安徽屯溪隆新乡徐村，该村地主占地56.56%；富农为6.54%；两者占地总数为63.1%。[58]不过，即使是这样的集中区，地主、富农占地总量也没有达到80%。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江南地区普遍存在一个庞大的公田占有制[59]，加上中农在这里发育也较为良好，这两者占地比例相加一般就在40%以上，再加上贫农及农村中其他一些非主流的社会阶层占地，地主、富农在江南农村普遍占地比例应不可能超过40%。[NextPage]

当然，在具体调查中，地主、富农大比例占地的个案确实存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3年对浙江龙游所作调查中，显示该县为浙江土地集中区（所调查四县中最集中者），在其选样调查的8村305户中，土地占有集中程度十分严重，占户数13.21%的地主、富农占地高达82.63%。[60]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其对龙游全县3.3万余户村民的调查，发现有田千亩以上者5家，500—1000亩者20家，200—500亩者约20家；而在选样调查的305户中，有田千亩以上及500—1000亩者分别有一家，200—500亩者有4家，选样调查户数不到全县总户数的1%，而大地主户数占到全县13%，显然选样调查中的大地主户数比例要大大高于全县的比例，这必然要影响到调查的代表性。因为，在同一地区，土地集中情况往往会存在很大差距。同样是浙江龙游，1950年该省土地部门展开的调查显示，这里既有地主、富农占有田亩高达82.95%的村庄，也有全村554口人中没有地主，仅有富农占地13.22%的村庄。[61]因此，如果在个案调查中选样出现偏差的话，很难保证其能代表该一地区的实况。由于此，集中的、大规模的统计资料对正确认识当时土地占有状况具有重要意义，下面表中所列材料相当部分可以满足这一要求：

表六、东南地区土地占有状况调查（二）

从该表提供的数据看，其调查规模都比较大，而其数据所反映的情况也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地主、富农占地普遍在35%左右（最高39.87%、最低27.43%）；中农占地数量和地主、富农占地数接近，但人口比例大大高于前者，一般达到30%左右；贫农人口最多，接近总人口的一半，但占地很少，在15%—20%之间，由于上述数据有广泛调查作背景，且和个案调查中的多数结果也可相互引证，应该有相当的可信性。

综合多种调查材料看，东南地区乃至长江三角洲土地占有不如学界普遍描绘的那样畸形[66]，集中占有巨大规模土地的大地主很少，占有数十亩土地的中小地主占据绝大多数，有些村落甚至没有地主。上海南汇“整个东祝宅没有一个地主……我们邻近几个村也没地主批斗”[67]；福建崇安“阶级划分亦不甚显著”，“官埠头、官庄、黄龙洲三个村落到1952年土地改革时，均没有村民被评上‘地主’或‘富农’成分的”[68]；江西瑞金象湖镇黄埠头“八百口人，没有地主，有两家富农”[69]。

肯定这一地区土地集中的有限性，并不等于从总体上否认这一地区存在土地占有严重不平衡现象。有意思的是，当时来自各方面的多个报告都提供了现在常被认为是土地集中并不十分严重的数据，但调查者往往都得出土地分配非常不均的结论。[70]在被一些不无片面的夸大的宣传数字误导多年后，也许当时的实际数字已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会被作为相反观点的论据。其实，应该说，在这些更符合农村实际状况的数据后面，体现着的仍是农村占地的不平衡局面。这一点，从各阶层人均占有土地数中可以得到更清晰的反映。

表七、地主与贫农人均占地比较

*为贫雇农综合计算数。

由上表可见，地主人均占地一般在贫农的10—30倍，少数地主、富农占地极不集中地区这一比例在10倍以下。福安南塘保贫雇农人均占地0.39亩，地主为5.81亩，是前者的14.9倍，这在闽赣两省农村中被认为是属于一般集中的，是较多出现的比例。当然，还有许多地区远远高出这一比例：安徽屯溪隆新乡徐村地主人均占地25.21亩，是贫农人均0.28亩的90倍。[77]江苏无锡堰桥乡二个村地主人均占地21.59亩，贫农人均0.08亩，地主是贫农的270倍。[78]浙江松阳县望松乡8个村的调查更提供了一个极端的例子，该地地主、富农占地高达87.5%，地主人均占地42.33亩，贫农人均0.11亩，地主与贫农比高达384.8倍。这一调查中，甚至地主和富农间人均占地也有很大差异，富农人均占地仅1.85亩，地主是富农的22.88倍。[79]

多种调查材料显示的地主与贫农间人均占有土地的差距，隐含了土地革命的可能。可以看到，在东南地区大多数调查中，占人口一半左右的农村贫困阶层，其人均占有土地不足一亩，安徽芜湖十里区杨埠村贫农人均甚至只有0.05亩土地。[80]以当时的生产能力，这样的占地数量不足以保证基本的生存。而如果以人均均分土地，当时东南农村人均普遍能达到两亩左右，勉强可在正常年景维持温饱。因此，当土地革命以平分土地相号召时，其对多数农民产生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而人口膨胀、战争、政府政策及国际环境影响形成的生活困窘，更埋下了农民求变情绪的根芽。[NextPage]

三

说到农民的生活水平，应该说，中国农村中，东南地区自然条件优厚，农民生活压力是相对较小的。根据江苏句容1930年代的统计，这里3%为富裕农户，23%为小康农户，34%为自给农户，贫穷农户为40%，[81]能够维持温饱的农户占到相当比重。即使是井冈山根据地中心的宁冈，中共有关报告也谈到：“宁冈出米，每收获一年可够两年之吃，以是农民都家给人足，有性颇懒……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除遂、酃、茶、莲之大部外，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82]不过从总体看，1920—1940年代东南农村的贫困局面，仍然得到许多调查材料的证明，这其中既有中共影响下的调查，也有超越政治立场的各种调查。

在众多关于农民困苦生活状况的史料中，农户普遍的负债情形最直接显示出农民不佳的经济状况。1950年代初调查显示，解放前夕负债农民占据相当比例：

表八、解放前夕东南地区农户负债情况调查

*该列数据为地主、富农等之外普通农民负债数，因地主、富农户数有限，总数据应略低一些，但不会有太大偏离。

从表中看，农户负债比例在30—50%者居多，考虑到有些赤贫户失去了举债能力，有近一半的农户实际处于不得不依靠举债维持生存的状态[91]，而这一严峻的局面又是处于高利压力背景下。江苏句容农户借债月利平均达2.7%[92]，浙江嘉兴有60.36%的私人借款月利为2%[93]，赣闽边区农村现金借贷年利多在20—30%间[94]，这样的利息水平在当时尚属正常。粮食借贷利息更高于借款，根据1933年12月的调查，苏、皖、鄂、湘、赣、浙、闽7省平均月利达6.34%（全国平均7.1%）[95]，借贷一年，归还时要增加近80%。在农村普遍陷于困窘的背景下，负债户还涉及到农村的各个阶层。浙江兰溪调查的 2045户中，负债1168户，占57.11%，放款160户，占7.82%。其中，地主兼自耕农负债户数比最低，但也达到32.52%，佃农最高，为77.8%。[96]包括地主、地主兼自耕农、自耕农、佃农等在内的各类农户中只有地主兼自耕农有盈余，其他地主、自耕农多各类农户均亏损。[97]安徽铜陵玉峰区东家店村负债户为38.82%，其中地主负债户为36.36%，富农为68.42%，贫农为52.99%。[98][NextPage]

近一半农户不得不忍受高利盘剥借债，和农民低收入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江西看，1932年时，“每田一亩，收谷一担半至两担之谱，以刻下谷价计，可得四元至五元之代价。耕种工价约一元二三角，收获工价为七角至一元，种子约二三角，肥料约五角上下，田赋及捐税约三角至五角，耕牛工资约二角至三角。除去上项开支外，所得无几。”[99]经济相对发达的江苏农民也困难重重：苏州一家富农“五个人的家庭种了30亩田……总计一年胼手胝足的收入是690元。至于支出方面，每天吃米五升，合五角，伙食、零用二角，牛料二角，一年合计324元。田里用的肥料，每亩每年五元，30亩是150元，修理房屋农具船只，每年100元，一起加上去是574元。”[100]这样一年下来只有百余元剩余，这还不包括日常生活用度及缴纳赋税、应付摊派的各种费用。

从当时的各种数据看，一般农民要维持温饱难度确实较大。以1930年代初的成本核算，江苏常熟一五口之家租入土地20亩，需交纳地租33元，其他生活生产、捐税等费用73.9元，总计支出106.9元，而收入只有102元，入不敷出4.9元。[101]福建莆田“佃农通常能耕三亩田。每亩在莆田好的年可收七担（平常的只有六担）谷，交地主租三担，余四担可卖十六元（好价时）。每亩肥料要四元。耕牛犁田二元二角，种子一元八角，其余外每亩只能剩七元，耕三亩田可得二十一元，这是最好的收获。天年不好，水旱来时，或患着疾病，那就要亏本了。”[102]浙江嘉兴的调查也表明，包括自耕农（自耕农中的大经营一般可对应为地主）、半自耕农及佃农在内的各类农户支出均大于收入，农户饮食费占到生活费总数的68.99%。[103]在这种状况下，大多数农民生活相当困窘：福建莆田盐田人民“常年都是吃甘薯，除非是年节讨老婆生儿子才有三、二顿饭”[104]。福建福安南塘保1950年春调查，337户人家中有4户出卖儿女，15人出租老婆。[105]江西瑞金陶朱甲94户人家中,一年中缺粮3—5个月的达到76户，够吃用的只有6户。[106]满铁的调查报告更强烈地表达了对农民恶劣生存状况的惊异：“他们忍受这种贫穷还能生活，但是他们将来还能忍受这种贫穷吗？”[107]

反映农民生存状况恶劣的并不仅仅是普通农民的困窘，事实上，当时代表农村富裕阶层的地主、富农也每况愈下。无锡农村地主、富农1929年人均收入分别为357．11、139.98元，1936年为305．83、134．47元，1948年下降到187．18、104．32元。[108]两者收入都呈现大幅度下降趋势，地主降幅更高达52.4%。地主、富农的收入下降，和农村经济遭受整体破坏有直接关系。江苏句容“按租钱与地价的比例论，地主投资买地每年所得的利息，不到八厘。完粮纳税须得费去二厘，收入净数不过六厘，有些时候连这点微利也收不到”。[109]南京汤山调查发现：“照常理说，兼佃农及纯佃农之农场支出，应比自耕农之农场为巨，因彼等须缴一部分田地或全部分田地之租金也。此次调查则以自耕农之农场支出为最巨。盖自耕农之田赋及工资支出，占农场支出之一大部分，而兼佃农及纯佃农之租入田地，因天旱歉收，多不能照约缴租，故每亩之支出减少。”[110]由于农民收入下降，地主租佃收入越来越难保障，而税赋却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己寥若晨星”[111]。当时不少人都注意到：“留居乡间之中小地主，日渐没落，其自身反受高利贷之压迫。今年农民新华两银行之抵押放款，几全以地主为其对象，且所借款项，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抻会及各种消费事项。”[112]即使是真正的财主，为维持财产，也多不敢豪奢,福建惠安后楼村最大的盐主庄国宗拥有四百多坎盐田，“平时三餐都吃地瓜干……初一、十五、年节、生日就吃两餐米饭，一顿地瓜粥”[113]。浙江衢县白渡乡上埠头村抗战前有8户地主，战后因“苛捐杂税、抓丁派夫，货币贬值等故”，“破产二户，财产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六户”[114]。对此，费孝通曾有精当的描述:“有限的土地生产力和农民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准是经不起地主阶层们的挥霍的。把中国一般中小地主描写成养尊处优、穷奢极侈的人物，我觉得是不太切当的。‘一粥一饭’式的家训即使不能算是实况的描写，地主阶层平均所占的土地面积也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所能维持的也不能太过于小康的水准。”[115]

不断加重的农村负担对地主、富农收入冲击最大最直接。清末以来，由于内外环境恶化遭遇的财政经济压力及民国初期的政治混乱，农村负担明显加大。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正税基本保持稳定同时，各种附加税和摊派又大大增加，农民负担继续加重。以江苏武进为例，1926年该县田赋契税附加总计188963元，1929年猛增到485342元，1933年更高达749085元，7年内增加近4倍。[116]19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政府财政对农村的依赖和榨取日甚一日，赋税及各种摊派继续增加，农民负担呈现不断加重的趋势。论者指出，1946—1948年间，江南一带田赋比1933年增加了170%。[117]由于田赋及一些捐税是以田亩为单位征收，在赋、捐不断增加情况下，占有田亩较多的地主、富农负担相应增加。浙江崇德摊派公债“均以有田五亩以上为标准”[118]；江西兴国在决定缴纳摊派款时也强调应“首由富户认定，继分甲乙丙丁等级摊派”[119]。

除应付必需的各种支出外，在社会不靖的情况下，地主、富农还要承担许多额外的开支：“有队伍来时，保长带人来，还要交一点。我们（指普通农民——引者注）交得很少，地主、富农交得多……都是土匪队伍来收。”[120]不少调查材料都证明了地主、富农承受的压力：浙江丽水城区第四行政街解放前各阶层收入总数410373斤谷，各项捐税负担总数77871斤，平均负担额为18.97%，其中地主25.9%，富农9%，中农26%，贫农15%，雇农2%。[121]江苏武进县梅港乡第二保田赋及捐税的负担情况是：地主、富农平均每人负担0.95石（折米），每亩负担0.238石；中农平均每人负担0.455石（折米），每亩负担0.32石；贫农平均每人负担0.288石（折米），每亩负担0.343石。[122]地主、富农相比其收入的实际负担要低于中、贫农，但是，人均负担则远高于中、贫农。在土地革命兴起，政府军队活动频繁地区，地主更是不堪重负，军队“要饷要粮草要伕子，都取之豪绅地主，不如意的打骂随之，甚至把做土劣惩办”[123]。不断恶化的处境，使有些地区地主对土地的兴趣大大下降：江西万载中下等田，“地主企图摆脱粮税捐款，只欲收一两元代价，即可成交，然亦无人顾问也”[124]；南昌“下等之地，其地主有愿倒贴数元出卖以图避免捐税者……许多地主宁愿放弃土地不肯登记”[125]；闽北也有报告：“有田之人，多以田产为累，且繁重的租税与低下的农田收益，再复增长其势，故购置田地这一观念，在一般农民中并不发生作用。”[126]

当然，在肯定当时调查材料对农民状况描述总体上可信的同时，也应注意对一些调查数据作客观分析。如浙江大学对兰溪2045户农户负债情况调查结果是：放款56736元，负债210908元，负债比放款高出十多万元。[127]浙江嘉兴5113户的调查负债总额为712167元，放款总额为20524元，负债额为放款额的30多倍。[128]在当时农村金融不发达，农户间借、放款主要为相互借贷的格局下[129]，这样大的借、放款差距难以令人置信。由于农民对调查目的不了解：“疑为收捐之整备”[130]，在调查中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往往“收入项隐瞒不肯实报，支出项目大部实在情况”[131]，这在相当程度上会影响到对农民收支情况的真实了解。客观地看，1920—1940年代农民的困窘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未遭遇大的自然或人为灾害的情况下，农民整体已经无法维持生活。通常，在土地收入难以维持生计时，贫穷农户会设法通过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据调查，江苏无锡一般贫苦农民副业收入占总收入的25%左右[132]；而浙江嘉兴塘江乡贫农的副业收入高的达到其总收入的76%，一般的家庭也在20%左右，远高于全乡平均数6.8%；[133]江西赣县七鲤乡的调查也注意到：“一般农民能以劳力争取自己自足”[134]。另外，生存法则还压迫着农民作出如溺婴这样一些堪称残忍的行为：“穷人家是用溺婴来减少和避免贫穷的压力，所以溺婴在村坊上也是不遭指责的事……做娘的心里是舍不得的，但她晓得，孩子留下来反正也没条件供她吃饱穿暖，养不活还不如死了的好。”[135]在严峻的生活压力下，像溺婴这样极端的行为事实上成为农民维持自己生存的选择，这既凸显着被贫困困扰的普通农民的无奈与辛酸，也使得生存成为可能。[NextPage]

四

由于江西、福建乃至整个东南地区在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中的巨大影响，1920—1940年代这里土地占有及农民生存状况的具体展现，关涉甚大，提供了几个颇有意味也不容忽视的论题：其一，东南地区虽然是土地革命集中爆发地区，但这里的土地集中程度并不像许多论著认为的那样严重，最具影响的中央苏区所在地闽、赣两省在江南更属于土地分散区域，而且根据江西的调查，苏区、游击区和白区各村庄土地占有也与土地革命呈现负相关状态，即苏区村土地集中程度是最低的。[136]有关研究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必然联系的习惯做法，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充足的证据支持。其实，中国农村大地主无论是地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都和普通农民拉开较大，其对佃农的压榨程度往往相对较轻，恰恰是中、小地主在与佃农及普通农民的密切接触中，易于产生利益冲突，把土地集中看作土地革命主要成因的观念并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137]从贯串中国长历史的角度看，贫穷倒确实是农民屡屡寻求变局的一个基础性原因，20世纪以来随着人口增加、外国资本入侵、政治力量榨取形成的农村贫困的趋势，尤其使农民革命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不过，贫穷是革命的温床，但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革命，何况作为土地革命集中地区，东南乃至赣南闽西和中国西北乃至北方广大地区比，生存环境也不能算是很恶劣的。[138]因此，虽然东南地区存在土地占有不平衡、地主与农民间关系紧张、农民日益窘困等种种导致土地革命的因素，但和中国其他地区比，这里并不具有多少特殊性，上述因素不足以说明何以正是在这一地区形成苏维埃革命的巨大声势。

其二，虽然土地集中程度和土地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要理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土地革命的动力，理解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仍具重要意义。如所指出的，东南地区7%左右的地主、富农占地达30—40%，而占人口一半左右的贫苦农民仅占土地的20%左右。地主与贫农平均占地比普遍在10倍以上，相当多的农民拥有的土地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而由于这一地区复杂的地权结构，尤其是公田的大量存在，一半左右的农民为维持生存不得不和地主、富农及公堂土地发生租佃关系，承受着40—50%的租佃负担。在土地分配存在着相当的平均余地情况下，作为基本的生存要素，拥有更多的可以自主的土地是农民衷心的期盼。所以，当土地革命广泛开展后，没收地主土地在农民中平分，对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湘南暴动期间，“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都不藏了，并且看见土豪劣绅即抓，抓到就杀……惟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所分得之土地”[139]。李六如描绘：“打了一些胜仗，革命形势日见高涨之后，一般农民天天跑来问我们：‘你们不是说过大家分田吗？’一面拍我们的肩背，一面笑眯眯的催促。”[140]早期中共土地革命领导人大都意识到：“没有土地的果实，是不能发动群众的。”[141]“普遍的贫农对于土地、财产的要求不消说是为农村革命斗争的中心动力。”[142]对土地的渴望是农民理解、接受、走向革命最直接的利益驱动。

其三，在传统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在常态下往往通过阶层的升降得到某种程度的释放，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确实也提供了这种可能。[143]但是，20世纪上半叶，随着地主与农民关系的不断紧张，这种渴望的方向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如费孝通、薛暮桥所注意到的，农村中各社会阶层间还保留着相当的宗法社会关系的遗存，无锡礼社春荒时节，“某大地主向农民银行抵借六百元，免利贷米，贫农每户借米一斗八升，方能勉强维持”[144]。从1930年代农民离村原因调查看，因灾害、贫穷、农村经济破产而被迫离村谋生的占大多数，而因捐税重、租佃率高离村的分别只占1.6%、0.5%，[145]农民和地主关系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尚在可控范围内。另一方面，土地革命展开前后，在江南农村（无论是苏区或非苏区）我们确实看到了地主与农民间关系不断恶化的种种迹象。20世纪上半叶农村经济衰落和国家政权对农村的加紧榨取，其受害者不仅仅是普通农民，地主、富农在其中也深受其害。作为农村拥有较多支配权和主动权的阶层，地主、富农面对困境时趋利避害的做法往往是设法将负担转嫁到佃农和普通农民身上，并由此导致双方冲突加剧。如当时调查所说：“民国初年地主与农民之间尚有残留之温情关系……迨薛氏（指地主——引者注）衰落，地主与农民间之关系乃由亲而疏，民国十六年后更日趋恶化。在此末日穷途之中，地主即不得不加紧剥削，苟延残喘，农民亦忍无可忍，蠢然欲动。”[146]农村经济的衰落，使地主不得不尽力从农民身上追求最大利益，而这又进一步造成农民处境的恶化，加深其与地主间的鸿沟，为土地革命对地主的剥夺准备了心理基础。

其四，农民与地主关系的恶化，使农民革命成为20世纪上半叶革命的主题之一，而革命潮流又使双方间的对立变得无可选择。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期间展开的轰轰烈烈打土豪农民运动就已使地主与普通农民间关系严重紧张，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开始后，对地主的打击进一步加剧，地主与农民间形成强烈敌对关系。当时有人观察到土地革命前后农民的心理变化：“昔时黄安甚为闭塞，故农民对于有势有钱者，极为崇拜，供奉为天人。匪祸后大不然，对有势有钱者常露悻悻不平之色。”[147]国民党方面不少人则注意到，主要由地主、富农等组成的“各地保卫团痛恨匪共每每肆意烧杀以图报复”[148]；“难民等各村逃出来的人……他们没有纪律，加以报仇心切，所到之处，随意烧杀”[149]。农民和地主间的冲突及地主的复仇行为使地主和占据农村大多数的普通农民尖锐对立，这种对立甚至超过了土地分配的影响：“皖西土地分配得一塌糊涂，最坏的是商城，商城的土地没收了来，每人分一斗田，剩下的让他荒废下去……商城分土地如此错误，农民还是拥护苏维埃和红军，而且在皖西区数第一……商城农民受亲区民团首领顾敬芝等蹂躏太甚了。”[150] 地主的报复使农民除继续跟随中共进行土地革命外别无选择。

在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时，中共成功的策略也对鼓动农民起来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很多记述都提到，农民作为被“发动”的革命者，其阶级意识和自觉的阶级对立是在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取得农民的信任，满足农民的愿望，至关重要。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的第一步，往往是和农民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减租、平谷（限制谷价）、废除债务、抗捐等，这些使大部分农民受益，农民“一尝其味，决不会轻易忘记”[151]。从赣南闽西看，开始多以分谷子相号召，中共各级领导机关都注意到：“大多数贫民对粮食要求非常迫切，所以分谷子这个口号能发动了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起来”[152]；“群众说，只要分得十斤粮，死了一千人都值得。”[153]所以《红色中华》发表文章明确要求：“在分田之先必须要做散发财物——豪绅地主、反动派的衣物、谷、米、猪肉、用具等杂物分发给群众的工作以启发群众斗争，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154]在满足农民经济利益、取得农民信任后，进一步将土地革命推向深入就顺理成章：“早先分地给老百姓，嗯一声，谁也不在乎，给多少要多少……谁也不去看看自己分的地是哪一垅，到种地时，谁也找不上自己的地在哪块。后来又分东西，穷人都分到了东西，心想：‘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装不成了，干吧！’这才和地主撕破脸干起来了。”[155]

其五，和整个中国革命一样，中国农村的土地革命和政治力量的影响、推动密不可分，对相当多农民而言，“他们是希望我们能够替他创造出幸福来，双手送给他，自己参加斗争是太危险了，不划算”[156]。在这一背景下，中共领导开展的政治、军事斗争是将革命推向深入的直接动因，而开展这样的斗争之条件是否成熟，又成为革命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闽、赣两省成长为土地革命中心，根据毛泽东当时的解释，从区域角度看主要有两点：一是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与战争造成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可能，一是民主革命影响准备了红色政权产生的条件。[157]江西、福建作为国民政府中央统治力量及地方势力都相当薄弱的地区[158]，最为符合毛泽东所说第一个条件；而国民革命曾经在江西、福建掀起的巨澜，为中共在两省的组织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基础。因此，当国共合作破裂，中共独立开展土地革命时，其中心地区主要围绕着国民革命基本区展开绝非偶然。统治力量的薄弱、大山屏蔽的自然环境、国民革命运动打下的良好基础、赣南闽西背靠广东这一与南京政府保持半独立状态地区的特殊地理态势，为红军和苏维埃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条件，也是这里成为苏维埃革命中心区的主要原因。[NextPage]

强调赣南闽西成为土地革命中心的环境、力量因素，绝不意味着否认这里存在内在的革命动力。事实上，在农村贫困的背景下，这一要求在全国普遍存在，关键是，其是否能被调动和发挥。所以，虽然我们在东南尤其是江西、福建看到并不是十分畸形的土地占有，但并不影响这里成为土地革命的中心；而地主、富农在农村经济危机下遭遇的困境，也不能使他们免于革命的打击。黄仁宇的说法相当程度上窥到了症结所在：“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159]

其六，1920—1930年代中国苏维埃革命以土地革命为中心，这是广被承认的事实，也是本文一直在正面或侧面应对着的论题。但同时还应看到，苏维埃革命源流具有多样性，苏维埃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力、尊严、身份感，也是农民投身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原因。苏维埃革命前后农民的精神状态变化，当时多有反映。《申报》记者发现：“曾经赤化之人民，似具特性三点：一为不怕死，前几次国军进剿时，彼等皆远飏数十里外，鲜有敢冒险归来者。今则稍逃村外，微知国军能宽容，即联袂偕归。亦有敢越重围寻仇雠，以取甫归之难民首级者。浯塘村民，因割电线，曾被杀数十人以示儆，彼犹不怕，竟乘某连撤退之不备，以农具缴其枪，致遭血洗之祸。……三为创造性，譬之义勇队队长，及其他团体主要职位，农民竟敢与农民争夺，争得之后，对厥职亦多能自出心裁，处之裕如。”[160]天津《益世报》虽认为苏维埃革命破坏了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但又肯定：“四五年来农民知识渐有进步。例如匪祸前，农民不知国家为何物，更不知世界上尚有其他国家，今则知之；昔之认为须有皇帝以统治天下，至今则认为人民也可以管理国家；昔不知开会为何事，今则不但知之，且可选举委员，当主席。此外农民所知新名词亦不少。”[161]这种状况和苏维埃革命为普通农民提供的政治训练、社会角色、社会政治地位流动直接相关。资料显示，当时中共在各个群体中受到拥护的程度由高到低排列大致是：妇女、少儿、青年、中年、老年，而这恰恰和苏维埃革命前后权利、地位发生变化的大小是一致的。正如兴国高兴区一位出身中农家庭的女工所说：“以前女人是被男人管的，现在我们女人都不受男人的管理。以前女人‘话事’（说话——赣南方言，引者注）也不自由，现在我们女人可以在会场上演说。以前女人不能在外面做事，现在我们女人都热烈地参加革命工作。”[162]千百年来一直被忽视的普通农民第一次参与到社会政治活动中并成为主导者，其产生的影响、震动绝非寻常。事实上，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已对此给予了充分注意，而1937年中共土地政策改变后毛泽东仍强调“苏维埃形式上虽然改变，然在实质上没有多大的改变”[163]，其实也应和农村政治结构变动联系看方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只有充分注意到这些因素，我们才能对1920—1940年代中国广泛展开的农民革命作出更为全面的了解，虽然那又将面对着中国革命与农民社会政治地位变动这样一个更为复杂的话题。[NextPage]